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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法官判

發布時間: 2022-08-08 21:38:18

A. 清朝官位等級

清朝官位等級:正、從一品,正、從二品,正、從三品,正、從四品,正、從五品,正、從六品,正、從七品,正、從八品,正、從九品。

清朝官職有九品,每一品又分正和從,稱為「九品十八階」。九品以下是未入流。九品以上(含九品)是官,九品以下(無品)是吏。

清代官職按職能分為文官和武官。文官分大夫、郎、佐郎三種,武官分將軍、都尉、騎尉、校尉四種。

文官大夫為五品以上官員,郎為正六品至正八品官員,佐郎為從八品以下官員。武官中將軍為從二品以上官員,都尉為正三品至從四品官,騎尉為正五品到七品官,校尉為正八品以下官員。

(1)清朝法官判擴展閱讀

判斷清朝官位品級,最常用的是以官帽上的頂珠來區分。

一品:頂珠為寶石級剛玉,其一是因為紅寶石本身產量低,很稀有,另一方面,紅寶石本身也有吉祥之意。

二品:佩戴的是珊瑚,通常為白色,但也有一些官員使用的是極為珍貴的紅珊瑚,呈紅色或粉色,其價值僅次於紅寶石。

三品:頂珠為藍寶石。

四品:青金石是四品官員的頂珠。其擁有獨特的藍色、深藍、淡藍及淺青多種顏色,非常漂亮,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玉石的一種。

五品:佩戴水晶,通體透明,而且硬度非常高。

六品:頂珠使用的就是白色涅玻璃(即不透明玻璃)。

七八九品:使用的都是金頂,唯一不同的是,七品頂珠為素金,不帶修飾,八九品為鏤金。

此外還可以通過補子來區分

文官:一品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鵪鶉,九品練雀;

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獅,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素金頂綉犀、八品陰紋鏤花金頂綉犀牛,九品海馬。

B. 現法院,法官在清朝分別叫什麼

清王朝建立後,抄中央司法審判機關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者號稱「三法司」。
刑部執掌全國刑獄政令,審定法律,設滿、漢尚書各1人,滿、漢左右侍郎各一人,堂主事滿五人、漢軍1人,滿、漢司務2人,繕本筆帖式40人。並置省區清吏司、督輔司、秋審處、減等處、律例館、提審廳、贓罰庫、贖罪處、飯銀處及清檔房、漢檔房、司務廳、督催所、當月處等單位,定員總數為407人,實際上官吏人數大大超過編制一倍或幾倍。光緒三年(1877)達到653人,另外還有444書吏皂隸等。主管陝西省的清吏司稱為陝西司。
大理寺為中國古代傳統司法機關。廷尉、大理等的衍屬,至唐代為「三法司」中的審判機關,明代改為司法行政機關。清大理寺的人員編制較少,大理寺卿、少卿為正副長官,其下設左、右寺,有寺丞、評事管官。
都察院是中央法紀監察機關,素稱「風憲衙門」。都察院不僅負責司法事務,還主管監察。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為主管官員,分設十五道和六科,合稱「科道」。十五道各設御史若幹人分管相應的各省和中央部院寺監事務。六科分吏、戶、禮、兵、刑、工各科,各設給事中若幹人,稽案相應方面的事務。

C. 論清代(刑事)審判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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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胡:清朝秋審制度淺析

[摘要]清朝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在法制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可以說是集中國封建社會法律之大成。清朝所處的歷史地位也決定了其法律制度在中國法制史中的地位。清朝在繼承明朝會審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了秋審等會審制度。秋審作為一種會審制度,是由中央官員對死刑監候案件進行復核審錄,以決定最終刑罰,同時也是一種死刑復核制度,其與中國自古以來便長期存在的死刑復核制度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死刑復核制度是在「慎刑」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秋審最為一種最高級別的死刑復核制度,是對中國古代死刑復核制度的繼承發展,也是在「慎刑」思想基礎上,同時又為適應清朝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極端強化的需要而產生的,是總結了中華法系中歷代精華而形成的最完善、最能反映皇權色彩的死刑復核制度。秋審在清朝被視為國家大典,在當時具有重大社會意義,對清朝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本文通過對秋審基本情況、歷史淵源等方面的介紹,對秋審制度略作評析。
[關鍵詞] 秋審 會審 死刑復核 慎刑

Abstract: As the last empire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Qing dynasty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It is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that determines the status of its legal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 Formed on the basis of joint tria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umnal adjudgement was concted by official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o determines the ultimate punishment of a convicted death sentence after a countercheck.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untercheck procere that has long existed in China. The countercheck procere in China was formed by the thought of prudence in punishment, while autumnal adjudgement, which is the top class countercheck procere and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untercheck procere in history, was also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udence and served for the absolute monarchy and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t is also the best summary of Chinese legal heritage and the effective reflection of imperial power. Autumnal adjudgement was regarded as national code in Qing dynasty and wa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in defending the rule of the empire and cement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country.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utumnal adjudgement.
Key words: autumnal adjudgement, joint trial,countercheck of death penalty, prudence in punishment.

清朝是以滿族貴族為主體建立的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極端強化的時期,其法律制度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集大成者。清朝法制史不僅是清史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更是全部中國古代法制史的一個總結性篇章。
清朝入關後,為維護其統治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在「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指導下,建立了獨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清朝的法律制度,在整體上繼承了明朝的法律制度,體現了儒家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保證了中國封建法律制度的延續發展;同時又結合自身特點及社會現狀加以修改完善,使之適合清朝統治需要,突出了其民族統治的特色。清朝歷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在法律制度方面遺留下大量豐富的文獻檔案資料,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梳理。
在審判制度方面,清朝在明朝會審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重案會審制度,形成了秋審、朝審、熱審等比較規范的會審制度,其中尤以秋審最為重要,最具代表性。秋審就是每年一度對判處死刑監候的案件進行一次全國范圍的復核,以決定其生死的特別復核程序,即由中央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主要官員,於每年秋後八月上旬在天安門金水橋旁定期會審和復核各省督撫定擬的死刑監候案件。[1]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司法公正保障制度主要有五種:法官責任制、錄囚復審制、御史監察制、申訴與死刑奏報制、法司會審制。[2]秋審作為進行死刑復核的會審制度,具有對案件復審的功能,且有監察機關都察院參與,融合了以上所列的錄囚復審、御史監察、死刑奏報、法司會審四種制度於一身,是一項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秋審制度使死刑案件的審理納入一套嚴格的法律程序中,在清朝被視為國家大典,為清朝歷任帝王所重視,在清朝司法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

一、秋審的基本情況
(一)清朝死刑案件的審理程序及秋審案件的來源
《大清律例•斷獄•有司決囚等第》規定:凡有司於獄囚始而鞫問明白,繼而追勘完備;軍流徒罪,各從府、州、縣決配;致死罪者,在內法司定議,在外聽督撫審錄無冤,依律議擬,斬絞,情罪法司復勘定議,奏聞候有回報,應立決者,委官處決,故延不決者,杖六十。《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各省戶、婚、田土及笞、杖輕罪,由州縣完結,……徒以上解府、道、臬司審轉,徒罪由督撫匯案咨結。有關人命及流以上,專咨由部匯題。死罪……罪干凌遲、斬、梟者專折具奏,交部速議。殺一家二命之案,交部速題。其餘斬、絞,俱專本具題,分送揭帖於法司科道,內閣票擬,交三法司核議。
清朝對於審判許可權的劃分是有嚴格規定的,下級審判機關將經手案件或不屬於自己有權判決的案件主動詳報上級復審(不問當事人是否上訴),並層層轉報,直到有權做出判決的審級批准後才算終審。這種審判制度,有學者稱之為「逐級復核審轉制」。[3]
對於死刑案件,在地方各省由州縣初審後,逐級報送知府、按察使、督撫復核。地方各級審理死刑案件也只是提出定罪量刑意見,督撫如無異議,即向皇帝奏報,並將副本送於刑部分管司。皇帝在收到督撫的奏報後,經內閣票擬,交三法司核議。但在清三法司中,部權特重,三法司核議實際上以刑部為主。三法司核議後,奏請皇帝批示,皇帝批准後,死刑判決才生效。至此,死刑案件的審理程序才告結束。
《清史稿•刑法志二》記載:斬、絞同是死刑。……乃於各條內分晰註明,凡律不注監候者,皆立決也;凡例不言立決者,皆監候也。清朝將死刑劃分為「立決」、「監候」兩種。「立決」就是立即執行,決不待時。《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議上立決,命下,釘封飛遞各州縣正印官或佐貳,會同武職行刑。監候則入秋審。《大清律例•名例律•五刑》規定:死刑二,絞、斬。內外死罪人犯,除應決不待時者,余俱監固候秋審、朝審分別情實、緩決、矜、疑,奏請定奪。可見,秋審案件就是死刑監候等待秋審復核審錄以決定最終刑罰的案件。各省每年入秋審的案件,按距離京城遠近而截止日期不同。在截止日期以前審結的案件,納入當年秋審,在截止日期以後審結的案件則等下年秋審。但也有重大案件,雖在截止日期以後審結,仍在當年秋審。
(二)秋審的程序及審理情況
1、秋審前期准備工作
秋審是清朝司法審判中一項重要事務,工作量巨大,刑部設有秋審處,主辦秋審工作。刑部各司,在年初將本司應入秋審案件分類編冊,出具看語,初看時用藍筆勾改,復看時用紫筆勾改。然後送至秋審處坐辦,律例館提調,一一詳加勘酌,墨書粘簽,呈送刑部堂官核閱。同時地方各省督撫在應勘時期,將犯人提解到省城,率同在省司道官員共同會勘後,定擬具題,於五月上旬以前送至刑部。各省勘擬到齊後,刑部查閱外勘(各省的勘擬),與部擬不一致的,另列一冊。核議時,先由各司核議,提調、坐辦主之,而後呈堂,由尚書、侍郎主持堂議。
秋審案件根據案件性質、情節等具體情況不同分為情實、緩決、矜、疑、留養承祀五類。情實,指案情屬實,罪名恰當,適用法律正確,應予處決的案件,這類案件多為謀殺、枉法贓、強奸等嚴重案件;緩決,指案情屬實,但危害性較小,可留待下次秋審再審,一般可減等處罰,這類案件一般是誤殺、戲殺、擅殺等;矜,指案情屬實,但情節不嚴重,情有可原,可免於處死,一般可減為流刑或徒刑,只適用於統治者認為「情切天倫,一時義激,與尋常狠斗者不同」的案件;疑,指罪名已定,但情節有可疑之處,疑獄不常見,其處理辦法也未見記載;留養承祀,指情況屬實,情節較重,因父母、祖父母年老患病,無人奉養,且本人又是單丁的,可免於處死。
秋審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案件分為以上幾類,在各省督撫擬定,刑部核擬後,刑部將原案及法司督撫勘語刊刷招冊,分送九卿、詹事、科道。這就是秋審的前期准備工作
2、會審
在秋審前期准備工作完成後,由刑部確定在八月內某天,在天安門金水橋西,會集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軍機、內閣等官員對各省已定擬區分的案件進行詳審,這就是秋審的會審,也即所謂的「秋讞大典」。屆時,數百名官員列坐參與會審,場面可想有何等壯觀。
會審時,由書吏按省逐一唱名,宣讀罪狀及定擬的節略,如參與會審官員沒有異議,即在原擬上陸續會簽;如有異議,意見相持不下時,持異議之人可自行向皇帝上奏,由刑部回奏聽裁。
會審大典後,由刑部領銜以參加會審全體官員的名義向皇帝奏報,分省逐次辦理,每省案件各分實、緩、矜、留,情實類還另造黃冊隨本進呈。皇帝根據會審情況分別作出批示,刑部在皇帝批示後,按旨處置。入緩決的,誤殺、戲殺、擅殺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竊贓滿貫,三犯竊贓至五十兩以上之犯,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其餘的仍監候等待下年秋審處理,多次緩決後可減等處理;入可矜的,減為流刑或徒刑;留養承祀的,枷號兩月,責四十板後釋放;如果案件是斗殺,罰銀二十兩給死者家屬養贍。至此,除情實以外案犯的秋審程序即告結束。
3、勾決
對於情實應決案犯,分為服制、官犯、常犯三大類,由皇帝朱筆勾決。勾決日期由內閣命欽天監選定。勾決之日,刑部進呈黃冊,皇帝著素服升殿,大學士、三法司侍奉左右,皇帝親自或由大學士按照皇帝的指示在名單上予勾或免勾。皇帝通過勾決直接掌握了最高審判權。在勾決之前,遵循古制,照例要向皇帝復奏,清朝復奏由刑科給事中辦理,在刑部將情實案件上奏後,刑科給事中也要向皇帝復奏,最初三復奏,後改為一復奏。屬服制類的,一般以情輕而改監候不予勾決,情實兩次的,大學士會同刑部奏請改緩;屬官犯類的,情節嚴重的,刑部從嚴聲敘,一般無所倖免,予以勾決,情節較輕的則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緩;屬常犯類的,情節嚴重、罪無可赦的,不能免勾,但如有一線可原的,刑部粘簽聲敘,常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緩。
4、執行
情實案犯在皇帝勾決後,在霜降以後冬至以前執行。各省案犯,由刑部各司將勾單、榜示釘封送兵部發驛,文到之日行刑。各省發文的先後順序、到達期限依各省距離京城遠近而不同。行文在冬至以前到達者,照例行刑,如因故在冬至之後或冬至齊齋日期到達,仍牢固監禁,與次年秋審應決人犯一並題明處決,對於遲延的各級官員交部議處,追究責任。
(三)秋審的發展完善
《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秋審原於明之奏決單,冬至前會審決之。《明史•刑法志二》記載:凡決囚,每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復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於冬至前,會審決之。……各省決囚,永樂元年定製,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決。弘治十三年定歲差審決重囚官,俱以霜降後至,限期復命。可見明朝審理外省死刑案件,是由中央派員在霜降後,到各地審決,在冬至前向皇帝奏明死刑犯人名單,應決者在得旨後處決。
秋審與明朝的奏決單制度有相似之處,是繼承完善奏決單制度而形成的。《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順治元年,刑部左侍郎黨崇雅奏言:「舊制凡刑獄重犯,自大逆、大盜決不待時外,餘俱監候處決。在京有熱審、朝審之例,每至霜降後方請旨處決。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審之例,未嘗一麗死刑輒棄於市。望照例區別,以昭欽恤。」此有清言秋、朝審之始。此後,秋審在實施過程中逐步發展完善,制度日趨完備,立法不斷嚴密。
秋審初制分為情實、緩決、矜、疑,但疑獄不常見,雍正年間,又加入留養承祀,成為五類。秋審情實人犯,沿用古制,勾決之前仍需三復奏,這樣可以避免草率殺人,但秋審是在短期內集中處理全國的死刑監候案件,時間緊、任務重,情實者皆三復奏,不僅程序繁瑣,而且加重了秋審官員的工作量,乾隆十四年,簡去二復奏,只在勾決前五日復奏一次,這就大大減輕了秋審的工作量。秋審最初並無統一的法律依據,《大清律例》中對於如何定擬分類沒有明確規定,全在於刑部和各省掌握,實行起來難免隨意定擬,出入很大。乾隆二十二年,制定了《比對條款》,刊分各司,頒諸各省,後經修改,刑部侍郎阮葵生匯輯成《秋讞志略》,「以為勘擬之准繩,中外言秋勘者依之」。這就為秋審定擬提供了法律依據,保障了法律適用的統一。乾隆四十七年,又制定了《緩決三次人犯減等條款》,為緩決三次以上舊案犯的減等處理提供了依據。秋審在清朝經過長期發展,形成了程序周密、制度嚴格、法律完備的制度
(四)朝審
《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京師)死罪既取供,大理寺委寺丞或評事,都察院委御史,赴本司會審,謂之會小法。獄成呈堂,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或少卿,挈同屬員赴刑部會審,謂之會大法。如有翻異,發司復審,否則會稿分別題奏。罪干立決,旨下,本司派員監刑。監候則入朝審。朝審本是秋審的原稱,源與明朝,清朝則專指對京師的死刑監候案件的復核審錄。[4]
朝審與秋審在性質上並無不同,朝審中參與會審的機構、官員、審理結果都與秋審相同,只是在程序上略有不同:朝審案件是由刑部初審的,由刑部核議定擬,無須會讞;朝審慣例在秋審前一天舉行,將人犯提解到堂當場審錄,由書吏宣讀罪狀及定擬節略,審後仍押回監牢,不同於秋審中僅憑招冊進行書面審核;在乾隆十四年秋審改為一復奏後,朝審仍保持三復奏;執行時,由刑科給事中、刑部侍郎各一人監視執行。朝審的這些特別規定無非是表明對京師案件特別慎重。

二、秋審的歷史淵源
(一)中國古代死刑復核制度的發展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死刑復核制度,秋審作為一種特殊的會官審錄,是一種最高級別的死刑復核制度,其與中國歷史上的死刑復核制度是一脈相承的。
秦漢時期,死刑奏報尚無明確規定,只有疑難案件才須逐級上報復審,直至皇帝。非疑難案件,地方守令即有專殺之權。[5]《漢書•元後傳》記載:漢武帝時,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說明漢代曾對一些二千石以上官吏的死刑案件進行復核,二千石以下官吏的死刑案件則不經皇帝復核即可執行。
魏晉南北朝時期,縣令對死刑案件仍有審結權,只要經郡守所派督郵案驗後即可執行。[5]地方官吏審判權過大,不利於恤刑原則的貫徹和法律的統一適用。《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記載:(青龍四年,明帝)下詔曰:「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 《魏書•刑罰志》記載:(世祖詔司徒崔浩定律令)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俱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決之。諸州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這樣就將死刑的最後決定權收歸中央,死刑奏報復核制度在此時期逐漸形成。這一制度的出現,一方面可以把生殺予奪大權控制在以皇帝為首的中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准確地實行鎮壓,避免錯殺濫殺,以緩和階級矛盾,是慎刑思想的體現。這一時期,國家分裂、地方割據、戰亂頻繁,地方守令兼領兵權,中央無法控制,死刑復核制度實際上難以執行,卻為隋唐時期死刑復核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礎。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過唐初統治者的勵精圖治,封建經濟繁榮發展,封建法制也日趨完備。死刑復核制度也進一步完善,還確立了死刑復奏制度,這是一種死刑案件在中央有關部門審查已被核准後,在執行前仍需奏報皇帝核准勾決的制度。[7]《隋書•刑法志》記載:(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復,事盡然後上省奏裁;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後決。唐朝進一步完善了死刑復奏制度,並對復奏次數、時間做出規定。《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唐太宗大怒之下,錯殺大理丞張蘊古,既而悔之)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仍三復奏。尋謂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比來決囚,雖三復奏,須臾之間,三奏便訖,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後,宜二日中五復奏,下諸州三復奏。」其五復奏,以決前一日、二日復奏,決日又三復奏。惟犯惡逆者,一復奏而已。這樣死刑案件便有了兩次復核,一次由皇帝核准,一次由皇帝勾決。同時,唐太宗還主張由高官集議死刑案件,以免怨濫,對死刑案犯不能一概而論,有特殊情況可上奏另作處理。《貞觀政要•刑法》記載: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舊唐書•刑法志》《新唐書•刑法志》均為五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如此,庶免怨濫。……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者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急,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這些制度及思想基礎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中國古代行刑制度的發展
死刑復核制度自確立以後,一直為後世歷代封建王朝所沿用,並不斷發展完善,到清朝則發展成為秋審、朝審專門對死刑監候案件進行復核的會審制度。而秋審為何稱秋審且固定在秋天進行,也是有其歷史淵源的,這是由歷史上傳統的行刑時間決定的。
我國是個古老的農業國家,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天時,重視季節時令,人們一切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都受其制約和影響。具體到司法活動中,行賞施罰也必須順應天時,合乎時令。春夏是萬物滋育生長的季節,秋冬則是肅殺蜇藏的季節,人間的司法活動也應與天道相配,順於四時,利用秋天的肅殺之氣強化行刑的嚴肅與震懾力。早在《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中即有「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記載。
但秋冬行刑制度化是在封建正統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的西漢中期以後,[8]在東漢時又加以明確。《後漢書•章帝紀》記載:(元和二年)秋七月庚子,(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後漢書•陳寵傳》記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章)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十二月陽氣上通,……十三月陽氣已至,……若以此時行刑,……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異自為它應,不以改律。」 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可見歷代帝王在確定大刑之日,要考慮陰陽節氣,唯恐違反時令會給國家帶來不利災害。
此後,歷代王朝都以秋冬作為行刑決獄的傳統時間。《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金史•刑法志》記載:(世宗大定)十三年,詔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並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強盜不待秋後。這里除與前代規定基本相同外,值得注意的是把「秋後」與「決死刑」聯系在一起,這在歷代可能是第一次。[9]由此可見,清朝以前雖沒有正式形成秋審制度,但「決死囚」一般以秋季為主兼有冬季行刑的,清朝秋審制度的「秋」正是在這樣一個數千年的歷史基礎上形成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秋審是在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制度的不斷發展演變中,借鑒前朝的司法制度,總結中華法系歷代精華,並依照傳統的行刑時間而建立起來的一種死刑復核制度。
有學者認為,秋審與源於漢朝的錄囚制度的性質、任務大體相同,是錄囚制度發展演變的結果。[10]錄囚,是皇帝或上級司法機關或有關官員通過對在押囚犯的復核審錄,監督、檢查下級司法機關或執法人員審理的案件是否合法或有無差錯,以便及時發現冤獄平反改正的一項制度。[11]
《漢書•雋不疑傳》記載:(雋不疑拜為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後漢書•百官志》記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真偽,有侵冤者即時平理也)。可見錄囚始於西漢,尚限於州郡刺史、太守定期巡視所部獄囚,以平理冤獄為主。皇帝親自錄囚則始於東漢,有時平冤之後,還追究原審官員的責任。《後漢書•和帝紀》記載:(永元六年,和帝)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左降。錄囚對於及早發現冤案,改善司法狀況,穩定社會秩序都有積極作用,故而被後世各朝所沿用,在歷朝均有關於錄囚的記載。
錄囚只是直接詳審囚犯,藉以平反冤語,督辦久系未決的案件,其初衷也是為了保障司法公正,受理案件的范圍廣泛,不僅僅是針對死刑案件,其性質、任務與現代司法制度中的審判監督程序有相似之處。而秋審作為一種規范化的訴訟程序,主要是針對死刑監候案件進行復核,以決定最終的刑罰。雖不乏理冤的功能,但只是針對個案而言,並不普遍,其最主要任務不在於平凡冤獄,其本質上仍是一種死刑復核制度。僅因為秋審融合了錄囚制度中的復審功能,有一定的理冤功能而認為其淵源於錄囚,未免有失片面。

三、秋審的社會基礎
(一)秋審的思想基礎
死刑是剝奪犯罪人生命的刑罰,在正常的統治秩序下,國家以死刑懲治對現行制度危害最嚴重的破壞者,向社會顯示國家強大的強制性權力。在歷史上,專制集權國家曾經用極其野蠻的方法,廣泛的實行死刑,這就是中國封建法制嚴刑峻法的傳統。與此同時,中國封建法制還有另外一種傳統,就是所謂的「明德慎罰」和「恤刑」。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和最高准則,同時也成為封建社會法的靈魂。儒家推崇的反對濫殺、主張仁政的慎刑思想,對封建司法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歷史的發展使統治者選擇了「德主刑輔」的方針,將封建法制的兩種傳統融合在一起,包括秋審在內的歷代死刑復核制度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產生的。而秋審又是其中最完備、最成熟的形式。一方面,清律中從絞斬到凌遲各種死刑仍然時刻保持著國家專制權力的絕對威懾力量;一方面,年復一年舉行的「秋讞大典」又在向人民宣示皇帝的好生之德。
《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順治帝曾諭刑部:「朝審秋決,系刑獄重典。朕必詳閱招案始末,情形允協,令死者無冤。」自是列朝於秋讞俱勤慎校閱。康熙二十二年,聖袓取罪案逐一親閱,再三詳審,其斷無可恕者,始定情實。因諭曰:「人命事關重大,故召爾等共相商酌。情有可原,即開生路。」雍正十一年,世宗閱秋審情實招冊,諭刑部曰:「諸臣所進招冊,俱經細加斟酌,擬定情實。但此內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在前日定擬情實,自是執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又當原情,斷不可因前奏難更,遂爾隱默也。」清朝皇帝受慎刑思想影響,以寬仁之心行嚴格之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做到凡情有一線可原者即入緩決,至於停勾、減等、免死、留養承祀等也都是「昭朕矜恤至意」。
經過秋讞會審,將一些危害較小的死刑案件免於處死,既不會放縱重大犯罪,又使統治者博得仁政的好名,使清朝皇帝以一種博大、寬宏、仁愛的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使天下臣民在他的專制權力下得到庇護。這樣才有了規模隆重的「秋讞大典」,才有皇帝再三批閱招冊,素服勾到的場面。
此外,清朝是滿族貴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滿族貴族集團是清王朝政權的支柱,滿族和八旗軍是清朝統治者的主要社會基礎和軍事力量,是以一族之力而治中國億萬之眾。這種性質必然在法律制度中有所體現,故清朝法律制度在繼承明朝,沿襲封建等級制度的同時,為維護滿族居於統治民族的核心地位,在入關後極力堅持「首崇滿洲」的原則,以法律形式確認、保護滿族貴族和旗人的優越地位,規定了滿族不同於其它民族所享有的特權。
北京地區為京師重地,也是旗人及宗室貴族聚集之地,《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若宗室有犯,宗人府會刑部審理。覺羅,刑部會宗人府審理。死刑,宗人府進黃冊。八旗刑事統歸刑部。這些案件中被判處死刑監候的要在朝審中經復核審錄以決定最終刑罰。在會審時,要將案犯提解到堂當

D. 古代法官斷案,如果判錯了會怎麼辦

如果判錯的話,也是會受到懲罰的,古代的時候法官斷案也難免會有疏忽的地方,或者說有的人故意徇私枉法出現冤案,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說古代的時候就已經制定了一定的刑法,就是防止古代法官故意斷錯案,尚書·周書·呂刑 這裡面就說了關於刑法的事情,如果說法官在刑法裡面出現有失檢點的地方,就會和犯人處相同的刑罰,而且在古代的時候,為了防止官員之間相互袒護,還有獎勵舉報制度,如果說能夠主動檢舉貪贓枉法的官員能夠受到獎勵。

古代的官員在判斷案之後,也會根據相關的律法進行懲處,有的時候會所有參與辦案的人員共同承擔責任,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連坐,有的會直接承辦古代的法官,在承辦的時候,根據情節的嚴重性,考慮處罰判錯案官員的方法。

E. 清朝三司會審

三司會審是由唐代的「三司推事」發展而來的。
清入關前,原本未設大理寺,自然也沒有採行三法司會審制度,入關後才沿襲的明制。順治初年通過這種方式審理的案件范圍非常廣大,在程序上一般也分為兩部:先由刑部初審,再由三法司復核。順治十年後,審案范圍縮小至死刑案件,但仍分刑部初審與三法司復核兩階段,並且須奏聞皇帝。康熙年間京師死罪案件即采依此方式審理。乾隆以後,京師死罪案件不再分兩階段審理,而由三法司會同審理,並為一階段完成。但是由於自乾隆以後奏摺的使用逐漸公開范圍也日漸擴大。某些京師死罪案件,刑部得單獨審理專折具奏。嘉慶十三年更於清律第411條(有司決囚第)增訂附例,明確規定死罪案件何者應專折具奏。
具體的做法,還有所謂「會小法」與「會大法」之分。一般情況下,由直接負責該案的刑部清吏司長官召集,大理寺的一名寺丞或評事,都察院的一名御史參加會審。由於參加會審的並非各機構的最高長官,因此被稱為「會小法」。 「會小法」的處理意見被送往刑部會堂之後再由該部堂召集三法司的長官(可能包括大理寺卿或少卿,以及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參加高級會審。與「會小法」相對應,這一會審機構被稱為「會大法」。當「會大法」與「會小法」作出的判決不一致時,案件將被發還會小法以修改原判決。若兩次判決一致,則奏請皇帝簽署。若三法司的會審結果與原發生地省級司法機關的處理意見不一致,案件將被發還原審省級機構,由其重新作出處理意見。但這種情況只是在特定情況下才發生。也有學者指出,會小法與會大法這種清初定下的制度,在執行中逐漸怠惰而荒廢了。各省的死刑案件,先由刑部擬出讞語,都察院「會復」參核無異再送大理寺,三法司意見相同即輪流『畫題』(寫一『題』字,即簽發之意),刑部即可以三法司名義上奏,因此而真正辦事的仍是刑部。」到嘉慶年間,由刑部「辦就一稿,送畫各處,亦有俟上會議班補畫者」的情形已非常普遍了。

F. 假如你是審判圓明園毀滅案的大法官,你會怎樣判決

寫作思路:從文章的寫作目的、中心主旨入手,正文:

首先是由我擔任審判長進行提問。

「原告,你為什麼要起訴被告?請你說說原因。」審判長問道。

「是,」原告回答,「一百多年前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告闖入我。為我這里的金碧輝煌、珠光寶氣所驚呆了,隨後,他們便開始搶劫我的東西,搬不走就砸掉,最後,為了掩蓋罪行,他們放火燒了我,使我變成這個樣子。」

「被告有什麼要反駁的嗎?」審判長問道。

「是的,審判長,」小額爾金嬉皮笑臉地說,「我們確實為原告的美麗所驚呆了,可我們並沒搶劫,那是清朝人乾的。最後,他們為了掩蓋他們的罪行,才燒了原告。」

「是嗎?」審判長說,「傳喚咸豐皇帝和清軍。」

不一會兒,他們被帶了上來。

審判長問道:「剛才,被告稱火燒圓明園是清軍所為,這是真的嗎?」

「不是?」咸豐和清軍異口同聲地回答。咸豐皇帝說:「這有清史書可查。」

額爾金馬上插過來,說:「那是你們的史書,怎麼能准確呢?」

清軍反駁道:「我們有大水法、遠瀛觀兩位證人可以作證。」

傳喚證人。

大水法和遠瀛觀說:「我們親眼見到英法聯軍在圓明園搶劫。」

「被告有什麼話要說嗎?」審判長問道。

「當然,」英法聯軍說,「大水法和遠觀都在圓明園,他們很可能和原告串通。」

「好,」審判長說,「下面是自由辯論,由原告方首先提問。」

「我希望被告能夠尊重歷史。」

「當然。」小額爾金輕快地回答。

原告繼續說:「請大家來聽這則新聞,英國《泰晤士報》報道:『據統計,被劫掠和破壞的財產,總值超過六百萬英鎊。在場的每個軍人都劫掠了許多,誰也不知道該拿什麼,有的物品因為太大不能運走,竟被打碎。」』

場下立刻引起一陣騷動,審判長示意安靜,問道:「被告有什麼要說的嗎?」

「這個……」小額爾金和英法聯軍已無話可說。

圓明圖接著說:「根據隨軍記者的報道可以看出,我被燒毀前是由英法聯軍佔領的。」

沒有任何值得反駁的問題,審判長宣讀歷史的最終判決:「侵略,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罪行,並且,這次侵略最終使一個世界文明消失於這個世界,沒有原諒的餘地,小額爾金及英法聯軍有罪。」

G. 在古代法官怎樣判案

首先申明一點,中國古代是沒有法官這個職業的。
中國古代實行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司法的制度,意思是各級行政長官兼任相應級別的「法院和檢察院院長」,由他們審理的主要是刑事案件。

至於中國古代如何斷案的問題,就先把我所了解的說一說。拋磚引玉阿~
商周時期是「神明裁判」,即通過各種占卜讓「上天」來斷案。秦漢之後神明裁判漸漸廢止,斷案的主要依據是:1.由行政官員主觀地根據雙方當事人以及證人的證言,還有搜集的實物證據綜合推理案件事實;2.根據以儒家思想,儒家經典為指導而制定的各種律令來適用具體刑罰。

H. 清朝時期九卿會審和三法司會審的區別在哪裡

九卿會審」是在明朝「九卿圓審」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一種會審組織。「九卿」包括六部尚書、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等九個重要的官員。凡是全國性的重要案件,特別是每年判決的斬監候、絞監候案件,需要由九卿組成最高一級的會審機構會同審理,以示重視。
又稱三司會審,中國古代三法司(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重大案件的制度。《商君書?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後世的「三法司」之稱即源於此。漢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為三法司。唐代以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為三法司。明、清兩代從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為三法司,遇有重大疑難案件,由三法司會同審理。
司法制度。清制,凡是死罪中應處斬、絞的重大案件,在京的由三法司會審,在外省的由三法司會同復核。在京的會審之案,先由「小三法司」即大理寺左、右寺官及都察院有關道監察御史到刑部與承審司官一起會審錄問,叫做「會小法」。審畢,小三法司各以供詞呈報堂官。然後,大理寺堂官(卿或少卿)、都察院堂官(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挈同屬員再赴刑部,與刑部堂官(尚書或侍郎)一起會審犯人,謂之「會大法」。如有翻異,則發司復審。如果三方無疑義者(即對案情認定)及所擬罪名意見一致者,由刑部定稿分送院、寺堂屬一體畫題。在外各省總督、巡撫具題重辟之案,同時皆以隨本揭帖分送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由部、院、寺分發其下屬有關司道及左、右寺承辦。有關司道及左、右寺先據揭帖,詳推案情與所擬罪名、所引律例是否符合,各自提出復核意見(即預定讞語)呈堂。由刑部主稿鈐印,分送院、寺。如果刑部看語與院、寺看語意見一致,院、寺即畫題,但必須在八日內送回刑部。如果意不一致,有改易的,亦必須在八日內聲明緣由,交回酌議。刑部再定期移知院、寺赴部,細繹案情,詳推律意,各秉虛公,畫一定讞。按規定,凡重辟,必須三法司的意見完全一致,才能定案。如果意見統一,由刑部主稿,院、寺畫題,奏聞欽定。若意見仍不能一致,允許各抒所見,候旨酌奪。但不得一衙門立一意見,判然與刑部立異;只許兩議並陳,候皇帝裁決。

I. 清朝都有什麼官級都相當於現在什麼部門

清朝的核心級別,以乾隆時期為准,是九品十八級制度。即總共分為九品,每品又分為正品和從品,共十八個等級。

但是,要另外加上皇帝、太上皇的一個特殊品級,即超超品。而親王、郡王、貝子、貝勒,還有被賜封公侯伯爵位的功臣,以及公主額附(駙馬)的級別都是超品,高於正一品,屬於榮譽頭銜,俸祿較高。還有一類,即不入流,是從九品以下的官府雇傭人員。所以,全部算起來的話,共有二十一級。

我國現在最新的《公務員法》規定,我國公務人員,共分為12個職級,19個待遇級別。職務級別根據所擔任職務來確定,如部、省、縣長等來界定。

比如,現代的縣處級正職(正縣長、正處長)就是7級職務,跟清代的正七品縣令級別正好對應。

最高職位的對應關系我們就不類比了,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人數較少,比較清晰。

而清朝的不入流人員,類似於現在的公務輔助人員。雖屬於公務人員,可以穿公務制服,但屬於編外。

但是,清朝有一個核心機構,就是軍機處。清朝軍機處大臣的品級是不定的。如果是親王擔任,那就是超品,如果是尚書擔任,那就是從一品。職責,類似於現代的中央常委,掌管全國一切事務的最終決策。

撿出清代的主要官職說明一下,以職責劃分。

正一品,包括「三太」,即太師、太傅、太保,還包括各殿閣大學士、大將軍。類似於現在的人大、國務院、政協、軍委的最高長官,都是1職級正國級。這在古代全是殿閣大學士、大將軍,加太師、太傅、太保銜。

從一品,「三少」,即少師、少傅、少保,外加「太子三太」,以及尚書(古代六部部長,現代被分為了兩級,即2職級副國級,和3職級正省部級)、都御史(類似現代最高檢檢察長,屬於2職級副國級,刑部尚書是最高法大法官)。

正二品,「太子三少」,總督(封疆大吏,負責一省或多省的地方軍、政、法實權主官,現代沒有對應的,軍事上有點大軍區總司令的意味,如果對應一省,就是3職級正省部級)、內務府總管(統管大內,很牛的)。

從二品,侍郎(六部副部長,職權相當於現在的4職級副省部級),巡撫(負責一個省的行政、司法和軍事,類似於集中了省長、省法、省檢、省軍區的職權,職權大於3職級正省部級,又小於2職級副國級),布政使(各省主官,歸總督、巡撫管,類似4職級副省部級,主管民政、稅務的副省長)。

正三品,按察使(類似各省法院院長,4職級副省部級),大理寺卿(地位略低於刑部,主管案件復核,職責類似於現在的最高法庭長,有可能是4職級副省部級,或者5職級正廳局級),學政(相當於現代主管教育副省長或者省教育廳廳長,4職級副省部級或者5職級正廳局級)。

從三品,鹽運史(現在也是專營,但是沒有鹽運史的職權大)。

正四品,大理寺少卿(類似於現在最高法的副庭長,5職級正廳局級或者6職級副廳局級),鴻臚寺卿(相當於外交部禮賓司司長,5職級正廳局級),道員(如布政使道員,類似於省屬廳局的廳局長,相當於5職級正廳局級)。

從四品,知府(相當於現代的市級正職,5職級正廳局級,但是有副省級市,那就相應的提高職級為4職級副省部級)。

正從五六品,對應副市級,及市屬各局,大多對應6職級副廳局級,或者7職級正縣處。當然副省級市的副市級屬5職級正廳局級。

正七品,知縣,相當於縣長,7職級正縣處級。

從七品到從九品,縣丞、知事、縣主簿及其他人員,基本上對應8職級副縣處、9職級正鄉科級、10職級副鄉科,及11、12職級的科員、辦事員等。

從上面的對應關系來看,清代的四品官員,基本上就是現在的正廳局級幹部,特殊情況可能是副省部級,或者副廳局級幹部。

(9)清朝法官判擴展閱讀:

清朝退休制度:

據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規定,各部院屬官凡年五十五歲以上者,堂官(指的是尚書、侍郎級別的)需詳細甄別,最多不過七十歲。七十歲以後,便要勒令退休。七十致仕,特別對一些職位較高的官員,只是個大體界限,很多場合與本人的精力和皇帝或是上級官員的態度有重要關系。

清代官員致仕,一般由本人自行陳請,三品以上官可向皇帝直接上奏摺,四品以下京官由所在部院堂官上奏。外官則通過督撫,經吏部求批。

官員致仕以後,便算開缺,需要立即請旨補官。但也有例外,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以「大學士職司贊襄」,有的又以「宣力有年」對於致仕的官員為其保留一個月的官職,表示「國家眷念舊臣,加恩輔弼」之意。

從待遇上看,致仕可分為「著令休致」即同意退休;以原官休致,也就是退休後保留原來品級的榮譽頭銜。至於原官俸祿,也有具體規定。

通常情況下,凡大學士、尚書這一級官員,若以原官致仕,回鄉後可給予全俸的優待;若因京察自陳原品退休的,給予半俸;部議致仕人員不給俸祿。但不管全俸、半俸或是不給俸,都不是絕對的,只要皇帝開恩,半俸也可改成全俸。

有的官員致仕以後,皇帝為了酬勞他任上的功勞酌予加銜、晉秩的恩寵。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大學士陳元龍「以年老具疏乞休」。

雍正因陳元龍勞苦功高,又念他是康熙老臣,命「加太子太傅銜,以原官致仕」。這是加銜的例子。雍正元年初,雍正給老病乞休的吏部左侍郎李旭升加以尚書銜,則是屬於晉秩的例子。

官員在請求致仕時,也有遇到另外情況的,就是皇帝認為有意怠慢,而給予處分的。乾隆五年(1740年),工部尚書魏廷珍以「老病乞休」,乾隆認為他到任以來,沒有顯著政績,也無任何建樹為由,下令將他革職回籍。

被皇帝勒令退休的情況時有發生,勒令具有處罰的意思,年齡和身體條件不是主要因素,它和自陳休致在性質上有本質區別。

比如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新皇帝雍正發現翰林院和詹事府等秘書機構中,存在「結黨營私」和「互為援引」的事。於是便令大學士張鵬翮、尚書田從典、徐元夢等有關官員,會同甄別,並將查處人員「解退回籍」。這些被解退的官員,就是屬於勒休,當然也就不能享受掛職、俸祿等待遇了。

還有一種比較特殊,官員因犯過失受到彈劾,皇帝為了保全他的面子,令其休致以代處罰。這樣的例子也不少,乾隆時期,朝廷考試翰林院和詹事府編修、檢討以上,侍講、侍讀學士以下官,其中一部分成績不好,皇帝便著令休致,也含有以休致代罰的意思。

致仕的官員得到皇帝批准後,也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在離職前必須將任內各項事務交代清楚。地方正印官還得清查錢糧倉庫等項。完成交接工作,是休致前必須做好的工作。

當然了,官員致仕以後,也有因為皇帝需要而重新啟用的,此類例子在康熙、乾隆朝都有實例。總之就是皇帝不需要,官員就可以退休,皇帝需要,退休的官員也得重新回朝再次效力。

J. 歷史上有哪些斷案嚴明的清官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斷案嚴明的清官是非常多的,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唐朝的狄仁傑、徐有功、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清朝的於成龍。由於歷史太過悠久,能夠被大家記住的清官可能並沒有多少,我們就講講這些大家比較熟悉的清官吧。

狄仁傑當時的官位是當時大理寺丞侍御史,相當於我們現代社會的法官。翻閱唐朝的史書資料會發現一個結論,當時狄仁傑審過很多件案子,但是沒有一件案喊冤的,可見他是一個公正廉明的官員,從不徇私枉法,另外狄仁傑不僅斷案如神,而且是一名非常清廉的官員,他雖然位高權重,但從不收受賄賂,當地百姓都十分愛戴他。徐有功是和狄仁傑一個時期的,他主要是管理司法的,武則天當政時期實行酷吏,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徐有功他在任上從未杖責過一個人,足見徐有功對民眾有仁愛之心,並且凡是他審訊案件時都仔細調查,在他的秉公執法下,從來沒有冤枉過一個好人,也沒有放過一個壞人。司法部門是一個非常容易收受賄賂的地方,可是徐有功上任期間,從不接受賄賂,可見他確實是一個清廉的好官。

於成龍是清朝非常有名的一位清官,連康熙皇帝都誇贊於成龍是清官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於成龍不僅為官清廉,而且斷案十分嚴明,就算遇到權貴也從不徇私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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