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姆斯法官

1. 霍爾姆斯案為什麼被判有罪鮑爾溫法官的話是什麼意思

就你所述：
1、針對之來前的「假死」自，由檢察機關進行抗訴，撤銷原判決，由國家對A進行相應的賠償。2、依據刑法故意殺人罪，判處有罪，依據相應情節判相應刑罰。另外說下，我記得是本小說裡面的情節，無盡武裝？具體想不起來。小說裡面依照「一事不再理」原則來解釋，顯然是行不通的，這是兩個事件，是兩個案件。當然，如果有其他意見，可探討。

2. 法學是一門科學嗎

是的，這有一文：

法學是一門科學嗎？這看似是一個簡單的話題，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千百年來卻一直挑戰著法律人的智慧。「法學」一詞最早可追溯到拉丁語「juris prudentia」。這個詞是由兩個詞即juris和prudentia組合而成的，前者的意思是法、權利、正義，後者的意思是智慧或實踐智慧，兩者合起來的意思是法的智慧或法的實踐智慧。魏德士在其《法理學》一書中認為，該問題並非無病呻吟、無關宏旨。因為，法學的科學性實際上隱含著這樣一個問題，即「我能夠信賴法的內容嗎」？這實際上就是指法律問題是否具有確定性答案，能否憑借人們的經驗和理性思考加以認知。如果有答案，那麼答案在多大程度上是確定的？

一

法學是一門研究法律現象及其規律的學問。法學知識直接作用於人們的行為，進而作用於社會，人們通過法律規范來建立社會的規則秩序。在現代社會，法學和經濟學等學科一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於研究方法的進步，特別是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廣泛運用，經濟學實現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與研究，因此，人們可能並不懷疑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但同樣作為社會科學，法學問題的共識性相對而言，似乎主觀性更強，容易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象，一個問題，往往出現甲說、乙說、折衷說，甚至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這也導致了長期以來的一個爭論，即法學是一門科學嗎？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主要取決於對法學及其內涵的科學界定。在對法學的內涵進行界定之後，如果認為法學符合科學的標准，則應當屬於科學的范疇，反之則不屬於科學。應當承認，「法學」一直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是幾個世紀以來困惑法律哲人的重大課題。例如，德國法學家耶林曾經從法學受立法者的影響以其固有的本土性等方面出發，認為法學不是一門科學，並提出「人們可以問道，有哪一門科學，竟需仰賴立法者之心情，使今日有效之事物，於明日遭廢棄，使於某處為假之事，於他處為真？有哪一門科學，竟需受國家邊境界樁所限？」在他看來，一門科學應當具有普適性，就像自然科學中的定律一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法學具有很強的本土性，顯然不是科學。我認為，耶林的這一觀點失之過簡，並不全面。事實上，法學本身也有許多普適性的價值和規律，例如，法學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理念，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民法上對合同的成立與抗辯、對財產權的保護等，都是世界通行的規則；刑法上對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制度的規定，也是現代國家一致採納的制度。更何況，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法學所研究的內容、范疇等越來越具有趨同性。即便我們承認法律具有一定的本土性，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其是一門科學。如果將科學僅僅定義為一種認識人類社會、包括特定區域內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的方法，那麼無疑法學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科學的特徵。

法學是否是一種科學？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首先需要對科學的內涵進行界定。知識界歷來將科學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三大類，並依據這種劃分標准形成了三套不同的知識體系。人文科學是以人的社會存在為研究對象，以揭示人的本質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目的的科學。自然科學注重對客觀規律、定律的探索，其研究結果具有很強的客觀性和普遍適用性。但社會科學的研究則注重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其在研究過程中受到研究者個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和生活背景（background）的影響程度較高。這就使得不同研究者在同一問題上的研究結論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尤其是在不同問題的研究上，我們很難說不同的研究結論之間有對錯之分。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主要用於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而不同社會的具體情形不同，其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性較強。有人將其稱為一種「本土性知識」(domestic knowledge）也不無道理。法學就其性質而言，屬於社會科學的范疇，因此，不能因為法學不是自然科學就否認其是一門科學，而應當按照社會科學而不是自然科學的判斷標准來進行界定。

二

方舟子在「科學是什麼」一文中，曾經援引了美國學者伯恩斯坦（Root-Bernstein）的觀點，即判斷一個理論是否屬於科學，要看其是否符合邏輯的、經驗的、社會學的和歷史的四項標准，缺一不可。我認為，伯恩斯坦的這個判斷標准應當是對社會科學的判斷方法，可以用於判斷法學是否是一門科學。而按照這個標准判斷，法學符合伯恩斯坦標準的四個要素，應當是一門科學：

一是邏輯的標准。邏輯是通過概念、判斷、推理、論證來理解和區分客觀世界的思維過程。法學具有自身的體系，而該體系是按照一定的邏輯標准來構建的。現代法學知識和法學論辯也是以邏輯學為基礎的。法學具有自身的特定研究對象，是人類認識和運用一切法律現象活動的集合體，其不僅包括對法律的形式性描述，還包括對法律性質的哲學思辨以及對法律操作技藝的抽象和總結。依據這些研究對象的不同特點，法學學科又可以分為理論法學、法律史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民法學、刑法學、比較法學等二級學科。這樣的層級劃分適應了學科對象的差別和「術業有專攻」的社會分工規律。依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各個部門法都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邏輯體系。法學不僅具有自己獨特的體系，也以邏輯嚴謹為其重要特徵。

二是經驗的標准。法學理論是對實踐的總結，並可以通過實踐加以運用與檢驗，具有顯著的經驗性的特點。科學的基本特徵是具有可觀察性和可驗證性，也就是卡爾·波普爾所說的可證偽性。我們說法學是一門科學，但必須強調法學是一門實踐性科學。美國大法官霍爾姆斯說過，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現代社會普遍認可「民法作為市民社會網路全書」的論斷。在這一點上，法律的實踐性明顯地區別於哲學、文學等人文科學。在不斷積累經驗的基礎上，法學的理論基礎也在不斷完善。在羅馬法中，法學被稱為真正的哲學（vera philosophia），或者說羅馬人的民族哲學，因為其基礎是羅馬人在實際生活中長期積累的經驗。而從自然法學到概念法學、利益法學和自由法學，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學者都在努力探究法學發展的基本規律。當前英美法學研究中的實證法學、法律經濟分析等研究的目的亦是如此。即便是近幾十年興起的法律現實主義和批判法律運動，也無法否認法律及其發展在很多方面是要受到客觀約束的。正是因為法學方法在起源上的實踐品性，使其能夠被人們以經驗和邏輯加以認識、抽象和總結，並反過來作用於社會生活。法律的生命在於適用，無論法學怎麼分類，其核心是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因此非常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分析，強調法律的實際運用。法學工作者的任務事實上並不僅僅局限於構建法律的概念和體系，以及對概念體系進行理論描述，還應當在此基礎上對法律這一社會調整工具的實際運用及其方法給予積極關注和深入思考，從而實現霍爾姆斯所說的將「紙面上的法」（law in book）轉化為「現實中的法」（law in action）。法律的精髓在後者，而不是前者。即便我們對於法律文本的價值做出了准確、科學地判斷，但如果不能通過法律適用體現在具體的個案中，那還是一種象牙塔式的形而上研究。與之相類似，即使對於部門法中的每一個具體規范都有深入研究，但如果不能把握法律適用在實際操作中的一般方法、規律，仍然不能准確、嫻熟地將具體的法律條文運用到個案之中，並實現公正裁判。因而，法學是在實踐中產生，其發展也是為了指導實踐，從而使法學成為治國理政、經世濟民的學問。

法學是一門符合邏輯、符合經驗和社會歷史演進規律的社會科學，是一種人類通過理性認識事物、且能夠為人們所反復使用的方法，即我們所稱的一般意義上的科學。法學也具有一定的確定性，甚至在大量問題上體現出了較高的確定性。人類社會存在著一些不可更改的基本規則，例如，遵守允諾、勿害他人、欠債還錢、尊重他人生命、保護人身安全等等。無論是自然法學派，還是法律實證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都存在著高度的共識。相反，並非所有的自然科學都具有確定性，或者都能夠被理性所驗證。哈佛大學昂格爾教授在《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一書中舉例到，關於宇宙是如何形成的這一重要自然科學命題，很難說「大爆炸說」與「漸進擴張說」之間哪一個就是絕對的真理。且這些理論也很難得到科學的證明，但我們並不能否認「宇宙形成理論」這一問題的科學性。

三是社會學的標准。這一標準是指針對社會生活現象，能夠把握認知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不斷根據社會生活的發展提出新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途徑。顯然，法學作為一門重要的社會科學，其具備這些功能。法學就是研究法現象的學問，法學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從法的運行活動和現象中把握其發展的規律，並在此基礎上構建相應的知識體系，從而指導特定社會的法律發展活動。具體而言，其一是解決立法的科學性。立法機關意圖實現的價值也要通過對權利義務的調整和規范予以落實。而權利義務關系正是法學研究中的核心內容，法學家需要以現行的法律為研究對象，但又不能囿於現有規則，而應有一定的超前意識，從法律發展規律和社會現實需要等角度提出立法的目標以及完善的方向。所謂科學立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科學理論的指導。這些指導可適用於立法的制定與修改、法律適用效果的評估等所有領域。其二是法律適用的規律。法學需要研究文本，並指出這些文本判例如何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有效的運用。因為法律的生命在於適用，通過具體適用法律解決具體的各種社會問題。其三是法律在整個社會治理中對人們的行為和社會關系產生的實際影響。法學需要認識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獨特作用，及其與道德、宗教、政治等各種社會規范之間的相互關系。法學在認識社會中形成自身的知識體系。

四是歷史的標准。一門知識能否成為一門科學，應當具有歷史的演進過程。事實上，法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古羅馬法，歐洲最早的大學即1087年的博洛尼亞大學，其最初開設的主要課程就包括了法學。在中世紀，法學與邏輯、修辭、神學等一起，成為歐洲貴族子弟必須學習的科目之一。而中國的法律制度史則可以追溯得更遠。由此可見，法學比許多近現代才出現的自然科學要具有更為悠久的歷史。在不同歷史時期，雖然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會設置不同的法律規則，但各個法律規則並非憑空而來，其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以現代大陸法系民法規則為例，其基本理論框架主要來源於古羅馬法。正是因為法學具有厚重的歷史積淀，由此也決定了我們是可以在法學這一歷史性知識中尋找規律的。

三

另外，任何科學都應當遵循一定的方法，離開方法的科學就不能稱之為科學。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主要取決於其研究對象。因此，討論法律科學的方法及其特徵，首先需要考慮這門科學到底研究什麼。從研究對象上看，法學主要是關於法律的性質、制定與執行的學問。法學至少具有兩個維度。在第一個維度上，法學關注的是那些寫在文本上或者表現在判例中的法律規范，包括其形成、解釋和適用。所以，法學採用的規范分析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方法等是法學獨有的方法。在第二個維度上，無論是法律文本還是判例，其背後反映的都是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關系發展規律。在這個維度上，法學研究應當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上關注社會關系及其規律，包括這些關系的人文性和社會性。只有在對各種社會關系的社會性和人文性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之後，所制定的法律規則才具有妥當性。為此，法學需要廣泛採用倫理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各種學科的方法。但是，由於法學本身所要求的「規則性」及「規則確定性」，其它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必須要服務於法學自身的特徵。古往今來的自然法學、社會連帶法學、歷史法學、功利主義法學、利益法學、社會法學、法律現實主義法學等各大學派都致力於對法律的社會功能及其屬性進行研究。雖然各種學說之間存在很大的方法分歧，但這並不影響各學說秉持者相互之間就學說本身形成一些共識。因為這一原因，法學也需要藉助多個學科的知識才能夠全面的理解和研究法現象，因此其在西方常常被稱為「博學的學科（a learned discipline）」。

應當看到，在英美法國家，法學教育是作為一種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ecation）來進行的，其宗旨在於培養職業的法律人，法學也逐漸形成自身的知識話語和體系。但並不能因此否認法學作為社會科學的組成部分，畢竟法學教育和法學自身的體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雖然二者相互影響，但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這就是說，法學形成了自身的科學體系，但如何將其運用於教學以及採用何種方法進行傳授，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即便在英美法國家，也從來並未因為法律的職業化特徵而否認法學的理論性，這些國家仍然十分重視對法學知識體系的研究。

魏德士在討論「法律是否為科學」的命題時，認為應當堅持法律的科學性，其一個重要目的在於，強調堅持法律的可信仰品質。這就是說，如果認為法律不是科學，那麼，法學可能走向法律虛無主義和個人專斷主義。如此一來，法律不僅不能經受理性分析的科學檢驗，甚至可能成為權力濫用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分子通過國家正式頒布的法律來屠殺猶太人，並通過戰爭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正是法學虛無主義和專斷主義的後果。法學是一門科學，可以帶給人們以理性的思考，立法者會運用理性的思維去制定法律，而不是將法律完全變成一種純粹主觀的臆斷。而司法者則運用理性的思維去發現法律的精髓和立法意旨，實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價值。而這將使法治文明真正結出豐碩的果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討論法學是否為一門科學，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法學，歸根結底，是一門科學制定法律並准確適用法律的學科。法學是一門科學，需要構建其自身的理論體系，但法學不是象牙之塔，不能僅僅滿足於概念、體系的自我周延，更應當以解決實踐中具體的法律問題為目標。

3. 伊麗莎白·霍爾姆斯的人物生平

霍爾姆斯用上大學時省下的一筆錢，在加州帕羅奧圖創辦了Theranos公司，而一直以來，她都是《舊金山商業時報》（San Francisco Business Times）、《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和《連線》（Wired）雜志長篇特寫的報道對象。不過，近期《財富》雜志（Fortune）報道稱，Theranos公司已融資逾4億美元，使這家成立十年的公司的估值高達90億美元。該公司的投資方包括，德豐傑(DraperFisherJurvetson)、ATA Ventures和甲骨文公司創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Ellison）。霍爾姆斯在接受《財富》采訪時表示，她依然持有Theranos公司超過50%的股份。而該公司尚未對報道作出回應。Theranos的一位投資者，雖然受保密協議所限不能透露詳情，但他說這次融資的估值非常高。

4. 滴血驗癌公司創始人霍爾姆斯被定罪，她做了哪些違法的事情

美國矽谷騙局「滴血驗癌」事件的主人公Elizabeth Holmes被正式定罪，其11項罪名指控中有4項成立，或面臨長達20年的監禁與巨額罰款。

這一事件再次引發了公眾對於滴血驗癌的思考，開發可識別癌症的血液檢查方法究竟能否突破騙局的刻板印象以及研發難點的局限，成為真正惠民便民的技術呢？

利用血液進行疾病監測依舊有著無窮的想像空間，「滴血驗癌」的故事不會就此停住。隨著組學、人工智慧為基礎的分析技術的發展，使用少量血樣就能進行的全方位廣泛的血液檢測技術，一定會在不遠的將來實現。

在臨床上，醫生不會根據血液黏稠度的數值，去判斷患者是否有血栓風險，而且這個檢查也不能如實反映患者體內真實的血液凝固情況，更不能起到預測血栓和心血管事件的作用。通過注射劑來疏通血管、降低血液黏稠度，更是沒有任何幫助，甚至還會出問題。

5. 詹姆斯·伊根·霍爾姆斯的案件審判

美國科羅拉多州影院槍擊案當地時間2012年7月30日再度開庭審判，檢方正式起訴槍擊案嫌犯詹姆斯·霍爾姆斯，指控他犯有包括一級謀殺罪在內的142項罪行。
142項罪名中，24項是一級謀殺罪，114項企圖謀殺罪，另外兩項指控分別是「擁有爆炸物及燃燒裝置」和「暴力罪」，這些全都是重罪。
和第一次庭審不同的是，在開庭前，法官根據辯護律師的請求，禁止在法庭內安裝攝像機，辯方的理由是怕眾多的電視媒體直播庭審情況會影響陪審團的判斷，進而影響對這起案件的判決。
在45分鍾的庭審過程中，槍擊案嫌犯同上次一樣，仍然是橙紅色的小丑發型，也沒有什麼表情，全程只說了一個字。那是他的辯護律師向法官申請延後答辯的時候，法官向他詢問是否同意，他只簡單地說了一個字，yes。 2012年8月9日，美國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影院槍擊案嫌犯霍姆斯第三次出庭受審，態度消極。他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稱，霍姆斯患有「精神病」，在製造槍擊案前曾試圖獲得幫助。
霍姆斯當天身穿栗色囚衣，帶著手銬與腳鐐等出庭受審。這是霍姆斯第三次出庭受審，他沒有刮鬍子，看起來很警覺，但反應冷淡，基本一直在盯著前方看，沒有與律師講話。
律師丹尼爾·金說，霍姆斯患有「精神病」，他在製造槍擊事件前，曾試圖獲得治療精神病方面的幫助。
代表約20家新聞媒體的律師9日來到法庭，要求公開法庭文件。但是這個要求遭到公訴人與辯護律師的反對，他們說由於調查仍在進行中，現在公布法庭文件為時過早。
法官斯爾維斯特說，他將考慮新聞媒體提出的公開霍姆斯案文件的請求，隨後將發布一個書面規定。

6. 誰可以說下john marshall 對supreme court 做出的貢獻

Just give me a few hours, My computer dosen' t have chinese typing function. When I get home I will write the answer

學法的人似乎都知道，約翰·馬歇爾是美國現代法治的奠基者。他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對司法審查權的闡述和實踐，已經成為法學院學生耳熟能詳的經典案例。不過，這位天才的法律人，出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經過，卻純屬偶然，且不乏黨派之爭。

說到馬歇爾出任首席大法官的歷史機緣，就不能不從美國立國之初的黨爭開始。在1800年美國首次由黨派候選人競爭的總統選舉中，聯邦派在任總統亞當斯輸給了共和派副總統傑弗遜。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派也是一敗塗地。於是，它只好把維護其政治影響力的希望寄託於不受選舉政治決定的司法部門。為此，亞當斯在1801年1月20日，任命自己的國務卿馬歇爾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並得到了參議院的認可。馬歇爾出任大法官後，居然還代理著國務卿，直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顯然是違法三權分立的原則。

亞當斯選擇馬歇爾，被認為「是一項改變歷史進程的令人愉快的巧合」。這裡面的確有太多的因緣際會。首先，1796年在任資深大法官顧盛回絕華盛頓總統對他的首席大法官的提名；如果他接受的話，他將一直做到1810年去世，所以根本不會由馬歇爾的機會；其次，當時的首席大法官埃斯沃斯被抓差出使法國，並因此病倒、辭職；如果沒有出使法國，也沒有馬歇爾的機會；最後，埃斯沃斯辭職後，亞當時立即提名剛剛卸任紐約州州長職務的、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傑伊，盡管參議院已經批准了這一任命，但傑伊根本無意重新回到曾經坐過的位置。根據馬歇爾自己的回憶，「我當時推薦帕特森大法官接任，但總統不同意，認為繞過顧盛選擇資歷更淺的帕特森會傷害顧盛的感情。總統隨即對我說：『就你了』」。亞當斯沒有選擇帕特森的真正原因在於，帕特森是漢密爾頓的朋友，而亞當斯和漢密爾頓是聯邦派中的冤家對頭。

這一選擇，雖在預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馬歇爾雖不屬於華盛頓、傑弗遜、亞當斯和麥迪遜這樣的開國元勛，但可以算是美國第二代領導人。獨立戰爭期間，馬歇爾曾在大陸軍中擔任過上尉軍官，目睹了戰爭初期大陸軍中各邦民兵建制龐雜、各行其是的混亂局面，深感建立一個統一的聯邦政府的重要性。他後來曾經回憶說：「我作為一個弗吉尼亞人參加獨立革命，鬧完革命變成了一個美國人」。參與獨立戰爭的經歷「讓我確信，美國是我的國家，國會是我的政府。這些感受是如此地強烈徹底，已經成為我身心的一個部分。」

1780年冬天，25歲的馬歇爾利用軍中休假，去威廉和瑪麗學院研習法律。經過短暫的三個月學習後，馬歇爾成為了一位開業律師，並迅速成為弗吉尼亞州最成功的法律人。馬歇爾懷疑平民政治，深信用司法權威約束立法機構的重要性。1788年，在辯論是否接受聯邦憲法的弗吉尼亞制憲會議上，作為邦議員的馬歇爾，提出了支持憲法的有力證據：「如果國會制定的法律未在憲法所列舉權力的授權中，那麼，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法官將應該將其視為違憲……，並宣布其無效」。他的這一看法以及出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後的所作所為，顯然與其當年的軍旅經歷有直接關系。

就馬歇爾的個人志趣而言，他對承擔公職的熱情並不很大，先後謝絕了華盛頓要其出任聯邦總檢察長、駐法公使，亞當斯要任命其為大法官的邀請。不過，出於對國家的忠誠，馬歇爾還是出任過邦議員、聯邦外交特使，聯邦眾議員和國務卿等職務，但時間都很短。盡管如此，他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門積累的經驗，為他後來成為一位偉大的大法官打下了結實基礎。

（二）馬歇爾的司法實踐

從1801年出掌最高法院，到1835年終老任上，馬歇爾一干就是34年，成為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首席大法官。其領導的法院一共發表了1 106份判決書，馬歇爾本人撰寫了其中的519份。在62個涉及到憲法的案件中，他撰寫了36份判決書。他所做出的所有憲法判決，幾乎都圍繞著三個目標：第一，保證美國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擁有實現其有效治理的權力；第二，保證聯邦權力高於州權；第三，保證私有產權不受政府公權的侵犯。通過這些司法實踐，馬歇爾把紙上憲法的文字，變成了生活中實實在在的憲政。如果說美國1787年憲法確定了美國的憲政框架，提出了法治的目標，那麼馬歇爾法院充實了這個框架，實踐了法治的理念。為了表達法院判決的權威，他徹底改變了最高法院原來沿襲的英國傳統，即由大法官分別撰寫判決意見的做法，確立了發表一項法庭意見（一致和多數意見）的傳統。而他本人總是願意承擔撰寫意見書的任務，從而用自己的想法影響其他大法官。對此，他的政敵傑弗遜深惡痛絕。在後者看來，這無異於假公濟私，用最高法院「集體權威」的推銷馬歇爾國家主義的「私貨」。

馬歇爾法院實踐的憲法解釋具有一種原創性，直接與憲法的文本本身相聯系，而不像以後的法院那樣，要依靠累積起來的先例來支撐其觀點。由於和制定憲法的那一代人形成了一種活生生的聯系，馬歇爾法院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對於憲法的含義和意圖它擁有制憲者的理解。用後來的著名大法官奧利弗·霍爾姆斯大法官的話說，馬歇爾法院代表了「歷史性戰役的戰略轉折點」，其偉大就在於「生逢其時」。毫無疑問，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和他的夥伴創造了他們絕大多數的歷史時刻。

在其職掌最高法院的34年期間，馬歇爾可以說徹底地支配了最高法院。就連傑弗遜1804年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有著「最高法院第一位異議者」之謂的威廉·約翰遜，盡管是馬歇爾法院最具有獨立傾向的法官，「一位熱情洋溢的民主派」，最終也基本上認可了馬歇爾的遠見，接受了馬歇爾的領導。正像他自己在給不滿其表現前總統傑弗遜的信中所雲：「最終，我發現自己或者遵從環境，或者成為我們談到過的那種毫無影響小角色。我只好屈從潮流」。在一些傑弗遜派眼裡，約翰遜和其他「屈從潮流」的共和派大法官無異於「叛徒」。實際上，約翰遜絕非對馬歇爾唯唯諾諾。在其30年的任職期間（1804-34），法院一共有35個附議和74個異議，其中約翰遜就撰寫了21個附議和34個異議。如果說馬歇爾主導的法院意見確保了法院的威望，那麼，約翰遜的附議與異議則表明，法院同樣有足夠的韌性允許內部不同意見的存在。

對馬歇爾的領導地位，當時的一位英國作者有過傳神的描述：馬歇爾的聲音「柔和」，「他座位兩邊的六位法官，凝望著他，與其說想他的副手，還不如說是學生」。盡管1811年以後，好幾位共和派代替了原來聯邦派空出的大法官位置，並逐漸占據了最高法院的多數，但這並沒有動搖馬歇爾的主導地位。有人認為，「在最高法院的整個歷史中，這樣的主導地位絕無僅有」。在馬歇爾執掌法院的34年的時間里，他只有8次與法院的意見相異。當然，很大程度是時代造就了馬歇爾，但是，不可否認，馬歇爾的政治智慧、領導才能、法律天才和團隊精神則構成了他成功的內在條件。

馬歇爾政治智慧和法律天才的一個重要體現，便是在立法和行政當局對憲法這個新生事物並不十分專注得時候，通過激活憲法來建立和鞏固最高法院原本並不確定的權威。美國憲政專家麥克洛斯基寫到：「在共和國歷史早期急風暴雨的年代裡，國會和行政部門的人已經一再表明，對他們來說，憲法並不像政治結果那麼重要。這樣的證據在兩黨歷史中比比皆是，聯邦派的《懲治叛亂法》和傑弗遜派購買路易斯安娜領地的行動就足以證明這一點。這樣，司法部門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宣布憲法是屬於它的，並將其自身的尊嚴與基本法的尊嚴等同起來，馬歇爾非常樂意地把大膽與審慎結合在一起，由此獲得了最多的利益。」

（三）確立和建構憲法法

馬歇爾確立最高法院權威最重要、同時也是最有效的辦法便是通過憲法案例的判決來解釋憲法，從而創造了聯邦司法部門專有的領域——憲法法（constitutional law ），這也是馬歇爾法院最根本和最持久的成就。憲法法將司法審查的實踐牢固地根植到憲法的文本中，使之成為美國憲政制度中習以為常和經久不衰的運作原則。在最高法院早期司法實踐中，司法審查主要是針對州法，其目的是鞏固新生的聯邦。一個幸運的巧合是，司法審查肇始於「馬伯里案」，它否決了一項國會法律，這多少讓這一權力的運用披上了中立的外衣上，讓它看起來並非專門針對州行為。

「馬伯里案」後，馬歇爾再也沒有否決過一項國會法律。顯然，在馬歇爾看來，司法審查應該是一種非常規的、極少動用的保護根本大法的手段。但是，這只是就國會的立法而言，對於州法，馬歇爾和他的同僚則沒有那麼客氣了，他們頻頻使用針對州法的司法審查，一步步地鞏固聯邦的權力，培養人們對聯邦的忠誠。在這些案件中，馬歇爾法院開啟了憲法司法化的進程，對憲法文本進行司法詮釋。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用法官解釋普通製成法同樣的方法和原則來對待憲法。就這樣，憲法從高不可攀的天國來到了觸手可及的凡世，變成了一門「法律」分支，遵從於日常的司法解釋和實踐。憲法洗盡鉛華，歸於平常，退掉了其作為政治根本大法的神聖特點，擁有了普通法律的特性。而這樣的法律能夠在聯邦法院制度中暢通無阻，法官也能夠在日常的訴訟解釋這樣的法律。

慢慢地，美國的憲法法形成了，變成了法律的一個分支---就像商法、契約和財產法，有著自己的一套原則和主要案例。像其它法律領域一樣，憲法法的出現和發展，是法院的判決和法院中對立的雙方提倡和辯論各自權利的結果。通過把憲法的詮釋應用到判決中，馬歇爾法院能夠把憲法原則的宣示和一項普通的法律裁決融為一體。由此，它能夠說服美國民眾接受他們對憲法原則的闡釋，不是作為政治，更多的是作為法律。

（四）尋找遠離政治的司法價值

從其大法官生涯的開始，馬歇爾就認識到，最高法院的有效性依賴於是否有能力促使民眾接受，其作為一個沒有黨派偏見宣布「法律」、不接受任何 「政治」問題的機構。法律和政治的分離，是美國司法部門能夠最終崛起，而與國會和總統平起平坐、三足鼎立的關鍵所在。忠誠於憲法和法律，擺脫政治的干擾和輿論的壓力，馬歇爾治下的最高法院獲得了值得民眾信任的尊嚴和權威，由此也擁有了決定重大公眾問題的權力。這一成功的關鍵所在，是最高法院把憲法視為其專用的資源。

《馬歇爾文件》的編輯和傳記作者查爾斯·霍布森概括說，「馬歇爾和他的同事，通過讓美國民眾崇拜憲法，建立起了最高法院的制度性力量。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最高法院讓自己成了人民永恆意志的代言人。到1835年，最高法院擁有了神秘的力量，大法官有著奧林匹斯諸神般的傳奇，是令人驚羨的憲法保護者，遠離著政治的渾水。這樣的神秘絕技繼續構成了最高法院超凡力量的基礎。這在很大程度了說明了，為什麼一個終生任職、非民選的法官組成的機構能夠令人信服地聲稱，服務於民主政府的目的。」如果與同一時期歐洲國家的法院相比，最高法院的確鶴立雞群。來自舊大陸的托克維爾感嘆到：「其他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創制過如此強大的司法權。美國的最高法院，不管從其職權的性質來說，還是從其管轄的受審人的范圍來說，均遠遠高於已知的任何法院」。

在馬歇爾法院榜樣的帶動下，美國各地各級法庭開始避免處理和捲入黨派的政治問題，對法院的司法管轄范圍進行更細致的考察和區分。目睹了立法機構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黨爭，人們日益信任法院的公正，法院的聲望明顯提高。有人甚至爭辯道：如果沒有法院的保護，沒有持久不變的普通法，「權利將永遠得不到補償，錯誤也永遠得不到糾正」。經歷了革命、立憲和建國所有這些重大事件的民主派麥迪遜，晚年時對聯邦法院有了新的認識。他告訴老友傑弗遜，司法部門是唯一類似仲裁人的政府機構，它超越各種利益相互競爭的市場，做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裁決。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民主後，也得出了如下結論：「法院是司法系統能夠控制民主制的看得見的機構」。

（五）美國憲法第一人

聯邦法院所有這些成就幾乎都離不開馬歇爾的貢獻。律師出身的美國總統加菲爾德對馬歇爾有生動的評論：「馬歇爾找出憲法文本，賦予它力量。他找到的是一付骨架，卻賦予它血肉之軀」。由於馬歇爾歷史性地加強了最高法院的權威，故在美國歷史上享有「偉大的首席大法官」（The Great Chief Justice）和「華盛頓之後的第二人」之美譽。一位傳記作者甚至認為，「如果說是華盛頓創建了這個國家，那麼，是馬歇爾定位了（defined）它。」在美國對法官歷史功績所作的歷次評估中，馬歇爾永遠是高踞榜首。

看到馬歇爾為加強新生美國的法治、特別是聯邦政府權威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貢獻，已經告老還鄉的前總統亞當斯非常開心。在任命馬歇爾為首席大法官25年後，他誇耀說：「馬歇爾是我送給美國人民的禮物，這是我一生最為自豪的事情。回憶我一生所作的事，沒有比這更令我愉快的」。亞當斯自然會有這樣的感嘆，因為他曾經悲觀地認為，美國憲法作為一種試驗，很可能不會比他的壽命長！

另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是，這位如此了不起的法官，所受的基礎教育和法律教育卻是如此之少。馬歇爾只上過兩年的私塾，剩下的時間主要是靠父親的耳熏目染，而他父親所受的教育也不多。在威廉和瑪麗學院三個月的法律學習期間，馬歇爾還墮入情網。其課堂筆記不僅記載著法律的內容，還寫滿意中人的芳名。不過，他做到了學業戀愛兩不誤，完成了法律訓練。看來，馬歇爾的經歷證明，至少在19世紀上半葉，經驗而不是學歷，是成為偉大法官的首要條件。

充分的政治經驗，豐富的生活閱歷，「法律速成班」的訓練，使馬歇爾不像很多法官律師那樣，拘泥於法律的條條框框，死摳案件的末枝細節，而具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一種以法治國的雄心壯志，一種綱舉目張的辦案能力。一位美國學者非常精闢地概括了馬歇爾的司法理念：「在其漫長的法官生涯中，有兩個持久不變的概念主導著馬歇爾：一是聯邦國家的主權，二是私有財產的神聖」。靠著這兩個觀念，馬歇爾堅韌不拔，披荊斬棘，終於把最高法院確立為美國憲法的最終解釋者，並利用這一角色為美國的強大奠定了法治的基礎。

7. 請問有沒有：曾任美國首席大法官 溫德爾·霍爾姆斯 的簡介

你要這幹嘛

8. 自由需要什麼樣的素質

很多中國人一說起「自由」往往就底氣不足，就有點心虛，好像這不是咱們的「強項」。但卻有人指出，跟美國相比，中國不是沒自由而是太自由了，比如：中國人可以自由地打孩子，可以在大街上喝酒，可以隨便問別人的年齡……這些事情美國人都不敢做，做了就會受到懲罰。輕則罰款，重則關監。「自由」慣了的中國人若是沒有思想准備，一旦到了西方國家，用「動輒得咎」來形容恐怕一點兒也不誇張。
韓寒在2011年底引發廣泛爭議的博文中直言，「大部分國人眼中的自由，與出版、新聞、文藝、言論、選舉、政治都沒有關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說沒有什麼社會關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嘩，自由的過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點社會關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違章，自由的鑽各種法律法規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為」。但與此同時，我們在生活中也要忍受諸多的不自由，比如不能自由遷移戶口，不能自由地參加高考等等。
在追求幸福生活的今天，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自由」未必能真正給人舒暢感，種種限制倒是越來越多地讓人感受到約束和無奈。黑格爾曾說：「紀律是自由的第一條件。」看不清邊界的自由只是虛妄的概念，真正的自由則暗含了秩序與文明。
西方社會為之奮鬥了幾百年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元價值不只是簡單的並列，更有邏輯上的傳承：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愛。當今天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地為自由這個熠熠生輝的理念而呼喊時，我們有必要先靜下心來讀懂它的內涵。因為文明意義下的自由向來不是隨心所欲，而是需要一定的素質才可以駕馭的。
威脅公共安全的言論不能隨便發
鳳姐在其微博上的一句「我要燒了美國移民局」已被美國安全局記錄在案，法律程序已經啟動，鳳姐或許將面臨被收監或者遣返的窘境。有人質疑：美國對言論還是比較寬松的，除非她確實有這一行為了，不然就憑她一句話怎麼就能被遣返？其實，像鳳姐這種「因言獲罪」的事件，並非孤例。去年4月，留美博士翟田田在與教授發生口角時，氣憤之下說了句類似「我要把學校燒掉」的狠話，而被校方以「恐怖威脅罪」起訴。此後，經美國移民局遞解、警察抓人、檢調機關起訴，翟田田被送入拘禁中心。直到7月30日，美國控方才由此前的「恐怖威脅」降為「小型行為不當」可不負刑事責任。
照我們日常思維來看，不過因為開玩笑或者憤怒，而說了句「燒了XX」就被遣返甚至坐牢，太匪夷所思，尤其在以倡導自由著稱的美國。在美國言論自由雖是一項基本人權，卻有明確的界限。對那些危及公共安全，以及可能會危害公眾秩序的潛在危險性言論，不管有無真實地發生，都不在憲法的保障范圍內。
比如，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電檢入口處掛有「請勿開玩笑」的牌示，指的是禁止說「HiJack!」（傑克你好嗎？），否則航警必將其逮捕法辦，因為「HiJack!」這句話正是英文劫機（Hijack）一詞的諧音。其依據是，公共安全比言論自由更重要。在機場向一位叫「傑克」的人問聲好都不行，更何況你赤裸裸地叫囂要「燒了學校」或是「燒了美國移民局」。這也說明，並非是美國言論自由的區別對待，而只是一些人誤解和泛化了這個詞。

粗口不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只是保障公民不因言論受到政府懲罰，但它並不同時允諾一種無所顧忌的謾罵攻訐，更不會免去某人為自己的言論承擔相應道義或職業風險的責任。沒有一項民主權利，會鼓勵與責任脫節。
言論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公民可以正當地捍衛那種被後人概括為「麥迪遜前提」的准則：「如果有檢查言論的權利，那也應當是人民檢查政府的言論，而不是政府檢查人民的言論」。哪怕公民針對公共事務的批評存在錯誤或粗陋之處，政府也應容忍。美國有位青年為了抗議政府的徵兵政策，曾因「穿著夾克在洛杉磯法院的走廊里走了一圈……夾克後背印著『Fuck the Draft』（『操你的徵兵制』）」而獲刑，但聯邦最高法院最終判其無罪，理由不外是：盡管方式粗俗，但他畢竟是在針對一項公共政策發表意見，國家必須容忍。言論自由的原則及內涵還有很多，但即如上述，我們也能看出，它與用最粗俗的方式罵人有多遠。
對言論自由持最為寬松態度的國家，也會大致遵守一條底線：言論自由不保護誹謗和辱罵。「你說美國人民有權每晚站在街頭宣揚社會主義，和說任何人都有權誣陷政治人物某某某10月10日晚上收黑錢，肯定不是一回事。」雖然言論自由法的實施難免對公民的容忍品質提出更高要求，但它從來不是下流言論的黑翼天使。否則，所有的詬罵愛好者會喜獲天堂，而文明談吐的信奉者將面臨一座口舌地獄：稍不留神，即遭污言穢語的大棒伺候。
謠言不是言論自由
網上流傳的所謂「國家稅務總局2011年第47號關於修訂徵收個人所得稅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公告」，經查明是上海的勵某杜撰而成。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網路新聞宣傳局、公安機關已責成當地管理部門依法依規對製造和傳播謠言的責任人和網站予以懲處，杜撰「47號公告」的勵某被行政拘留15天。
在言論自由問題上，有些人存在一些錯誤的認識，言論自由就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如何表達就如何表達。如上面所述的勵某，竟然盜用稅務總局名義，對外發布了所謂的「47號公告」並作解讀，很顯然，在他眼裡，言論自由就是隨心所欲。
言論自由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在當代中國，它意味著在有序、合法的前提下通過語言表達意見和見解，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罔顧事實，不負責任地編造謠言蠱惑人心，必然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經說過：「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言論自由的表達，不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而要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在這一點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由不是任性地為所欲為
黑格爾在《美學》一書中講過自由概念：「人們往往把任性也叫作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任性的選擇和自決都不是出於意志的理性，而是出於偶然的動機以及這種動機對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賴。」誠然，自由並非是任性的行為，可以為所欲為。
契訶夫說得好：「在智慧和道德方面人發展得越高，他就越自由，生活給予他的歡樂也越大。」智慧使人能夠更好更多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質之中去，於是他的活動也就有了合理的界限，不會越雷池半步，自由也就實現了。而道德是對社會秩序的反映，一個有倫理修養的人，就能夠對社會生活的法則有著十分精確地掌握。道德是從善的力量，恰恰社會自由的最一般的邊界所在，就是你的行為不得損害社會的和他人的利益，正如《法國國民公會宣言》中所闡述的觀點那樣：「一個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個公民的自由為界限的」，無疑這正是倫理的使然。
克雷洛夫說過：「不要過分的醉心放任自由，一點也不加以限制的自由，它的害處與危險實在不少。」正是明確了自由所擁有的范圍，所以，人們才可以在安全的地域中享受生活。不然，對自由邊界的模糊認識，或者根本就沒有任何感覺，自由就會失去尺度，就如同列車會失去軌道一樣，人的行為最終就會失去控制，徹底地喪失了自由。
自由不是「為他人定罪」
呂麗萍日前在微博上轉發一篇炮轟同性戀的文章反對同性戀，引發眾多明星激辯。「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伏爾泰的這句名言，成為現代社會中裁定言論自由和公民話語權尺度的基本標桿。呂麗萍當然有思考、信仰和說話的權利。無論呂麗萍說了什麼，只要不涉及顛覆政權、推翻制度之類的違憲之事，她說的每一句話，都會受到法律的保護。呂麗萍有反對同性戀的權利，也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更有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微博里發表反對同性戀言論的權利。但是，法律上無罪不等於呂麗萍說的話就完全正確。
呂麗萍在微博之中，用了「羞恥」、「罪人」這樣的污衊性詞語。言論有自由，不等於允許任意去侮辱他人。同性戀問題，向來爭議頗多，但是在法律都無法裁定同性戀是否有罪的情況下，呂麗萍多多少少有些「私設公堂」之嫌。社會允許呂麗萍自由發微博，卻沒有允許呂麗萍自由地污衊和侮辱他人。
你可以不贊同他人，但你絕對不能侮辱他人———這是呂麗萍招來罵聲一片的根本原因。為他人定罪，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問題之一。這應該是一個信仰自由、文化多元的時代，遇到「非我族類」的思想、言論與行為，不一定就非要定上罪名。我們需要的是社會思想的多元化發展，而不是拿自己的思想去強加給別人，更不是給持有不同思想的人定上一個罪名，抑或是進行謾罵……這是一個事關言論自由和底線的問題。改一改伏爾泰的名言便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但我不同意你污衊別人的言論。
宣傳仇恨的「自由」不合法
1933年納粹在德國取得政權之前，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法律也非常強調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而希特勒和納粹分子正是利用民主提供的自由，從民主制度內部摧毀了民主。納粹頭目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JuliusStreicher)，是納粹宣傳的干將。他寫作的少兒讀物《毒蘑菇》(1938)把猶太人比做看似自然，其實有毒的蘑菇，教導德國兒童如何「識別猶太壞人」，起到了極廣泛的洗腦作用。早在1924年，他就創辦了臭名昭著的《先鋒報》，鼓吹仇恨猶太人，並污衊攻擊一些知名的猶太人士。每次被告上法庭，施特萊歇爾都以「自由言論」為理由，並聲稱自己進行的不是「宗教言論」而是「政治言論」，他有意識地利用民主法律制度對政治言論的寬容，來擴大對猶太人仇恨的言論影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敗訴，也「總能給聽者留下些印象」。
美國的「仇恨犯罪法」制定於1969年，適用范圍及於種族、膚色、宗教和國籍。在美國，任何組織或團體宣揚群體間的仇恨(如提倡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不合法的，個人在公共社會空間和場合發表仇恨言論也是不合法的。仇恨違背民主社會和平共存的政治原則，更是一種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暴力威脅。
政治性言論的邊界止於「明顯而現實的危險」
「明顯而現實的危險」是美國最高法院對政治性言論所做的邊界劃定，它是1919年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霍爾姆斯在審理社會黨人煽動拒絕徵兵案中提出的。1919年年底又有個俄國移民無政府主義者譴責美國出兵俄國干涉布爾什維克革命，說美國總統是個偽君子和懦夫，號召工人起來推翻這個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在這次審判中，最高法院沒有一致，霍爾姆斯和布蘭代斯兩位大法官不認為此人有罪。 霍爾姆斯說「我們看到時間已經推翻了很多固有的信念，我們認為最終的善應該通過自由的思想交流來實現，真理應該通過自由言論市場的競爭來檢驗」，這實際上把「明顯而現實的危險」中對危險的定義修正成了「只有鉗制這些言論才能挽救國家」。
在1969年，發生了一群3K黨信徒煽動武力把黑人和猶太人轟回老家去的事件。按過去最高法院「明顯而可能的危險」的定義，政府趕緊把他們抓了起來。官司又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這回終於做出了關於政治性言論自由邊界的正確裁決。大法官們一致認為除非鼓吹使用暴力或者違法的言論是旨在煽動非法行為，並且很有可能煽動和激發這些行動這才叫「明顯而現實的危險」。基本上這個判例最終劃定了美國政治性言論的邊界。
新聞自由不能僭越公民權利
《世界新聞報》引燃一場史無前例的竊聽丑聞，它的死震驚世界。但這並非故事的結尾，而是一個新篇章的開始。
竊聽——不論其目的為何，為了正義與真相，還是銷量與英鎊，或如《世界新聞報》所標榜的「勇敢揭露一切惡棍和欺騙行為」——侵犯了公眾的隱私權，則為法律所不容。誠然，依新聞業的特殊屬性，獲取真相，有時需要偷窺，需要暗訪，在今日中國還流行一種叫「人肉搜索」的信息發掘，然而，在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之間，始終應該有一個度。這個度如何把握，是立法者的一大難題：假如媒體的觸手引申過長，私人空間難免被入侵；假如對隱私權（尤其是公眾人物的隱私權）的捍衛過於嚴密，新聞自由將嚴重縮水。
《世界新聞報》死於對自由的冒犯。它以自殺的方式，證實了這樣一條定律的重要性：新聞需要自由，但新聞自由的運行當以尊重公民的自由權利為前提。
對公共事務的自由討論擁有批評的權利
《批評官員的尺度》首版於20年前，討論的是50年前的一起司法案件，作者安東尼·劉易斯是《紐約時報》編輯，兩度獲得普利策獎，本書忠實記錄了「沙利文訴訟案」。
1960年，警察局長沙利文因一則批評性廣告，以誹謗罪為名，將《紐約時報》告上法庭。二審失利後，《紐約時報》奮起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後9位大法官力挽狂瀾，宣布「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維護了批評的權利。該案是美國新聞史上的重大事件，奠定了「第四權」的基礎，被人們稱為是「美國新聞自由的里程碑」。
正如威廉·布倫南大法官所說：「在自由爭論中，錯誤意見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達要找到賴以生存的呼吸空間，就必須保護錯誤意見的表達。」正是基於這一理念，確定了最終的游戲規則：新聞機構如不是惡意或罔顧事實，將不構成誹謗。以後的50年，這一規則得到了貫徹，正是在它的保護下，「水門事件」最終得以揭露。
中國社會正在飛速發展中，時代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確對待不同意見，劃清批評與誹謗的界限，擺正批評官員的自由限度，以實現「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的目標，我們還需進一步努力。
個人自由比政府職能優先
2011年7月12日，美國聯邦眾議院對一條規定燈泡節能標準的法令進行了投票。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籍國會眾議員巴頓提出，要修訂2007年的能源法，其中部分條款規定要對老式白熾燈進行節能升級。眾議院投票結果否決了巴頓的提案。與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爭論一樣，「燈泡問題」的爭論也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實用功能層面，第二個是價值原則的層面。反對白熾燈條款的人士堅持認為，由前總統小布希簽署生效的這項法律中的新節能標准體現了聯邦政府權力的過分延伸，是「大政府」的明顯例證。
對於普通美國人來說，「燈泡問題」之所以是一個問題，是因為在「實用」和「原則」之間不存在現成的調和與容易的妥協，而知難而進的調和與妥協恰恰又是民主的「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民主的好生活既需要政府發揮主導的作用，又需要保護個人的自由權利。如果美國政府在節省能源和保護環境上無所作為，那它便是沒有盡到應有的主導職能。但是，這種主導職能是有限度的，如果超過了限度，無論政府原來的用意有多好，政府職能便會變成不正當的權力干涉甚至霸道行為。
在美國，政府職能與個人自由的關系不和諧是常有的事情，在這二者之間，個人自由比政府職能優先，則是一般普通民眾常識性的共識。民眾認為，公民個人的權利是自然權利，人是為了維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給自己找麻煩或製造壓迫者才締造政府的。因此，政府應該以保護公民權利為其合法性依據。這些權利包括在不損及他人權利范圍內的言論和行為權利，包括個人對用品和商品的選擇權利。
個人享有接觸他人言論的自由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1年6月27日以7：2的投票結果裁決，加州禁止兒童購買和租借暴力視頻游戲的規定屬於違憲。最高法院的決議是，盡管有人投訴稱這種流行且不斷變化的技術產品容易讓孩子出現類似的野蠻行為，但政府無權「限制兒童可能會接觸到的一些理念」。代表大法官多數的大法官斯科利亞說：「毫無疑問，州政府擁有保護孩子免受傷害的立法權。但這不包括一個不受約束的、限制兒童可能會接觸到的一些理念的權力。」
自由言論包括兩個相互關聯、缺一不可的方面：一個是，個人有表達自己言論的自由，另一個是，個人有接觸他人言論的自由。就這個具體案例來說，也就是，商家有將視頻游戲出售給任何人的自由，而任何人，包括未成年者，都有購買視頻游戲的自由。
盡管視頻游戲的暴力是個問題，但憲法對自由言論的規定使得政府沒有充分理由來管制視頻游戲，這就像對待「低俗」一樣，低俗的問題不在於是否低俗，而在於政府有沒有管制低俗言論的充分理由。

維護媒體多元，保障新聞自由
1960年，德國阿登納內閣不顧各州反對，通過一項法規，建立由聯邦控制的、統一的電視台西德電視公司。不來梅、漢堡、黑森和下薩克森州對此提出抗議，以聯邦內閣違憲為由，提請憲法法院宣布該法無效。
憲法法院第二庭審理此案後，判決這一法規違憲，因其侵犯了基本法為各州保留的權力，還侵犯了基本法所設計的新聞自由保障。判決書寫道：從收集信息到傳播新聞見解，第五章第一節特別保障新聞機構的獨立自主。如果國家尋求直接或間接地調控或指導新聞機構或其分部，那麼它就侵犯了這項保障。憲法第五章要求這項形成輿論的現代工具既不受國家支配，亦不受單個社會團體支配。1960年成立的西德電視公司完全處於國家控制之下，從而成為聯邦之工具。因此西德電視公司的成立和存在皆侵犯基本法第五章。
法學學者張千帆曾寫道：(此案)被稱為廣播領域的大憲章。它首次確立了電視廣播領域中的多元化原則。公共輿論的形成不應受到政府或任何其他單一社會團體的壟斷。
防止「多數人的暴政」對私人領域的干涉
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思考了社會權力與個人自由的關系，通過分析證明社會權力運行遵循「多數決定製」，代表了多數人的利益，必然侵害「少數人」的利益，導致了「多數人的暴政「，所以個人必須擁有社會自由，才能對抗「多數人的暴政」，才能保護並實現個人利益；也指出了在個人自由與社會權力之間劃出一道邊界的原則：即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與他人利益無關的領域即是社會權力不可侵犯的領域，就是個人的社會自由領域。
對此密爾說得十分清楚，「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則是絕對的。對於本人而言，對於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的主權者。」
個人的社會自由分為兩大部分，即思想自由與行動自由。自由對個人實現自己的利益至關重要。我們必須肯定個人的思想自由，而且伴隨著思想自由，每個人形成不同的興趣、愛好、觀念等等，並且據此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個體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依據密爾的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無關他人利益的領域是社會權力所不能幹涉的，那也就是個人自由的領域。只有允許個人按照自己的思想行動，才能擺脫一切不必要的強制。

容忍荒謬是自由第一課
凡是在網上有過文字經歷的人，對於在論壇里被版主「踢出」，博文被刪帖，甚至博客被封，無不深惡痛絕，只消一提起來，就恨恨連聲。但是，每當我們看到網上特別荒謬，或者我們感覺荒謬的言論時，往往自己憤慨還不夠，每每希望有力者把這種言論封掉，甚至希望在現實生活中此言論的發布者遭到報應，如果有可能，自己或別人出面，扁他一頓也未可知。其實，這就是一種專制的劣根性。
不要以為人家封殺我的時候，就是非正義的，我要求封殺別人，就是正義的。因為我的言論是正當的，而別人的言論是反人道的。事實上，這種以道德借口封人口的做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為這樣做，剝奪了他人應有的自由。不能說強徒打你的時候喊痛，轉過身就希望這個強徒打你不喜歡的人。這種挾道德合理性實行強制的心理，恰是歷史上專制乃至極權的土壤。道德的借口，哪怕是基於社會主流的道德借口，一旦成為強制的理由，就可以擴張成剝奪人自由的習慣乃至制度。
平心而論，當我們面對特別荒謬的言論，跟他講道理又講不通的時候，都會感到憤怒。但是，學會容忍荒謬，是自由的第一課，如果這門課程不及格，我們就沒有資格談自由。正如胡適先生所言，容忍比自由更可貴。因為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自由永遠包含著自由的代價
基於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民眾持有武器是一項憲法權利。制憲者們認為，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為了確保人民主權原則的實現，就必須限制政府的權力，防止其推行暴政，因此，組織民兵和允許個人持槍是必需的。在美國特殊的

9. 霍爾姆斯被定罪，她做了哪些違法的事兒

霍爾姆斯被定罪，她被指控9項電信欺詐罪和兩項與公司串謀進行電信詐騙罪。

二、一滴血的騙局

霍爾姆斯在入學一年後就輟學發展自己的失業了。並且還得到了老師，師兄師姐以及親朋好友的鼎力相助。一切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感覺。

好景不長，雖然口號很強，商業計劃書很棒，但是技術跟不上。她所研發的愛迪生根本不具備她所說的功能。而且在篩查血液疾病方面還出現了很大的紕漏。一百個確診血液類疾病的人去檢查，只有六十多人能夠被篩查出來。還有一部分會出現失誤，因此錯過最佳治療期。面對這種情況，霍爾姆斯很不甘心。但是不得不維護聲譽，於是她開始了欺騙消費者的行動。直到被爆料出來了，大家才知道這個驚天騙局。

三、感受

霍爾姆斯雖然有一個好腦子，但是卻不用在正途上，最終走錯了路，是自己毀了自己的人生。當初她選擇生物科技的時候，是想著服務社會，為社會做貢獻，但是後期由於變成了商人，心態變了，就開始欺詐消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