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中華海淀法院
『壹』 去中國企業律師顧問網看看全國首例機票「超售」案宣判乘客獲賠單倍機票價款吧
南航機票超售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乘客肖先生獲賠違約賠償金一千三百元。
2006年7月21日，原告肖先生以1300元的價格向被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購買了當日20點10分飛往廣州的CZ3112號航班七折機票。在辦理登機手續時，被告子公司北京南航地面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南航地服公司）工作人員確認，原告機票為超售票，CZ3112號航班已滿員，原告無法乘坐。南航地服公司先安排原告轉簽國航某航班，後發現該航班延誤，遂將原告喚回，轉簽至南航公司CZ3110航班頭等艙（機票價格為2300元）。在等候期間原告被安排在頭等艙休息室休息，當日晚22時39分,原告乘坐CZ3110航班頭等艙離港。
之後，原告將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認為其超售行為侵犯了消費者知情權，構成欺詐，要求被告雙倍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即機票款的2倍2600元、律師費5000元、在《法制日報》、《經濟日報》上進行公開賠禮道歉。
被告則認為，機票超售是航空公司對機票進行管理的手段，不能作為違約方式，它是目前國際上的一種先進的通行作法，且在出現超售情況後已妥善安排原告轉乘其他航班所以不構成違約，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院在審理中查明，原、被告爭議中所稱「超售」，是指航空公司超過航班實際座位數過量銷售機票。在航空旅客運輸中，因機票可以先行預定並且允許轉簽、改簽，所以如有乘客訂票後放棄購買、或者改乘其他航班，即有可能出現航班座位空出。機票超售不必然導致航班滿員、個別購票乘客無法登機；但是，如果轉簽或改簽的乘客數量，少於過量銷售的機票的數量，則必然有乘客因航班滿員而無法登機。我國國內航空公司使用機票超售，系近年來學習國外航空公司做法所得，但目前實行的超售規則及事後補救措施與國外並不相同。原告購票時，未被告知該航班存在「超售」機票、可能因航班滿員無法登機。在南航公司的機票銷售過程中，現仍不存在向乘客進行告知的相關程序。
法院認為，航空旅客運輸合同是旅客支付運輸費用，由航空承運人運輸至指定地點的合同。該合同自承運人向旅客出票時起即告成立，並於同時起生效。旅客因合同生效，負有給付票款義務，並信賴機票上記載的時間和地點，趕赴登機。航空運輸固然由於對天氣、氣候等自然因素和科學手段、技術儀器的高度依賴，導致飛機起飛離港時間、航行路線及到達時間、地點等合同標的中的相關要素，在合同履行中會發生變更，但並不影響航空客運合同的生效要件。在對航空運輸合同進行規范的法律、行政法規中，關於航空客運合同的成立與生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如認為航空客運合同在辦理登機手續時才告生效，則乘客在登機手續辦理前已經履行的提供身份確認、交納票款等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即失去法律依據，明顯與交易習慣相違背。本案爭議產生，並非因為合同的成立與生效問題，而在於航空合同中個別條款的效力與履行。因此，不能認為機票記載的起飛時間因合同未生效而不具有約束力。
本案原、被告之間的航空客運合同系消費性服務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特別規定相沖突的之外，均應當予以適用。
從超售對合同履行的影響來看，它將使所有不特定的購票旅客均面臨不能登機的風險，導致合同履行障礙，因此，超售行為應當向乘客進行明確告知，而不能將其看做是航空公司內部的管理手段而不予公示。
從超售的社會知曉度來看，超售引入我國時間較短，沒有在公眾中形成廣泛認知，因此，航空承運人作為超售行為的實施者，應當向旅客進行全面而充分的告知。
就中國民用航總局關於超售的告知程度來看，要查看超售規則，必須進入中國民用航空總局的網頁，再通過兩級點擊方可進行。相對於機票銷售的特殊性和對旅客的影響而言，此種告知方式，欠缺普及性和明確性，幾乎無法讓不特定的社會公眾了解。因此，即使存在《航空旅行指南》的超售說明，也不能免除被告對原告的告知義務。
綜上，可以認定被告未盡到經營者的告知義務，損害了航空客運合同中旅客的知情權。
就被告未盡到告知義務的行為是否構成欺詐而言，法院認為，應當結合我國航空客運市場的現實情況綜合判斷。超售行為引入我國後，行業管理者將其作為行業特殊規則，在向社會公開的網站上予以介紹、認可，不禁止航空承運人使用，但尚未做出必要的規范和管理。航空承運人在此情況下，基於市場競爭、運營成本、客源流失等考慮，未能對航班內全體旅客進行告知，客觀上隱瞞了超售行為，但並非對原告本人進行虛假宣傳或故意隱瞞真實情況，這與法律意義上的欺詐存在區別，因此被告的行為應當認定為違反合同義務，而不構成對原告的欺詐。
被告雖然在發現原告無法登機後及時安排轉乘其他航班，但已延誤近三小時，對此被告具有可歸責的事由，構成合同履行遲延，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合同遲延後被告提高服務標准，僅能視為履行原合同義務，不能免除其本應承擔的違約責任。因此，被告認為原告並無損失的答辯，法院不予採信。
被告應承擔的賠償數額，在雙方的客運合同中未予約定。法院根據原告知情權受損害的具體情節，考慮另外安排出行、延長候機承受的身體勞頓，結合被告因超售增加客源的收益，判令由被告給付原告相當於單倍機票價格的賠償金。
關於被告應否承擔賠禮道歉的法律責任，法院認為，賠禮道歉的民事責任，應當在經營者侵害消費者人格尊嚴、人身自由，造成消費者精神性人格權利損害時進行承擔。本案原、被告之間的爭議系客運合同履行糾紛，雙方間分歧為合同義務的履行是否適當，被告在進行補救履行過程中，並沒有證據表明侵害了原告的精神性人格權利。因此，被告不應因本案爭議承擔賠禮道歉的法律責任。
關於原告主張由被告承擔律師費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律師費支出屬原告應當承擔的訴訟成本，根據現行法律缺乏由違約方承擔的法律根據，故法院不予支持。據此，法院作出了以上判決。
宣判後，法院向被告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民用航空總局發出司法建議函，建議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售票區域張貼關於超售的書面說明或者發放記載相關內容的服務指南，在公司網站上增加相關說明，在機票的書面注意事項中增加關於超售的提示，在進行超售的航班機票中應使用特殊標記向旅客公示；因超售將有乘客被溢出無法登機的，應當徵求全部旅客的意見，建議根據自願，選擇棄乘旅客；制定對棄乘旅客的救濟措施，包括棄乘旅客的合同解除權和信賴利益的賠償標准，改乘旅客的經濟補償標准，賠償和補償標准應當根據遲延的時間和航班裡程確立不同的幅度；建議中國民用航空總局作為行業主管部門，承擔起制定規則的責任。盡快制定航空客運機票超售的規章制度並指導航空運輸企業適用，規則中內容包括：航空承運人向旅客進行公示的方法，選擇登機乘客的方法（以乘客自願為首要原則）、對不能登機乘客的具體賠償標准，違反實施規則時的行政處罰措施。
關於航空機票超售行為的性質和作為國際慣例的法律適用問題，法官表示超售行為是企業的一種自主行為，其作為國際慣例只有被國內法採用寫入國內法條文才具有法律效力。（
『貳』 民事訴訟法253條規定是什麼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是什麼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是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的，應當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支付遲延履行金。
2、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財產時，被執行人是公民的，應當通知被執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屬到場；被執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應當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到場。拒不到場的，不影響執行。被執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單位或者財產所在地的基層組織應當派人參加。
對被查封、扣押的財產，執行員必須造具清單，由在場人簽名或者蓋章後，交被執行人一份。被執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他的成年家屬一份。
二、民事訴訟具有哪些特性
1、強制性。強制性是公權力的重要屬性；
2、公權性；
3、程序性；
4、特定性。民事訴訟的對象具有特定性。它解決的爭議是有關民事權利義務的爭議；
5、自由性；
6、規范性與正當性。
『叄』 請求撤銷權改變生效判決書與審判監督是否有矛盾
民訴法規定，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有權提起訴訟；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雖然沒有獨立請求權，但案件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法院通知他參加訴訟。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
可見，上述第三人制度重申了傳統民訴法理論中關於無獨立請求第三人和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訴訟制度。此處的「第三人」的身份性質存在五種可能性：一是沒有參與到訴訟程序中，但其與原訴具有實體利益或程序利益等利害關系的案外人；二是以有獨立請求權為由而以「原告」的身份涉訴，並請求將兩案合並審理的當事人；三是原訴中的原告直接將之列為具有「第三人」身份而被法院立案受理的訴訟參加人；四是自己申請參加訴訟的案外人；五是由法院通知追加而參加訴訟的第三人。
凡前述情形中第三人，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法院提起訴訟。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這就是對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制度設計。
第三人撤銷之訴針對的是已經生效的裁判，對於裁判尚未生效而處於上訴階段或二審審理之中的第三人，則其獲悉案件信息後可以申請參加訴訟。二審法院認為其申請理由成立的，則可以「原判決遺漏當事人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為由而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故此時還不存在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的法律空間。
以上可見，第三人撤銷之訴與審判監督制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在范圍上又有所不同，其實質是對舊民訴法中「案外人申訴制度」的精細化。即將「案外人」中具有程序利益和實體利益的「第三人」明確列示出來，並賦予其撤銷原訴裁判與調解的訴訟權利，從而達到案外人對原訴實現「申訴」目的的審判監督功能。
『肆』 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的理論根據來源在哪裡
摘要：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經歷了形式的作為義務論到實質的作為義務論的發展過程。在此過程中道德義務也逐漸的發展成了不作為犯作為義務來源的一種，以至於國外的立法對此作了專門的規定。然而，對於道德義務我們不能一概而論。我們應該既認清我國與國外關於不作為犯作為義務來源的理論研究方法和立法現狀的異同，也要認識到公認的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與道德義務之間的微妙差別。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准確把握道德義務適用的范圍和場合。關鍵詞：不作為犯罪 道德義務 作為義務來源 公序良俗 一、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的理論淵源及其發展 不作為犯，是指負有特定作為義務的人，在能夠履行義務而故意或過失地不履行義務，以致發生一定危害結果的犯罪行為。不作為犯是相對於作為犯而言，根據其結構的不同，可以將其區分為真正（純正）不作為犯和不真正（純正）不作為犯。在刑法理論中，所有不作為犯罪的問題無不以特定作為義務為基礎，因為它反映了不作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實和構成要素，是決定不作為犯罪能否成立以及屬於何種性質的犯罪的主要依據。不作為犯是犯罪形態中的基本形式之一，其核心內容是不作為。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關於不作為犯作為義務的研究有兩種典型的學說，即形式的作為義務論和實質的作為義務論。近代刑法學之父費爾巴哈率先提出了形式的作為義務說。他認為「不作為犯通常是以規定行為人的特定法律根據（法律和契約）為前提的」。[1]此後，德國學者斯班恩伯格（Spangenberg）和亨克爾（Henkel）在其著述中就將作為義務的范圍拓展到婚姻、家庭生活關系領域。而先行行為被認為是作為義務的根據之一是由德國的刑法學家斯鳩貝爾（Stubel）提出來的，至此，德國刑法關於作為義務「形式的三分說」即確立。從形式上說明義務來源的類型，具有明確性，對嚴格區分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阻止以實質判斷為借口而擴大不真正不作為犯處罰范圍，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僅從形式上描述義務的來源也存在不足，突出的問題是無法為作為義務的來源提供實質的理論基礎。[2] 實質的作為義務論避開作為和不作為構成上的差別，從不作為者與危害結果或不作為者與被害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出發來確認不作為犯的特定義務的實質根據。促成不作為犯作為義務來源的理論變革跟刑法的自覺或刑法的獨立化不無關系。德國基爾學派的夏夫史坦（Schaffstein）教授指出，根據「形式的三分說」，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多受制於民法的規定（即「刑法的民事化」），從而使得刑法違法性的概念產生了雙重標准，出現了刑法依賴民法上的違法概念的謬誤。[3]在作為義務實質化的運動中，德國出現了形形色色作為義務學說，如沃格特（Vogt）的「較密切之社會秩序說」，安德魯·那克斯（Anddroulakis）的「事先存在之密切關系說」，貝爾汶格魯（Bārwinkel）的「公共福祉說」。[4]以至於今，實質作為義務論在德國刑法理論中仍佔有支配地位。 德國對作為義務來源的實質性研究也給日本的刑法理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早在「二戰」之前，牧野英一等學者就開始從實質的立場尋求作為義務的嘗試。20世紀70年代之後日本，日本不少學者對作為義務的實質根據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實質作為義務論，如日 高義博教授的「先行行為說」，崛內捷三教授的「事實上的承擔說」、西田典之教授的「具體的事實支配關系說」等。[5]但是德國有所不同的是，這些學說提出雖然對日本理論深化對作為義務實質根據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日本刑法學理論從形式上尋找作為義務的傳統做法。 從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刑法學中，不作為犯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在維持不作為犯的本質是違反作為義務說的基本理論的同時，又積極避開傳統的列舉作為義務的發生根據的方法，而試圖對作為義務的發生根據作某種客觀的限定。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作為義務在不作為犯中的地位研究，己經從形式的作為義務論轉向實質的作為義務論。 二、道德義務能否作為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的學理爭鋒 一般認為，道德是指人類社會長久以來形成的關於善惡、美醜、好壞、是非的判斷標准，它是和法律既交融又獨立的另一個社會調整規范，區別於法律的自覺性、強制性，而具有自發性、非強制性。國家機器保障法律義務的履行，而道德義務的違反將僅僅是遭到輿論的譴責，國家強制力在此也無能為力。同時，刑法所保護的客體是法益（社會關系），而不是其他。因此，道德義務能否作為不作為犯作為義務的發生根據，是一個令人棘手的問題。在各國刑事實務和理論界對此亦有不同態度。 根據形式的作為義務論，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來源一般包括列舉法令、法律行為及先行行為。其主要特徵也是：使所謂作為義務這樣一種發生法律效果的要件，其根據總是在法規，即法源中去尋求。故而道德義務在形式作為義務論看來原則上是不可能成為作為義務的來源的。 我國刑法界對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普遍採用的形式作為義務論。由於我國現行刑法對不作為犯的概念無明文規定，故對不作為犯的義務來源存有較大的爭議。我國刑法理論界對於不作為犯的義務來源有幾種不同的觀點，其中包括趙秉志代表的「三來源說」、高銘暄力主的「四來源說」以及馬克昌倡導的「五來源說」。[6] 而這些關於不作為犯作為義務來源的理論中對道德義務態度亦不盡相同。其中主要包括兩種觀點——否定說和肯定說。主張否定說的有例如前文所講的「三來源說」和「四來源說」（此兩者的差別在於是否承認法律行為為作為義務來源）。另外，像學者向開林、肖中華、蘇彩霞、黎宏等也都認為道德義務不能作為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至於肯定說，學者對此的看說亦各不相同。其中前文所講的馬克昌就認為，在特殊場合下，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義務。[7]學者熊選國認為，應將將道德義務區分為純粹的道德義務和上升為法律義務的道德義務。他認為，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往往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非純粹的道德義務能夠成為不作為犯作為義務的來源，只有純粹的道德義務才不發生不作為犯罪的問題。[8]學者彭磊主張將道德義務分為一般道德義務和重大道德義務，認為重大道德義務應當成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其理由如下：第一，國外的立法可以讓我們以認識問題的全新視角。俄羅斯、奧地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國刑法典都有類似於見危不救罪的規定。第二，重大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符合我國的國情。我國目前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嚴重下降。第二，重大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具有實踐上的可行性。通過法律的強制力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無非就是說法律要求人們必須遵守某些道德觀念,這同法律的強製作用是一致的。第三，對於學者們提出的，將重大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的社會本位思想將與我國新刑法的個人本位的價值取向相沖突這個問題，認為可以用科斯提出「權利的相互性」理論來解決。[9]然而，不管學者們對於道德義務是否能作為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的態度如何，我國的學者對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的研究都是立足於從形式上進行判斷的。 如前文所說，國外對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來源的研究已經從形式的作為義務論轉向實質的作為義務論。德國的學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始終走在前面。而日本學者牧野英一則明確指出，違反義務不應當僅僅局限於違反義務這一點上，還有違反與結果相對的有關系的公序良俗的作為也可以不作為形式犯之，不作為在違反義務這一點上，便可以認為是違反公序良俗。理論的發展也推動了實踐的進步。《德國刑法典》第330條規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險或遇難時有救助之必要依當時情形又有可能，尤其對自己並無重大危險而且不違反其他重要義務而不救助者，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並科罰金。」此外，《義大利刑法典》第593條規定：「發現某人昏迷、似乎昏迷、受傷或者處於其他危險之中而不提供必要的救助，或者不立即向主管機關報告的，處二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六十萬里拉以下罰款。」毫無例外，法國、俄羅斯、奧地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國刑法典都有類似的規定。由於受國外立法例的影響，全國人大九屆四次會議中,有許多人大代表提出議案,要求在刑法中增設「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罪」，但目前我國立法機關仍未對此進行修改。因此，該說在國內刑法界尚未成為主流觀點，支持者不多。 然而，國外立法例關於見危不救罪或見死不救罪的規定，也僅限於出現重大危險並且行為人的作為對自己並無重大危險時才負有義務。由此可見，道德義務作為作為義務來源的根據哪怕在實質的作為義務論中也不是沒有界限的。 三、道德義務能否作為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之我見 筆者為，對於道德義務能否作為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不能一概而論。首先我們應該明晰道德義務和公認的不作為義務來源關系。其實，在不作為犯罪之作為義務來源的主要形式中，每一種都包含有道德義務(不純粹的道德義務即特殊的道德義務)。如：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之中的「遺棄罪」中「父母扶養子女,子女贍養父母之義務」(家庭倫理道德義務)；職務或業務要求的作為義務中的「消防隊員負有積極撲滅火災的義務」(職業道德義務)；法律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中的「如實履行合同行為引起的特定法律義務」(講求誠實信用的道德義務)；先行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中的「交通肇事後將負有生命危險的被害人及時送往醫院救助的義務」(公共道德義務)。[10]可見，道德義務本身就隱藏在不作為犯的公認的作為義務來源中。 至於是否將道德義務作為一種獨立的作為義務來源分立出來。筆者認為也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無論是馬克昌先生倡導的特殊情況下將「公序良俗」作為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來源，還是熊選國認為的應將將道德義務區分為純粹的道德義務和上升為法律義務的道德義務，抑或者彭磊主張的將道德義務分為一般道德義務和重大道德義務，都存在著擴大刑法懲罰的范圍，有違罪刑法法定的原則和刑法的謙抑性原則的風險。盡管國外的見危不救或者見死不救的立法例規定了道德義務可以作為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然而其道德義務跟中國學者學理上說的道德義務還是不一致的，因為前者畢竟是法定的，故在實物操作中不會與刑法的基本原則很精神相違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關於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來源的研究應該要實現形式的作為義務論向實質的作為義務論的轉變。而道德義務要作為一種獨立的作為義務來源除非法律中明確對此作了規定。[1] 參見黎宏：《不作為犯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頁。轉譯自崛內捷三：《不作為犯論》，青林書院新社1978年版，第7頁。[2] 何榮功：《實行行為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頁。[3] 參見許成磊：《刑法中作為義務來源的法哲學背景分析》，載於《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4] 參見許玉秀：《論西德刑法上保證人地位之實質化運動》，載許玉秀著：《主觀與客觀之間》，台灣春風煦日論壇1997年版，第355頁以下。[5] 黎宏著：《不作為犯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頁以下。[6] 參見柴新月：《淺論道德義務能夠作為不作為犯的義務來源》，載於《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2期。[7] 參見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172頁。[8] 熊選國著：《刑法中行為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9] 彭磊：《「重大」道德義務應當成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載於《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第3期。
『伍』 買不起房只能租70平的房子住，在黑粉爆料下，肖戰的生活有多慘
身邊的許多朋友認為，當今的明星，收入不菲，一部電視劇的片酬就是大多數普通人幾年的收入。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要知道，明星也是像我們一樣的的普通人，他們也會經歷我們一樣的煩惱。在買房這個人生大問題面前，同樣有著窘境。最近，炒的沸沸揚揚的，無非是肖戰的事情了。起因是因為一個黑粉在社交平台上不斷地對肖戰發出各種不當的言論，以至於到最後，肖戰不得不公布了自己的住所。暴露了自己的隱私。下面就由我來帶大家了解一下詳情吧。
以前，他在紅地毯接納訪談的情況下就會有說到購房的難題，那時候都還沒現如今那麼火，直言房子價格太貴了，沒錢買，看來是沒有撒謊。現在他的收益應該是成名出道5年至今最大的，品牌代言拿到手軟，那時候上半年度就接了12個，還接演了餘生請多指教，王牌部隊，玉骨遙等熱門電視劇，應該是攢夠錢能夠購房了，恰好能夠可以藉此機會搬出原來的地區吧！最終說一句，互聯網並不是法外之地，不要認為躲在電腦鍵盤後邊就沒事兒，干一些損人不利己的事，支持肖戰正當維權！
『陸』 揭秘，什麼樣的人能入選最高人民法院首批員額法官
對審判委員會委員、現任或曾任巡迴法庭主審法官按要求審查後，提請遴選委員會審議入額。
對審判員採取考核方式，擇優入額。
對助理審判員採取業績考核為主、考試為輔的方式擇優入額。
『柒』 跨專業考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需要學什麼專業課和買什麼課本
2011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考研參考書目
一、法學理論
朱景文：法理學，這本是基礎
二、法學綜合考試
曾憲義：中國法制史，三版
許崇德：憲法，四版
王利明：民法，四版
王作富：刑法，四版
江偉：民事訴訟法，四版
陳衛東：刑事訴訟法，二版
史際春：經濟法，二版
周珂：環境與資源保護法，二版
程曉霞、余民才：國際法，三版
郭壽康、趙秀文：國際經濟法，三版
章尚錦、徐青森：國際私法，三版
劉春田：知識產權法，四版
法理學
朱景文：法理學研究，人大
朱景文：比較法總論，人大
朱景文：比較法學專題研究，人大
朱景文：法社會學，人大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人大，十五規劃，不是21世紀那本
法制史
趙曉耕：《中國法制史原理與案例教程》（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趙曉耕：中國近代法制史專題研究，人大
林榕年、葉秋華：《外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十五規劃，不是21世紀那本
葉秋華、王雲霞：大陸法系研究，人大
憲法與行政法
韓大元：《憲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憲法學專題研究》（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李元起：中國憲法學專題研究，人大
胡錦光：《行政法專題研究（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楊建順：《行政規制與權利保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刑法
馮軍、肖中華：刑法總論，人大
謝望原、赫興旺：刑法分論，人大
高銘暄：刑法學原理（共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高銘暄：刑法專論，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法
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人大
王利明：人格權法研究，人大
楊立新：人身權法論，人民法院
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上、下），人大
楊立新：債法總則研究，人大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一、二），人大
王利明：侵權行為法研究（上），人大
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人大
楊立新：侵權責任法，法律
『捌』 百家姓裡面的蕭和肖是一個嗎
不是。
「蕭」與「肖」都是很古老的姓，春秋時兩姓就已並行。但二者不同的是，「蕭」姓兩千多年來一直在使用，而「肖」姓在漢代以後卻難尋蹤跡，這從各時代的姓譜中可以得到證明。
半個世紀前，「蕭」姓很多，「肖」姓則罕見。《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漢字簡化方案》頒布以後，很多人認為「蕭」是「肖」的異體字，或認為「肖」是「蕭」的簡化字。於是不少「蕭」姓者為書寫簡便，把「蕭」寫作「肖」。
一些部門的工作人員在為「蕭」姓者辦理身份證、戶口登記、入學手續時，也常將「蕭」寫作「肖」。因此，近幾十年來，「肖」姓多了起來（不排除部分人原本姓「肖」），甚至大有取代「蕭」姓的趨勢。 如《深圳姓氏談》載：「肖姓亦即蕭姓，蕭俗作肖。
(8)肖中華海淀法院擴展閱讀：
但也不可否認，歷史上確又曾經寥若晨星地冒出過「肖」姓，盡管非常罕見，或出於某少數民族，或因故由「蕭」演變而來的。
中國大陸在20世紀70年代推行二簡字之後，「蕭」整個字的所有義項都被合並到「肖」（不僅姓氏）。於是所有的蕭姓被寫為肖姓（如同一簡之後劉姓全部被寫為劉姓），可後來正式廢除二簡字之後由於戶籍管理部門的相關規章，更改姓氏十分困難，所以肖姓很少有人改回蕭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