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國法官

1. 韋唯李谷一資料介紹 韋唯與李谷一官司因為什麼 揭韋唯

沒有相關的報道的。
我查了一下好像沒有你所說的官司的，你可以核實一下你的信息來源是否准確的。

2. 母親以3萬元把孩子送人，如今孩子四歲了，又想把孩子要回來，你怎麼看

孩子生下來，當父母的有撫養的義務，不是隨便送來送去的商品。在江蘇常熟曾發生這樣一起事件，6個月大的小男孩被母親送養給他人，但4年後又要回孩子，還將收養人告上法庭。之前張霞在網上發了一個帖子，稱自己無法生育，希望領養一個小孩，讓她沒想到的是，發帖的第二天就有人留言，表達了想要送養孩子的想法。兩人溝通之後，送養孩子的人叫俞芳，她自稱是未婚先孕生下了兒子，跟男友關系不好，已經分居了，她無力撫養這個孩子。

張霞的丈夫王建國說，當時並沒有確定是否要收養這個小孩，還在考慮過程中俞芳打電話把孩子送過來。俞芳如此著急送養孩子，一番溝通之後，一家人到約定好的地點見面。跟俞芳一起來的還有俞芳的母親，俞芳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證和孩子的出生證明，以及孩子出生時的相關單據，孩子的確是俞芳的，張霞夫婦總算放了心。

張霞主動提出給2萬元營養費，俞芳同意了，後來俞芳的母親說，女兒生小孩剖腹產就花了1萬多，讓張霞給3萬。張霞夫婦覺得，懷胎生產的確不容易，答應了給3萬營養費的要求。對方有些不耐煩的要求快一點，張霞就抱過孩子，給了3萬元。擔心俞芳後悔，張霞讓俞芳寫個字據表示是自願送養的，從此以後不跟小孩有往來。

親生父母在孩子最難帶的時候沒盡義務，才給了這點錢就請了一個四五年全天全年包吃包住包一切的保姆，對養父母太不公平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如果不是合理收養，就應該追究生母買賣，遺棄罪。劉洋口口聲聲自己是重感情的，重感情為什麼送人？4年時間沒見到孩子，沒有任何疑問？也沒有去看望孩子。這樣的父親，我真不相信他能對孩子有多好。張霞一家付出的感情和心血誰賠？

3. 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熱線是多少

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熱線是(010)63984650。

中央電視台各欄目熱線電話：

1、新聞30分

熱線：63981234

2、新聞調查

熱線：(010)63984650

新聞查詢：68506437(可查詢：新聞聯播、滾動新聞、晚間新聞、報道早間、新聞時事縱橫)

3、東方時空

聯系電話：68515771，68506760

4、焦點訪談

聯系電話：68515771，68506760

熱線尋呼：68348899呼焦點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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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調查的報道特點：

獨立的電視媒體調查。是電視媒體自身進行的調查，並非報道他人的調查行為和調查結果。藉助司法或者是紀委的力量所做的大案要案屬於調查節目，不是調查性報道，因為它不是獨立調查。

個性化的調查記者。對於電視調查性報道來說，出鏡記者的表現尤為重要，既是調查行為的主體，同時也是一個節目的結構元素，他是調查行為的實施者、調查過程的表現者，是節目的外化標志和品牌形象。

深入的獨家發現。強調的是調查記者必須有新的獨家發現，這種發現對揭示事實真相具有推動的作用，能夠深化節目的主題。

完整的調查過程。就是記者作為調查行為的主體，他的行為貫穿節目的始終。記者在調查當中，提出問題，求證問題，得出結論或者判斷。得出結論完整地揭示真相是調查性報道的最高境界。

4. 韋唯與李谷一官司因為啥啊

這場名譽權官司的導火線是在一年多前點燃的。
1991年1月16日，南陽《聲屏周報》頭版發表了該報記者湯生午的采訪文章，題為《有人說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乾脆說她已經自殺，輿論莫衷一是。著名歌星韋唯接受本報電話采訪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韋唯之口，「傷心地道出了她從不願向外人多講」的委屈：1、在1990年亞運會期間的一次演出中，十年前以一曲《鄉戀》而名噪內地的某位樂團領導，不知心懷何意但卻明顯險惡地抓起話筒，向在座各位憤憤宣告了一個大膽的謠言：韋唯得愛滋病了。輿論嘩然；2、韋唯的工資被無故停發已一年；3、作為國家一級演員，韋唯正常的醫療費這位領導卻不準報銷；4、文化部分給團里三位演員三套住房，其中明確指示要考慮分給韋唯一套。實際結果，不但同韋唯毫不沾邊，而且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該領導個人的戶口上；5、國外幾家電視台通過文化部對韋唯的演出邀請，在各方都通過的情況下，卻被這位領導一人無理拒絕；6、該領導對韋唯說，你走吧，離開這里我們也許才好相處，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韋唯走，一是去國外，二是辭職。如果想調走，那請拿10萬元錢來；7、記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過這位領導的明確相告：我就是要整韋唯！怎麼了？「共產黨」要整個人還不容易……
文章發表後，《聲屏周報》社將報紙寄向與之聯網的二百餘家地方報紙，並在文章的旁邊標明「請轉載」字樣。到1991年5月，全國各省市數十家報紙先後予以轉載。

李谷一聘請律師訴諸法院

湯文的發表，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文章發表後，李谷一接連不斷地接到質問、質詢的電話和信件；更有惡言相加的辱罵。為了平息風波，為自己正名，李谷一在京召開了有四十多家新聞單位參加的新聞發布會。然後，李谷一又聘請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於1992年1月向南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訴訟，狀告湯生午及《聲屏周報》社侵犯其名譽權。

韋唯多變的訴訟地位

本案中，韋唯是個極其關鍵的人物。因為文章是以韋唯的口吻寫的，並且在發表前，又經韋唯兩次審稿，內容又都是韋唯的個人經歷。因此，如何確認韋唯在案件中的訴訟地位，成了本案的一大難題：證人，第三人，抑或共同被告？如作證人，那案件的勝敗與韋唯基本無關；如作第三人，那對韋唯不利，萬一湯生午一方敗訴，韋唯也只好跟著落敗；而如果作為被告，那韋唯敗訴後將承擔法律責任。但讓一個提供消息者承擔法律責任，這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似乎沒有先例，李谷一在起訴書中並未將韋唯列為共同被告也許正是出於這一考慮。然而，南陽地區中級法院在對本案作了一番調查取證後，於1992年6月3日決定追加韋唯為共同被告。
韋唯訴訟地位的改變，預示著法院認為在整個糾紛過程中，韋唯負有一定責任，並有可能承擔由此而來的法律後果。並且，韋唯從證人到被告人身份的變化，將使被告一方失去一個至關重要的證人，還使韋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陳述的客觀真實性大打折扣。這對被告人湯生午及《聲屏周報》社是顯然不利的。
但富有戲劇性變化的是，就在開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決定正式撤銷韋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據雲是「依據不足」。
這樣，韋唯終於沒有走向被告席。但這是否意味著原被告雙方在本案中的訴訟命運有了某種轉機呢？這仍是一個謎。

撲朔迷離，法院終於開庭審理

1992年7月8日，南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理本案。
在此之前，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進行了調解。就在開庭前夕，法院在鄭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調解。但由於雙方分歧太大，調解根本無法達成協議。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數百名記者雲集宛城、准備采訪李谷一名譽權案的庭審經過時，法院門口又突然貼出了本案延期審理的公告。個中原因．據說是法院准備就此案進行第三次調解。
兩天之後。1992年7月10，南陽中院又作出了開庭審理的決定。
早晨7點剛過，法院門口就聚滿了前來旁聽的群眾。剛竣工的審判庭，是一座四層樓共2500多平方米的建築。正門上方，高懸著耀眼的國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給人以威嚴。莊重之感，彷彿昭示著法律的神聖。
上午8時30分，薄施粉黛、身著寶藍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來到法庭。被告湯生午、《聲屏周報》法定代表人王根禮以及雙方的代理律師鞏沙、李大進，竇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後出庭就坐。
在開庭的前一天，李谷一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表示，面對法庭，她很害怕，這會影響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後半生。她始終認為湯生午的文章從頭到尾都是失實的，正因為這樣，她才來打官司。如果湯生午說的基本屬實，只是枝節部分有問題，她是不會起訴的。在談到韋唯時，李谷一說，她不明白韋唯為什麼要發這個難，把話說得那麼惡。最後，李谷一還對記者表示，如果她確實不對，有錯誤，她願意向全國人民道歉。
在此之前，湯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對記者說：「我認為開庭的話我能勝訴！但最終的結果不是我個人所能決定的。」

原告的指控與被告的答辯

審判長在宣布法庭紀律後，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讀起訴書。
李谷一在起訴書中指出：原告方採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對她的名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這是「文革」以來演藝界最大的一次事件，是「四人幫」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1.8萬元。並且，這個賠償數額還不包括這次專程來南陽參加訴訟的費用，因為這筆帳目前還無法結算。
針對李谷一的指控，被告湯生午辯稱，由於社會上關於韋唯的流傳很多，作為一個記者有責任為一個青年演員澄清事實，因而經報社領導同意，對韋唯作了電話采訪。文章寫出後兩次寄韋唯審查，所寫內容都有正確的消息來源。
王根禮主編在答辯時認為，湯生午撰寫的是人物專訪文章，其基本內容真實。這篇文章在社會上起到了扶正壓邪、伸張正義的作用，使外界有關韋唯的謠言消失，韋唯得以重回舞台。他還指責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開新聞發布會，向被告方施加壓力，使《聲屏周報》在政治上、經濟上蒙受重大損失。
緊接著，法庭就湯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一的內容，依次就李谷一宣告韋唯得愛滋病以及在工資、住房、醫療費報銷、出國演出等非難韋唯的問題逐一進行調查。
上午11時，審判長宣布休庭。

韋唯出庭作證

下午3時，法庭繼續開庭審理。
梳著長辮、一身素裝的著名歌星韋唯作為證人被傳喚出庭作證。
首先由審判長對韋唯發問。
審判長：「韋唯，你提供的內容與文章是否一致？」
韋唯：「我當時向報社提供的確是這些問題，應該說是一致的。」
審判長：「有否失實的地方？」
韋唯：「李谷一說我得愛滋病，是在一次綵排時，而不是在演出時。」
審判長：「關於房子問題是怎麼回事？」
韋唯：「去老山慰問演出時，我們幾個演員向文化部領導提出要求解決住房，領導同意批給我們。我回京後打了報告，聽說部里批下來幾間房，其中有我的住房。我向李谷一要新房鑰匙，她拒絕。我得到確切的消息，李谷一得了三套房子。」
審判長：「工資問題是怎麼回事？」
韋唯：「1990年6月，我在與李谷一談話時，她說把我工資停了，我吃驚。李谷一說這樣做好管理。我想去領4、5月份的工資，可是從4月份起已經停了，直到現在還停發。」
對於韋唯所作的證詞，李谷一當庭表示異議：「韋唯的證詞完全不屬實！」
韋唯也毫不相讓：「我的證詞完全屬實，我親身的經歷就是證據！」
接著，原告代理律師向韋唯提出了一連串的提問。
下午5時，韋唯作證完畢。
李谷一是否說過韋唯得愛滋病？
1992年7月11日。法庭在經過一天的調查後，進人辯論階段。
由於本案爭議的焦點是湯生午文章的內容是否屬實，而湯文的主要內容是涉及到李谷一是否大庭廣眾面前散布韋唯得了愛滋病。因此，原、被告雙方首先就這一問題展開「拉鋸戰」。
原告代理人認為：1990年亞運會期間，中國輕音樂團共演出三場，時間是1990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點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參加演出的有關人員及個別觀眾證實，三場演出中從未出現過李谷一抓過話筒宣布韋唯得愛滋病的情節。法庭上，韋唯也承認不是在演出期間，而是在亞運會演出的一次綵排中。並且，有證據證明，當時李谷一隻是以詢問的語氣問她，是出於對韋唯的關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寫的「不知心懷何意但卻明顯險惡地抓起話筒，向在座各位憤憤宣告了一個大膽的謠言：韋唯得愛滋病了。」
對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並列舉一系列的證據來證明李谷一確在公共場合散布過韋唯得愛滋病的謠言。
1、證人韋唯在回答法院詢問時稱：「1990年9月24日排練時，李谷一在台下拿著話筒指揮，我上台時也拿著話筒，我有個習慣愛撓頭，當時團長就用話筒說：『你撓什麼頭，你那個愛滋病掉下來傳給別人怎麼辦？』我聽後很別扭，也沒吭聲。我唱一小節後，就拿著話筒說了一句：『你還說呢，人家已經告訴我，說是你們倆說出來的（指李谷一夫婦二人）。』我一說，她更厲害了，說：『誰說的，誰說的？』我說：『反正有人說。」』
2、卷三P178頁。證人陳玉生證言：「在1990年7月份我被抽到亞運全組委會文展部，在演出處工作。……9月24日下午，韋唯上場，右手拿著話筒，從下場門往上場門走時，她的左手撓了撓頭，這時李谷一就拿著無線話筒喊：『韋唯你不要再撓了，別把愛滋病掉在舞台上，傳染我們團的人。』這時韋唯拿著話筒說：『我告訴你，李谷一，現在外面說我得愛滋病這事都是你給造的謠。』李谷一說：『誰說的？』韋唯說：『有三、四個人都告訴我。」』
3、卷三P96頁。輕音樂團樂隊隊長王春生證明說：「韋唯在台上撓腦袋，李說：『你別老撓腦袋，外邊都說你得愛滋病了。』接著韋唯說：『我知道外邊說我得愛滋病都是你說的。』李說：『誰說的，叫出來對質。」』
4、原告本人也承認說過此話。在1992年5月20日法院調查李谷一筆錄中，李說：「韋唯唱第一支歌後用手撓頭（樂隊正在找譜子的時候），這時我在台下，我用話筒對韋唯講：『韋唯，你別撓了，你現在身體情況怎樣，外面傳你得了這個病、那個病，你注意一點，別人說你得了愛滋病。」』
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內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個證人）都證明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原告李谷一確實在大庭廣眾面前說過韋唯得愛滋病的話。
但是，原告李谷一卻說：「我這樣問韋唯是對她的關心。」
所謂有不準確之處，就是在於原告人的話不是在亞運會演出之中，而是在亞運會綵排之時所說。關於這一點，作者湯生午已在《編鍾之聲》作了糾正。

關於韋唯出國演出

原告代理人指出，整個調查過程中，沒有發現「國外幾家電視台通過文化部」邀請韋唯出國的有關證據。當然，應該說也就不存在「各方面都通過的情況下卻被這位領導一人無理拒絕」的問題。事實是，1990年9月到10月，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下屬的一家錄音公司，曾出面商借韋唯前往愛爾蘭演出。為此，輕音樂團領導於10月上旬作了專門研究，表示同意韋唯出國，但有些責任和技術性的問題必須由派出單位承擔或解決。團里向部里打了報告，請求批准韋唯出國之行。在這期間，李谷一一直在百忙之中讓團里人事處向部里催辦，但由於某種客觀原因使韋唯這次出國未能成行。從現有的證據看，李谷一對韋唯出國是持積極態度的，並不存在「無理拒絕」的問題。
對此，被告代理人仍認為，湯文的報道是千真萬確的。
①卷四P43頁有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90）中心發字第112號文向文化部所作的《關於組織韋唯等三人交流小組出訪歐美五國的請示》。
②卷四P45頁有我國駐英國、聯邦德國、愛爾蘭、休斯頓、法國五國使館文化處表示同意韋唯等三人出訪的意見。
③卷四P53-63頁有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有關韋唯等三人出訪的檔案材料。
④證人李傑華、馬光明證明和其他材料證實，為此事，交流中心先跟文化部藝術局方傑局長說，方傑給李谷一打了電話，李同意之後，中心向輕音樂團邀請，團里作了正式研究表示同意。
⑤人事處長田玉鳳、原黨支部書記褚鶴翔、藝術指導劉秉義證明他們和王建國、李谷一共同討論過韋唯出訪事宜，最後的意見是「同意韋唯出國訪問」。
⑥藝術局外事處主管此事的馮樹龍證明：如果團里明確同意韋唯出國，那我們就根據團里意見，辦理政審手續，報外聯局。」
以上大量事實證明，對韋唯出國一事，確系各方面都已通過。那麼，是否被李谷一無理拒絕呢？以下事實可以說明：
①1991年10月15日李谷一曾以輕音樂團的名義為阻止韋唯出國向文化部藝術局發了《關於外單位借調我團韋唯出國的情況請示》。李在請示中寫到：「……對此事我們感到相當為難，……對韋唯目前的思想和身體狀況，我們不無擔心。」報告中還具體寫了韋唯思想不好的表現。報告自始至終沒有表明「團里同意韋唯出國」的意見。這是個不同意韋唯出國的報告。
②卷三P8頁。1992年5月19日李傑華證明說：「……李谷一隱瞞了一個事實，就是沒有把團里確定的情況匯報給藝術局，局領導認為，輕音樂團對韋唯外出一事態度不明。李谷一是有責任的。」
③卷三P18頁。1992年5月29日馬文光證明：樂團支部大會開會同意韋唯出國。李谷一個人給藝術局打的報告沒有證明同意韋唯出國。這個報告是李谷一以個人名義（註：蓋的是團印）給藝術局寫的建議。沒有把大會通過的「同意韋唯出國」的決定報給藝術局。傑華老師明確指出她這個做法是錯誤的。」
④卷四P74頁。1992年6月6日，音像出版社副社長，出國組組長江凌證明：「當時韋唯跟我談到李谷一可能有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我出面和李谷一協商，李谷一提出三條意見：第一，韋唯表現不好；第二，韋唯身體不好：第三．由交流中心支付一部分停演費。」
湯文說，李谷一「一人無理拒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韋唯的分房問題

原告代理人指出，據文化部房管部門證實，1990年元月下旬，文化部將五套住房借給輕音樂團使用。地點是北京西壩河。這五套房子的分配權屬於輕音樂團。其中兩套做臨時辦公室，另三套分配給韋唯、鞠敬偉、黃卓三位女演員。不知何種原因，韋唯對所分住房不滿意，拒絕在住房協議卜簽字，因此沒有住進去。不過，到目前為止，該套住房還仍為韋唯保留。文化部計財司房產處證實：「西壩河三號樓為北京市房產開發總公司的商品房，文化部計財司預先與房產總公司辦理有關契約手續時，在辦理輕音樂團的五套住房時，是我們用李谷一團長的名字簽訂了臨時協議，為了單位領導承擔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與李谷一同志的戶口不發生任何牽連。」該部門還證明，「文化部從來不幹涉所屬院團的分房方案，中國輕音樂團的住房問題由該團自定。」由此，三個問題大白於天下：其一，並不是李谷一沒有給韋唯住房，而是她自己不知何故沒有辦理居住手續；其二，文化部從來沒有「明確指示」要分給韋唯一套住房，而分房由團里自行決定；其三，並不是「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該領導個人的戶口上」，而是文化部有關部門用李谷一的名字去辦理了房屋歸屬的有關手續。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義務，是一種簽字保證，與李谷一個人戶口「毫不沾邊」。
被告代理人認為，湯文關於韋唯住房問題上的內容，其基本事實是存在的，根據是：1、1992年5月22日韋唯回答法院詢問時說：「……文化部××部長指示房子給我們三個人，此事我是後來跟藝術局領導談話時知道的（是藝術局領導給計財司打電話我聽到的）。高部長替我打電話讓給我一套。李谷一跟我說有我一套，但沒有給我住。我多次向李谷一要求，李說：『你等著，等著，你不是要出國嗎？』『你的問題很多，以後再說。』「法院問韋唯：「你的住房手續辦沒有？」韋唯答：「沒有，她不理我，她不給我，她說：『你不是要出國嗎，出了國再說。』我總是遭到拒絕。」
2、文化部計財司甄司長。藝術局黨組辦公室白主任證明：韋唯上述的證詞是准確的。甄司長講：「兩年前，從西壩河給他們幾套房子，當時口頭上給李谷一說過給幾個演員（韋唯、黃卓、鞠敬偉）考慮一下。分房時計財司沒有文字戴帽，團里是怎樣分的我們不了解。後來房產處匯報說：『李谷一反映韋唯要出國，房子先不給她。」』
3、從房管部門一整套有關三套房子分配的檔案材料來看，這三套房子確實記在了李谷一名下。
「無故扣發韋唯工資」
關於湯文所稱無故扣發韋唯工資一事，原告代理人指出：
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韋唯提出的自費赴瑞士旅遊訪友的申請。根據國家的有關政策，文化部的批復函中的確指示中國輕音樂團，對韋唯「假期期間停發工資」（見文化部藝人字[89]第326號函）。不知什麼原因，韋唯未能出國，但也一直未到團里銷假報到；近一年的時間與單位脫離聯系。中國輕音樂團根據文化部、北京市以及團里的制度、規定，無正當理由逾假不歸，可以停發工資或依曠職論，故此停發了韋唯工資。但停發的是10個月（截止到湯文發表之日）而不是一年。
被告代理人認為，李谷一的這一做法仍有不當之處。
1、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藝人字（89）第326號《關於同意韋唯自費赴瑞士旅遊的批復》稱：「同意你團韋唯應黛安娜女士邀請自費赴瑞士旅遊訪友三個月，假期期間停發工資……」。而李谷一在3個月的假期（實際未出團）期間沒有扣韋唯的工資，卻在出國期外的10個月中扣了韋唯的工資。
2、韋唯在扣發工資期間（1990年4月至1991年1月），基本上在團內上班，這是有據可查的，因此，李谷一扣工資理屬無故。原告說：1990年全團指令演出88場，韋唯只參加8場，因此應扣韋唯的工資。我們認為，這理由也不能成立：①每場演出不一定都應有韋唯參加；②韋唯的團外公益活動多，正如名醫生坐班時間和一般醫生就不一樣；③輕音樂團管理混亂，無章可循。卷三P50頁，1992年5月26日法院辦案人員問田玉鳳：「上邊談的扣發工資的做法團內有明文規定嗎？」田答：「我們團管理混亂，沒有什麼文字制度，自費出國，團長同意後，交待誰出國了就停發誰的工資。」

法庭上的最後陳述

雙方代理人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上午的辯論一直持續到午後一點鍾，審判長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一在下午的第二輪辯論中，嗓音哽咽，被告湯生午也顯得異常激動。雙方律師又繼續進行了第二輪、第三輪的辯論。旁聽席上，成千的聽眾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為雙方精彩的論辯擊掌叫好。
辯論結束後，雙方當事人作最後陳述。
「我相信法院會公正處理。」李谷一如是說。
被告湯生午的最後陳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聽者落下了眼淚。他在陳述中說：「我原想通過報道使錯誤的造成者會因此而內疚，然而我想錯了，原告不但沒有這樣，反而更加肆無忌憚地且更大范圍地加大對受害者的摧殘，更廣泛地散發謠言，看來，良好的願望和良好的結果也許是不一致的。」
被告《聲屏周報》主編王根禮在最後陳述中稱：對於湯文中個別細節與事實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審判長對新聞工作者所受的客觀限制予以體諒。
法庭臨近結束審理時，審判長詢問原告李谷一是否願意放棄或變更訴訟要求。李谷一說：「很抱歉，不放棄。」審判長再問原告是否願意接受法庭調解，李谷一說：「由於被告表現不好，不同意調解。」
夜幕來臨，審判長再次宣布休庭。

李谷一哭了

1992年7月12日。今天，李谷一名譽權案的一審結局將見分曉。一大早，法庭門外又聚集了數以千計的旁聽群眾。
直到上午9時30分，法庭才再次開庭。雙方當事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正襟危坐，焦急地等待著法庭的判決。
審判長宣讀判決書。判決書很長，大致的意思是，在亞運會演出中，李谷一並未說過韋唯得愛滋病了。至於湯文的其他內容，法庭認為也基本失實。
根據上述認定，審判長宣布：「本庭認為被告報道基本內容失實，損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譽，造成了後果，構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譽權。原告訴訟請求理由正當，應予支持」，並認定在這起案件中，《聲屏周報》負有主要責任，湯生午「聽信一面之詞」，也有一定的責任。認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賠償1.6萬元損失和支付3000元撫慰金，超過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法庭依據有關法律規定判決如下：
「一、本院責令被告《聲屏周報》和湯生午立即停止對原告李谷一名譽權的侵害；二、被告《聲屏周報》和湯生午在《聲屏周報》頭版顯要位置刊登向李谷一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文章，所刊文章內容須經本院核准；三、被告《聲屏周報》賠償原告2000元，被告湯生午賠償原告500元；四、被告《聲屏周報》支付原告撫慰金400元，被告湯生午支付原告撫慰金10O元。案件受理費70元由兩被告承擔。」
聽完判決，李谷一激動地哭了，而二位被告人則神情冷峻。旁聽席上，沒有人們預料中的掌聲，這與前兩天庭審中的熱烈場面顯得極不協調。

盡管不服，但未上訴

「這場官司現在還只是劃了個逗號，還不是句號。判決並未給我帶來喜悅，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到南陽來打官司，我是挺而走險的。由於我的身份、地位，容易使人產生『大原告、小被告』的想法，如果我贏，會被人認為有背景，如果我輸，會被人認為活該。」
聽得出，李谷一的語調是傷感的。
「我為這場官司已花了兩萬多元，因為我珍視藝術家的形象和名譽，這比金錢更寶貴。如果終審維持一審判決的話，我將把賠償我的3000元捐給南陽的『希望工程』。」
被告湯生午及《聲屏周報》社對法院判決自然不服，但他們表示，這一結果早在意料之中。他們將向河南省高級法院提出上訴。王根禮還表示，如二審維持原判，他將提請檢察院抗訴。
被告方的代理人李大進認為：一審判決有失公允，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比如有關愛滋病的傳言，已有多人證言證實確系原告所說，雖然「亞運會演出」和「排練」有很大不同，但原告已構成事實並造成後果，這是不容否定的。怎麼可以完全抹去呢？離開南陽時，李律師只說了這么一句頗為耐人尋味的話：「以後再不到南陽打官司了！」
被告湯生午的另一位律師竇柏林似乎亦有此同感：「本案結束後將給我的律師生涯劃個句號。」
看來，轟動海內外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名譽權案的最終結局，似乎還難以預料。但出人意料的是，盡管被告方對法院的判決表示不服，但權衡再三，他們最終未在法定的期限內上訴於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個中原因，頗為令人深思。

5. 王建國的榮譽獎勵

1、2014年12月獲鄭州大學教學優秀一等獎。
2、2014年10月獲鄭州大學教學改革項目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3、2014年7月獲得2013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4、2014年5月獲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度檢察基礎理論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5、2014年12月獲河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獎三等獎。
6、2014年9月獲鄭州大學「三育人」先進個人稱號。
7、2013年9月獲得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獎二等獎。
8、參加主講全國遠程教育法學本科《法理學》，2013年10月獲「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稱號，批准文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教高司函[2013]115號。
9、2012年10月獲得河南省高校科技創新人才（人文社科）稱號。
10、2012年9月獨著論文《列寧的司法權思想及其對當代中國的影響》獲得2011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11、2010年6月指導本科生畢業論文《法律全球化理論研究綜述——理論爭辯及理性分析》被評為「2010屆學校優秀畢業論文」獲得鄭州大學頒發的優秀畢業生指導教師榮譽證書。
12、2010年9月獨著論文《列寧論法官的選任》獲河南省教育廳2009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13、2009年9月獨著論文《關注社會現實：法律發展不可或缺的主題》獲河南省教育廳2008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等等 。

6. 誰能提供關於李谷一與韋唯的案件的詳細情況！還有李谷一其人背景！

韋唯道出「臨心事」

這場名譽權官司的導火線是在一年多前點燃的。
1991年1月日，南陽《聲屏周報》頭版發表了該報記者湯生午的采訪文章，題為《有人說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乾脆說她已經自殺，輿論莫衷一是。著名歌星韋唯接受本報電話采訪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韋唯之口，「傷心地道出了她從不願向外人多講」的委屈：1、在1990年亞運會期間的一次演出中，十年前以一曲《鄉戀》而名噪內地的某位樂團領導，不知心懷何意但卻明顯險惡地抓起話筒，向在座各位憤憤宣告了一個大膽的謠言：韋唯得愛滋病了。輿論嘩然；2、韋唯的工資被無故停發已一年；3、作為國家一級演員，韋唯正常的醫療費這位領導卻不準報銷；4、文化部分給團里三位演員三套住房，其中明確指示要考慮分給韋唯一套。實際結果，不但同韋唯毫不沾邊，而且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該領導個人的戶口上；5、國外幾家電視台通過文化部對韋唯的演出邀請，在各方都通過的情況下，卻被這位領導一人無理拒絕；6、該領導對韋唯說，你走吧，離開這里我們也許才好相處，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韋唯走，一是去國外，二是辭職。如果想調走，那請拿10萬元錢來；7、記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過這位領導的明確相告：我就是要整韋唯！怎麼了？「共產黨」要整個人還不容易……
文章發表後，《聲屏周報》社將報紙寄向與之聯網的二百餘家地方報紙，並在文章的旁邊標明「請轉載」字樣。到1991年5月，全國各省市數十家報紙先後予以轉載。

李谷一聘請律師訴諸法院

湯文的發表，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文章發表後，李谷一接連不斷地接到質問、質詢的電話和信件；更有惡言相加的辱罵。為了平息風波，為自己正名，李谷一在京召開了有四十多家新聞單位參加的新聞發布會。然後，李谷一又聘請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於1992年1月向南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訴訟，狀告湯生午及《聲屏周報》社侵犯其名譽權。

韋唯多變的訴訟地位

本案中，韋唯是個極其關鍵的人物。因為文章是以韋唯的口吻寫的，並且在發表前，又經韋唯兩次審稿，內容又都是韋唯的個人經歷。因此，如何確認韋唯在案件中的訴訟地位，成了本案的一大難題：證人，第三人，抑或共同被告？如作證人，那案件的勝敗與韋唯基本無關；如作第三人，那對韋唯不利，萬一湯生午一方敗訴，韋唯也只好跟著落敗；而如果作為被告，那韋唯敗訴後將承擔法律責任。但讓一個提供消息者承擔法律責任，這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似乎沒有先例，李谷一在起訴書中並未將韋唯列為共同被告也許正是出於這一考慮。然而，南陽地區中級法院在對本案作了一番調查取證後，於1992年6月3日決定追加韋唯為共同被告。
韋唯訴訟地位的改變，預示著法院認為在整個糾紛過程中，韋唯負有一定責任，並有可能承擔由此而來的法律後果。並且，韋唯從證人到被告人身份的變化，將使被告一方失去一個至關重要的證人，還使韋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陳述的客觀真實性大打折扣。這對被告人湯生午及《聲屏周報》社是顯然不利的。
但富有戲劇性變化的是，就在開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決定正式撤銷韋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據雲是「依據不足」。
這樣，韋唯終於沒有走向被告席。但這是否意味著原被告雙方在本案中的訴訟命運有了某種轉機呢？這仍是一個謎。

撲朔迷離，法院終於開庭審理

1992年7月8日，南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理本案。
在此之前，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進行了調解。就在開庭前夕，法院在鄭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調解。但由於雙方分歧太大，調解根本無法達成協議。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數百名記者雲集宛城、准備采訪李谷一名譽權案的庭審經過時，法院門口又突然貼出了本案延期審理的公告。個中原因．據說是法院准備就此案進行第三次調解。
兩天之後。1992年7月10，南陽中院又作出了開庭審理的決定。
早晨7點剛過，法院門口就聚滿了前來旁聽的群眾。剛竣工的審判庭，是一座四層樓共2500多平方米的建築。正門上方，高懸著耀眼的國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給人以威嚴。莊重之感，彷彿昭示著法律的神聖。
上午8時30分，薄施粉黛、身著寶藍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來到法庭。被告湯生午、《聲屏周報》法定代表人王根禮以及雙方的代理律師鞏沙、李大進，竇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後出庭就坐。
在開庭的前一天，李谷一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表示，面對法庭，她很害怕，這會影響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後半生。她始終認為湯生午的文章從頭到尾都是失實的，正因為這樣，她才來打官司。如果湯生午說的基本屬實，只是枝節部分有問題，她是不會起訴的。在談到韋唯時，李谷一說，她不明白韋唯為什麼要發這個難，把話說得那麼惡。最後，李谷一還對記者表示，如果她確實不對，有錯誤，她願意向全國人民道歉。
在此之前，湯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對記者說：「我認為開庭的話我能勝訴！但最終的結果不是我個人所能決定的。」

原告的指控與被告的答辯

審判長在宣布法庭紀律後，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讀起訴書。
李谷一在起訴書中指出：原告方採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對她的名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這是「文革」以來演藝界最大的一次事件，是「四人幫」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1.8萬元。並且，這個賠償數額還不包括這次專程來南陽參加訴訟的費用，因為這筆帳目前還無法結算。
針對李谷一的指控，被告湯生午辯稱，由於社會上關於韋唯的流傳很多，作為一個記者有責任為一個青年演員澄清事實，因而經報社領導同意，對韋唯作了電話采訪。文章寫出後兩次寄韋唯審查，所寫內容都有正確的消息來源。
王根禮主編在答辯時認為，湯生午撰寫的是人物專訪文章，其基本內容真實。這篇文章在社會上起到了扶正壓邪、伸張正義的作用，使外界有關韋唯的謠言消失，韋唯得以重回舞台。他還指責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開新聞發布會，向被告方施加壓力，使《聲屏周報》在政治上、經濟上蒙受重大損失。
緊接著，法庭就湯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一的內容，依次就李谷一宣告韋唯得愛滋病以及在工資、住房、醫療費報銷、出國演出等非難韋唯的問題逐一進行調查。
上午11時，審判長宣布休庭。

韋唯出庭作證

下午3時，法庭繼續開庭審理。
梳著長辮、一身素裝的著名歌星韋唯作為證人被傳喚出庭作證。
首先由審判長對韋唯發問。
審判長：「韋唯，你提供的內容與文章是否一致？」
韋唯：「我當時向報社提供的確是這些問題，應該說是一致的。」
審判長：「有否失實的地方？」
韋唯：「李谷一說我得愛滋病，是在一次綵排時，而不是在演出時。」
審判長：「關於房子問題是怎麼回事？」
韋唯：「去老山慰問演出時，我們幾個演員向文化部領導提出要求解決住房，領導同意批給我們。我回京後打了報告，聽說部里批下來幾間房，其中有我的住房。我向李谷一要新房鑰匙，她拒絕。我得到確切的消息，李谷一得了三套房子。」
審判長：「工資問題是怎麼回事？」
韋唯：「1990年6月，我在與李谷一談話時，她說把我工資停了，我吃驚。李谷一說這樣做好管理。我想去領4、5月份的工資，可是從4月份起已經停了，直到現在還停發。」
對於韋唯所作的證詞，李谷一當庭表示異議：「韋唯的證詞完全不屬實！」
韋唯也毫不相讓：「我的證詞完全屬實，我親身的經歷就是證據！」
接著，原告代理律師向韋唯提出了一連串的提問。
下午5時，韋唯作證完畢。
李谷一是否說過韋唯得愛滋病？
1992年7月11日。法庭在經過一天的調查後，進人辯論階段。
由於本案爭議的焦點是湯生午文章的內容是否屬實，而湯文的主要內容是涉及到李谷一是否大庭廣眾面前散布韋唯得了愛滋病。因此，原、被告雙方首先就這一問題展開「拉鋸戰」。
原告代理人認為：1990年亞運會期間，中國輕音樂團共演出三場，時間是1990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點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參加演出的有關人員及個別觀眾證實，三場演出中從未出現過李谷一抓過話筒宣布韋唯得愛滋病的情節。法庭上，韋唯也承認不是在演出期間，而是在亞運會演出的一次綵排中。並且，有證據證明，當時李谷一隻是以詢問的語氣問她，是出於對韋唯的關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寫的「不知心懷何意但卻明顯險惡地抓起話筒，向在座各位憤憤宣告了一個大膽的謠言：韋唯得愛滋病了。」
對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並列舉一系列的證據來證明李谷一確在公共場合散布過韋唯得愛滋病的謠言。
1、證人韋唯在回答法院詢問時稱：「1990年9月24日排練時，李谷一在台下拿著話筒指揮，我上台時也拿著話筒，我有個習慣愛撓頭，當時團長就用話筒說：『你撓什麼頭，你那個愛滋病掉下來傳給別人怎麼辦？』我聽後很別扭，也沒吭聲。我唱一小節後，就拿著話筒說了一句：『你還說呢，人家已經告訴我，說是你們倆說出來的（指李谷一夫婦二人）。』我一說，她更厲害了，說：『誰說的，誰說的？』我說：『反正有人說。」』
2、卷三P178頁。證人陳玉生證言：「在1990年7月份我被抽到亞運全組委會文展部，在演出處工作。……9月24日下午，韋唯上場，右手拿著話筒，從下場門往上場門走時，她的左手撓了撓頭，這時李谷一就拿著無線話筒喊：『韋唯你不要再撓了，別把愛滋病掉在舞台上，傳染我們團的人。』這時韋唯拿著話筒說：『我告訴你，李谷一，現在外面說我得愛滋病這事都是你給造的謠。』李谷一說：『誰說的？』韋唯說：『有三、四個人都告訴我。」』
3、卷三P96頁。輕音樂團樂隊隊長王春生證明說：「韋唯在台上撓腦袋，李說：『你別老撓腦袋，外邊都說你得愛滋病了。』接著韋唯說：『我知道外邊說我得愛滋病都是你說的。』李說：『誰說的，叫出來對質。」』
4、原告本人也承認說過此話。在1992年5月20日法院調查李谷一筆錄中，李說：「韋唯唱第一支歌後用手撓頭（樂隊正在找譜子的時候），這時我在台下，我用話筒對韋唯講：『韋唯，你別撓了，你現在身體情況怎樣，外面傳你得了這個病、那個病，你注意一點，別人說你得了愛滋病。」』
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內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個證人）都證明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原告李谷一確實在大庭廣眾面前說過韋唯得愛滋病的話。
但是，原告李谷一卻說：「我這樣問韋唯是對她的關心。」
所謂有不準確之處，就是在於原告人的話不是在亞運會演出之中，而是在亞運會綵排之時所說。關於這一點，作者湯生午已在《編鍾之聲》作了糾正。

關於韋唯出國演出

原告代理人指出，整個調查過程中，沒有發現「國外幾家電視台通過文化部」邀請韋唯出國的有關證據。當然，應該說也就不存在「各方面都通過的情況下卻被這位領導一人無理拒絕」的問題。事實是，1990年9月到10月，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下屬的一家錄音公司，曾出面商借韋唯前往愛爾蘭演出。為此，輕音樂團領導於10月上旬作了專門研究，表示同意韋唯出國，但有些責任和技術性的問題必須由派出單位承擔或解決。團里向部里打了報告，請求批准韋唯出國之行。在這期間，李谷一一直在百忙之中讓團里人事處向部里催辦，但由於某種客觀原因使韋唯這次出國未能成行。從現有的證據看，李谷一對韋唯出國是持積極態度的，並不存在「無理拒絕」的問題。
對此，被告代理人仍認為，湯文的報道是千真萬確的。
①卷四P43頁有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90）中心發字第112號文向文化部所作的《關於組織韋唯等三人交流小組出訪歐美五國的請示》。
②卷四P45頁有我國駐英國、聯邦德國、愛爾蘭、休斯頓、法國五國使館文化處表示同意韋唯等三人出訪的意見。
③卷四P53-63頁有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有關韋唯等三人出訪的檔案材料。
④證人李傑華、馬光明證明和其他材料證實，為此事，交流中心先跟文化部藝術局方傑局長說，方傑給李谷一打了電話，李同意之後，中心向輕音樂團邀請，團里作了正式研究表示同意。
⑤人事處長田玉鳳、原黨支部書記褚鶴翔、藝術指導劉秉義證明他們和王建國、李谷一共同討論過韋唯出訪事宜，最後的意見是「同意韋唯出國訪問」。
⑥藝術局外事處主管此事的馮樹龍證明：如果團里明確同意韋唯出國，那我們就根據團里意見，辦理政審手續，報外聯局。」
以上大量事實證明，對韋唯出國一事，確系各方面都已通過。那麼，是否被李谷一無理拒絕呢？以下事實可以說明：
①1991年10月15日李谷一曾以輕音樂團的名義為阻止韋唯出國向文化部藝術局發了《關於外單位借調我團韋唯出國的情況請示》。李在請示中寫到：「……對此事我們感到相當為難，……對韋唯目前的思想和身體狀況，我們不無擔心。」報告中還具體寫了韋唯思想不好的表現。報告自始至終沒有表明「團里同意韋唯出國」的意見。這是個不同意韋唯出國的報告。
②卷三P8頁。1992年5月19日李傑華證明說：「……李谷一隱瞞了一個事實，就是沒有把團里確定的情況匯報給藝術局，局領導認為，輕音樂團對韋唯外出一事態度不明。李谷一是有責任的。」
③卷三P18頁。1992年5月29日馬文光證明：樂團支部大會開會同意韋唯出國。李谷一個人給藝術局打的報告沒有證明同意韋唯出國。這個報告是李谷一以個人名義（註：蓋的是團印）給藝術局寫的建議。沒有把大會通過的「同意韋唯出國」的決定報給藝術局。傑華老師明確指出她這個做法是錯誤的。」
④卷四P74頁。1992年6月6日，音像出版社副社長，出國組組長江凌證明：「當時韋唯跟我談到李谷一可能有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我出面和李谷一協商，李谷一提出三條意見：第一，韋唯表現不好；第二，韋唯身體不好：第三．由交流中心支付一部分停演費。」
湯文說，李谷一「一人無理拒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韋唯的分房問題

原告代理人指出，據文化部房管部門證實，1990年元月下旬，文化部將五套住房借給輕音樂團使用。地點是北京西壩河。這五套房子的分配權屬於輕音樂團。其中兩套做臨時辦公室，另三套分配給韋唯、鞠敬偉、黃卓三位女演員。不知何種原因，韋唯對所分住房不滿意，拒絕在住房協議卜簽字，因此沒有住進去。不過，到目前為止，該套住房還仍為韋唯保留。文化部計財司房產處證實：「西壩河三號樓為北京市房產開發總公司的商品房，文化部計財司預先與房產總公司辦理有關契約手續時，在辦理輕音樂團的五套住房時，是我們用李谷一團長的名字簽訂了臨時協議，為了單位領導承擔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與李谷一同志的戶口不發生任何牽連。」該部門還證明，「文化部從來不幹涉所屬院團的分房方案，中國輕音樂團的住房問題由該團自定。」由此，三個問題大白於天下：其一，並不是李谷一沒有給韋唯住房，而是她自己不知何故沒有辦理居住手續；其二，文化部從來沒有「明確指示」要分給韋唯一套住房，而分房由團里自行決定；其三，並不是「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該領導個人的戶口上」，而是文化部有關部門用李谷一的名字去辦理了房屋歸屬的有關手續。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義務，是一種簽字保證，與李谷一個人戶口「毫不沾邊」。
被告代理人認為，湯文關於韋唯住房問題上的內容，其基本事實是存在的，根據是：1、1992年5月22日韋唯回答法院詢問時說：「……文化部××部長指示房子給我們三個人，此事我是後來跟藝術局領導談話時知道的（是藝術局領導給計財司打電話我聽到的）。高部長替我打電話讓給我一套。李谷一跟我說有我一套，但沒有給我住。我多次向李谷一要求，李說：『你等著，等著，你不是要出國嗎？』『你的問題很多，以後再說。』「法院問韋唯：「你的住房手續辦沒有？」韋唯答：「沒有，她不理我，她不給我，她說：『你不是要出國嗎，出了國再說。』我總是遭到拒絕。」
2、文化部計財司甄司長。藝術局黨組辦公室白主任證明：韋唯上述的證詞是准確的。甄司長講：「兩年前，從西壩河給他們幾套房子，當時口頭上給李谷一說過給幾個演員（韋唯、黃卓、鞠敬偉）考慮一下。分房時計財司沒有文字戴帽，團里是怎樣分的我們不了解。後來房產處匯報說：『李谷一反映韋唯要出國，房子先不給她。」』
3、從房管部門一整套有關三套房子分配的檔案材料來看，這三套房子確實記在了李谷一名下。
「無故扣發韋唯工資」
關於湯文所稱無故扣發韋唯工資一事，原告代理人指出：
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韋唯提出的自費赴瑞士旅遊訪友的申請。根據國家的有關政策，文化部的批復函中的確指示中國輕音樂團，對韋唯「假期期間停發工資」（見文化部藝人字[89]第326號函）。不知什麼原因，韋唯未能出國，但也一直未到團里銷假報到；近一年的時間與單位脫離聯系。中國輕音樂團根據文化部、北京市以及團里的制度、規定，無正當理由逾假不歸，可以停發工資或依曠職論，故此停發了韋唯工資。但停發的是10個月（截止到湯文發表之日）而不是一年。
被告代理人認為，李谷一的這一做法仍有不當之處。
1、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藝人字（89）第326號《關於同意韋唯自費赴瑞士旅遊的批復》稱：「同意你團韋唯應黛安娜女士邀請自費赴瑞士旅遊訪友三個月，假期期間停發工資……」。而李谷一在3個月的假期（實際未出團）期間沒有扣韋唯的工資，卻在出國期外的10個月中扣了韋唯的工資。
2、韋唯在扣發工資期間（1990年4月至1991年1月），基本上在團內上班，這是有據可查的，因此，李谷一扣工資理屬無故。原告說：1990年全團指令演出88場，韋唯只參加8場，因此應扣韋唯的工資。我們認為，這理由也不能成立：①每場演出不一定都應有韋唯參加；②韋唯的團外公益活動多，正如名醫生坐班時間和一般醫生就不一樣；③輕音樂團管理混亂，無章可循。卷三P50頁，1992年5月26日法院辦案人員問田玉鳳：「上邊談的扣發工資的做法團內有明文規定嗎？」田答：「我們團管理混亂，沒有什麼文字制度，自費出國，團長同意後，交待誰出國了就停發誰的工資。」

法庭上的最後陳述

雙方代理人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上午的辯論一直持續到午後一點鍾，審判長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一在下午的第二輪辯論中，嗓音哽咽，被告湯生午也顯得異常激動。雙方律師又繼續進行了第二輪、第三輪的辯論。旁聽席上，成千的聽眾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為雙方精彩的論辯擊掌叫好。
辯論結束後，雙方當事人作最後陳述。
「我相信法院會公正處理。」李谷一如是說。
被告湯生午的最後陳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聽者落下了眼淚。他在陳述中說：「我原想通過報道使錯誤的造成者會因此而內疚，然而我想錯了，原告不但沒有這樣，反而更加肆無忌憚地且更大范圍地加大對受害者的摧殘，更廣泛地散發謠言，看來，良好的願望和良好的結果也許是不一致的。」
被告《聲屏周報》主編王根禮在最後陳述中稱：對於湯文中個別細節與事實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審判長對新聞工作者所受的客觀限制予以體諒。
法庭臨近結束審理時，審判長詢問原告李谷一是否願意放棄或變更訴訟要求。李谷一說：「很抱歉，不放棄。」審判長再問原告是否願意接受法庭調解，李谷一說：「由於被告表現不好，不同意調解。」
夜幕來臨，審判長再次宣布休庭。

李谷一哭了

1992年7月12日。今天，李谷一名譽權案的一審結局將見分曉。一大早，法庭門外又聚集了數以千計的旁聽群眾。
直到上午9時30分，法庭才再次開庭。雙方當事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正襟危坐，焦急地等待著法庭的判決。
審判長宣讀判決書。判決書很長，大致的意思是，在亞運會演出中，李谷一並未說過韋唯得愛滋病了。至於湯文的其他內容，法庭認為也基本失實。
根據上述認定，審判長宣布：「本庭認為被告報道基本內容失實，損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譽，造成了後果，構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譽權。原告訴訟請求理由正當，應予支持」，並認定在這起案件中，《聲屏周報》負有主要責任，湯生午「聽信一面之詞」，也有一定的責任。認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賠償1.6萬元損失和支付3000元撫慰金，超過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法庭依據有關法律規定判決如下：
「一、本院責令被告《聲屏周報》和湯生午立即停止對原告李谷一名譽權的侵害；二、被告《聲屏周報》和湯生午在《聲屏周報》頭版顯要位置刊登向李谷一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文章，所刊文章內容須經本院核准；三、被告《聲屏周報》賠償原告2000元，被告湯生午賠償原告500元；四、被告《聲屏周報》支付原告撫慰金400元，被告湯生午支付原告撫慰金10O元。案件受理費70元由兩被告承擔。」
聽完判決，李谷一激動地哭了，而二位被告人則神情冷峻。旁聽席上，沒有人們預料中的掌聲，這與前兩天庭審中的熱烈場面顯得極不協調。

盡管不服，但未上訴

「這場官司現在還只是劃了個逗號，還不是句號。判決並未給我帶來喜悅，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到南陽來打官司，我是挺而走險的。由於我的身份、地位，容易使人產生『大原告、小被告』的想法，如果我贏，會被人認為有背景，如果我輸，會被人認為活該。」
聽得出，李谷一的語調是傷感的。
「我為這場官司已花了兩萬多元，因為我珍視藝術家的形象和名譽，這比金錢更寶貴。如果終審維持一審判決的話，我將把賠償我的3000元捐給南陽的『希望工程』。」
被告湯生午及《聲屏周報》社對法院判決自然不服，但他們表示，這一結果早在意料之中。他們將向河南省高級法院提出上訴。王根禮還表示，如二審維持原判，他將提請檢察院抗訴。
被告方的代理人李大進認為：一審判決有失公允，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比如有關愛滋病的傳言，已有多人證言證實確系原告所說，雖然「亞運會演出」和「排練」有很大不同，但原告已構成事實並造成後果，這是不容否定的。怎麼可以完全抹去呢？離開南陽時，李律師只說了這么一句頗為耐人尋味的話：「以後再不到南陽打官司了！」
被告湯生午的另一位律師竇柏林似乎亦有此同感：「本案結束後將給我的律師生涯劃個句號。」
看來，轟動海內外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名譽權案的最終結局，似乎還難以預料。但出人意料的是，盡管被告方對法院的判決表示不服，但權衡再三，他們最終未在法定的期限內上訴於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個中原因，頗為令人深思。

7. 求[天不藏奸]的主題曲與結尾曲,

這個沒有，不過可以告訴你一件更有意義的事情
天不藏奸是根據一個真實案例改編而成，其主犯正是幾年前鼎鼎大名的張君。

參考資料：
在渝、湘、鄂等地，一個行凶搶劫、殺人如麻的犯罪團伙曾經猖狂一時。

28個鮮活的生命被殘暴地殺害，20名無辜者在痛苦中呻吟，上百顆受傷的心靈在滴血，近600萬元財物被瘋狂地劫掠……張君、李澤軍搶劫殺人團伙犯下的樁樁暴行，令人發指，駭人聽聞。

2001年4月14日至17日，在重慶和湖南常德兩地同時進行的審判中，面對末日來臨，狂妄的張君一夥終於在法律和正義面前低下了頭。

在「嚴打」向不法之徒全線出擊的時候，對張君、李澤軍這伙殺人狂徒的嚴審嚴懲，不啻是一聲嘹亮的進軍號角。

兇殘暴虐 罪惡滔天

審判台上，庄嚴的國徽高懸。

4月14日，一個普普通通的休息日，但在山城重慶和湖南常德卻是萬眾矚目的一天。上午9時，罪行累累的張君、李澤軍搶劫殺人團伙18名被告人，分別在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被押上了正義的審判席。他們被指控的罪名多達6項：搶劫罪、故意殺人罪、非法買賣槍支彈葯罪、非法運輸槍支彈葯罪、私藏槍支彈葯罪和包庇罪。

提起公訴的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和常德市檢察院，都拿出了厚厚的起訴書，加起來多達70頁3萬多字，上面記錄了張君、李澤軍搶劫殺人團伙的滔天罪行：

從1991年到2000年9月，張君單獨或糾集李澤軍等人，大肆進行有組織、有預謀的持槍搶劫、故意殺人犯罪活動。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搶計程車、搶金店、搶銀行、搶運鈔車……惡行步步升級，製造了重慶「6.19」搶劫銀行殺人案、常德「9.1」搶劫運鈔車殺人案等一系列特大惡性案件，嚴重破壞了社會治安秩序，給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造成了極大危害。

殺人如麻，可謂張君一夥的真實寫照。張君聲稱：「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殺死幾個人算什麼？」所以，在張君作案的過程中，他肆意開槍濫殺無辜，少則一槍、多則數槍。他還要求手下對經警、民警要專打頭部，並必須補槍。在常德運鈔車大劫案中，張君一夥殺死7人打傷5人，出納員李敬身中8彈，經警肖衛東身中5彈……案發現場鮮血淋漓、慘不忍睹！

面對檢察機關出示的一張張血淋淋的證據，旁聽席上不時發出陣陣驚呼。

膽大妄為的張君、李澤軍一夥氣焰囂張，作案頻率極高。在1998年12月19日晚至次日凌晨僅幾個小時之內，他們持槍搶劫、故意殺人作案3起，讓3個幸福的家庭失去了父親和兒子；而在2000年8月15日至9月1日短短半個月里，他們在常德竟連續持槍搶劫、故意殺人作案4起，殺死11人、打傷5人。

為了讓同夥對自己死心塌地，張君定下「門規」：入伙先「手上沾血」！於是，一個又一個無辜的生命，成了「活靶」。1998年10月，張君為了讓同夥陳世清和趙正洪身負命案以對他惟命是從，從勞務市場上騙來了年僅19歲的王志剛。李澤軍、趙正洪先後用鐵錘猛擊王志剛的頭部。恐其不死，張君又讓陳世清再扎王志剛幾刀。陳世清問扎多少下，張君居然回答：「搞個吉利數吧。就扎8刀！」2000年7月，張君的情婦全泓燕在他的教唆下，不顧面前那個陌生的小夥子哀求的眼神開了槍……而這個被他們當「槍靶」的小夥子彭成輝，也是被張君從勞務市場騙來的，與他們無怨無仇、素昧平生。

在常德運鈔車大劫案後，張君一夥劫得兩支微型沖鋒槍，武器裝備得到了加強，犯罪「胃口」也越來越大。在公安機關抓獲他們時，張君一夥已經開始著手策劃實施搶劫更大的目標：常德安鄉縣農業銀行金庫、昆明市珠寶店、上海市城隍廟黃金市場……如果不是公安機關及時破案，不知又有多少條人命慘遭殺害，不知又有多少國家和人民的財產遭到劫掠。

「張君一夥罪行累累，判十次死刑都不夠」

法庭內，不法之徒受到正義的審判；法庭外，當地群眾早早從四面八方趕來。騎在父親肩上觀看的4歲重慶小男孩陳尚宇，用稚嫩的話語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聲：「我來看壞人受審！」由於旁聽座位有限，重慶第一中院和常德中院的門口被數千名群眾圍得水泄不通。

38歲的林洪玫和74歲的婆婆黃仲素老人一大早便趕到了重慶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年前，林洪玫的恩愛丈夫、計程車司機羅運洪便在「6.19」搶劫商業銀行朝東路儲蓄所一案中，慘死於張君的槍下。

丈夫的意外去世，讓林洪玫覺得「天都塌下來了」！原本非常幸福的家庭，突然陷入了長久的悲痛。一年來，林洪玫飯不能食，夜夜難寐，體重一下子掉了5公斤。婆婆哭得眼睛都快瞎了，身體日漸虛弱。最令人擔心的是13歲的小羅坤，由一個愛說愛笑的孩子變得沉默寡言。只要電視上報道張君案，他便哭著鬧著關電視，不願見到殺死父親的人……

「我就希望看到張君被判死刑！恨不得立即執行！」瘦弱的林洪玫，說這句話時幾乎是咬牙切齒。

張君一夥，讓親人陰陽兩隔，永不能聚！這是何等的不幸！親眼看到法律嚴懲兇手，告慰親人在天之靈，這成了生者最大的心願。

在常德運鈔車大劫案中殉職的經警肖衛東的妻子李菊梅帶著9歲的女兒趕來了！孩子手裡還舉著她為爸爸畫的素描像。母親滿臉淚痕：「張君這伙人被槍決，我都不解恨。一槍打死他們也不能抵償他們的罪惡！」

在重慶商業銀行搶劫案中被槍殺的女職員張勁之父張德貴不顧高血壓趕來了！白發人卻送黑發人。他悲憤地說：「我想親口質問張軍，為什麼要打我女兒三槍？」

6年前被張君親手槍殺的王禮明的妻子何興鳳從銅梁趕到了重慶市！她帶足了衣物盤纏，她說：「我就是想親眼看見張君的下場！」

被害經警王建國的父親、母親、岳父、岳母、妻子周麗君和孩子，一大清早5點鍾就出門，全部趕到了法庭外！他們痛哭流涕：「我們早就盼著這一天了！」

參加旁聽的重慶市人大代表、一級律師周厚熙激動地對記者說：「張君一夥的確罪行累累，判十次死刑都不夠！他們手段極其殘忍，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壞，民忿極大。不但重慶老百姓，全國老百姓對此案的審判都非常關注。對他們依法嚴懲，人民群眾拍手稱快。」

「我請求審判長判我死刑」

自知罪孽深重的張君，拒絕請律師為自己出庭辯護。

而張君那些在搶劫殺人時兇相畢露的同夥們，此時面對可能到來的不歸路，再也顧不得往常的義氣，開始「狗咬狗」裝可憐，紛紛供稱是在張君的脅迫之下參與犯罪的，以此推脫罪責。

的確，張君的兇殘不但對無辜者，即使對同夥也不放過。他殺死的第一個人，便是同夥劉保剛。當時，他們攜帶自製短槍共同搶劫。而劉保剛在搶劫中腳被擊傷，血跡留在了現場。於是，為了保全自己，張君殺人滅口。張君在法庭上這樣供述：「沒辦法！不殺死他，警方遲早會找到我頭上。誰成為我的障礙，我就毫不猶豫殺死誰。」

其實，張君心裡很清楚：他走上的是一條不歸路！他曾多次供述：「我活著也不踏實！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的。從第一次殺人我就知道，遲早會有一天要落入法網。」

審判台上，庄嚴的國徽高懸；被告席上，面對血淚控訴，罪惡的心靈開始懺悔……

4月16日下午3點30分，依照法律程序，法庭許可張君為自己進行自我辯護。張君聲音哽咽地說：「我為自己沒有什麼可辯護的。我向那些被我殺死的人和他們的家庭說聲對不起！真心地對不起！我請求審判長判我死刑！」 而在當天晚上審理的附帶民事訴訟中，面對槍殺兒子的兇手張君，74歲的老婆婆黃仲素更是悲憤難抑，哭著大喊：「你還我兒子！我要為兒子報仇！」

此時此刻，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張君竟然捂著臉痛哭不已……

在最後陳述時，常德的7名被告人全部表示認罪服法。李澤軍，這位昔日的「冷麵殺手」臉上是深深的悔意：「我犯的是滔天大罪！為了表達我有認罪的誠意，為了表示對死者和他們的家屬的歉意。我請求法院判我死刑，立即執行。」而另一位殺人魔頭陳世清同樣很後悔：「上了賊船就下不來了！我是自作自受。我對不起我的親人，更對不起受害者。」就連一直為自己辯解和開脫的許軍，也「願以生命為代價」，求得死者的寬恕。（小標題）除惡務盡！「嚴打」順民意、合民心

在4天的時間里，在這象徵著法律和正義的審判庭內，人們親眼目睹了一個罪大惡極的犯罪團伙罪惡歷史的終結。為了這一天的到來，為了告慰被害人的在天之靈，為了那些被害人的家屬和所有善良的人們早日看到正義的伸張，廣大的公安幹警、人民檢察官、人民法官，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公安機關經過嚴密偵查，於去年9月至12月在重慶、湖南等地將張君一夥全部緝拿歸案，徹底摧毀了這個作惡多端的犯罪團伙。重慶、湖南、湖北以及北京等地公安機關的聯手行動、相互配合，對抓獲張君犯罪團伙起了關鍵的作用。

親手抓獲張君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告訴記者，抓獲首犯張君，警方未發一槍一彈，未傷一兵一卒！取得這樣的勝利，與警方多年的艱苦偵查直接相關。據統計，僅2000年「6.19」案以後，重慶警方就排查流動人口150多萬人，比對指紋238萬余枚。而在湖南，警方也為破獲此案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僅常德警方就在運鈔車劫案發生後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對11067個舉報線索全部進行了排查。

為了將罪犯早日送上審判席，人民檢察官們依法快捕快訴。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組織精兵強將成立了8人的專案組，而常德市檢察院也抽調了優秀的公訴人組成了7人的公訴團。兩地檢察院用於出庭的案卷多達108本，有3米多高，近180公斤重。兩地檢察院都使用了直觀而生動的多媒體舉證、示證系統，向法庭出示證據近2000個。案件從公安機關移送起訴後，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僅用25天便依法提起了公訴，比法定的一個半月期限大大提前。

這次案件的審判有一個特點：一案兩地審，相互關聯。那麼，兩地法院在確認證據、認定事實情節和定罪量刑的各個審判環節中，都應該達到協調一致。這對兩地法院的審判水平和審判質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兩地的法院都拿出了強有力的審判陣容，加班加點為庭審作充分的准備，共製作庭審提綱近200頁。重慶市第一中院在接到檢察機關的起訴書後，立即組成合議庭，僅用了15天時間便正式開庭，比法定期限縮短了整整一個月。

從頭至尾參加了4天旁聽的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漢壽縣血防醫院醫生鄧威特告訴記者：「老百姓都在翹首以待! 想看一看這些殺人狂的下場。再不『嚴打』，黑惡勢力就不得了了。我們希望『嚴打』積極深入地開展下去，給我們老百姓創造一個安定祥和的生活環境。」

4月21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時對張君、李澤軍特大系列搶劫殺人案進行公開宣判，一審判處張君、李澤軍等14人死刑，另有2人死緩、2 人無期徒刑。這就應了一句老話：多行不義必自斃！

8. 天不藏奸盛放並是什麼職業

天不藏奸是根據一個真實案例改編而成，其主犯正是幾年前鼎鼎大名的張君。

參考資料：
在渝、湘、鄂等地，一個行凶搶劫、殺人如麻的犯罪團伙曾經猖狂一時。

28個鮮活的生命被殘暴地殺害，20名無辜者在痛苦中呻吟，上百顆受傷的心靈在滴血，近600萬元財物被瘋狂地劫掠……張君、李澤軍搶劫殺人團伙犯下的樁樁暴行，令人發指，駭人聽聞。

2001年4月14日至17日，在重慶和湖南常德兩地同時進行的審判中，面對末日來臨，狂妄的張君一夥終於在法律和正義面前低下了頭。

在「嚴打」向不法之徒全線出擊的時候，對張君、李澤軍這伙殺人狂徒的嚴審嚴懲，不啻是一聲嘹亮的進軍號角。

兇殘暴虐 罪惡滔天

審判台上，庄嚴的國徽高懸。

4月14日，一個普普通通的休息日，但在山城重慶和湖南常德卻是萬眾矚目的一天。上午9時，罪行累累的張君、李澤軍搶劫殺人團伙18名被告人，分別在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被押上了正義的審判席。他們被指控的罪名多達6項：搶劫罪、故意殺人罪、非法買賣槍支彈葯罪、非法運輸槍支彈葯罪、私藏槍支彈葯罪和包庇罪。

提起公訴的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和常德市檢察院，都拿出了厚厚的起訴書，加起來多達70頁3萬多字，上面記錄了張君、李澤軍搶劫殺人團伙的滔天罪行：

從1991年到2000年9月，張君單獨或糾集李澤軍等人，大肆進行有組織、有預謀的持槍搶劫、故意殺人犯罪活動。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搶計程車、搶金店、搶銀行、搶運鈔車……惡行步步升級，製造了重慶「6.19」搶劫銀行殺人案、常德「9.1」搶劫運鈔車殺人案等一系列特大惡性案件，嚴重破壞了社會治安秩序，給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造成了極大危害。

殺人如麻，可謂張君一夥的真實寫照。張君聲稱：「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殺死幾個人算什麼？」所以，在張君作案的過程中，他肆意開槍濫殺無辜，少則一槍、多則數槍。他還要求手下對經警、民警要專打頭部，並必須補槍。在常德運鈔車大劫案中，張君一夥殺死7人打傷5人，出納員李敬身中8彈，經警肖衛東身中5彈……案發現場鮮血淋漓、慘不忍睹！

面對檢察機關出示的一張張血淋淋的證據，旁聽席上不時發出陣陣驚呼。

膽大妄為的張君、李澤軍一夥氣焰囂張，作案頻率極高。在1998年12月19日晚至次日凌晨僅幾個小時之內，他們持槍搶劫、故意殺人作案3起，讓3個幸福的家庭失去了父親和兒子；而在2000年8月15日至9月1日短短半個月里，他們在常德竟連續持槍搶劫、故意殺人作案4起，殺死11人、打傷5人。

為了讓同夥對自己死心塌地，張君定下「門規」：入伙先「手上沾血」！於是，一個又一個無辜的生命，成了「活靶」。1998年10月，張君為了讓同夥陳世清和趙正洪身負命案以對他惟命是從，從勞務市場上騙來了年僅19歲的王志剛。李澤軍、趙正洪先後用鐵錘猛擊王志剛的頭部。恐其不死，張君又讓陳世清再扎王志剛幾刀。陳世清問扎多少下，張君居然回答：「搞個吉利數吧。就扎8刀！」2000年7月，張君的情婦全泓燕在他的教唆下，不顧面前那個陌生的小夥子哀求的眼神開了槍……而這個被他們當「槍靶」的小夥子彭成輝，也是被張君從勞務市場騙來的，與他們無怨無仇、素昧平生。

在常德運鈔車大劫案後，張君一夥劫得兩支微型沖鋒槍，武器裝備得到了加強，犯罪「胃口」也越來越大。在公安機關抓獲他們時，張君一夥已經開始著手策劃實施搶劫更大的目標：常德安鄉縣農業銀行金庫、昆明市珠寶店、上海市城隍廟黃金市場……如果不是公安機關及時破案，不知又有多少條人命慘遭殺害，不知又有多少國家和人民的財產遭到劫掠。

「張君一夥罪行累累，判十次死刑都不夠」

法庭內，不法之徒受到正義的審判；法庭外，當地群眾早早從四面八方趕來。騎在父親肩上觀看的4歲重慶小男孩陳尚宇，用稚嫩的話語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聲：「我來看壞人受審！」由於旁聽座位有限，重慶第一中院和常德中院的門口被數千名群眾圍得水泄不通。

38歲的林洪玫和74歲的婆婆黃仲素老人一大早便趕到了重慶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年前，林洪玫的恩愛丈夫、計程車司機羅運洪便在「6.19」搶劫商業銀行朝東路儲蓄所一案中，慘死於張君的槍下。

丈夫的意外去世，讓林洪玫覺得「天都塌下來了」！原本非常幸福的家庭，突然陷入了長久的悲痛。一年來，林洪玫飯不能食，夜夜難寐，體重一下子掉了5公斤。婆婆哭得眼睛都快瞎了，身體日漸虛弱。最令人擔心的是13歲的小羅坤，由一個愛說愛笑的孩子變得沉默寡言。只要電視上報道張君案，他便哭著鬧著關電視，不願見到殺死父親的人……

「我就希望看到張君被判死刑！恨不得立即執行！」瘦弱的林洪玫，說這句話時幾乎是咬牙切齒。

張君一夥，讓親人陰陽兩隔，永不能聚！這是何等的不幸！親眼看到法律嚴懲兇手，告慰親人在天之靈，這成了生者最大的心願。

在常德運鈔車大劫案中殉職的經警肖衛東的妻子李菊梅帶著9歲的女兒趕來了！孩子手裡還舉著她為爸爸畫的素描像。母親滿臉淚痕：「張君這伙人被槍決，我都不解恨。一槍打死他們也不能抵償他們的罪惡！」

在重慶商業銀行搶劫案中被槍殺的女職員張勁之父張德貴不顧高血壓趕來了！白發人卻送黑發人。他悲憤地說：「我想親口質問張軍，為什麼要打我女兒三槍？」

6年前被張君親手槍殺的王禮明的妻子何興鳳從銅梁趕到了重慶市！她帶足了衣物盤纏，她說：「我就是想親眼看見張君的下場！」

被害經警王建國的父親、母親、岳父、岳母、妻子周麗君和孩子，一大清早5點鍾就出門，全部趕到了法庭外！他們痛哭流涕：「我們早就盼著這一天了！」

參加旁聽的重慶市人大代表、一級律師周厚熙激動地對記者說：「張君一夥的確罪行累累，判十次死刑都不夠！他們手段極其殘忍，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壞，民忿極大。不但重慶老百姓，全國老百姓對此案的審判都非常關注。對他們依法嚴懲，人民群眾拍手稱快。」

「我請求審判長判我死刑」

自知罪孽深重的張君，拒絕請律師為自己出庭辯護。

而張君那些在搶劫殺人時兇相畢露的同夥們，此時面對可能到來的不歸路，再也顧不得往常的義氣，開始「狗咬狗」裝可憐，紛紛供稱是在張君的脅迫之下參與犯罪的，以此推脫罪責。

的確，張君的兇殘不但對無辜者，即使對同夥也不放過。他殺死的第一個人，便是同夥劉保剛。當時，他們攜帶自製短槍共同搶劫。而劉保剛在搶劫中腳被擊傷，血跡留在了現場。於是，為了保全自己，張君殺人滅口。張君在法庭上這樣供述：「沒辦法！不殺死他，警方遲早會找到我頭上。誰成為我的障礙，我就毫不猶豫殺死誰。」

其實，張君心裡很清楚：他走上的是一條不歸路！他曾多次供述：「我活著也不踏實！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的。從第一次殺人我就知道，遲早會有一天要落入法網。」

審判台上，庄嚴的國徽高懸；被告席上，面對血淚控訴，罪惡的心靈開始懺悔……

4月16日下午3點30分，依照法律程序，法庭許可張君為自己進行自我辯護。張君聲音哽咽地說：「我為自己沒有什麼可辯護的。我向那些被我殺死的人和他們的家庭說聲對不起！真心地對不起！我請求審判長判我死刑！」 而在當天晚上審理的附帶民事訴訟中，面對槍殺兒子的兇手張君，74歲的老婆婆黃仲素更是悲憤難抑，哭著大喊：「你還我兒子！我要為兒子報仇！」

此時此刻，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張君竟然捂著臉痛哭不已……

在最後陳述時，常德的7名被告人全部表示認罪服法。李澤軍，這位昔日的「冷麵殺手」臉上是深深的悔意：「我犯的是滔天大罪！為了表達我有認罪的誠意，為了表示對死者和他們的家屬的歉意。我請求法院判我死刑，立即執行。」而另一位殺人魔頭陳世清同樣很後悔：「上了賊船就下不來了！我是自作自受。我對不起我的親人，更對不起受害者。」就連一直為自己辯解和開脫的許軍，也「願以生命為代價」，求得死者的寬恕。（小標題）除惡務盡！「嚴打」順民意、合民心

在4天的時間里，在這象徵著法律和正義的審判庭內，人們親眼目睹了一個罪大惡極的犯罪團伙罪惡歷史的終結。為了這一天的到來，為了告慰被害人的在天之靈，為了那些被害人的家屬和所有善良的人們早日看到正義的伸張，廣大的公安幹警、人民檢察官、人民法官，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公安機關經過嚴密偵查，於去年9月至12月在重慶、湖南等地將張君一夥全部緝拿歸案，徹底摧毀了這個作惡多端的犯罪團伙。重慶、湖南、湖北以及北京等地公安機關的聯手行動、相互配合，對抓獲張君犯罪團伙起了關鍵的作用。

親手抓獲張君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告訴記者，抓獲首犯張君，警方未發一槍一彈，未傷一兵一卒！取得這樣的勝利，與警方多年的艱苦偵查直接相關。據統計，僅2000年「6.19」案以後，重慶警方就排查流動人口150多萬人，比對指紋238萬余枚。而在湖南，警方也為破獲此案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僅常德警方就在運鈔車劫案發生後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對11067個舉報線索全部進行了排查。

為了將罪犯早日送上審判席，人民檢察官們依法快捕快訴。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組織精兵強將成立了8人的專案組，而常德市檢察院也抽調了優秀的公訴人組成了7人的公訴團。兩地檢察院用於出庭的案卷多達108本，有3米多高，近180公斤重。兩地檢察院都使用了直觀而生動的多媒體舉證、示證系統，向法庭出示證據近2000個。案件從公安機關移送起訴後，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僅用25天便依法提起了公訴，比法定的一個半月期限大大提前。

這次案件的審判有一個特點：一案兩地審，相互關聯。那麼，兩地法院在確認證據、認定事實情節和定罪量刑的各個審判環節中，都應該達到協調一致。這對兩地法院的審判水平和審判質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兩地的法院都拿出了強有力的審判陣容，加班加點為庭審作充分的准備，共製作庭審提綱近200頁。重慶市第一中院在接到檢察機關的起訴書後，立即組成合議庭，僅用了15天時間便正式開庭，比法定期限縮短了整整一個月。

從頭至尾參加了4天旁聽的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漢壽縣血防醫院醫生鄧威特告訴記者：「老百姓都在翹首以待! 想看一看這些殺人狂的下場。再不『嚴打』，黑惡勢力就不得了了。我們希望『嚴打』積極深入地開展下去，給我們老百姓創造一個安定祥和的生活環境。」

4月21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時對張君、李澤軍特大系列搶劫殺人案進行公開宣判，一審判處張君、李澤軍等14人死刑，另有2人死緩、2 人無期徒刑。這就應了一句老話：多行不義必自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