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官判詞

㈠ 如何評價內地兒童居港權案的終審判詞

中新網香港7月21日綜合消息：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昨日就在香港出生﹑但父母均為內地人的庄豐源的居港權案作出裁決﹐三歲零十個月大的庄豐源被裁定擁有居港權。
據大公報報道，庄豐源的父母均是內地人﹐一九九七年前其父母持雙程證來港探親﹐其母並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誕下庄豐源。其後他一直在港居住﹐並由其擁有永久居民身份的祖父照顧。其祖父以庄豐源在港出生為由﹐向法院爭取庄豐源的居港權。高院及上訴庭均判庄豐源勝訴。入境處長不服﹐遂往終審法院上訴。
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判案時指出，庄豐源案涉及《基本法》二十四條中，指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或後，在港出生的中國公民都是香港永久居民，條文很清晰。他看不到這判決，會引起大批內地人涌來香港。另外，港人透過合法途徑在內地領養的三名小童：譚雅然、陳偉華及謝曉怡則無居港權。李國能稱，《基本法》中，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字眼，是指親生子女，不包括領養子女。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20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這個是終審法院的判決，我們一定會尊重這個判決。不過，我們現在會對判詞作出研究，相信很快保安局局長會就此作交待。
據中通社報道，終審法院的這項判決引起此間極大反響。雖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表示，看不到該判決會引致大批內地人涌來香港。但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認為，終審法院這一判決所造成的影響難以估計。他稱，可能會引發內地孕婦的偷渡潮，兩地政府需要加強邊境堵截。

㈡ 為什麼法官在宣讀判詞時要全體起立

表示莊重，一種權威的宣判，對事實的尊重

㈢ 從哪可以找到中國法官的判詞

裁判文書選編、《中國案例要覽》等紙質出版物，或者「北大法寶」案例庫（網站）。

㈣ 誰能告訴我法院法官最後宣布判決的時候判詞的格式及大體包括什麼內容情景劇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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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請問東城法院民一廳王英法官，您的判決根據何在！

首先你必須先上訴解決，如果上訴仍然無法解決問題，你可以考慮向地方高院申訴。

但是，在沒有了解案件事實的情況下，我們也無從判斷這個案件究竟是否恰當。只能建議你先遵循正常法律途徑解決。

㈥ 請問法庭上法官進行宣判的詞的格式是什麼盡量完整一些。

1、前 言

主要三項內容：一是申明辯護人的合法地位;是講辯護人在出庭前進行了哪些工作;三是講辯護人對全案的基本看法。

2、辯護理由

是辯護詞的核心內容。是辯護人為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所要闡明的主旨，應該從被告人的行為事實出發，對照有關的法律規定，論證被告人無罪、罪輕或應該予以減輕甚至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意見和根據。

因此，通常是要圍繞是否構成犯罪，屬於何種罪名，有無從輕的法定條件以及訴訟程序是否合法等問題展開辯論和論述。

3、結束語

是對辯護詞的歸納和小結。一般講兩個內容：一是辯護詞的中心觀點;二是向法庭提出對被告人的處理建議。

二、如何寫好民事訴訟法庭辯論詞？

1、要善於准確歸納並找出辯護的法定理由。

我國新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律師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律師擔任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律師辯護的法定理由，主要有以下下四類。

2、不要忽視對被告有利的酌定情節。

相對於法定情節而言，酌定情節指的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依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可以酌情考慮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

隨著公訴人隊伍素質的普遍提高，起訴書和公訴詞的水平越來越高，有人甚至贊揚它是向罪犯宣戰的檄文。

對一些可以或應當從輕、減輕被告處罰的法定情節，如年齡未滿十八周歲、從犯、立功等，起訴書和公訴詞一般都能客觀認定，公訴人還利用法庭辯論階段先於律師發言的機會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讓律師獨做「好人」的趨勢。

很多律師越來越感到有利於被告的法定情節都讓公訴人先說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訴人「致謝」外，沒有留下什麼可讓律師說的了。

其實則不以為然，遇到上述情況時，可以在簡單表達認同公訴人(但千萬不可講向公訴人「致謝」的話)發表的有利於被告的法定情節的基礎上，騰出更多辯護時間和篇幅多說有利於被告的酌定情節。

綜上所述，在庭審階段，被告或被告代理人需要向法院提交辯論詞，闡述自己的理由，為減輕民事責任展開辯護。民事訴訟法庭辯論詞的格式包括前言、辯護理由和結尾三大部分，其中辯護理由是正文，需要重點突出。

要從被告的行為事實出發，結合既有法律規定，盡量的為被告爭取合法利益。

(6)中國法官判詞擴展閱讀

1、案件的審理經過，這主要起開場白作用。其內容應概括為：×××與×××因×××（案由）糾紛一案，原告×××於××年×月×日向本院起訴，本案受理後，依法向被告×××送達了應訴通知書和起訴狀副本，被告依法作了答辯。

本案在開庭審理過程中，雙方在法庭的主持下，針對各自的主張及理由，當庭舉證質證和辯論，並陳述了最後意見，由於雙方意見分岐較大，經本庭休庭評議，現評判如下……以此展示在程序上庭審活動的合法性。

2、案件事實，這主要是指通過審理，休庭評議後，法庭所認定的事實。主要是針對雙方爭議的焦點，對各自主張所舉證據的審查判斷，確定其證據效力，是否採信，從而簡要地歸納認定雙方爭議的案件事實。

3、裁判理由：主要是對案件形成的是非曲直作出評判，並闡明所應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適用的有關法律條款。

4、裁判結果，根據確認，變更、給付等不同種類的訴作出實體裁判。

5、法律效力，主要是簡單交待一下領取裁判文書的時間，上訴期，判決生效後的法律後果。

㈦ 洞穴奇案的十四位法官的判決分別代表哪些法學流派的觀點

別說內容了，你若能買到這本書，通知我一下。

法理學「永恆的洞穴」

解讀富勒的「洞穴探險者案」

本文要說的案例是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在1949年《哈佛法律評論》中所虛構的洞穴探險者案（Lon Fuller，「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62 Harvard Law Review 616，1949）。事實上，即便在多次讀過這則案例後，筆者在敘述這一

案例的事實之時仍舊有一種心悸。這種心悸不僅來自於案件情節的起承轉合與跌宕起伏，更來自於案件當事人在身處絕境時的殘酷但或許是合理的選擇行為。在為讀者展現了這個法律、道德與人情相交錯的案例後，富勒更以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五種法律解釋理論撰寫了五篇判詞。閱讀這五篇判詞，我們如同穿行在法哲學歷史的長河中，最終到達了法律的幽微要渺之處。筆者希望讀者帶著下面的問題來閱讀本文，「如果你是負責審理此案的法官，你將做出何種判決？」
案件事實

案件發生在兩千多年以後，4299年春末夏初的紐卡斯國。那年5月上旬，該國洞穴探險者協會的維特莫爾等五位成員進入位於聯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險。但當他們深入洞內時發生了山崩，岩石擋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險者發現受困後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於探險者未按時回家，他們的家屬通知探險者協會，一個營救隊伍火速趕往出事地點。

由於洞穴地點地處偏遠，山崩仍在繼續，營救工作的困難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預計，而在營救過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奪去了十名營救人員的生命。與此同時，洞穴內五位探險者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他們隨身所帶的食物有限，洞內也沒有可以維持生命的動物或植物，探險者很可能會在出口打通前餓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營救人員獲知探險者隨身攜帶了一個可以收發信息的無線設備。洞外人員迅速通過通訊設施給受困的探險者取得了聯絡。

當探險者問到還要多久才能獲救時，工程師們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於是向營救人員中的醫生描述了各自的身體狀況，然後詢問醫生，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他們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當醫生給出否定的回答後，洞內的通訊設備沉寂了。八小時後，通訊恢復，探險者要求再次與醫生通話。維特莫爾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詢問，如果吃掉其中一個成員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縱然很不情願，醫生還是給予了肯定的答復。維特莫爾又問，通過抓鬮決定吃掉他們中的哪一個是否可行。這當然是個醫生無法回答的問題。當政府官員和牧師都不願意回答這一問題時，洞內就沒有再傳來任何消息。在探險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營救終獲成功。但當營救人員進入洞穴後，人們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維特莫爾已經被他的同伴殺掉吃了。

根據四位生還者的證詞，在他們吃完隨身攜帶的食物後，是維特莫爾首先提議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來保全其他四位，也是維特莫爾首先提議通過抓鬮來決定吃掉誰，因為他身上剛好帶了一副骰子。四位生還者本來不同意如此殘酷的提議，但在探險者們獲得外界的信息後，他們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反復討論了保證抓鬮公平性的數學問題，最終選定了一種擲骰子的方法來決定他們的命運。擲骰子的結果把需要犧牲的對象指向維特莫爾，他於是被同伴吃掉了。

四位探險者獲救後因營養失調而住院治療。出院後，四位獲救者被指控謀殺維特莫爾。初審法庭經過特別裁決確認上面所述的事實，根據紐卡斯國刑法的規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謀殺維特莫爾的罪名成立，判處絞刑。四位被告向紐卡斯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法院意見與判決

紐卡斯國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組成，他們分別是特魯派尼、福斯特、基恩、漢迪和唐丁。現在他們的判決將決定四位被告的命運。

特魯派尼首席法官在富勒筆下基本上扮演了案情敘述者的角色，這讓他所闡釋的維持初審原判的理由非常簡單。特魯派尼認為，作為民主國家的法官，他的職責就在於根據法律條文的平常含義來做出自己的判決，而不能在立法機構所制訂的法律條文加入自己的價值偏好。刑法規定：「任何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須被判處死刑。」雖然同情心會促使法官體諒被告當時身處的悲慘境地，但法律條文不允許有任何例外。在做出這一宣判後，特魯派尼提議通過行政長官的赦免來限製法律在本案中的嚴苛性。從其簡明扼要的判詞來看，特魯派尼顯然是法律形式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的代言人。

第二位法官福斯特主張推翻初審法院的判決，並為此提出了兩項各自獨立的理由說明。首先，福斯特認為紐卡斯國的刑法並不適用於這些受困於洞穴絕境中的探險者。根據社會契約理論，自然狀態下的人們正是為了在文明社會里的和平共存才成立了政治國家，這一契約也構成了國家法律的強制力基礎。但在五位探險者受困於洞穴時，現實的困境決定了他們並非處於「文明社會的狀態」，而是處在社會契約論所說的「自然狀態」。在這種自然狀態下，維特莫爾所提出並經所有人同意的生死協定就構成了他們的社會契約，也是在本案中應該適用的有效法律。「我們各個法律分支……的共同目標都在於促進與改善人們的共存狀態，調節共存狀態下相互間關系的公正和平等。當人們可以共存的這一前提不復存在，就像案例中極端的情景下，生存只有通過剝奪他人的生命才成為可能時，支撐我們整個法律秩序的基本前提也失去了它的意義和作用。」其次，福斯特承認被告的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字面含義。但法律的古老諺語就是「一個人可以違反法律的表面規定而不違反法律本身。」任何法律規定都應該根據它的明確目的來獲得合理解釋。刑事立法的主要目的在於阻止人們犯罪，福斯特運用正當防衛的先例來類推被告人行為的正當性。福斯特的判詞集中體現了目的論的解釋方法：法官在解釋法律時必須考慮法律的合理目的，這與特魯派尼法官的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站在特魯派尼的立場，或許可以說福斯特的法律解釋理論可能造成司法僭權。我們看看福斯特是如何回應這一潛在挑戰的，「我前面運用的推理絕沒影響對實定法的忠誠，盡管它提出了合理忠誠和不合理忠誠的問題。沒有任何領導會要一個不能領會言外之意的僕人。再笨的女傭都知道，當她被告知『削掉湯羹的皮，撇去馬鈴薯的油脂』時，她的女主人只是口誤而已……糾正明顯的立法錯誤和疏漏不會取代立法者的意志，只是使其意志得到實現。」

第三位法官基恩投下了維持初審法院判決的第二票。作為一個法律形式主義者，基恩法官一開始就說：「我不想討論的問題是關於這些人所作所為的對錯善惡。這同樣是個無關法院職責的問題，因為法官宣誓適用的是法律，而不是個人的道德觀念。」基恩接下來講道：「本案的所有困難從何而來？那就是未能區分本案的法律問題和道德因素。坦率地說，我的同事不願意接受法律要求判決被告有罪的事實，我也同樣如此。但與我同事不同的是，我尊重我的崗位職責，它要求我在解釋和適用聯邦法律的時候，把我個人的偏好拋在腦後。」在成功挑戰目的解釋論後，基恩法官提出了民主政治中立法至上的原則。「從這個原則中引申出來的是法院有義務忠實適用制定法，根據法律的平實含義來解釋法律，不能參考個人的意願或正義觀念。」在這一基礎上，基恩法官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被告確實「故意剝奪了維特莫爾的生命」。

第四位出場的漢迪法官主張撤銷本案初審的有罪判決，這讓雙方在前四輪的較量中打成了平手。漢迪法官是最高法院內的法律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者，漢迪法官就指出，「這是一個實用智慧的問題，它無關乎抽象的理論，而關繫到人類的現實。」「政府是一種人類事務，人們不是被報紙上的言詞或抽象的理論所統治，而是被其他人所統治。如果統治者理解民眾的感情和觀念就會帶來仁政。但如果統治者缺乏這種理解，民眾感受到的只能是暴政。在所有的政府分支中，司法部門最容易失去與普通民眾的聯系。」那麼民眾的常識和意志是什麼？漢迪提出了主流媒體的一個民意調查，「你認為最高法院應該如何處理洞穴探險者？」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寬恕被告或僅給予象徵性的處罰。民眾的態度顯而易見。因為「法庭應該考慮民情」，被告的被控罪名不成立。

鑒於四位法官的表決形成2比2的平手，最後出場的唐丁法官的態度就決定了被告的最終命運。唐丁法官的判詞首先把靶子指向福斯特法官：如果說本案應該適用「自然法」，那麼我們這些並非處於自然狀態的法官又從何處取得了解釋自然法的權力的呢？而針對福斯特的目的解釋理論，唐丁法官認為法律的目的有時是難以確定的，有時是多重的，目的與目的之間有時也會出現沖突。在批判了福斯特的立場後，唐丁法官或許可以按照法律的文本做出被告有罪的判決。但唐丁還是在最後道出了自己身處的兩難困境：一方面無法接受福斯特的意見；另一方面，「當我傾向於維持初審判決，我又顯得多麼荒謬，這些將被處死的人是以10名英雄的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唐丁法官最終做出最高法院歷史上沒有先例的裁決：宣布退出對本案的判決。

由於唐丁法官的棄權，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的立場出現了戲劇性的平局，而這意味著初審法院的判決得到維持。4300年4月2日上午6時，四名被告人被執行死刑。

法理學「永恆的洞穴」

在《洞穴探險者案》一文中，富勒用五位法官的判詞給我們勾勒出他那個時代的法哲學圖景。構成這幅圖景之中軸的是自然法學與實證法學的爭論，在文章中則表現為福斯特法官與基恩法官之間的沖突。而在本文中，富勒教授也像基恩法官要求的那樣褪去了自己在學術論爭中的理論偏好。如果讀者事先並不了解富勒教授的學說理論，讀完此文後或許仍然無法給富勒教授做出定位。從實體立場上講，富勒或許更接近文中的福斯特法官，但富勒仍然借用唐丁法官之口說出了自己理論的缺陷所在。本文更為匠心獨具的地方在於富勒設計了一個2比2的平局，這一設計讓讀者們能夠更加獨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斷。

從《洞穴探險者案》一文發表以後，西方世界的法理學和法律解釋理論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促使後世的學者競相續寫富勒教授的案例。1980年，達瑪竇教授在《斯坦福法律評論》的論文中將德沃金的權利理論適用至洞穴探險者案。因為富勒筆下的五位法官都是男性白人，埃斯克里奇教授在1993年組織了七位持女權主義或批判種族理論的學者寫作了七篇新的法官意見。在《洞穴探險者案》發表半個世紀之時，《哈佛法律評論》邀請六位學者續寫了六篇法官意見。有意思的是，六位新法官再次就被告是否有罪的問題打成3比3的平手。這六位作者中不乏中國法學界耳熟能詳的人物。芝加哥大學的桑斯坦教授根據自己的類推推理理論做出了被告有罪的判決，而哈佛法學院的德肖維茨教授則以德伯克大法官的名義寫作了被告無罪的意見。德肖維茨甚至在判詞中假設人類在第三個千禧年的一場宗教戰爭導致了自然法觀念的遺失，從而在自己法律實證主義的立場內根據「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做出了被告無罪的宣判。而在香港地區新近出版的《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一書中，薩伯教授又為本案添設了一個情節：當年的洞穴中還存在著一個與四位被告共謀犯罪的第六人。圍繞著對第六人的審判，薩伯教授根據法理學在半個世紀內的新發展撰寫了九篇判詞。

富勒教授的洞穴探險者案在法理學的歷史上挖下了一個「永恆的洞穴」。他在文中探討了充滿分歧的法律和政治哲學問題：從法律解釋的理論，法官司法的過程，再到民主體制下的權力分立，如同繪制了一幅關於法理學歷史長河的知識地圖，雖然這幅地圖無法引領我們走出法律的迷宮，但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確定自己法理學中的位置。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或許可以用耶魯法學院教授埃斯克里奇199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標題來表明：《「洞穴探險者案」：20世紀法律解釋精要》。

（《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美〕薩伯著，陳福勇、張世泰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年5月出版）

㈧ 彭宇案法官的宣判詞完整的是什麼

1、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還有絆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雙方在庭審中均未陳述存在原告絆倒或滑倒等事實，被告也未對此提供反證證明，故根據本案現有證據，應著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後，一般首先會確定外力來源、辨認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應是呼救並請人幫忙阻止。本案事發地點在人員較多的公交車站，是公共場所，事發時間在視線較好的上午，事故發生的過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輕易逃逸。根據被告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之人，從常理分析，其與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較大。如果被告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實經過並讓原告的家人將原告送往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被告未作此等選擇，其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
城中派出所對有關當事人進行訊問、調查，是處理治安糾紛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關證據能夠相互印證並形成證據鎖鏈，應予採信。被告雖對此持有異議，但並未提供相反的證據，對其抗辯本院不予採納。根據城中派出所對原告的詢問筆錄、對被告訊問筆錄的電子文檔及其謄寫材料等相關證據，被告當時並不否認與原告發生相撞，只不過被告認為是原告撞了被告。綜合該證據內容並結合前述分析，可以認定原告是被撞倒後受傷，且系與被告相撞後受傷。
2、被告申請的證人陳二春的當庭證言，並不能證明原告倒地的原因，當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因證人未能當庭提供身份證等證件證明其身份，本院未能當庭核實其真實身份，導致原告當庭認為當時在場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證人。證人庭後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證以證明其證人的真實身份，本院對證人的身份予以確認，對原告當庭認為當時在場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證人的意見不予採納。證人陳二春當庭陳述其本人當時沒有看到原告摔倒的過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經倒地後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證明原告當時倒地的具體原因，當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該過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從現有證據看，被告在本院庭審前及第一次庭審中均未提及其是見義勇為的情節，而是在二次庭審時方才陳述。如果真是見義勇為，在爭議期間不可能不首先作為抗辯理由，陳述的時機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對其自稱是見義勇為的主張不予採信。
4、被告在事發當天給付原告二百多元錢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還。原、被告一致認可上述給付錢款的事實，但關於給付原因陳述不一：原告認為是先行墊付的賠償款，被告認為是借款。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原、被告素不認識，一般不會貿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稱為借款，在有承擔事故責任之虞時，也應請公交站台上無利害關系的其他人證明，或者向原告親屬說明情況後索取借條（或說明）等書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並未存在上述情況，而且在原告家屬陪同前往醫院的情況下，由其借款給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傷他人，則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墊付款項。被告證人證明原、被告雙方到派出所處理本次事故，從該事實也可以推定出原告當時即以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況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綜合以上事實及分析，可以認定該款並非借款，而應為賠償款。

㈨ 法官、檢察官的誓詞

法官誓詞：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堅決擁護憲法，永遠忠於法律，恪盡職守，秉版公辦案，清正權廉潔，公正司法，為維護社會正義、捍衛法律尊嚴而奮斗。宣誓人:xxx

檢察官誓詞：「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我宣誓: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憲法和法律，忠實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恪守檢察職業道德，維護公平正義，維護法制統一。宣誓人:xxx」

㈩ 古代判詞有哪些種類和特點

判詞是對中華法系內由裁判官依據實際案情書寫的或者由參加考試的舉子擬寫的關於對嫌疑人科以刑名（即今之「刑事」）處罰或關於民事的爭端解決的裁判文書或擬裁判文書的總稱。

判詞有著悠久的歷史，雲夢秦簡之《封診式》中就有判詞出現，如：「……最初的責罰，我本應該鞭打你一千下，給你『滅摸』之刑。現在我赦免了你，還應打你一千下，免了你的『』之刑。現在更大赦了，鞭五百，罰銅三百鋝。」就是一名叫做伯楊父的法官對一個名叫牧牛的人作出的判詞。

唐代的選官制度，直接促成了判詞本身的成熟。隋唐代開科取士，判詞為吏部銓選科目之一，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據《通典》卷十五選舉三載「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犢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寢久，選人猥多，案犢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征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

宋、明各朝，考選官吏，均試以書判，使判詞得到進一步發展，此後的文人學士，多有判詞傳世，唐代王維《王右丞集》、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明代海瑞《海瑞集》等，其中都有判詞的收錄，又如唐時張鷟的《龍筋鳳髓判》、宋時的朱晦庵等人《名公書判清明集》、明時李清《折獄新語》清朝於成龍《清朝明吏判牘》、樊增祥《樊山判讀》等等，都是判詞的匯集專著，他們寫作的判詞也都是判詞中的極品。

判詞的成熟也成為中華法系存在和發展的標志之一，進入西方人的近代社會後，在西方的野蠻掠奪下，判詞的寫作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宣統年間，奕哐和沈家本編撰的《考試法官必要》中就對刑事和民事判決的寫作進行統一規定，刑事判決必須寫明如下要素：（1）罪犯之姓名，籍貫，年齡，住所和職業；（2）犯罪事實；3）證明犯罪之理由；（4）援引法律某條；（5）援引法律之理由；民事判決應包括：（1）訴訟人的姓名，籍貫，年齡，住所，職業；（2）呈請事項；（3）證明理由之緣由；（4）裁判之理由。後來又演化成了民國時期的「主體－事實－理由」的程式。在台灣地區還有所保留，大陸地區則受大陸法系影響較大。

二、 當代裁判文書之分類、格式及不足

當今裁判文書大概可分為：刑事、民事和行政裁判，其雖在具體的措辭等方面有少許的變化，但基本行文方式遵循「起—承—轉—合」之固定程式，千案一面地寫作，要麼沒有威懾力要麼說理不清，既枯燥無味又毫無生機。其大概具有如下缺陷：

（1）首部表述過於簡單。裁判文書作為訴訟過程的忠實記錄和總結，應當對主要的訴訟過程做清晰的記載。如裁判文書首部對起訴時間、開庭時間不表述，案件嚴重超審限不作解釋，適用特別程序不交代法定事由，就破壞了訴訟過程的完整性，影響了審判工作的公開性和透明性；

（2） 認定事實缺乏分析。案件事實是一種法律事實，是法官通過對訴訟證據的分析，對業已發生事件的認定，它不等同於客觀事實，帶有法官主觀能動性即自由心證的認識特徵。如只羅列證據，對證據的取捨不作說明，尤其對對立雙方有分歧的證據，不作具體分析、認證，沒有闡明認證的理由。運用間接證據定案的，也沒有對間接證據間的關系、證據鏈條是否嚴密等問題進行論述，使證據採信的過程，在裁判文書中反應不出來；

（3） 運用法律的說理過於概括。裁判文書大都只引用法律條文，不闡明適用法律的道理，沒有對雙方就相關法律適用的意見及其理由，沒有法官採納或不採納哪方意見及其法律依據的精緻的法理分析。或者雖然具備了適用法律的論理要素，但缺乏針對性，說理公式化、概念化現象嚴重；有的堆砌材料，不分主次，說理繁瑣，有的對一些比較復雜、疑難的案件，沒有從個案的具體特點出發，深入分析為什麼定此罪而非彼罪，為什麼適用此法條而非彼法條，如何確認過錯的有無、大小以及賠償額的多少等，因此弱化了論理的說服力。這樣的裁判缺乏公信力，法官也成了簡單的「執法機器」，難以凸顯個人的學識素養；

（4）使用的語言不規范。用盡可能少的文字來表達最豐富的內容，用盡可能科學、嚴謹的法律語言來表達、評判最直接、明確的法律事實，是製作裁判文書的最基本目的。但有的裁判文書不乏之乎者也滔滔不絕，但是卻離題萬里，我們不反對適當、少量的對事實的原始性的描述，但絕不能整篇不採用通行的表達方式；

次外古代判詞和今天的裁判文書都有不簡潔，效率不高和製作中未體現當事人的平等性等不足，同為不足在此不作分析。①

三、對判詞的綜合思考與對裁判文書的啟示

明朝人徐曾《文體明辨》總結了劣唐以來判詞的十二種具體類別，「一曰科罪；二曰評允；三曰辨雪；四曰番異；五曰判署；六曰判留；七曰駁正；八曰駁審；九曰末減；十曰案寢；十一案侯；十二褒獎。」判詞作為一種文書，從寫作到發布，都與碑銘和奏章等其它公文有著諸多相同之處。

（1）古代文書的寫作，一般要求有如下步驟：即擬文，起草，討論等階段，判詞作為文書的一種也毫不例外。「為命，神諶草創之，也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論語·憲問》）試想如果其在寫作過程中，如果不把首部寫好，怎麼能讓那麼多的人不產生誤解呢？

（2）判詞的寫作一般都採用夾敘夾議的行文方式，要求作者煉詞造句，既要求文理兼長，也可以寫得有氣勢。吳訥在判詞序中說：「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尤長。」

（3）判詞的寫作，在論文說理時不打白條，引出法條，層層深入，剖析透徹；如：「看得閻震才，才短學疏，見利忘義，分肥之贓已有確據，城旦之罪固不容詞（《刑部核擬閻震才等贓罪題本》52頁）；另外在判詞寫作過程中，除了依照法律以外，還比照「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道德規范來寫作，反復開導，慷慨陳詞，很有感情和說服力，也具有強烈的民族性；

（4）前期判詞的寫作雖然沒有固定的格式，在用詞方面卻有一些是固定的規則可循，比如：

「照出」就是指交代其他有關事項，如贓款贓物，契約文書和屍身等等；

「查得」、「看得」就用做最常見的看語領述詞，在敘述刑名案件時，用來引出案件的判詞，如上例；

「案據」有案卷作依據，如：案據合州祥解張國極毆毖伊四子圖賴一案……」（《重慶府委張國極案行巴縣札》）。

雲雲須補足，即將在別的文書里或別的環節上省去的內容補充完成收錄在判詞里邊。

（5）用印製度：方印不歪斜，「蓋章時要穩當，對好方位，做到端正清晰，位置合適，使下沿稍稍壓蓋在落款的年月日上，即『齊年壓月』。」②圓印國徽不能歪斜等。

（6）日期寫作：判詞的日期寫作中往往使用皇帝的名號制度，現在裁判文書使用了西元紀年，原則上只使用阿拉伯數字，不用方塊字，如果要使用方塊字，則「零」字不用「0」代替，今天的法律文書寫作過程中日期寫作問題還較為混亂，殛待統一。

判詞兼有英美法系之論理據律，又有大陸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之引條據典，往往寫得文筆精練，剖析入微，一絲不苟，嚴肅認真，扶持正義，判處公允。這對於中國這么一個脫胎於中華法系的國家來說，對其加以批判地繼承是十分有利於法治建設的。用現代的眼光看來似乎中西合璧，尉為壯觀，望批判繼承，將今天的裁判文書寫得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