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王從國

⑴ 這是首席大法官該說的話嗎

這是首席大法官該說的話嗎？

1883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遭到槍擊，但沒有被擊中。法庭經過調查後認為持槍者精神失常，他被無罪釋放。女王委屈地認為「他肯定是有罪的，我親眼看見他在開槍」，但法官依然只是判決將持槍者關進精神病院，而不是監獄。

這是發生在131年前大西洋東海岸的故事，法官不肯因為女王陛下的權勢和尊崇而破壞法律，因為沒有個體和具體的正義，就不會有群體的正義，並且從來不存在抽象的正義。131年後的太平洋西海岸中國，發生著與上述故事相反的大量故事──以所謂抽象正義否定具體正義和個體正義的故事，這里的首席大法官甚至為此發出高亢的聲音，對正在處死以及將來會繼續處死的夏俊峰們發出屠夫般的威脅：

「這種人不殺就非常危險！」

這就是現任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周強，日前在談及曾引發廣泛爭議的夏俊峰案時所說的話。他說：「夏俊峰是一名攤販，殺了兩個城管，造成一人重傷。但是就因為夏俊峰是攤販，對方是城管，大家對城管有偏見，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會上的大V就鼓動說這人不能殺，但是這種人不殺就非常危險，就好像兩個人關起門來吵了一架，你把人殺掉了，如果這樣也是正當防衛，這個社會就會天下大亂。」周強藉此強調公正司法的重要性。

問題是，什麼才是公正司法？是像周強大法官說的那樣將他認為會引起「天下大亂」、「非常危險」的人都殺掉就是公正司法嗎？

當我們在談及一個具體案件的司法公正時，會涉及大量具體的司法程序細節，只有所有細節都經得起保障人權的標准檢驗時，我們才能給案件的司法是否公正予以肯定評價。因此，當我們談論司法公正時，一定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一定是語境論的，不是架空論的。

具體到夏案，本來嚴格的司法過程應該是這樣的：檢方通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以及質證程序排除了夏俊峰除故意殺人外的所有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包括過失殺人、故意傷害致死、正當防衛、防衛過當（包括無需懲罰的防衛過當和應當懲罰的防衛過當），法院才能給夏俊峰確定故意殺人罪。這就是刑事公訴中的排除合理懷疑原則。

然而，夏案中，公訴方與法院方，從一開始就對夏俊峰進行了有罪推定的司法迫害。一個顯而易見的程序不公是，一審辯護律師曾在法定有效期間向沈陽中院遞交允許現場目擊證人史春梅、丁玉林、尚海濤、張忠文、賈子強、張傑等六位證人到庭作證的申請書，但沈陽中院以不理睬的不作為形式拒絕了這一請求，使得該案的司法程序一直以偏袒被害人、掩蓋其可能的重大過錯狀態進行，這一程序違法行為被延續到二審和死刑復核階段，直到將夏俊峰執行死刑，也沒有任何彌補性的司法行為發生。

且不論中國刑訴法連沉默權都尚未賦予每一位被告──而這早已是國際通例的刑案當事人基本訴訟權利，就是按照中國人權保障及格線都沒過的刑訴法本身，這也是一個有著重大程序瑕疵的不公正案例。

就是這樣一個有著重大程序瑕疵、毫無公正性可言的案件，被周強院長說成是「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將城管涉嫌非法關押夏俊峰並涉嫌暴力侵害夏俊峰在先歪曲為「兩個人關起門來吵了一架」，從而說出所謂「這種人不殺很危險」這種與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和應有素養極不相稱的話來。

雖然在司法不獨立的中國，首席大法官無非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頭標簽，但是在各憲政國家的憲政史上，作為憲政最重要的制度裝備之一的司法獨立向來不僅僅是制度的設計，而同時必然是法律共同體共同不懈追求與努力的產物。其間，尤其在轉型時代，法官們通過具體個案對干涉司法的各種勢力的抗爭也從來處於司法獨立史的第一線。

當今中國，來自黨權的控制和干涉向來是司法無法獨立的第一原因，與這一因素相比，其他勢力干涉司法獨立的嚴重程度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比如所謂的「民憤極大」等大眾輿論，即便如此，觀各國法治史，依然可以看到真正熱愛正義的法官們不可能對來自各方的干涉勢力完全俯首稱臣。除了早在13世紀英國王座法院大法官布雷克頓的著名法諺「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406年前的1608年，英國還曾發生過關於此的著名爭端，違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柯克大法官為此留下了英國法律史上一段著名嘉言雋語，「……陛下對於英格蘭王國的法律並不精通。法官要處理的案件動輒涉及臣民的生命、繼承、動產或不動產，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處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門藝術，在一個人能夠獲得對它的認識之前，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

這成為法律職業化運動中的重要歷史篇章之一。1617年，在著名的薪俸代領權案中，國王──還是詹姆斯一世──送信給12名法官要求他們跟自己商量以前中止案件的審理，其他11名大法官都表示候旨行事，唯有柯克大法官回復說：「如果發生這種事，我就按照法官應該做的去做。」後來柯克大法官因此被解職，但他說：「我不願意做國王要求我做的事。一名法官不應該應國王的要求而拖延案件的審理。」

法律史上的這些著名故事都說明，司法獨立從來不是由誰賜予的，而是一步步一個個腳印一滴滴汗水甚至鮮血爭取來的。

日本近代以來的司法獨立同樣經歷了艱辛的奮斗。1891年，也就是《帝國憲法》剛剛頒布兩年之後，到日本出訪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在大津市遭到日本民族主義者津田三藏用劍行刺而受重傷。大津事件造成的嚴重外交壓力使得日本政府對最高法院（大審院）多次施壓，要求他們判處津田死刑，雖然憲法才剛剛開始實施，各方面制度建設還剛剛起步，但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並未半點遺忘自己的職責，每次都以「司法是獨立的，不受政府的支使」為由拒絕，津田最後被判無期徒刑。此案如日本作家山本口司在《最高裁物語──日本司法50年》中所贊揚的「兒島院長以『勇氣』和『睿知』捍衛了『司法獨立』的這個判決，在日本的百年法院史中猶如一盞明燈一直閃閃發光、耀眼奪目」。

其實，即使是在憲政制度成熟國家，各種勢力干涉司法獨立的事也屢屢發生，尤其是來自行政分支的權力干涉，以至於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違逆提名自己的總統們時，總統們往往後悔不迭，甚至大罵他們。比如，杜魯門就大罵自己提名進入最高法院的克拉克大法官說，「毫無疑問，湯姆•克拉克是我的最大失誤」，甚至破口大罵「他簡直就是個傻王八蛋」；老羅斯福痛罵由他提名進入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我用香蕉刻一個法官都能比他更有骨氣！」──而霍姆斯大法官被公認為美國歷史上少數幾位最偉大的大法官之一。幾乎所有的美國總統都經歷過自己提名的大法官對自己的「背叛」，而這正是大法官們不徇私情保持司法獨立的絕好例證。

司法常被視為公正的最後防線，一個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也常被視為這個國家所珍視和倡導的某種倫理觀念最嚴肅的表達者，是保衛法治精神、申述人權觀念的萬神殿。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們所享有的權力，雖然是「既沒有錢也沒有劍」的被動性權力，但其最終的判斷權能卻使得它擁有某種特別神聖的意蘊。正因為如此，首席大法官的言行往往代表著一個國家司法的內在品質。

當周強大法官說出「這種人不殺就非常危險」這樣的話時，他已經遺忘了自己對司法、對公正、對正義的權力責任，而回到將司法視為階級斗爭工具、黨權刀把子的混亂身份，甚至違背了一個法律人應有的基本信仰：正義與仁慈。這是任何一個正常法治國家的法官都不可能說出口的話。這樣的話語中所包含的維穩思維，飽含罔顧個體正義踐踏個體人權的集體主義思維劇毒，嚴重地背棄了司法的具體正義品質。

在尚無司法獨立的中國，做一個首席大法官確有諸多掣肘，難以完全遵從法治的精神，這也意味著更需要具體法律人的努力，尤其包括各級法官為司法獨立努力，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更有特別義務堅守立場。即使在嚴酷惡劣的制度環境下，無法公然伸張法治精神，無法對破壞法治的各種勢力直接說不，至少也可以盡可能保持沉默，而不是對尚未建立起分毫的法治精神落井下石、再行掊擊。這已經是底線，如果你不想從首席大法官直接淪為法治精神的首席謀殺者和人權的首席踐踏者。

⑵ 南京徐老太案中，法官依據什麼判定彭宇賠償徐老太

彭宇找不到人證證明他是在徐老太摔倒後才到的現場，而法官又據此推斷一個沒有利害關系的人是不會主動去幫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的邏輯來判案的，因此此案也開了我國社會道德大退步的一個先河。

⑶ 英國國王從哪年開始沒有全部權力的

嚴格意義是1714年，由於英國斯圖亞特王朝最後一任又矮又丑的安妮女王逝世，在英國本土找不到符合《1701嗣位法》的繼承人，根據該法在德國漢諾威找到一位選帝侯喬治一世回到倫敦做了國王成了漢諾威王朝，可這個國王卻一句英語不會講，所以喬治一世根本不開國會也就主動放棄了相應的權力，於是召集國會的權利（國王的專屬權利）落到了第一財務大臣身上（後來就成立英國首相）。喬治二世登基後又大部分時間在歐洲大陸御駕親征幾乎不回英國，慢慢的，英國國王所有的權力就全部消失了！
此外由於一戰和二戰英國和德國都是敵對國，於是將漢諾威改成了國王住所溫莎城堡為名的直到今天一直沿用的「溫莎王朝」

⑷ 在中國法庭怎麼判一個人有沒有罪是誰說了算,是庭長,還是陪審團,過程是怎樣的,依據是什麼，，

中國法庭判一個人有沒有罪，是審判員（法官）說了算！中國的"合議庭"都是參與審案的法官組成的。而英國的陪審團成員既非達官貴人，也不一定是專家教授，而是街上請來的。對陪審團員唯一的要求是:必須要有良心，必須由原被告雙方接受。如告辯雙方中任何一方認為某某坐在陪審團會不公正，他可要求將其排除出陪審團。以中國而言，則任何反對共產黨的官司都必須將共產黨員排除出判案過程。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就不會有真正的司法公正。文革中，因為鄧小平等領導人對制度造成的不公正深有所感，曾大力提倡政治改革，黨政分家，最高領導人不能一人身兼黨政軍數職。但是九十年代中國在這方面卻又走了回頭路。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產生，是因為它最早實現"黨政分家"。早在16世紀，國王的財政與國家的財政分家 ( 這在中國相當於執政黨的財政與國家財政分家 )，而國民黨的財政直到1980年代才真正與國家財政分家。英國最早實行了執政黨或處於競爭執政地位的政黨不允許直接從事嬴取商業利益活動的制度。有了這些制度，貪污才能根治。而台灣的黑金政治正是因為執政的國民黨有太大的"黨營事業"(盡管它已與國家財政和國營事業脫離)。英國早在16`17世紀就形成了國王財政和政府財政不可獨立於議會權力的制度。正因為行政當局沒有獨立的財權，限制政府權力的制衡機制才有根基。所有現代的憲政民主國家都實行這種制度。在中國實行這些制度也是中國現代化和根治貪污腐化的基本條件。

⑸ 王振南的重大罪行

王振南1927年在北京任偽京師高等審判廳推事時，積極參與謀害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等人。王振南以高等審判廳代表的身份擔任臨時組成的特別法庭的法官，幾次對李大釗等三十人進行「會審」，在審判李大釗案中，他秉承奉系軍閥「務須從重法辦，不可放鬆」的密令，同何豐林、顏文海一起，主持殺害李大釗等革命烈士。並共同決定判處李大釗等二十人死刑，謝光沛等十人徒刑，致李大釗等先烈於同年4月28日壯烈犧牲。
後在蔣介石政權中任「上海第一特區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因殺害李大釗有「功」。極受新主子賞識，據汪祖澤記述：「王即擢任此缺，雖是薦任職，但因該法院設在租界，生活程度較高，除支付薦任最高級月薪四百元，另給特別辦公費四百元，雖簡任官亦無如此待遇優厚，藉此為處死李大釗之報酬。王振南向任推事何以忽轉任檢察官，其中顯有特別原因，且此缺如此優厚，人多覲覦。數年後，羅文干任南京司法部長，鄭天錫任次長，聞有覲覦上海特區此缺，求於鄭次長，鄭答以王振南為蔣委員長之人，不能任便更動。足見王振南之得此優缺，實因仰承上峰意旨殺害李大釗所致」。
在蔣介石政權司法界中，王振南秉其「熱心利祿，不明正義」之本性，大肆撈取不義之財，「官囊為之充滿」 ，同時繼續血腥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1931年2月7日，王振南又主持殺害了龍華24烈士，被害者中有「二七」大罷工主要領導人之一、團中央委員兼組織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兼秘書長林育南（張浩、林彪堂兄）、李大釗創建的北京早期黨組織成員、中國早期北方職工運動組織者之一、中共江蘇省委委員何孟雄、著名的「左聯」文藝家柔石、殷夫（即白莽）、馮鏗、李偉森（即李求實）、胡也頻。魯迅曾為之悲憤賦詩：「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其中楊國華（即歐陽立安）犧牲時年僅17歲，為屠殺革命人民，王振南「法官」甚至將國民黨政權「不滿18歲者免於死刑」的法律也丟棄一邊。
龍華24烈士的鮮血，染紅了王振南「軍法司司長」的頂子。兩個月後，王振南又在自己的罪行錄上大書一筆。1931年4月27日，叛徒顧順章出賣了當時已被捕入獄但尚未暴露身份的惲代英（化名王作霖）。28日，王振南手持惲代英在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任教官時的照片，親赴偽「中央軍人監獄」指認惲代英，許以高官厚祿，勸誘惲代英背叛革命，受到嚴詞痛斥，王振南向蔣介石報告後，蔣介石當即下達了殺害惲代英的手令。29日，惲代英在刑場上大義凜然，高唱國際悲歌，怒斥蔣介石。臨場監斬的王振南見狀，暴跳如雷，急令開槍，又欠下了人民一筆血債。

⑹ 12月31日張海倫法官授課的主要內容

第一單元 綜合知識課程（5月10日至5月16日）
（一）課堂授課
1、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設面臨的形勢與任務（錄像）
張建南 最高人民法院紀檢組組長
2、司法原理
郝銀鍾 國家法院學院副院長、教授
3、司法政治國情分析
施新洲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4、法官職業道德和行為規范
王 立 國家法官學院教授
5、如何從初任法官成長為專家法官
馮 剛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五庭審判長
6、法官裁判思維與律師代理思維之差異
金 傑 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
7、法律適用方法
李緯華 國家法官學院教師、博士
8、基層法官心理壓力現狀分析和緩解對策研究
董曉軍 北京延慶縣人民法院紀檢組長、政治部主任
（二）學員論壇
主題：1、對司法國情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認識和體會
2、法官素養及其養成
（三）專題討論
主題：初任法官如何適應角色轉換
（四）班會及拓展活動
第二單元 行政審判業務（5月17日至5月20日）
（一）課堂授課
行政訴訟理論與實務問題
1、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中的若干問題
王振清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副院長
2、司法審查與利益衡量
甘 雯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審判長
3、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
譚 紅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4、國家賠償的若干問題
王雅琴 國家法官學院教授
行政訴訟程序
5、一審行政案件的審理流程
朱軍巍 朝陽區法院行政審判庭庭長
6、行政案件上訴審實務與行政裁判文書寫作
婁宇紅 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審判庭庭長
7、民事、行政交叉若干案件的審理問題
馬永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審判長
（二）模擬審判
選擇真實典型案例，在法官和輔導教師的組織下，由學員組成一審審判庭，模擬審理，並由法官進行點評。
（三）案例教學
選擇典型案例，提出問題，學員分成小組進行討論，形成小組意見，然後集中，各組代表陳述意見，並由輔導教師點評。
第三單元 刑事審判業務（5月23日至5月31日）
（一）課堂授課
刑事審判理論與實務部分
1、刑事案件法律適用方法
袁登明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2、刑事證據的審查與判斷
李睿懿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
3、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評價問題——兼談刑事訴訟法再修改
鄭未媚 國家法官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4、量刑程序與量刑規范化改革
李玉萍 最高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5、刑事程序性裁判

梁 欣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刑事審判技能部分
6、刑事庭審駕馭能力及技巧
齊 素 最高法院審監庭審判長
7、刑事裁判文書製作規范及技巧
周 軍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長

8、刑事審判中的調解技巧
周 軍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長
（二）案例教學與專題討論
根據學員提交的疑難問題，並結合典型疑難案例整理教學材料，組織學員開展教學活動，共舉辦2次。具體形式為，先分組討論，然後集中，由各小組代表發言，最後由輔導教師點評。
（三）現場教學（名案審理與感悟）
選擇名案，由主審法官介紹案件審理情況與感悟，並由學員提問，進行教學互動。
第四單元 民商事審判業務（6月1日至6月10日）
（一）課堂授課
民商事審判理念、審判思維和審判方法
1、法律人的常識——民法主體
曹士兵 國家法官學院副院長
2、從外部視角看民商事審判的幾個問題
段立紅 北京洪範廣住律師事務所律師
3、訴訟模式論與民商事審判方法
徐繼軍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民商事法律適用熱點問題研究
4、知識產權案件審理實務
張曉津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長
5、民事執行中若干實務問題
侍東波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民商事程序與審判技能
6、民事糾紛的要件審理方法
鄒碧華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院長
7、民事案件的調解藝術
李紅星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
8、民事庭審的駕馭
於雪艷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法官
9、民商事裁判文書的製作規范
何 波 北京高院民二庭審判長
（二）案例教學及討論
案例分析——彭宇案的法律解釋
胡 岩 國家法官學院副教授
（三）現場教學
選擇典型庭審錄像，進行觀摩並記錄；之後由教師組織學員針對錄像中的司法禮儀、庭審技能、實體法的適用、訴訟程序等方面進行評析和討論，最後由輔導教師作總結點評。
（四）辯論式教學
選擇辯論題目，學員分成正反兩方，針對命題進行辯論。並由輔導教師進行點評。安排在模擬法庭訓練期間進行。
第五單元 德國案例分析法講座（6月13日至6月17日）
由德國法官授課。
第六單元 刑事審判、民商事審判模擬法庭訓練（6月20日至6月28日

刑事模擬法庭訓練與民事模擬法庭訓練共8天，協調穿插進行。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角色分工扮演，綜合訓練庭審駕馭和裁判文書寫作等技能。模擬審判結束後，分別由學員、法官、律師、輔導教師對模擬庭審的程序、庭審過程的駕馭、審理結論等進行點評。同時，在本單元安排裁判文書寫作訓練及點評。並安排1天選修課。

⑺ 彭宇案里的那個極品法官王浩現在在干嗎近況如何越詳細越好！

人性本惡，慾望無限，權利又不受監督，且官官相為，中國還是一個人治和人際關系佔主導的社會。想做清廉的法官也需要莫大的勇氣。現在做好人比做壞人難啊!

⑻ 在違紀大法官眼裡他會敬畏法律

中央紀委此前對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許前飛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許最近已被撤銷黨內職務，降為正局級非領導崗位，違紀所得也被收繳。

各法院之間的所謂「上下級」關系，其實並不是上下隸屬關系，即領導與被領導關系，而是一種監督關系。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監督，只能通過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以及審判監督程序來進行，上級法院不能直接指示下級法院如何辦理具體案件。另一方面，所謂系統內部的獨立，還包括每個法院的獨任法官和合議庭成員對一般刑事案件的獨立判決權。

當然，對於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可以提請院長決定是否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定奪。但這只是單個法院內部的程序性制度安排，它仍然是排斥外部干涉的，包括來自更高級別法院首長的干涉。

許前飛身為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原黨組書記和院長，受與其關系密切的律師和私營企業主請托，干預和插手具體案件審判工作，以案謀私，當然是（至少是）一種嚴重違紀行為，他個人必須對此承擔責任。但是，許前飛對具體案件的干預和插手之所以能成功，則說明獨立審判原則尚未落到實處。

所以，除了懲治違法違紀的司法官員，還要扎緊制度籬笆、全面落實獨立審判這一憲法條款和法治准則。許前飛號稱「敬畏法律」，其實作為法律方面的行家裡手，他太明白法治不彰之下法律的「工具理性」意義了。這方面的漏洞，必須堵死。

法律工作者只有敬畏法律，敬畏法治，才能讓法律真正為人民服務。

⑼ 有哪幾位中國人擔任過國際法院的法官

1、王寵惠

王寵惠（1881.10.10.-1958.3.5），字亮疇，祖籍廣東省東莞市，出生於香港荷李活道75 號的道濟會堂。王寵惠是近代中國第一張新式大學文憑的獲得者，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代總理、國務總理，並為海牙國際法庭任職中國第一人。

2、鄭天錫

鄭天錫（1884－1970，Cheng Tien-Hsi），字雲程，號茀庭，廣東香山縣人（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 。中國著名法學家、外交家。 倫敦大學法學系畢業，曾任大理院大法官，多所大學法學教授，司法官次長，國際聯盟法官，民國最後一任駐英大使。

3、徐謨

徐謨（1893－1956），字叔謨，筆名平章，江蘇蘇州人，原籍江蘇吳縣人，曾任國際法院法官，是首位出任國際法院法官的中國人。

4、顧維鈞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漢族，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近現代史外交家。

1912年回國後，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內閣秘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後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國民政府駐法、英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5、倪征燠

倪征燠[yù]（1906年7月—2003年9月2日），中國第一位國際大法官，我國著名的法學家。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資深的閱歷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國際司法界最高榮譽的國際法官。

6、史久鏞

史久鏞，男，著名國際法學家。1926年10月9日生於浙江寧波。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修法學，獲國際法學碩士學位，1951年畢業後留校從事國際法學研究。

1994年2月6日，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2000年2月至2003年2月任國際法院副院長，2004年2月6日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這也是自聯合國國際法院1946年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法官擔任院長。

7、薛捍勤

薛捍勤，女，中國山東省人，資深外交官和國際法專家，2010年5月12日當選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主席，2010年6月29日當選國際法院法官。

⑽ 被外國人扭曲百年的狄仁傑，在唐代究竟是什麼官

狄仁傑在很多的文學作品中被塑造成一個神探的形象。他明察秋毫，知人善任，通陰陽，曉八卦能夠推理。很多的事情。但這只是文學作品的一些虛構罷了。真實的歷史上狄仁傑確實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但是不是他斷案的才能，而是他治理國家的才能。唐朝的時候已經成立了內閣制度，取代了原來的宰相。狄仁傑擔任過得最高官職是鳳閣同鸞台平章事，所以在很多的影視劇中都把狄仁傑稱為狄閣老。這個職位的等級相當於古代的宰相，能夠幫助君王處理國家大事，是一個國家的決策機構，有很大的權勢。

狄仁傑雖然被貶出了這么多年，但是他心中沒有絲毫的怨恨。因為他知道武則天也是被逼無奈。武則天狄仁傑是一個一心一意為國家為百姓著想的人。所以他回到唐朝的政治中心之後，依然兢兢業業，本本分分地為武則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