四般書法院
❶ 廣東書法院的主要貢獻
2008年5月，廣東書法院正式啟動運作。一年多以來，在省文聯領導和社會專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屬廣東書法院於2008年11月8日至9日舉辦了首屆「廣東省書法精英創作研討會」，此次活動為廣東書法院以立足「新品味、高水準」拉開了嶄新的帷幕。2009年3月27日至29日，舉辦了「全國名家書法藝術雙年展」、「嶺南書法創作論壇」、「嶺南中國書法大講壇」「廣東書法優秀中青年書法家精品展」等一系列活動。2009年6月5日至7日我院與佛山南海廣東書法院創作培訓基地—黃岐京粵大酒店聯合舉辦了「首屆高級書法創作觀摩研究班」；2009年6月20日，廣東書法院與南海康有為書學院舉辦了書法交流筆會暨贈書儀式；2009年8月14日至16日，我院正在籌備沖刺「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獎·藝術獎」和「堯山杯蘭亭新人展」相關的「第二屆高級書法創作觀摩研究班」。廣東書法院創辦有《書法教育》報。《書法教育》報為月刊，每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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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第一課 美國法律制度介紹
第一部分 特徵與特點
美國既是一個非常新的國家也是一個非常老的國家。與許多別的國家相比它是一個新的國家。同時，它還因新人口成分和新州的加入而持續更新，在此意義上，它也是新國家。但是在其它的意義上它是老國家。它是最老的「新」國家——第一個由舊大陸殖民地脫胎而出的國家。它擁有最古老的成文憲法、最古老的持續的聯邦體制以及最古老的民族自治實踐。
美國的年輕（性）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點就是它的歷史肇始於印刷機發明之後。因此它的整個歷史都得以記錄下來：確實可以很有把握地說，任何其它國家都沒有像美國這樣全面的歷史記錄，因為像在義大利、法國或者英國過去的傳說中湮沒的那樣的事件在美國都成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一部分。而且其記錄不僅全面，還非常浩繁。不僅包括這個國家自 1776年以來的殖民時期的記錄，還有當前五十個州以及各州和聯邦（nation）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網路的歷史記錄。因此，據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美國最高法院判例匯編有大約 350卷，而一些州的判例匯編也幾乎有同樣多的卷數：想研究美國法律史的讀者要面對的是超過 5000巨卷的司法案例。
我們不能說一個文件或幾個文件就能揭示出一國人民或其政府的特性。但如果橫跨一百多年的千百萬個文件敲出始終如一的音調，我們就有理由說這就是其主調。當千百萬個文件都以同樣的方式去解決同樣的中心問題，我們就有理由從中得出可以被稱為國民特定的確定結論。
第二部分 普通法和衡平法
同英國一樣，美國法律制度從方法論上來說主要是一種判例法制度。許多私法領域仍然主要是由判例法構成，廣泛而不斷增長的制定法一直受制於有約束力的（解釋制定法的）判例法。因此，判例法方法的知識以及使用判例法的技巧對於理解美國法律和法律方法是極其重要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普通法就是由英國皇家法院的巡迴法官的判決所得出的普通的一般法——優於地方法。採納或執行某項訴訟請求是以存在法院令狀這種特殊形式的訴為前提的，而這就使最初的普通法表現為由類似於古羅馬法的「訴」所構成的體系。如果存在令狀（於 1227年），訴訟請求就可以被採納或執行；沒有法院令狀（為前提）的訴訟請求就沒有追索權，因而該訴訟請求也不存在。「牛津條例 」（1285年）禁止創設除了「個案令狀 」之外的新令狀，這種「個案令狀」使該制度變得較為靈活了，而且導致了後來合同和侵權法的發展。
對於訴的形式的嚴格限制及由此產生的對追索權的限制導致了衡平法和衡平判例法的發展。「衡平」的一般意義就是尋求「公平」，即公平且善良地裁決，它最初是由國王，後來由作為「國王良知守護人 」的大法官頒行，以便在艱難的案件中提供救濟。但是到了十四世紀，衡平法和衡平判例法發展成了一個獨立的法律制度和與一般的普通法法院一爭高下的司法系統（衡平法院）。其規則和格言變得非常固定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不像在其它法律制度中一樣靈活。衡平法的特點有：以特定履行（或實際履行）的方式提供救濟（與普通法提供補償性損害賠償金的救濟方式形成對照）；強制令（為或者不為某項具體行為的臨時或者最終法令）；滲透了整個法律制度並且能在許多場合下揭示現代法律概念的起源的所謂的衡平法格言的發展。不過，一般都是只有在普通法救濟不充分時，才會出現衡平法救濟。比如，優於普通法損害賠償金被認為是不充分的，這是因為考慮到不動產所具有的唯一性，這些賠償金無法補償不動產購買人（的損失），就可能判以特定履行購買不動產。
與普通法一樣，衡平法通過司法接納或通過明確的制定法條款，成了美國法律的一部分。目前，這兩個法律制度在許多美國司法管轄區中得以融合（始於1848年的紐約），因而，在這些司法管轄區以及聯邦的實踐中只存在一種形式的民事訴訟。只有為數很少的州還保留著單獨的衡平法院。盡管如此，提及這一歷史演變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為它一方面解釋了許多當代法律概念（如財產法中的所有權分割）的起源和意義，另一方面，它仍然與做出某些裁決有一定的關聯，比如是否有權獲得陪審團的審理（這僅發生與普通法的訟案中，在其它案件中僅由法官審理）。另外，這種區別將決定「通常的」普通法賠償金救濟是否適用或者是否可以使用「特別的」衡平法特定履行救濟。
「判例法」代表了整個的法官造法體系，而且在現代還包括了普通法和衡平法先例。在不準確的和令人迷惑的用法中，「普通法」和「判例法」這兩個術語通常被當作同義詞來使用，在這里，「普通法」這個術語一般代表著法官制定的法，以示區別制定法。 「判例法」總是代表著法官制定的法律，而 「普通法」則相對來說，根據想表達的意思不同，要麼代表普通法主題事項（即具體問題）上法官制定的法律，要麼在更廣范圍內指所有法官制定的法律。
第二課 法律職業
第一部分 律師協會
法律職業的規范主要是各州的事務，每一各州對於執業許可都有其自己的要求。大多數州都要求三年的學業和法律學位。各州自行管理本州申請律師資格的書面考試。不過，幾乎所有的州都利用 「多州律師資格考試」，這是一種長達一天的多項選擇測試，在這項考試之外，各州還會再增加一次主要是關於其本州法律的時長一天的論文考試。大多數申請人都可以通過第一次考試，而且許多失敗者都會在下一次考試中通過。每年有四萬多人通過這些考試，在經過人品調查之後，他們便可獲准在相應的州執業許可。在獲得許可之前或之後都不要求實習。到各聯邦法院執業的許可規則互不相同，但一般來講，那些獲准在州最高法院執業的律師在辦理一些無關緊要的手續之後即可獲准在聯邦法院執業。
律師執業范圍通常僅限於一個地區，因為盡管律師可以代表當事人到其它地區辦理事務，但是一個人只能在其獲得許可的州內執業。人們習慣僱用本州的律師辦理其它洲的事務。但是，只要一個人已經在其獲得職業資格的州執業達一定時間（通常是五年），那麼他移居到另外一個州時通常無需考試便可獲得執業許可。
律師不僅可以從事法律事務，還允許從事任何其他公民能從事的事務。執業律師在企業客戶的董事會中工作、從事商業或者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律師即使在成為法官、政府或者私人企業集團的雇員或者法律教師之後仍然是律師協會的會員，他們可以辭掉這些其它事務，回頭開始私人執業。為了在工商業中擔任重要的執行職務而放棄執業的律師人數相對較少。這一職業中的流動性和公共責任感的一個例證是哈蘭·菲斯克的職業生涯，他曾多次成為一名紐約州律師、一名教授和哥倫比亞法學院院長、美國總檢察長和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律師並不按照職責進行正式的劃分。在英國對訴訟律師和非訴律師的區分並沒有移植到美國，既不存在擁有特別或者專有出庭權的職業群體，也沒有專門製作法律文書的職業群體。美國律師的業務范圍包括出庭辯護、咨詢和起草文書。另外，在被廣泛地成為 「法律執業 」的范圍之內，律師的業務范圍是專有性的，不對其他人開放。在出庭辯護領域，這種規則非常清楚：任何個人都可以代表其自己出庭，但除了一些基層法院之外，只有律師可以代表他人出庭。不過，律師不得代表他人參與一些行政機關設立的具有司法性質的正式程序當中。在咨詢和起草法律文書領域的界限並不是太清晰，比如在在聯邦所得稅領域的法律執業和會計執業之間就是如此。但是，紐約最高法院的一個裁決表明了大多數美國法院的嚴格標准，該裁決認為，一個獲准在外國執業單位獲准在紐約執業的律師不得在紐約對客戶提供法律咨詢，即使該意見僅限於該律師獲准執業的該外國的法律。但是，一個外國律師可能獲准在一個州執業，而且無需獲得許可便可以以一個外國法律顧問的身份向美國律師提供法律咨詢。
第二部分 私人執業中的律師
每十五個執業律師中有九個（明顯的多數）都是單獨執業者。剩下六個在律師事務所執業，這些所一般是合夥制。這六個律師中有四到五個都是合夥人，其餘的為非合夥律師（僱傭律師）。這種集體執業的趨勢只是在近年來才開始出現。十九世紀的大多數時間內，律師執業都是非專業化的，其主要內容是辯護而不是咨詢和起草法律文書，因此美國律師的最早形式是單獨執業。明顯的專業化出現於十九世紀後期金融中心附近的大城市裡。隨著出現大型的企業、龐大的政府和大規模的勞工，律師的工作本身要適應客戶對解決爭端以及專業咨詢和起草法律文書等預防性法律事務的需要。出類拔萃的律師都被吸引到這一領域，而且律師職業領導的重心轉向了那些很少出庭的從事顧問、做計劃以及從事談判的人。現在，律師認為不斷熟悉客戶的業務問題並參與其政策制定的各個步驟已經成了一種正常、合理的執業形式。
第三部分 專職法律顧問
每二十個律師當中有兩個受雇於私人企業，如工業公司、保險公司和銀行。他們通常在企業的法律部門工作，作為專職或者企業法律顧問。公司規模的擴大、業務的復雜以及政府管制所產生的問題的多樣化使得這類企業需要在企雇員中有受過法律培訓的人員，這些人同時還非常熟悉企業的具體問題和情況。在一些大公司中，法律部的人數可能超過百人。該部門的主任，也叫總法律顧問，通常是公司的一名高級職員，可能供職於重要的決策委員會，甚至是董事會成員。專職法律顧問也是律師協會的成員並有權出庭代理訴訟，盡管公司打官司通常還是回請外部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但是，專職法律顧問的特長是咨詢而不是訴訟代理，這是他的一種寶貴資產。由於不斷接觸僱主的各類問題，專職法律顧問的理想定位是預防性法律事務，它還可以根據要求向公司就其對公眾和國家更為廣泛的義務提供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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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法院起訴書模板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起訴狀應當記明下列事項：
（一）原告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聯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聯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別、工作單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等信息；
（三）訴訟請求和所根據的事實與理由；
（四）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住所。
(3)四般書法院擴展閱讀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二）有明確的被告；
（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
（四）屬於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條，起訴應當向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並按照被告人數提出副本。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由人民法院記入筆錄，並告知對方當事人。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三條，訂立勞動合同，應當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願、協商一致、誠實信用的原則。依法訂立的勞動合同具有約束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應當履行勞動合同約定的義務。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七條，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即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用人單位應當建立職工名冊備查。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八條，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時，應當如實告知勞動者工作內容、工作條件、工作地點、職業危害、安全生產狀況、勞動報酬，以及勞動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況；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十條，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用工前訂立勞動合同的，勞動關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九十條，勞動者違反本法規定解除勞動合同，或者違反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保密義務或者競業限制，給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❹ 法院判決書電子版和紙質版
法律分析：按照先行送達的時間作為生效時間。法律文書一般採用郵寄送達，隨著法律服務網路的發展，通常在立案時，法院會讓當事人選擇送達方式，勾選電子送達的，法院一般會優先選擇電子送達。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一百四十八條人民對公開審理或者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一律公開宣告判決。當庭宣判的，應當在十日內發送判決書;定期宣判的，宣判後立即發給判決書。
宣告判決時，必須告知當事人上訴權利、上訴期限和上訴的。宣告離婚判決，必須告知當事人在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結婚。
❺ 中國書法院屬什麼單位是不是國家級的
聽這個名字只是一個民間的組織，硬是要說國家級的話應該是屬於國家文藝相關單位的
❻ 中國書法院的人員構成
中國書法院原名譽院長為全國政協九屆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師范大學教回授、博士生導師啟功答先生，現名譽院長為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沈鵬。著名紅學家馮其庸，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劉炳森，首師大教授、博士生導師歐陽中石，中央美院原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朱乃正擔任中國書法院顧問。王鏞（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擔任中國書法院院長，李勝洪（中國書法家協會創作委員、國家一級美術師）擔任副院長。王鏞先生於2012年退休以後，由管峻任院長。
中國書法院首批聘請國內在學術領域具有很高成就和重要影響的書法理論家，或在藝術創作方面卓有建樹的書法家孫伯翔、張景岳、王澄、何應輝、黃敦、叢文俊、王友誼、樂泉、石開、沃興華、謝涇廉、陳振濂擔任研究員；聘請近年來在書法創作與理論研究方面顯示強勁實力、脫穎而出的曾翔、劉彥湖、李曉軍、蔡大禮、於明詮、張羽翔、白砥擔任副研究員；特別聘請了在藝術上有較高水平且具有重要影響的各界知名人士邵秉仁、唐雙寧、呂章申、胡抗美、王家新、蕭風擔任特約研究員。共同組成一個力量雄厚的書法創作和理論研究集體。
❼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 是個正規國字學校么 靠譜么
靠譜都不止啊，你想考還不一定能考上呢。人家那裡的老師隨便拉一個出來都是個人物啊。
❽ 梁慧星《民法總論》第四版書評。
為權利而斗爭《民法總論》書評
「為權利而斗爭」，這已在法學界耳熟能詳的六字真言，源自於120多年前德國偉大的民法學家耶林同名著述《為權利而斗爭》。「法的目標是和平，而實現和平的手段是斗爭」，「法不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因此，正義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權利的天平，另一隻手握有為主張權利而准備的寶劍。無天平的寶劍是赤裸裸的暴力，無寶劍的天平則意味著法的軟弱可欺。」[1]耶林如是說。然而耶林似乎已經遙遠，我們僅僅嗅到的是那種詩歌式的論述，斗爭式的激情，自信的國民感情。但梁先生卻是親近的，梁先生的《民法總論》中處處都體現著作為一名學者的使命——「為權利而斗爭」。自己真正理解「為權利而斗爭」的精髓是在三讀梁慧星先生《民法總論》之後的，確切說，我已記不清咀嚼《民法總論》多少遍了，但卻可以肯定的是每每讀過此著，思想上依然可以時時翻新，而這些翻新與提升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於是成為了「三讀」。眾所周知的王國維在論治學之道時談到的著名三個境界，竊以為，研讀梁先生的書亦不外如此：一讀，「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自己拿著三百多業的小薄冊子，避開喧囂的人群，獨處一室，著實品嘗一番，於是走進了民法的殿堂；二讀，「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突然發現，文縐的語言，細致的情感，已經超越了知識和教材的約定，便不得釋手、帶著激動的心情反復研讀了；三讀，「眾里尋他千網路，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不知不覺，帶著問題讀了學多民法著述，重新翻閱梁先生的《民法總論》，讀到的卻是作為一個學者孜孜不倦的、為中國民法而斗爭的決心和氣魄。
一 、佈道者說：什麼是民法、什麼是權利
九州之民法進程，緩慢而艱難，經數次編纂，觀目前，漸成體系。然仍需進一步完善，應采民商合一，權利本位，繁榮市民生活。[2]梁先生在這本著述里猶如一名佈道者，告訴人們民法雖然是個舶來品，就連它的名稱也取自東瀛[3]，但是關於市民生活的法是世界各國都規定，不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不論是近代民法還是現代民法，只要存在市民生活，存在理性的人就應該存在民法。梁先生沒有直接告訴人們民法是什麼，沒有像其他教科書似的注釋法條的規定說，「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他先給人們勾勒出一幅美麗的圖畫，告訴人們這幅圖畫的由來，這幅圖畫的布景，這幅圖畫採用的手法，用的材料，所體現的意義，帶領人們去欣賞她，使人們在不知不覺地陶醉中領略了民法的要義。就是這樣，絲毫沒有強權的灌輸，沒有權威的厲色，使讀者們更多的是法學的愛好者們儼然是漫步在民法花園之中，循著民法的語源、外延、民法的發展、構造、編纂、法源的足跡追溯，來到一棟奇妙樓閣面前，帶著好奇心想進去。於是，梁先生如武林高手稍加論理似的點撥，民法的本質赫然在讀者的面前。
首先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按照黑格爾所說的市民，就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經濟人」，「因此，把它所說的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人社會，亦無不可」，（頁31）馬克思所謂的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社會中每一個獨立的人也就擔當著雙重角色，他既是市民社會的成員，也政治國家的成員。在市民社會中，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頁32）然後民法又是私法。這是相對於公法的劃分，「易於確定法律關系性質，應適用何種法律規定，應採用何種救濟方法或制裁手段，以及案件應由何種性質的法院或審判庭受審，應適用何種訴訟程序」。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廣告法中，廣告發布者、廣告經營者雖然沒違反廣告審查的義務和核實義務，對消費者的損失依然承擔責任，除為證明自己沒有過錯，但絕對不能以沒違反廣告法上的義務為抗辯事由，因為違反廣告法的義務應承擔公法上的責任，不能用公法上責任的承擔代替私法上責任的承擔。而非「打了不罰，罰了不打」，怎能不使讀者們聯想到我國目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時，不能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請求，這是一個多大的歪曲和疏漏呀。書中強調，要提倡私法自治，「即在民事生活、經濟生活領域，由當事人自己協商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原則上國家不直接干預，只在當事人間發生糾紛不能通過協商解決時，國家才出面進行『第二次性的干預』，亦即由司法機關以仲裁者身份對當事人間的糾紛作出裁判。」（頁36）最後，書中指出民法為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民法為實體法。於是乎，人們可以真切的體會到民法這一奇妙樓閣的韻味。尋求民法發展的歷史，梁先生自然而然的道出我們現在民法應堅持以權利為本位，輔之以社會本位。
在梁先生的這本著述里，權利是貫穿始終的線索。不論是民法的構造，還是民法的本質；不論是民法的基本原則，還是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不論是權利的客體——物，還是權利的變動——行為等等，都與權利休戚相關。那麼，權利是什麼？梁先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所謂權利，指得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也。」（頁76）進而用比較的方法解構權利的本質，從切實的眼光透視給我們權利必須結合「法律之力」才能保護「特定的利益」，絕非引用自然法上的權利抑或應然上的權利。解構的目的是進行組合，於是闡釋了民法中權利最重要的兩大權利，「物權為直接支配其標的物而享有其利益的排他性的權利。其中『支配其標的物而享受其利益』，即所謂的特定利益，而『直接支配』和『排他性』，即法律上之力。再如，債權為請求特定認為特定行為之權利。其中『特定人為特定行為』，即特定利益，而『請求』及法律上之力。各種權利，莫不如此。」（頁78）財產法就是從這兩大權利演繹開來，形成了物權法體系和債權法體系，他們與親屬繼承法一起構成了民法的體系。可以說，權利是民法的精髓，尤其是在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建設的今天，要堅持「以權利本位為主，社會本位為輔的立法思想」。（頁46）在著述中，梁先生闡釋了民法的基本理念與基本原則，認為民法應倡導私法自治，強調當事人平等，在市場經濟中遵循合同自由的原則，允許當事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決定締結合同關系，為自己設定權利或對他人承擔義務，任何機關、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然決不能違反公序良俗，倡導民事生活的誠實信用，醇化社會道德、經濟道德，禁止濫用法律賦予的權利，從而達到個人、社會、國家協調的發展。（頁46－53）游刃在這奇妙的花園中，使我們忘卻了民法、權利教科書式的概念，但卻把民法的精神、權利的精神銘記在心，園子中的芬芳、樓閣的美麗已經不可磨滅的印在每個讀者的腦海中。這時，又有誰會去不適時宜的宣揚民法、權利教科書似的概念，它們在你的心中，在每個讀過這本著作的人們的心中就足夠了。
然而佈道者並沒就此嘎然而止，或循序善誘或醍醐灌頂。我們初拿這本書都會有天生的愛好，區區的三百二十頁，只要花些許時間就能走過一遍。這未嘗不是佈道者的良苦用心，他不希望用資料的堆砌來換得別人送來的博學多識，更希望的是每個人都能體會、理解、最後產生動力去自我更新。因此這本著述成為了經典，經典是因為字字珠璣。這是毫不誇張的，梁先生每拋出一種觀點或一段說理都背後都蘊含著大量的理論支持。比如在談到誠實信用時先生著有《誠實信用原則與漏洞補充》[4]一文，在談到近現代民法時先生有《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二十世紀民法回顧》[5]一文，在談到物、物權行為及區分原則、取得實效時先生有《制定中國物權法的若干問題》[6]和《物權法的立法思考》[7]兩文，同時還有合著的《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8]，在談到我國民法典的編纂及所採用的體系時有《當前關於民法典編纂的三條思路》[9]、《制定民法典的設想》[10]等文。在本著最後一章談到民法的解釋時已著有《民法解釋學》[11]。同時梁先生不遺餘力的擔任《民商法論叢》的主編，《法學研究》雜志主編，潛心著述了《中國民法經濟法諸問題》[12]、《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一二卷[13]、《中國物權法研究（上、下）》[14]（合著）。而這些學術活動及論著使得梁先生的這本《民法總論》得以提升和概括，每一句話與都是經過充分的學術論證和討論的結果，每一部分都考慮到當代最先進的民法學成果。就像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賦》中描述東家之子的相貌時說的，「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梁先生此著篇章恰當好處，文字經典，不可不謂「一字千金」。
佈道繼續著。梁先生在此著中專設一節談民法學及其學習方法[15]，這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對於初學者來說，猶如大海里的燈塔，指引航行的方向。這便是著者與讀者最為貼近的交流，這便是佈道者與受道者深情的對話。梁先生把民法學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學者對民法規則（民法立法、習慣、判例）進行整理並依一定的邏輯順序所構成的體系。」學習這部分「我們可以了解什麼是民法，民法的性質、人物、作用，特別是掌握民法的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體系」，第二部分是，「關於解釋適用民法的方法和規則的理論，叫做方法論」，「無論是從是民法教學和理論研究的學者，或者是從民法裁判和訴訟實務的法官、律師，其民法素養和民法實務能力的高低，載具有了比較扎實的民法知識基礎上，關鍵就看他（她）是否熟練掌握了解釋適用法律的方法、規則和理論，亦即看他（她）是否掌握了現代民法方法論」，第三部分是，「學者運用民法方法針對假設的或者實有的案例，所提出的具體解釋意見」。這三部分分別被稱作法源論、方法論、解釋論。在梁先生受讀者以「魚」時，又授給讀者以「漁」，已經超越了佈道。他提倡交替採用 「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的學習方法」和「從具體到抽象、從特殊到一般的學習方法」，「為了掌握民法的基本結構和整個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體系，須采第一種學習方法，精讀一、二中較好的法學教材或者體系書。在此基礎上再採用第二種方法，閱讀一些民法實例演習著作」，「然後再讀一些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專題研究著作和專題研究論文」，「並且，在具有比較扎實的民法知識的基礎上，應閱讀民法方法論著作和民法判例研究論文」。這已經超脫了教材和論述，我們讀到的是作為中國民法大家對後來者的諄諄教導，甚至他在你的耳邊告訴你，在學習時要注意「循序漸進」、「學而時習之」。我們更讀到的是作為學者的那種使命感，要讓讀者真正領會它的精神，真正在讀書，用心良苦。
這一讀，如春暖花開，又如醍醐灌頂。摩西帶著它的子民穿越了神的恩典，把追來的敵兵留在合攏的滔滔海水之中，走出了埃及。民法是什麼？權利是什麼？這無須去解釋了。讀者眼前是無窮的希望，他們已經走出了對民法無知的沙漠。
二、善待理性、自由和權利
中國的民法體系與德國式的體系有著不可割捨的淵源。從清末以來中國公布的民法典均為德國式的，或由於學習日本，而日本又仿效德國，或由於新中國成立後學習蘇聯，而蘇聯又參照德國法典。在德國，他們崇尚結構主義、理性主義，相信通過嚴密的邏輯推導便會得出正確的東西。然而理性並不是絕對的、完全可信的，人類社會的很多事情並不能夠用理性說得清。民法最極端的形式是它假設了兩個前提：它假設每一個人都是合理的利己主義者，既合理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它假設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即每個人對個人的利益進行最佳的判斷。然而這也導致了一些正確觀點的忽視，比如馬克思•韋伯認為的市場社會中的合同自由已經造成生活中的強制性程式化的增加，在不可避免的完全冷酷的形式中，必須融入到市場斗爭的純經濟「規律」之中；凱爾森認為的，「保持這種觀念是正確的，即法律主體作為主觀權利的載體而存在，換言之，主觀權利應為私人所有權，其系客觀的即實證的、經由人類創造並可變更的權利，此中存在應是一個先驗范疇、應是一項制度，在該項制度中，法律制度的內容具有不可逾越的框架」。[16]誠如現代民法要求的修正那樣，完全的依賴人類理性塑造成的民法已經不能滿足現代經濟、社會生活的要求。抽象出來的人格讓位於具體的人格，「其典型的例子，是在勞動法上形成了勞動者的具體人格，由僱傭契約的主體成為服從團體法理的勞動法的主體」、「為了阻止大企業壟斷的弊害，經濟法和反壟斷法，成為著眼於企業的規模、業種的獨立的法域。此外，在消費者保護法及環境保護法上，消費者和公害的受害者，成為獨特的法人格類型。」因此，似乎應當善待理性。不要賦予「理性」太大的使命，使得「理性」不堪重負。
論著中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可以說明梁先生是要求人們善待理性的，那就是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無因行為與有因行為的闡述。物權行為一直被德國的民法學界稱之為一個創舉，這是純粹理論抽象的產物，它可以很好的對應債權法和物權法的劃分，對法律行為的概念進行了很大的支撐。並且把意思表示分析得淋漓盡致，用公示代替表示行為，這完全是嚴密邏輯的推導。然而梁先生並沒有完全繼受這種理性，提出了物權變動與原因行為區分的原則，對「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一體把握，將處分行為納入債權合同，將物權變動作為債權合同直接發生的效力。」（頁183）我們姑且不問物權行為這一目前討論十分熱烈且又不能定論的理論能否寫進我們的民法典，我們也姑且不論物權行為到底能給我們的經濟生活帶來什麼，單是從善待理性的角度出發，物權行為在中國是否有適用的餘地、是否符合中國人民的法感情、是否有替代的原則加以彌補不承認物權行為的缺失。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也是這本專著提出的問題。不可置否，梁先生雖然不承認物權行為應採納與國家立法之中，但是他沒有放棄私法自治的理念，「在私法自治范圍內，法律對於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即以其意思爾夫與法律效果；以其表示而賦予拘束力；以其意思表示之內容，遂成為規律當事人行為之規范。」（頁176） 這給物權行為成立創造了空間，並沒有完全的否認它，僅僅是拋磚引玉，更多的是留給讀者廣闊的空間去加以思考，留給後來人去填補。
這本著作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就是用專節來講法律行為的解釋。「法律行為的解釋亦即意思表示的解釋，即對於意思表示內容含義所作解釋」，（頁211）然而「人們傾向於話語制度觀點。依據此種觀點：話語處在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法學的基礎在登記的關系之中。根據話語理論，不受控制的交互行為作為一種機會，其保障的是那些在合同談判中甚至在法庭上亦可展開的內容。」[17]有時候語言決定了行為的後果，很多時候不是個人的理性就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或者說一個人的理性想要達到的結果卻因為語言的歪曲、對方的誤解、傳輸的失誤而大相徑庭。比如，一個北方人在福建買地瓜（在北方一般指紅薯），然而福建人卻給了他一個馬鈴薯（因為馬鈴薯在福建許多地方稱作地瓜），顯然這是雙方當事人理性不能夠達到結果，因為向各地方的語言存在很大的差異，進而導致這樣的結果；再如，傳說三國的諸葛亮為了祭瀘水的鬼神，又不想勞民傷財，於是創造了滿頭（即用麵包住肉餡做成頭的形狀）祭奠，最後平息了瀘水洶濤。但是，按照很多北方的語言文化，饅頭是指那種實心的沒有餡的麵食，然而至今那方很多城市仍沿用諸葛氏的那個定義，結果避免不了誤解。此著繼續闡述，「解釋法律行為之目的，在探求當事人於意思表示中所表示的真意。惟需注意，此所謂當事人之真意，非指當事人內心之效果意思，而是指表示上的意思表示。……在解釋方法上一方面規定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另一方面又規定不可拘泥於所使用之詞句。」（頁211）這是很有必要的，很多情況下由於語言的問題使得理性受到限制，而法律確切說是人們對理性認知決不能達到絕對真實的境界，於是就要設定義中規則，這就是對人們理性所謂的法律行為進行一定的解釋，最終達到法律所要求的效果。於是應該按照這樣的方法來善待人們的理性，解釋法律行為。首先需要文義解釋，即通過對法律行為所使用的文字詞句的含義的解釋，以探求法律行為所表達當事人的真實意思。然後是整體解釋，指對合同各個條款作相互解釋，以確定各個條款在整個合同中所具有的正確意思。還不行的話，目的解釋就浮出了水面，如果法律行為所使用的文字或某個條款可能作兩種解釋時，應採取最適合於法律行為目的的解釋。還有習慣解釋，即法律行為如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詞句有疑義時，應參照當事人的習慣解釋；公平解釋，以法律行為所使用文字詞句，有兩種不同的含義時，若是無償法律行為，應按對債務人義務較輕的含義解釋，反之若是有償法律行為,則應按對雙方均較公平的含義解釋。如是格式條款應按對決定條款一方不利的含義解釋；誠信解釋，解釋法律行為時應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頁212－216）按照這樣的方法進行了下去，也許或者是一定沒有窮盡絕對的真意，無法完全依靠理性，那麼，法律只能做到這些了，法學要求我們做到這些就足夠了。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們承認不可絕對探知法律行為的真意，但是我們卻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或者法學認可的方法（如上面法律行為解釋的方法）來最大限度的達到或者達到法律認可、當事人心服口服的程度，這完全是對理性的善待，這決不同於空喊尊重理性卻不去探知它。
我們經常在生活中把自由和權利「混為一談」，就是在法學中的自由和權利兩個概念也往往交織在一起，「可以把權利理解為自由，即法律允許的自由——有限制、但受到法律保護的自由，每一個真正的權利就是一種自由；包括權利主體的意志自由和行動自由，主體在行使權利是不受法律上的干涉，主體做或不做一定行為不受他人的強使。」[18]德國羅馬法學者溫特夏德認為，權利的本質為意思之自由，或意思之支配。即權利為個人意思所能自由活動或所能自由支配的范圍。可以看出，即使在法學專家看來，這種權利和自由都是分不開的。根據哈耶克的觀點，自由是「價值」上的東西。[19]而權利從某種意義上是現實的被法律所認可和保護的利益，這種利益具有自由的屬性。
我們從梁先生這本專著中可以見微知著地看出，真正理解民法是需要樹立善待自由與善待權利的理念。首先，現代民法的發展出現了合同自由的限制和所有權絕對的限制。自由競爭，為近代社會之活力源泉，但也帶來社會的許多弊害。所謂「私法的公法化」，即為了防止和糾正這些弊害而對交易進行公法的規制，造成了契約制度衰退的印象。而對土地所有權的公法規制，即對某些生活物資的統制，使所有權具有社會性。即所謂所有權附有義務。禁止權利濫用的法理之發達，也突顯出所有權的社會性。（頁5）而在闡釋合同自由原則是立於平等原則之後的第二個原則，可謂平等是民法中的最高原則，而合同自由是指「在法律允許范圍內的自由，並非不受限制的自由，不允許濫用合同自由以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公益」。（頁50）善待自由和權利要求每個人決不能放縱自由和權利的行使，必須遵守誠實信用原則、禁止權力濫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因而這三個原則成為了民法中具有裁判性的原則，這類原則不僅表明了憲法的態度，如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第5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密，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同時，它還告訴人們自由和權利是有一定限度的而非恣意妄為的。沒有絕對的權利和自由，只有遵守這些原則的自由和權利才是真正的自由和權利，才是民法得以倡導和維護的自由和權利，否則必會得到放縱的代價（自己責任、過錯責任就從此來）。同時這種善待的自由和權利將成為解釋民事法律法規的依據、補充法律漏洞、發展學說判例的基礎。民法之所以需要規定公序良俗原則，是因為立法當時不可能預見一切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為而作出詳盡的禁止性規定，故設公序良俗原則，以彌補禁止性規定之不足。公序良俗原則，性質上為授權型規定。目的在於，遇有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社會道德秩序的行為，而又缺乏相應的禁止性法律規定時，法院可直接依據公序良俗原則認定該行為無效。（頁229）而誠實信用具有指導當事人行使權利義務的功能，同時還具有「解釋、評價和補充法律行為的功能；解釋和補充法律的功能」。如果適用誠信原則，與適用判例，得出相反的結論，則應適用誠信原則，而不適用判例。此種情形，應依法定程序變更原有的判例。（頁293－295）權力禁止濫用原則具有這樣的功能：第一，作為侵權行為的判斷基準，第二，使民事權力的范圍明確化，第三，據以縮小民事權利的范圍，第四，強制調停權利人與他人的利益沖突。權利濫用之效果，以承認權利存在而否認其行使為原則，而以權利喪失為例外。[20]
在此著中，有一個例子可以形象地說明，要善待自由和權利，否則將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權利，將受到民法否定性的評價。在介紹目前炙手可熱的名譽權時，論著提到創作自由與名譽侵害的問題，認為「作家的創作自由和人民的人格權均受法律保護。法律也不僅指作家以社會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作為創作素材，甚至不禁止所謂紀實小說，但法律要求作家在將這些真人真事寫入小說時，應盡合理的主意義務以盡可能地避免給所涉及的人的名譽、隱私等人格權益造成損害。……保護人民的人格權不受損害，不僅是作者在行使創作自由時應負的義務，也是出版社在行使出版自由時應負的義務，」否則，承擔侵權的責任。[21]「我以這樣的角度討論和主張言論自由，並非完全免除了言論者的責任；相反，這種分析恰恰提出了文學藝術、新聞報道以及其他有權有勢的知識界和職業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更應當注意職業的道德自律。……他們必須理解到，社會之所以將初始權利配置給了他們，並不是由於他們個人有什麼天然的優越，而是社會為了避免一種更大的傷害；他們應珍惜這種自由和理解自身的責任，應當格外注重職業道德和道德自律，這並不是要限制他們的權利，而恰恰是為了更好地行使這種自由權。」[22]
這一讀，為讀者懵懂的眼睛照亮了畫面的色彩。開始了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煥發出無窮的興趣，才發現原來看到的條條框框的概念以及自認為公理性的東西都應該加以懷疑，我們應該重新審視理性，善待自由和權利，退一步真的是豁然開朗、海闊天空。
三、為權利而斗爭便是為法律而斗爭（代結語）
我國古代著名的理學家張載曾說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一直被人們廣為引用的並經常作為知識分子的座右銘，喊出了知識分子的豪情壯語，體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德國的大哲學家費希特還在耶拿大學對學者的使命做了專門演講，並著有曠世之名著《論學者的使命》，他提出，「就學者的使命來說，學者就是人類的教師」，學者「應當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他應當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梁先生就是這樣要求自己的，他堅信「為權利而斗爭就是為法律而斗爭」，在論著中他借用了耶林這一「名言」並論述了如何為權利而斗爭，借他人之語來抒發自我的感情。「無論是個人的權利，民族的權利，或一切權利，無論是私法，公法或國際法，都需要用斗爭去抵抗對權力的侵害，都需要用斗爭去使紙上的法變成獲的法、具有生命的法。」（頁89）張載似乎柔和一些，作為末儒僅僅是一種內心獨白。而費希特似乎更直白一些，「學者影響著社會，而社會是基於自由概念的。社會及其每個成員都是自由的。學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響社會。學者不會受到誘惑，用強制手段，用體力去迫使人們接受他的信念……社會的每一個體都應當根據自由選擇，根據他認為最充足的信念去行動。他在自己的每一個行動中都應當把自己當作目標，也應當被社會的每個成員當作這樣的目標。誰受到欺騙，誰就是被當作單純的手段。」 [23]梁先生卻選擇了「斗爭」，他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著學者的使命，他告訴人們「為權利而斗爭，這是權力這對自己的義務……權利主張，是人的精神的存在條件！不敢於主張權利，等於自貶其人格！權利的完全放棄，等於精神的自殺！」「為權利而斗爭，也是權利者對社會的義務。……他已不再是為一己之利而斗爭，而是為法律的實現而斗爭！為法律的生命而斗爭！為國家的法律秩序而斗爭！」梁先生語重心長有道出「目前中國正處在立法高峰時期，在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規的同時，充分重視人民發感情與法意思的培育，充分重視法律的實現問題，無疑具有格外重大的意義！切切不可以紙上的法律之完善為追求目標！」（頁89－90）
這個不知道是第幾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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❿ 中國書法院的機構性質
為了推動我國書法藝術的理論研究與創作，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於2004年11月26日在北京正式掛牌成立。國家文化部有關領導，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家協會的領導以及書法界代表百餘人參加了成立大會暨掛牌儀式。儀式由中國書法院副院長李勝洪主持，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副主席邵秉仁，國家文化部科教司副司長王豐，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呼世安、高顯莉，中國書法家協會黨組副書記、學術委員會主任張傳凱、中國書法院院長王鏞、中國美術創作院院長郭怡宗等到會，並向被聘為中國書法院研究員、副研究員的20多位著名書法家頒發了證書。出訪澳門的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沈鵬和在外地的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特別致意表示祝賀。日本篆刻家協會、新加坡書法家協會、韓國世界書法聯盟等書法機構和國內書法組織以及《中國書法》雜志、《書法導報》等刊物共102個單位發來了賀信、賀電。
中國書法院的成立是書法界的一件大事，將對書法這一中華傳統藝術的未來發展產生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它標志著中國書法創作與理論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與努力，由傳統模式向現代轉型的最終完成，書法藝術的獨立地位的最終確立以及書法學科建設的完備與成熟，並將為書法藝術步入合理的、良性的現代發展軌道提供強有力的實踐指導和學術支持。
中國書法院將堅持黨的「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在「三個代表」思想指引下，以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蓬勃發展為時代背景，以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雄厚實力為重要依託，發揮自身優勢，開展書法創作、學術性專題展覽與研討，以及書法史、書法理論研究、高層次書法教育等方面的活動。中國書法院的成立，將有力地促進我國書法藝術事業的繁榮與發展，為弘揚民族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