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壇市人民法院

A. 金壇市人民法院何時上班

正月初七上班。

B. 江蘇省金壇市法院的聯系方式：立案庭

0519 82399818
給你個網址鏈接 上面都有http://jtsfy.chinacourt.org/

C. 金壇市株林人民法院

金壇市朱林法庭，只是一個基層法庭，是金壇法院的基層法庭而已

D. 金壇區勞動人事仲裁院開庭是在法院嗎

如果當事人僅僅是申請勞動仲裁，那麼應該在勞動仲裁委員會開庭。根據《勞專動爭議屬調解仲裁法》第十七條規定，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按照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和適應實際需要的原則設立。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在市、縣設立;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在區、縣設立。直轄市、設區的市也可以設立一個或者若干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不按行政區劃層層設立。
第二十一條 規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負責管轄本區域內發生的勞動爭議。
勞動爭議由勞動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單位所在地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管轄。雙方當事人分別向勞動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單位所在地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的，由勞動合同履行地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管轄。

E. 社會調查報告

城市房屋拆遷執行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近幾年，隨著城市的迅速發展，市政建設、房地產開發中出現了大量的房屋拆遷糾紛，法院受理的拆遷執行案件數量呈不斷上升的趨勢。經過對金壇法院已辦結的54件拆遷執行案件進行分析，對全市房屋拆遷執行案件的特點進行了探索和研究，對執行實踐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執行方法和執行措施進行了歸納和總結，現就房屋拆遷執行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作以下幾方面的闡述。

一、 城市房屋拆遷執行案件的主要特點

1、時間緊。按照房屋拆遷的基本流程，從公告、裁決到申請執行大約需要三個月左右，而按照政府的規劃，建設工程的完工是有期限的。這就促使法院在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後，必須立即組織力量進行拆遷，力爭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拆遷任務，以確保工程項目順利開展。

2、工作量大。大部分的拆遷執行案件都需要法院做大量工作，包括外圍的調查取證，細致的宣傳教育，耐心的說服勸導。由於在拆遷裁決的送達、安置房源的安排等方面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瑕疵和爭議，法院還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與有關部門磋商、協調。

3、對抗性強。進入執行程序的被拆遷人抵觸情緒均很強烈，有的甚至採取過激的對抗方法，使強制執行中矛盾極易激化。金壇法院執行的拆遷案件中，2006年以強制執行方式結案的案件數比2003年上升了200％，拆遷案件的對抗性增強使執行法院壓力較大。

4、法院案外介入多。涉及一些市政工程、重點工程的，由於法院要服從和服務於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往往之前應政府要求派員一起參與辦公，而案件進入強制執行後，當事人多有成見。

二、金壇市法院在執行城市房屋拆遷案件中的經驗和做法

為了實現房屋拆遷案件執行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最大限度地保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保障老百姓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金壇市法院作出了關於規范房屋拆遷案件執行的要求，加強了對執行人員的培訓，在執行實踐中認真地總結和探索，積累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經驗，主要有以下幾點：

1、對矛盾易激化案件進行認真調查、周密布置，做好被拆遷人的思想工作。有些案件的被拆遷人由於種種原因抵觸情緒很大，對法院的執行十分反感，對於這樣的案件，法院在執行前先進行深入細致的外圍調查，掌握被拆遷人居住地的周圍交通狀況、人流密集程度、周圍環境等，以便事先協調好交警、公安等部門予以配合；同時深入了解被拆遷人的家庭狀況、人際關系、職業情況等，以便在執行時有針對性地做好對被拆遷人的說服教育工作，也有利於我們應付各種復雜局面及突發狀況。我市法院在執行方玉霞拆遷一案時，由於當事人情緒對立，執行法官多次上門做工作未果，期間方玉霞揚言如法院強制執行，其全家就跳樓。此事引起了市領導的高度重視，市長親自召開部門協調會，作出工作部署，要求一定要協助法院做好工作，嚴格依法辦事，不能滿足無理要求。金壇市法院遵照市領導要求，立足於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從支持市政重點工程進度出發，一方面會同社區等有關部門進一步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穩定情緒，另一方面積極同申請方聯系，尋求最終解決其實際困難的方案。通過大量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雙方當事人最終達成和解協議，被執行人即自動搬離，確保了工程的順利進展。

2、對無理取鬧、暴力抗法的被拆遷人堅決依法強制拆遷。在城市建設中常發生有關房屋拆遷的共同訴訟，其案件的被拆遷人可能涉及到成片的待遷居民。在這些被拆遷人中有些最頑固的釘子戶是他們的「領頭羊」，他們往往會煽動其他被拆遷人以及不了解案情的圍觀群眾，極易導致集體抗法事件的發生。對於這樣的釘子戶，法院在執行過程中絕不手軟，堅決予以強遷，拔掉了釘子戶，就能震懾其他正在觀望徘徊的被拆遷人，使他們能夠自覺履行搬遷義務。

3、對於一些特殊的被拆遷人，不僅做到依法辦案，更是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動人。法院在執行實踐中常會碰到一些被拆遷人是已經年邁的老人了，他們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住了一輩子，這些老房子對他們來講不僅是生活的依賴，更有感情的依賴，如果強制搬遷，很難想像他們會有什麼樣的異常舉動。對於這些年邁的被拆遷人，執行法官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耐心、細心、熱心的工作作風讓老人們感到了執行法官的關心、熱情和真誠，從而配合法院順利地進行搬遷。

三、城市房屋拆遷案件中存在的問題

法院受理執行的房遷案件中，被拆遷人大多抵觸情緒強烈，對拆遷方及現有的拆遷制度十分不滿，對人民法院的執行也很不理解，導致此類案件矛盾極易激化。在執行實踐中發現房屋拆遷案件存在以下問題：

1、從人民法院的性質和現有條件看，由人民法院承擔強制拆遷的責任是否適當？雖然《行政訴訟法》第66條和《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下稱《條例》）第15條都賦予行政機關自己執行或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選擇權，但立法的本意是行政機關無強制執行權的，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行政機關有強制執行權的，應該自己去執行。實際上，拆遷工作具有一定的專業和技術性，政策性較強，以人民法院現有的力量很難承擔強制拆遷工作，同時還會影響人民法院完成審判任務，分散自身對刑事、民事等生效法律文書強制執行的力量。

2、房屋拆遷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後，拆遷方往往不再與被拆遷方主動協商或做工作，而是以「案件由法院處理，有事找法官去」為托詞，將被拆遷方推到法院，從而進一步激化了拆遷方和被拆遷方的矛盾。多數被拆遷方對此情緒十分對立，往往認為拆遷方與法院「穿一條褲子」， 使法院在一定程度上被人民群眾所誤解，承受了不應有的社會壓力，影響了法院的形象和權威。因此，如何強化拆遷方的責任是有關部門應加以明確的一個問題。

3、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在進行拆遷裁決過程中，程序審查不嚴，工作方法簡單，調解工作不到位。有的遺漏當事人（主要是產權證上未反映的共有人、共同居住人），有的對申請人提供的安置房僅作書面審查，機械地理解「安置房只要不低於拆遷房的標准」。如我市法院受理的一起拆遷執行案件中，原拆遷房是獨用面積30平方米，而安置房的獨用面積僅20平方米，另有11平方米系合用面積，拆遷管理部門卻認為符合安置標准作出裁決。有的拆遷裁決不考慮安置房的的整體居住條件是否達到或超過被拆遷人的原居住房，使得被拆遷人的居住條件更差，被拆遷人當然就很難接受，強制執行就容易導致矛盾激化。

4、現行的拆遷補償、安置標准滯後，與近幾年來持續增長的房價不相適應。《條例》所明確的市場補償方式已異化為行政單方定價，通常做法是政府通過規章或其他規范性文件規定拆遷補償標准，而由於拆遷標准與處於剛性上漲的房地產價格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使得被拆遷人拿到拆遷補償款後卻買不起房子，嚴重影響其生活。因此，拆遷補償不到位已成為大量拆遷糾紛的焦點問題，也成為法院在拆遷案件執行中一個巨大的障礙。

5、拆遷單位的工作透明度不高，補償標准不統一。補償標準的高低有時候取決於被拆遷人的「鬧事」能力，能折騰的可多補，不會鬧的就少補。為了促使一些釘子戶盡早搬遷，拆遷人往往和他們先簽訂一份拆遷補償協議約定補償或安置項目，暗地裡又簽訂一份協議作為補充，根據後一份協議被拆遷人就可以得到額外的補償或安置，這第二份合同可稱為「陰合同」。「陰陽合同」的存在造成了被拆遷人之間的不公平待遇，經常會出現位於相同地段、相同房屋居住情況的被拆遷人得到的補償安置卻大相徑庭的情形。使被拆遷人之間產生心理上的比較和不平衡感，最終導致矛盾的產生和激化，同時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給法院的拆遷執行工作帶了很大的難度。

6、拆遷人員的素質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野蠻粗暴的拆遷行為還時有發生。拆遷人、接受委託的拆遷單位在實施拆遷中採用恐嚇、脅迫以及停水、停電、停止供氣、供熱等手段，強迫被拆遷人搬遷或者擅自組織強制拆遷，有的還以法院強制執行作為「王牌」來嚇唬被拆遷人，嚴重激化了與被拆遷人矛盾，也使法院的拆遷執行工作陷入了被動的局面。

四、對解決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的幾點建議

對於上述在房屋拆遷糾紛中存在的問題，法院在執行過程中可以通過認真、細致的工作解決一部分案件，但法院的工作並不能解決目前房屋拆遷糾紛中存在的根本性問題。結合法院在房屋拆遷執行實踐中遇到的障礙和困難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期對解決城市房屋拆遷這一難題有所裨益：

1、《條列》中的強制拆遷分為行政強制拆遷和司法強制拆遷，然而，目前在城市房屋強制拆遷中，由於立法授權上的缺陷，導致行政強制拆遷在執行主體上的空缺，使此類案件的執行只局限於「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一種途徑。而強制拆遷工作是需要一定的專業和技術性的，由主要從事審判工作的人民法院來承擔這項工作顯然是力不從心的。這就要求我們的立法機關，盡早授權於行政機關，依法組建或落實實施城市房屋拆遷的行政強制執行部門，健全執法主體，真正使《條例》具有可操作性。

2、現行的拆遷安置補償標准盡管較前幾年有了提高，但仍與飛漲的房價頗有差距，甚至嚴重偏離了市場價格，被拆遷人的期望和安置補償標准相差甚遠已成為拆遷糾紛中雙方的根本性矛盾。要解決拆遷糾紛中的諸多問題，當務之急就是提高現在明顯偏低的安置補償標准。建議政府應當以市場手段來解決安置補償問題，而不是代之以行政手段，安置補償要體現市場價格。

3、城市房屋拆遷的政策和程序應當更加公開透明，全面體現拆遷人和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在拆遷的決策過程中應有被拆遷人參與的機會，在拆遷過程中被拆遷人應有監督權，以維護其合法權益。特別在被拆遷房屋的評估方面，應當適當給被拆遷人講話的機會，不能一味強調硬性的補償標准，房屋拆遷的評估安置應更多地體現合理化和人性化。

4、法院的職能是公正審判、公正執行，不宜事先介入政府的拆遷事務中，不能以服務為名，將法院臨時借調抽調處理拆遷事宜。尤其是相關部門為了時間、進度而作出的先於拆遷決定，法院的執行機構決不能參與執行。

F. 常州 到 金壇

從常州花園汽車站坐車到金壇東站，東站門口到法院走路也就5分鍾，出大門往左手轉到第一個紅綠燈往左，向前400米就是法院

G. 疫情期間金壇人民法院開庭家屬可以看到被告人嗎

根據查詢相關資料顯示：可以。截止到2022年5月26日，金壇市屬於疫情防控低風險地區，疫情防控較好地區，家屬可以出庭並見到被告人，但是要按照防控規定，做好防護措施，進行檢測體溫登記，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

H. 金壇康美購物中心發生慘案 怎麼了結的

因手機存在質量問題，男子與店方交涉時被店員找人「修理」成精神病、不全癱；該男子家屬後通過司法途徑維權。記者昨日獲悉，經調解，店方同意於2009年8月30日前一次性賠償該男子損失人民幣550000元。

2008年11月11日，王某在金壇市一家電器公司購買了一部摩托羅拉牌手機。同年11月13日19時許，因手機存在質量問題，王某要求調換或退貨，與店員李某發生爭執。李某即打電話給施某，稱有人在電器公司店裡鬧事，讓施某幫其「撐場子」。施某在李某的授意下糾集任某等社會閑散人員趕到電器公司手機櫃台處對王某實施毆打，致使王某C2齒狀突骨折伴頸髓損傷、不全癱。經法醫鑒定，王某所受之傷屬重傷。

李某、施某知道王某的傷情後，二人串聯口供並出資1500元給任某等人逃跑。2008年12月，李某、施某、任某涉嫌犯罪被批准逮捕。王某受傷後，先後在金壇市人民醫院、常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治療，共住院126天，用去醫療費人民幣11萬多元。在治療過程中又發現王某精神異常，金壇市第二人民醫院、鎮江第四人民醫院診斷為反應性精神障礙並與被打有因果關系。

事發後，電器公司向金壇華城派出所交了75000元、李某交了10000元、施某交了2000元。王某至今仍欠醫院醫療費31000多元。2009年7月17日，王某訴至金壇法院，請求法院對其傷殘等級進行鑒定並根據鑒定的傷殘等級要求電器公司賠償其相關損失。

該案矛盾激烈，影響較大。在起訴前，因公司不同意賠償王某的有關損失，王某的父母等家人已多次將癱瘓的王某送至電器公司內，致使該店無法經營和數百人圍觀，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每次華城派出所都及時出警，進行解釋、說服，疏導圍觀群眾。

金壇法院民一庭收到此案後，承辦法官及時通知被告進行應訴，同時將原告申請傷殘等級鑒定的相關材料移送給司法鑒定室。司法鑒定室於7月24日收到鑒定材料後，及時通知雙方當事人並委託常州市德安醫院司法鑒定室進行鑒定。該鑒定室的鑒定人員於7月31日趕到王某的家中對王某進行了檢查，由於王某屬脊髓受傷，傷後12個月以上才能鑒定，現王某傷後僅8個月，故暫時中止鑒定。

承辦法官隨即通知了原告的家人和委託代理人，原告方表示能否請法院出面要求被告方先支付部分款項給原告治療精神病。原告的家人和代理人後又找到承辦法官，稱原告的病不可能治好，要求被告一次性賠償有關費用，之後就與被告無關。承辦法官將原告的意見告訴電器公司委託代理人張某，張某表示原告方應先提供1份賠償清單並要請示領導。

8月5日上午，原告方提供了1份清單，明確了10個賠償項目和計算標准，合計金額為人民幣633291.32元。承辦法官隨後將該清單傳真給了被告並告訴被告代理人在8月7日下午2時30分到法院進行調解，被告代理人表示同意。後由於被告代理人沒有及時向領導匯報，導致8月7日下午未能調解。

8月8日上午，原告家人再次將王某送至電器公司內，致使數百群眾圍觀。華城派出所及時出警並將原告的家人和對方公司的有關負責人召集到派出所進行協商，承辦法官也到場做雙方的調解工作。直至中午近1點鍾，雙方同意在8月12日上午到法院進行調解。到了8月12日，經調解，被告同意考慮原告提供的賠償方案。但8月14日下午，被告又稱原告賠償的數額太高，原告家人又將王某送至電器公司內，華城派出所出警直到晚10時許原告方才離開。

8月15日，金壇公安局的吳泉榮副局長、華城派出所的王建平所長和法院的案件承辦法官在華城派出所召集雙方進行調解，多次分別做雙方當事人的思想工作，分析其中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後果，最終在當日晚6時許雙方達成協議，被告電器公司同意於2009年8月30日前一次性賠償原告王某損失人民幣550000元；原告王某收到上述款項後，不得再就此事向被告提出任何要求，不得影響被告經營，否則由此給被告造成的一切損失由原告承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