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博爾頓

❶ 趙立堅回應記者你的問題問錯了人是怎麼回事

6月24日，有記者提問，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新書稱，特朗普想拿孟晚舟作談判籌碼，如果中國在貿易上讓步，則可取消對孟晚舟的起訴，中方能否證實？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書中提到的有關內容，你最好去問美方。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

(1)法院博爾頓擴展閱讀

孟晚舟引渡案日程確定：

中國日報報道，當地時間6月23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和孟晚舟引渡案的控、辯雙方達成共識，對引渡案的全部日程進行確認，同意於8月17日恢復引渡聽證會，對加拿大和美國當局提供的信息的證據可採納性進行討論。

而關於美加是否濫用司法程序的辯論將於2021年2月16日開始。該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爾姆斯之前曾表示，她希望在2021年5月之前結束此案。

❷ 中國為什麼與蒸汽機擦肩而過

英國采礦業的急迫需求、前人的技術積累、專利保護觀念的深入人心、瓦特合作者博爾頓的商業頭腦等諸多先決條件，才奠定瓦特的成功。

1923年11月，倫敦蓓爾美爾，一輛以蒸汽機汽車拋錨了。20世紀初，蒸汽機汽車依然風頭正健，但逐漸敗給內燃機汽車。

當時，有關蒸汽機的研究存在兩種不同思路，一種是薩弗里利用真空抽水的方法，另一種則是試圖用蒸汽推動活塞，將熱能轉化為機械運動。後者的代表人物是出生於法國的物理學家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1690年，帕潘在德國萊比錫市《教師學報》公布了他的發現：蒸汽冷凝之後會產生真空，汽缸外的大氣壓會使汽缸內部出現某種機械運動。隨後，他發明了對後來的蒸汽機至關重要的一個部件——活塞。

帕潘並沒有真正發明出蒸汽機，而紐科門不僅巧妙地利用了帕潘的發明，還設計了另一個對後來蒸汽機至關重要的部件——橫梁。橫梁類似一個能夠上下擺動的蹺蹺板，一面連接活塞，一面連接汽缸。當汽缸充滿蒸汽時，橫梁翹起，讓負責吸水的活塞處在最低端。蒸汽凝結為水後，汽缸體積縮小，在橫梁的帶動下，活塞上升吸水。這就是紐科門發明的蒸汽機的原理。

連接活塞和橫梁的拉桿可以長達幾十米，紐科門蒸汽機可以安裝在礦井頂部，負責吸水的活塞則可深入井底，解決了薩弗里蒸汽機安裝高度的難題。為提高效率，紐科門還對蒸汽抽水機做了一系列改進。比如，薩弗里讓蒸汽冷凝的方法是在汽缸外噴灑冷水，而紐科門則在汽缸內部安裝噴射閥，將冷水直接注入汽缸，使得裡面蒸汽能夠迅速凝結，進而產生強力真空效果。

1712年的一天，紐科門在英國西部一個名為科尼格里（Conygree）的煤礦安裝了他的蒸汽機。這個煤礦經過200多年的開采，已經深達50多米。當天，蒸汽機活塞每運動一次就能抽出10加侖的水。不久之後，《倫敦公報》報道了這台機器：「它能夠將任何低處的水抽到高處，並且比迄今為止所使用的各種抽水方法都要更為經濟和便捷，為礦山和公司成功解決了排水問題。」

紐科門的蒸汽機獲得了市場認可。短短3年間，英國各地使用了100多台紐科門蒸汽機承擔抽水任務，使得這位五金商賺得盆滿缽滿。美國科技史學者威廉·羅森，在著作《世界上最強大的思想——蒸汽機、產業革命和創新的故事》中評價紐科門是「開啟了蒸汽機革命的大門」。

第一部專利保護法

表面上看，17、18世紀的英國人無論是薩弗里，還是紐科門，之所以能發明出蒸汽機，是因為看到了采礦業的需求。但當時所有國家的采礦業都面臨排水難題；此外，僅從對真空和蒸汽研究的學術角度來說，英國也並未走到其他歐洲國家的前列，早在1606年，義大利工程師詹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製造了一台利用蒸汽從一個密閉容器內抽水的裝置。為何只有英國人發明出具有實用價值的蒸汽機？

原因在於，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意義的專利保護法，於同一時期在英國誕生，正是這部法律激發了英國人在工業革命時熱衷於沉浸在發明創造的熱潮里。從13世紀開始，英國以專利特許證（Letters Patent）的形式，將某種獨占經營權授予工匠、商人，獎勵在技術上有創新或者為英國帶來利益的人。授予專利的權力完全掌握在國王手中，所以受益者多為封建貴族、王室的寵臣。比如，一位叫達西的近臣於1598年被伊麗莎白一世授予了製造和販賣撲克牌的壟斷權，這意味著此前生產銷售撲克牌的廠商都不得繼續經營。

這件專利引起了英國民眾的不滿，將官司打到了法院。法官裁定，國王不可以授予某個人對某項生意的獨占權，除非這個人能證明他更擅長經營這個領域。1624年，繼承了上述精神的法律獲得通過。這部名為《反壟斷法》的法規旨在限制王室隨意授予特權，對壟斷和專利權進行了規定：只有「首個申請了法律專利並且為真正的發明者」才能獲得國王的特許加獎狀。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專利法。

不過，《反壟斷法》的出台並未引發英國專利申請數量的井噴，直到哲學家洛克在1690年讓英國人有了「知識產權」概念。他在《政府論》中主張，任何自然的東西，只要加入了人類勞動，無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就不再是自然物，人們也就可以宣稱對它擁有產權。同時，法學家們的努力讓英國人對財產權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理解。此前，人們知道可以從黃金、土地等有形財產中獲取收益，而現在竟然也能從腦力勞動中獲取收益。觀念上的改變，激發了英國平民大眾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熱情。

1698年7月25日，《反壟斷法》出台後75年，托馬斯·薩弗里的「以火力推動汲水並為各式各樣工廠提供動力的新發明」獲得專利。該項專利也讓後續發明者紐科門連續數年必須將其收益的四分之三給予薩弗里。這一情形在當時的大多數國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為全世界生產蒸汽機」

紐科門蒸汽機遠非完美，一個缺陷，蒸汽機抽水時需要消耗大量煤炭，只能被用於煤礦附近。政府對專利的嚴格保護，激勵著人們希望通過改進蒸汽機，取得專利來牟取利潤。瓦特就是這群人中的傑出代表。

1736年，瓦特出生在一個木匠家庭，比第一台紐科門蒸汽機小二十多歲。1753年，瓦特被送到英國第三大城市格拉斯哥學習精密儀器製造。學成後，他的技藝高超到令周圍人吃驚。瓦特一位名叫約翰·羅比森的朋友回憶道，格拉斯哥市一家旅館想讓瓦特製造一架管風琴，瓦特根本不懂音律，但研究了一本音樂專著後就造出一架「讓演奏者們既高興又驚訝」的管風琴。但瓦特當時的生活貌似並不富裕，必須依靠為道路和河流測繪來謀生。

1763年，他受邀到格拉斯哥大學修理一台紐科門蒸汽機模型，這台蒸汽機模型運轉時需要耗費巨量蒸汽，效率極低。經過反復測量，他發現了問題所在：蒸汽進入汽缸後，需要降溫才能凝結成水，但汽缸也會隨之冷卻，下一輪抽水過程中，新進入的水蒸氣遇到溫度較低的汽缸壁，會立即凝結成水，不能充滿汽缸。換句話說，紐科門蒸汽機存在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為確保蒸汽機的冷凝效果，產生最大程度的真空，需要使用大量的冷水，但為了避免冷卻汽缸，需要盡可能地少使用冷水。一次測試結果顯示，冷卻的汽缸壁損耗了四分之三的蒸汽。

幾年後，瓦特給出了解決方案，讓蒸汽在一個汽缸內推動活塞做工，在另一個汽缸內冷卻，兩個汽缸相互連接。這樣，蒸汽進入早已被冷水冷卻的新腔室時，會立刻凝結成水，產生真空，帶動另一個腔室上的活塞向下運動，這個有活塞的腔室會一直保持高溫，防止水蒸氣遇到汽缸壁時凝結。這個發明被命名為「分離式冷凝管」，讓瓦特蒸汽機的工作效率比紐科門蒸汽機的效率提高了兩倍。1769年1月，瓦特在倫敦取得蒸汽機的專利，編號為「913」，名稱是「能夠減少蒸汽機的蒸汽和燃料消耗的方法。」

第一台由瓦特製造的蒸汽機，於1775年在伯明翰附近的布魯姆斯爾德煤礦安裝成功。《伯明翰報》當時報道稱：「眾多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紳士，受到好奇心驅使，爭相去觀看如此奇特、如此有力量的機器的首次運行盛況。機器的卓越表現讓他們徹底地心滿意足。」瓦特並不善於商業活動，他說：「我寧可對著裝滿彈葯的大炮，也不願去結算賬目或討價還價做交易。」讓蒸汽機聲名遠揚的，則是比瓦特大8歲的英國伯明翰製造商馬修·博爾頓。看到了瓦特蒸汽機的潛力，博爾頓在1774年左右購買了瓦特專利的所有權，二人隨後聯合成立「博爾頓&瓦特製造廠」。

博爾頓的目標是將蒸汽機引入各個產業，他放出豪言：「為全世界生產蒸汽機。」1783年，在博爾頓推動下，英國第一家大規模利用蒸汽動力的工廠——阿爾比恩磨坊開工，此舉被後世喻為「開創了蒸汽動力工廠的時代」。不久後，英國的紡織業開始由蒸汽機帶動。

專利保護制度的不斷健全，讓瓦特之後的工程師在拓展蒸汽機用途的道路上繼續前進。1814年，英國工程師史蒂芬森集成了前任數十種專利技術，成功設計出第一台實用的蒸汽機車，他修築的第一條鐵路於1825年舉行了通車典禮，標志著鐵路時代的到來。至此，蒸汽機成為了采礦、交通、紡織等幾乎所有重要產業的動力，英國工業革命由此展開。

值得一提的是，179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購買了一批科學儀器，作為即將訪問中華帝國的馬戛爾尼使團送給乾隆皇帝的禮品，其中就有從博爾頓&瓦特製造廠購買的蒸汽機模型。由於擔心被侵權，瓦特對此非常謹慎，猶豫很久才同意把蒸汽機模型賣給訪華使團。他明顯想多了，這些模型機最終沒有展示給乾隆皇帝。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技術發明，就這樣與中國人擦肩而過，如同南懷仁試驗的蒸汽動力模型車一樣，這台蒸汽機在中國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

❸ 趙立堅回應記者的什麼問題說你的問題問錯了人

趙立堅回應記者提問的「特朗普想拿孟晚舟作為貿易談判籌碼？」這個問題說你的問題問錯了人。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6月24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據報道，博爾頓新書稱，特朗普想拿孟晚舟作為貿易談判籌碼，如果中國在貿易上讓步，則可以取消對孟晚舟的起訴，中方能否證實？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關於書中提到的有關內容，你最好去問美方。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

(3)法院博爾頓擴展閱讀

外交部表示刷新對美加政客認識下限：

在6月23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6月22日，美國務卿蓬佩奧發聲明稱，美對中國決定正式起訴康明凱和邁克爾極為關切。中方指控出於政治動機。美與加方站在一起，呼籲中方立即釋放二人，並反對使用不正當拘留來脅迫加方。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譴責中方任意逮捕行為，表示中方不應因加獨立司法體系有關孟晚舟案的決定懲罰加公民。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我不知道美、加雙方有何顏面和資格大談所謂「政治動機」、「不正當拘留」和「任意逮捕」，這些帽子讓他們戴最合適不過。

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在世界范圍內打壓華為，無所不用其極。孟晚舟事件完全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加拿大法院不久前公布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有關備忘錄已經明白無誤地證實了這一點。

美國、加拿大任意逮捕孟晚舟就是所謂「司法獨立」，那為什麼以種種借口乾預中國司法部門獨立辦案？如此雙標，倒打一耙，刷新了我們對美國和加拿大政客的認識下限。

❹ 科學家的探究故事

「笨頭笨腦」的科學巨人愛因斯坦

面對那麼多成就卓越的人，也許你會自慚形穢地說：「我這么笨，怎麼可能成才呢？」，「我太平凡了，根本不是成為偉大偉人的料！」下面我就給你講述一個老師、校長都認為他很笨的人的成才故事。
這個人就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個當年被校長認為「干什麼都不會有作為」的笨學生，經過艱苦的努力，成了現代物理學的創始人和奠基人，成了現代最傑出的物理學家。

1879年3月14日，一個小生命降生在德國的一個叫烏爾姆的小城。父母為他起了一個很有希望的名字：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看著他那可愛的模樣，父母對他寄託了全部的期冀。然而，沒過多久，父母就開始失望了：人家的孩子都開始學說話了，已經三歲的愛因斯坦才「咿呀」學語。後來，愛因斯坦的妹妹，比他小兩歲的瑪伽已經能和鄰居交談了，愛因斯坦說起話來卻還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後語…… 看著舉止遲鈍的愛因斯坦，父母開始憂慮。他們擔心他的智能是否會不及常人。直到10歲時，父母才把他送去上學。可是，在學校里，愛因斯坦受到了老師和同學的嘲笑，大家都稱他為「笨傢伙」。學校要求學生上下課都按軍事口令進行，由於愛因斯坦的反應遲鈍，經常被教師呵斥、罰站。有的老師甚至指著他的鼻子罵：「這鬼東西真笨，什麼課程也跟不上！」 一次工藝課上，老師從學生的作品中挑出一張做得很不像樣的木凳對大家說：「我想，世界上也許不會有比這更糟糕的凳子了！」在鬨堂大笑中，愛因斯坦紅著臉站起來說：「我想，這種凳子是有的！」說著，他從課桌里拿出兩個更不像樣的凳子，說：「這是我前兩次做的，交給您的是第三次做的，雖然還不行，卻比這兩個強得多！」一口氣講了這么多話，愛因斯坦自己也感到吃驚。老師更是目瞪口呆，坐在那裡不知說什麼好。

在譏諷和侮辱中，愛因斯坦慢慢地長大了，升入了慕尼黑的盧伊特波爾德中學。在中學里，他喜愛上了數學課，卻對其餘那些脫離實際和生活的課不感興趣。孤獨的他開始在書籍中尋找寄託，尋找精神力量。就這樣，愛因斯坦在書中結識了阿基米德、牛頓、笛卡爾、歌德、莫扎特……書籍和知識為他開拓了一個更廣闊的空間。視野開闊了，愛因斯坦頭腦里思考的問題也就多了。 一天，他對經常輔導他數學的舅舅說：「如果我用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和光一道向前跑，能不能看到空間里振動著的電磁波呢？」舅舅用異樣的目光盯著他看了許久，目光中既有贊許，又有擔憂。因為他知道，愛因斯坦提出的這個問題非同一般，將會引起出人意料的震動。此後，愛因斯坦一直被這個問題苦苦折磨著。1895年秋天，愛因斯坦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報考瑞士蘇黎士大學。可是，他卻失敗了，他的外文不及格。落榜後的他沒有氣餒，參加了中學補習。一年以後，他獲得了中學補習合格證書，並且考入了蘇黎士綜合工業大學。這時的他，已經在為自己的未來做准備了。他把精力全部用在課外閱讀和實驗室里。教授們看見他讀和學習無關書、做和考分無關的試驗，非常不滿和生氣，認為他「不務正業」。

愛因斯坦大學畢業時，正趕上經濟危機爆發，由於他是猶太人血統，又沒有關系，沒有錢，所以只好失業在家。為了生活，他只好到處張貼廣告，靠講授物理獲得每小時3法郎的生活費。這段失業的時間，給了愛在斯坦很大的幫助。在授課過程中，他對傳統物理學進行了反思，促成了他對傳統學術觀點的猛烈沖擊。經過高度緊張興奮的五個星期的奮斗，愛因斯坦寫出了9000字的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狹義相對論由此產生。可以說，這是物理學史上的一次決定性的、偉大的宣言，是物理學向前邁進的又一里程碑。

盡管還有許多人對此表示反對，甚至還有人在報上發表批評文章，但是，愛因斯坦畢竟還是得到了社會和學術界的重視。在短短的時間里，竟然有15所大學給他授予了博士證書，法國、德國、美國、波蘭等許多國家的著名大學也想聘請他做教授。當年被人們稱為「笨蛋」，「笨東西」，認為無法成才的愛因斯坦，終於成了全世界公認的、當代最傑出的聰明人物。由「丑小鵝」變為「白天鵝」，這說明了什麼呢？ 我想，愛因斯坦的話是最好的答案。當許多年輕人纏住他，要他說出成功的秘訣時，他信筆寫下了一個公式：A=x+y+z，並解釋道：「A表示成功，x表示勤奮，y表示正確的方法，那麼z呢，則表示務必少說空話。」許多年來，愛因斯坦的這個神奇的成功等式一直被人們傳頌著。從愛因斯坦的奮斗歷程中，我們不難看出，正是勤奮、正確的方法和少說空話使愛因斯坦由笨頭笨腦變為巨人的。

可見，一個人不聰明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泄自己的氣。只要你肯為你的目標付出艱辛的勞動，並配合正確的方法，就一定會得到成功女神的酬勞。許多在事業上有成就的人，在童年時代、少年時代並不一定能顯出鋒芒畢露的優勢，相反，他們卻太平凡，甚至顯出遲鈍、愚笨的樣子，常常要被周圍的人嘲笑、譏諷。如果因為自己笨就灰心喪氣，不再努力，那不是將自己潛在的才華、能力都扼殺在搖籃中了嗎？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才能，每一個人在生命的長河中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星座。如果你覺得自己笨，那是因為你還沒有尋找到你自己的星座。正如愛因斯坦對別的事物遲鈍，卻對物理和數學特別喜愛一樣，當你找到自己的星座時，你定會放射出與眾不同的異彩。

試試看，盡快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瓦 特

瓦特（1736～1819）世界公認的蒸汽機發明家。他的創造精神、超人的才能和不懈的鑽研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和物質財富。瓦特改進、發明的蒸汽機是對近代科學和生產的巨大貢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導致了第一次工業技術革命的興起，極大的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一）

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市附近的一個小鎮格里諾克，他的父親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木匠，祖父和叔父都是機械工匠。少年時代的瓦特，由於家境貧苦和體弱多病，沒有受過完整的正規教育。他曾經就讀於格里諾克的文法學校，數學成績特別優秀，但沒有畢業就退學了。但是，他在父母的教導下，一直堅持自學，很早就對物理和數學產生了興趣。瓦特從六歲開始學習幾何學，到十五歲時就學完了《物理學原理》等書籍。他常常自己動手修理和製作起重機、滑車和一些航海器械。1753年，瓦特到格拉斯哥市當徒工。由於收入過低不能維持生活，第二年他又到倫敦的一家儀表修理廠當徒工。憑借著自己的勤奮好學，他很快學會了製造那些難度較高的儀器。但是繁重的勞動和艱苦的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一年後，他不得不回家休養。一年的學徒生活使他飽嘗辛酸，也使他練就了精湛的手藝，培養了他堅韌的個性。

1756年，當他的身體稍有好轉，瓦特再次踏上了坎坷的道路來到格拉斯哥市。他想當一名修造儀器的工人，但是因為他的手藝沒有滿師，當時的行會不允許。幸運的是，瓦特的才能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學教授台克的重視。在他的介紹下，瓦特進入格拉斯哥大學當了教學儀器的工人。這所學校擁有當時較為完善的儀器設備，這使瓦特在修理儀器時認識了先進的技術，開闊了眼界。這時，他對以蒸汽作動力的機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收集有關資料，還為此學會了義大利文和德文。在大學里，他認識了化學家約瑟夫·布萊克和約翰·魯賓遜等。瓦特從他們那裡學到了很多科學理論知識。1764年，瓦特與表妹瑪格麗特·米勒結了婚。

(二)

1764年，學校請瓦特修理一台紐可門式蒸汽機，在修理的過程中，瓦特熟悉了蒸汽機的構造和原理，並且發現了這種蒸汽機的兩大缺點：活塞動作不連續而且慢；蒸汽利用率低，浪費原料。以後，瓦特開始思考改進的辦法。直到1765年的春天，在一次散步時，瓦特想到，既然紐可門蒸汽機的熱效率低是蒸汽在缸內冷凝造成的，那麼為什麼不能讓蒸汽在缸外冷凝呢？瓦特產生了採用分離冷凝器的最初設想。

在產生這種設想以後，瓦特在同年設計了一種帶有分離冷凝器的蒸汽機。按照設計，冷凝器與汽缸之間有一個調節閥門相連，使他們既能連通又能分開。這樣，既能把做工後的蒸汽引入汽缸外的冷凝器，又可以使汽缸內產生同樣的真空，避免了汽缸在一冷一熱過程中熱量的消耗，據瓦特理論計算，這種新的蒸汽機的熱效率將是紐可門蒸汽機的三倍。從理論上說，瓦特的這種帶有分離器冷凝器的蒸汽機顯然優於紐可門蒸汽機，但是，要把理論上的東西變為實際上的東西，把圖紙上的蒸汽機變為實在的蒸汽機，還要走很長的路。瓦特辛辛苦苦造出了幾台蒸汽機，但效果反而不如紐可門蒸汽機，甚至四處漏氣，無法開動。盡管耗資巨大的試驗使他債台高築，但他沒有在困難面前怯步，繼續進行試驗。當布萊克知道瓦特的奮斗目標和困難處境時，他把瓦特介紹給了自己一個十分富有的朋友--化工技師羅巴克。當時羅巴克是一個十分富有的企業家，他在蘇格蘭的卡隆開辦了第一座規模較大的煉鐵廠。雖然當時羅巴克已近50歲，但對科學技術的新發明仍然傾注著極大的熱情。他對當時只有三十來歲的瓦特的新裝置很是贊許，當即與瓦特簽訂合同，贊助瓦特進行新式蒸汽機的試制。

從1766年開始，在三年多的時間里，瓦特克服了在材料和工藝等各方面的困難，終於在1769年制出了第一台樣機。同年，瓦特因發明冷凝器而獲得他在革新紐可門蒸汽機的過程中的第一項專利。第一台帶有冷凝器的蒸汽機雖然試製成功了，但它同紐可門蒸汽機相比，除了熱效率有顯著提高外，在作為動力機來帶動其他工作機的性能方面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就是說，瓦特的這種蒸汽機還是無法作為真正的動力機。

由於瓦特的這種蒸汽機仍不夠理想，銷路並不廣。當瓦特繼續進行探索時，羅巴克本人已瀕於破產，他又把瓦特介紹給了自己的朋友、工程師兼企業家博爾頓，以便瓦特能得到贊助繼續進行他的研製工作。博爾頓當時經四十多歲，是位能乾的工程師和企業家。他對瓦特的創新精神表示贊賞，並願意贊助瓦特。博爾頓經常參加社會活動，他是當時伯明翰地區著名的科學社團「圓月學社」的主要成員之一。參加這個學社的大多都是本地的一些科學家、工程師、學者以及科學愛好者。經博爾頓的介紹，瓦特也參加了圓月學社。在圓月學社活動期間，由於與化學家普列斯特列等交往，瓦特對當時人們關注的氣體化學與熱化學有了更多的了解，為他後來參加水的化學成分的爭論奠定了基礎。更重要的是，圓月學社的活動使瓦特進一步增長了科學見識，活躍了科學思想。

瓦特自與博爾頓合作之後即在資金、設備、材料等方面得到大力支持。瓦特又生產了兩台帶分離冷凝器的蒸汽機，由於沒有顯著的改進，這兩台蒸汽機並沒有得到社會的關注。這兩台蒸汽機耗資巨大，使博爾頓也瀕臨破產，但他仍然給瓦特以慷慨的贊助。在他的支持下，瓦特以百折不撓的毅力繼續研究。自1769年試制出帶有分離冷凝器的蒸汽機樣機之後，瓦特就已看出熱效率低已不是他的蒸汽機的主要弊病，而活塞只能作往返的直線運動才是它的根本局限。1781年，瓦特仍然在參加圓月學社的活動，也許在聚會中會員們提到天文學家赫舍爾在當年發現的天王星以及由此引出的行星繞日的圓周運動啟發了他，也許是鍾表中的齒輪的圓周運動啟發了他。他想到了把活塞往返的直線運動變為旋轉的圓周運動就可以使動力傳給任何工作機。同年，他研製出了一套被稱為「太陽和行星」的齒輪聯動裝置，終於把活塞的往返的直線運動轉變為齒輪的旋轉運動。為了使輪軸的旋軸增加慣性，從而使圓周運動更加均勻，瓦特還在輪軸上加裝了一個火飛輪。由於對傳統機構的這一重大革新，瓦特的這種蒸汽機才真正成為了能帶動一切工作及的動力機。1781年底，瓦特以發明帶有齒輪和拉桿的機械聯動裝置獲得第二個專利。

由於這種蒸汽機加上了輪軸和飛輪，這時的蒸汽機在把活塞的往返直線運動轉變為輪軸的旋轉運動時，多消耗了不少能量。這樣，蒸汽機的效率不是很高，動力不是很大。為了進一步提高蒸汽機的效率，增大蒸汽機的效率，瓦特在發明齒輪聯動裝置之後，對汽缸本身進行了研究，他發現，他雖然把紐可門蒸汽機的內部冷凝變成了外部冷凝，使蒸汽機的熱效率有了顯著提高，但他的蒸汽機中蒸汽推動活塞的沖程工藝與紐可門蒸汽機沒有不同。兩者的蒸汽都是單項運動，從一端進入、另一端出來。他想，如果讓蒸汽能夠從兩端進入和排出，就可以讓蒸汽即能推動活塞向上運動又能推動活塞向下運動。那末，他的效率就可以提高一倍。1782年，瓦特根據這一設想，試制出了一種帶有雙向裝置的新汽缸。由此瓦特獲得了他的第三項專利。把原來的單項汽缸裝置改裝成雙向汽缸，並首次把引入汽缸的蒸汽由低壓蒸汽變為高壓蒸汽，這是瓦特在改進紐可門蒸汽機的過程中的第三次飛躍。通過這三次技術飛躍，紐可門蒸汽機完全演變為了瓦特蒸汽機。

從最初接觸蒸汽技術到瓦特蒸汽機研製成功，瓦特走過了二十多年的艱難歷程。瓦特雖然多次受挫、屢遭失敗，但他仍然堅持不懈、百折不回，終於完成了對紐可門蒸汽機的三次革新。使蒸汽機得到了更廣泛的應用，成為改造世界的動力。

1784年，瓦特以帶有飛輪、齒輪聯動裝置和雙向裝置的高壓蒸汽機的綜合組裝取得了他在革新紐可門蒸汽機過程中的第四項專利。1788年，瓦特發明了離心調速器和節氣閥；1790年，他又發明了汽缸示工器，至此瓦特完成了蒸汽機發明的全過程。

（三）

1785年，瓦特被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814年，他被法國科學家學會接納為外國會員。

1790年以後，優厚的專利稅使瓦特成為一個很有錢的名人。1819年8月5日，瓦特在希思菲爾德郡的家裡去世，遺體埋葬在漢德沃爾斯郊區的教堂里。

瓦特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所以在他的身上不可避免的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曾經阻撓雙筒蒸汽機和高壓蒸汽機的發明和推廣，還嘲笑別人用蒸汽機來驅動車輛的努力。

總的來說，瓦特為蒸汽機的推廣使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有力的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恩格斯在《自然辨證法》中這樣寫道：「蒸汽機是第一個真正國際性的發明……瓦特個它加上了一個分離的冷凝器，這就使蒸汽機在原則上達到了現在的水平。」後人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發明家，把功率的單位定為「瓦特」。

現代實驗科學的始祖----培根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國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科學家。他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中被尊稱為哲學史和科學史上劃時代的人物。馬克思稱他是「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
一．培根生平

培根於1561年1月22日出生於倫敦一個官宦世家。父親尼古拉．培根是伊麗莎白女王的掌璽大臣，曾在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他思想傾向進步，信奉英國國敦，反對教皇干涉英國內部事物。母親安尼是一位頗有名氣的才女，她嫻熟的掌握希臘文和拉丁文，是加爾文教派的信徒。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培根成熟較早，各方面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才智。12歲時，培根被送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深造。在校學習期間，他對傳統的觀念和信仰產生了懷疑，開始獨自思考社會和人生的真諦。

在劍橋大學學習三年後，培根作為英國駐法大使埃米阿斯．鮑萊爵士的隨員來到了法國，在旅居巴黎兩年半的時間里，他幾乎走遍了整個法國，接觸到不少的新鮮事物，汲取了許多新的思想，這對他的世界觀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親突然病逝，他要為培根准備日後贍養之資的計劃破滅，培根的生活開始陷入貧困。在回國奔父喪之後，培根住進了葛萊法學院，一面攻讀法律，一面四處謀求職位。1582年，他終於取得了律師資格，1584年當選為國會議員，1589年，成為法院出缺後的書記，然而這一職位竟長達20年之久沒有出現空缺。他四處奔波，卻始沒有得到任何職位。此時，培根在思想上更為成熟了，他決心要把脫離實際，脫離自然的一切知識加以改革，把經驗觀察、事實依據、實踐效果引入認識論。這一偉大抱負是他的科學的「偉大復興」的主要目標，是他為之奮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麗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繼位。由於培根曾力主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合並，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贊賞。培根因此平步青雲，扶搖直上。1602年受封為爵士，1604年被任命為詹姆士的顧問，1607年被任命為副檢察長，1613年被委任為首席檢察官，1616年被任命為樞密院顧問，1617年提升為掌璽大臣，1618年晉升為英格蘭的大陸官，授封為維魯蘭男爵，1621年又授封為奧爾本斯子爵。但培根的才能和志趣不在國務活動上，而存在與對科學真理的探求上。這一時期，他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並出版了多部著作。

1621年，培根被國會指控貪污受賄，被高級法庭判處罰金四萬磅，監禁於倫敦塔內，終生逐出宮廷，不得任議員和官職。雖然後來罰金和監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卻因此而身敗名裂。從此培根不理政事，開始專心從事理論著述。

1626年3月底，培根坐車經守倫敦北郊。當時他正在潛心研究冷熱理論及其實際應用問題。當路過一片雪地時，他突然想作一次實驗，他宰了一隻雞，把雪填進雞肚，以便觀察冷凍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於他身體孱弱，經受不住風寒的侵襲，支氣管炎復發，病情惡化，於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培根死後，人們為懷念他，為他修建了一座紀念碑，亨利·沃登爵士為他題寫了墓誌銘：

聖奧爾本斯子爵

如用更煊赫的頭銜應

稱之為「科學之光」、「法律之舌」

……

二．培根的哲學思想 培根的哲學思想是與其社會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他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代表，主張發展生產，渴望探索自然，要求發展科學。他認為是經院哲學阻礙了當代科學的發展。因此他極力批判經院哲學和神學權威。他還進一步揭露了人類認識產生謬誤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說」。他說這是在人心普遍發生的一種病理狀態，而非在某情況下產生的迷惑與疑難。第一種是「種族的假相」，這是由於人的天性而引起的認識錯誤；第二種是「洞穴的假相」是個人由於性格、愛好、教育、環境而產生的認識中片面性的錯誤；第三種是「市場的假相」，即由於人們交往時語言概念的不確定產生的思維混亂。第四種是「劇場的假相」這是指由於盲目迷信權威和傳統而造成的錯誤認識。培根指出，經院哲學家就是利用四種假相來抹煞真理，製造謬誤，從而給予了經院哲學沉重的打擊。但是培根的「假相說」滲透了培根哲學的經驗主義傾象，未能對理智的本性與唯心主義的虛妄加以嚴格區別。 培根認為當時的學術傳統是貧乏的，原因在於學術與經驗失去接觸。他主張科學理論與科學技術相輔相成。他主張打破「偶像」，鏟除各種偏見和幻想，他提出「真理是時間的女兒而不是權威的女兒」，對經院哲學進行了有力的攻擊。

培根的科學方法觀以實驗定性和歸納為主。他繼承和發展了古代關於物質是萬物本源的思想，認為世界是由物質構成的，物質具有運動的特性，運動是物質的屬性。培根從唯物論立場出發，指出科學的任務在於認識自然界及其規律。但受時代的局限，他的世界觀還具有樸素唯物論和形而上學的特點。 三．培根的論著

1597年，培根發表了他的處女作《論說隨筆文集》。他在書中將自己對社會的認識和思考，以及對人生的理解，濃縮成許多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1605年，培根用英語完成了兩卷集《論學術的進展》。這是以知識為其研究對象的一部著作，是培根聲稱要以知識為其領域，全面改革知識的宏大理想和計劃的一部份。培根在書中猛烈抨擊了中世紀的蒙昧主義，論證了知識的巨大的作用，提示了知識不能令人滿意的現狀及補救的辦法。在這本書中，培根提出一個有系統的科學網路全書的提綱，對後來十八世紀的狄德羅為首的法國網路全書派編寫網路全書，起了重大作用。 1609年，在培根任副檢察長時，他又出版了第三本著作《論古人的智慧》。他認為在遠古時代，存在著人類最古的智慧，可以通過對古代寓言故事的研究而發現失去的最古的智慧。

培根原打算撰寫一部六卷本網路全書式的著作——《偉大的復興》，這是他要復興科學，要對人類知識加以重新改造的巨著，但他未能完成預期的計劃，只發行了前兩部份，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是該書的第二部份。《新工具》是培根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它提出了培根在近代所開創的經驗認識原則和經驗認識方法。這本書與亞里士多德的《工具篇》是相對立的。

培根在結束其政治生涯後，僅用幾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亨利七世本紀》一書，這部著作得到後世史學家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是「近代史學的里程碑」。

大約在1623年，培根寫成了《新大西島》一書，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烏托邦式的作品，由羅萊在他去逝的第二年首次發表。作者在書中描繪了自己新追求和嚮往的理想社會藍圖，設計了一個稱為「本色列」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科學主宰一切，這是培根畢業所倡導的科學的「偉大復興」的思想信念的集中表現。 此外，培根在逝世後還留下了許多遺著，後來，由許多專家學者先後整理出版，包括《論事物的本性》、《迷宮的線索》、《各家哲學的批判》、《自然界的大事》、《論人類的知識》等等。

四．培根在科學史上的地位

弗蘭西斯．培根是近代哲學史上首先提出經驗論原則的哲學家。他重視感覺經驗和歸納邏輯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開創了以經驗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經驗哲學的新時代，對近代科學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人類哲學史、科學史都做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為此，羅素尊稱培根為「給科學研究程序進行邏輯組織化的先驅」。

數學家故事·祖沖之

祖沖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個管理朝廷建築的長官。祖沖之長在這樣的家庭里，從小就讀了不少書，人家都稱贊他是個博學的青年。他特別愛好研究數學，也喜歡研究天文歷法，經常觀測太陽和星球運行的情況，並且做了詳細記錄。

宋孝武帝聽到他的名氣，派他到一個專門研究學術的官署「華林學省」工作。他對做官並沒有興趣，但是在那裡，可以更加專心研究數學、天文了。

我國歷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並且根據研究天文的結果來制定歷法。到了宋朝的時候，歷法已經有很大進步，但是祖沖之認為還不夠精確。他根據他長期觀察的結果，創制出一部新的歷法，叫做「大明歷」（「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號）。這種歷法測定的每一回歸年（也就是兩年冬至點之間的時間）的天數，跟現代科學測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測定月亮環行一周的天數，跟現代科學測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見它的精確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沖之請求宋孝武帝頒布新歷，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議。那時候，有一個皇帝寵幸的大臣戴法興出來反對，認為祖沖之擅自改變古歷，是離經叛道的行為。 祖沖之當場用他研究的數據回駁了戴法興。戴法興依仗皇帝寵幸他，蠻橫地說：「歷法是古人制定的，後代的人不應該改動。」祖沖之一點也不害怕。他嚴肅地說：「你如果有事實根據，就只管拿出來辯論。不要拿空話嚇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幫助戴法興，找了一些懂得歷法的人跟祖沖之辯論，也一個個被祖沖之駁倒了。但是宋孝武帝還是不肯頒布新歷。直到祖沖之死了十年之後，他創制的大明歷才得到推行。

盡管當時社會十分動亂不安，但是祖沖之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學。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數學方面。他曾經對古代數學著作《九章算術》作了注釋，又編寫一本《綴術》。他的最傑出貢獻是求得相當精確的圓周率。經過長期的艱苦研究，他計算出圓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成為世界上最早把圓周率數值推算到七位數字以上的科學家。

祖沖之在科學發明上是個多面手，他造過一種指南車，隨便車子怎樣轉彎，車上的銅人總是指著南方；他又造過「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試航過，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還利用水力轉動石磨，舂米碾穀子，叫做「水碓磨」。

祖沖之晚年的時候，掌握宋朝禁衛軍的蕭道成滅了宋朝。

樓主可以到這里看看：
http://www.lcyz.net/xstd/student/page3/kxj/kxj.htm

❺ 伊朗200萬桶原油被搶損失多少

沒損失什麼，已經把油賣了。

9月8日，伊朗外交部表示，油輪「阿德里安達里亞一號」(此前名為「格蕾絲一號」)已經在地中海某港口卸貨。
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新聞通訊社9日報道，伊朗外交部發言人阿巴斯穆薩維8日向伊通社說，盡管屢遭騷擾，「阿德里安達里亞一號」油輪已在地中海沿岸停泊並卸貨，其擁有者將決定該艘油輪的未來。
阿巴斯穆薩維重申了伊朗的立場：伊朗將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出售其石油，無視所有的制裁和障礙。穆薩維表示，英、美等國家在直布羅陀海岸附近國際海域扣押船隻的行動「只會給他們自己增添煩惱」。
此前，原名「格蕾絲一號」的該艘油輪於直布羅陀海域被英國海軍扣押，理由是認為它正前往敘利亞，違反了歐盟的制裁。扣押行為發生45天後，直布羅陀法院裁定油輪應被釋放。
根據路透社8日報道，穆薩維表示，「阿德里安達里亞一號」已抵達目的地，運載油輪已經售出。但發言人並未透露油輪具體的目的地，與原油是否已經交付。
路透社報道稱，「阿德里安達里亞一號」曾在國際視野中失蹤，隨後又被衛星拍攝發現其出現在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8日報道，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以拍攝到的衛星圖像為證據，指控伊朗有關這艘油輪在釋放後不會前往敘利亞的承諾是「謊言」。伊朗則對此回應稱，未曾作出過這種承諾。
根據半島電視台9日報道，提供油輪監控服務的公司TankerTrackers表示，截至當地時間8日晚上，「阿德里安達里亞一號」並未在塔爾圖斯港卸下石油。
根據伊通社報道，穆薩維在談及英國油輪「史丹納帝國」(Stena Impero)號時說，有關的法律程序已到最後階段，意味著這艘油輪有望在不久的將來被釋放。此前，該艘英國油輪在波斯灣被伊朗以「違反海事規定」為由扣押。

❻ 司法管理

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喚醒了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主體意識，使其權利受損時，能在「權」、「力」、「忍」、「法」當中極有可能作出較為理性的選擇，通過法律手段特別是司法手段尋求正義。這樣，與「司法」有關的一些詞語，如「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腐敗」、「司法管理」、「司法質量」等等，就漸漸進入人們話語，甚至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深入及「公正與效率」主題在人民法院的展開，加強司法管理、提高司法管理水平越來越引人關注。那麼，什麼是司法管理？其內涵、范圍究竟是什麼？本文從有關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界定、管理學論著對於「管理」一詞的定義以及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 具體事項的列舉三個角度進行考察，得出司法管理內涵廣泛，歷遍宏觀—中觀—微觀多個層面，以法院管理為核心，涵蓋法院管理、檢察管理、偵察管理、公證管理、律師管理、仲裁管理、獄政管理、司法教育及考試管理等多個方面的結論。

一、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與界定

1997年賀衛方發表的《中國司法管理制度上的兩個問題》對「司法管理」的內容進行了考證，認為在中國法律文獻當中，「司法管理」似乎並不是一個經常使用的詞彙。[1]並且，在現代漢語當中，盡管「司法行政管理」使用頻繁，但「司法管理」一詞也是從《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以及諸多法學詞典當中查閱不到的詞彙。「司法管理」一詞曾顯得十分陌生。這除了國人對司法問題的關注程度以外，也許還有一個語言習慣問題，因為英語中的「Judicial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OJ）、「judicial management」等等用起來十分自然，不似漢語的「司法管理」那樣生硬； 而許多英語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等，人們對司法正義以及旨在保障司法正義暢通運送的司法管理的關注、依賴程度，要遠遠高於習慣於靠司法外手段（治時倚權，亂世靠力，關系、人情、習慣等是溝通自身與「權」、「力」的橋梁，如果無力走上這座橋梁，則「不與小人一般見識」的「忍」字又成為暫時平息爭議的止痛膏）解決爭議、實現其心目中的「正義」的中國。

（一）廣義的理解

就明確的司法管理定義或對司法管理范圍的界定性描述而言，1968年英國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認為，司法管理是「任何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all of the activitie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of any real-life courtroom drama）；[2]紐約司法管理研究院院長、《司法管理：美國經驗》一書作者德爾瑪·卡倫（Delmar Karlen）教授認為，司法管理不僅包括法院內務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還包括法院結構、司法選擇、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all of the elements which go into making a judicial system good or bad）,[3]贏得時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E. Burger）贊許，認為德爾瑪·卡倫教授秉承了龐德（Roscoe Pound）和范德比爾特（T.Vanderbilt）的傳統，將司法管理的領域由傳統的法官的選用、任期、退休及罷免；法院結構等等這些「傳統內容」拓展到法律教育、聯邦主義、司法至上、實體法改革、律師成功酬金（contingent fees，在我國常稱為「風險代理費」）等領域，繼續前輩們「為更好的法院而戰斗」（battle for better courts）的事業；[4]此外，喬治·科智特利姆（George Coldstream）爵士認為，司法管理這個術語趨於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5]
上述幾個關於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理解實際上異曲同工，都是跳出法院內部管理的框框，著眼於更為廣泛的視野，追及政治制度、憲政體制、立法制度層面，放眼律師制度等廣義司法制度，研究可能影響司法制度品質的一切因素，研究視野要遠遠較法院組織和人事的管理以及訴訟運行的管理要來得開闊。其范圍在縱向上，既涉及憲政制度層面（如「聯邦主義」、「司法至上」、「實體法改革」——為立法問題）、法院系統管理層面（如「法院結構」）以及法院內部管理層面；橫向上，則圍繞「法院管理」這一司法管理的核心，向外圍拓展到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律師收費方式等廣泛內容。

（二）狹義的定義

當然，也有學者對司法管理給予外延較為狹窄的定義，如美國學者格里克（Henry R. Glick）的認為，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兩個領域，一是法院組織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訴訟運行的管理 ；[6] 蔣惠嶺認為，法院管理與法院是同時產生的，自從1983年我國法院組織法刪去「法院的行政事務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後，審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實際由法院行使，從而形成法院職能的「兩分法」與法院機構的「雙重性」，即審判職能和管理職能，[7]即實際上將法院的司法管理范圍限定在法院內部行政管理上，與前面提到的「法院內務管理」似乎相通。
這是兩個比較偏重於微觀司法管理或「法院管理」的定義，在現代司法制度的構建成功與司法獨立問題解決後，作為司法管理的重點研究對象並無不妥，但在目前中國司法尚未真正獨立、社會主義現代司法制度正在構建，「法院何以成為法院」這一司法權在國家宏觀公共權力體系中的合理配置問題尚未解決的前提下，「司法管理」的范圍如果僅僅局限於法院組織、人事管理、訴訟運行管理或法院內務管理這幾個領域，極有可能見木不見林，不能找准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低質、劣質運行的病根，從而難以開出真正有效治療各種司法病症的良方。
事實上，當年援引格里克關於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法院組織人事管理和訴訟運行管理的界定來說明其對司法管理意義理解的賀衛方教授，在其研究「法院何以成為法院」、「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中國司法管理制度當中的這兩個突出的問題後，已經「深切地感受到，我國在建立一種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個法律制度方面面臨著十分特殊的困難。這種困難不完全在於從立法上確立一整套所謂『現代型』的體制，而且更在於附著於大體制之中的具體甚至顯得相當細瑣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夠得到確立，在於操作這種大體制與小制度的人們的觀念是否適應體制與制度的要求」，[8]筆鋒所及，遠非法院組織人事管理和訴訟運行管理所限，而實質上是在「為更好的法院而斗爭」這一廣泛意義上探討中國司法管理問題。

二、從「管理」一詞的管理學定義看「司法管理」的內涵

管理學論著當中，對「管理」一詞，自是眾說紛紜。古今中外無數科學家、思想家、管理學家、學者對管理進行過研究探索，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管理學及管理哲學方面的思想遺產，也為我們跳出對「科學管理」、「管理科學」、「企業管理」不當理解可能帶來的巢臼，在更廣泛的范圍、更開闊的視野上把握「管理」涵義，從管理學角度獲得對「司法管理」豐富內涵的理解，帶來更為有益的啟示。

（一）關於「管理」意義的歷時簡述

早在2000多年前，我國的軍事家孫武的《孫子兵法》就充滿了管理策略思想；另一位軍事家孫臏則以「田忌賽馬」 的故事聞名於世，而該故事蘊涵著現代對策論和運籌學的思想萌芽；而「丁渭修宮」 的故事則無論是從系統工程角度，還是從生產工序管理角度，都是值得反復玩味的經典管理案例。
而在外國，早期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倫王國漢謨拉比（Hammurabi） 時期，不僅為治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強大而完備的司法、行政和軍事機構，而且，著名的、長達282條的《漢謨拉比法典》的編寫，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並以法律形式來調節全社會的商業交往、個人行為、人際關系、工薪、懲罰以及其他社會問題。[9]
在古希臘，蘇格拉底（Socrates）提出管理普遍性問題，認為「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別，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它們都是由人管理的……那些知道如何僱傭別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能取得成就。那些不知道如何管理別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會犯錯誤」 ；[10]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研究了國家管理問題；另一哲學家色諾芬（Xenophon）以《家庭經濟》為題研究了家政管理和農業。
文藝復興時期，也有許多管理思想出現，如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論》等。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社會的基本生產組織形式轉向以工廠為單位的社會化大生產，效率與效益問題、協作勞動之間的組織和配合問題等新的管理問題需要解決，出現了不少新的管理實踐和思想，如查理·阿克萊特的科學管理實踐、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觀點和經濟人觀點、小瓦特和博爾頓的科學管理制度、馬薩諸塞車禍與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歐文的人事管理、巴比奇的作業研究和報酬制度、尤爾的工廠秩序和法典、湯尼的收益分享制度和哈爾西的獎金方案等，[11]對於後來管理理論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自從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和法約爾、韋伯等人的「組織管理理論」這兩種「古典管理理論」出現以後，經巴納德、梅奧、赫茲伯格、卡斯特、德魯克、盧桑斯等等眾多理論家和實踐者的貢獻，管理理論又已經形成了行為管理理論、數量管理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權變管理理論、質量管理理論，[12]出現了眾多的管理流派，形成了所謂的「管理理論叢林」。在此背景下，管理可以是藝術，是科學，是決策，是過程，是「目標、責任加實踐」……；此外，就不同層次進行考察，也可以把管理看成一種技巧，看成一種技術，看成一種方法論，甚至看成是一種數學或哲學。
近年來似乎數理管理理論更受管理學者和學界的青睞，例如，進入21世紀後方才幾年，就有兩年的諾貝經濟學獎授予給了「計量經濟學」 的學者， 甚至還有「沒有數學的管理只是唾沫，絕非學問」的嘲諷。但這並不意味著人文管理理論的衰落與過時。因為就管理學理論本質而言，無論怎樣千變萬化，無論這「管理理論叢林」如何樹木叢生，無非是對人文管理理論與數理管理理論的偏重與「性格組合」而已：即要麼屬於人文管理理論，要麼屬於數理管理理論，要麼就是二者不同比重的組合，兩者永遠相輔相成，而不可完全替代：因為管理不僅僅是科學，而且也是藝術。在數理與人文的立場上，任何一種極端的做法都不可取。

（二）我國管理學界對「管理」意義的一般理解

鑒於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要給「管理」下一個全面而又准確的定義絕非易事。可以帶著誇張的口氣說，有多少管理學家（或多少種管理理論），就有多少個關於管理的定義。但是，我們也不能由此就陷入不可知論，以為「管理」二字不可捉摸、無從認識。
實際上，無論什麼派別，無論是以人文的或數理的語言表達其對管理的理解，「目標確定」、「資源優化」以及「管理實踐」或「管理活動」這幾項是任何一個管理學者不能遺忘的基本要素；再則，對於研究中國司法管理學學科構建與發展這一應用管理學問題而言，就一般管理學基礎理論進行過多的探討也不可能，故而繞開煩瑣的考據和爭論，採用我國教育部統編教材的定義，即「管理是指組織中的如下活動或過程：通過信息獲取、決策、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創新等職能的發揮來分配、協調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一切可以調用的資源，以實現單獨的個人無法實現的目標」。[13]簡言之，可以將「管理」理解為確定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資源以實現既定的管理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
在對管理進行上述一般理解的基礎上，從邏輯上來說，就可以推導出「司法管理」的定義——即司法管理就是指合法影響或承載司法權運行的組織（制憲機關或立法機構、司法系統或法院系統、法院、法院內部機構、審判庭等等）中的如下活動或過程：通過信息獲取、決策、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創新等司法管理職能的發揮來分配、協調包括司法人力資源在內的一切可以調用的司法資源，以實現各種司法目標」，或者說司法管理就是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其基本構成要素是司法目標、司法資源和司法管理實踐（司法管理組織活動或過程）。
這個從管理學原理當中推演出來的「司法管理」的定義與司法管理學者的有關司法管理是「任何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司法管理包括「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司法管理是「為更好的法院而進行的戰斗」、司法管理「趨於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的相通之處：「更好的法院」、「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好的「司法制度」等可視為對一定層面上某一司法管理目標精闢的註解；管理資源及管理實踐上，「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 、「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戰斗」等等用語，道出了司法管理活動的廣泛性、司法管理資源的多樣性，當然也必然預示著司法管理活動或過程的艱巨性：因為從一國司法權的自上而下的合理運行角度考慮，「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絕非輕松之舉。除了任務的繁重、事務的眾多以外，利益的沖突乃是司法管理難以迴避的重大問題。

三、從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事項的列舉看司法管理的內涵

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推進，「司法管理」一詞已經從無到有，越來越多地佔據人民法院，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實務文件的篇幅，有關「司法管理」內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等司法實務文件當中「司法管理」所佔篇幅及內涵的演變，進行簡要的歷時考察。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對外公布的工作報告， 盡管從199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開始就強調「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素質」，並越來越關注審判方式改革、法院改革及司法改革問題，但是，其後幾年的工作報告當中並沒有出現過「司法管理」用語，甚至「管理」一詞也很少使用：2000年工作報告出現一段文字提及「法官管理」問題，並將「法官管理」和「法官選任」、「法官培訓制度」、「提高法官隊伍素質」並列使用，似乎可以用管理的職能之一「控制」進行替代，足見此時對「管理」內涵理解的狹窄；2001年工作報告提到「執行管理新體制」問題，使「管理」一詞在與「體制」的搭配當中擴大了內涵；2002年工作報告觸及「法官與法院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問題，2003年工作報告則論及「訴訟費用管理制度」、「加強審判流程管理」、「海事法院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院人事分類管理制度」等多項司法管理問題，管理意識明顯增強，「管理」名下的司法事項明顯增多，但尚未使用「司法管理」一詞。
2004年3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肖揚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費字1,748個，以「完善司法管理，加強隊伍建設」為題，專章論述 「落實以審判流程為重心的審判管理制度，確保審判工作公正高效運行」；「完善以法官管理為重心的法院隊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健全以人民法庭、審判法庭建設和信息化建設為重心的司法政務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司法活動效率」；「自覺接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堅持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解決「告狀難」、「申訴難」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以及「法官素質不夠高」、「少數法官違法違紀問題嚴重」等「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問題，[14]和以前相比，大大拓展了「司法管理」的范圍。
而發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的《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繼續同樣論述了「完善以審判為中心的審判流程管理制度，確保審判工作高效運行」；「完善以法官管理為中心的法官隊伍管理制度」；加強「審判工作宏觀指導機制、審判流程管理機制、審判質量管理機制、執行工作管理、隊伍管理機制、綜合協調和後勤保障機制」的司法管理問題 ，甚至規范法官與律師的關系、共同維護司法公正等等，[15]「司法管理」的內涵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但有趣的是，2005年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在「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依法審理民事案件，平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法審理行政案件和國家賠償案件，促進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依法行使； 加大執行工作力度，努力解決「執行難」問題）、「加強審判監督和指導」（加強涉訴信訪工作，切實解決「申訴難」問題；加強司法解釋工作，統一司法標准；加強對訴訟調解工作的指導，提高訴訟調解水平；加強對審判質量工作的指導，促進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加強對落實司法為民要求的指導，方便群眾訴訟；加強對法院改革工作的指導，完善中國特色審判制度；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認真辦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委託送達法律文書和委託調查取證等工作）、「加強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建設」（調查研究，明確目標；突出重點，狠抓落實；加強業務培訓，提高審判水平）、「加強人民法院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領導班子建設；深入開展「司法公正樹形象」教育活動；嚴格規范法官與律師的關系；積極推進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做好2005年人民法院工作」（全面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維護社會穩定；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維護司法公正；繼續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素質；繼續加強基層基礎工作，著力解決基層法院的突出問題和困難）等標題之下，似乎看不到「司法管理」的字樣了，是否意味著對「司法管理」內涵理解上的「縮水」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在「完善司法管理，加強隊伍建設」的標題下，涉及到的「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問題，幾乎恰恰占據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全部篇幅，「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加強審判監督和指導」、「加強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建設」、「加強人民法院隊伍建設」 等等，實際上都是對「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的具體論述，並且「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本身似有突破「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這些 「法院內務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的框框，將「司法管理」范圍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勢頭。
鑒此，我們可以說，司法管理的內涵，在我國司法實務文件中，從一般的「控制」到全面的法院內務管理，再向法院體制外進行拓展，有逐漸深化的趨勢；並且，也許不是簡單的巧合，這種拓展趨勢與當年德爾瑪·卡倫教授所認為的司法管理不僅包括法院內務管理，還包括法院結構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結論：司法管理——一個內涵廣泛的話語

綜合以上從有關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界定、管理學論著對於「管理」一詞的定義以及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 具體事項的列舉三個方面的論述，我們有理由對司法管理作一范圍廣泛、內涵深刻的「廣義的」理解，即司法管理就是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對於司法管理這一內涵豐富的話語，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解。
首先，司法管理是管理司法正義的學問和藝術。而要實現作為矯正正義的司法正義，完全不考慮源頭上正義的分配是行不通的。要管理好司法，既需要司法機關本身做好內部管理，或者說做好中觀、微觀層面的司法管理，實現司法系統內傳送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及程序正義（proceral justice）的目標,又要從源頭抓起，從國家政治管理或者憲政的宏觀層面管理好司法，從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開始，為最終提高司法質量做好前提性、基礎性的管理工作。從司法系統內部及外部進行司法的「全面質量管理」，決定了司法管理的范圍、環節、內涵要遠比我們通常想像的寬泛。
其次，司法管理的主要目標是為了構建更好的法院，內容涵蓋法院內務管理、司法選擇、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法院結構、司法審查范圍的確定、司法權的宏觀配置、對與司法運行質量密切相關其他因素的管理（如檢察管理、偵查管理、律師管理、監獄管理等與法院訴訟運行密切相關的活動的管理）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
再次，司法管理的廣泛范圍及豐富內涵決定了司法管理活動的以下幾個特點：（1）廣泛性，任何涉及「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均可能成為司法管理的內容，其范圍遠比單純的法院審判管理廣泛，可以涉及甚至可能超越偵查、檢察、仲裁、執行、監獄、律師、勞動教養、法律援助、公證、調解等「廣義司法制度」[16]]的任何方面,因為這些方面制度運行的質量,往往直接影響到司法制度好壞。此外，「管理」內涵的廣泛性也成為「司法管理」內涵廣泛性的一個重要原因；（2）動態性，即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與具體管理目標的不同，影響司法制度各因素的相關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管理環境、管理目標形成互動，從而司法管理各具體內容的份量或比例，特別是法院管理以外司法管理內容所佔份量與比例會發生改變；（3）開放性。同樣，除了已經列舉的內容以外，隨著對訴訟影響力或相關性的增強，「傳統」的司法管理內容會不斷增加新的因素；（4）以法院管理為核心。畢竟法院是司法的核心，訴訟是司法的最終產品，不能在研究次要矛盾時忽視主要矛盾。
第四，對於司法管理的具體內容，可以結合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綜合理解。縱向上，可以按照「宏觀--中觀--微觀」層次，從司法權在國家權力的宏觀配置這一宏觀層面（憲政層）展開，過渡到「司法系統-法院系統-司法組織」的中觀（司法體制層），再到某一具體法院的內務管理（財務、人力資源、裝備、信息等等）與審判管理；橫向方面，則以法院系統為核心，擴展到偵察、檢察、公證、律師、仲裁、獄政、司法教育及考試等多個方面。縱橫結合，並大致可得司法管理的立體全貌：（1）司法權的獨立性、中立性等特徵及如何通過政治制度的構建，實現司法權獨立運行的制度條件。著重研究司法與政治、司法與宗教、司法與政黨、司法與立法、司法與行政、司法與軍隊、司法與輿論、司法與仲裁、司法與非司法調解、司法與國內司法權的國際讓渡及其他公共權力的關系、區別和分界線，弄清獨立的司法權的最低限度，明確合理的司法審查的范圍等特點在宏觀、憲法層面上完成司法獨立、中立的制度設計與實現。包括司法人權、司法主權、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標、司法管理主體、客體、司法資源的開發、司法改革等等宏觀內容。要體現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權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權、司法實現正義的本體價值和理念，肅清司法「階級斗爭工具論」的流毒。管理層次上，處於「宏觀」、「哲學」、「制度」的高度；（2）法院管理模式。在完成司法權的劃分以後，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組織的設置與構建。比較及選擇一元與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國的聯邦與州兩套司法系統）、統一與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設置憲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與行政區相同與差別的司法系統、層級不同的司法組織的幅度、上下級司法組織的關系如何等內容，尤其是理清檢察權與司法權的關系，選擇司法組織的模式、層次、管理方式。（3）司法官員的任職資格、職業保障和監督等司法人力資源管理（4）包括憲法訴訟在內的訴訟制度設計，包括受案范圍、審判模式、審級、證據制度、司法鑒定的地位、錯誤判決的救濟與限度、司法不作為情況下的訴權保障、司法執行的模式、對仲裁、公證、外國裁判的監督和支持等等內容；（5）司法監督及危機管理；（6）司法財務管理、司法行政管理；（7）微觀司法管理，包括微觀司法組織內行為，如組織機構設置、財務後勤支持、司法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司法領導、司法腐敗防治等；組織外功能和行為，主要是訴訟功能的發揮和裁判公正目標的實現。同時，研究審判為中心、審判流程管理、審判質量管理機制、執行工作管理、隊伍管理機制、綜合協調和後勤保障機制等；（8）司法管理的比較研究。可以大力借鑒、移植其國外的先進的司法科學管理經驗與做法，提高我國微觀司法管理水平。
以上內容，大致可分為司法政治管理（重要關注憲政視野的司法權力及相關權力的宏觀配製、司法審查范圍的確定以及國際司法關系等問題）、法院管理（法院內務管理、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法院結構、訴訟運行管理等內容）、訴訟相關因素的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檢察管理、偵查管理、律師/公證管理、法院對仲裁活動的監督等與法院訴訟運行密切相關的活動的管理）等三大領域。
最後，司法管理的范圍廣泛性及內涵豐富性決定了其與「司法改革」難分難舍，形成司法權正常運行的這一枚硬幣的兩面。有關司法改革與司法管理內涵密切相關、外延高度同一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在具體表現形式上存在的破與立、變更與穩定、突變與漸變、激情與理性、發散與收斂細微差別，筆者將另文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韋群林版權所有,禁止轉載,剽竊必究)。

❼ 英國19世紀政治民主化進程。

[摘要]伴隨著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深刻變化，政治民主化逐漸成為19世紀英國歷史的主旋律。英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僅在議會改革中體現出來，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體現出來。英國19世紀的大眾民主是在城市率先發展，並普及推廣開來的。城市在此充當了大眾基層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以納稅人資格確定投票權，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觀念，摒棄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條件，這是向現代民主制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一個歷史進步。

[關鍵詞]民主化;「城市自治機關法」;英國；趨勢

伴隨著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深刻變化，政治民主化逐漸成為19世紀英國歷史的主旋律。其中，學術界普遍關注的是三次議會改革運動。然而，由於英國社會強烈的自治傳統，各地的地方事務一直帶有濃厚的地方和區域色彩，所以僅從中央政權的角度考察其社會民主化進程是遠遠不夠的。英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僅體現在議會改革中，而且也體現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國學者對於議會改革做過深入的研究，但對地方政府改革則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國19世紀城市政府改革與社會民主化進程間的關系，以加深對近代英國歷史的理解。

一

19世紀英國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於解決城市問題的現實需要。城市的急劇擴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發展變化，使新興城鎮面臨日益嚴重的社會、經濟、治安等管理問題。19世紀上半葉，從卡圖街密謀到滑鐵盧事件，社會動盪不寧，城市發展和建設毫無規劃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狹窄，住房擁擠不堪，聯排式、大雜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興的大城市，利物浦與曼徹斯特的地窟、瓷器區以及倫敦的貧民窟令人觸目驚心，公共設施則幾乎等於零，且不用說公園、綠地、博物館、藝術館之類，連最基本的生活設施都談不上。因此，城市發展本身的壓力導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傳統。在政治領域，恪守傳統「小政府」的「無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傳統，18世紀以來，英國政府對地方事務介入越少越被認為合乎傳統。在經濟領域，自17世紀革命以來，亞當·斯密等人宣揚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義而深入人心，幾乎成了英國經濟生活的金科玉律，人們深信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然地調節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視國家干預為對政治自由和市場經濟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紀，城市治理大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模式，分為自治城市和沒有取得自治權的城鎮，其治理方式各異。

一類是沒有取得自治權的城鎮。它們沒有特許狀，也就沒有自治市政府。從政治治理角度講，它們與周圍的鄉村一樣，依然處於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統治之下，繳納郡區稅(countyrate)。[1](p2)換言之，它們雖在物質形態上已發展為城鎮，但在治理結構和精神狀態上仍停留在鄉村，以古老的教區、采邑等為基礎，行政管理的幅度狹窄，職能有限。

另一類是自治城市。在英國歷史上，自治城市有著悠久的傳統，它們不少是從中世紀的自由城市發展而來的，其共同點是得到過王室的特許狀，有權選舉自己的市政官員，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內部事務，還有權選舉自己的市長。「自治城市還有一個市議會，由12—24人組成，負責監督城市管理並備顧問。」[2](p300)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為城市豪門所控制，視市政如家政。於是，市政當局成為城市上層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連襟接二連三地進入市政當局。他們只關心自身的利益，無力應付日漸繁雜的城市事務，更與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雖說市政官的統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當局，但作為一個整體，舊式的城市自治體是以低效、封閉為特色的。這些市政衙門往往成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開性與透明度;不能隨著城市的發展轉變職能，成為為城鎮大眾服務的公共機構，走上民主之路。它只為城市有產者利益著想，不關心城市大眾的福祉，與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嚴重脫節，與時代格格不入。

日益嚴重的城市問題並非「無為」而所能「治」。面對日益復雜和尖銳的城市問題，各城鎮恪守在經驗中求實的原則，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請議會通過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員會、徵收地方特別稅來應付必要的開支，以解決專門問題。他們成立了約300個城鎮改善委員會，還有名目繁多的專門組織。其中伯明翰和曼徹斯特的改善委員會工作較為成功。早在18世紀下半葉，伯明翰的改善委員會就成功地清除了街邊有礙交通的障礙物，如凸肚窗、門前的石階、地下室入口等，從而得以鋪設起人行道，安裝街道照明設施。19世紀初，委員會獲得了新的權力，有權徵收新稅和舉借貸款，經濟實力增強，工作更有成效。曼徹斯特的第一個改善委員會是1765年成立的警務委員會，到19世紀40年代，它已涉足鋪路、照明、拆遷、消防、供水、清潔和煤氣供應等領域。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實際上，改善委員會的工作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療方案，只能進行專項治理工作，無法全面應付城鎮問題。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勢在必行。

其次，英國經濟基礎的變動迫切需要政治上層建築領域的相應變革。18世紀下半葉以來英國經濟生活中的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變動，使工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急劇增長，19世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增強了資產階級的力量。北方一些工業城市，如伯明翰、曼徹斯特等，本身是非國教徒的天下，其興盛繁榮全賴非國教徒，但城市卻仍然受舊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團法》的制約，非國教徒被剝奪了政治權利，沒有參與地方管理的權利。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強大經濟實力與政治上的無權狀態極不相稱。

這樣，這時英國城市政府或已淪為某些私人的產業，或停留在農村統治體制下，無法為日益擴展的城鎮提供服務，城市政府的改革確實勢在必行了。此時，英國社會民主化運動已逐步走上穩健的正常軌道。18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資產階級激進派運動風起雲涌，但畢竟沒有發展成法國那種急風暴雨式的社會革命，而是通過統治階級的理智退讓，以讓中產階級分享權力而獲得協調。這種英國式的改革開創了在體制內消彌亂源的先例，使19世紀成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世紀。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英國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從而構成英國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從改革的決策主體來看，19世紀英國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兩種。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機關法》為開端，它實質上是1832年議會改革的續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則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該法規定：第一，在178個城市裡，取消200多個陳舊過時的市政自治團體，用選舉產生的城市政府取代舊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議會、市長和市參事會構成。市議會是城鎮自治機關的權力機關，其成員由該城所有繳納地方稅②、並有3年居住資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選舉產生，從而為全國統一了市政選舉的資格標准;市議會再選舉市長、市參事會;市議員任期3年，每年改選其中的1/3，參事員任期6年，每3年改選1/2，市長任期1年，可連選連任。第二，廢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職權，將司法權轉交給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實現司法權和行政管理權的分離。第三，市府財政公開，市政收入必須用於當地居民，不得為私人利益或娛樂之用，從而增加了市府財政和透明度，有助於減少腐敗現象的出現。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規。最後，市議會的討論公開，允許公眾旁聽。這樣，通過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開、民主的城鎮政府取代了封閉的舊式城鎮寡頭的統治，打破了城鎮寡頭對城鎮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許可權內制定地方法規，徵收地方稅收以平衡收支，負責環境建設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權力和職能日漸擴大，社會服務保障功能日益加強。從理論上說，原來的各式改善委員會的職能已轉歸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這些機構並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權繼承舊市政府財產，成為城鎮的實權機構，但實際上，城鎮寡頭不願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力和財產，因此城市議會只是逐步確立起其領導地位。在此過程中，城鎮的社會職能仍在不斷地擴展，如果說在19世紀30年代只有市政府、議會和參事會等屈指可數的幾個機構的話，那麼，19世紀末，又增加了煤氣、自來水、電力、街道、下水道、公園、衛生、浴室、市場、圖書館、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機構，充實了政府體系。另外，還比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鎮警察力量，以維持地方秩序。隨著城市功能的擴展，城市政府的職責日益擴大，以適應變革了的城鎮社會。新的城市政府較之舊的市政官，更能勝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紀英國市政方面的大部分問題是通過地方性立法解決的。當然，由於對城市的管理還處於探索階段，其立法大都是對城市問題的應付和即時回應，還缺乏總體規劃。

從城鎮統治的方式來看，我們以1870年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為兩個階段。183521870年為分散式的統治階段，其間針對城鎮事務的繁雜和地方事務的專門性，創設了許多專門機構。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濟貧法委員會，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衛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紀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個。[1](p153)但缺陷是許多中央的法令、條文大都是「任意性」的，採用與否全在城鎮自己「，未能通過中央控製作用來改變自治市大小不等、區域劃分和地方管理多樣化的局面。所以當時的多數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敗和低效問題」[4](p365)。19世紀70年代後為權力日益集中階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開始統一規劃指導地方政府工作，英國的地方自治傳統才受到真正的沖擊。1872年設內政部③，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指導和監督，並逐步充實中央政府的管理機構，開始了中央政府部門對地方政府的統一協調過程，建立起現代政府架構。

雖然說《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決了郡級的設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倫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倫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決大都市———倫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規范，攻克了英國城市政府的最後堡壘。它規定，在1888年建立的倫敦郡區內重新建立28個首都自治市議會(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個倫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個教區委員會。[5](p477)

英國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專業化的管理機構，並將權力日益集中化，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理。這與19世紀資本主義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成熟，經濟領域中壟斷與集中思想的抬頭，政治領域中國家機器也日益加強，對社會生活各方面進行干預。「國家開始處理經濟增長中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設法緩和日益明顯的社會緊張、城市問題和工業成熟所產生的問題，後兩個問題要求國家進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會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應付社會動盪、貧窮和城市擴展等難題。」[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機關法》即是從上而下由議會立法通過，由各城鎮遵照執行，除明確列入其中的城鎮外，其他城鎮只可申請援引該法，因此其立法不帶有強制性質，而是授權地方當局自行斟酌執行，其執行與否取決於各個城鎮，因此有人稱19世紀下半期為英國自治市的「黃金時代」。[7](p205)但它畢竟已是中央立法對城鎮事務的有力介入。當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對於政府的干預還時有一些非議。例如，當1848年《公共衛生條例》頒布時《，經濟學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編輯抱怨道：「疾苦和災害，乃是自然的告誡，是無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還沒有領悟到它們的目的和結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試圖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結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

英國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為起點，在民主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適應日益變動的城市社會，逐步發展成現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擴大的社會管理職責，對城市社會的各類問題作出回應。城鎮越發展，城市規模越大，那麼城市的公共設施建設和管理任務越重，城鎮政府機構便越擴大：從市政公共設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礎設施，如公園綠地、學校建設、圖書館和博物館。由於它從一開始就建立在權利(選票)與義務(納稅)相統一的基礎上，重在其職責———為城鎮大眾服務，而不在其官位和個人得失，因此這種新的市政官員已不再是舊式的城市寡頭，而是現代「公務員」了。到19世紀末，英國城市地方政府建設基本完成。

三

英國城市政府改革不僅僅是對市政府上層建築的有形改革，而且還在地方層次上開創了無形的民主化進程，它為城市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民主、自由、開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與三次議會改革一道，構成了19世紀英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18世紀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工商業資產階級人士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濟實力空前提高。如北方巨大的工業城市伯明翰的工匠們、棉業城市曼徹斯特的棉業巨頭、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卻因是非國教徒而沒有發言權，政治大權操縱在土地貴族手中，使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嚴重失衡，因而獲得政治權利就成為19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歷史使命。由於英國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榮革命以來所形成的漸進變革的傳統，激進運動的壓力，迫使統治階級逐漸退讓，打破土地貴族的權力壟斷，擺脫市政寡頭對城鎮的控制，建立起較為民主、開放的政治統治，所以民主與改革便成為19世紀英國政治發展的主要篇章，並誕生了密爾(舊譯穆勒)所宣揚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在他看來，所謂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討論公共問題，並讓公眾參與政治決定。[9](p780)而下層人民則提出了《人民憲章》，要求普選權，把獲得選票、參與政治當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這樣，從1832年的議會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選民人數不斷增加，不僅中產階級，甚至於工人大眾也開始分享政治權利。這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選權，但其民主化的總趨勢是無可否認的。資產階級開始在議會中占據優勢。據統計，1865年，在議會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業、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佔一半以上;到1900年時，後者增加到了77%[9](p350)。在中央的辦事機構中，通過文官制度改革和軍隊中的改革，使中產階級代替了世襲的腐敗官僚。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經濟強人在市鎮領域取得與之相應的領導地位，尤其是在新興工業城鎮中，工商業資產階級很快掌握了政權，如以曼徹斯特周圍的工業城鎮為例，羅契代爾和索爾福德的市議會中，從1856年到1890年，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比例從52.5%上升到80.35%;在布萊克本和博爾頓的市長中，有60%以上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出身[10]。在19世紀初的英國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脫節的矛盾，通過改革、調整，逐步改變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使之最終適應了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體現了一定的民主原則。1869年的市政選民法給予所有擁有一年居住資格的納稅人投票權，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權利。[11](p75)到1894年，男女納稅人都有權在郡、行政教區投票，在婦女選舉權方面打開了一個缺口，難怪科布登說「市政改革法是我們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1835年《城市自治機關法》規定的納稅人資格條件事實上使當時的英國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選舉權，城鎮納稅人數目甚至大大少於1832年議會改革法的選民數目，因而並不能說明其民主性。[1](p15-16)也有人強調說，它與1832年改革法案一樣，都是黨派斗爭的產物，是兩黨政治斗爭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輝格黨在地方上排擠托利黨勢力④，與民主相距甚遠。但是我們認為，雖然從選民數量上來說，也許1835年的市政選民確實不多，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些數字，而在於其基本原則，它以納稅人的資格取代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體現了納稅義務和投票權利之間的辯證統一的關系，變擁有財產收入之多寡的選民資格為向城鎮公共事業貢獻大小的納稅人資格來確定投票權利，體現了歷史的進步。雖然從數量上說，1835年納稅人只佔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7](p203)但是，如同13世紀的大憲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匯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質才愈來愈體現出來一樣，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納稅人選舉權的資格，恰恰是奠定英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與中央的議會改革不同的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女性也開始加入了城鎮選民的行列，況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實行了成年公民選舉權。[13](p129)到19世紀末，選舉權已擴展到全體公民，民主選舉賦予城市政府極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威性，市政官員對選民而非上級負責，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現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還具有指導性和現代性。它不僅把民主和代表原則運用到所有城市，而且還推廣到郡縣等農村地區，從而提供了一個具有現代政治精神的起點。隨著19世紀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廣大農村地區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順理成章了。因為這時的鄉村居民已經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況且從中央一級來說，農業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議會選舉權，因而農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於此。1888年法案規定設立郡和郡級市政府，1894年法案則規定設立都市區、農村區及教區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級市設立民選的議會，區設區級議會，教區有教區議會;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參加地方議會選舉，並擁有表決權，從而使民主和開放性原則在基層得到貫徹。由此，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都按民主原則選舉產生了新的政府機構。

由於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開性和自由性等社會屬性，英國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開其端，並在有著自治傳統的城市率先試行。在城市，人們的民主意願最為強烈，城市化快速發展使得民主思想的傳播極為容易。城市先行、農村隨後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國的傳統，還回應了英國的激進派運動和其後的憲章運動。因此，城市成為大眾基層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開放性特點，並體現了行政管理公開化的趨勢。改革法雖然只涉及了178個自治城市，其目標和對象是對自治城市的市政團的改造，但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此，它還為非自治城市的相應改革打開了大門。它規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請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則，這就為非自治城鎮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從1835—1855年這20年中，就有22個城鎮(其中絕大部分是新興工業城鎮)據此組織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國已經有了313個新城市政府。[1](p1502151)由此可見，1835年的改革法並不僅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個城鎮，而在於為其他城鎮的相應變革作了准備，尤其是為工業革命以來發展起來的新型城鎮提供了進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徑。

改革還體現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開性。首先是決策程度的公開性。以19世紀中下葉各城鎮建設市政廳為例，當時市政廳被當做城市的標志性建築，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紀城市的標志性建築一樣。市政廳的建築與否、建築的風格、建築地址、預算、招標等都在公開的原則上進行。人們不僅僅把市政廳當做宏大的辦公樓，而且把它當做是進行盛大的招待會、音樂會的場所，因此市政廳客觀上具有議會廳、法庭、音樂廳等其他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市政廳建築還體現出城鎮民眾日益表現出來的市民自豪感，它們往往成為一座城市的標志，納稅人用自己的錢，建築起精美、雄偉的市政廳，在建築規模、裝飾、布局方面相互攀比，體現了城市市民急於改變新興工業城鎮的形象的願望。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廳都有大型的風琴，以舉行大型的群眾性音樂會，把雄偉的建築物與提高大眾的藝術欣賞與審美能力結合在一起。其寬敞的廳堂、巨大的規模、成組的風琴，表明了市政廳所具有的公眾性質。很顯然，這樣的市政廳就不純粹是上流社會的官府衙門，音樂也不再體現上流社會身份地位，而是群眾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為了使新的市政廳真正成為城市標志性建築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設立市政府時決定，市政廳應該是城市生活與精神的體現，應位於市中心，建築在制高點上，應有一個令人注目的高塔，一個巨大的鍾樓。[4](p211)。市政廳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達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場合，王室成員的光臨、盛大的集會、隆重的慶典，成為一般的場景。哈利法克斯市政廳竣工剪綵時，威爾士王子光臨，還有174節火車帶來的6.6萬觀眾，該市組織了1萬名主日學校的學生表演節目，一支500人的大型樂隊演奏樂曲。[7](p215)1858年9月7日利茲市政廳竣工剪綵時，還舉行了產品展銷會與大型音樂會，女王夫婦的到來更把慶典推向了高潮，城內到處彩旗招展，橫幅臨空，花團錦簇，人們個個喜氣洋洋。正如水晶宮博覽會成為1851年的標志一樣，利茲市政廳成了1858年的象徵。[14](p1742176)它體現了市民時代的自豪感，顯示了公眾精神和城鎮生活的開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氣魄。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在英國大選時的計票處領略到19世紀市政廳建築的風采。19世紀中葉建成的市政廳還成為與鄉村地產斗爭中的堡壘。[12](p22)如果說鄉間城堡曾是農業英國的勢力所在，那麼如今，市政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時代標志。其次，市議會的會議允許市民旁聽，體現了現代政治過程中的大眾參與。最後，在市政府經費上實行公開原則，定期公布賬目和年度預算，進行賬目審計，審察地方政府開支情況，審計員由市民選舉產生，市鎮司庫受命對賬目進行摘要，其備份由納稅人公開審查。可見，19世紀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強了城鎮行政決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綜上所述，英國19世紀的大眾民主是在城市率先發展，並普及推廣開來的。城市充當了大眾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以納稅人資格確定投票權，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民主理念，摒棄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條件，這是向現代民主制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這雖然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選權，但畢竟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本來就是現代文明的重要載體，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開性特徵本來就是基層民主的溫床。英國經驗理性的民族傳統、在探索中前進的行為技巧，為英國大眾民主的發展開辟了一條現實的道路。

關於普選權
19世紀中期，英國有以男性普選權為主要訴求的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19世紀的民主運動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尤其在北歐，使用了口號「均等共有選舉權」。普選權運動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運動，目標在於把選舉權擴展到所有種族。但對於女性的女性普選權或投票權、選舉權等等則要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被重視。而最早的普選權運動發生在19世紀早期，聚焦於減除選舉所要求的財產條件。

許多社會原先都對投票權有種族要求。比如，非白種人不能在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投票，這種情況在1994年多黨選舉後才結束。在民權運動之前，美國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論上有投票權，但有很多手段使他們無法實現普選權。3K黨在美國內戰之後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脅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選系統其實還是排除一些人的選舉權。比如，拒絕承認犯人投票權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幾乎所有司法系統都拒絕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權。

由全民普選歷史看來，雖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問題，人為的黑幕和貪污，但全民普選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數人的，比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國的發展趨勢。
普選權只是民主化進程中的一種進步現象。起廣泛性並不能說明民主化的程度。

❽ 各國政府的政府構成

關於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是個很復雜的問題，發現許多人一知半解，導致了對許多事情判斷發生失誤，本貼可作為知識普及貼，也願意與政治學高手們切磋。
說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論述要論述一下總統制、議會制、半總統半議會制的主要特徵：

先說總統制的特徵：
總統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腦（有的名義上不是，有一個總理，但其實總統才是真正的政府首腦，如俄羅斯、韓國等）、又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
（1） 總統，議會選舉分開進行
（2） 總統向議會提出立法建議，但國會既可以通過，也可以否決（一半以上多數）
（3） 議會通過的法案，總統不滿意的，有否決權，但議會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
（4） 總統提名總理（有的國家沒有）和部長，並可以罷免他們
（5） 總統無權解散議會（有的可以解散，但有嚴格限制，不能主動解散）
（6） 議會也無權因為對總統工作不滿意而通過對總統為首的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總統辭職，只能在總統違法犯罪的情況下彈劾總統
（7） 總統組織外交談判，締結條約，但條約要議會批准
（8） 總統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統帥三軍，但對外國派兵要議會同意
（9） 總統頒布的總統令和行政命令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但不能與法律相抵觸
（10） 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但要議會批准，一經人民，除非違法犯罪，不能罷免，保證法官獨立行使司法權。法院（有的國家專門有憲法法院，有的國家是最高法院）有違憲審查權，可以裁定議會通過的法律和總統為首的政府頒布的總統令和行政命令違法憲法而裁定其無效

1 美國總統權力很受制約
（1）總統，議會選舉分開進行，總統所在的黨不一定是國會的多數黨
（2）政黨紀律鬆散，即便總統所在的黨在國會中佔多數，總統的法案也不一定能通過
（3）總統雖然有否決權，但不是絕對的，國會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
（4）國會有極大的預算審查權，對總統的預算，既可以取消或削減某項撥款，也可以增加總統沒要求的撥款，或增加總統預算中某項撥款的數額
（5）總統的否決權不是單項的否決權，國會對某項可能被總統否決的法案，可以以修正案的形式附加在總統要求國會通過的法案後面，讓總統難以否決
（6）美國是最高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特徵是最高法院只有在具體案例中才可以否決某項法律。如果國會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某法律，只要沒有適用該法具體案例，總統提請最高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來否決它
（7）總統無權解散國會
（8）總統違法犯罪時，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可以直接彈劾總統，不需要法院復審，一旦國會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某法律，總統不敢不執行，否則有被彈劾的危險（而在有的總統制國家，議會三分之二多數彈劾總統後，還需要法院復審才能生效，總統如果得到法院支持，哪怕該法明顯不違法憲法，總統不得不宣布其生效，但也可以無恥的不執行，反正就是公開違法犯罪了，國會單方面也不能彈劾他。當然，在議會三分之二多數彈劾總統後還需要法院復審才能生效的總統制國家，總統無恥的不執行已經通過的法律的情況也不會太多，因為多了，可能引起選民不滿，影響下次選舉，而且法院也不一定次次都在總統一邊）
（9）如果說國會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的法案，萬一有了具體案例，總統還有機會提請最高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來否決它的話，那麼總統向國會提出立法建議特別是涉及修改現有法律的法案被國會否決，總統沒有任何理由說它已經通過（因為雖然總統頒布的總統令和行政命令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但它不能與法律相抵觸，總統否決總統某項法案也不涉及任何違憲的問題），畢竟國會是公開否決的，總統和法院最高都沒有理由提出異義，只能看著該法案無法執行。偏偏美國法制健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律規定，總統稍微對現有政策作出調整，往往都涉及到現行法律的修改，必須國會批准
（當然，不與現行法律抵觸的政策，有時總統可以頒布行政命令執行，因為總統頒布的行政命令與法律有同等效力，只要不與法律相抵觸就可以了）

2 俄羅斯總統權力雖比美國總統大，但也只是稍微大一些，並不像某些人說的大四倍那麼恐怖，也很受制約。俄羅斯總統權力看上去比較大，是有特殊原因的，並非現行憲法所致
（1）總統，議會選舉分開進行，支持總統的黨不一定是議會的多數黨
（2）總統不能加入具體的政黨（當然總統要順利執政在國會中肯定有政黨支持，這些支持總統的黨被稱為「政權黨」，但總統不加入他們，就與他們組織上的聯系，這使得即便支持總統黨在議會中佔了多數，總統的法案也不一定能通過）
（3）總統雖然有否決權，但不是絕對的，議會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
（4）國會有比較大的預算審查權，在審議政府的年度預算，既可以取消或削減某項撥款，也可以增加總統沒要求的撥款，或增加總統預算中某項撥款的數額
（5）總統的否決權不是單項的否決權，議會對某項可能被總統否決的法案，可以以修正案的形式附加在總統要求議會通過的法案後面，讓總統難以否決
（6）總統雖然可以解散議會，但只在議會否決總統任命的總理的情況下，其他情況不能解散議會。所以可以說，俄羅斯無權因為議會否決他提交的法案而解散議會（至於總理人選問題，議會完全沒有必要為否決一個做不了主的總理任命而甘願冒著被解散的危險）
（7）如果說議會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的法案，總統還有機會提請憲法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來否決它的話，那麼總統向議會提出立法建議特別是涉及修改現有法律的法案被國會否決，總統沒有任何理由說它已經通過（因為雖然總統頒布的總統令和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但它不能與法律相抵觸，總統否決總統某項法案也不涉及任何違憲的問題），畢竟議會是公開否決的，總統和憲法法院都沒有理由提出異義，只能看著該法案無法執行。現在的俄羅斯法律已經比較健全了，方方面面都有法律規定，總統稍微對現有政策作出調整，往往都涉及到現行法律的修改，必須議會批准
（當然，不與現行法律抵觸的政策，有時總統可以頒布行政命令執行，因為總統頒布的行政命令與法律有同等效力，只要不與法律相抵觸就可以了）
（以上7點與美國有相似之處）

俄羅斯總統權力雖比美國稍微大一些的方面
（8）俄羅斯是憲法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特徵不不一定要在具體案例中才可以否決某項法律。如果議會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某法律，總統可以直接提請憲法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來否決它
（9）總統違法犯罪時，國會三分之二多數不可以直接彈劾總統，需要法院復審，一旦國會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某法律，總統如果有法院支持，哪怕該法明顯不違法憲法，總統不得不宣布其生效，但也可以無恥的不執行，反正就是公開違法犯罪了，國會單方面也不能彈劾他。
（但注意著兩項不是總統單方面權力，要有法院支持才行，但法院也不一定次次都在總統一邊。另外，議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法案，總統在有法院支持的情況下就無恥的不執行的情況也不會太多，因為多了，可能引起選民不滿，影響下次選舉）
（11） 國會只有在審議政府的年度預算時期才既可以取消或削減某項撥款，也可以增加總統沒要求的撥款，或增加總統預算中某項撥款的數額。通過後到審議下一年度政府預算期間不可以這樣，這期間議會只能被動審議政府提交預算修正法案
（但注意這一項雖然比不上美國國會，但也比很多國家在憲法中明文規定議會只能取消或削減政府預算中的某項撥款，不能增加政府沒要求的撥款或增加政府預算中某項撥款的數額的權力要大，而法國，德國，韓國等很多國家都規定議會只能取消或削減政府預算中的某項撥款，不能增加政府沒要求的撥款或增加政府預算中某項撥款的數額）
（以上可見俄羅斯總統權力僅僅比美國稍微大一點，並不像某些人說的大四倍那麼恐怖，也很受議會的制約。因為，第一，總統都無法保證自己的法案在議會中通過。第二，兩國的法律都已經比較健全了，方方面面都有法律規定，總統稍微對現有政策作出調整，往往都涉及到現行法律的修改，必須議會批准。第三，總統無權因為否決他的法案而解散議會，議員可以沒有風險的否決總統法案）

俄羅斯總統權力表面看上去比較大，是有特殊原因的，並非現行憲法所致
（12）葉利欽時期，他威望有時很低，但那時俄羅斯剛剛獨立，很多方面沒有具體法律規定，總統可以暫時頒布總統令作為臨時法律，不需要議會批准，所以他可以經常無視議會
（13）到了普京時期，俄羅斯的法律已經比較健全了，方方面面都有法律規定，總統稍微對現有政策作出調整，往往都涉及到現行法律的修改，必須議會批准了。但偏偏普京威望極高，多數議員依賴普京才能在選舉中得到選民的票數，所以他們不敢否決普京的任何法案。
到了以後的總統沒有那麼高威望時，議會權力就可以表現出來（下任總統還不一定，因為極有可能是普京指定的接班人，會被多數選民視為普京的化身而繼續威望極高，但再以後就不一定了，那時議會權力就可能表現出來）

3 總統制下總統雖然很受制約，但不可否認，總統權力仍然很大
（1）總統組閣，部長由總統任免，美國總統提名的部長雖要國會的參議院批准，但總統也可以休會任命，休會任命的官員雖然任期較短，但畢竟不需要國會批准，博爾頓的任命就是一例
（2）總統的否決權多數時候都有效果，總統能當選，表明其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即便其所在黨無法在議會逐過半，至少可有三分之一以上席位，即便政黨紀律不嚴格，但多數時候還是一致的，至少可以保證大部分時候總統否決權還是有效的
（3）總統的總統令和行政命令只要不與法律抵觸，就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4）總統全面領導政府工作
（5）法官提名主導權在總統，法官當選後雖然獨立，但與總統一致的可能性大一些
（6）外交主動權在總統，議會只是事後批准
（7）總統是三軍統帥

再說說議會制的主要特徵：
（1）國家元首無論是總統還是國王都是形式上的，沒有實權
（總統制下總統是掌握行政實權）
（2）哪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在議會選舉中佔一半以上多數，那個黨的領袖就是政府首腦，叫做總理或首相，掌握行政實權
（總統制下政府首腦選舉與立法議員的選舉完全分開）
（3）議會如果對政府工作不滿意而通過對總理或首相為首的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總理或首相辭職
（總統制下議會無權因為對總統工作不滿意而通過對總統為首的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總統辭職，只能在總統違法犯罪的情況下彈劾總統）
（4）總理或首相可以主動解散解散議會（包括在議會對政府工作不滿意而通過對總理或首相為首的政府的不信任案時也可以解散議會，然後舉行新的議會選舉，由新選出的議會來決定政府的去留），但對議會通過的法案沒有否決權
（總統制下總統無權主動解散議會，但有否決權）
（5）以總理或首相為首的政府組織外交談判，締結條約，但條約要議會批准
（與總統制一樣）
（6）總理或首相是實際上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統帥三軍（總統或國王只是名義上的武裝力量最高統帥），但對外國派兵要議會同意
（與總統制類似，但實際上武裝力量最高統帥是總理或首相，不是總統，總統只是名義上的）
（7）總理或首相表面是議會選出的（其實哪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在議會選舉中佔一半以上多數，那個黨的領袖就是總理或首相，掌握行政實權，選舉只是形式），總理或首相選出後組閣，任命部長
（總統制下總統由選民直接選出，然後組閣，任命部長）

4 總統制下的總統和議會制下的總理或首相誰權力更大？
應該是議會制下的總理或首相，原因是
（1）議會制下哪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在議會選舉中佔一半以上多數，那個黨的領袖就是政府的總理或首相，掌握行政實權，保證了總理或首相的黨必然是議會的多數黨
（2）議會制下議會選總理，且政府必須在議會中佔多數，這就要求政黨紀律必然比較嚴格，議員必須按黨領袖（佔多數的是執政黨，黨領袖就是總理或首相）的意思投票，如果違反了就可能被開除黨籍，而沒有黨籍，以獨立議員很難選上議員，議員不敢輕易背離自己的黨投票
（3）政府可以主動解散議會，議會否決了政府的法案，政府可以認為議會已經不信任政府了，政府就可以解散議會，雖然政府自己有在選舉中失敗的危險，但議員自己也有落選的危險，所以不敢輕易否決政府的法案
所以表面上看，從法律條文看，總統制下的總統比議會制下的總理或首相權力更大，實際相反
據統計，在議會制國家，總理或首相的法案在議會通過率為95%以上（意味著幾乎都能通過）
在總統制國家，如美國，如果總統所在的黨在國會中不佔多數，總統的法案通過率僅有50%左右，即便總統所在的黨在國會中佔多數，總統的法案通過率高一些，但也只有70%左右

❾ maple glen pa 19002 是美國什麼地方

202 是門牌號
bolton court 是街名
maple glen 是城鎮名
pa 就是濱州縮寫
19002 是郵編
具體地址可以打開google map 裡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