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法官
㈠ 希特勒是怎麼避免德國老百姓中的反對者刺殺他的
今年7月20日，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率領全國政要，為一場著名的暗殺行動舉辦了70周年紀念典禮。1944年，克勞斯·馮·史陶芬柏格上校走進了東普魯士的元首辦公室，把一個裝有炸彈的公文包放在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書桌下。炸彈爆炸了，但希特勒只受了輕傷。馮·施道芬堡以為計劃成功，前往柏林領導政變，卻在本德勒勃勞克被執行槍決。
「一旦這個人上台，將是德國的末日」
官員、法官、工會會員、牧師、外交官，幾乎所有7月20日密謀案的成員都被處決了。如果暗殺計劃成功，他們將會推翻納粹政權，逮捕納粹高官，解放集中營，重建法治，和同盟國進行和談。
今天，這兩百多名暗殺計劃成員都成了國家英雄，但在很長時間里，他們都被視為叛徒。在西蒙德（Axel Smend）的童年回憶中，他的母親一次又一次被叫到學校來。「有一次，她向我的數學老師提到我爸爸是刺殺行動的成員。我的老師說：『哦，怪不得他數學成績那麼差。他是個叛徒的兒子。』」
西蒙德的父親岡瑟·西蒙德，在聲名狼藉的普勒岑塞監獄被處以絞刑。他試圖把自己的上級拉入刺殺計劃中，法官給了他一種緩慢痛苦的死亡方式。希特勒的命令是「所有的密謀者都應該像動物一樣被處死」。獨裁者叫囂著：「這些密謀者是犯罪小集團，應該也將被徹底摧毀。」88人與西蒙德命運相似，另外一些人在集中營中被處決，還有很小一部分人幸運的等到了同盟軍。
父親死時，西蒙德只有4個月大。當他回憶起童年的經歷時，忍不住淚流滿面。26歲的母親獨自一人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嘗盡世間薄涼。鄰居們排斥他們，「叛徒的遺孀沒有資格得到賠償」，他們一個子都拿不到。蕾娜特並不知道丈夫已經被處決了，直到她收到一個箱子，裡面裝著丈夫的結婚戒指、筆記本和一份處決通知書。「直到我9歲時，媽媽把我帶到普勒岑塞，我才知道爸爸是怎麼死的。」
若是計劃成功，馮·哈塞爾就會是德國外交部長。這個經驗老道的外交家曾在1930年代出任德國駐義大利大使，是墨索里尼的老朋友，但後來被希特勒解職。他的夙願是建設一個有著共同價值觀的歐洲，但在願望實現之前，他就被希特勒處決了。
馮·哈塞爾的外孫科拉德（Corrado -Pirzio-Biroli）回憶說，外婆曾經跟他講過一些關於外公的事情。「1928年，我外公聽說了希特勒這個人，就去見了他，看看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希特勒說話時喜歡盯著人看，我外公也盯著他。他們倆就這么互相盯著，什麼話也不說，會面就結束了。後來，我外公給我外婆寫了封信：『如果這個人上台，那就是德國的末日』。」
科拉德還記得刺殺計劃失敗的那天，他的母親被捕了，3歲的他和2歲的弟弟羅伯特被送到了提洛爾的孤兒院。這是大部分密謀者家庭的命運——妻子和年長的孩子被捕，年幼的孩子被送到孤兒院，等待「可靠的」家庭收養。科拉德和羅伯特的姓氏被改成馮·霍夫。「我們被一個奧地利家庭收養了，但外婆找到了我們。在為外公感到自豪之前，我要先感謝外婆，是她救了我們。」
「德國戰敗了，納粹卻滲透了整個國家」
在克拉瑞塔·穆勒柏林的家外，不同民族的孩子們在公園里嬉笑玩耍——這大約是克拉瑞塔的父親願意為之奮斗的德意志。她的父親亞當·馮·特洛特（Adam von Trott zu Solz），出生於一個高貴的家族，這個家族的成員約翰·傑曾經出任美國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1939年，馮·特洛特就曾帶著希特勒軍事計劃機密來到了英國，希望能夠勸服英國政府制止戰爭。7月20日密謀案中，他擔任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試圖獲取英國對刺殺計劃的支持，但他失敗了。劍橋大學二戰歷史教授理查德·伊萬斯說：「英國政府把這些人當做異見者給驅逐了。」
「從這點上說，這場戰爭不是為了解放集中營，而是關於德國對歐洲的控制權。刺殺計劃的成員仍想保住德國在歐洲的絕對優勢，但英國人不同意。」
克拉瑞塔說，馮·特洛特清楚的知道密謀可能會失敗。「他總是對我媽媽說，『一旦事情不妙，請告訴全世界我們是誰。』」他的遺孀盡力過，但即使在戰後，很多德國老百姓還是把密謀者視為叛徒。1951年的民調中，只有43%的男性和38%的女性對密謀者持正面態度，在1956年的調查中，只有18%的人同意以密謀者的名字為學校命名。保障密謀者遺孀的法案從來沒有成文，但這些家庭多少還是得到了些賠償。盡管環境如此，艱難躲過一劫的律師法比安·馮·許拉布倫道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卻走上了為密謀者家庭維權的道路。他的兒子回憶說：「直到他逝世，一直都有人威脅要殺了他。德國戰敗了，但納粹卻滲透了整個國家。」
早在1933年，馮·許拉布倫道夫就已經是抵抗希特勒組織中的一員，他不僅參加了7月20日的刺殺計劃，在此之前就曾試圖刺殺納粹高官。他曾經給希特勒隨行官員一個偽裝成白蘭地瓶子的炸彈，但沒想到的是，炸彈沒有爆炸。他冒著被暴露的危險，把炸彈拿了回來，帶到了柏林。
刺殺計劃的失敗意味著馮·許拉布倫道夫在劫難逃。臭名昭著的納粹法官羅蘭德·弗萊斯勒負責審理「政治罪犯」，馮·許拉布倫道夫也被其中。他一般審理3-4天，然後對罪犯立刻判處死刑。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曾經想拍攝審訊刺殺計劃成員的影片，但那些人在庭上大義凜然，戈培爾放棄了。
在1942到1945年間，除了刺殺計劃的成員，弗萊斯勒還把3600多人以「政治犯罪」的名義送上了行刑台。1945年2月3日，弗萊斯正在宣布對馮·許拉布倫道夫處以死刑，美國的炸彈落了下來，炸死了弗萊斯勒。馮·許拉布倫道夫逃過一劫。
在家裡，馮·許拉布倫道夫很少談及他所遭受的折磨苦難。他的兒子說：「他希望把我們從他的經歷中隔絕開。他所有的朋友都被殺害了，每當說起這些事的時候，他都痛苦萬分。」
反對希特勒的軍官們
因為馮·許拉布倫道夫的不懈努力，7月20號刺殺計劃沒有被戰後的人們所遺忘。於1959年出版的《反對希特勒的軍官》，是馮·許拉布倫道夫對戰友們的獻禮，也是對自己的自我治療。
馮·許拉布倫道夫、 馮·特洛特和像漢斯·馮·杜南依（Hans von Dohnanyi）這樣的人很早就是納粹的反對者，另一些刺殺計劃成員是在後來才加入了反抗組織。「毫無疑問，我祖父一開始就是個納粹。」坐在祖父被絞死的死刑執行室里，羅伯特（Robert von Steinau-Steinruck）說：「准確來說，他不是個民主主義者，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意識到納粹是在犯罪。對他來說，這是個法治的問題。」
羅伯特的祖父曾經是東德的政府官員，在親眼見證了納粹的罪行後，毅然加入了反抗組織。如果計劃成功，他應該出任內政部長。「對於他來說，違背希特勒是出於道義。」羅伯特說：「他們本可以什麼都不做，留著性命，還能在戰後得個一官半職。但是他們知道，總得有人去做點兒什麼。」
然而刺殺計劃的成員卻面臨一個難題：希特勒不僅有著很多支持者，他的政權在早期也是有民主合法性的，他們很容易會被當作充滿忿恨的少數者解決掉。
在審訊過程中，沉穩冷靜的史陶芬柏格上校告訴法官：「我們這次行動是為了把德國從悲慘境地中拯救出來。我知道我會被處決，但我不後悔。我希望，還有後來者可以堅持下去。」沒有勇氣去面對歷史，這個國家的第一反應就是遺忘「第三帝國」。議會在1949年和1954年多次通過了特赦法，1949年的法律赦免了1949年前的罪犯，包括了與納粹有關聯的罪犯，約80萬人從中受益。5年後的第二次法律赦免了40萬人，包括了一小部分納粹罪犯。
但是馮·許拉布倫道夫的暢銷書，歷史學家的不斷調查，和那代孩子的不斷追尋，讓境況轉變了。隨之而來的是政府支持的對「第三帝國」罪行的重新評估，還有對密謀家庭的各種賠償。
「我的母親曾經試過公開討論7月20日密謀案，但是政治家們只有在政治需要的時候，才會開始討論。」穆勒回憶說，在學校里，她一直難融入集體，她的同學「以為她是猶太人」。
軍服模特曾試圖刺殺 同盟國空襲炸爛工具箱
漸漸地，所謂的「叛徒」們贏得了尊敬。1967年，柏林的政治家們決定在本德勒勃勞克為刺殺者們樹立紀念碑，並在1980年建造了反抗組織歷史檔案中心。截止到1970年，39%的德國人對暗殺者們持積極態度。在2004年，只有5%德國人反對或鄙視那些成員。今天，那些7月20日密謀案的家庭，已經開始在學校發表演講，開展紀念活動。
2002年以來，德國軍隊的新兵都需要對「7月20號」宣誓。今年在本德勒勃勞克的發言人是國防部長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及史陶芬柏格上校的長子。
「當德國軍隊要對『7月20日』宣誓時，我想，當然了！」穆勒大聲喊了出來。她對父親的命運並不感到怨恨，今天的德國奮力追求的，正是父親為之慷慨赴死的價值：「民主，法治和對少數群體的保護。」
穆勒的母親曾試圖去旁聽丈夫的庭審，憤怒的納粹法官叫囂他為「自命不凡的『知性論者』」，怒斥他「非德國教育」的背景。她和兩個女兒再也沒能見過他。一張合照，是穆勒的父親留給女兒唯一的紀念。
㈡ 德國是怎樣被分裂為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的
眾所周知，二戰後聯邦德國（指1949—1989年間的西德與1990年後的統一德國）對納粹德國的罪惡歷史作出了徹底的反省，與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70年聯邦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認罪的鏡頭，已成為德國悔過自新的經典象徵。但是，除此以外，國內對德國反思歷史的情況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蘭特下跪一幕的影響下，人們普遍傾向於過於簡單化的結論：二戰後，德國人徹底反省了。這一結論雖然沒錯，但不可忽視的是，二戰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還是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與迴避階段
與我們今天的德國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數起聯邦建國後15年裡的歷史態度。在這個階段的西德，反思與清算納粹歷史只是點滴現象，沒有形成規模。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對納粹歷史的無視、沉默與迴避。
這里我們應該從1945開始講起。二戰後的德國，滿目瘡痍、哀鴻遍地。普通的德國人丟魂失魄，流離失所，每日都在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對納粹歷史的清算，是西方佔領當局的事情。惡貫滿盈的納粹頭目在紐倫堡得到了舉世矚目的審判。納粹官員被驅逐出政府機關。對普通德國人，美軍在美佔區以表格登記審查的方式進行了的「非納粹化」措施。但是，因與納粹政權有關的人數太多，德國民眾的抵觸情緒強烈，不得不交由德國地方政府設立的特別法院處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讓無數的納粹分子過關，「非納粹化」運動因此半途而廢。
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後，也沒有積極進行對納粹歷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聯邦眾議院便通過了赦免納粹分子一般犯罪行為的法案（1954年，眾議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納粹罪犯）。1951年，又通過了恢復1945年被撤職的原納粹官員的職位的法律。隨著冷戰的加劇，西方佔領國也失去了徹底清洗納粹分子的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為西方陣營的實力成員。朝鮮戰爭爆發後，北約鼓勵西德總理阿登納重建軍隊。為了藉助原納粹高級軍官的專業能力，同盟國與西德政府提前釋放了曼斯泰因等納粹高級將領。阿登納又親自前往監獄探望其餘納粹將領，而且還邀請曼斯泰因到總理府座談。阿登納本人屬於保守派，自己也受過納粹政權的迫害。他主張與西方交戰國，特別是與法國和解，也支持與以色列建立友好關系，對猶太人作出賠償。但他最關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國，盡快從西方戰勝國手裡獲得西德的國家主權。為此他需要許多專業人才，這些人的納粹歷史對他來說無關緊要。在阿登納時期，大批的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機關。沒有一個納粹時期的法官受到起訴或丟掉職位。阿登納總理府國務秘書戈羅布克就是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的起草者與評論者。因此，人們稱這種現象為「戈羅布克現象」。東德因此攻擊納粹主義在西德復辟了。納粹主義在西德雖然沒有復辟，但因冷戰的掩護與阿登納本人的保守傾向，許多罪惡累累的納粹分子幸運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轉折與突破階段
在50與60年代初期的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深刻反思與清算無從談起。到60年代中期，情況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此時，西方國家與西德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們的共同反對目標是美國的侵越戰爭以及本國的保守勢力。在西德，納粹德國的歷史及其在西德殘余勢力是西德學生運動攻擊的獨特目標。當時離二戰結束只有二十餘年，在政府、軍隊與教育機構佔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納粹歷史。這些人相對安穩地度過了50年代。學生運動爆發後，他們的納粹歷史遭到了年輕一代的無情清算。西德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由此正式拉開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基辛格（非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她說，她是以年輕一代的名義打這個耳光的。在她看來，二戰結束後僅20年，一位原納粹黨員與高官竟然能當上聯邦總理，這是德國的恥辱。1969年初，聯邦總統呂布克因其在納粹時期在一個曾設計過集中營的建築公司的工作經歷受到輿論的攻擊，只得匆匆下台。
1969年秋天，在學生運動的大力推動下，社會民主黨聯合自由民主黨上台執政。社會民主黨主席、當年的反法西斯戰士勃蘭特任聯邦總理。勃蘭特上任後，對內實行民主自由改革，對外謀求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和解（「東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在華沙代表聯邦德國與波蘭政府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就在當天，他弔唁了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就在那裡，他作出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舉世聞名的謝罪舉動。在西德國內，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擊與非議。但是他偉大的舉措感動了世界輿論。1971年底，諾貝爾委員會授予了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他贏得的不僅是個人的榮譽，他也為聯邦德國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從此以後，世界輿論對德國的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
應該提及的是，西德學生運動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也出現了極左潮流。少數大學生深信「資本主義導致法西斯主義」，組成了所謂的「紅軍團」，試圖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會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義的歧途。1977年秋天，極左的恐怖主義達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強硬打擊下，「紅軍團」失敗並走入低谷。
但是，學生運動引發的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對原納粹分子的清洗卻在繼續進行。1978年，原納粹海軍法官、時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長的漢斯?費賓格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戰結束的最後日子裡還繼續判決士兵死刑。而且在戰後堅持認為，「如果當年是合法的話，那麼現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電視台在四個晚上連續轉播了美國電視系列片《大屠殺》。電視片中一個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家庭的悲慘命運深深地震撼了觀眾的心靈。據統計，當時共有僅兩千萬人收看了該節目。對於只有六千萬人口的西德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該節目的成功使得新納粹分子惱羞成怒，他們試圖通過迫害電視設備來進行干擾，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復與爭論階段
進入80年代以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態度又出現了波動。這與在1982年底以科爾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關系。保守派對60年代中期以來左派對納粹歷史以及德國保守傳統的批判一直耿耿於懷。科爾上台之後，宣布要實現「政治與道德上的轉折」。科爾本人並不想給納粹歷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卻認為重新評論德國歷史的時候來到了。
1983年，西德出現了所謂的「希特勒日記丑聞」。著名的《明星》雜志推出了所謂的「被發現的」「希特勒日記」。德國輿論一片震撼。保守勢力欣喜若狂，叫囂 「應該改寫納粹德國歷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記」很快被證實是偽造的。「日記」雖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來的篡改歷史的心願卻是真實的。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5月8日是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40周年紀念日。隨著這一歷史日子的逼近，歐美各國都在准備隆重的紀念活動。聯邦德國也因此再次興起了反思納粹歷史的高潮。但這次反思卻變了調。有人認為，5月8日對於戰勝國來說是一個「勝利與解放的日子」，而對於德國人來說，這一天卻意味著戰敗與災難。難道德國人還能與戰勝國一起把它作為「勝利與解放的日子」來慶祝嗎？5月初，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來到西德，要與西德總理科爾一起在紀念二戰結束的同時，表示德美兩國人民的和解。科爾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戰德國陣亡士兵墓地弔唁。但媒體很快披露，該墓地還埋葬著幾十個納粹黨核心組織「武裝黨衛隊」成員。猶太人組織因此呼籲里根與科爾放棄該弔唁計劃。但科爾還是堅持與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聯邦德國與納粹歷史一刀兩斷的光輝形象被抹上了一層陰影。
5月8日，聯邦德國在眾議院舉行庄嚴的二戰結束40周年的紀念活動。面對西德輿論中對這一歷史日子的性質的疑惑，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在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5月8日」，對於德國人來說首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解放之日」，因為它把所有德國人都從納粹的暴力統治中解放出來了。德國人不應該把戰爭結束時自己承受的災難與這個日子，而應該與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聯系在一起。德國人不應該記恨於當年的戰勝國，而應該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歸結於罪惡的納粹統治。魏茨澤克的精彩演講不僅贏得了德國眾議院的熱烈掌聲，澄清了德國公眾的歷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輿論的一片贊賞，除去了德國國際形象上的陰影。
但是，西德對納粹歷史的爭論並沒有因此終結。1986年又出現了所謂的「歷史學家爭論」。這場爭論源於右翼歷史學家諾爾特。他在一篇報刊文章中抱怨，納粹德國已經滅亡40年了，但這段歷史卻仍然不能「過去」。他認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國家也發生過的類似的大屠殺事件。而且，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很有可能是對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種「亞洲式的酷刑」的回應，猶如一種正當防衛。對諾爾特的進攻，著名社會學家哈貝馬斯與左翼歷史學家一起作出了及時而有力的回擊。他們認為，之所以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是因為納粹國家利用現代工廠化的方式對一個種族不分男女老少地進行了整體性滅絕性大屠殺，而且這種罪行又發生在屬於歐洲文明國家的德國。如果有意尋找，總能找到一個與其他國家的大屠殺的「可比性」。但這種「可比性」並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德國人降低自我道德標準的理由。關鍵要看德國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釋重負，是否願意把自己與落後國家一樣看待，逃避良心的譴責。至於諾爾特的第二個觀點，則完全屬於無稽之談，是挖空心思為希特勒開脫罪責。
四、90年代以來：深入與多面化階段。
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東西德國統一了。統一德國沿襲了原西德的國名，也繼承了其反思納粹歷史的優良傳統。統一後，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納粹歷史的矛頭主要對准前納粹政權的重要人物與機構組織或者聯邦德國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納粹歷史。而現在，進入批判視野的是納粹時期的普通人物與組織。
90年代初期，美國歷史學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題為《希特勒心甘情願的儈子手——大屠殺中的普通德國人》的博士論文。在此書中，格德哈根通過對納粹時期參加大屠殺的德國協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納粹時期普通德國人都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自願幫凶的結論。該書翻譯成德文後，在德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所謂的「格德哈根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年輕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觀點，而他們的父親一代，即那些已經成為大學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學生卻顯得有些落後了，因為他們過於挑剔格德哈根著作的專業缺陷。
隨著辯論的深入，納粹德國軍隊在二戰與大屠殺中的角色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在此以前，德國流傳著「國防軍是干凈的」 的粉飾性說法，認為他們只是「服從了命令」，參加了「正常的」戰役，沒有參迦納粹大屠殺等罪惡行為。對此，屬於左翼自由派的德國煙草商富豪林茨瑪及其社會研究所組織了一個題為《滅絕戰爭——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5》的歷史攝影展覽，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國防軍是干凈的」的謊言。展覽在德國各大城市巡迴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過，它也引起了極右翼的攻擊。他們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術錯誤，試圖推翻整個展覽的結論，但未能得逞。
進入90年代以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漸多樣化了，影視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國電視系列劇《大屠殺》就為西德社會反思納粹歷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90年代，美國影片《辛德勒的名單》也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德國中小學都組織學生集體觀看並舉行討論。在這方面，德國影視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矚目的工作。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德國影片都是以納粹歷史及其影響為主題的。早在1980年，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長篇小說《鐵皮鼓》為腳本的德國同名故事片在好萊塢獲得了奧斯卡最佳非英語故事片獎。2002年，一部敘述一個在納粹時期流亡非洲的猶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獲得了這一殊榮。在90年代中期，諷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記丑聞」的德國故事片《施東克》曾獲得該獎項的提名獎。去年，德國電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滅亡》，在德國引起轟動，又於今年在好萊塢獲得了提名獎。另外，德國國家電視二台自90年代中期開始，推出了一系列有關納粹歷史的紀實性電視片，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與正面的歷史教育不同，影視作品能夠使戰後出生的年輕人更為直覺地接觸納粹歷史。以猶太人命運為主題的影片更能使他們對受害者產生同情心，以希特勒為主角的影片則能使他們通過「一場與魔鬼的約會」對其幽靈產生更大的免疫力，後一種影片的成功不僅表現了德國電影界的藝術水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成熟。
到新舊世紀之交，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歷程又取得了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經過二三十年的反復討論，聯邦眾議院於1999年6月25日通過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眾議院採用了美國建築師埃森曼的碑林設計。碑林建造在處於柏林統一後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廣場，面積約為150米見方，包括2711個從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紀念碑林將告誡世世代代的德國人牢記納粹時期的罪惡，永遠不讓黑暗的歷史重復。今年5月10日，大屠殺紀念碑林正式揭幕。
五、結語
但是，即便進入新世紀後，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仍然充滿了波折，2002年，德國歷史學家約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書。該書詳細敘述了二戰期間戰勝國對德國城市的空襲以及德國民眾遭受的災難。作者把戰勝國對德國的狂轟濫炸與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又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議。新納粹分子又借機挑撥德國與戰勝國的關系，他們稱戰爭國1945年2月13日對德雷斯頓的大轟炸為「炸彈大屠殺」，並且揚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徵建築勃蘭登堡門示威遊行。
那天，全世界人民通過電視看到了來自德國首都的動人一幕：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手持火燭默立在勃蘭登堡門周圍的街道上。他們在為永久的和平祈禱，同時他們也以此行動阻擋在周邊街道上挑釁的新納粹分子前往勃蘭登堡大門，不讓他們玷污德國的國際形象。
這一幅畫面可以作為二戰後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與現狀的象徵。德國的反思是徹底的，但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這一過程已經深入人心，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它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進行。讓我們為它祝福吧！
㈢ 確認過眼神，你遇到到對的人了嗎
確認過眼神，遇見對的人！我們人的一生之中，會遇見很多人，有的人只是擦肩而過，有的人陪我們走了一段旅程，能夠陪我們走完人生的人卻寥寥無幾。對於愛情，我們總是抱著期望，希望遇到的人是對的人，能夠陪我們一直走下去的人。那什麼才算是對的人呢？
第一，跟他在一起舒服的人。待在他的身邊，你可以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刻意討好，不用學會偽裝，不用去遷就，你就是你自己。無論你說什麼，你做什麼，跟隨你自己的內心，他都會支持你。只要你喜歡素顏，那你就不必化妝，他也不會嫌棄；只要你覺得開心的事，他就會陪著你去做；當你不開心了，他總會有一千種哄你開心的方式。在他身邊的時候，你會有你的任性和撒嬌，你會不完美，可是他都能接受。
第二，有聊不完的話題。當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你們總是有聊不完的話題。你聊起任何話題，他都能接下去，不是說他見多識廣，而是說他有在乎你說過的每一句話，他都會認真回答。即使你有天馬星空的話題時，他不知道怎樣回答，但他卻能把你當做孩子，傻呵呵的笑你幼稚。而而且他還是一個非常好的傾聽者，他會默默地消化你的情緒和情感，也許他安慰不了你，也不能感同身受，但他一直都在你的身邊，從未離開。
第三，為了你們的未來，有在認真的努力。一個真心愛你的人，他會為了想要給你幸福完美的生活而努力地工作。對於你們的未來，他有他的計劃，雖然他可能不能讓你住大別墅，開豪車，但是他有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給予你他最好的東西。他是那種寧願自己吃苦受累，也會讓你過的幸福的人，這樣的人才是值得一輩子去愛的人。
㈣ 法官手記讀後感
楊忠民：法官緣何如此恐怖?———讀《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
1947年，在二戰後紐倫堡的廢墟上，由美國獨家主持的審判納粹時期德國司法官員的法庭開庭。當諸多第三帝國的司法官員站立在被告席上時，一個問題定然困擾著人們：法官緣何如此恐怖？
曾經身披法袍，手握法槌，頭頂法學專家、學者等高貴頭銜，面相庄嚴的前法官們，大約誰也不曾高舉火炬行進在「帝國水晶之夜」，親手殘殺猶太人，砸碎猶太商店的玻璃櫥窗，焚燒猶太教堂和「邪惡思想」的書籍；也未必親自啟動「洗浴室」的毒氣裝置毒殺婦孺，或者扣動扳機，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更未必身著軍裝，腳登馬靴，手執佩劍，踐踏被侵略的國土——即使成了被告，那一臉的神聖和不屑，只會讓人生出對司法的敬畏，卻實在難以聯想到「恐怖」這個可怕的詞語。然而，在德國法學家英戈·穆勒的《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中〔1〕，卻分明記載下如許事實：正是他們，在經過嚴謹、縝密且富於邏輯性的「法理論證」之後，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使反猶排猶的條頓劍得以從司法的劍鞘中抽出；也正是他們，端坐在國民法院、特別法院、黨衛軍警察法庭、軍事法庭之上，揮動法槌，將成千上萬「玷污種族」的猶太人和「社會蠹蟲」、「社會渣滓」驅趕進集中營，接受死亡的「洗禮」；同樣是他們，為了保證「德國種族的完美性」，作出慘無人道的判決，對智能低下者強制性絕育，令殘疾人、精神病患者在「快樂」中死亡；還是他們，把無數反戰的平民甚至德國軍人送到絞刑架下，以鮮血潤滑著第三帝國的戰爭機器……是的，從這些司法官員白皙的手上，的確看不到一絲血跡，但誰又能說，在被毀滅的五百多萬猶太人的屍骸旁，在被虐殺的二十萬「不值得活的生命」的墳冢前，乃至在被整個戰爭屠戮的五千五百萬生靈的周圍，除了游盪著希特勒死神般的身影外，就沒有抖動著這些司法官員們恐怖的黑袍？！本應由希特勒占據的被告位置，如今由他們來填補，的確是合乎邏輯的，可人們依然要追問：法官緣何如此恐怖？
㈤ 關於二戰德國的問題
1.1940年3月8日，德軍為了挪威戰役在柏林附近的Dabendorf成立了第40特殊任務戰車營，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車指揮官Ernst Volckheim中校指揮。下轄有三個戰車連，由一號和二號戰車所組成，其任務是在挪威戰役中支援步兵作戰以迅速奪取重要目標。隨著戰役的結束，這個也就留在挪威成為佔領軍的一部份。在1940年7月及11月各有一次的整編。
自法國戰役結束後德軍就陸續利用擄獲而來的法軍戰車來成立新的戰車營。1942年1月8日成立了第214戰車營，下轄有三個戰車連都配備法國戰車。隨著戰爭的演變，新的裝甲師自蘇德戰爭後又陸續成立，在古德林及挪威佔領軍司令Adolf von Schell中將的努力下第25裝甲師於1942年2月25日於挪威成軍。成軍之初主要的基幹部隊為第214戰車營及奧斯陸步槍團（Schützen-Verband Oslo）等佔領軍的部隊，而這個新成立的師也在Adolf von Schell中將的指揮下利用擄獲的敵軍裝備訓練及整編。
1942年11月25日，原本隸屬第18裝甲師的第18戰車團團部轉屬至第25裝甲師，並在12月4日改編為第9戰車團團部，第40特殊任務戰車營改編為該團的第二營，第214戰車營改編為該團的第一營。其餘的基幹部隊為第146和147裝甲擲彈兵團及第91裝甲炮兵團。
2.除了地中海外，海軍還派遣潛艇和偽裝巡洋艦前往太平洋、西非海域和印度洋擊沉盟軍商船，德國潛艇在此區常停駐於日本軍港，少數之後成為了日本潛艇。
3.馬丁·鮑曼出生於德國哈爾伯施塔特附近，父親西奧多·鮑曼（1862年7月1日—1903年7月8日）是巴伐利亞的一個高級郵局職員。1898年他的第一位夫人（30歲，當時兩人已有兩個孩子）逝世後他在同年就與同事的一個女兒（35歲）結婚。他的第二位夫人快速地給他生了三個孩子（其中第二個夭折），1903年西奧多出乎意料地逝世。
1929年9月2日馬丁·鮑曼與當時19歲的蓋爾達·布赫結婚，蓋爾達的父親是一名納粹黨法官。從1930年至1943年兩人共生了10個孩子。
1946年在紐倫堡審判中他缺席被判處死刑，因為當時還沒有確認鮑曼已經死了，稱鮑曼已死的證人未能說服法官。
1973年在柏林萊特火車站（今柏林中央車站）工地發現了人類骸骨，地點與當年聲稱埋葬了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的證人所指吻合。經過仔細研究，基本上已經可以證明骸骨屬於鮑曼。1998年通過基因測試可以確定骸骨的確是鮑曼。此前一直有流傳說鮑曼逃到了南美洲躲起來了。直到今天在阿根廷小城聖伊格納西奧附近還有一個據傳是鮑曼藏身的地方可以被參觀。
㈥ 戰敗後的德國摻狀
眾所周知，二戰後聯邦德國（指1949—1989年間的西德與1990年後的統一德國）對納粹德國的罪惡歷史作出了徹底的反省，與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70年聯邦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認罪的鏡頭，已成為德國悔過自新的經典象徵。但是，除此以外，國內對德國反思歷史的情況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蘭特下跪一幕的影響下，人們普遍傾向於過於簡單化的結論：二戰後，德國人徹底反省了。這一結論雖然沒錯，但不可忽視的是，二戰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還是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與迴避階段
與我們今天的德國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數起聯邦建國後15年裡的歷史態度。在這個階段的西德，反思與清算納粹歷史只是點滴現象，沒有形成規模。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對納粹歷史的無視、沉默與迴避。
這里我們應該從1945開始講起。二戰後的德國，滿目瘡痍、哀鴻遍地。普通的德國人丟魂失魄，流離失所，每日都在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對納粹歷史的清算，是西方佔領當局的事情。惡貫滿盈的納粹頭目在紐倫堡得到了舉世矚目的審判。納粹官員被驅逐出政府機關。對普通德國人，美軍在美佔區以表格登記審查的方式進行了的「非納粹化」措施。但是，因與納粹政權有關的人數太多，德國民眾的抵觸情緒強烈，不得不交由德國地方政府設立的特別法院處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讓無數的納粹分子過關，「非納粹化」運動因此半途而廢。
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後，也沒有積極進行對納粹歷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聯邦眾議院便通過了赦免納粹分子一般犯罪行為的法案（1954年，眾議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納粹罪犯）。1951年，又通過了恢復1945年被撤職的原納粹官員的職位的法律。隨著冷戰的加劇，西方佔領國也失去了徹底清洗納粹分子的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為西方陣營的實力成員。朝鮮戰爭爆發後，北約鼓勵西德總理阿登納重建軍隊。為了藉助原納粹高級軍官的專業能力，同盟國與西德政府提前釋放了曼斯泰因等納粹高級將領。阿登納又親自前往監獄探望其餘納粹將領，而且還邀請曼斯泰因到總理府座談。阿登納本人屬於保守派，自己也受過納粹政權的迫害。他主張與西方交戰國，特別是與法國和解，也支持與以色列建立友好關系，對猶太人作出賠償。但他最關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國，盡快從西方戰勝國手裡獲得西德的國家主權。為此他需要許多專業人才，這些人的納粹歷史對他來說無關緊要。在阿登納時期，大批的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機關。沒有一個納粹時期的法官受到起訴或丟掉職位。阿登納總理府國務秘書戈羅布克就是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的起草者與評論者。因此，人們稱這種現象為「戈羅布克現象」。東德因此攻擊納粹主義在西德復辟了。納粹主義在西德雖然沒有復辟，但因冷戰的掩護與阿登納本人的保守傾向，許多罪惡累累的納粹分子幸運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轉折與突破階段
在50與60年代初期的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深刻反思與清算無從談起。到60年代中期，情況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此時，西方國家與西德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們的共同反對目標是美國的侵越戰爭以及本國的保守勢力。在西德，納粹德國的歷史及其在西德殘余勢力是西德學生運動攻擊的獨特目標。當時離二戰結束只有二十餘年，在政府、軍隊與教育機構佔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納粹歷史。這些人相對安穩地度過了50年代。學生運動爆發後，他們的納粹歷史遭到了年輕一代的無情清算。西德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由此正式拉開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基辛格（非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她說，她是以年輕一代的名義打這個耳光的。在她看來，二戰結束後僅20年，一位原納粹黨員與高官竟然能當上聯邦總理，這是德國的恥辱。1969年初，聯邦總統呂布克因其在納粹時期在一個曾設計過集中營的建築公司的工作經歷受到輿論的攻擊，只得匆匆下台。
1969年秋天，在學生運動的大力推動下，社會民主黨聯合自由民主黨上台執政。社會民主黨主席、當年的反法西斯戰士勃蘭特任聯邦總理。勃蘭特上任後，對內實行民主自由改革，對外謀求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和解（「東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在華沙代表聯邦德國與波蘭政府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就在當天，他弔唁了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就在那裡，他作出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舉世聞名的謝罪舉動。在西德國內，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擊與非議。但是他偉大的舉措感動了世界輿論。1971年底，諾貝爾委員會授予了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他贏得的不僅是個人的榮譽，他也為聯邦德國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從此以後，世界輿論對德國的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
應該提及的是，西德學生運動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也出現了極左潮流。少數大學生深信「資本主義導致法西斯主義」，組成了所謂的「紅軍團」，試圖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會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義的歧途。1977年秋天，極左的恐怖主義達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強硬打擊下，「紅軍團」失敗並走入低谷。
但是，學生運動引發的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對原納粹分子的清洗卻在繼續進行。1978年，原納粹海軍法官、時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長的漢斯?費賓格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戰結束的最後日子裡還繼續判決士兵死刑。而且在戰後堅持認為，「如果當年是合法的話，那麼現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電視台在四個晚上連續轉播了美國電視系列片《大屠殺》。電視片中一個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家庭的悲慘命運深深地震撼了觀眾的心靈。據統計，當時共有僅兩千萬人收看了該節目。對於只有六千萬人口的西德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該節目的成功使得新納粹分子惱羞成怒，他們試圖通過迫害電視設備來進行干擾，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復與爭論階段
進入80年代以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態度又出現了波動。這與在1982年底以科爾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關系。保守派對60年代中期以來左派對納粹歷史以及德國保守傳統的批判一直耿耿於懷。科爾上台之後，宣布要實現「政治與道德上的轉折」。科爾本人並不想給納粹歷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卻認為重新評論德國歷史的時候來到了。
1983年，西德出現了所謂的「希特勒日記丑聞」。著名的《明星》雜志推出了所謂的「被發現的」「希特勒日記」。德國輿論一片震撼。保守勢力欣喜若狂，叫囂 「應該改寫納粹德國歷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記」很快被證實是偽造的。「日記」雖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來的篡改歷史的心願卻是真實的。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5月8日是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40周年紀念日。隨著這一歷史日子的逼近，歐美各國都在准備隆重的紀念活動。聯邦德國也因此再次興起了反思納粹歷史的高潮。但這次反思卻變了調。有人認為，5月8日對於戰勝國來說是一個「勝利與解放的日子」，而對於德國人來說，這一天卻意味著戰敗與災難。難道德國人還能與戰勝國一起把它作為「勝利與解放的日子」來慶祝嗎？5月初，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來到西德，要與西德總理科爾一起在紀念二戰結束的同時，表示德美兩國人民的和解。科爾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戰德國陣亡士兵墓地弔唁。但媒體很快披露，該墓地還埋葬著幾十個納粹黨核心組織「武裝黨衛隊」成員。猶太人組織因此呼籲里根與科爾放棄該弔唁計劃。但科爾還是堅持與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聯邦德國與納粹歷史一刀兩斷的光輝形象被抹上了一層陰影。
5月8日，聯邦德國在眾議院舉行庄嚴的二戰結束40周年的紀念活動。面對西德輿論中對這一歷史日子的性質的疑惑，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在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5月8日」，對於德國人來說首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解放之日」，因為它把所有德國人都從納粹的暴力統治中解放出來了。德國人不應該把戰爭結束時自己承受的災難與這個日子，而應該與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聯系在一起。德國人不應該記恨於當年的戰勝國，而應該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歸結於罪惡的納粹統治。魏茨澤克的精彩演講不僅贏得了德國眾議院的熱烈掌聲，澄清了德國公眾的歷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輿論的一片贊賞，除去了德國國際形象上的陰影。
但是，西德對納粹歷史的爭論並沒有因此終結。1986年又出現了所謂的「歷史學家爭論」。這場爭論源於右翼歷史學家諾爾特。他在一篇報刊文章中抱怨，納粹德國已經滅亡40年了，但這段歷史卻仍然不能「過去」。他認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國家也發生過的類似的大屠殺事件。而且，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很有可能是對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種「亞洲式的酷刑」的回應，猶如一種正當防衛。對諾爾特的進攻，著名社會學家哈貝馬斯與左翼歷史學家一起作出了及時而有力的回擊。他們認為，之所以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是因為納粹國家利用現代工廠化的方式對一個種族不分男女老少地進行了整體性滅絕性大屠殺，而且這種罪行又發生在屬於歐洲文明國家的德國。如果有意尋找，總能找到一個與其他國家的大屠殺的「可比性」。但這種「可比性」並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德國人降低自我道德標準的理由。關鍵要看德國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釋重負，是否願意把自己與落後國家一樣看待，逃避良心的譴責。至於諾爾特的第二個觀點，則完全屬於無稽之談，是挖空心思為希特勒開脫罪責。
四、90年代以來：深入與多面化階段。
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東西德國統一了。統一德國沿襲了原西德的國名，也繼承了其反思納粹歷史的優良傳統。統一後，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納粹歷史的矛頭主要對准前納粹政權的重要人物與機構組織或者聯邦德國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納粹歷史。而現在，進入批判視野的是納粹時期的普通人物與組織。
90年代初期，美國歷史學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題為《希特勒心甘情願的儈子手——大屠殺中的普通德國人》的博士論文。在此書中，格德哈根通過對納粹時期參加大屠殺的德國協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納粹時期普通德國人都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自願幫凶的結論。該書翻譯成德文後，在德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所謂的「格德哈根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年輕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觀點，而他們的父親一代，即那些已經成為大學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學生卻顯得有些落後了，因為他們過於挑剔格德哈根著作的專業缺陷。
隨著辯論的深入，納粹德國軍隊在二戰與大屠殺中的角色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在此以前，德國流傳著「國防軍是干凈的」 的粉飾性說法，認為他們只是「服從了命令」，參加了「正常的」戰役，沒有參迦納粹大屠殺等罪惡行為。對此，屬於左翼自由派的德國煙草商富豪林茨瑪及其社會研究所組織了一個題為《滅絕戰爭——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5》的歷史攝影展覽，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國防軍是干凈的」的謊言。展覽在德國各大城市巡迴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過，它也引起了極右翼的攻擊。他們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術錯誤，試圖推翻整個展覽的結論，但未能得逞。
進入90年代以後，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漸多樣化了，影視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國電視系列劇《大屠殺》就為西德社會反思納粹歷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90年代，美國影片《辛德勒的名單》也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德國中小學都組織學生集體觀看並舉行討論。在這方面，德國影視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矚目的工作。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德國影片都是以納粹歷史及其影響為主題的。早在1980年，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長篇小說《鐵皮鼓》為腳本的德國同名故事片在好萊塢獲得了奧斯卡最佳非英語故事片獎。2002年，一部敘述一個在納粹時期流亡非洲的猶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獲得了這一殊榮。在90年代中期，諷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記丑聞」的德國故事片《施東克》曾獲得該獎項的提名獎。去年，德國電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滅亡》，在德國引起轟動，又於今年在好萊塢獲得了提名獎。另外，德國國家電視二台自90年代中期開始，推出了一系列有關納粹歷史的紀實性電視片，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與正面的歷史教育不同，影視作品能夠使戰後出生的年輕人更為直覺地接觸納粹歷史。以猶太人命運為主題的影片更能使他們對受害者產生同情心，以希特勒為主角的影片則能使他們通過「一場與魔鬼的約會」對其幽靈產生更大的免疫力，後一種影片的成功不僅表現了德國電影界的藝術水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成熟。
到新舊世紀之交，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歷程又取得了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經過二三十年的反復討論，聯邦眾議院於1999年6月25日通過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眾議院採用了美國建築師埃森曼的碑林設計。碑林建造在處於柏林統一後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廣場，面積約為150米見方，包括2711個從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紀念碑林將告誡世世代代的德國人牢記納粹時期的罪惡，永遠不讓黑暗的歷史重復。今年5月10日，大屠殺紀念碑林正式揭幕。
五、結語
但是，即便進入新世紀後，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仍然充滿了波折，2002年，德國歷史學家約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書。該書詳細敘述了二戰期間戰勝國對德國城市的空襲以及德國民眾遭受的災難。作者把戰勝國對德國的狂轟濫炸與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又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議。新納粹分子又借機挑撥德國與戰勝國的關系，他們稱戰爭國1945年2月13日對德雷斯頓的大轟炸為「炸彈大屠殺」，並且揚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徵建築勃蘭登堡門示威遊行。
那天，全世界人民通過電視看到了來自德國首都的動人一幕：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手持火燭默立在勃蘭登堡門周圍的街道上。他們在為永久的和平祈禱，同時他們也以此行動阻擋在周邊街道上挑釁的新納粹分子前往勃蘭登堡大門，不讓他們玷污德國的國際形象。
這一幅畫面可以作為二戰後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與現狀的象徵。德國的反思是徹底的，但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這一過程已經深入人心，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它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進行。讓我們為它祝福吧！
㈦ 英美政府為何不救猶太人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太人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據統計，1939年住在德國佔領區的猶太人的有1000多萬，到1944年歐戰結束時，大約有600萬猶太人被殺害，佔全部猶太人的一半以上。二戰結束後，全世界的歷史學家一直在爭論兩個焦點問題，那就是美英等西方盟國是否了解納粹大屠殺計劃？如果了解的話，那麼美英等國為何無動於衷？對此，部分學者和美英官方長期一貫的立場是：美英等盟國在二戰結束前對納粹德國大屠殺計劃一無所知，所以也就談不上採取計何的措施；而反對派學者則認為，美英等西方盟國早就知道納粹德國的大屠殺計劃，只是出於某種可怕的考慮才一直緘默不語，任由成千上百萬的猶太人被納粹德國趕往死亡集中營，趕入毒氣室。然而，2000年6月26日，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館當天宣布解密40萬頁美國戰略勤務辦公室（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和美英戰時情報機構提供的絕密情報檔案。最讓歷史學家和普通民眾感到震驚的是，當年美英盟國通過破譯納粹安全機關的絕密情報，不但知道納粹大屠殺計劃，而且對計劃的細節也了如指掌。華盛頓和倫敦最高層從一開始就知道納粹德國的大屠殺計劃。1943年夏天，英國倫敦郊區布雷特切里庄園，著名的「埃格瑪密碼破譯小組」密碼專家們連續破譯了駐羅馬納粹安全總部發給柏林總部的絕密電報。破譯出來的內容讓英國的密碼專家們倒吸了一口涼氣：在戰爭初期，由於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在猶太人的處置問題上並不完全服從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訓示，所以義大利境內的猶太人免遭被驅逐的命運。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推翻後，德軍已經佔領了義大利北部地區，所以根據「第三帝國」最高元首希特勒的訓令，入侵義大利的德國黨衛軍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在義大利的猶太人通通關押起來，送往設在南歐和東歐的集中營，然後予以「肉體上的消滅」。新解密的絕密文件說明，科爾貝當時就向杜勒斯提供過關於納粹德國將在1943年年底消滅義大利猶太人驚人情報，實際上，美英兩國政府早在1943年年初就知道奧斯維辛等死亡集中營的真相，但兩國政府卻令人費解地選擇了沉默。既然美英當局事先已經知道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可為什麼卻保持了沉默呢？從解密的檔案資料來看主要有這么兩個因素：一是美英當局用沉默換取納粹的技術與合作來發展自己；二是要維護形象，怕承擔道義上的責任。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兩方學者就開始就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是否知道納粹德國種族大屠殺計劃和死亡集中營真相一事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多數的學者出於對二戰盟國領導人的尊敬和愛戴，根本不敢相信或者不願意相信美英首腦早就了解納粹種族大屠殺真相，但卻麻木不仁的事實。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馬丁·吉爾伯特1981年出版的《奧斯維辛與盟國》一書中說，盟國的領導人是到1944年夏天才多少知道點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和納粹種族大屠殺一事的。然而，新解密的檔案和絕密資料把這些學者善意的推測擊得粉碎。許多美國歷史學家和官員對美英兩國政府把如此重要的歷史真相掩蓋這么多年深感憤怒和不解。美國國會前議員、美國戰爭犯罪解密法草案起草人之一的伊麗莎白·霍茲曼質疑說：「這些真相的披露必將產生令人難以接受的道義疑問：這是否意味著盟國在戰爭結束後就開始保護起納粹戰犯來呢？這個問題是美英兩國政府不敢正視的問題。」最具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許多二戰大屠殺遇難者的親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盟國法官沒有把納粹沖鋒隊將軍科爾·沃爾夫送上絞刑架深感不解。眾所周知，沃爾夫領導的納粹德國沖鋒隊把義大利境內成千上萬的猶太平民趕進了死亡集中營，沃爾夫正是所有義大利猶太人大屠殺遇害者的劊子手。然而，令大屠殺遇難者親屬感到憤怒和不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沃爾夫並沒有像人們事先預料的那樣被美英盟國法官送上絞刑架，此人戰後一直被拘押在盟國拘留營里，1949年獲釋並回到慕尼黑過上了逍遙的生活。直到1962年才因被人指控與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營30萬猶太人之死有關而被逮捕。沃爾夫隨後在西德接受了審判，最終被判處15年的監禁，但仍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其中原因令世人一直不解。
在華沙逮捕猶太人。
㈧ 二戰結束後，納粹德國的法官被如何處置
《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是戰後德國第一部全面深入探討和批判納粹時代的司內法理論與實容踐的著作。作者英戈.穆勒以翔實的史實為依據，大膽地探究了第三帝國時期德國司法系統（尤其是法院）對納粹罪行所應承擔的責任，進而從反面論證了司法獨立、法官獨立、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基本司法原則和正當司法程序對於一個法治國的必要性。
德國司法體系對「二戰」前後令人發指的納粹罪行到底應負怎樣的責任？對這一問題，戰後德國法學界一直諱莫如深。
㈨ 馬丁·鮑曼的家族成員
馬丁·鮑曼出生於德國哈爾伯施塔特附近，父親西奧多·鮑曼（1862年7月1日—1903年7月8日）是 的一個高級郵局職員。1898年他的第一位夫人（30歲，當時兩人已有兩個孩子）逝世後他在同年就與同事的一個女兒（35歲）結婚。他的第二位夫人快速地給他生了三個孩子（其中第二個夭折），1903年西奧多出乎意料地逝世，從1930年至1943年兩人共生了10個孩子。
他的兄弟阿爾伯特·鮑曼也是納粹黨的高級領導人之一，其夫人蓋爾達是一名納粹黨法官的女兒 。
㈩ 殺心萌動那一年怎麼樣
「殺心」的觸動來自電台廣播中一則前納粹法官R被西德法庭宣判無罪的新聞，而R法官在納粹期間判決了朋友父親的死刑。 聽到此新聞的瞬間，「我」是如此憤怒以至於萌生了「殺心」！為了掩飾殺人計劃，「我」以寫一部關於朋友父親格羅斯庫特的書為由，展開了關於他生平的調查：尋訪其遺孀和當年他參加的反納粹抵抗運動組織EU歐洲聯盟活動的相關資料。 對主人公「我」和各種人物的談話，包括同格羅斯庫特遺孀，研究跟蹤前納粹成員際遇的教授，同時代的年輕人，作者均省略了「某某說」等交待發言主體的文字，而是以破折號將人物的對話直接分段羅列，這種方式模糊了發言主體，呈現了一種話語和思想直接交鋒的張力，有時恍惚間我甚至覺得這些話都是主人公自己頭腦內部的思想斗爭通過不同人物的嘴說出來而已。這些對話對真相的展開和拼湊像養料一樣，滋養和推進著主人公的殺心。 尋訪遺孀的過程中，「我」發現對這樣一位抵抗運動的遺孀，標榜為民主政權的西德居然辭退其公職，任由暴民對其的騷擾，對加諸其身的種種不公不理不睬甚至助其氣焰。這種不公的待遇更助燃了「我」的憤怒，加劇了「我」的「殺心」。 隨著調查的深入，通過相關人物的訪談，各種原始資料的搜集，當年有關格羅斯庫特救助猶太人的義行和抵抗運動組織EU歐盟的其它活動，慢慢地得以拼湊和還原，而我的殺心也在經歷了驟起、加劇，而漸漸至於平息。「關於暴力……在一段時間里它是時尚，又是可以起到平衡作用，有時又是一場無望的反對父輩的斗爭……正因為現在到處是暴力，所以你要去殺R的行為，只能被看成是對R採取的暴力，而不是一個反對R的正義行動。」於是「我」下定決心：忘記殺人，集中一切精力寫這本書，只寫這本書。 隨著對格羅斯庫特生平的調查，作者以之為線索串起了一系列人物，包括前納粹高官，反納粹抵抗運動組織成員及其家屬等等，這些人在納粹倒台前後，在東西德分裂的冷戰時期，他們的命運和際遇，以及普通民眾對他們的反應，給我們勾勒和展開了一幅我們所不熟悉的圖景：戰後的年輕一代怎樣對待和處理父輩的罪惡，不管是作為前納粹暴政機器的一員，還是作為縱容了暴政的沉默的大多數，這一無法逃避的個體問責拷問和冷戰意識形態的影響互相交織……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納粹政權和西德民主政權這樣兩個如此不同 (至少在表面上對納粹的立場和態度上不同) 的政權，在分別對待抵抗組織成員格羅斯庫特和他的遺孀的處理方式上，卻是驚人的相似！ 在納粹法官對格羅斯庫特的判決書中，應該以公正和程序正義為准繩的法律卻讓位於服務暴政的需要。判決書中充斥著非法律的感情化的謾罵「悲觀主義、共產主義、恬不知恥、臭知識分子」，充分展現了納粹對法律的角色定義——「保持法律的中立是無法實現國家社會主義的(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 在格羅斯庫特夫人遭到停職和一系列不公之後，她向西德民主政權法庭提出申訴和上訴，她口袋裡裝著憲法，有理有據地列舉了一些系列程序非正義以及違憲的控訴，然而法庭予以駁回，理由竟是「憲法不適用於她這樣的人，因為她參加了非法的共產黨活動，違法了民主制度」（她參與了東德倡導的支持和平的民意調查並提供診所作為場地，從而被媒體和官方貼上共產黨分子的標簽） 民主竟然是這樣毫無原則地屈服於意識形態的斗爭！ 印象中，雖然一直知道西德和東德的政治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存在差異，但卻不知道他們在對待納粹的態度和做法上存在分歧。在我的印象里，標榜民主的西德應該同一切極權形式格格不入(不管是打著國家/民族社會主義的納粹，還是蘇聯佔領區的東德)，但恰恰是西德卻對待前納粹成員態度曖昧，恢復其官職，並給予優厚待遇。而東德不管是真心反納粹還是以之作為反對西德的借口，對待前納粹成員反而比較強硬，並屢屢在該點上指責西德。但同樣也是東德只承認社會主義黨人的抵抗運動，對親民主黨人的抵抗運動不予承認。 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出鬧劇，或確切地說悲劇：作為抵抗運動組織主要負責人並被納粹槍斃的反納粹英雄遺孀，由於被野蠻地貼上了「共產黨分子」的標簽，在西德被妖魔化，遭遇種種不公，甚至進而其丈夫的靈牌被遷出公墓，其烈士身份被否認；而同時在東德，她也「不請不願」地被塑造成反納粹的共產黨女英雄形象！但她所遭遇的委屈和不公，她的艱難的日常生活，她兒子由於母親的身份而遭遇的孤立……等等，都只能自己默默承擔，沒有人真心給予關切。她成為了東西德之間籠罩的冷戰背景下意識形態斗爭的犧牲品！ 但，也就是這位偉大而平凡的遺孀，默默承受著一切的不公，並始終不放棄，因為她堅守丈夫所追求的「沒有納粹，沒有戰爭，沒有仇恨」的理想和信念，不讓自己淪陷於仇恨的漩渦。她像一個被我們今天的中國官方磚家稱之為精神病人的偏執狂的上訪者一樣，一遍又一遍地通過法律途徑上訴，爭取自己的合法權利。她的堅忍在近20年後，終於換來了遲到的公義，這已經是在西德民主進程取得重大改進，冷戰結束之後了。 而「我」的殺心也隨著熾熱的仇恨之火讓位於理性之光，隨著法官R的病逝歸於寂靜，留下了一個「殺心萌動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