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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自由心證

發布時間: 2022-07-03 18:44:39

『壹』 自由心證是什麼

自由心證作為一項法律制度,上溯到成熟的教會法當中,就能找到它的影子。然而,教會法的體系及其封建法律的本質決定了那時的自由心證制度與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心證制度在本質與功能上是大相徑庭的。作為法律概念,自由心證不是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專有名詞,但是作為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心證制度,卻不能不說它是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後,在法制建設中的產物。

十七世紀中葉,歐美大陸的封建統治發展到極至,人被劃分為三等,婦女更是毫無地位,這種統治反映到法律制度上,便是確立了法定證據制度,這種證據制度規定:證據的證明力及其是否被採用,均由法律明文規定,法官不得自由評斷和取捨。依照這個制度,男人的證言的證明力高於女人的證言的證明力,貴族的證言證明力高於普通人的證言的證明力,僧侶、牧師的證言證明力高於俗人的證言證明力,基督徒的證言證明力高於猶太人的證言證明力,而不問證言內容與案件事實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如何。同時還規定,一個證人的證言只能算半個證據,只有當兩個證人的證言相符時才能作為一個證據。針對這種歧視人權的形而上學的證據制度,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便立即著手尋求與建立新的證據制度,自由心證制度作為證據制度之一便應運而生了。

所謂自由心證,就是對證據的證明力及其取捨、法律不作規定,而由法官根據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並以自己的法律意識及道德良知來自由判斷、取捨的證據制度。從這一概念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自由心證制度從它一產生便肩負著革除以人的社會政治等級為基礎的法定證據制度的使命,是一項資產階級法製革命的重要成果,是當時社會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產物,是法制文明進步的里程碑;第二,自由心證制度的動態表現是法官對案件爭訟中的一切證據證明力的主觀認證活動;第三,不管是當事人主義還是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下,所有證據要對訟爭中的待證事實發生證明作用,都必須經過法官對證據的證明力的主觀認證之後方能實現;第四,自由心證制度是一項證據制度,但它的具體實現過程中,由於對案件審理的進程具有階段性的推進作用,就使這一制度自然而然地具備了十分強烈地程序功能,如前所述,任何案件的訟爭中所產生的證據,都必須經過法官的主觀認證方能對待證事實發生證明作用,由此可見,法官的自由心證對於任何訴訟的最終解決都是一道不可繞行的橋。因此,可以說,自由心證不僅具有程序功能,而且是任何訴訟在任何階段上結束訴訟的最後一道程序,因為法官的心證之後便是裁判(裁判不是訟爭程序,而是法院的職能行為了);第五,由於法官在完成自由心證即對證據進行認證之後,便是裁判,因此,這種認證活動便成了保證法律的正義與秩序價值實現的最後屏障。

對於這樣一項制度,多少年來,我們在實事求是證據制度思想的指引下,將它視為「毒草」而加以批判,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法制建設中對法的移植上的悲哀。為了廓清對自由心證制度認識上的偏差,並使這一制度成為我國法制建設特別是證據規則與程序公正制度改革的有益借鑒,有必要對它的產生及其在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的位置與作用進行系統分析與研究。對此,筆者擬作一些粗淺探討。

1、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背景

既然自由心證是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那麼,它就必然地要打上那個時代的歷史鉻印。

(一)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

十七世紀初期,歐美封建統治逐漸走向腐朽,在封建制內部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越來越使封建統治者感到恐慌。為維護風雨漂搖的統治,各國封建王朝在政治上不斷加強壓迫,在經濟上不斷加劇壓榨。統治者採取各種手段,當然最重要的是法律手段,來保護封建主的財產所有制,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利用殘酷刑罰,鎮壓一切反抗封建專制的革命行為和革命運動。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蘭克王國的《撒利法典》,它規定土地歸封建主所有,農民則成為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封建主的農奴;封建等級特權劃分最為典型的則是法國,它將國人劃為僧侶、貴族、市民三等,並對三個等級的服飾、生活方式和禮儀等都作了不同規定(反映在訴訟制度上則是三個等級的人所作的證言,其證明力不相等);刑事鎮壓上最為典型的代表是德國16世紀的《加洛林納刑法典》,該法規定了割耳、割鼻、挖眼、斷指、斷手、斬首、車裂、火焚等刑罰手段。到了封建君主專制時期,英國的斯圖亞特王朝推行經濟獨占制度,法國統治者要求資產擁有者——貴族負擔土地稅之外,還要交納印花稅;美國在獨立之前,英殖民者加緊了對其殖民壓榨。面對上述封建專制的倒行逆施,在資本主義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革命便不可避免的要向腐朽地封建統治發起沖擊。在英國,從1640年-1688年,用「光榮革命」的形式,以不斷通過法令迫使國王放棄專制為手段,實現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美國則以反對英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形式確立了資產階級的聯邦共和制;在法國則是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獄為開端的暴力革命的形式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政體並在以後的革命中逐步實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政體。

在上述革命中,為了廢除舊的統治,建立新的秩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們首先想到的是立法,用法的手段來鞏固革命的成果,自由心證制度就是這場社會變革中所進行的法製革命的成果之一。它最初出現在1791年法國發布的訓令中,1792年又寫入《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1808年《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對它作了更詳盡的規定。可以說,法國是自由心證制度的發源地。

(二)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思想背景

十七、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論和人權理論是自由心證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礎。啟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是英國的洛克和法國的孟德斯鳩和盧梭。洛克提出天賦人權以反抗封建等級觀念,強調自然狀態下人人平等,並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不為罪」等思想;孟德斯鳩提出三權分立,以限制權力集中造成的行政與司法專橫;盧梭提出主權在民,主張建立法制國家。資產階級以這些思想為指導,奪取政權後,在法制建設中,同樣以這些思想為指導,確立了一系列法制原則和制度。毫無疑問,自由心證制度也是在上述反對封建專制,反對人權歧視的進步思想指導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旨在維護新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法律制度。

(三)自由心證制度產生的法制背景

歐美資產階級在取得革命勝利後,以啟蒙思想家的人權及民主理論為指導,進行了一系列以人權與民主為核心內容的法律制度建設。英國於1689年10月23日頒布了《權利法案》,美國於1776年7月4日通過並公布《獨立宣言》,法國於1789年8月26日通過並公布《人權宣言》。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不斷建設,法律制度也不斷完善。逐步確立了人權保護、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私有財產不得侵犯等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國的立法,拿破崙統治時期,完成了憲法、民法、民訴法、商法、刑法、刑訴法的制定與編纂。1792年,法國率先在《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中以法條的形式將自由心證制度明確規定下來。伴隨資本主義法制的不斷進步,自由心證制度逐步被運用到民事訴訟中來,並在一系列完整配套的法律體系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現代意義的自由心證制度,更是一部完整的資本主義法律機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以法國民訴法為例,自由心證制度就是在整部法律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整體運行當中發揮其作用的。它與整部法律其它制度一道,在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中發揮作用。

通過上述對自由心證制度的探討,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初步結論:自由心證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法制建設上的產物,是啟蒙思想家「人權、民主」思想為反對封建等級專制思想並取得勝利後在法制建設上的產物,是在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不斷完善,並用新型的民主的法律制度取代封建等級專制觀念下所產生的腐朽法律制度的過程中的產物。總之,是人類法制文明由落後走向進步的產物。

二、自由心證制度在現代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的科學性

自由心證制度發展到今天,其科學性如何?是否值得我們去研究與借鑒呢?讓我們以現行《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下稱新民訴法)》(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版)為參照依據,對現代資本主義法制中自由心證制度的科學性作一番探討。

(一)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心證不是讓法官依照個人情感及認識去自由擅斷,而是與其它相關法律制度相輔相成,共同發揮維系社會秩序和訴訟秩序的作用。法國新民訴法大量的條款都體現了自由心證制度,但該法同時系統的規定了一整套相關制度,法官必須是在執行這些制度的前提下,執行自由心證制度。比如該法所規定的書證優先制度,法官在完成認證即「心證」過程中就必須首先服從這一制度。同時,它要受到認證即「心證」范圍的限制,如該法第7條規定:「法官不得以在法庭辯論中未涉及的事實為裁判依據。」由此可見,自由心證中的「自由」是相對自由,它要受到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規定的制約。

(二)由於自由心證是法官在確定訟爭中所涉及到的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的認證活動,因此,它具有純主觀的特性,而這種主觀特性的認證活動本身,法律賦於它絕對的自由。首先,法國新民訴法大量的條款賦於法官在認證時的自由,以該法第308條為例,「接受還是拒絕接受有爭議的文書,由法官依其掌握的材料定之。」這一規定就賦於法官廣闊的自由裁量空間,在裁量作出之前,法官就有一個自由認證的主觀活動過程;其次,即使在執行書證優先原則時,心證過程也是自由的,當法官將某一書證與待證事實的內在聯系進行認證時,這一認證活動也是一個純主觀意識的活動過程,它也是法官在自由支配自己的思維活動,因此,就認證的主觀過程而言,它是自由的;再次,在法律規定未能窮盡的事由面前,則要靠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去完成認證的任務。比如該法第338-3條(即93-1091號法令第3條)第2款規定:「但是,在法官了解到存在重大理由,不得按照原來規定的條件聽取未成年人陳述時,得以特別說明理由之決定變更或撤銷原來的命令聽取未成年人之意見陳述意見的裁判決定。」這一規定中的「重大理由」未具體列明,就要靠法官在司法實踐中,運用自己的良知及法律意識去把握,這種「把握」的過程也是一個認證「重大理由」是否存在與成立的自由心證過程,很顯然,這種條件下的「心證」是自由的,(這里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到,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水準是十分重要的,沒有好的道德修養,不可能有好的良知,沒有好的法律修養,不可能有好的法律意識,由此可見,自由心證制度的確立給法官自身素質建設提出了何等高的要求)。

通過上述探討,我們又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初步結論:再完備的法律制度,特別是證據制度,只有通過法官的自由心證這種動態的執法活動,才能將其轉化成維系社會秩序的活性力量;再完備的法律制度,它都不能將社會事物羅列窮盡,對此,只能靠法官依靠其良知與法律意識並用自由心證的手段去補救與完善。由此可見,現代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中的自由心證制度,是其整個法制體系中的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執法手段。對此,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能否加以合理移植與利用呢?

三、社會主義法制中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客觀必要性

紫莖澤蘭的引進造成的生物災害,告訴我們引進外來事物要注意它們是否適合本地的環境。對於自由心證制度的移植與利用,是否適應我國的法制環境呢?下面擬從實際審判工作中的體會談幾點粗淺看法:

(一)我國現行法律淵源內容的形式結構,決定了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必要性。我國各個部門法的法條中,大量的彈性條款需要法官在執法中運用良知與法律意識去把握,這就從客觀上給自由心證制度造就了存在空間。

(二)當今我國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都是當事人主義為主,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模式,法官的主要任務就是認證當事人所列舉的證據的證明力。如前所述,現代資本主義法制中的自由心證不是法官的自由擅斷,而是一種辯證的「自由」,而且這種自由是在要求法官首先要成為一個高素質的法律人才的基礎上的自由,因此,當我們的訴訟活動賦於我們的法官大量的認證任務時,不妨借鑒一下這種自由心證的認證方法。而且只要是「認證」活動,你不說它是「自由」認證,它也是一種「自由」的認證活動。因為「認證」是法官將認證范圍內的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主觀分析的過程,是法官的純主觀活動。

(三)即便法律就證據制度已經作出了明確的可操作的具體的指引,要運用這種證據制度去確定待證事實的黑白是非,仍然存在一個法官將制度性證據與待證事實進行內在聯系的主觀認知過程,因此,確立自由心證制度是必要的。

(四)未來科技的突飛猛進,使新生事物層出不窮,這就使得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法律制度總是滯後於社會生活的變化節奏,因此,要解決那些法律尚未來得及規范的社會現象,就只能依靠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了,這就決定了迅速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五)自由心證制度的內涵,決定了它對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如前所述,任何一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都要靠法官的心證來分析確定,特別是法律的彈性規定:甚至尚未規定的情況下,要解決社會矛盾,只能靠法官的良知與法律意識來完成,這就決定了,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才能肩負起自由心證制度所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反過來說,確立了自由心證制度,就能有效地促進我們抓緊抓好隊伍素質建設。

(六)回顧我們過去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實行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同樣也存在一個自由心證的過程。盡管我們過去實行的是實事求是證據制度,但歸根到底,是不是把每一件案件的事實都調查得與客觀實際相符合了呢?肯定說,絕對做不到這種程度。那麼,這種證據制度下,幾十年的辦案實踐中,一個案件的案情是否查清,結論還是來自於法官的主觀認識狀態。法官主觀認為查清了,可以定案了,調查便告結束。這里有兩個邏輯關系,一是客觀事實的再現只能是一種可能性或偶然性,難於「復原」是必然性,因此,即便從制度上要人們去「復原」客觀事實,做起來也往往達不到標准,絕大部分只能停留在「法官認為已查清」的水平上,這就使我們的證據制度在不知不覺當中客觀地掉進了「自由心證」的圈子裡。二是任何證據制度下,任何訴訟模式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是靠法官的最後認證來完成的,這就決定了自由心證是任何訴訟終結的必經程序,由此可見,心證不僅是一種證據制度,而且這種制度具有最終絕訟的程序功能。因此,在我國確立自由心證制度的必要性是無可爭辯的了。

綜上所述,我們應當結合我國目前當事人主義為主、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模式的實際情況,建立這樣一種法定證據(不是中世紀的法定證據)為主、自由心證為輔的法律機制:

一是將一切能夠定型化的規則與程序最大限度的加以明確規定,使之具有明確指引和可操作的特性,同時將這種靜態規則與程序交由法官的「自由心證」這種動態的執法活動去實現;二是將法律條文難以包容和窮盡的社會事物與現象交由法官的「自由心證」去補充與完善,由法官靠自己的良知與法律意識結合案件實際情況以恰當的方式去調整,以實現法的價值。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自由心證制度發展到今天,實際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認證原則的程序規則,因為絕大多數的國家都規定了現代意義上的法定證據制度。而且,將能夠定型的證據規則不加以成文化,而推給法官去「心證」,也是法官難以承受的。但是,無論是加強法定證據立法,還是確立自由心證制度,都不能不承認自由心證是訴訟關系的最後環節。雙方當事人對簿公堂,為的是「討個說法」,雙方說完了,辯完了,結果會怎樣呢?就只能等到法官的認證,法官一經認證,裁判只不過是這種認證的書面反映罷了。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法制環境不僅適合設立自由心證制度,而且要把這一制度作為訴訟程序公正的最後屏障。

由於筆者知識面與信息渠道的限制,自知拙文未能搔到自由心證這一論題的癢處,故只能稱本文為「自由心證問題研究的理念式大綱」。本文的積極意義只在於它提出了這樣幾個觀點:一是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自由心證制度是將靜態的證據與程序規則轉化為一種動態的維系社會與訴訟秩序、實現法的正義、公平價值的活性力量所不可繞行的橋梁;二是資本主義法制體系中自由心證制度要求法官必須具備高度的道德修養與法律修養,並以自己的這種修養對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中所不能包容與窮盡的社會現象,作出科學合理的調整,以補充與完善法律規范總是滯後於社會關系發展這個永恆的缺陷;三是社會主義法制體系中,能夠合理移植自由心證這一制度,並且因為自由心證具有在任何階段上終結訴訟的功能,故應將它作為我們追求程序公正的最後屏障。對於上述觀點,本文的論述尚不充分,特別是在對資本主義法制背景的分析上,過於粗糙。現代資本主義的證據與程序規則是一個非常嚴密的法制系統,比如在證據規則上,就規定了舉證責任、證據取得的方式、舉證時限、證據反擊規則、證明標准等等。只有對它們進行系統細致地分析之後,方能凸現自由心證制度的科學性。由於我們是為完成研討會論文的任務而倉促成篇,故尚未對上述制度進行系統學習,故本文中對自由心證的法制背景只作了概念式點擊,其說服力十分牽強。至於在我國法制建設中,對自由心證加以利用的分析,也停留在淺表層次上。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在這個國度里,迄今為止,封建意識與觀念還十分濃厚,即便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法制建設也是步履蹣跚。改革開放以後,法製成了我們的主要治國手段,但是,由於過去幾千年的封建意識的積淀,造成了我們國家的整體法律意識的淡化,使得很多方面應當立法的未立法,很多已經頒行的法律未能很好的實現。比如最常見的有法不依現象、地方保護主義現象、裁判不予執行即法律白條現象,以及司法人員的司法專橫現象,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都證明一點:我們的法律意識差,法律的實現狀況差。在這么一片土壤上,要建立自由心證制度,必要性在哪裡,困難在哪裡,本文都未來得及作具體詳盡論述。因此,作為對自由心證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本文疏漏甚多,還望理論與實務界的師長們能對此問題多加觀注並系統論述,以使我們受到教益。

參考書目:

1、羅結珍譯著的《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2、張衛平、陳剛編著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導師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版);3、張夢梅主編、鄭祝君副主編的《新編外國法制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4、王珉燦等主編的《海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6月版)。

『貳』 何為「自由心證」

自由心證原則在外國法文獻中往往被稱為自由心證主義。
自由心證原則是公法上的強行規范,不許當事人、公訴人合意變更或排除適用,也不許法官隨意排除適用。自由心證原則的主要內涵是,法律不預先設定機械的規則來指示或約束法官,而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來自由判斷證據和認定事實。自由心證(在我國又被稱為內心確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據法律規定,通過內心的良知、理性等對證據的取捨和證明力進行判斷,並最終形成確信的制度。
自由心證制度要求法官依據「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和審判經驗,合理判斷證據的證明價值。中世紀後期,歐洲盛行法定證據制度,法官只能用法定的某種證據來認證事實,而不問其是否符合實際,不問法官內心是否確信。這種制度嚴重地束縛了法官,使其不能自如地進行合理裁判。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法學家迪波爾最早提出在立法中廢除法定證據制度、建立自由心證原則。1791年法國制憲會議通過了採取自由心證的草案。1808 年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又作了進一步規定。後來,歐洲各資產階級國家的立法也相繼規定自由心證原則,並發展為大陸法系國家判斷證據的重要原則。自由心證制度已成為大多數國家採取的普遍的證據原則。

『叄』 自由心證的理解

一切訴訟證據的取捨和證明力的大小,法律預先不作規定,而由法官、陪審官根據內心確信進行自由判斷。法官通過對證據的審查判斷所形成的內心確信,稱為心證。心證如果達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謂之「確信」,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心證又稱「內心確信」。法官審判案件只根據他自己的心證來認定案件事實。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1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陳述,應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肆』 自由心證的心證原則

自由心證原則在外國法文獻中往往被稱為自由心證主義。自由心證原則是公法上的強行規范,不許當事人、公訴人合意變更或排除適用,也不許法官隨意排除適用。自由心證原則的主要內涵是,法律不預先設定機械的規則來指示或約束法官,而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來自由判斷證據和認定事實。
自由心證原則要求:對於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斷,由此形成內心確信,並據此認定案件事實。所謂「內心確信」,是指法官內心對於案件事實形成確信,即法官心證程度應當達到「不允許相反事實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或者「真實的可能性大於虛假的可能性」(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證明標准。
自由心證原則因其合理性自近代以來被普遍採用。自由心證原則在原則上視各種證據的法律價值為平等,具體證據的價值或證明力由法官根據具體案件依據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進行自由判斷。證據的價值或證明力並不能以機械的規則來確定,事實上,證據的價值或證明力的大小取決於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關聯性的強弱和真實性的高低,證據的價值或證明力與證據關聯性和真實性是正相關關系,而具體證據的關聯性和真實性須在具體案件中考察和認定,並且案件的發生和解決存在於人類社會生活之中,所以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審查判斷離不開人類社會生活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
在自由心證原則下,法官所能自由裁量的是包括證據能力與證明力(證據價值),還是僅限於證明力?
在自由心證原則之下,大陸法系的法官所能自由裁量的包括證據能力與證明力。這是因為,在大陸法系,認定案件事實是作為法律專家的法官的職責,沒有必要如英美法系為適應陪審員制度而制定大量的有關證據能力的規則,並且大陸法系很強調法官自由判斷證據的證明力以發現案件真實,所以法官心證的「自由」是就證據能力和證明力而言的。
在英美法系,由於事實審判者的陪審員是法律門外漢,需要通過證據規則對證據能力加以規定以指導或約束陪審員,從而避免陪審員對證據採用和事實認定發生困難或偏誤,所以英美法系證據制度重在證據能力的規定,對於證據的證明力卻較少限制。因此,事實審判者心證的「自由」主要是就證明力而言的。英美法系的這一做法沿用至今。不過,英美法系國家一直致力於通過修改傳統的證據規則來適應現代科技和社會生活的發展,其重要表現就在於有關證據能力的證據規則的適用例外愈來愈多,並且在法官審理案件事實時卻較少受到針對陪審團制定的有關證據資格的證據規則的限制,所以有關證據能力的判斷也愈來愈多地被納入法官心證「自由」的范圍。鑒於一段時期內,中國法官的職業道德、文化修養、法律素質和審判技能的實際狀況,以及阻礙或破壞司法公正的力量難以徹底排除,為保障法官能夠准確判斷證據和真實認定事實,中國可以借鑒英美法系合理的證據制度,通過證據規則對證據能力加以嚴密規定以指導和約束法官,並排除外部對審判法官的非法干預。那麼,在此制度之下,留給法官的心證「自由」就主要是證明力了。
在自由心證原則下,原則上法律不預先設定機械的規則來規定各種和各個證據的證明力的大小。但是,法律也可以根據合理的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就特定的證據規定其證明力,比如一些國家的法律規定,公文文書的證明力一般大於其他書證、原始證據的證明力一般大於派生證據、其他證人證言優於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或者其他密切關系的證人提供的對該當事人有利的證言,等等。
須說明的是,在事實上,促成法官心證形成起作用的資料(即法官心證形成的原因)不僅包括調查證據的全部結果,而且還包括法庭辯論的全部內容。所謂調查證據的全部結果,系指依法調查所有證據資料所得的一切結果。法庭辯論的全部內容,是指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所出現的一切資料,其中也包括當事人和證人的態度和狀況等。不管怎樣,在現代訴訟中,證據在確認案件事實和形成法官心證方面具有不可比擬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認識到法庭辯論的全部內容是法官形成心證原因的同時,還必須明確與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有所不同,在刑事訴訟中應當更加強調證明的慎重和證明過程的透明度,必須明確強調以「證據調查的全部結果」為法官心證形成的原因和有罪判決的基礎,而不能單純或過分強調以「法庭辯論的全部內容」為法官心證形成的原因和有罪判決的基礎。
自由心證的「自由」是指法律不預先設定機械的規則來指示或約束法官對證據價值和案件事實作出判斷,但是並非容許法官為恣意判斷。自由心證原則被確立初期,其「內心確信」側重於主觀方面的證據評價標准,後來這些標准受到了理論上的批評和反省,制度上和實務中也開始確立客觀標準的不斷努力。到今天,關於自由心證原則內容的解釋一般都不忽視其客觀的方面,且在理論和實踐上出現了更加註重自由心證原則客觀基礎的明顯傾向。事實上,為求得合理的心證,採用自由心證原則的國家一方面保障法官心證形成的自由,另一方面制約法官恣意判斷,從而在制度上對法官自由心證的形成設置了充足的保障措施和合理的制約措施。

『伍』 法官不能自由心證怎麼辦

所謂自由心證制度,是指「證據之證明力,通常不以法律加以拘束,聽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自由心證(在我國又被稱為內心確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據法律規定,通過內心的良知、理性等對證據的取捨和證明力進行判斷,並最終形成確信的制度。
自由心證制度是當今實行法治的國家普遍採用的關於判斷證據,認定案件當事人的一項基本的訴訟證據制度。自由心證制度也稱為內心確信制度,是一種將主張與證據之間相聯系的認定,證據本身證據力的判斷,證據和事實之間關聯性的認識,證據充足程度的分析等都完全委任於法官的理性和良知的證據制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自由心證制度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積極的實體真實主義和職權主義為背景的大陸型自由心證制度,即內心確信制度,另一種是以消極的實體真實主義和當事人主義為背景的英美型自由心證制度,即排除合理性懷疑制度。要全面、深入把握自由心證制度,必須首先對法定證據制度作一概要了解。所謂法定證據制度,是歐洲中世紀後期各君主專制國家所普遍推行的一種證據制度。其特徵是,每一個證據的證明價值和意義都由法律條文預先加以規定,法官只是機械地按照法定方法去計算證據的證明力,決定其取捨,並據此認定事實。雖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法定證據制度比奴隸社會盛行的神示證據制度具有明顯的進步性,但是,因其無視法官和陪審員主觀上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活動,而企圖象運用數學公式一樣,用法律規定的簡單公式去刻板地和絕對地解決復雜的證據判斷問題,因而被認為是不科學的,其結果至多隻能達到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真實」,而與反映案件真實情況的「實質真實」相距甚遠。因為單純追求形式其實是無從談到判斷上的准確性的。而且,在形式的法定證據制度下,為了滿足某些證據數量上的要求,人們還常常採用威逼手段,甚至刑訊逼供,屈打成招。顯然,法定證據制度是與自由、人權相違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七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積極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開的內容。
第八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政府信息資源的規范化、標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強互聯網政府信息公開平台建設,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平台與政務服務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開在線辦理水平。
第九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對行政機關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進行監督,並提出批評和建議。

『陸』 近代中國法律界對自由心證的認識

自由心證是清末移植的法學新名詞,近代中國法律界對其概念、制度前提及其與法定證據相較的利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為其作為制度進行移植和實踐提供了學理支持。在缺失自由心證傳統的近代中國,這種知識體系的移植和嫁接難免存在著制度與理念的隔膜,因此,其時法律界對其概念的認知頗為模糊,也未能獲得一致意見,不過,對其制度前提及利弊卻有共同的認知。新中國成立後,自由心證制度出現了轉折與嬗變,這種裂隙,需要我們對歷史累積的認知進行認真的反省。

司法證明制度是訴訟制度的核心,人類社會不同階段的不同意識形態產生了不同的司法證明制度。早期絕對自由證明的神明裁判證據制度,將神的意識作為證據裁判的依據。封建社會時期的法定證據制度,通過制定法律規則的形式將證據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問題一一規定。資本主義社會時期,人們對司法證明制度有了進一步認識,認為通過有限的規則是無法將證據的有關問題全部反應出來的,只有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並結合一定的法律規則,才能更好的保證司法證明的正確性和審判的公正性。自由心證原則是人們對司法證明認識的回歸,是人們做出的最終選擇,符合訴訟制度以及訴訟價值的要求,符合事物的認識規律。自由心證原則是指法官或陪審團在認定事實的過程中,基於自己的良心和理性,依據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對證據的證明力問題做出自由判斷從而形成內心確信的原則或一種證據制度。

『柒』 如何理解自由心證怎樣使法官的自由心證在法律框架內進行

自由心證的意思是法官對證據的效力自行決定,具體意思與法定證據制度相對。法回定證據的意思是答證據有多少效力在案情發生之前就已經決定好了,比如對規定「對當場發現指紋的被告予以定罪」,則根據法定證據制度則該被告一定會被定罪,若按照自由心證則完全沒有法律規定,法官按照自己的推斷或常識等等來考慮該證據是否確定被告一定是犯罪的人。
至於如何實施,不去規定證據效力即可。

『捌』 論法官自由心證的限制

法律分析:自由心證是指對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以及由此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規則,法律不予先以成文規定,而由法官按照自己良知、理性形成確信,對案件事實進行評判的證據制度。也有學者認為,自由心證即是內心確信,是指關於法院認定用於判決基礎的事實,應遵從由組成法院的法官基於審理中出現的一切資料和狀況,自由形成的具體的確信的原則。筆者認為,從法律適用角度,自由心證首先表現為一種權力,即它是審判權力的派生物,是法官在對證據的判斷取捨上作出主觀認定的權力。其次,自由心證是法官從事其職業,審查判斷證據、認定事實的基本方法。在證據規則不能窮盡的地方,在紛繁復雜的證據迷宮中,常人往往茫然無緒,而自由心證象路標、象燈塔為法官指引方向,達到彼岸。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 第十一條 法官享有下列權利:

(一)履行法官職責應當具有的職權和工作條件;

(二)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被調離、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

(三)履行法官職責應當享有的職業保障和福利待遇;

(四)人身、財產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護;

(五)提出申訴或者控告;

(六)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

『玖』 什麼是自由心證

自由心證原則是公法上的強行規范,不許當事人、公訴人合意變更或排除適用,也不許法官隨意排除適用。自由心證原則的主要內涵是,法律不預先設定機械的規則來指示或約束法官。

而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來自由判斷證據和認定事實。自由心證(在我國又被稱為內心確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據法律規定,通過內心的良知、理性等對證據的取捨和證明力進行判斷,並最終形成確信的制度。

(9)法官的自由心證擴展閱讀

自由心證人員介紹

1、當事人

由於實體法上的權益發生糾紛,或與特定的法律事實有直接關系而進入訴訟,並受法院裁判拘束的人。有刑事訴訟當事人、民事訴訟當事人和行政訴訟當事人。與刑事案件事實和訴訟結果有切身利害關系並在訴訟中處於原告或被告地位的人為刑事訴訟當事人。

2、公訴人

指不用當事人而是由國家司法機關來直接提起訴訟,在中國主要由人民檢察院的司法人員來擔任,也就是說,在人民檢察院擔任訴訟的人,就是公訴人。引 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進行訴訟監督是檢察機關公訴部門的基本職能;公訴工作,既是一門充滿斗爭藝術的檢察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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