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官的遭遇

A. 美少女夢工廠4司法官結局

要求是：智力520自尊500道德490知名度300
罪孽低於50魅力低於自尊，感受低於自尊魔化程度小於99而且從來不到可疑酒店和賭場打工，你做到了嗎？如果做到了還打不出來這個結局的話就要注意你的屬性了，由於這個結局的優先度不是很高，所以當你的屬性滿足這個結局的要求後千萬不要學習其他不必要的課程增加別的屬性，你總是打出來占卜師的原因是因為你滿足要求後又學習魔法了，是不是？比如司法官結局就沒必要學習：舞蹈、禮儀、武術、魔法、更不要學藝術。玩這個結局只需要學習理論就行了，要是你別的屬性太高的話很可能與其他優先度比司法官高的結局撞車。比如：你滿足要求司法官結局的要求後又學習武術，最後就很可能打出來優先度高的將軍結局。所以，你只要屬性夠了就適可而止吧，別增加別的屬性了。我一直都是這樣的，只要是打屬性要求寬松的結局，我都是只要滿足那個結局的要求就不再學別的了，剩下的時間就讓女兒在家睡大覺吧，睡到18歲，100%出來你理想的結局

B. 哈爾濱法官在單位遭報復殺害，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我國始終堅持依法治國，法律是人民平等，不管是誰，只要觸犯法律，那麼都是一樣的下場。可以這么說，法律是保護我們的盾，同時也是刺向那些罪犯的矛，正是因為有法律的震懾，所以才能夠打擊那些有犯罪想法的人。

而法官作為執行法律的人，強制機關他們所判案的依據是我國的法律，可以這樣說，他們在裁決的時候並不能夠依靠個人的情緒，也就是說這件事情該怎樣就是怎樣，即便說我們最後判決的結果不是很滿意，可是跟法官也沒有特別大的關系，因為他們是依照法律進行判決。

那麼對於在今年所發生的這一件事情，嫌犯竟然殺害了法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有氣往法官身上撒呢？

下面我們就來詳細的講一下這起事件的經過，以及結果。

猖狂行凶。

對於法官的判決，被告表示不服，提起上訴，然後在11月13日的時候，被告向法官索要房產證，法官告知被告房產證需要到二審結束之後才能給他。

而此後被告在法官休息的時候，將法官殺死。其實這起事件說白了就是被告，捨不得自己的錢財，然後遷怒給了法官。

C. 哪些地區法官被殺掉的有哪些

法官身上背負的重多家庭的未來，理應還給人民公平，其他的都是借口。

D. 律師和法官之間為什麼會有分歧

律師和法官之間為什麼會有分歧？他們分歧的緣由何在？到底會有哪些分歧？我們能否通過制度改革而力促分歧減少或趨無？面對程序違法的庭審，律師是配合審判還是控告違法？面對司法甘受權力染指，律師是舉報還是容忍？面對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離公正主旨，律師只能痛心疾首還是奮起反抗？面對……..可以說，在任何一起律師和法官分歧的案件中，都難免觸碰權力的身影。或許在當下中國的司法生態中，權力已經左右了任何影響性案件的審判，但是，任何一起影響性案件的背後，雖說實為權力指導結果，但總會披上司法的外衣，畢竟，這還是一個將「依法治國」停留在口號階段的國度，司法多多少少會在形式上掩蓋權力染指的內幕。而貴陽的「黎慶洪」等人涉黑案便是其中一例。任我如何評析，也絲毫不會將此案簡單定為司法主導的錯案之一，而只能將其定性為權力指導背後的司法冤案典型。

關於律師和法官的職業關系——是沖突還是合作？是對話還是對抗？是交流還是交惡？是舉報還是容忍？是配合審判還是守護法律？是甘受權力指導還是勇於揭露司法內幕？是堅決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還是犧牲被告人部分利益以換取罪輕刑罰？是針對法官的違法行為一再視而不見還是針對法官的違法行徑勇於舉報？這是擺在很多律師面前的難題，也是令很多律師困惑的問題，更是讓諸多律師難以招架的課題。

在2012年1月10日貴陽的黎慶洪等人涉黑案審判中，先後有四位律師遭遇法官驅逐，且有十多位律師接連遭遇法官訓誡，瞬間，律師和法官的職業關系沖突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按說，律師和法官本是法律職業共同體上雙向互動的法律主體。他們的價值取向和追求應是力求查清案件事實，案件得以公正處理。而黎慶洪等人涉黑案特殊在法官向著檢察院和公安，法院是被逼上樑山的。於此，開庭前期，法官便期望律師配合法院審判，以便「圓滿」完成這場審判活動。但是，為什麼會有法官認為律師應當配合法院？在黎案中，這是因為法官認為自己審判案件宣告被告無罪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在罪行輕重上律師應該有所作為，不應「糾纏」於無罪辯護。但是，黎案恰恰是律師認為不構成犯罪，法官又不會判處無罪。這樣，便在律師和法官之間產生了分歧，但既然有分歧，那麼法官本應追求公正審判，以程序正義追求實體公正，但小河區法院卻一再固執地認為律師認為黎案做無罪辯護是「搗亂」，這樣，庭審期間的各類控訴和駁回控訴就容易導致兩者之間分歧漸趨火熱化，由此便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

按說，法官本應感謝律師對案件事實和證據提出質疑和質證，以便自己更能查清案件事實，以此作做公正判決，也防止法官自己被檢方的選擇性控訴而蒙蔽，由此導致冤假錯案的釀成。但是，在黎案中，不乏法官和公、檢兩家同處一室，都在聯合對付律師。法官的查明案件事實，公正做出判決的職責喪失了，成了和公、檢兩家一樣的追訴犯罪。這樣，法官勢必會認為律師控訴庭審程序違法是在搗亂，由此便對律師產生後天的厭惡，那麼，懲戒和驅逐律師的惡性事件就勢必發生。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探討，律師和法官本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定位？法官審判案件要求律師配合有無法理依據？律師不予配合，法官是否可以懲戒或是驅逐律師？法官在庭審中的職責到底是什麼？律師的作用應該是什麼？兩者之間在案件審判上有無嚴重分歧？法官是否先入為主地認為審判案件律師做無罪辯護是無理取鬧？律師是否認為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自己肯定要接連控訴程序違法？這些問題，都是釐清律師和法官之間分歧四起必須面對和回應的焦點。

而在我們的認知中，法官的職責在於庭審的兩造平衡中查明案件事實，依法作出公正裁決。在未裁決案件之前，法官不得偏方於任何一方，應該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審判案件不得甘受權力染指，獨立公正審判案件，憑借法律和良知對案件作出裁決。而法官的尊嚴也體現在自己能把握案件結果上，並非在權力的干涉中案件結果被他人定奪，自己充當權力靶子。法官審判案件既然不能偏向於任何一方，那麼當然不能要求律師配合法院審判，而應該要求律師依法辦案即可。

而律師的作用在於依法提出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以便利於法官查明案件事實，針對檢方指控的犯罪事實和提交的證據材料依法提出質證和對質，以便法官在控訴和辯方的對質中逐漸釐清案件事實，一步步接近事實真相，以此作出公正裁決。律師是法官查明案情的得力質疑者，是防止法官辦錯案的最佳阻止者。律師認為法官枉法裁判，理應提出控告，雖然控告不一定會得到回復，但程序性權利的行使卻不能放棄，哪怕有一絲的期望，律師都應拿出百分百的努力保證被告人合法權益不被侵犯。

但是，在控方和辯方地位不甚平等的一些案件中，法官無法左右庭審程序的公正審判，當程序正義無從保障時，律師能否控訴法官偏袒控方，並以此為由拒絕辯護？這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時有發生的情況。以黎慶洪案為例，眾律師質疑小河區人民法院審級違法，此案不應當由小河區法院審理，而應當由貴陽市中院審理，於此，律師和法官之間便產生了第一個分歧，此分歧乃程序程序正義的先決條件，未有審級合法，何談實體公正，據此，眾律師紛紛控訴，但法官就是不予理會，因此，法官還給了幾位律師以懲戒。這向我們傳遞一個信號便是，法官違法之後如何還讓律師尊重法庭程序，一個違法的庭審談何力求實體的公正裁決。因為，法官首先應該以自己的職權保障庭審的程序公正，然後才能要求律師尊重庭審秩序，如果庭審的程序違法在先，律師的控訴便在於保障程序正義，而不是無理取鬧。而微博能否「直播」庭審的辯論亦在向外界宣示，法官期望庭審不受關注，自己能安心審判，而律師認為違法的庭審應該向世人公告，以便遏制違法的庭審繼續下去，這是黎慶洪等人涉黑案的第二個分歧。此分歧表面在於理解法條的偏差，實為聽從權力還是依據法律辦案。按照公開審判的原則，連同記者和外人都可以庭審的案件，緣何律師不能向外播發信息呢？如果，律師播發的信息有誇大或是誤導之嫌，法院完全可以予以懲戒，但是，律師微博「直播」的庭審信息只是記錄庭審概況，完全可以等同於庭審見聞，據此，本不應被限制，但小河區法院卻依然採取限制舉措。這樣的分歧產生，不是因為理念之差，而是司法受制於權力之後，總後怕被人抓住把柄。

再者，律師和法官之前的分歧，除了個別是因為對法律的理解偏差外，在我看來，更多集結於司法受制於權力，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離公正本旨導致的「體制性羞辱」。由此，律師對司法的公正追求和法官受制於權力的司法不公導致兩者之間分歧漸多。而何以平息和調解律師與法官之間的分歧，恰當之處在於，司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案件結果可由法官決定，外界無從或是不得插手過問案件，那種「領導過問案件很正常」的說辭完全是司法甘受權力染指的罪證。當律師面對公正的司法審判時，何以會無端或是無故控告司法不公呢？當然，我們亦不排除個別律師主動通過關系疏通而尋找案子解決之道的其他途徑，但在多少律師看來，能遇見一位講法律、懂情理、會辦案的好法官，實乃辦案之幸。

最後，我們分析律師和法官之間的分歧，當然是寄望於在調和兩者之間分歧的同時，可以找到他們的共同價值取向和職業追求。他們站在同一法律起跑線上，一方主導案件結果，一方幫助當事人處理法律紛爭。其共同目的在於將案件事實查清，還當事人以公正結果。法官通過程序正義保證實體公正，律師通過程序性事務處理協助當事人達至案件公正結果。在兩造構架中，律師依法辦案，不得作出有悖於律師職業道德和紀律之事，並充分保證當事人合法權益，以此努力力促當事人利益最大化。而法官亦依法審判案件，不得偏向於任何一方，對每一方都本著公正之心，充分保證每一位當事人之合法權益，以此努力促使案件程序正義，並達至實體公正。這，才是正常的律師和法官關系之形態，雖有理想化之嫌，但卻是我們應予努力的方向；雖有超然之意，但卻是我們應予追求的理想形態之巔。

E. 如何看待司法體制改革

您好，
第一，對本輪司法改革的態度問題。我認為，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依然應該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輪司法改革。中央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學界的預期，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是應該對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問題上，學界是有共識的，黨中央也有共識。當然，完全的共識可能還沒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環境和氛圍已經良好，因此，我們應該從各個方面積極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這次機遇。
第二，應充分認識到司法改革的艱巨性。我參與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所進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參加了廣東省司法改革試點方案的調研、座談，等等。從自己的親身體會而言，從實際出發，我認為，對於司法改革不應過於樂觀，而必須充分認識到其艱巨性。僅以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試點的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來說，每一項試點工作的實現其實都很難，困難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為例說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為例。這項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單列法官員額，精簡法官隊伍，提高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水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方案將法官在司法隊伍中的比例確定為33％，這給中央很大的信心，覺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實際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現有全體人員總數而不是單以中央政法編法官人員總數為基數計算的。深圳的員額制改革，力度比上海還大，在我看來，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並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難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如何妥善處理現有人員。如果大量現有人員超出改革方案確定的人員分類比例，如何安置這些需要轉崗的人，顯然就會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同時，伴隨著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長期不辦案的法院領導轉為法官，那麼，現在正在一線辦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轉為法官助理等，辦案質量誰來保證？不會辦案的成為一線法官，會辦案的成為法官助理，這種情況如何避免？對於人員分流，我們的慣例就是論資排輩，這種辦法阻力最小，但與改革的目的直接沖突。如果不允許法院領導迴流辦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員通過職務升遷而認可改革的動力不復存在，就可能成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個單位工作，管著法官的待遇低於法官的待遇，他們的積極性如何調動？
其次，完善司法責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權責統一、責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明確法官辦案的權力和責任，要求法官對所辦案件終身負責，嚴格錯案責任追究，對於提高案件質量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主觀上沒有任何問題。但完善司法責任制，需要釐清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關系。比如，如何在主審法官與合議庭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在合議庭與審委會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處理好法官與法院院長、主管副院長、庭長、主管副庭長的關系，切實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面臨諸多體制性難題，涉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規劃。而且，法院的領導是法官的行政上級，即使他們不再享有審批案件的權力，但作為領導，他們對法官的影響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不允許審批案件，法官獨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負責？同時，有些案件，法院領導都決定不了，這是我國的實際情況，辦案必須講政治，一個法官，能負起責任嗎？另外，完善司法責任制，還面臨如何平衡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偏重責任忽視權力，最終很可能導致法官在重壓之下以消極怠工逃避責任，無法實現提高審判質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獨立上同時推進，這項改革也很難到位。
再次，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現對人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統一由省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二是實現對財物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由省級政府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機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標的針對性很強，就是要切實解決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財物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政府而無法實現審判獨立的問題，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國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財物方面不再受制於地方黨委政府，也仍然難以完全擺脫其影響。像建設規劃、家屬安置等，很難不受地方控制。特別是，在我國現有體制下，離開了地方黨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級黨委政府的支持，法院開展工作比如執行判決就會面臨不少困難，甚至寸步難行。因此，如何在擺脫地方黨委政府幹預的情況下，獲得其對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進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實現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後，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對省以下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預，也是需要繼續認真考量的問題。從實際情況看，上級對下級的干預，實際上並不比同級黨委政府的干預少，甚至還要更多。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最後，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目的是通過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動司法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建設，使法官們能夠安於工作，獨立判斷，獨立負責。對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對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懲戒、免職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特殊規定。應當說，這種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符合司法職業的特點。問題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如果對法官的退休年齡、薪酬待遇做出優於公務員的規定，如何讓全社會尤其是行政部門理解並接受這種改革而不致產生新的矛盾？畢竟，每個部門都會認為他們工作的責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質更重要，例如紀委、組織部、發改委、編辦等等，還有主導本輪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統。從目前已經出台的試點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實很有限，但責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則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員是否可以承受這種改革？之前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貴陽市法院系統借調來一批法官幫助辦案。工作結束後，廣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優秀法官可以留下來工作，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留下。貴陽的法官普遍認為，在廣州工作，工資待遇雖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則多出了數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當年求職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想分配到廣州工作來不了，現在有機會，他們卻不願意來。這種心理，應該不是個別的，需要我們重視。
第三，我認為司法改革應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需要進一步明確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認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終是解放生產力，是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進一步提高法官檢察官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能夠在工作中切實忠於憲法法律，有條件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處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設與改革。體制改革只是保證他們切實做到依法辦案的一種方式。不能把體制改革本身當成目的，而應把通過體制改革解放司法官當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僅僅是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對如何更好地達致改革目的缺乏考慮，甚至缺少熱情，聽取一線法官、檢察官、律師意見不夠，針對性需要加強。
第二個問題是需要進一步釐清司法改革的動力來源。司法改革依靠誰進行？由誰來推動？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領導體制問題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幹部管理體制和工作體制。在體制不改的情況下，由上級發動進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懲戒有錯誤的法官。但懲戒委員會能代替紀委嗎？是代替不了紀委的。懲戒有懲戒委員會，違紀有紀委，違法還有司法機關。懲戒委員會能做違紀違法查處工作嗎？還有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能代替組織部，能代替人事部門嗎？現在，法官檢察官通過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提名，由組織部門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長、檢察長則是組織提名，包括上級法院、檢察院與下級法院、檢察院的同級黨委協商後提名，但提名後，也要到組織部門去考察，然後要提交人大去通過，而且是地方人大通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目前的法律體系格局下，如何發揮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個問題。況且，我國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僅考慮上級來推動改革，不認真發揮下級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難做好，而且還涉及我們的政權組織形式這一根本問題。所以，依靠誰去進行改革？不去充分發揮地方的作用，不去動員人民群眾，僅僅靠這種方式改，我覺得可能有點問題。還是應該要調動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領導與群眾，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頂層設計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頂層設計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當年中國之所以進行改革開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頂層設計出了問題。在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並取得了巨大成功。現在，情況好了，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棄摸著石頭過河，改為頂層設計？我覺得需要慎重考慮。目前，加強頂層設計是必要的，但是，我認為，不應過分強調、依賴頂層設計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還是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提法，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觀點，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國情復雜，地區差異巨大，對此，頂層設計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在各個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頂層設計，在具體實踐中放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盡如人意。中央的政策當然很重要，有利於減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給法官漲工資，一開始，組織、人事、財政部門都有不同意見，但是因為一來中央有政策，二來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大力支持，法院與有關黨委政府部門也進行了充分溝通與協商，獲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後還是實現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實踐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寶劍，還必須依靠自己主動去探索、打拚，與同級黨委政府認真協商，這樣，才能根據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解決本地區的具體問題，走出一條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這是目前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F. 法官最怕你怎麼威脅

理論上，遭遇威脅、恐嚇的被害人可以得到相應的救濟措施。如根據《反家庭暴力》等規定，當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法院應當受理。被申請人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法院應當給予訓誡，可以根據情節輕重處以1000元以下罰款、15日以下拘留。

而實務操作中，人身安全保護令以及其他保護措施未必能夠完美無缺地執行，甚至是難以正常實施。如當事人情緒無常，暴躁易怒的，可能經常毆打、辱罵被害人，或者威脅、恐嚇被害人，甚至恐嚇執法、司法人員。對於這些屢罰屢犯，頑劣不改的「地痞無賴」，執法人員、司法人員不可能隨時跟在身邊進行觀察和監督，被害人也不可能隨時隨地加以提防。

再者，執法、司法人員也擔心要是從嚴處理這些「地痞無賴」的話，可能招致打擊報復，以致於不敢動真碰硬，任由其胡作非為。現實中，執法、司法人員被報復陷害，傷害乃至殺害的惡性案件並非沒有。而且，根據現行法律，言語威脅恐嚇往往僅能治安處罰，不能給予其刑事制裁，因為僅有明顯傷情且構成輕傷以上的，方可構成故意傷害罪。這顯然是對作惡者的放縱，也是對老實人的變相「侵害」，無利於公平正義的實現。

法治社會不能任由「地痞無賴」式的肆意作惡者胡作非為。要知道，恐嚇威脅他人行為，雖然沒有給被害人帶來有形的身體傷害，卻給其精神和心理帶來極大的摧殘和恐懼。再者，言語威脅升級為肢體暴力和殺人行為的事件並非沒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精神暴力比肢體暴力的危害更大，更具有可罰性。

故而，勢必對肆意恐嚇、威脅他人者予以約束和制裁。如實施人身保護令後還可對當事人佩戴具有定位、報警功能的電子監控設備，一旦其接近被害人或越出一定界限，就果斷處罰。對於多次威脅恐嚇他人者，不妨以尋釁滋事罪論處，且在當事人出獄後依然強制佩戴電子監控設備並實行心理矯治。只有對此類行為採取強力的約束和制裁措施，方能有效保護他人免遭「地痞無賴」式侵害，讓社會安寧得以保障。

G. 司法官的古代司法官

軍事司法官名稱。清末海軍部軍法司屬官有一、二、三等司法官。司法官「掌版軍事司法、懲罰權、監獄、及任用執法人員事宜。」設司長一員，一等司法官二員，二等司法官、三等司法官及學習司法官八員。
堯舜時代的皋陶是史學界和司法界公認的「司法鼻祖」，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大法官。在秦漢以前檢察官與法官沒有明顯的區別，到了秦朝時出現了廷尉這種官職（也叫大理）就相當於現在的檢察官。

H. 如何解決影響司法公正的深層次問題

(一)自上而下完善司法體制的設置，正確解決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響獨立司法的現實問題，為依法獨立審判提供體制保障、經濟保障、法官資質保障及身份保障

司法獨立原則是指司法機關獨立於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司法機關行使其職權時，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它包括三個基本內容和「四個不」。三個基本內容：一是司法官獨立審批案件；二是司法機關有自己獨立的組織系統；三是法律對司法官的地位特設有保障條款。「四個不」是指不侵權、不介入、不施壓、不妄評。所謂不侵權是指不侵犯司法機關的管轄權。不介入，指不能違法進入司法程序干預司法裁決。不施壓，指禁止對司法官員和官署直接和間接施加某種壓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後果迫使5其按照施壓者的意思作出司法決定。不妄評，指在法律裁決作出可能影響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報道和評論。6保證司法工作不受來自任何外界的干預和影響，以保障和維護法律崇高權威，是真正實現司法獨立的外部條件。客觀地講，我國的司法獨立制度與國際社會「司法獨立」制度在形式和內容乃至性質上有著較大差距。隨著我國加入WTO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司法獨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如何結合我國國情，構建既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能融會貫通司法獨立之內在精神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模式值得商榷。筆者認為，我國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是基於西方的「分權說」，而是基於「職權分工說」。但是我們可以借鑒「分權說」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我們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權分立」模式，但可以借鑒「分權說」中有利於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並使之與我國國情緊密相結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模式。

1、調整現行經濟利益結構，使法院擺脫對地方的物質依賴。國家財政撥出司法專項款，由中央統一開支各級司法機關的辦案經費、法官工資，福利等費用；司法機關的裝備、辦公用房等設施，由中央按統一的標准解決，切斷法院及法官在財、物方面對地方政權的依賴，同時也使各地司法機關的裝備、經費、辦公用房，法官工資、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區的差異而懸殊過大。

2、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體制：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軍事法院、鐵路運輸6法院等專門審判機構、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免；其他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最高級別的法官由上一級地方人大任免，其餘法官一律由上一級地方人大常委會任免，以擺脫本級地方政權對法官的人事控制，從而杜絕因「行政命令」和「地方保護」而導致的司法不公。

3、保障法官的身份獨立。包括：（1）保證法院的行政領導必須由具有豐富的法律職業閱歷的法官擔任，嚴禁指派無法律職業資歷的人擔任法院行政領導職務。（2）確保法官的待遇從優。要使法官安心工作，不至於受到外界的影響而出現腐敗，必須使其擁有適當的待遇。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須與社會資源承受能力相適應，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筆者認為，法官的待遇應當高於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待遇，雖然我國不實行「高薪養廉」。況且「高薪並非必然能夠養廉」，但是，我們應當避免法官因不廉而失去這份職位或因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質約束。（3）法官任職終身制，這是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通行的做法。法官非因法定事由（如自願辭職，喪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適合繼續擔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法官工作恆定狀態。（4）法官的懲戒和調動。在日常工作期間，法官不受到隨意懲處；建立法官懲戒標准；設置正當的懲戒程序；非經法定事由和程序，並徵得法官本人同意，法官不得隨意被調動。（4）確保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7由於法官的裁判，都會影響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國家應當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保障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7

4、理順和規范黨委、人大對審判的監督關系，創造使法官只服從法律的法治環境，保障司法獨立。任何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和腐敗，司法不獨立，受制於人，有礙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獨立了，但不受監督制約，或者監督不力，也會出現司法專橫和審判權的濫用，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為此，必須建立規范的監督關系體系，理順各種監督關系，尤其是理順和規范黨委、人大和新聞對審判的監督關系，以保障司法獨立。

(二)下大力提高法官隊伍素質，完善錯案追究和司法賠償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於它的執行,只有公正司法,才能樹立法律的權威,才能維護法律的尊嚴。法官作為法律的執行者，其能力素質決定了司法質量的高低，因此，不斷提升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增強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永恆的課題。具體措施包括：1.大力強化業務培訓。按照法官專業化要求和實際工作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業務培訓和崗位技能練兵，打造「法律精英」隊伍。2.努力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水準。教育廣大法官不斷加強自身修養，規范司法行為，文明司法，謹言慎行，清正廉潔，遵守司法禮儀，嚴格約束業外活動，樹立公正司法、勤奮敬業、剛直不阿的良好職業形象。3.加強廉政建設。堅持經常性、有針對性地開展警示教育，引導廣大法官增強自律意識，自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蝕，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法官懲戒制度等各項制度，從源頭上遏制違法違紀行為。4.完善責任追究工作機制。細化責任追究辦法，強化對審判權、執行權的監督制約，防止濫用司法權，防止發生腐敗案件；完善案件管理機8制、崗位責任制，加大查處力度，重點解決查處失之於軟、追究不到位問題，純潔法官隊伍。5.加強案件質量評查，注重發現影響審判質效的深層次、實質性問題，有針對性地加以改進。建立常態化的案件質量評查機制，堅持定期評查、專項評查與重點評查相結合，堅持發現問題與改進工作相結合，堅持糾正錯誤與總結經驗相結合。

(三)理順和規范公眾輿論對審判的監督關系，以保障司法獨立

在新媒體日益普及的今天，公眾利用網路關注司法的熱情日益高漲，人民法院要正確對待群眾通過各種不同媒體表達的意願。一方面發布全面完整的權威信息及時化解矛盾、澄清事實，消除不良影響；另一方面要寬容對待、認真傾聽公眾的不同聲音，把微博、論壇作為和社會公眾之間增進了解、消除誤會的平台。81、變被動為主動，強力推進審判公開，主動接受公眾監督。執法辦案和新聞宣傳是法院工作的兩駕馬車，兩者之間不應背道而馳。法院應當將網上辦公、數字法庭、裁判文書上網等作為制度固定下來，讓每一次公開庭審都成為法律宣傳的途徑，讓每一份裁判文書都成為生動的法律宣傳的素材。全方位、客觀公正地把法院的審判活動公開出來，切實做到不迴避、不躲藏、不遮掩，讓公眾實實在在地了解法院工作，營造良好輿論氛圍。2、加強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堅持善待媒體、主動與媒體打交道的原則，積極與媒體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形成定期交流機制，與新聞界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公眾，消除社會公眾對司法工作的隔閡，贏得更多理解和支持。3、妥善處置網路輿情，實現司法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在網路輿情處於萌芽階段時起就高度重視，堅決防止虛假信息誤導公眾。主動應對質疑和猜測，竭力搶占輿論制高點。4、規范各類媒體的報道行為，嚴格責任追究制度。法院審判工作有它自身特點，審判獨立是我國法律加以規定和保障的。新聞媒體對審判的監督應以遵守「罪從判定」為前提，以遵循真實性為原則。媒體對審判進行報道時，不得誤導公眾，不得引導審判機關的裁判結局，從而侵犯司法獨立。同時，媒體如果對正在審理的案件報道嚴重失實或者惡意進行傾向性報道，損害司法權威，違反法律規定，應當依法追究相應責任。

(四)改革信訪考評機制，重塑法院信訪工作機制

近年來，涉訴信訪工作在法院整體工作中占據了較大的份額，受種種因素影響和制約，法院雖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但是實際效果並不甚顯著，甚至一度陷入被動應對的尷尬境地，涉訴信訪已經成為困擾法院工作的痼疾。部分上訪人文化水平低，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規定，不能接受法官及其它接待人員的答復和解釋，長期堅持無理申訴；也有一些上訪人在利己思想驅使下，不顧案件的實際情況，向對方當事人或者法院提出許多不切實際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就走上纏訴纏訪之路。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以後，如何應對某些上訪人的過激、違法行為，尚未建立起相應的處置機制，對一些纏訪者尤其是採取過激甚至違法行為的上訪者難以處置。少數上訪人利用法律、制度上對申訴權利缺少制約的漏洞，無理糾纏，甚至辱罵法院信訪工作人員，影響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建立符合實際情況的信訪制度，改革信訪考評機制，刻不容緩。1、做好《信訪條例》的宣傳工作，指導當事人按條例規定依法有序上訪。抓好條例配套措施的制定工作，對條例、現行規章制度和工作措施進行一次全面梳理和調整，使之與新條例相適應，使信訪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建立上下級法院及各接訪機關之間的信訪聯動，統一標准。上下級法院及各接訪機關接訪的原則不一，答復口徑不一，就會加劇當事人的越級訪。實行上下級法院信訪信息傳遞、反饋制度，對一些社會影響面大，疑難復雜的越級訪和重復訪，實行各級同堂會審，盡快給出一個終局結論。3、建立專家陪審團，對重大復雜案件提出專家意見。借鑒西方國家的陪審制度，建立由法學專家、教授及知名律師組成的專家陪審團，對於重大、復雜的案件，由專家陪審團陪審，並給出專家意見，一方面可以提升案件質量，另一方面也提高判決結果的說服力。4、改革處訪機制，改變平行部門或上級部門向法院轉辦或交辦案件的隨意性。對於信訪案件，有的部門或有關領導不懂或不顧案件的具體情況，不考慮能否進入再審程序或能否改判或有無審級限制等因素，直接簡單的批辦、交辦或督辦，轉辦。有些案件已不能夠進入再審程序或屬於上級法院受理而被駁回申訴，但有關領導或部門交、轉辦函成為申訴人手中的「令箭」，向法院申訴不休。5、改革信訪考核機制，依法處置無理訪。信訪工作「一票否決」使基層的有關單位和部門對信訪工作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自身的主要職能，一到「敏感」時期，都要放下所有工作，全體動員反復排查，重點布防，「不能使一個漏網」，既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又影響了本職工作的正常開展。在具體工作中，抓穩控多，解決實際問題少，尤其是「信訪當事人屬地管轄」的規定，更使一些基層法院陷入既無權解決問題，又要承擔信訪工作責任的極為尷尬的境地，無奈之下只能採取「盯梢」、「利誘」、央求等甚為可笑之舉。這樣的後果只能平穩一時，並且助長了個別人員無理、無序信訪的囂張氣焰，從而使法院的涉訴信訪工作走進了惡性循環的怪圈。建議通過建立信訪聽證，劃分無理信訪與有理信訪，對於無理取鬧，纏訪鬧訪的，則依法嚴肅處理。

(五)開展法制教育，推進全民守法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的法治觀念也大大增強，但法律意識淡薄的現象依然存在，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的事件還時有發生。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社會學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識」，「全民守法」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應當引起高度重視。1、切實推進法制教育，加大普法宣傳的力度和廣度，創新普法形式，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在人民群眾中樹立法律意識，養成自覺守法、辦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為習慣，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真正下大力氣開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從靈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歷來漠視法律的大多數民眾。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絕不僅僅在於冷冰冰的條文、威凜凜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決，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過的新型公民，他們信仰法律，把司法獨立視為天理，並願意盡力去捍衛，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說我們的法治建設真正成功了。」2、改革法學教育制度。法學教育在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中，承擔著培養法律人才、傳播法律知識、弘揚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對於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目前，我國法學教育的現狀與它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還有差距，法學教育的「產品」—法學人才在政治、經濟、司法等各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尚不盡人意。因此，有必要從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高度，提升法學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並從觀念和制度兩個層面為法學人才在各方面充分發揮作用創造有利條件。3、健全基層法律服務的組織機構、人員編制和管理制度，延伸法律服務的基層觸角。要盡快完善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訴求表達機制，發揮人大、政協、社會團體、行業協會以及大眾傳媒等的社會利益表達功能，依法有序完善來信、來訪、來電等訴求表達方式，暢通和拓寬社會訴求表達渠道，讓法律的陽光普照。

I. 「法官員額制註定失敗」是什麼意思

員額制改革，無疑是當前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決定司改成敗的關鍵環節，也是整個司改進程中最大的「攔路虎」。如果最高決策層不拿出反腐「打虎」的決心，以堅定科學審慎的態度率先擺平這只攔路虎，那麼，廣大司法人員剛剛被激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參與意識和職業理想就將在短時間內湮滅，整個司法體系亦將陷入失去活力生機、充滿怨懟不滿的「暗黑時代」。

這恐怕不是聳人聽聞。因為，我們對員額制改革方式的選擇，其實即意味著我們在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臨的道路抉擇：是走行政司法的傳統老路，還是尋求民主司法的創新之徑？

當前最高決策層及社會各界對司法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法院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黨政機關，法官也不再等同於政府公務員，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權的本質、遵循司法的基本規律來進行。這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卻尖銳痛徹：那個存在於各級法院，經數十年行政化性思維及實踐浸淫形成的龐大的官僚化司法團隊，豈能僅通過簡單、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間即華麗地轉身，變身為從骨子裡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現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團隊？矛盾的現狀令決策者焦慮不安，洶涌的民意讓改革家血脈僨張，但真正能夠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卻是：既要攻堅克難、脫胎換骨，亦當步步為營、漸次推進。

盡管司改試點工作才剛剛起步，盡管各試點地區法院對如何作為也諱莫如深，但強大的媒體輿論令那些秘而不宣的改革舉措都昭然若揭，無法掩藏。從中，人們不難發現，此次司法體制改革，尤其是員額制改革方面，暴露出了准備不足、急功近利和避重就輕的重大缺陷，為司改前景籠罩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

首先，頂層設計中有關員額制改革的規劃存在明顯的先天不足。盡管中央對於員額制改革有著理想化的目標設定——讓真正稱職的法官入額辦案，並且，有著防範改革誤入歧途的原則要求——不能讓徒有法官職務的領導者法官自然入額，不能簡單粗暴地剝奪助理審判員們的辦案資格令其「就地卧倒」轉任法官助理，但這些顯然遠不足以防止在具體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出現游離目標之外，規避原則要求的變通之舉。因為改革方案的參與制定者和組織實施者，其自身也恰恰是改革的對象。3月17日，周強院長在全國法院電視電話會議上要求，「要敢於打破各種利益藩籬，不計個人得失，勇於向自身開刀，動自己的『乳酪』，敢啃硬骨頭，甘當『燃燈者』。」然而，「揮刀自宮」，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下得去手的。把問題交給「問題」自己解決，那後者得有多麼無私的胸懷和敢於擔當的勇氣才行呢？

其次，司改試點的「一窩蜂」局面凸現了改革主導者和地方司法主官們的政治功利思想。顯而易見的是，本次司法體制改革的框架藍圖比以往歷次改革的設計都更宏大、更深入，它不但突破了司法工具主義的傳統思維束縛，突破了部分現行法律乃至憲法的立法紅線，甚至也突破了許多局內局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對於如此重大的改革事項，非經中央決策、全國人大立法授權不能付諸實施，並且，必須首先經過局部試點，待總結試點工作經驗教訓後才能在修憲立法的基礎上全面推開。然而，目前的司改試點卻不再局限於之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中確定的六省市，儼然已經在全國鋪開，甚至有的高級法院表態將於近期在轄區法院全面推開，改革「於法有據」原則顯見已被束之高閣。可是，若全國都開展起「試點」工作，那還能稱之為試點嗎？

第三，避重就輕的員額制改革方案不啻為逼迫部分法官盲目逃離的最後通牒。從幾個試點法院的員額制改革設想來看，院庭長、審委會委員以及審判員的入額仍是自然的，即便有些前置程序恐怕也是形式主義地走走過場而已，而對於助理審判員們則在形式上的業績評價之外，又祭起了考試這一法寶。且不論這些做法是否科學合理公平，是否會寒了眾多一線業務法官們的心，是否深深地損害了因工作需要被安置在行政綜合部門工作的非業務法官們的權益，單與改革的初衷相比較，即已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遠矣。君不見，各地，尤其是發達地區年富力強法官們的辭職現象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這顯然並非科學司改所帶來的大浪淘沙式的適者生存效應，而是偏私任性改革所構造的劣幣逐良幣困局。難道本輪司改果真將像一些圈內人調侃的那樣，一如既往，有疾而終嗎？

J. 首席檢察官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檢察官是依法行使國家檢察權的檢察人員，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檢察員和助理檢察員。

源起

隨著拿破崙的東征西討，雖然最終兵敗滑鐵盧，檢察官制度卻在歐洲各國生根。德意志諸邦在19世紀初葉亦漸次採行法國之檢察官制度，在1848年革命風潮後幾已成各邦共行之法制，隨後普法戰爭法國大敗，本學習法國法制的日本轉而學習德意志帝國的檢察官制度，中國清朝透過日本學習歐陸法制，亦采德意志立法例，制定法院編製法，引入檢察官制的先聲。中華民國於1935年施行新製法院組織法及刑事訴訟法，正式採行檢察官制度。

檢察官的職責

（一）依法進行法律監督工作；

（二）代表國家進行公訴；

（三）對法律規定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進行偵查；

（四）法律規定的其他職責。

檢察官應當履行的義務

（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

（二）履行職責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秉公執法，不得徇私枉法；

（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四）清正廉明，忠於職守，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

（五）保守國家秘密和檢察工作秘密；

（六）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檢察官享有的權利

（一）履行檢察官職責應當具有的職權和工作條件；

（二）依法履行檢察職責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三）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

（四）獲得勞動報酬，享受保險、福利待遇；

（五）人身、財產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護；

（六）參加培訓；

（七）提出申訴或者控告；

（八）辭職。

擔任檢察官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二）年滿二十三歲；

（三）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四）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

（五）身體健康；

（六）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其中擔任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獲得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者非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其中擔任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

負責刑事案件的檢察官,他負責接受控告、訊問當事人及證人,進行調查並提起公訴，檢察官依法行使國家檢察權的檢察人員，就是人民檢察院內符合法律條件，經過法定程序選舉或任命，代表國家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人員。具體來講，檢察官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檢察院、鐵路運輸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檢察院的檢察長、副檢察長、檢查委員會委員、檢察員、檢察員和助理檢察員；分為首席大檢察官、大檢察官、高級檢察官、檢察官四等十二級。其中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為首席大檢察官。

《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於1995年2月28日通過，自1995年7月1日起施行。該法於2001年6月30日修訂。

條件補充

一般要求法學或相關專業本科以上學歷，需通過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資格考試方能任職。受過民事行政檢查類專業培訓；

一般要求2年以上法律工作經驗。熟悉檢察業務和國家相 關的法律法規，有一定的政策、法律水平和辦案能力，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具有較為豐富的法律知識、社會閱歷、人生經驗以及處理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熱愛檢察事業，有一定的事業心，能承受一定的心理壓力。忠於法律、立檢為公、執法為民[1]。

任務

在不同法制之下，檢察官之任務也隨之不同，但其任務不外下列數種：

實施偵查

檢察官通常是偵查程序的主導者，在經過偵查後檢察官可以依法決定是否起訴 、緩起訴（並非每個法制均有此制度）或是不起訴。因此檢察官具有篩漏功能，是案件進入刑事審判程序的守門人。而由於偵查系居於刑事審判程序之源頭，因此偵查之結果將影響審判之正確性，檢察官對此也有重大責任。

提起公訴

由於刑事訴訟多採取無訴即無裁判之控訴原則，因此倘無檢察官提起公訴則案件即無法開展，而有罪判決必然來自檢察官之起訴，經過兩層門檻更可確保判決的正確性與慎重。

實行公訴

檢察官須在審判期日上到庭論告，並須提出訴狀及證據，透過辯論，促使法官相信被告確有足夠的犯罪嫌疑。在調查證據時，檢察官亦負有輔助法院發現真實的協力證明義務。

協助、擔當自訴

檢察官之任務除了提起公訴及實行公訴外，在採行公訴、自訴雙軌制的法制之下，檢察官在自訴案件中亦可出庭陳述意見，或在自訴人喪失行為能力或死亡，又無人承受自訴時，可以擔當自訴人之地位。

提起救濟

由於檢察官是控訴制度下的當事人之一，因此可以對於裁判提出救濟，對於違法或不當裁判可以抗告或上訴，對於已確定之裁判則可提出再審或非常上訴。 指揮執行。檢察官通常也是指揮刑事裁判執行的機關。

薪資水平

檢察官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准，根據檢查工作特點由國家規定，實行定期增資制度，經考核確定為優秀、稱職的，可以按照規定晉升工資；有特殊貢獻的，可以按照規定提前晉升工資；享受國家規定的檢查津貼、地區津貼、其他津貼以及保險和福利待遇，一般月薪范圍在1500-4500元。

官名

代表國家實行搜查處分、提起公訴、監督判決執行的司法官。清末改革司法，仿照歐美日本制度，在總檢察廳及各級檢察廳設置檢察官，執行上述職務。總檢察廳檢察官正五品。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官從五品，外省正六品。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官正六品，各地從六品。初級檢察廳檢察官，京師從六品，各地正七品。民國沿設，總檢察廳（國民黨政府時期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簡任，余均薦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等級暫行規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的有關規定製定本規定。

第二條 為了實現對檢察官的科學管理，增強檢察官的責任心和榮譽感，保障檢察官依法行使檢察權，國家實行檢察官等級制度。

第三條 檢察官等級是表明檢察官級別、身份的稱號，是國家對檢察官專業 水平的確認。

第四條 檢察官等級根據檢察官的職務編制。

第五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檢察官等級工作。

第二章 檢察官等級的編制

第六條 檢察官等級設下列四等十二級：

(一)首席大檢察官；

(二)大檢察官：一級、二級；

(三)高級檢察官：一級、二級、三級、四級；

(四)檢察官：一級、二級、三級、四級、五級。

第七條 檢察官實行下列職務編制等級：

(一)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首席大檢察官；

副檢察長：一級大檢察官至二級大檢察官；

檢察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檢察官至二級高級檢察官；

檢察員：一級高級檢察官至四級高級檢察官；

助理檢察員：一級檢察官至三級檢察官。

(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二級大檢察官；

副檢察長：一級高級檢察官至三級高級檢察官；

檢察委員會委員：二級高級檢察官至四級高級檢察官；

檢察員：二級高級檢察官至二級檢察官；

助理檢察員：一級檢察官至四級檢察官。

(三)省、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分院，自治州、省轄市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一級高級檢察官至三級高級檢察官；

副檢察長：二級高級檢察官至四級高級檢察官；

檢察委員會委員：三級高級檢察官至一級檢察官；

檢察員：三級高級檢察官至三級檢察官；

助理檢察員：二級檢察官至五級檢察官。

(四)縣、市、自治縣、市轄區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三級高級檢察官至四級高級檢察官；

副檢察長：四級高級檢察官至一級檢察官；

檢察委員會委員：四級高級檢察官至二級檢察官；

檢察員：四級高級檢察官至四級檢察官；

助理檢察員：三級檢察官至五級檢察官。

第八條 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副省級市等人民檢察院及其下屬的區、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官的等級，根據檢察官職務配備規格參照第七條相應規定確定。

第三章 檢察官等級的評定

第九條 檢察官等級按照檢察官職務編制等級評定。

第十條 檢察官等級的評定，以檢察官所任職務、德才表現、業務水平、檢 察工作實績和工作年限為依據。?

第十一條 評定檢察官等級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審核後依照下列規定的許可權批 准：

(一)一級大檢察官、二級大檢察官、一級高級檢察官、二級高級檢察官及最高人民檢 察院其他檢察官的等級，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批准；

(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及其下屬人民檢察院的三級高級檢察官、四級高級檢察 官、一級檢察官、二級檢察官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其他檢察官的等級，由省、 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批准；

(三)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自治州、省轄市人民檢察院及其下屬人民檢察院 的三級檢察官、四級檢察官、五級檢察官，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自治州 、省轄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批准。

第四章 檢察官等級的晉升?

第十二條 二級檢察官以下等級的檢察官晉級在其職務編制等級幅度內按下 列規定晉升：

五級檢察官至三級檢察官，每晉升一級為三年；三級檢察官至一級檢察官，每晉升一級為四 年。

檢察官等級晉級期限屆滿，經考核合格逐級晉升；在檢察工作中有突出貢獻的，可以提前晉 升；考核不合格的應當延期晉升。晉升考核以年度考核結果為主要依據。

第十三條 一級檢察官以上等級的檢察官晉級，實行選升。選升辦法另行制 定。

檢察官晉升高級檢察官，須經專門培訓合格，方可晉升。

第十四條 檢察官由於職務提升，其等級低於新任職務編制等級的，應當晉 升至新任職務編制等級的最低等級。

第十五條 檢察官等級晉升的批准許可權，與檢察官等級評定的批准許可權相同 。

檢察官等級提前晉升的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批准。

第五章 檢察官等級的降低和取消

第十六條 檢察官被調任下級職務，原等級高於新任職務編制等級最高等級 的，應調至新任職務編制等級的最高等級。

第十七條 檢察官違反紀律，可按規定降低檢察官等級。但不適用於五級檢 察官。

第十八條 檢察官被降低等級後，其檢察官等級晉升期限按照降低後的等級 重新計算。

第十九條 檢察官被免除檢察官職務的，應取消檢察官等級。

第二十條 檢察官等級降低、取消的批准許可權與評定檢察官等級的批准權 限相同。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規定的實施辦法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

第二十二條 軍事檢察院檢察官的等級編制、評定及晉升辦法參照本規定另 行制定。

第二十三條 本規定自下發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