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法官
①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怎麼回事有什麼意義啊
1、案件簡介：
馬伯里是一個41歲的當地富豪，卻不滿足現有的生活，想當官，而當時的美國總統恰好給了他一個機會，可是倒霉的是，當時恰逢美國總統換屆的時候，因而當時的總統在換屆的時候由於要交代的事情非常多，從而忘記了將任命書郵寄給馬伯里和其他16位被選中的管理人員。
在17世紀的時候，美國的黨政斗爭非常嚴重，因此，新上任的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故意為難上一屆總統，故而扣了他們的任命書。當馬伯里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他義無反顧的聯系了和他同樣遭遇的幾個人，將美國新上任的總統托馬斯·傑斐遜告上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案件意義：
當時的法官約翰·馬歇爾，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法官，因此在他高超的本領下，將這部案件聰明的結尾了，沒有得罪任何人，更沒有判誰贏，而是對當時的美國政府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美國的憲法有不完全的地方。
因此，這件事情過後，美國管理人員大面積的修改，完善了憲法，讓美國憲法成為後來很多國家立法的標准，這就是馬伯里起訴麥迪遜案件的意義。
(1)馬歇爾法官擴展閱讀：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件的影響：
這是說，在一個社會中，任何人的法律權利受到侵犯，都必須有權利救濟的法律途徑；司法對一切糾紛的最終裁決，應當具有最終效力。否則，就稱不上法治國家。這為美國法院於2000年對小布希與戈爾選票之爭的最終裁決打下了理論和制度基礎。
2、確立了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違反憲法的法律和行為都是無效的法治精神。
這一美國憲法原本沒有明文表達的精神，通過這一判例得到確立和發揚。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憲法文本中明文規定了憲法的最高地位、最高依據和最高效力，確立了「違憲無效」的最高法治原則。
3、闡釋了為維護憲法權威必須建立違憲審查機制的道理。
為了保證憲法在一個國家中的最高地位，保證一切立法和行為與憲法相一致，就必須建立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美國所建立的普通法院違憲審查機制，在美國發揮了理想的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模式。
現在世界上，除了由普通法院作違憲審查之外，還存在由憲法法院、憲法委員會和議會等作違憲審查的模式。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② 美國大法官的樹立權威的經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賦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決，正式確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一槌定音的權力和權威。 威廉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喬治城鎮的一位家財萬貫的庄園主，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國務卿。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呢？這個案子要從當時美國政壇中的黨派斗爭從頭開侃。
美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並無只言片語提及政黨和多黨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美國的天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跟黨的英明領導、黨的組織建設和多黨派合作沒啥關系。
大多數美國制憲先賢認為，政黨就是結黨營私、惡性競爭的代名詞。軍人出身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期間，對內閣中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和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首的兩派爭斗深惡痛絕。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的總統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警告後人，一定要防止黨派爭斗的弊端。
警告歸警告，現實歸現實。開國老總統一下台，說過話就被人當耳旁風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回老家種地後，美國政壇的兩大政黨終於還是正式形成了。擁護漢米爾頓的一派正式組成了聯邦黨，擁護傑弗遜的一派自稱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為第二任總統。
誰知聯邦黨好運不長，在1800年的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都遭到慘敗，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因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已喪失，聯邦黨人在下一屆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盤，只剩下了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司法權。因此，亞當斯總統在即將卸任時，任命自己內閣的國務卿、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國務卿職務。又利用聯邦黨人控制國會的最後機會，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 ，任命四十二位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園主馬伯里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馬歇爾都在任命名單之中。
參議院在亞當斯總統離職的當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須要在午夜之前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發出後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國務卿馬歇爾在權力交接之夜忙得團團轉，他在確認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簽署、蓋印後，便將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權委託給弟弟詹姆斯·馬歇爾去處理。
俗話說，朝中無小事。誰都沒想到，詹姆斯·馬歇爾竟然把這件小事給辦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時無誤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沒能及時發送，而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這十七個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傑弗遜總統早就對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極為不滿，當他聽說滯留的十七份聯邦黨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後，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令。
這樣，馬伯里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要職。此公覺得自己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遂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麥迪遜國務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立馬聘請傑弗遜總統內閣司法部長萊維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辯護律師。這位萊維。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司法部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的黨派斗爭破事。
馬歇爾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對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個合理的解釋。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麥迪遜國務卿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在當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是一個根本就沒啥權威的法院。美國的立憲先賢漢米爾頓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
1789年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規定。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立法機構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迫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這樣一來，馬歇爾便處在一種極為尷尬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強令麥迪遜發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麥迪遜背後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撐腰，他很有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命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馬歇爾大法官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麼最高法院和聯邦黨人則顏面掃地。
面臨這種無論是審理還是不審理此案都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馬歇爾苦思冥想了半個月，終於琢磨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絕妙高招，既表現出最高法院的權力高於行政當局和國會，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馬歇爾稱此判決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決」。
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判定，第一，參議院已批准了這些法官的任命，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印，從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麥迪遜拒發公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黨派斗爭的政治問題。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違法的，那麼馬伯里當然有權請求法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第三，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是一個法治政府的首要責任。因此，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獲得法官委任書。
那麼，按照這個路子推論下去，馬歇爾下一步理所當然地就該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了。誰料想，馬歇爾筆鋒突然一轉，他引證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當一個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訴訟當事人時，其初審權屬於最高法院。對於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訴審理權。如果把馬歇爾這段咬文嚼字的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一案的訴訟當事人既不是大使、領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對這種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他應當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如果案子最後從下級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司法部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狀子直接遞到了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據這款法律，最高法院對這類案子擁有初審權。
但馬歇爾斬釘截鐵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與憲法相沖突的，它實際上是非法地擴大了最高法院的許可權。馬歇爾強調：「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而「解釋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和責任」。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馬伯里一看當個法官竟然這么費勁，連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戳兒的委任狀都成了白條，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還不知要上訴到哪個猴年馬月，他只好灰心喪氣地撤回了起訴。此公後來一直不安心務農，最終改行當了一家大銀行的總裁，比當法官實惠多了。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也沒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向政府的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命令是否違反憲法，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
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實際上，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公開宣布經國會通過、總統批準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但取消這款法律實際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許可權，所以國會找不出什麼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啥特別的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法行為予以制裁，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強制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所以，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國會和行政當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那麼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司法審查權和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就這樣歷史性地確立了。司法從此真正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可以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789年的美國憲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其實這個評價有點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權大還是法大這個關鍵性問題上，1789年美國憲法並無開創性的建樹。這部憲法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美國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
由於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法律和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才使美國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並且使司法審查權成為美國政治制度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體的重大特點之一。
歷任大法官一覽 順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約翰·傑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喬治·華盛頓 2 約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3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4 約翰·馬歇爾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約翰·亞當斯 5 羅傑·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魯·傑克遜 6 薩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亞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韋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蘭特 8 梅爾維爾·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羅弗·克利夫蘭 9 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0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倫·G·哈定 11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倫·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蘭克林·D·羅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魯門 14 厄爾·沃倫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15 沃倫·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倫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羅納德·里根 17 約翰·羅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喬治·W·布希
③ 美國著名大法官
200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最後出現了大法官選總統的奇特局面。副總統戈爾盡管心裡不服，背後又有贏得多數選民選票的民意撐腰，但嘴頭上也得表示完全尊重和服從最高法院的權威，老老實實地宣布競選失敗。
是誰賦予了最高法院如此巨大的政治權力呢？是憲法嗎？不是。
美國憲法只是規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政府格局，並沒有明文賦予最高法院一槌定音的最終權威。是選民和民意嗎？當然也不是。與行政首腦（總統）和立法者（參眾兩院議員）經選舉產生不同，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半數通過產生的，且任職終身（除非受到國會彈劾），跟選民和民意根本不搭邊兒。
說出來可能都沒人敢信，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賦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 v．Madison，1803年）的判決，正式確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一槌定音的權力和權威。
（一）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國務卿
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喬治城鎮的一位家財萬貫的庄園主，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國務卿。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呢？這個案子要從當時美國政壇中的黨派斗爭從頭開侃。
美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並無只言片語提及政黨和多黨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美國的天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跟黨的英明領導、黨的組織建設和多黨派合作沒啥關系。
大多數美國制憲先賢認為，政黨就是結黨營私、惡性競爭的代名詞。軍人出身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期間，對內閣中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和財政部長亞利山大。漢米爾頓為首的兩派爭斗深惡痛絕。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的總統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警告後人，一定要防止黨派爭斗的弊端。
警告歸警告，現實歸現實。開國老總統一下台，說過話就被人當耳旁風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回老家種地後，美國政壇的兩大政黨終於還是正式形成了。擁護漢米爾頓的一派正式組成了聯邦黨，擁護傑弗遜的一派自稱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為第二任總統。
誰知聯邦黨好運不長，在1800年的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都遭到慘敗，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因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已喪失，聯邦黨人在下一屆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盤，只剩下了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司法權。因此，亞當斯總統在即將卸任時，任命自己內閣的國務卿、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代理國務卿職務。又利用聯邦黨人控制國會的最後機會，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任命四十二位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園主馬伯里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馬歇爾都在任命名單之中。
參議院在亞當斯總統離職的當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須要在午夜之前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發出後才能生效。首席大法官、代理國務卿馬歇爾在權力交接之夜忙得團團轉，他在確認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簽署、蓋印後，便將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權委託給弟弟詹姆斯。馬歇爾去處理。
俗話說，朝中無小事。誰都沒想到，詹姆斯。馬歇爾竟然把這件小事給辦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時無誤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沒能及時發送，而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這十七個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傑弗遜總統早就對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極為不滿，當他聽說滯留的十七份聯邦黨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後，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令。
這樣，馬伯里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要職。此公覺得自己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遂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麥迪遜國務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立馬聘請傑弗遜總統內閣司法部長萊維。林肯（Levi Lincoln）出任辯護律師。這位萊維。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司法部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的黨派斗爭破事。
馬歇爾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對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個合理的解釋。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二）令人稱奇的絕妙判決
麥迪遜國務卿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在當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是一個根本就沒啥權威的法院。美國的立憲先賢漢米爾頓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
1789年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規定。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立法機構指手劃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迫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這樣一來，馬歇爾便處在一種極為尷尬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強令麥迪遜發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麥迪遜背後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撐腰，他很有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命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馬歇爾大法官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麼最高法院和聯邦黨人則顏面掃地。
面臨這種無論是審理還是不審理此案都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馬歇爾苦思冥想了半個月，終於琢磨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絕妙高招，既表現出最高法院的權力高於行政當局和國會，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馬歇爾稱此判決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決」。
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判定，第一，參議院已批准了這些法官的任命，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印，從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麥迪遜拒發公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黨派斗爭的政治問題。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違法的，那麼馬伯里當然有權請求法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第三，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是一個法治政府的首要責任。因此，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獲得法官委任書。
那麼，按照這個路子推論下去，馬歇爾下一步理所當然地就該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了。誰料想，馬歇爾筆鋒突然一轉，他引證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當一個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訴訟當事人時，其初審權屬於最高法院。對於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訴審理權。如果把馬歇爾這段咬文嚼字的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一案的訴訟當事人既不是大使、領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對這種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他應當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如果案子最後從下級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司法部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狀子直接遞到了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據這款法律，最高法院對這類案子擁有初審權。
但馬歇爾斬釘截鐵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與憲法相沖突的，它實際上是非法地擴大了最高法院的許可權。馬歇爾強調：「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而「解釋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和責任」。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馬伯里一看當個法官竟然這么費勁，連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戳兒的委任狀都成了白條，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還不知要上訴到哪個猴年馬月，他只好灰心喪氣地撤回了起訴。此公後來一直不安心務農，最終改行當了一家大銀行的總裁，比當法官實惠多了。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也沒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向政府的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命令是否違反憲法，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
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實際上，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Judicial Review），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公開宣布經國會通過、總統批準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但取消這款法律實際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許可權，所以國會找不出什麼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啥特別的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法行為予以制裁，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強制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所以，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國會和行政當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那麼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司法審查權和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就這樣歷史性地確立了。司法從此真正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可以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789年的美國憲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其實這個評價有點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權大還是法大這個關鍵性問題上，1789年美國憲法並無開創性的建樹。這部憲法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美國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
由於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法律和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才使美國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並且使司法審查權成為美國政治制度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體的重大特點之一。
二百年後的今天，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院史博物館中，唯有馬歇爾大法官一人享有全身銅像的特殊待遇。在九位大法官專用餐廳的牆壁上，則並列懸掛著馬伯里和麥迪遜二人的畫像。彷彿是在提醒每一位大法官，一湯一飯當思來之不易。若不是當年馬歇爾大法官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令人稱奇的絕妙判決，哪會有今天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呀。戈爾和小布希各自的擁護者，沒准兒已在白宮前面開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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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誰可以說下john marshall 對supreme court 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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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的人似乎都知道，約翰·馬歇爾是美國現代法治的奠基者。他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對司法審查權的闡述和實踐，已經成為法學院學生耳熟能詳的經典案例。不過，這位天才的法律人，出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經過，卻純屬偶然，且不乏黨派之爭。
說到馬歇爾出任首席大法官的歷史機緣，就不能不從美國立國之初的黨爭開始。在1800年美國首次由黨派候選人競爭的總統選舉中，聯邦派在任總統亞當斯輸給了共和派副總統傑弗遜。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派也是一敗塗地。於是，它只好把維護其政治影響力的希望寄託於不受選舉政治決定的司法部門。為此，亞當斯在1801年1月20日，任命自己的國務卿馬歇爾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並得到了參議院的認可。馬歇爾出任大法官後，居然還代理著國務卿，直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顯然是違法三權分立的原則。
亞當斯選擇馬歇爾，被認為「是一項改變歷史進程的令人愉快的巧合」。這裡面的確有太多的因緣際會。首先，1796年在任資深大法官顧盛回絕華盛頓總統對他的首席大法官的提名；如果他接受的話，他將一直做到1810年去世，所以根本不會由馬歇爾的機會；其次，當時的首席大法官埃斯沃斯被抓差出使法國，並因此病倒、辭職；如果沒有出使法國，也沒有馬歇爾的機會；最後，埃斯沃斯辭職後，亞當時立即提名剛剛卸任紐約州州長職務的、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傑伊，盡管參議院已經批准了這一任命，但傑伊根本無意重新回到曾經坐過的位置。根據馬歇爾自己的回憶，「我當時推薦帕特森大法官接任，但總統不同意，認為繞過顧盛選擇資歷更淺的帕特森會傷害顧盛的感情。總統隨即對我說：『就你了』」。亞當斯沒有選擇帕特森的真正原因在於，帕特森是漢密爾頓的朋友，而亞當斯和漢密爾頓是聯邦派中的冤家對頭。
這一選擇，雖在預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馬歇爾雖不屬於華盛頓、傑弗遜、亞當斯和麥迪遜這樣的開國元勛，但可以算是美國第二代領導人。獨立戰爭期間，馬歇爾曾在大陸軍中擔任過上尉軍官，目睹了戰爭初期大陸軍中各邦民兵建制龐雜、各行其是的混亂局面，深感建立一個統一的聯邦政府的重要性。他後來曾經回憶說：「我作為一個弗吉尼亞人參加獨立革命，鬧完革命變成了一個美國人」。參與獨立戰爭的經歷「讓我確信，美國是我的國家，國會是我的政府。這些感受是如此地強烈徹底，已經成為我身心的一個部分。」
1780年冬天，25歲的馬歇爾利用軍中休假，去威廉和瑪麗學院研習法律。經過短暫的三個月學習後，馬歇爾成為了一位開業律師，並迅速成為弗吉尼亞州最成功的法律人。馬歇爾懷疑平民政治，深信用司法權威約束立法機構的重要性。1788年，在辯論是否接受聯邦憲法的弗吉尼亞制憲會議上，作為邦議員的馬歇爾，提出了支持憲法的有力證據：「如果國會制定的法律未在憲法所列舉權力的授權中，那麼，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法官將應該將其視為違憲……，並宣布其無效」。他的這一看法以及出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後的所作所為，顯然與其當年的軍旅經歷有直接關系。
就馬歇爾的個人志趣而言，他對承擔公職的熱情並不很大，先後謝絕了華盛頓要其出任聯邦總檢察長、駐法公使，亞當斯要任命其為大法官的邀請。不過，出於對國家的忠誠，馬歇爾還是出任過邦議員、聯邦外交特使，聯邦眾議員和國務卿等職務，但時間都很短。盡管如此，他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門積累的經驗，為他後來成為一位偉大的大法官打下了結實基礎。
（二）馬歇爾的司法實踐
從1801年出掌最高法院，到1835年終老任上，馬歇爾一干就是34年，成為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首席大法官。其領導的法院一共發表了1 106份判決書，馬歇爾本人撰寫了其中的519份。在62個涉及到憲法的案件中，他撰寫了36份判決書。他所做出的所有憲法判決，幾乎都圍繞著三個目標：第一，保證美國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擁有實現其有效治理的權力；第二，保證聯邦權力高於州權；第三，保證私有產權不受政府公權的侵犯。通過這些司法實踐，馬歇爾把紙上憲法的文字，變成了生活中實實在在的憲政。如果說美國1787年憲法確定了美國的憲政框架，提出了法治的目標，那麼馬歇爾法院充實了這個框架，實踐了法治的理念。為了表達法院判決的權威，他徹底改變了最高法院原來沿襲的英國傳統，即由大法官分別撰寫判決意見的做法，確立了發表一項法庭意見（一致和多數意見）的傳統。而他本人總是願意承擔撰寫意見書的任務，從而用自己的想法影響其他大法官。對此，他的政敵傑弗遜深惡痛絕。在後者看來，這無異於假公濟私，用最高法院「集體權威」的推銷馬歇爾國家主義的「私貨」。
馬歇爾法院實踐的憲法解釋具有一種原創性，直接與憲法的文本本身相聯系，而不像以後的法院那樣，要依靠累積起來的先例來支撐其觀點。由於和制定憲法的那一代人形成了一種活生生的聯系，馬歇爾法院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對於憲法的含義和意圖它擁有制憲者的理解。用後來的著名大法官奧利弗·霍爾姆斯大法官的話說，馬歇爾法院代表了「歷史性戰役的戰略轉折點」，其偉大就在於「生逢其時」。毫無疑問，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和他的夥伴創造了他們絕大多數的歷史時刻。
在其職掌最高法院的34年期間，馬歇爾可以說徹底地支配了最高法院。就連傑弗遜1804年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有著「最高法院第一位異議者」之謂的威廉·約翰遜，盡管是馬歇爾法院最具有獨立傾向的法官，「一位熱情洋溢的民主派」，最終也基本上認可了馬歇爾的遠見，接受了馬歇爾的領導。正像他自己在給不滿其表現前總統傑弗遜的信中所雲：「最終，我發現自己或者遵從環境，或者成為我們談到過的那種毫無影響小角色。我只好屈從潮流」。在一些傑弗遜派眼裡，約翰遜和其他「屈從潮流」的共和派大法官無異於「叛徒」。實際上，約翰遜絕非對馬歇爾唯唯諾諾。在其30年的任職期間（1804-34），法院一共有35個附議和74個異議，其中約翰遜就撰寫了21個附議和34個異議。如果說馬歇爾主導的法院意見確保了法院的威望，那麼，約翰遜的附議與異議則表明，法院同樣有足夠的韌性允許內部不同意見的存在。
對馬歇爾的領導地位，當時的一位英國作者有過傳神的描述：馬歇爾的聲音「柔和」，「他座位兩邊的六位法官，凝望著他，與其說想他的副手，還不如說是學生」。盡管1811年以後，好幾位共和派代替了原來聯邦派空出的大法官位置，並逐漸占據了最高法院的多數，但這並沒有動搖馬歇爾的主導地位。有人認為，「在最高法院的整個歷史中，這樣的主導地位絕無僅有」。在馬歇爾執掌法院的34年的時間里，他只有8次與法院的意見相異。當然，很大程度是時代造就了馬歇爾，但是，不可否認，馬歇爾的政治智慧、領導才能、法律天才和團隊精神則構成了他成功的內在條件。
馬歇爾政治智慧和法律天才的一個重要體現，便是在立法和行政當局對憲法這個新生事物並不十分專注得時候，通過激活憲法來建立和鞏固最高法院原本並不確定的權威。美國憲政專家麥克洛斯基寫到：「在共和國歷史早期急風暴雨的年代裡，國會和行政部門的人已經一再表明，對他們來說，憲法並不像政治結果那麼重要。這樣的證據在兩黨歷史中比比皆是，聯邦派的《懲治叛亂法》和傑弗遜派購買路易斯安娜領地的行動就足以證明這一點。這樣，司法部門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宣布憲法是屬於它的，並將其自身的尊嚴與基本法的尊嚴等同起來，馬歇爾非常樂意地把大膽與審慎結合在一起，由此獲得了最多的利益。」
（三）確立和建構憲法法
馬歇爾確立最高法院權威最重要、同時也是最有效的辦法便是通過憲法案例的判決來解釋憲法，從而創造了聯邦司法部門專有的領域——憲法法（constitutional law ），這也是馬歇爾法院最根本和最持久的成就。憲法法將司法審查的實踐牢固地根植到憲法的文本中，使之成為美國憲政制度中習以為常和經久不衰的運作原則。在最高法院早期司法實踐中，司法審查主要是針對州法，其目的是鞏固新生的聯邦。一個幸運的巧合是，司法審查肇始於「馬伯里案」，它否決了一項國會法律，這多少讓這一權力的運用披上了中立的外衣上，讓它看起來並非專門針對州行為。
「馬伯里案」後，馬歇爾再也沒有否決過一項國會法律。顯然，在馬歇爾看來，司法審查應該是一種非常規的、極少動用的保護根本大法的手段。但是，這只是就國會的立法而言，對於州法，馬歇爾和他的同僚則沒有那麼客氣了，他們頻頻使用針對州法的司法審查，一步步地鞏固聯邦的權力，培養人們對聯邦的忠誠。在這些案件中，馬歇爾法院開啟了憲法司法化的進程，對憲法文本進行司法詮釋。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用法官解釋普通製成法同樣的方法和原則來對待憲法。就這樣，憲法從高不可攀的天國來到了觸手可及的凡世，變成了一門「法律」分支，遵從於日常的司法解釋和實踐。憲法洗盡鉛華，歸於平常，退掉了其作為政治根本大法的神聖特點，擁有了普通法律的特性。而這樣的法律能夠在聯邦法院制度中暢通無阻，法官也能夠在日常的訴訟解釋這樣的法律。
慢慢地，美國的憲法法形成了，變成了法律的一個分支---就像商法、契約和財產法，有著自己的一套原則和主要案例。像其它法律領域一樣，憲法法的出現和發展，是法院的判決和法院中對立的雙方提倡和辯論各自權利的結果。通過把憲法的詮釋應用到判決中，馬歇爾法院能夠把憲法原則的宣示和一項普通的法律裁決融為一體。由此，它能夠說服美國民眾接受他們對憲法原則的闡釋，不是作為政治，更多的是作為法律。
（四）尋找遠離政治的司法價值
從其大法官生涯的開始，馬歇爾就認識到，最高法院的有效性依賴於是否有能力促使民眾接受，其作為一個沒有黨派偏見宣布「法律」、不接受任何 「政治」問題的機構。法律和政治的分離，是美國司法部門能夠最終崛起，而與國會和總統平起平坐、三足鼎立的關鍵所在。忠誠於憲法和法律，擺脫政治的干擾和輿論的壓力，馬歇爾治下的最高法院獲得了值得民眾信任的尊嚴和權威，由此也擁有了決定重大公眾問題的權力。這一成功的關鍵所在，是最高法院把憲法視為其專用的資源。
《馬歇爾文件》的編輯和傳記作者查爾斯·霍布森概括說，「馬歇爾和他的同事，通過讓美國民眾崇拜憲法，建立起了最高法院的制度性力量。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最高法院讓自己成了人民永恆意志的代言人。到1835年，最高法院擁有了神秘的力量，大法官有著奧林匹斯諸神般的傳奇，是令人驚羨的憲法保護者，遠離著政治的渾水。這樣的神秘絕技繼續構成了最高法院超凡力量的基礎。這在很大程度了說明了，為什麼一個終生任職、非民選的法官組成的機構能夠令人信服地聲稱，服務於民主政府的目的。」如果與同一時期歐洲國家的法院相比，最高法院的確鶴立雞群。來自舊大陸的托克維爾感嘆到：「其他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創制過如此強大的司法權。美國的最高法院，不管從其職權的性質來說，還是從其管轄的受審人的范圍來說，均遠遠高於已知的任何法院」。
在馬歇爾法院榜樣的帶動下，美國各地各級法庭開始避免處理和捲入黨派的政治問題，對法院的司法管轄范圍進行更細致的考察和區分。目睹了立法機構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黨爭，人們日益信任法院的公正，法院的聲望明顯提高。有人甚至爭辯道：如果沒有法院的保護，沒有持久不變的普通法，「權利將永遠得不到補償，錯誤也永遠得不到糾正」。經歷了革命、立憲和建國所有這些重大事件的民主派麥迪遜，晚年時對聯邦法院有了新的認識。他告訴老友傑弗遜，司法部門是唯一類似仲裁人的政府機構，它超越各種利益相互競爭的市場，做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裁決。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民主後，也得出了如下結論：「法院是司法系統能夠控制民主制的看得見的機構」。
（五）美國憲法第一人
聯邦法院所有這些成就幾乎都離不開馬歇爾的貢獻。律師出身的美國總統加菲爾德對馬歇爾有生動的評論：「馬歇爾找出憲法文本，賦予它力量。他找到的是一付骨架，卻賦予它血肉之軀」。由於馬歇爾歷史性地加強了最高法院的權威，故在美國歷史上享有「偉大的首席大法官」（The Great Chief Justice）和「華盛頓之後的第二人」之美譽。一位傳記作者甚至認為，「如果說是華盛頓創建了這個國家，那麼，是馬歇爾定位了（defined）它。」在美國對法官歷史功績所作的歷次評估中，馬歇爾永遠是高踞榜首。
看到馬歇爾為加強新生美國的法治、特別是聯邦政府權威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貢獻，已經告老還鄉的前總統亞當斯非常開心。在任命馬歇爾為首席大法官25年後，他誇耀說：「馬歇爾是我送給美國人民的禮物，這是我一生最為自豪的事情。回憶我一生所作的事，沒有比這更令我愉快的」。亞當斯自然會有這樣的感嘆，因為他曾經悲觀地認為，美國憲法作為一種試驗，很可能不會比他的壽命長！
另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是，這位如此了不起的法官，所受的基礎教育和法律教育卻是如此之少。馬歇爾只上過兩年的私塾，剩下的時間主要是靠父親的耳熏目染，而他父親所受的教育也不多。在威廉和瑪麗學院三個月的法律學習期間，馬歇爾還墮入情網。其課堂筆記不僅記載著法律的內容，還寫滿意中人的芳名。不過，他做到了學業戀愛兩不誤，完成了法律訓練。看來，馬歇爾的經歷證明，至少在19世紀上半葉，經驗而不是學歷，是成為偉大法官的首要條件。
充分的政治經驗，豐富的生活閱歷，「法律速成班」的訓練，使馬歇爾不像很多法官律師那樣，拘泥於法律的條條框框，死摳案件的末枝細節，而具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一種以法治國的雄心壯志，一種綱舉目張的辦案能力。一位美國學者非常精闢地概括了馬歇爾的司法理念：「在其漫長的法官生涯中，有兩個持久不變的概念主導著馬歇爾：一是聯邦國家的主權，二是私有財產的神聖」。靠著這兩個觀念，馬歇爾堅韌不拔，披荊斬棘，終於把最高法院確立為美國憲法的最終解釋者，並利用這一角色為美國的強大奠定了法治的基礎。
⑤ 約翰·馬歇爾的馬歇爾的憲政思想
在馬歇爾擔任聯邦大法官期間，最高法院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政治壓力。這裡面既有聯邦黨人與共和黨人的激烈黨爭，也有謝斯起義這個重大政治事件的沖擊，還有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和喬治亞州之間關於印地安事務的無休止的爭吵。在這一系列沖突中，馬歇爾努力尋求最高法院與黨派政治的外部壓力相分離。馬歇爾認為在法律與政治之間，法院應將裁判建立在憲法的基礎之上，最高法院應確立其作為憲法性爭議的裁判者的地位，而不得干預其他部門所做出的政治性行為。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馬歇爾敏銳地洞察了那些激進的聯邦黨人慾借該案打擊以總統為代表的共和黨人的意圖，鮮明地指出：「根據合眾國憲法，總統被授予某些重要的政治權力，在執行的過程中運用他的自由裁量權，並以其政治身份，僅向他的國家和他自己的良心負責……如果部門領導是執法機構的政治或秘密代理，且只執行總統的意志，或僅在執法機構具備憲法或法律自由裁量權的情形下行動，那麼再清楚不過，他們的行為只能在政治上得到審查。」
馬歇爾關於政治和法律觀點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反映在他對法治的信念即對憲法的看法上。他認為憲法至上。憲法的至上性來源於美國人民，美國人民是政治和政府權威的最終來源。他懷疑純粹的民主制和普選制，堅信建立一個平衡的憲政體系對當時的美國是最急需的。在這個體系中，國家一級的立法、行政、司法機構各在其明示和暗示或臨時性的權力中保持持續的運作，切實適當地實現既定的憲政目標。他認為憲法性的限制終於防止權力過分集中於一個聯邦政府部門造成獨裁，以至損害國家和人民。同時，他認識到憲法對州的權力限制在於保護聯邦政府權力免於受到地方權力的干擾，不至於使州權與聯邦權力相沖突或是州權干涉了諸如州際貿易之類的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 司法審查權在美國聯邦憲法中找不到任何規定-或者找不到明文規定。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明確呼籲聯邦法院應該擁有此項權力並主張「違憲的任何立法不得生效。」十五年後，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馬歇爾運用了與漢密爾頓同樣的推理方法，並且得出了與漢密爾頓一致的關於聯邦法官的司法審查權這一問題的結論，從而最終確立了司法審查權作為一項憲法原則的地位。馬歇爾推論說：「限制權力的目的是什麼？如果這些限制隨時可由行使這些權力的人加以自我限制，那麼為何還要將這些限制明文規定？」馬歇爾回答了他的自我設問：「憲法是至上與首要的法律，不可被通常的手段所改變。」「無疑，所有那些設計成文憲法的人們將它設想為形成民族的基本與首要之法律，因而所有這些政府的理論一定是一項和憲法抵觸的立法是無效的。」由於「闡明何為法律是司法部門的職權和責任。那些把規則應用到特殊案件中去的人，必然要闡述與解釋那項規則。」同時由於「合眾國的司法權力擴展到起因於憲法的所有爭議。」因此法院有權解釋和運用憲法，應當由聯邦法院來裁判聯邦法律與美國憲法之間的沖突，並且宣告與憲法相沖突的法律因違憲而無效。聯邦法院對憲法的解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盡管國會、總統或其他政府機構也可以解釋憲法，並按照它們對憲法的解釋行使職權，但法院的解釋必須得到政府所有分支機構的遵守。馬歇爾認為聯邦法官值得信任的原因在於：法官的終身任職和宣誓效忠憲法將會使他們遠離政治誘惑，同時也授給他們公正裁決的職責。
馬歇爾認為聯邦法院司法審查權的另外一個重要功能在於保證聯邦司法權的統一，在於避免州權力與聯邦的權力發生沖突。在馬丁訴亨特一案中，針對弗吉尼亞州最高法院拒絕遵守聯邦最高法院關於聯邦條約的解釋，馬歇爾對憲法第三條「起因於」這一需求作了廣義的解釋，同意聯邦法院可以聽取一些州的案例。他認為憲法授予了最高法院對於起因於憲法、聯邦法律和條約的爭議具有至高無上的司法權。他進一步論證說：合眾國是一個單一的國家，各州僅是其組成部分，它們在若干目標下是主權者，在其他目標下，卻是從屬者，一州的憲法和法律，凡與合眾國憲法和法律抵觸者，皆絕對無效。 馬歇爾利用憲法解釋大大豐富了美國憲法的商業條款含義，並對培育美國聯邦系統內州政府與聯邦政府關系的現代理念發揮了重大影響。
馬歇爾深刻認識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關系的重要性，他拒絕在缺乏明確的憲法性條文時，將《權利法案》適用於各州。他認為有益的聯邦主義價值觀應包括合法、效率和州政府處理內部事務的自治等。出於同樣原因，馬歇爾不願聽取公民直接提出的對州的訴訟。這一思想後來直接體現為憲法第十一條修正案對於訴州和訴州官員的差異性規定，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在聯邦體系內的平衡。
馬歇爾認為制憲者在設計聯邦憲法時，目的是經歷未來的年代並且能經受各種人類事務危機的沖擊。因此，某些時候最高法院在解釋憲法時可以靈活運用憲法的條款而不背離憲法的基本意圖。在馬歇爾看來，憲法把政府的權力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作了分配。聯邦權力或國家權力作為一種至上性的權力來自於全國人民的一系列明確授權。但那些沒有明確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力，應該歸屬於各州或人民自己。
馬歇爾認為建立一個國家統一的經濟市場，保護州際貿易的順利交易，對於維護聯邦的生命力至為重要，因此在吉本森訴奧格登（GIBBONV.OGDEN）案中，馬歇爾依據自己的憲法解釋觀對「州際貿易」這一憲法術語作了擴大解釋。他說：「制定我們憲法的開明志士以及採納它的人民，必須以文字的自然含義來表達他們的設想……所有美國人一致理解，貿易一詞包括航運。對貿易-包括航運—的權力，是美國人民採納其政府的主要目標。」州際之間的貿易擴展到「和國際、州際以及印第安部落」的貿易。同時因為憲法所規定的國會調控貿易的權力屬於一種制定規則的權力，它作為一種憲法性權力，和授予國會的其他權力一樣，這項權力可行使到最大限度，且除了憲法規定之外，它不承認其他任何限制。基於上述理由馬歇爾代表最高法院判決：紐約州無權以州法律禁止那些具有聯邦執照的汽船在其州內水道上行使。這些法案因違反聯邦憲法而無效。本判決的意義不僅在於打破了紐約州對航運的壟斷，更在於開啟了運用商業條款，維護聯邦權力，適應國內工業和社會經濟的變化，從而打破地方主義對商業流通的阻礙的新模式。另一方面，馬歇爾和其他法官也認識到了各州對於聯邦存在的重要意義，因此在本案中除了對國會調控州際貿易的權力確立了一個參照標准外，馬歇爾也承認了州政府可以通過檢疫法律、檢驗需求和其他措施來增進公眾的健康和安全，並允許各州通過警察權力條例對商業產生附帶影響。這樣，馬歇爾又明智地維護了各州的憲法獨立地位。
此外，馬歇爾還系統地提出了聯邦權力在處理涉及州際貿易事務時應受到的限制這些限制除了憲法中的州際貿易條款和憲法第十條修正案之外，還應包括在民主程序下對國會的間斷性政治監督。他在麥克洛克訴馬里蘭（McCullochv.stateofMaryland）案中說道：盡管聯邦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但在其行動范圍之內，它卻是至高無上的。這似乎是其性質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聯邦在是所有人的政府；它的權力受到所有人的委代；它代表所有人，並為所有人而行動。因此所有人有權通過控制措施保證其不被濫用。
在麥克洛克案中馬歇爾對憲法中的「必要和適當的條款」再次進行了擴大解釋。他說，必要並不意味著絕對的物質需要，也不意味著事物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它至多表明「一件事情對另一件事情是方便、有用或基本的」。[依據這樣一種理論解釋，馬歇爾推導出後來學者所指稱的聯邦默示權力。他說：「我們承認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並且這些限制不能被超越。但我們認為憲法的完好解釋應該允許國家立法機構具有選擇手段的裁量權，使授予的權力得到實施，從而使立法機構能以最有利於人民的方式，履行分派給它的最高職責。假定目的是合法的，假定它在憲法的范圍以內，那麼一切手段只要是恰當的，只要是顯然合於該目的，只要不受禁止，就都是合憲的。」這一判例擴展聯邦國會的權力，給予了聯邦政府處理國際事務的廣泛的空間和處理國內事務的必需的自由裁量權。增加了美國憲法對未來的適應性。
⑥ Thurgood Marshall是什麼意思
Thurgood Marshall
馬歇爾；大法官馬歇爾；瑟古德馬歇爾
釋義:
1.
Among them was Mr.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其中包括正義先生和瑟古德·馬歇爾。
2.
Linthicum, a small census-designated place, is home of the Baltimore-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hurgood Marshall Airport.
普查規定的小居民點林西克姆是巴爾的摩-華盛頓國際瑟古德·馬歇爾機場所在地。
3.
I think Obama is a very rich legacy of the civil rights work of Thurgood Marshall.
我認為，奧巴馬總統本身就是馬歇爾民權工作留下的寶貴財富。
4.
Devil in the Grove: Thurgood Marshall, the Groveland Boys, and the Dawn of a New America, Harper
樹叢里的魔鬼：瑟古德·馬歇爾，格羅夫蘭的男孩們與新美國的曙光
5.
Thurgood Marshall spent nearly twenty-five years on the Court, and retired in 1991.
瑟古德.馬歇爾擔任法官將近25年的時間，在1991年正式退休。
⑦ 瑟古德·馬歇爾的介紹
是第一位擔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非裔美國人，他從1967年開始在最高法院服務、直到1991年退休為止；在任此職之前，馬歇爾擔任「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律師，協助1954年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的案件 -「布朗控訴投陴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 of Topeka, Kansas） - 贏得勝訴；他終其一生都致力於運用法律爭取公民權和社會正義。 瑟古德·馬歇爾是美國20世紀的一位英雄：他承接並勝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導致美國廢除了種族隔離法。他後來成為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始終致力於增進包括少數族裔、婦女和移民在內的全體美國人的權利
⑧ 最先確立合憲性審查制度的案件的主審法官是馬歇爾嗎
美國的合憲性審查，源於馬布里訴約翰遜案，當時美國蕞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馬歇爾。在該案中，馬歇爾明確提出：如果法律和法律之間，以及立法機關的立法與憲法沖突時，最高法院必須就其中一個的合法性作出裁決，因為"判定什麼是法律斷然屬於司法部門的許可權和職責" 。因此，當憲法和一項普通法同時適用於某個案件，而且兩者存在沖突，只能實行其中一個時，最高法院的決定當然已憲法為准。如果法官不承擔起維護憲法的責任，就有違他盡職盡責的誓詞，這"無異於犯罪"。出於這一責任，他宣布，"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無效" 。
表達自由是一個學理概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