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宣布違憲

㈠ 法律法規違反憲法的案例有那些

法律法規違反憲法的案例如下：
舉例女會計投江自殺案。

案例：江南二月的一個深夜，凄冷的月色中，一個瘦弱的姑娘正在江邊徘徊著，當一片浮雲遮住了月色的時候，她終於狠了狠心，一頭扎向江中??。「機構廠會計小陳自殺了」的消息震動了整個縣城。人們在惋惜之餘，不禁止要問：這個正值妙齡的姑娘，為什麼要走上絕路呢？事還得從半年前說起。

剛從財會學校畢業的小陳被分配到機構廠當會計。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她逐漸發現廠長高某不遵守財經制度，隨意花錢，濫發獎金，經常用公款請客送禮，大吃大喝。工作認真負責的小陳向高某嚴肅的提出了嚴格財經制度的建議，並向上級機關反映了高某的經濟問題。高某為此對小陳懷恨在心，尋機報復。他利用職權在各種會議上指責小陳有個人野心，吃裡扒外。在工作中也對小陳百般進行刁難。二個月前，小陳因病休息了十天，他竟誣蔑小陳故意怠工，撤了小陳的會計職務，派人封了小陳的辦公桌。小陳上班後，他又一直不給安排工作。這一系列的打擊使小陳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壓力，終於走投無路，投水自盡。這是一起引起社會轟動的案件，高某的行為已構成了報復陷害罪，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5年。

評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我國刑法第254條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假公濟私，對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舉報人實行報復陷害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被告人高某因小陳向廠里提出了嚴格財經制度的建議並向上級機關反映了他的經濟問題，就利用職權、假公濟私對小陳進行種種報復，造成了小陳被迫自殺的嚴重後果，必須依法予以嚴懲。

㈡ 違憲審查的典型案例

經過六年的反對英國的獨立戰爭，美國終於在1783年贏得了獨立。但美利堅共和國的正式建立卻是在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被各州批准以後。1789年4月，聯邦政府成立，獨立戰爭領導人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被推選為第一任美國總統。 建國後不久美國國內就因利益不同和政見分歧，出現了聯邦黨（federalists）與反聯邦黨（antifederalist）的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 republicans）兩大陣營。大體而言，聯邦黨人主張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力，反對法國大革命，而民主共和黨人則主張維護各州的自主地位，對外同情法國大革命。美國憲法雖然將聯邦許可權明文列舉於憲法，並將未列舉的剩餘權力則歸屬於各州，但是由於美國憲法相當簡練，解釋的彈性很大，因此誰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誰就可以在政治斗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
18世紀末19世紀初，美國的政黨和選舉政治還不成熟，總統和副總統混在一起選舉，得選舉人票最多的為總統，其次為副總統。於是，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繼喬治·華盛頓之後成為美國第二任總統，而民主共和黨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則成為他的副總統。在其第一屆任期即將期滿的1800年7月，亞當斯任命他的聯邦黨人朋友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 為國務卿，協助他競選連任。
在1800年美國的總統選舉中，亞當斯只得了65張選舉人票，而民主共和黨的候選人傑弗遜和艾倫·伯爾（Aron Burr），卻各得了73張選舉人票。根據當時的規定，由各州在眾議院以州為單位（一票），投票選擇傑弗遜和伯爾兩人中的一位為總統另一位為副總統。由於聯邦黨人寧可把票投給腐敗無能的政客伯爾，也不願選擇在他們看來支持法國大革命的危險的激進派。於是，傑弗遜只得了18個州中8票，未能超過半數。在一個星期內，眾議院一共進行了35次無記名投票，結果都是如此。這時，聯邦黨人的領導人、傑弗遜的政敵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督促他所能影響的聯邦黨人，讓他們控制的幾各州投了空白票，從而使傑弗遜以微弱多數當選。 因為在漢密爾頓看來，傑弗遜至少是正人君子，而伯爾則是沒有原則性的投機政客。這時已是1801年2月17日，離總統就職只剩下了兩周。
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黨也遭受重大的失敗。這樣，他們不但失去了總統的寶座，同時也失去了國會的控制權，於是，聯邦黨人就把希望寄託於聯邦司法部門，藉以維持他們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乘著新總統上台和新國會召開之前，國會中的聯邦黨人在1801年2月13日通過了《1801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增設了5個聯邦地區法院和3個聯邦巡迴法院，由此增加16個聯邦法官的職位。1801年2月27月，國會又通過一項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ganic Act），授權總統可以任命特區內共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這樣一來，亞當斯就可以在新總統上台之前，任命他的聯邦黨人來可擔任這58新增的法官職位。為此，亞當斯忙乎了半個月，直到卸任前一天（1801年3月3日）午夜才結束所有58個法官的任命程序，與此同時，國務卿馬歇爾則在所有星夜法官的委任狀（commission）上蓋上國璽。人們因此把這批法官稱為星夜法官（midnight judges）。
在此之前的1801年1月20日，亞當斯總統還作出了驚人的舉動，任命國務卿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月27日，經參議院同意後，馬歇爾於2月4日正式到職赴任。但是，馬歇爾此時並末辭去國務卿的職務，只是不支領國務卿的俸祿，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因為當時正是新舊總統交接的之際，馬歇爾一面要向新國務卿交接，一面又要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忙得暈頭轉向，竟然來不及把由他親自蓋章的17份委任狀送到所委任的星夜法官之手。
新總統傑弗遜對聯邦黨人的這些陰謀詭計深惡痛絕。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後，得知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狀仍滯留在國務院，便立即指他示他的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son）扣發這些委任狀，並示意麥迪遜將這些委任狀 如同辦公室的廢紙、垃圾一樣處理掉 。接著，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新國會通過新的立法，在1802年3月8日廢除了《司法條例》，進而也就砸了21個聯邦法院星夜法官的飯碗。不過，新國會沒有撤銷有關治安法官的《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為了防止被免職的星夜法官向最高法院控告新國會的作法，新國會還進一步以重新安排最高法院開庭日期的辦法，暫時關閉了最高法院，改一年兩次開庭為一次開庭，從而使最高法院在1801年12月~1803年2月關閉了長達14個月之久。當最高法院再次開庭時，已經是1803年2月了。
但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聯邦黨人利用最高法院對民主共和黨人進行反擊。最高法院剛開庭，未拿到委任狀的治安法官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與另外三個同樣情形的星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訴麥迪遜，要最高法院下狀紙（ writ of mandamus）命令麥迪遜交出委任狀，以便走馬上任。他們起訴的根據是《1789年司法條例》（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條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則和習慣所容許的范圍內，有權向聯邦政府現職官員下達命令，命其履行其法定義務 。這正是馬歇爾求之不得的機會，他立即受理了此案。這就是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不過，如何處理這個案子，對馬歇爾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如果他支持馬伯里，下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麥迪遜極可能拒絕執行，而法院並沒有任何手段來執行這一判決。如果他不支持馬伯里，這無疑是向世人表明聯邦黨人已向民主共和黨人屈服。在冥思苦想之後，馬歇爾和他的最高法院的夥伴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經過一番精心准備，1803年2月24日，馬歇爾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判決，馬歇爾後來把它稱為其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決定。在代表最高法院宣讀判詞 時，馬歇爾首先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 申訴人馬伯里是否有權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狀？
第二， 如果他有這個權利而且這一權利受到侵犯時，政府是否應該為他提供補救的辦法？
第三， 如果政府應該為申訴人提供補救的辦法，是否是該由最高法院來下達強制執行令，要麥迪遜將委任狀派發給馬伯里？
馬歇爾明確表示，對第一個問題：本院認為，委任狀一經總統簽署，任命即為作出；一經國務卿加蓋合眾國國璽，委任狀即為完成。
既然馬伯里先生的委任狀已由總統簽署，並且由國務卿加蓋了國璽，那麼，他就已經被任命了；因為創設該職位的法律賦予該官員任職5年，不受行政機關干預的權利，所以，這項任命是不可撤銷的，而且賦予該官員各項法律上的權利，這些權利受他的國家的法律的保護。
因此，拒發他的委任狀，在本法院看來，不是法律所授權的行為，而是侵犯了所賦予的法律權利。
對第二個問題，馬歇爾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論證說： 每個人受到侵害時，都有權要求法律的保護。政府的一個首要責任就是提供這種保護。合眾國政府被宣稱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對於侵犯所賦予的法律權利不提供補救，它當然就不值得這個高尚的稱號。 他甚至上綱上線地說：如果要去除我們國家法律制度的這個恥辱，就必須從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因此，我們有責任查明：在我們的社會是否有人免於法律調查，或者受傷害一方被拒絕給予法律補救。也就是說，國務卿麥迪遜不得剝奪馬伯里既得的權利，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從麥迪遜那裡獲得委任狀。
話到這里，人們自然會認為馬歇爾會立即對麥迪遜下達執行令，以便讓聯邦黨人皆大歡喜。但出人意料的是，馬歇爾沒有這樣作，而且，他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來，雖然聯邦法院有權對行政官員發出執行令，但在馬伯里這一案件中，這並不是聯邦最高法院的責任，因此它無權命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也就是說，馬伯里告錯了地方。他的論證是這樣的：最高法院是否有權發出執行令取決於它所管轄的范圍。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只有涉及大使、公使、領事等外國使節或州政府為一方當事人的案子時，最高法院才有初審權（original jurisdiction）。而馬伯里即非外國使節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因此最高法院對他的案子並無初審管轄權。同時，在聯邦憲法規定的最高法院的固有許可權方面，也沒有把向行政官員下達執行令包括在內。顯然，馬伯里起訴麥迪遜所依據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條與憲法存在沖突。據此，馬歇爾把問題一下子跳到了國會法律的合法性上。在他看來，真正的問題是最高法院究竟是應遵從《司法條例》第13條，還是遵從《聯邦憲法》來作出裁定？
這一部分的闡述遂成了這個判決的根本和主體，也成為美國憲政史的華彩篇章。馬歇爾指出，國會通過的《司法條例》在規定最高法院有權向政府官員發出狀紙時，它實際上把聯邦憲法所規定的原始司法權擴大了。如果最高法院執行了《1789年司法條例》，就等於最高法院承認國會可以擴大憲法明確授予它的權力。但事實卻是，國會沒有這個權力。因為憲法是人民制定的，制憲是人民原始權利的偉大運用，但這種權利的運用不能也不應經常地反復 ，所以，憲法一旦制定，其基本原則也就確立起來，這些原則所產生的權威在制憲時就被認為擁有超越一切的（supreme）和恆久的（permanent）的性質 。
在給出這個前提後，馬歇爾便提出，顯而易見的問題 是憲法控制任何與其不符的立法還是立法機構可以通過一項普通法來改變憲法。在這兩個選擇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憲法或者是一項至高無上（superior paramount）的、不能用普通方式改變的法律，或者是與普通立法一樣，當立法機關願意改變它他時就可以被改變。如果是前者，那麼一項與憲法相抵觸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是後者，那麼成文憲法不過是人們的些荒唐的企圖，用來限制一種本質上不可限制的權力（指立法權） 。
話說到這里，憲法的神聖性已呼之欲出。接著，馬歇爾趁熱打鐵，拋出了他最後的撒手鐧，明確提出如果法律和法律之間，以及立法機關的立法與憲法沖突時，最高法院必須就其中一個的合法性作出裁決，因為判定什麼是法律斷然屬於司法部門的許可權和職責 。因此，當憲法和一項普通法同時適用於某個案件，而且兩者存在沖突，只能實行其中一個時，最高法院的決定當然已憲法為准。如果法官不承擔起維護憲法的責任，就有違他盡職盡責的誓詞，這無異於犯罪。出於這一責任，他宣布，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無效 ，也就是《司法條例》第13條違憲無效。
雖然馬伯里的官運沒能實現，但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人在司法領域中的較量可謂大獲全勝。本來，在傑弗遜等民主共和黨人已經明確表示即便最高法院下了執行令，他們也不會執行。並且打算以此為由，來彈劾馬歇爾和他的四位聯邦黨人最高法院法官（當時的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組成，清一色聯邦黨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馬歇爾來了一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為馬伯里正名爭氣的同時，卻避開了民主共和黨人所設的陷阱，直接指向法律和憲法孰重孰輕這一根本問題，最終確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雖然1787年的美國憲法和1789年的《司法條例》並沒有對司法審查權有明確的闡述，更沒有提到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國會、州議會或行政當局的行為違憲無效。但馬歇爾的判決也非無源之水，空穴來風，而是有一定的根據。在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美國的憲法之父之一漢密爾頓強調：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和專有的職責。而憲法事實上是，也應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有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如果兩者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較大之法為准。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為准。在漢密爾頓看來，立法機關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約束，這類限制須通過法院來執行，因而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 。（《文集》，392－93）
在馬歇爾的判決中，不難看出漢密爾頓的理論影子。不過，他雖然堅持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但並沒有明說在聯邦政府的三個部門中最高法院擁有最終和唯一的的憲法解釋權，也沒有強調最高法院的審查權比國會和總統可能擁有的權力更高。這可能是馬歇爾的高明之處。他深知，國會的任何法律最終都會涉及到公民的權利，而只要是權利問題，就有極大可能會演變成為需要由法院來裁決的司法問題，這樣一來，最高法院自然就擁有了事實上的最後憲法解釋權。在當時，馬歇爾的司法審查理論還看不出其深遠的影響，因為直到1857年斯科特案時，最高法院才第二次宣布另一項國會法律違憲。但是，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這是美國憲政歷程上最有影響的一頁，它為美國聯邦司法部門配備了強大的永久性法律工具，建立起一道防止各級政府（立法和行政）侵害公民權利的法律屏障。這大概是馬伯里、麥迪遜，甚至是馬歇爾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盡管如此，馬歇爾的判決本身完全是出於黨派斗爭的需要。大多數學者甚至認為，馬歇爾的判決實際上有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馬歇爾的判決的根據之一是最高法院對此案沒有最初的管轄權，無權受理。這意味著它根本就不應該作出判決，而是把案子打到有管轄權的聯邦地方法院。但他並沒有這樣作，而是一方面根據《司法條例》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與憲法相沖突為由宣布它違憲。不過，馬歇爾似乎可以辯解說，他接受此案時，並不知道它無權受理，無權受理只是在受理過程中獲得的新認識的一個結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黨派斗爭需要的這一判決，終於成為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里程碑，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嘲諷。不過，人類歷史有太多這樣的例子，自私的動機成就了偉大的事業。

㈢ 美國違憲審查

要說違憲審查，首先就應該提到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概述
詳細：
經過六年的反對英國的獨立戰爭，美國終於在1783年贏得了獨立。但美利堅共和國的正式建立卻是在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被各州批准以後。1789年4月，聯邦政府成立，獨立戰爭領導人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被推選為第一任美國總統。 建國後不久美國國內就因利益不同和政見分歧，出現了聯邦黨(federalists)與反聯邦黨(antifederalist)的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 republicans)兩大陣營。大體而言，聯邦黨人主張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力，反對法國大革命，而民主共和黨人則主張維護各州的自主地位，對外同情法國大革命。美國憲法雖然將聯邦許可權明文列舉於憲法，並將未列舉的剩餘權力則歸屬於各州，但是由於美國憲法相當簡練，解釋的彈性很大，因此誰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誰就可以在政治斗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
18世紀末19世紀初，美國的政黨和選舉政治還不成熟，總統和副總統混在一起選舉，得選舉人票最多的為總統，其次為副總統。於是，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繼喬治•華盛頓之後成為美國第二任總統，而民主共和黨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則成為他的副總統。在其第一屆任期即將期滿的1800年7月，亞當斯任命他的聯邦黨人朋友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 為國務卿，協助他競選連任。
在1800年美國的總統選舉中，亞當斯只得了65張選舉人票，而民主共和黨的候選人傑弗遜和艾倫•伯爾(Aron Burr)，卻各得了73張選舉人票。根據當時的規定，由各州在眾議院以州為單位（一票），投票選擇傑弗遜和伯爾兩人中的一位為總統另一位為副總統。由於聯邦黨人寧可把票投給腐敗無能的政客伯爾，也不願選擇在他們看來支持法國大革命的"危險的激進派"。於是，傑弗遜只得了18個州中8票，未能超過半數。在一個星期內，眾議院一共進行了35次無記名投票，結果都是如此。這時，聯邦黨人的領導人、傑弗遜的政敵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督促他所能影響的聯邦黨人，讓他們控制的幾各州投了空白票，從而使傑弗遜以微弱多數當選。 因為在漢密爾頓看來，傑弗遜至少是正人君子，而伯爾則是沒有原則性的投機政客。這時已是1801年2月17日，離總統總統就職只剩下了兩周。
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黨也遭受重大的失敗。這樣，他們不但失去了總統的寶座，同時也失去了國會的控制權，於是，聯邦黨人就把希望寄託於聯邦司法部門，藉以維持他們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乘著新總統上台和新國會召開之前，國會中的聯邦黨人在1801年2月13日通過了《1801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增設了5個聯邦地區法院和3個聯邦巡迴法院，由此增加16個聯邦法官的職位。1801年2月27月，國會又通過一項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ganic Act)，授權總統可以任命特區內共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這樣一來，亞當斯就可以在新總統上台之前，任命他的聯邦黨人來可擔任這58新增的法官職位。為此，亞當斯忙乎了半個月，直到卸任前一天（1801年3月3日）午夜才結束所有58個法官的任命程序，與此同時，國務卿馬歇爾則在所有"星夜法官"的委任狀(commission)上蓋上國璽。人們因此把這批法官稱為"星夜法官"(midnight judges)。
在此之前的1801年1月20日，亞當斯總統還作出了驚人的舉動，任命國務卿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月27日，經參議院同意後，馬歇爾於2月4日正式到職赴任。但是，馬歇爾此時並末辭去國務卿的職務，只是不支領國務卿的俸祿，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因為當時正是新舊總統交接的之際，馬歇爾一面要向新國務卿交接，一面又要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忙得暈頭轉向，竟然來不及把由他親自蓋章的17份委任狀送到所委任的"星夜法官"之手。
新總統傑弗遜對聯邦黨人的這些陰謀詭計深惡痛絕。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後，得知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狀仍滯留在國務院，便立即指他示他的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son)扣發這些委任狀，並示意麥迪遜將這些委任狀 "如同辦公室的廢紙、垃圾一樣處理掉" 。接著，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新國會通過新的立法，在1802年3月8日廢除了《司法條例》，進而也就砸了21個聯邦法院"星夜法官"的飯碗。不過，新國會沒有撤銷有關治安法官的《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為了防止被免職的"星夜法官"向最高法院控告新國會的作法，新國會還進一步以重新安排最高法院開庭日期的辦法，暫時關閉了最高法院，改一年兩次開庭為一次開庭，從而使最高法院在1801年12月~1803年2月關閉了長達14個月之久。當最高法院再次開庭時，已經是 1803年2月了。
但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聯邦黨人利用最高法院對民主共和黨人進行反擊。最高法院剛開庭，未拿到委任狀的治安法官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與另外三個同樣情形的"星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訴麥迪遜，要最高法院下狀紙（ writ of mandamus）命令麥迪遜交出委任狀，以便走馬上任。他們起訴的根據是《1789年司法條例》(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條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則和習慣所容許的范圍內，有權向聯邦政府現職官員下達命令，命其履行其法定義務" 。這正是馬歇爾求之不得的機會，他立即受理了此案。這就是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不過，如何處理這個案子，對馬歇爾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如果他支持馬伯里，下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麥迪遜極可能拒絕執行，而法院並沒有任何手段來執行這一判決。如果他不支持馬伯里，這無疑是向世人表明聯邦黨人已向民主共和黨人屈服。在冥思苦想之後，馬歇爾和他的最高法院的夥伴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經過一番精心准備，1803年2月24日，馬歇爾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判決，馬歇爾後來把它稱為"其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決定"。在代表最高法院宣讀判詞 時，馬歇爾首先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 申訴人馬伯里是否有權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狀？
第二， 第二，如果他有這個權利而且這一權利受到侵犯時，政府是否應該為他提供補救的辦法？
第三， 第三，如果政府應該為申訴人提供補救的辦法，是否是該由最高法院來下達強制執行令，要麥迪遜將委任狀派發給馬伯里？
馬歇爾明確表示，對第一個問題："本院認為，委任狀一經總統簽署，任命即為作出；一經國務卿加蓋合眾國國璽，委任狀即為完成"。
既然馬伯里先生的委任狀已由總統簽署，並且由國務卿加蓋了國璽，那麼，他就已經被任命了；因為創設該職位的法律賦予該官員任職5年，不受行政機關干預的權利，所以，這項任命是不可撤銷的，而且賦予該官員各項法律上的權利，這些權利受他的國家的法律的保護。"
因此，拒發他的委任狀，在本法院看來，不是法律所授權的行為，而是侵犯了所賦予的法律權利。"
對第二個問題，馬歇爾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論證說： "每個人受到侵害時，都有權要求法律的保護。政府的一個首要責任就是提供這種保護。合眾國政府被宣稱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對於侵犯所賦予的法律權利不提供補救，它當然就不值得這個高尚的稱號。" 他甚至上綱上線地說："如果要去除我們國家法律制度的這個恥辱，就必須從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因此，我們有責任查明：在我們的社會是否有人免於法律調查，或者受傷害一方被拒絕給予法律補救。"也就是說，國務卿麥迪遜不得剝奪馬伯里既得的權利，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從麥迪遜那裡獲得委任狀。
話到這里，人們自然會認為馬歇爾會立即對麥迪遜下達執行令，以便讓聯邦黨人皆大歡喜。但出人意料的是，馬歇爾沒有這樣作，而且，他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來，雖然聯邦法院有權對行政官員發出執行令，但在馬伯里這一案件中，這並不是聯邦最高法院的責任，因此它無權命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也就是說，馬伯里告錯了地方。他的論證是這樣的：最高法院是否有權發出執行令取決於它所管轄的范圍。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只有涉及大使、公使、領事等外國使節或州政府為一方當事人的案子時，最高法院才有初審權(original jurisdiction)。而馬伯里即非外國使節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因此最高法院對他的案子並無初審管轄權。同時，在聯邦憲法規定的最高法院的固有許可權方面，也沒有把向行政官員下達執行令包括在內。顯然，馬伯里起訴麥迪遜所依據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條與憲法存在沖突。據此，馬歇爾把問題一下子跳到了國會法律的合法性上。在他看來，真正的問題是最高法院究竟是應遵從《司法條例》第13條，還是遵從《聯邦相符》來作出裁定？
這一部分的闡述遂成了這個判決的根本和主體，也成為美國憲政史的華彩篇章。馬歇爾指出，國會通過的《司法條例》在規定最高法院有權向政府官員發出狀紙時，它實際上把聯邦憲法所規定的原始司法權擴大了。如果最高法院執行了《1789年司法條例》，就等於最高法院承認國會可以擴大憲法明確授予它的權力。但事實卻是，國會沒有這個權力。因為憲法是人民制定的，制憲是人民"原始權利"的偉大運用，但這種權利的運用"不能也不應經常地反復" ，所以，憲法一旦制定，其基本原則也就確立起來，這些原則所產生的權威在制憲時就被認為擁有"超越一切的"（supreme）和"恆久的"(permanent)"的性質 。
在給出這個前提後，馬歇爾便提出，顯而易見的問題 "是憲法控制任何與其不符的立法還是立法機構可以通過一項普通法來改變憲法。在這兩個選擇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憲法或者是一項至高無上(superior paramount)的、不能用普通方式改變的法律，或者是與普通立法一樣，當立法機關願意改變它他時就可以被改變。如果是前者，那麼一項與憲法相抵觸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是後者，那麼成文憲法不過是人們的些荒唐的企圖，用來限制一種本質上不可限制的權力〖指立法權〗" 。
話說到這里，憲法的神聖性已呼之欲出。接著，馬歇爾趁熱打鐵，拋出了他最後的撒手鐧，明確提出如果法律和法律之間，以及立法機關的立法與憲法沖突時，最高法院必須就其中一個的合法性作出裁決，因為"判定什麼是法律斷然屬於司法部門的許可權和職責" 。因此，當憲法和一項普通法同時適用於某個案件，而且兩者存在沖突，只能實行其中一個時，最高法院的決定當然已憲法為准。如果法官不承擔起維護憲法的責任，就有違他盡職盡責的誓詞，這"無異於犯罪"。出於這一責任，他宣布，"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無效" ，也就是《司法條例》第13條違憲無效。
雖然馬伯里的官運沒能實現，但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人在司法領域中的較量可謂大獲全勝。本來，在傑弗遜等民主共和黨人已經明確表示即便最高法院下了執行令，他們也不會執行。並且打算以此為由，來彈劾馬歇爾和他的四位聯邦黨人最高法院法官（當時的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組成，清一色聯邦黨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馬歇爾來了一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為馬伯里正名爭氣的同時，卻避開了民主共和黨人所設的陷井，直接指向法律和憲法孰重孰輕這一根本問題，最終確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雖然1787年的美國憲法和1789年的《司法條例》並沒有對司法審查權有明確的闡述，更沒有提到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國會、州議會或行政當局的行為違憲無效。但馬歇爾的判決也非無源之水，空穴來風，而是有一定的根據。在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美國的憲法之父之一漢密爾頓強調："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和專有的職責。而憲法事實上是，也應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有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如果兩者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較大之法為准。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為准"。在漢密爾頓看來，立法機關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約束，"這類限制須通過法院來執行，因而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 。（《文集》，392－93）
在馬歇爾的判決中，不難看出漢密爾頓的理論影子。不過，他雖然堅持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但並沒有明說在聯邦政府的三個部門中最高法院擁有最終和唯一的的憲法解釋權，也沒有強調最高法院的審查權比國會和總統可能擁有的權力更高。這可能是馬歇爾的高明之處。他深知，國會的任何法律最終都會涉及到公民的權利，而只要是權利問題，就有極大可能會演變成為需要由法院來裁決的司法問題，這樣一來，最高法院自然就擁有了事實上的最後憲法解釋權。在當時，馬歇爾的司法審查理論還看不出其深遠的影響，因為直到1857年斯科特案時，最高法院才第二次宣布另一項國會法律違憲。但是，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這是美國憲政歷程上最有影響的一頁，它為美國聯邦司法部門配備了強大的永久性法律工具，建立起一道防止各級政府（立法和行政）侵害公民權利的法律屏障。這大概是馬伯里、麥迪遜，甚至是馬歇爾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盡管如此，馬歇爾的判決本身完全是出於黨派斗爭的需要。大多數學者甚至認為，馬歇爾的判決實際上有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馬歇爾的判決的根據之一是最高法院對此案沒有最初的管轄權，無權受理。這意味著它根本就不應該作出判決，而是把案子打到有管轄權的聯邦地方法院。但他並沒有這樣作，而是一方面根據《司法條例》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與憲法相沖突為由宣布它違憲。不過，馬歇爾似乎可以辯解說，他接受此案時，並不知道它無權受理，無權受理只是在受理過程中獲得的新認識的一個結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黨派斗爭需要的這一判決，終於成為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里程碑，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嘲諷。不過，人類歷史有太多這樣的例子，自私的動機成就了偉大的事業。
全球三種違憲審查模式比較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羅鋒報道 違憲審查是國家權力過程中的一種基本糾錯機制。如同其它任何一種糾錯機制一樣，是憲法正常運行的必要保障。因此，違憲審查並不神秘。從各國違憲審查制度的發展與運行中不難發現，目前世界各國違憲審查制度主要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以司法機關即法院行使憲法監督權的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國。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通過受理公民的訴訟來行使違憲審查權。在這種模式下，由於司法是三權分立中的獨立一部分，因此具有獨立審查立法的權力。而這種模式中的許多案例，是與判例法制度相適應的。啟動違憲審查程序的主動權始終掌握在公民手中。他們可以通過個案向任何普通法院提起訴訟，擱置違憲的立法；也可以在議會走廊說服議員修改憲法，推翻違憲的判決結果。最近的幾個案例包括2004年1月26日，美國聯邦地區法官奧黛麗•科林斯判處布希總統的「愛國者法案」有部分內容違反美國憲法的第一和第五修正案。
據介紹，美國最早的違憲審查發生在1796年「希爾頓控訴合眾國」一案中，當時的美國法官佩特森和威爾遜，就行使了判決國會一項法案違憲的權利。到了美國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1801～1835任職)任期內的1803年，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確宣布它有權對國會通過的法律進行司法審查,並第一次判決一條聯邦法律違憲。從此這種基於普通法院的違憲審查機制就確立下來了。但是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司法活動本身也難保證是絕對客觀中立的過程，法官的主觀性往往干擾了他准確體現立憲意圖。
第二種模式是立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如英國。違憲審查在英國的歷史比美國還要長，盡管英國是世界上三個沒有成文憲法的國家之一，但是早在君主立憲制度確立之初，《權利請願書》與《權利法案》就明確表示，法律由普通法院與衡平法院獨立適用。英國的憲法性法律《王位繼承法》明確規定，英國法律是英國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君主及其大臣必須批准與確認。
英國實行「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內閣和法院由議會產生並對其負責，議會可以制定、修改和廢止任何法律，包括各種憲法性文件；任何一部法律如果違憲，議會有權修正或廢止。這種監督模式的最大優點在於它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從而保證了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得以更有效地貫徹和執行。但是問題在於立法機關自己審查自己，有的時候就失去了審查的意義。
三是由專門的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如法國的憲法委員會和德國、俄羅斯、義大利、韓國等國的憲法法院。法國憲法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就是「各組織法在公布前，議會兩院的規章在施行前，都必須提交憲法委員會，憲法委員會應就其是否符合憲法作出裁決」。著名的案例是2002年12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二廳以多數反對的結果，否決了德國將於2003年1月生效的《新移民法》，聯邦法院多數法官的意見是，今年3月22日聯邦參議院通過新移民法的程序違法了德國憲法第78條的規定，原因是勃蘭登堡州未能一致投票卻算作了贊同票。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專門機關不可避免受到政策影響，政治傾向性強，很難保證客觀公正的監督。
在不同的國家裡，違憲審查的部門不同，但是共同的是違憲審查機構的專業化與獨立性：專門審理政府或立法機關侵犯公民權利的案件，獨立於普通法院、獨立於行政機關，並且都關注過程合法性。從違憲審查的手段上說，現代國家通過兩種方式對法律及法律性文件的合憲性進行審查。一是事先審查，即在法律、法律性文件頒布生效之前所進行的合憲性審查，一旦被確認違憲，該項法律、法律性文件便不得頒布實施；二是事後審查，即頒布實施之後進行的合憲性審查。
而憲法審查之後的執行，更是世界各國法律保障的基礎。著名案例在1957年，當時美國最高法院宣布，「不同種族不同公立學校」(即黑白人必須分校的做法)違反憲法第14條修正案。當時許多人反對高法判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兩位領袖。一位是艾森豪威爾總統，一位是阿肯色州州長。但是，當阿肯色州長試圖抵制高法判決時，艾森豪威爾將軍卻命令軍隊進入阿肯色州，強制執行高法判決，保護黑白人同校。

㈣ 為什麼美國憲法已經有明文規定違憲審查制度，但大家都還是認為「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開創了違憲審查制度呢

第一章 序言

為什麼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沒能阻止希特勒上台？

聯邦德國又怎麼會成為西歐民主制度穩定的樣板？

美國的民主制度何以能歷兩百餘年不曾中斷？

幾乎照搬美國政制的菲律賓為何又屢屢在政變和獨裁的邊緣遊走？

盡管民主在今日的環球凱歌高奏，民主制度的穩定卻依然是一個未解的難題。

美國式民主出色的闡發者托克維爾早在一百七十多年前就預言：民主註定將擴散到全世界。但也是他，在對美國政制的出色成就贊嘆之餘，同樣不失遠見地指出，這種制度未必能適合其他國家。當年，托克維爾只不過隨手列舉了墨西哥作反例，而當今這個公認的民主時代，惡劣、動盪的民主政制卻俯拾皆是。

托克維爾很清楚民主制度極易蛻變為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那麼如何保障美國民主制度的穩定？他提供了這樣的解釋：

「有助於美國維護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下列三項：第一，上帝為美國人安排的獨特的、幸運的地理環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習慣和民情。」（托克維爾1988上冊，320）?在這三項原因中，托克維爾強調法制的作用大於地理環境，而民情的作用大於法制。但地理環境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他更著重討論的是美國的法制和民情。

民情是一個含混的概念，托克維爾的講法讓人自然聯想到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維巴（Sidney Verba）（1989）對公民文化的研究。但是，民情，或者說公民文化與穩定的民主政治之間到底孰因孰果，迄今似乎尚難有定論。就拿聯邦德國戰後的民主歷程來說，恐怕誰也不能否定成功的制度設計對於塑造國民性格和公民文化具有積極意義。非西方社會的政治發展也證明，制度的變遷會導致生活習慣和民情改觀 。所以，當我們沿著托克維爾的思路，把二戰之前魏瑪民主的教訓和戰後聯邦德國民主的出色成就拿來同美國的經驗加以對比，尋求對民主製得以穩定的解釋時，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他所說的法制上。

「在美國，幾乎所有政治問題遲早都要變成司法問題。」（托克維爾1988上冊，310）托克維爾敏銳地指出「美國的法官跟其他國家的司法官員完全一樣，但他們被賦予巨大的政治權力」。「其原因只在於：美國人認為法官之有權對公民進行判決是根據憲法，而不是根據法律。換句話說，美國人允許法官可以不應用在他看來是違憲的法律。」（托克維爾1988上冊，111）而「授予美國法院的這種范圍有限的可以宣布某項法律違憲的權力，也是人們迄今為反對議會政治的專橫而築起的強大堡壘之一。」（托克維爾1988上冊，115）

在討論完美國的民主政府後，托克維爾指出了多數在美國的無限權威及其後果。如何削弱多數的暴政呢？他又一次強調了「美國的法學家精神及其如何成為平衡民主的力量」，明確提出：「法院是法學界對付民主的最醒目工具」（托克維爾1988上冊，305-306）。「有權宣布法律違憲的美國司法官員，管理日常的司法事務。他們不能強制人民立法，但至少可以強迫人民信守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要求他們言行一致」（托克維爾1988上冊，309）。

很明顯，托克維爾所言的法制，絕對不是中文意義上的「法律制度」。他所描述的一切，其實就是後人慣用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托克維爾給我們的答案是：法治能夠維護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法治落實為具體制度，就是法官「有權宣布法律違憲」，即美國法院行使的司法審查權 。所以，在制度上，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對於維護民主的穩定，防止其蛻變成多數的暴政功莫大焉！

無獨有偶，盡管1814年普魯士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從而宣告了「法治國」（Rechtsstaat） 的實現。但19世紀日耳曼法學派領導人基爾克（Gierke）還是指出：「我們公法的一個基本缺陷，乃是不存在獨立的正義法院，去為憲政原理提供保護」（張千帆2001，177）。基於對第三帝國的極權專制的反思，戰後聯邦德國與戰前魏瑪共和國最突出的政制差別，就是1951年新設立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按照《基本法》第93、94條的規定，聯邦憲法法院擁有廣泛的法律法規違憲審查權，有權裁決國家機關之間和聯邦與各州之間的許可權爭議，有權進行選舉審查，有權宣布政黨違憲，負責審理彈劾總統與彈劾法官的案件，接受公民因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受到公權力侵害提起的憲法訴願（或可以理解為「憲法控訴」Verfassungsbeschwerde）等等。總之，聯邦憲法法院的設立與其司法審查權的行使，是戰後聯邦德國民主制度得以穩定的重要制度保障。

所以，綜合美國和德國的例證，我們會自然地提出這樣的假設：

司法審查導致了民主制度的穩定。

第二章 現有理論、問題和假設

（一）有關司法審查與民主制關系的現有理論

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亦稱違憲審查，是指通過司法程序來審查和裁決立法與行政行為是否違憲 。180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C. J. Marshall）在「馬伯里訴麥迪遜」[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 一案的判決中宣布：「和憲法抵觸的法律是無效的」，「而闡明何為法律是司法部門的職權與責任」，從而確立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由於1787年美國憲法中對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並沒有明文規定 ，自建立之日起，司法審查制度就倍受批判和質疑。否定的主要理由一是指責其「篡權」，破壞了三權分立的原則 。第二類則直斥司法審查制度的反民主性——非民選的少數法官可以在憲法的名義下否定民選議會的立法，難道不是有違「人民主權」原則？（Dean 1966; Melone et al. 1988; Friedrich 1946）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伴隨著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的新建或重建，司法審查制度以異乎尋常的速度擴散開來。不僅與美國同屬普通法系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國最高法院擁有程度不同的司法審查權，而且大陸法系的聯邦德國、義大利、日本等也在戰後以不同方式創立了司法審查制度 。即令是大革命以來就強烈反對「法官政府」的法國，同樣在1958年憲法中設立了享有部分司法審查權的「憲法委員會」（Conseil constitutionnel） 。盡管類型和許可權各異，但是作為「法治的基石」（史蒂芬2001），司法審查被視為當今自由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項機制（應克復1997，462）。

於是，司法審查的反民主問題被其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成功運作沖淡了。有的法學家尋求對民主的重新理解來論證「司法審查的民主特性」，認為真正的民主是保證民選的和任命的官員最終都就其所作所為向人民負責。因此只要法院最終是對人民負責的，那麼它就符合民主價值 。德沃金（Dworkin）則巧妙的通過強調民主對平等的追求和法官們恪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來論證司法審查與民主兼容（德沃金1998，177-201；2001，19-37）。更加功利主義的解釋則認為，「民主制度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在於排除一切不符合民主的東西，相反它是要通過各種可能的方法達到民主的最終目的，而這些方法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董華1999，32；Arthur 1995, 109-111）。

法學家們用「終極目的」來調和法治與民主，這無非創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卻無助於我們了解司法審查從反民主到維護民主，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化學反應」。政治科學家們或許能讓我們更清醒呢？

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興起之後，政治科學家們一改以往對政治制度的強調，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方面。在司法政治領域，政治學家們對於法院決策的模式、決策背後的社會和心理動因更有興趣，而對制度本身的討論興趣不大。達爾在《民主理論的前言》中毫不客氣地將「麥迪遜式的民主」稱為一種意識形態。在討論到應在多大程度上保護少數人不受政府壓迫時，他的結論是「如果政制因素不是完全不相乾的話，其重要性與非政制因素相比較，也是微不足道的」（Dahl 1956, 135）。足見這一時期政治科學家對制度的重要性估計甚低，也不可能在司法審查和民主的關繫上做出什麼理論上的突破。

經歷了方法論的革新，政治科學中對憲政制度的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公共選擇、博弈論和大規模統計分析被應用於政制比較和司法政治的科學研究中 。但政治學者們並不糾纏於司法審查與民主制度的關系。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沃倫（Warren）法院在民權運動中表現突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戰後在維護公民權利與個人自由以至社會基本權利方面成績斐然，「司法審查乃維護人權與基本自由之必須」的觀念現今業已成為定理。於是，司法審查合乎民主與否不再值得爭論。在司法權擴張的背景之下，法院在司法審查中應該保持節制（judicial restraint），迴避介入政治爭端，還是應該奉行司法能動主義（judicial activism），積極維護人權和基本自由成為學者關心的主要話題（Ely 1980; Arthur 1995; Hughes 1995, 157-204）。

大規模製度變遷引發了關於司法審查和民主關系的新爭論（Baaklini et al. 1997）。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司法審查制度同樣被轉型中的非西方新興民主國家廣泛採納。相應的，在對民主化問題，尤其是對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制度的鞏固和穩定問題的討論中，政治學家們廣泛注意到這一現象。可是，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中司法審查制度的優良表現相反，非西方新興民主國家的司法審查效果參差不齊，多數情況與這些國家民主制度的表現一樣乏善可陳。司法審查的引入是否必然導致民主制度的穩定？德國的經驗能否重現於非西方世界？新興民主國家應該致力於更加民主化還是強化憲政與司法審查？要回答這類疑問，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在司法審查和民主制度的穩定之間建構更有說服力的理論橋梁。

㈤ 如何認識美國的法制精神

英裔美國人保留了各國在司法權上通有的特徵——但他們使司法權變成了強大的政
治權力——怎樣變的——英裔美國人的司法制度在哪些方面與其他所有國家不同——
美國法官為什麼有權宣布法律違憲——美國法官怎樣利用這項權利——立法者為防
范濫用這項權利而採取的措施

根據寫作計劃，我要專用一章來討論美國的司法權。美國司法權的政治作用極大，
所以我覺得必須著重說明，免得因一筆代過而被讀者忽略。
除了美國之外，其他一些國家也有聯邦的組織。共和政體不單存在於新大陸的海岸，
而且也見於世界上其他地方。代議制已為歐洲好幾個國家所採用。但我認為，迄今為止，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還沒有象美國這樣建立過司法權。
使一個外來者最難理解的，是美國的司法組織。在他看來，簡直是沒有一個政治事
件不是求助於法官的權威的。因此，他自然會得出結論說，法官在美國是很強大的政治
勢力之一。當他繼而考察法院的組織時，他一眼就可以看清司法的特點和程序。他可以
看到，法官好像只是偶然干預公共事務，但這種偶然性卻是天天出現。
當巴黎的最高法院駁回政府的法案或拒絕為政府的法令備案時，或當它本身傳訊一
個被控瀆職的官員時，人們可以認為這是司法權在發生政治作用。但在美國，卻看不到
這類事情。
美國人仍然保留了司法權的一切人所共知的特徵。他們嚴格地把司法權局限於有章
可循的范圍之內。
司法權的第一特徵，表現在所有國家都是對案件進行裁判。要使法院發揮作用，就
得有爭訟的案件。要使法官進行裁判，就得有提交審理的訴訟案件。因此，只要沒有依
法提出訴訟的案件，司法權便沒有用武之地。司法權存在那裡，但可能不被行使。在法
官審理一個案件而指責與此案件有關的法律時，他只是擴大了自己的職權范圍，而不是
越出了這個范圍，因為在審理案件之前，他一定要對該項法律進行一定的判斷。但在法
官開始審理案件之前就對法律說三道四，那他就完全是越權，侵犯了立法權。
司法權的第二個特徵，是審理私人案件，而不能對全國的一般原則進行宣判。在法
官判決某一私人案件，由於他堅信某一一般原則的一切推論都有毛病而認為它無效並加
以破壞時，他並沒有越出應有的職權范圍。但是，在法官直接指責一般原則或沒有待審
的私人案件而破壞一般原則時，他就越出了所有國家都同意應予限制的法官的職權范圍，
因為他擅自取得了比一般官員更重要而且或許是更有用的許可權，但他卻因此不再是司法
權的代表。
司法權的第三個特徵，是只有在請求它的時候，或用法律的術語來說，只有在它審
理案件的時候，它才採取行動。這個特徵不如其他兩個普遍；但我認為，盡管有一些例
外，仍可以把這個特徵視為最重要的特徵。從性質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
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向它告發一個犯罪案件，它就懲罰犯罪的人；請它糾正一個非
法行為，它就加以糾正；讓它審查一項法案，它就予以解釋。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
罪犯、調查非法行為和糾察事實。如果它主動出面以法律的檢查者自居，那它就有越權
之嫌。
美國人保存了司法權的這三個顯著特徵。只有在有人起訴的時候，美國的法官才能
審理案件。它從無例外，只受理私人案件，而且總是要在接到起訴書後才採取行動。
因此，美國的法官跟其他國家的司法官員完全一樣，但他們被授予巨大的政治權力。
這是怎樣產生的呢？既然他們的權力范圍和行動手段與其他國家的法官並無二致，
那他們為什麼又擁有其他國家法官所沒有的權力呢？
其原因只在於：美國人認為法官之有權對公民進行判決是根據·憲·法，而不是根
據·法·律。換句話說，美國人允許法官可以不應用在他看來是違憲的法律。
我知道，其他國家的法院有時也要求過類似的權力，但它們從來沒有得到。而在美
國，所有方面都承認法官的這項權力，沒有一個政黨，甚至一個個人，對此提出過異議。
這個現象的存在，可從美國憲法規定的這項原則得到解釋。
在法國，憲法是不可修改的，或被認為是不可修改的；任何權威均不得對憲法做任
何修改，這是公認的學說。（L）
在英國，國會有權修改憲法。因此，在英國，憲法是可以不斷修改的，或者無寧說
它根本沒有憲法。國會既是立法機關，又是制憲機構。（M）
在美國，政治理論比較簡單和比較合理。
美國的憲法並不象在法國那樣被認為是不可修改的，但也不象在英國那樣可被社會
的公認權威所修改。它是一部與眾不同的法典，代表全體人民的意志，立法者和普通公
民均須遵守；但可以按照規定的程序，在預先規定的條件下，根據人民的意志加以修改。
因此，美國的憲法是可以改動的，但只要它存在一天，一切機構和個人均須照舊服
從。只有它擁有唯一無二的權威。
由此不難看出，這些差異一定會影響我所說的這三個國家的司法機關的地位和權力。
假如法國的法院可以以法律違憲為理由而不服從法律，那麼，法國的制憲權實際上
就將落於法院之手，因為只有它們將會有權解釋誰也無權更改其條文的憲法。因此，它
們將會代替國家和統治社會，而且司法權固有的弱點也會促使它們這樣做。
我知道法國的法官無權宣布法律違憲，所以法國的憲法修改權便間接地賦予了立法
機關，因為沒有合法的障礙來阻止它修改憲法。但我還是認為，把人民憲法的修改權賦
予即使是部分地代表人民意志的人，也比賦予除了代表自己誰也不代表的人為好。
假如授予英國法官以抵制立法機構的意志的權利，那將更加不合理，因為制定法律
的議會也制定憲法，從而在任何情況下，凡由國王、上議院和下議院公布的法律，都不
能認為是違憲的。
這兩個推論都不能用於美國。
在美國，憲法也象制約普通公民一樣制約立法者。因此，美國的憲法是一切法律之
首，其他任何法律均不能修改它。可見，法院在服從法律的時候要優先服從憲法，也是
正確的。這正是堅持司法權宗旨，即法官在選擇合法的處置辦法時，要從其中選擇最合
乎根本大法的辦法，乃是他的天然權利。
在法國，憲法也是一切法律之首，法官均有權以它作為判決的根據；但在行使這項
權利時，他們又可能侵犯比這項權利更為神聖的其他權利，即侵犯他們所代表的國家的
權利。
在這種情況下，普通理由必須對國家理由讓步。
在美國，國家永遠可以通過修改憲法的辦法使法官服從，所以不必害怕這種危險。
因此，在這一點上，政治和邏輯是一致的，而人民和法官也都保存了他們各自的特權。
因此，在要求美國的法院援引一項在法官看來是違憲的法律時，法官可以拒絕援引。
這項權利雖然是美國法官所特有的，但卻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
實際上，法律很少能夠長期逃脫法官的驗證分析，因為法律很少不涉及私人利益，
而且訴訟當事人在涉及他的利益時也可以和必然向法院提出異議。
於是，自法官在辦案中拒絕應用某項法律之日起，這項法律便將立即失去其一部分
道德力。這時，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就會找到方法不去履行該項法律所規定的義務，以致
此類訴訟案件開始增加，而該項法律也將變得無力。不是人民修改憲法，就是立法機構
宣布廢除該項法律，結果兩者必擇其一。
可見，美國人雖賦予法院以無限的政治權力，但在法院強其他們服從的時候，他們
也可以通過司法手段來抵制，即可以大大減少這種權力的弊端。
如果法官可以從理論方面和以一般方式抵製法律，可以自主行動和彈劾立法者，那
他就顯然進入了政治舞台，變成某一政黨的支持者或反對者，激起全國人民紛紛參加戰
斗。但是，當法官在一件不甚重要的政治糾紛和私人案件中抵製法律的時候，其抵制的
重要意義可能不被公眾注意。這時，他的判決隻影響到個別人的利益，而法律也只是偶
然受到了損害。
還有，受到損害的這項法律並沒有被廢除，因為只是它的道德力減弱了，而它的實
際效力還沒有中止。只有經過一步一步的抵制，在無數判例的反復驗證下，該項法律最
後才能作廢。
而且也不難理解，允許私人彈劾法律，使對法律的審判與對人的審判緊密地結合起
來，還會保證法制不致輕易地受到攻擊。由於採用這種辦法，法制便不再天天遭到政黨
的侵擾。在指責立法者的錯誤時必須服從實際的需要，即必須實事求是和有據可查，因
為這要作為審理案件的依據。
我很清楚，美國法院的這種作法不僅十分有利於公共秩序，而且十分有利於自由。
假如法官只能從正面攻擊立法者，他就有時不敢這樣做；
而在另一些時候，黨派精神又在天天驅使他敢於如此。結果，制定法律的權力機關
軟弱時，法律就要受到攻擊；在這個機關強大時，人們便會不敢吭聲，老老實實服從法
律。也就是說，當人們感到尊重法律對自己最有好處時，法律最常遭到攻擊；而當法律
容易以自己的名義進行壓迫時，法律反而會受到尊重。
但是，美國的法官是不由自主地被拉上政治舞台的。他們所以要審理法律，是因為
有要審理的案件，而他們又不能拒不審理。需由他們定案的政治問題，都與當事人的利
益有關，只要他們不否認正義，他們就不能拒不審理。他們履行法官職業的嚴肅職責，
就是在盡公民的義務。不錯，在這種制度下，法院對立法機構進行的司法彈劾，是不能
毫無差別地擴及所有法律的，因為有些法律決不會引起那種稱之為訴訟的針鋒相對的爭
端。即使有可能出現這種爭端，仍然可以預料沒有人願意把它送交法院解決。
美國人也經常感到這種辦法的不便，但他們甘願修修補補，不作徹底修正，唯恐修
正之後會在各種案件上產生危險的後果。授予美國法院的這種范圍有限的可以宣布某項
法律違憲的權力，也是人們迄今為反對議會政治的專橫而築起的強大壁壘之一。

授予美國法官的其他權力

在美國，所有公民均有權向普通法院控告公職人員——他們怎樣行使這項權利——
法蘭西共和國第八年憲法的第七十五條——美國人和英國人無法理解這一條的意義

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談一談在象美國這樣的自由國家，所有公民均有權向普通法院
的法官控告公職人員，和所有法官均有權判處公職人員的問題，因為人們以為在自由國
家這是自然的。
在行政官員犯法時責成法院懲治他們，並非是授予法院以特權，而是法院行使其禁
止犯法的當然權利。
在我看來，美國讓全體公職人員對法院負責，並未削弱政府的許可權。
相反，我覺得美國人在這樣做的時候，卻使政府應當享有的尊重得到加強，而政府
也更加註意工作，以免遭到批評。
我從來沒有見到哪個國家的政治訴訟案件象美國那樣少，而且我也不難說明其原因。
不管案件的性質如何，訴訟總是一件困難和費錢的事。在報章雜志上指責一個普通人很
容易，但要把他拉到法庭去受審，就不能不有重大的理由。因此，要依法對一個官員起
訴，就得有控訴他的正當理由。如果官員們害怕被控告，那他們就決不要向人們提供這
樣的理由。
這種情況並非決定於美國人所採用的共和制度，因為同樣的情況也可以每天發生於
英國。
這兩個國家的人民都不曾認為把國家的主要官員置於法院的監督之下，他們的獨立
就有了保證。他們認為要想確保自由，與其依靠他們從未求助過的或很晚才能提出的大
訴訟程序，不如依靠普通老百姓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提出的小訴訟程序。
在很難抓住在逃罪犯的中世紀，法官逮捕幾個罪犯之後，往往要對這些落網的人處
以可怕的酷刑，但這並未減少犯罪案件的數目。人們以後發現，審判越是正確和溫和，
就越是有效。
美國人和英國人主張，應把虐待和專橫都視為盜竊，所以他們簡化了審訊程序和減
輕了刑罰。
法蘭西共和國第八年公布了一部憲法，其第七十五條寫道：「部長級以下的政府官
員因職務關系而犯罪時，只有根據行政法院的決定才得被捕。這時，可向普通法院起訴。」
第八年憲法已經廢除了，但這一條並沒有廢除，至今仍被保留，而且每天都在遭到
公民的公正抗議。
我曾多次向美國人和英國人解釋，試圖叫他們理解這第七十五條的意義，但我很難
做到這一點。
他們原來以為，法國的行政法院（Le Conseil d』Etat）原來是王國中央常設的一
個大法院；而首先要把所有的原告都推到那裡去，在他們看來是一種暴政。
但是，當我一再解釋，告訴他們行政法院不是一般所說的司法機構，而是其成員直
接隸屬於國王的行政機構，因而國王欽命他的一個叫做省長的臣僕違法之後，可以欽命
另一個叫做行政法院法官的臣僕去使前者免受懲處的時候；當我向他們說明因君主的命
而受到損害的公民只能向君主本人要求損失賠償的時候，他們總是不相信天下會有如此
荒謬的事情，指責我胡說和無知。
於是，專制政體暴露出它的真面目，而人們只是在壓力之下才屈服於它。

㈥ 如何理解西方國家違憲審查制度

違憲審查制度主要是在以嚴格遵循三權分立制度的美國比較明顯和完善，我做過這方面的結業小論文，就把論文復制給你看吧，我個人覺得已經論述的比較清晰，違憲審查的原因、建立過程、特點、內容簡述、意義都有。
簡述美國違憲審查制度
摘要：美國的司法違憲審查制對於維護美國憲法的權威、促進美國憲政國家的建設、完善分權制衡體制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通過考美國司法違憲審查制產生的理論基礎、確立過程和歷史作用，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益啟示。
關鍵字：違憲審查 美國 借鑒 分權制衡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是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效通過審查有關案件，解釋憲法，審查聯邦和立法機關頒布的法律，聯邦和州採取的行政措施，宣布違反聯邦憲法的法律和行政措施為無效。
獨立戰爭以來的二百多年時間里，美國法律經歷了獨特的發展過程，美國在接受普通法傳統的同時，賦予古老的法律以驚人的活力，並以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創新精神建立了符合美國國情的法律制度，在普通法法系中，美國法佔有重要地 位，成為普通法系中與英國法並駕齊驅的又一代表性法律，而美國對憲政理論的獨特貢獻是違憲審查制，美國最高法院擁有違憲審查權，司法審查制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政治、法律和經濟生活，它以資產階級的分權，制衡和法治原則為基礎，很好地維護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調整了聯邦和州的法律沖突，有效地調整行政，立法、司法三機關，促進三機關的有效運作。
違憲審查制度確立的理論基礎
首先，憲法的法律性決定了應該由普通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如果憲法不能由法院實施，它是沒有價值的，而且是些空話。」與其他部門法相比，憲法雖然有較為濃厚的政治性，但是它的主要特性仍然是法律性，這就決定了憲法只有通過司法途徑才能使紙面上的文字成為活生生的現實而有效的規則。司法機 關 的職責 就在於解決利益沖突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由此決定了只有司法機關才能把握法律(包括憲法)的真正涵義。正因如此，漢密爾頓認為：「……法院 的職責就是審查一切違背憲法原意的法案並宣布其無效。」在三權分立與制衡原則 下，「解釋法律乃是法院正當與特有的職責。而憲法事實上，亦應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美國的一位大法官同樣認為：「我們受治於憲法，而所謂憲法不過是法官奉為憲法的法律 。」
其次，司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是三權分立與制衡原則的要求。美國憲法貫徹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們的三權分立理論並有所發展和創新，憲法將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分別賦予國會、總統和法院，並使三權之間互有重疊和交錯以達到權力互相制約監督，從而防範各部門濫用權力，防止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害。但是分權制衡的憲政格局中，司法部門處於弱勢，司法機關為分立的三權中最弱 的一個部門。正如漢密爾頓指出：「司法部門既無軍權 ，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的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的行動。故可正確斷言：司法部門既無強制，又無意志，而只有判斷；而且為實施其判斷亦需藉助於行政部門的力量。」司法部門的軟弱必然會招致其他兩方面的侵犯、威脅與影響；而且，立法機關的性質 決定了立法機關有侵權的可能性，「因為立法部門單獨有機會接近人民的錢袋，對於其他部門任職者的金錢報酬有全部決定權，這在所有憲法中有極大影響，於是在其他部門造成一種依賴性，這就為立法部門對它們的侵犯提供了更大便利。」因此為了與強大的立法權、行政權相抗衡，保持司法獨立和三權分立制衡的憲政格局，司法部門必須要有抗衡的權力作為武器，憲法解釋權和違憲審查權便是這種強有力的武器。漢密爾頓等人認為：「如謂立法機關本身即為自身權力的憲法裁決人，其自行制定之法其他部門無權過問，即對此當作如下答復：此種設想實屬牽強附會，不能在憲法中找到任何根據。不能設想憲法的原意在於使人民代表以其意志取代選民的意志。遠較以上設想更為合理的看法應該是：憲法除其他原因外，有意使法院成為人民與立法機關的中間機構，以監督後 者只能在其權力范圍內行事。」立法機關的潛在威脅客觀上需要由司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來抑制立法的專橫。
著名的180年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開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司法審查的先例，確立了美國的違憲審查制度，「最高法院是一個連續開會的制憲會議。」(伍德羅·威爾遜)，獨立的法官擁有司法審查權而成為重要的憲法解釋者。
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裁決，是聯邦最高法院運用司法審查權的首次實踐，它明確宣布「違憲的法律不是法律」。「闡明法律的意義是法院的職權」，開創了「美國司法審查立法」的先例。從此確立了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 中，有權宣布州法律或聯邦法律是否符合聯邦憲法的權力 。
二、違憲審查制的特點
美國首創的違憲審查制真正賦予憲法以根本法的地位，它將一切法律都置於憲法精神的統治之下，一切法律權利最終都起源並歸結於憲法權利它作為一項重要的憲法原則，具有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聯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均可依據聯邦憲法和州憲法，分別對聯邦立法和州立法進行審查；
第二，聯邦最高法院所審查的是已經頒布實施的法律行政命令，而非國會提交的議案；
第三，根據「不告不理」的原則，聯邦最高法院無權主動審查某項法律或法令，而是僅就憲法權利受侵犯的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進行審查，即審查在實施過程中造成侵害後果的法律或法令；
第四，聯邦最高法院經審查只能作出「合憲」或「違憲」的判決，而不能撤消某項法律或法令；
第五，宣告某項法律或法令違憲，須經聯邦最高法院三分之二多數的法官同意；
第六，經宣告違憲的法律或法令並未完全喪失效力，一旦聯邦最高法院在以後的判例中改變意見，仍可管用該項法律或法令；
第七，聯邦最高法院在行駛司法審查權時遵循的一項重要原則是「政治問題迴避」，司法審查權的行駛僅限於司法問題而不涉及政治問題。
這些特點反映出聯邦最高法院作為聯邦憲法的最後解釋者，擁有保障憲法正確實施的特殊權力——違憲審查權。
違憲審查制度的重要意義
自從司法違憲審查制確立以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行使違憲審查權所作的判例遍布美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各個領域，對於維護憲法權威、影響社會發展、捍衛憲政精神乃至推動美國的憲政建設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第一，從法律作用看，司法違憲審查制對保障美國憲法200多年的順利實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國憲法是剛性成文憲法，原文僅7條，修正案也不過20幾條，如此簡短，競沿用200餘年至今，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於違憲審查制。聯邦最高法院在審查中動用司法解釋權，對憲法中有關彈性條款作出符合憲法精神的解釋，深化了其含義，有效地補充和發展了聯邦憲法的內容，並通過靈活的遵循先例原則將古老的憲法原則與新時代的法律需求聯系起來，使美國憲法成為一部不斷發展的「活」的法律。迄今為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大約4000件關繫到憲法解釋的案件進行了審查，宣告了由美國議會制定的80餘件法律為違憲，至於州法律被宣告為違憲的就更多，從而有效維護了美國憲法的最高權威。可以說，美國憲法沿襲200餘年不變，與違憲審查制度的作用密不可分。)
第二，從社會作用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所作的判例，對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它們不僅如實記載了美國各個領域的深刻變化，而且也生動地反映了各個時期階級力量對比關系的實際變化。例如：早期聯邦最高法院通過行使違憲審查權來加強聯邦權力並促進了自由競爭的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20世紀30年代以後又通過行使違憲審查權來干預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迎合了壟斷時期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第三，從政治作用看，司法違憲審查制在相當程度上完善了美國憲法所體現的分權制衡模式，強化了司法權對於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制約力，有助於協調美國政權組織內部的關系。從歷史上看，當總統軟弱無能，而且與國會的多數派關系不協調時(如2O世紀20年代哈代與柯芝執政時期)，聯邦最高法院便奉行司法能動主義，積極通過違憲審查權干預立法和行政管理活動；反之(如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羅斯福執政時期)，法院便奉行克制主義，對維持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平衡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四，從世界范圍看，美國的司法違憲審查制影響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違憲審查制度的進程。首先，從直接影響來說，許多國家都建立了美國式的違憲審查制度。據統計，在全世界目前142部成文憲法中，明文規定實行司法審查的就有40個，暗含規定的有24個。這就是說，在全世界現有64個國家實行這種違憲審查方式。其次，美國的司法違憲審查制對其他沒有建立這種審查制度的國家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法國及歐洲大陸的其他許多國家，原來都沒有建立專門的違憲審查機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的影響下，這些國家也先後建立了各自的違憲審查體制。當然，由於各國的信念及國情不同，它們沒有對美國式的違憲審查制進行簡單地移植。

總之，具有實效性質的違憲審查制是維護憲法權威、建設憲政國家的必要制度。原文僅7條的美國憲法沿用200餘年至今卻只有很小的變動，除了制憲會議政治家的深謀遠慮，更重要的是違憲審查制度對於這部憲法的解釋和維護。美國違憲審查所採用的平衡原則也值得我國借鑒，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處理實際案件時，通過判例發展起來而逐步得到廣泛承認的原則，該原則的核心在於通過目的與手段間的考量，調整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關系以及公權力之間的關系，從而尋求衡平的正義。因此，平衡原則在憲法領域的運用及作為我國違憲審查的參考標准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必需。

㈦ 地方法律違背憲法的案例

李慧娟法官的判決

2003年1月25日，洛陽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一起因種子糾紛引起的賠償案件。此案經過法院、市人大等有關單位的協調，法院根據全國性法律作出了判決。然而，判決書中的一段話卻引出了大問題，30歲的助理審判員李慧娟寫道：「《種子法》實施後，玉米種子的價格已由市場調節，《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階位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原文如此，應為條款)自然無效……」李慧娟宣告了河南省人大通過的地方性法規不再具有法律效力。這一判決在當地政法和全國法學界引起不少議論。
在河南省人大和省高級法院的直接要求下，洛陽中院撤銷了李慧娟的審判長職務，並免去其助理審判員資格。這一處理決定未必不正確，因為，根據憲法第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第3條第3款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據此，法院在行使審判權時，確實無權對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進行評判。不過，盡管李慧娟的做法不夠審慎，但由她所引起的爭議，喚起了各界對司法審查和違憲審查問題的再度關注。
當然，「司法審查」與「違憲審查」是大不相同的。李慧娟在種子糾紛案中的判決，就屬於司法審查活動：即在具體的案件中，為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爭議，法官面對相互沖突之法律作出選擇。李慧娟選擇了全國性法律，並據此而宣告地方性法規的某些條文無效。假如實行判例法制度，則至少在河南省境內，其他法官援引或參考該判決，就可能使河南省種子條例失效。也就是說，法官對法律進行事後審查要成為一項制度，必須輔之以遵循先例的規則，而目前的司法制度並不認可這一規則。
李慧娟的判決是根據全國性法律宣告地方性法規無效，因而並不屬於違憲審查，而是「合法性審查」，而且由於沒有遵循先例原則，因而其效力是非常有限的。假如法官在具體案件中以成文憲法為依據對所涉及到的法律、法規和政令進行審查，則叫做「違憲審查」，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叫做司法性的違憲審查。

㈧ 違憲審查的方式

根據各國的政治實踐，違憲審查的方式主要有：1，具體的違憲審查，亦稱「附帶的違憲審查」。司法機關在審理具體訴訟時，法官對所適用的法律、法令是否符合憲法做出具有約束力的裁判。2，抽象的違憲審查，即由憲法法院或專門的憲法監督機構就法律是否違反憲法做出一般的判決。在各國的政治實踐中，違憲審查又分為「事先審查」和「事後審查」兩種。事先審查又稱為預防性審查，即在法律、法令、法規等生效前進行審查。事後審查也稱為懲罰性審查，即在法律、法令、法規等生效之後進行審查。實行事後審查一般法律尚未引起具體訴訟時進行，並且必須在政府或議會提出請求的條件下進行。凡經憲法法院宣布為違憲的法律即失去法律的效力。3，由憲法訴訟引起的對法律的違憲審查，即任何公民有權以某項法律、法令或行政行為等違反憲法規定的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及其權利不受侵犯為由，向憲法法院提出「憲法訴訟」，要求予以裁決。

㈨ 美國大法官造法

意思是他們的判例法。在美國一個法官在判案時如果沒有前例可循，那麼他可以依版據現行法律權做出判決，他所做出的判決就有可能被後來者作為判例援用，（就像大陸法系中援用法條一樣）。或者，當該法官認為從前的判例不能適用於現今的情形（不能彰顯公平）時，他可以推翻以前的判例，做出與之相悖的判決，從而可能成為新的判例。最牛的是，當美國的法官認為某條法律不符合憲法精神時可以直接宣布該法律違憲從而無效（在中國頂多是不予適用）。所以說，美國的法官擁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權。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立法。

㈩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違憲判決是否具有一般效力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有最終解釋憲法的權利。它的判決代表憲法。沒有 「違憲」判決。依據誰的標准能說它違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