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爭鳴

A.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爭鳴對文化的影響。論述性質的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爭鳴，呈現出群星燦爛、盛況空前的局面，是我國古代史上光輝的一頁。研究這一段豐富多彩的歷史，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爭鳴。其內容包括：1、「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學術下到民間，形成諸子百家；2、百家爭鳴從魯國儒墨顯學之爭，到儒墨楊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轉化為特點的魏的西河之學；4、以屬楚文化的陳、宋為中心的老莊學派為道家的右翼；5、齊稷下學宮的黃老之學則是道家的左翼；兼容並包的稷下之學，使百家爭鳴發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齊法家、陰陽家、兵家、名家等；在爭鳴中各家也相互影響，6、《呂氏春秋》的雜家之學，反映了百家趨於融合；秦帝國的建立，標志著百家爭鳴的結束。
本人本著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探求春秋戰國思想發展的規律；說明思想意識形態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在論述時以諸子百家與百家爭鳴的發展為主線，同時結合地區文化，將其發展分為以上六個階段進行研究，反映了本人對春秋戰國思想史的見解。
所謂地區文化即：
魯文化
一、「學在官府」與學術下到民間的轉變以及諸子百家的形成
二、孔子的思想與儒家的創立
三、鄒魯儒墨顯學之爭
楚文化
四、楊朱學派、農家的產生與儒、墨、楊三家鼎立的局面
五、老子和《老子》以及早期道家思想
晉文化
六、三晉文化與儒家向法家的轉化
七、名家的產生與惠施、公孫龍和後期墨家的名辯思想
齊文化
八、兵家始祖孫武的軍事哲學思想
九、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的高潮
秦文化
十、商鞅變法與秦法家的思想以及尉繚的軍事哲學思想
中華文化的初步形成
十一、諸子百家的融合與《呂氏春秋》的思想
參見拙著：《中國春秋戰國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
這里著重講三個問題:
一、何謂諸子百家
春秋是我國奴隸制瓦解和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戰國是封建社會的開端。春秋戰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革，階級關系有很大的變動。春秋中後期，隨著奴隸制的破壞，新的封建生產關系開始產生，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逐漸形成。到戰國時期，這兩個階級便構成了封建社會的兩個對抗階級。但奴隸主階級還存在，大量官私奴隸也仍然存在。個體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城鎮有相當大的數量。伴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過去的「官學」變成了私學，有知識有學問的人多起來。他們分屬各階級各階層，以「士」的身份出現，對於天文、地理、數學等各種學術問題爭論不休，對於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張。形成了「諸子百家」和「百家爭鳴」。
「諸子」，是指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反映各階級、階層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漢書·藝文志》說：「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數叫「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楊朱、許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惠施、公孫龍、田駢、慎到、宋鈃、尹文、關尹、鄒衍、張儀、蘇秦、呂不韋、孫武、吳起、孫臏、尉繚等。
對「諸子百家」，戰國時期的《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都有記載。古代的歷史學家，如西漢初期的司馬談認為，「諸子百家」主要是指「陰陽」、「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漢末年的劉歆和東漢的班固則認為主要是指：「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有時又略去「小說家」，認為「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應該指出，所謂「六家」、「十家」或「九家」這些劃分並不全面。比如，在孟子看來，楊朱學派在當時學術界的影響不小，與墨家常常相提並論。楊朱 與老子、莊子很不相同，所代表的階級立場更不一樣，並非道家，應是獨立的一家。按「六家」或「十家」之說，根本容納不了。後來研究先秦思想史或哲學史的學者，往往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來套，因而把楊朱歸入道家，甚至說成是道家的始祖，這是不合適的。還有，兵家在戰爭頻繁的春秋戰國時期佔有重要的地位，在《呂氏春秋》里早就提到兵家孫臏。他們對後世的軍事史和哲學史都有一定的影響。而「六家」或「十家」中都沒有兵家，這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我們應該把兵家單獨列為一家。
還應該指出，一家之中，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他們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間也有很大的差別。如孔子死後，「儒分為八」。戰國時期重要的儒家學派，就分為孟、荀兩家。這兩家，也都不是簡單地繼承孔子，而是各有發展。孟子把孔子的「仁」發展為「仁政」，孔子只講「仁」，孟子則把「仁」與「義」並提。荀子則在儒學中增添了更多的內容。可見，同為儒家，差異卻很大。道家中也有類似情況，稷下學宮的宋鈃、尹文的思想和老子、莊子的思想，就頗多不同。如果以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的關系問題的不同回答作標准來分析「諸子百家」，就會發現：同屬一「家」的人，在哲學上卻往往分屬不同的哲學陣營；而分屬兩「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學上卻屬同一陣營。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學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而荀子哲學則是唯物主義的。老、庄與稷下學宮的宋鈃、尹文同屬道家，但老莊哲學是唯心主義的，而宋鈃、尹文的哲學則可以說是唯物主義的。
雖然如此，司馬談、劉歆、班固等從每一「家」的主體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關系來分類的做法，給先秦思想家的劃分標准和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還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所以它被後世一直沿用下來的。
二、百家爭鳴的盛況
春秋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都把主要精力用於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改革，致使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落後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其他方面。由於地主階級的思想還沒能成為統治思想，這就為「百家爭鳴」創造了條件。使春秋戰國時期各階級的思想家，都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和四處奔走，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
戰國時期，各諸侯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重知識分子，因而「養士」之風盛行。戰國初期，魏文侯尊賢禮士，在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吳起、西門豹、樂羊等。他們對魏國的強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齊威王、宣王時在都城臨淄的西門外設稷下學宮，招徠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鹽鐵論·論儒》）而稷下「學士」有「數百千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後來的大貴族「四公子」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諸侯、貴族的「養士」之風顯然對「百家爭鳴」起了促進作用。
戰國諸侯對「士」往往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他們雖然有所偏重和選擇，但對各家的學術兼容並蓄。齊國的稷下學宮就是這樣，田齊政權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而禮之，允許其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議論政事。這是因為戰國諸侯為了鞏固其政權，要從多方面去總結政治得失，摸索統治經驗，因此對各家各派「兼而禮之」。《淮南子·汜論訓》說：「百家殊業，兼務於治」。可見百家學說，對於當時的統治者來說，都可以進行選擇，各取所儒。由於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者留，不合者去」，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這也為「百家爭鳴」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培養了沖破舊傳統思想的束縛、敢於探求的精神，從而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直接交鋒。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諸子百家」存在著極為錯綜復雜的關系。
在「百家爭鳴」過程中，有儒、墨之爭，儒、法之爭，儒、道之爭，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內部也有不同派別的爭論。諸子都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提出救世的主張。正如《淮南子·要略》說，諸子之學皆出於救時之弊。這樣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如《屍子·廣澤》所說：「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又如《呂氏春秋·不二》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諸子雖各有特點，但他們往往各執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曾批評當時各家自以為是：「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荀子·解蔽》）這種情況，恐怕也是難免的。
在春秋戰國的意識形態領域里，雖然紛紜淆亂，但各個階段仍有其斗爭的中心問題。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顯學的對立和斗爭。在戰國早、中期，則出現了儒、墨（翟）、楊（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戰國中期，在齊國稷下學宮，黃老之學有頗大的發展，到戰國中期比孟子稍晚的莊子，又發展了老子的學說，使道家有了較大的起色。而早期法家李悝、吳起、商鞅等，主要在政治經濟領域從事變法改革，他們對儒家的思想斗爭，其理論並不完整，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所佔的地位也不十分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論辯的對手是楊、墨兩家。到了戰國後期，韓非總結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才使法家的理論趨於完善。法家對儒家比較系統的批判是從韓非開始的。
從總的方面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局面是劇烈的社會變革與階級變動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三、諸子百家的相互影響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相互詰難，進行了激烈的論爭，但這只是「百家爭鳴」的一個方面，在爭鳴的過程中，各家還有相互影響的一方面。過去學術界對「百家爭鳴」互相詰難的一面比較重視，而爭鳴中的相互影響的一面則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爭鳴」過程中的相互影響，在稷下學宮表現得十分明顯。我在《管子學刊》創刊號上寫過《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與相互影響》一文，對這個問題有比較詳細的論述，這里僅簡要作些說明。
關於道法相互影響：《管子》的《心術》、《內業》等四篇，是宋鈃、尹文的著作，它體現了稷下黃老之學的道、法相互影響的特點。《心術上》說：「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是講「道」、「法」的關系，顯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黃老之學是以道家為主體而為法家的政治（法）進行論證的。《尹文子》說：「萬事皆歸於一（指道），網路皆準於法」。可見道、法是緊密相聯系的。不過尹文更強調道。他說：「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尹文子》）
田齊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為突出。《管子·君臣》上說：「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說：「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因此，田齊法家又稱道法家。後來法家韓非受田齊道法融合思想的影響很大，因而主張「因道全法」。（《韓非子·大體》）
關於儒法相互影響：田齊法傢具有法家強調「法」的特點，而同時兼用儒家的「禮」、「義」。《管子·牧民》有「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之說，而且還主張孝悌之道。這些顯然是受了儒家的影響。
孟子在稷下學宮，也受法家影響。《孟子·盡心上》說：「舜為天子，皋陶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親）殺人」，該怎麼辦呢？孟子認為，法官應該把瞽瞍逮捕起來，舜不能去禁止，因為這是依法辦事。僅從這一點看，說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會分工理論上，田齊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說：「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孟子則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兩者的主張大體相同。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儒法兩家的相互影響。
荀子受田齊法家的影響更深。他把儒家的「禮」進行了改造，加進了「法」的內容，常常「禮」、「法」並稱。他說：「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因此，荀子兩個弟子韓非和李斯後來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不難理解了。
關於儒道相互影響：儒家孟子受黃老之學的影響，郭沫若早就指出過。他認為孟子主張的「浩然之氣」是襲取了《管子·內業》的「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而「稍為改造了一下。」（《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孟子的「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盡心下》）也是受了黃老之學的影響。《管子·心術上》說：「虛其欲，神將入舍」。《內業》說：「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兩者一比較，其影響是明顯的。
同時，儒家思想對宋鈃、尹文也有影響，《管子·內業》說：「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這里，道家的主「靜」的思想與儒家的「禮」、「樂」、「詩」融合在一起了。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說，諸子百家「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皆相成也」。這是說，各家主張雖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樣不相容。但是並非毫無關系，往往是相滅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往往互相補充，而使學術思想水平不斷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這個抽象概念，認為「道」是萬物的本源。這種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片面地強調了抽象思維的作用。墨子在認識論上特別強調經驗，即重視感性認識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這就克服了老子哲學強調抽象思維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視感性認識的長處，建立了他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同時又吸取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給理性認識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認識論就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強調天道無為，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儒家糾正了老子這一弱點，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孟子又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吸取了他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合理部分，繼承了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傳統，形成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
在「百家爭鳴」中各家的相互影響，還表現在思想資料的繼承關繫上，並不局限於某家只繼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間互相吸取營養。比如法家韓非批判地繼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兩篇，把老子的唯心主義的「道」，改造為唯物主義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中去。
諸子百家的相互影響到戰國後期更為明顯。那時，由於政治上統一已成為大勢所趨，「百家爭鳴」漸漸轉入了總結階段。荀子不僅是儒、法合流的關鍵人物，也是總結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論》等篇，正是他總結「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於批判地吸收諸家的優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觀、認識論、邏輯學等都達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據走上全國統一的趨勢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一種反映。
「百家爭鳴」局面隨著秦統一六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的建立，也就相應的基本結束了。
總之，「百家爭鳴」一方面相互詰難、彼此交鋒，一方面又相互影響、彼此滲透。這樣才是對「百家爭鳴」的全面理解。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出現，對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繁榮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B. 有關法律法學的月刊雜志有哪些

1、《法學》月復刊
2、《中國製法學》
3、《北大法律評論》
4、《民主與法制》
5、《中外法學》
6、《法學研究》
7、《法學雜志》
8、《法學家》
9、《政法論壇》
10、《現代法學》
11、《當代法學》
12、《法商研究》
13、《法律科學》
14、《法學論壇》
15、《政治與法律》

等等。

C. 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的主要內容是怎樣的

百家爭鳴內容包括：「學在官府」局面被打破，學術下到民間，形成諸子百家；百家爭鳴的開端，鄒魯儒墨顯學之爭，到儒墨楊三家鼎立的局面。

儒家向法家轉化的魏國西河之學；以屬楚文化的陳、宋為中心的老莊學派屬道家右翼；稷下黃老之學是道家左翼；兼容並包的稷下之學，使百家爭鳴達到高潮。

其中有田齊法、陰陽、兵、名等家，並在爭鳴中相互影響；咸陽之學《呂氏春秋》，反映百家趨於融合；秦帝國建立，標志百家爭鳴結束。也包括五大地區文化：魯文化(或鄒魯文化)、楚文化、晉文化、齊文化、秦文化。

探求春秋戰國思想發展規律，進而說明意識形態對社會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作用。在論述時以百家爭鳴發展為主線，結合五大地區文化，將其發展分為以上幾個階段，反映作者對春秋戰國思想史的見解。

「百家爭鳴」反映了當時社會激烈和復雜的政治斗爭，主要是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之間的階級斗爭。這個時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是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過渡的時期，新舊階級之間，各階級、階層之間的斗爭復雜而又激烈。

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辯難，於是出現了一個思想領域里「百家爭鳴」的局面。

(3)法官爭鳴擴展閱讀：

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

1、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松的學術氛圍。

2、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閑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3、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4、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5、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斗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鑒。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D. 我要考民商法，關於民商法的核心期刊有哪些謝謝回答者。

法學期刊
期刊：法律適用
網址：
目錄： 2005年第2期
摘要：月刊，國家法官學院主辦，每月8日出版，主要欄目有「法學論壇」、「理論與實踐」、「案例分析」、「問題探討」、「熱點聚焦」、「司法解釋與適用」、「國外司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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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學家
網址：
目錄： 2005年第2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辦，每雙月15日出版，主要欄目有「法學專論」、「法學爭鳴」、「青年法苑」、「司法官談法治」、「港澳台法律問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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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學雜志
網址：
目錄： 2005年第1期
摘要：雙月刊，中文法律類核心期刊，每單月15日出版，主要欄目有「專論」、「新法研討」、「青年論壇」、「司法實踐」、「調查研究」、「軍法縱橫」、「外國法制」、「律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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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國法學
網址：www.clol.com.cn
目錄： 2004年第6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中國法學會主辦，每雙月9日出版，主要欄目有「專題論壇」、「各科專論」、「立法研究」、「國外法制與法學」、「研究動態」、「司法改革與司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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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政法論壇
網址：http://ZFLT.chinajournal.net.cn
目錄： 2005年第1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中國政法大學主辦，逢雙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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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現代法學
網址：http:www.swupl.e.cn/
目錄： 2005年第2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西南政法大學主辦，每雙月28日出版，主要欄目有「法學論壇」、「法苑新枝」、「法與爭鳴」、「專論」、「立法建議」、「工作研究」、「法律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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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律科學
網址：
目錄： 2005年第2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西北政法學院主辦，每單月10日出版，主要欄目有「法學論壇」、「立法研究」、「學術綜述」、「司法實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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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學研究
網址：[email protected]
目錄： 2005年第2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主辦，每單月23日出版，前身為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於1954年創辦、1966年停刊的《政法研究》，1979年復刊改為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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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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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2005年第2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武漢大學法學院主辦，每單月13日出版，主要欄目有「司法改革縱橫談」、「評論·專論·爭鳴」、「外國法制」、「古代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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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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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2005年第1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中南政法學院主辦，每單月15日出版，主要欄目有「熱點問題」、「法學爭鳴」、「法學論壇」、「法學專論」、「立法建議」、「外國法學」、「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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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政治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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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2005年第2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每雙月5日出版，主要欄目有「政治體制改革與法制建設」、「市場經濟與法制建設」、「司法實務研究」、「中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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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人民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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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2004年第10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武漢大學法學院主辦，每單月13日出版，主要欄目有「司法改革縱橫談」、「評論·專論·爭鳴」、「外國法制」、「古代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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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比較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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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2004年第6期
摘要：季刊，法學類核心期刊，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研究所主辦，逢1、4、7、10月出版，主要欄目有「論文」、「專論」、「學人札記」、「書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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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當代法學
網址：
目錄： 2005年第2期
摘要：月刊，法學核心期刊，吉林省法學會主辦，每月20日出版，主要欄目有「專論」、「理論研究」、「立法研究」、「比較法研究」、「國際法研究」、「司法實踐」、「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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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外法學
網址：[email protected]
目錄： 2004年第6期
摘要：雙月刊，法學類核心期刊，北京大學中外法學雜志社主辦，逢雙月出版，主要欄目有「論文」、「評論」、「判例與研究」、「新書簡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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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報紙 報紙：人民法院報
網址：http://www.rmfyb.com.cn
摘要：是法院系統的刊物，其主要特點是法學理論與審判實踐相結合，對實踐有一定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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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檢察日報
網址：http://www.jcrb.com.cn
摘要：是檢察系統的機關報紙，其電子化步伐走在前列，《正義網》即為其電子化的成果表現，曾一度為網路化程度最高的法制類電子報紙，主編冷眼觀潮亦為著名網蟲之一。該報理論性不如法制日報，對實踐的指導性不如人民法院報，但副刊較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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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法制日報
網址：http://www.legaldaily.com.cn
摘要：司法部主辦的司法系統的機關報，理論性較強，其理論評論版為各大法學報紙中最強。被評為獲取中國法律資源的重要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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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民主與法制畫報
網址：http://www.mzyfz.com.cn
摘要：嚴格地講，該報並非法學類報紙，其面向的用戶群主要是社會公眾，但其報道帶有報告文學的色彩，這一點，在目前以機關報為主的中國法學報紙中是很獨特的。

E. 楊會的學術論文

1、《論合同法定形式的欠缺》，《蘇東學刊》2004年第2期（獨著）
2、《善意取得制度理論基礎之再探究》，《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3期（獨著）
3、《論動產租賃物的轉租》，《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獨著）
4、《論租賃權的善意取得》，《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1期（獨著）
5、《論動產抵押物的轉讓——兼析動產物權公示方式之調整》，《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合著，第二作者）
6、《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制度之反思》，易繼明主編：《私法》2005年第2卷（獨著）
7、《論不動產相鄰權的定位》，《長白學刊》2007年第3期（獨著）
8、《論遺失物的善意取得——評<物權法>第107條》，《政法論叢》2007年第5期（獨著）
9、《論娛樂明星隱私權的限制——從「艷照門」事件說開去》，《西部法學評論》2008年第2期（獨著）
10、《論遺失物的所有權歸屬》，《黑龍江省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獨著）
11、《論佔有脫離物的善意取得》，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42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獨著）
12、《論附隨義務的界定》，《黑龍江省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合著，第一作者）
13、《淺論家庭暴力》，《山西省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獨著）
14、《芻議<侵權責任法>中共同危險行為的定位》，楊遂全主編：《民商法爭鳴》第2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獨著）
15、《淺析票據外觀性的一般理論》，《人民司法》2010年第7期（獨著）
16、《高樓墜物致害責任研究》，李少平主編：《天津法官論叢》第一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合著，第一作者）
17、《物權請求權與訴訟時效》，《河北法學》2011年第1期（獨著）
18、《城市房屋拆遷補償的程序構造》，《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年第3期（獨著）
19、《城市房屋拆遷補償的實體構造》，梁津明主編：《天津濱海法學》第2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年版（獨著）
20、《論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司法保護——基於實體與程序的雙重視角》，《天津法學》2012年第1期（合著，第一作者）
21、《論共同危險行為人的過錯》，《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獨著）
22、《淺論共同危險行為責任的行為要件》，《廣西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12期（獨著）
23、《利益平衡視野下的責任轉質生效研究》，《法律適用》2012年第12期（合著，第一作者）
24、《未履行勤勉義務的董事的追償權——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3條第4款之正當化依據》，《人民司法》2012年第17期（獨著）
25、《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認定》，《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2013年第1期（獨著）
26、《共同侵權行為的新界定》，《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1期（獨著）
27、《論安全保障義務人的賠償范圍》，《沈陽大學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2期（獨著）
28、《淺論間接結合行為的界定》，《法治研究》2013年第5期（獨著）
29、《論安全保障義務人承擔補充責任的原因》，《河北法學》2013年第7期（獨著）
30、《從絕對主義到相對主義：共同加害行為連帶責任的承擔》，《吉首大學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6期（獨著）
31、《邏輯意義上的連帶責任和技術意義上的連帶責任：一對新概念的提出》，《南昌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年第1期（獨著）
32、《指導性案例供需關系的實證研究》，《法律適用》2014年第2期（合著，第一作者）
33、《淺析母子公司間的控制——從界定的目的出發》，《廣西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獨著）
34、《網路服務提供者的連帶責任不是共同侵權責任》，楊遂全主編：《民商法爭鳴》第8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獨著）
35、《論侵害生命權的損害賠償——以即時死亡與間隔死亡的區分為視角》，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57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獨著）

F.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百家中比較著名的有哪些

G. 王國龍：當「反對解釋」遭遇到「如何解釋」

本文原發於《法律方法》2012年第12卷 當「反對解釋」遭遇到「如何解釋」——評陳金釗與范進學之間有關法律解釋問題的爭鳴*王國龍摘要：「法治反對解釋」是一個強調「規則主義司法」的修辭性命題，對「法治反對解釋」命題的「真/假」和「妥當/不妥當」的一般質疑，只會消解我們對「解釋限度」問題討論的深度和廣度。從「法律的決定性」和「法律的解釋性」這一對法律屬性來看，「認真地對待規則」和「反對解釋」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關聯性。同時，正是這種內在關聯性充分地說明了「法治反對解釋」命題的實踐意義。在法治理論層面的討論上，無論是主張「如何解釋」問題具有重要性，還是主張「如何適用」問題具有重要性，這種爭論卻共同開啟了一場法治時代的「法律方法論危機」。 關鍵詞：反對解釋、如何解釋、規則主義司法、法律方法論危機 作者簡介：王國龍（1976-），男，漢族，江西吉安人，法學博士，華東政法大學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律方法論。Subject: A Query between 「How to interpret」 and 「Resisting Interpretation」Author＆Unit：Wang Guo-long（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Xi』an,Shan-xi,710063） 學術爭鳴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甚至是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學術爭鳴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就某個命題或學術研究立場展開詳細的討論和深化認識，更在於通過對該問題和學術研究立場的爭鳴，開啟出相關更為成熟的法理論研究。在西方法學發達史上，人們正是圍繞著諸多重大理論和實踐而展開的一場場爭鳴，推進著對西方法理論的研究不斷發展和革命。甚至我們所熟悉的諸多世界級的法學家，他們正是在一場場的學術爭鳴當中成長起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沒有激烈的學術爭鳴，也就不可能貢獻出整體成熟的法律學說，更不可能貢獻出整體成熟的學術研究。在中國過去三十餘年來的法學研究當中，正是伴隨著諸多激烈的學術爭鳴，中國的法學研究才有了今天發展的相對繁榮和成熟。在今天中國法學研究所處的歷史和世界境況當中，圍繞著具有「中國」主體內涵的相關法律命題和法治立場而展開的學術爭鳴，在某種意義上也正預示著中國法學研究有著一種強勁的內在發展動力和生機，這也預示了一種具有「主體自覺反思」意義的中國法學流派開始走向了一種成熟。盡管學術爭鳴是一種有著強烈人身性的學術爭論，但這種學術爭論所開啟出來的學術價值，又遠遠地超出了學術爭論自身存在著的人身性，甚至獲得了某種「超越時空緯度」的普適性啟迪意義。當然，在今天東西方法學發展日益呈現出鮮明流派化的歷史境況當中，任何學術爭鳴都應該盡可能地秉持著某種「謙遜」的態度來展開對話，這正如德沃金所言，「答案部分在於：在我們這個意識形態災難和專家主義災難的世紀尾聲，對謙遜適度有著更加強烈的要求。」〔[1]〕在中國法律方法論尤其是中國法律解釋學的研究陣營當中，陳金釗和范進學都是兩位有著深厚法律解釋學學術研究背 景的教授，而發生在他們之間的這場有關法律解釋問題的爭鳴，在某種意義可以說是近些年來我們最需要「認真對待」和「額外關注」的了。不僅如此，這場爭鳴的影響和意義甚至又遠遠地超出了中國法律方法論和法律解釋學的研究陣營。因為，兩人秉持著各自的法律解釋立場，從「法治社會中對於明確性的法律反對解釋」抑或「解釋之於法治不是解釋與否，而是如何解釋」的立論為出發點，圍繞著「法律解釋觀之爭」，不斷地上升到「『法治反對解釋』的真/假命題之爭」和「法律觀之爭」，再到「法治觀之爭」等，這些爭論幾乎都涉及到了中國法學研究當中的諸多基本法律哲學問題。盡管這場爭鳴已經過去近兩個年頭了，也盡管曾經身處其中的兩人在今天或許不再關注這場爭鳴和由這場爭鳴所開啟出的相關反思了，但是，由這場爭論所開啟出來的基於「法律的解釋性與法律的決定性」之間可能存在著的重大法律觀、司法觀和法治觀的分野，以及由此進一步所引發和導致各自在法律解釋觀上的分野，則有一種「澄清」的必要。當然，自己對這一爭鳴所做的這番必然帶有「前見」的「解釋」努力，或許不可避免地會將自己置身於類似的「被解釋」風險當中。故而，本文也期待著某種「被解釋」。一、「法治反對解釋」：一個強調「規則主義司法」的修辭性命題法律解釋與生活中的一般解釋現象有著極為嚴格的界限劃分，在某種意義上，法律的解釋處處類似於宗教的解釋，有著鮮明的教義學性和信條學性。正因為如此，法律解釋學在西方甚至就被直接稱之為法律教義學或法律信條學，有著鮮明的法律規范學屬性。同時，法律解釋又有著鮮明的方法論訴求，即要在判決的大前提（法條、規則或法律）與法官的推論之間，確立和架構一種可檢驗的推導關系，而正是這種「推導關系」構成了現代理想法治社會中建構理性和公正司法裁判的基石。從西方法律解釋學歷史發展的宏觀理路來看，語文學的解釋和論理學的解釋構成了應用性法律解釋學發展的兩條基本線索。前者構成了法律解釋建構的形式性學理資源，以捍衛法律的確定性和形式正義為使命，這種法律解釋學所倚重的法律方法就是文義解釋或字面解釋。而後者則構成了法律解釋建構的價值性學理資源，以捍衛法律的目的理性和實質正義為使命，這種法律解釋學所倚重的法律方法就是目的解釋或價值解釋。但是，後者的展開卻是以前者的展開為前提的，這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一句法律諺語：「法律解釋肇始於文義」。〔[2]〕拉德布魯赫也一直努力地強調這一點：「欲以此謂心理的意思何為正當之問題為出發點，法律所表示之意思，必先以語言學定之。」〔[3]〕盡管人們對兩者的關系可能有著這樣或那樣研究旨趣的分野，但是，將法律解釋看作為法律學的一種研究努力卻體現了鮮明的法律實踐關懷，司法實踐當中不斷地呈現出來的相關法律解釋方法訴求，則為這種法律解釋提供了某種充足的「需求市場」和「經驗關照」。而且，從法律的適用層面來看，法律解釋還有著鮮明的「獨斷性」，而區別於作為改善立法的目的或學理品味的探究性法律解釋。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釋如果沒有獨斷性，就會失去「法律的決定性」的這一基本「依法裁判」的法治內涵。強調法律解釋的獨斷性，在以法典法為背景的歐陸法律解釋學傳統中是如此，而在以判例法為背景的英美法律解釋學傳統中也是如此，「我懷疑，除非與制定法或判決相一致，這些類型或模式是否應當被冠以法律的稱謂。」〔[4]〕不過，司法裁判實踐中不斷涌現出來的疑難案件激發了人們對法律的無限想像力和理論創新慾望。法律解釋在疑難案件中所處的普遍性「失語」現象，開啟出了一種針對法律方法論攻擊的「方法論危機」。這種攻擊往往又超越了開啟「方法論危機」的疑難案件場域，甚至成為了人們對待法律方法論的一種普遍性「方法論危機」。例如，對「法律方法論缺乏元規則規制」的「指責」，在過去、今天甚至是未來還將繼續，甚至圍繞著法律方法論自身而展開的「方法論上的辯論」，也將永遠地持續下去。問題的嚴重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在於法律方法論自身無法對這些「指責」作出「解釋」，更在於滋生著某種可能的通過「創造性解釋」甚至「過度解釋」和「錯誤解釋」等的「普遍主義法律解釋觀」，來正當化某種絕對的權力（利）。〔[5]〕這種「普遍主義法律解釋觀」將「探究性的法律解釋」甚至發展到了極致，秉承著某種對「如何解釋」和「創造性解釋」問題的重要性出發，將司法裁判中需要我們予以堅決「警惕」的價值判斷和自由裁量權給無限性的正當化了。由此，諸如「道德意識形態的紛爭」、「政治意識形態的紛爭」和「法律意識形態的紛爭」無一不列席於司法裁判的每一環節。拉倫茨曾經對這一「普遍主義法律解釋的紛爭」現象這樣感嘆道：「或者因法律必須被解釋，而解釋多少是任意性的；或者因法律自身要求法官為價值判斷，而對價值又不能作客觀論證；因此，在大多數案件中，法官根本不能『嚴格地依法律』獲致裁判結論，那麼就只能探究，法官為裁判時，其事實上之動機為何。」〔[6]〕更為重要的是，人們秉持著同樣的對中國司法裁判實踐甚至中國法治實踐的一種現實性學術關懷，事實性的法律學研究和規范性的法律學研究立場，在對法律解釋的爭論當中可能交替著「出場」。例如，以對中國法治建設初級階段的「經驗性」事實描述為基礎，鄧紅梅對陳金釗「法治反對解釋」命題的妥當性問題進行了一種回應。但是，這種回應同樣也會陷入到對「『法治反對解釋』無法消除過度解釋和錯誤解釋現象」的指責當中。〔[7]〕因為，在對評價性命題進行一種妥當性證立甚至是事實性證立時，我們又何以能夠保證用以證立自己結論的這些理由，它們自身是否也同樣地具有在「事實性層面」的正確性和在「評價性層面」的妥當性。縱使這種「正確性」和「妥當性」在自己所羅列理由的建構基礎上具有可證立性，卻也是一種非常具有「可辯駁性」的證立性。原因在於，我們在對作為一個評價性命題的「法治反對解釋」命題的爭論當中，企圖用「法治反對解釋」這一命題來「消除」錯誤解釋和過度解釋現象的出現，永遠只是一種法治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司法裁判觀。而將法官可能基於「過失」、「故意」、「違心」甚至是「作為事實性的法律解釋現象」等情形，來論證著某種普遍主義的法律解釋觀。這樣的論證技術和論證結論，也是迫切值得商榷的：基於「過失」而導致的過度解釋和錯誤解釋可能就是法官的「失職」，基於「故意」而導致的過度解釋和錯誤解釋就是法官作為「權力怪物」在發揮著作用，基於「違心」而導致的過度解釋和錯誤解釋就是法官在「勉為其難」，而認為法官基於「作為事實性的法律解釋現象」不會認同「法治反對解釋」命題的結論，則存在著「偷換立場」的論證現象。甚至對於將「法治反對解釋」命題所體現的「規則主義司法觀」，直接嫁接於近代意義上的法治觀而進行理論解構，〔[8]〕則必然地陷入到了一種「歷史主義貧困論」的困境當中。這種「歷史主義的貧困論」對法治的敘事承諾了一種直線演進式的法治觀，但其核心問題在於：「它那『發展的規律』變成了絕對的趨向，這些趨向就像規律一樣，並不有賴於初始條件，並且它們帶著我們不可抗拒地朝著某種方向走入未來。」〔[9]〕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歷史主義貧困論」模糊了基於疑難案件的特殊性法律解釋理論和基於常規案件的一般性法律解釋理論之間的界限，進一步又把這種特殊性的法律解釋理論上升為一種普遍性的法律解釋理論。當然，特殊性法律學說和一般性法律學說、特殊性法理學和一般性法理學等相關理論形態的二分，雖然在客觀上強化著在特殊性法律解釋理論和一般性法律解釋理論之間的嚴格分野，但因此也必然地引發出了相關激烈的爭論，「法律學說的這一動態變化，解釋了研究一般性法律理論的學者與研究特定法律學科的學者之間永不休止的爭論。」〔[10]〕當然，對這一界限的模糊，在客觀上也反映了中國法律方法論的研究陣營對於自身在法律學的研究立場上，存在著某種「缺乏整體性反思」的危機：「法律理論家隨後還意識到，在某種哲學立場（或理論）被設定時，法律方法才是有意義的；而當另一種立場或者理論被設定時，法律方法又將變得毫無意義。法律理論家甚至注意到法律方法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哲學理論中方能彰顯其意義。」〔[11]〕對於類似於以上執著對「法治反對解釋」這一命題的「真/假」和「妥當/不妥當」爭論，別忘了，不要對一種具有鮮明修辭色彩的命題，在命題的自身屬性上較真，那樣只會以模糊法律理論形態界限的手法，來消解我們爭鳴的廣度和深度。作為一個具有鮮明修辭色彩的「法治反對解釋」命題，既不反對在疑難案件中法律解釋的必要性甚至「如何解釋」的重要性，也不反對在常規案件中基於法律的不明確性而需要解釋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而是反對以「法律解釋」之名進行「不顧常義的添義和轉義」的「任意解釋」和「過度解釋」，以及因此而滋生出「泛解釋主義」。對「法治反對解釋」命題更加明確的界定就是：強調規則的權威性、尊重規則的嚴格性，不任意解釋法律，或用解釋的名義確定法律已經明確的意義。〔[12]〕一言以蔽之：「法治反對解釋」就是主張一種規則主義的司法觀和「規則至上」的司法裁判觀。因此，「法治反對解釋」作為一個具有鮮明修辭色彩的命題，就是一種意圖強調「規則主義司法」的一般性法律解釋立場。這種強調「規則主義司法」的一般性法律解釋立場，在一個「法律解釋帝國時代」不僅具有鮮明的「反諷」意義和「警世」價值，更在於開啟出了一種具有中國「法條主義」內涵的法律學研究立場：「『法律』就在那兒」和「接受法律的約束」。〔[13]〕從規則主義司法裁判的立場來看，法院在常規案件中的日常性司法就是一種「直接適用規則」的司法。盡管這種「直接適用規則」的司法，也必然存在著諸如概念解釋、類推解釋、擴展解釋和限縮解釋等法律解釋活動，但是，這些法律解釋活動完全不同於在「不明確法律」和「規則存在開放結構」等情形下的法律解釋活動（這些法律解釋活動嚴格意義上界定就是一種「立法性的司法」），更不同於假借「法律解釋之名」而從事「無法司法」的專治主義司法。如果不捍衛這種「規則主義司法」的重要性，「法律的不確定性」就可能被無限性地被放置於對司法裁判的一般性狀態描述當中。當然，任何規則的具體適用都離不開規則適用者對規則的「理解」甚至是解釋，由語文來表達的規則不會自己主張被適用，這是由語言的固有屬性所決定了的。因此，就是在常規案件中的規則適用現象也可以被看作為是對規則的一種「解釋」。從這種意義上而言，的確，所有的法治類型都是「不反對解釋」的，甚至明確性的規則也需要主張對規則進行「解釋」，以捍衛規則的確定性：「『解釋』規則雖然能夠減少這些不確定性，卻無法完全加以消除；因為這些規則本身就是指導我們使用語言的一般化規則，而其所利用之一般語匯本身也有解釋的必要。它們和其他規則一樣，並不能夠提供對它們自己的解釋。」〔[14]〕也的確，所有的法治類型都是反對對規則的「任意解釋」和「過度解釋」，法治反對任意解釋和過度解釋就是要反對「無法司法」的專制主義司法。至於執著地沉湎於一種對「專制主義司法」和「法治」抑或「人治」之間復雜關系的討論中，並因此而認定：「法治與人治之本質區別是以誰的意志行事，以個人的意志行事，就是人治；以法律的意志行事，就是法治。」〔[15]〕但是，這種「認定」也別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相對於「法治」，「人治」卻是最理想的國家治理模式，「人治」所追求就是一種「哲學家之治」或「智慧之治」。薩拜因對於這種充滿了無限誘惑的「人治」模式，卻別出心裁地將其界定為一種「知識專政」。〔[16]〕而孫斯坦針對某種「規則懷疑主義」所引發出來的「捍衛決疑術」努力，在「久經磨練的法治」主題下卻將其戲稱為「荒謬可笑」。〔[17]〕而因此就把「法治反對解釋」這一命題的內涵包括對「明確性的法律」反對解釋和「不明確性的法律」應解釋而任意解釋或過度解釋兩種情形，概括為客觀上存在著一種可能的「自相矛盾」和「邏輯混亂」，〔[18]〕則是一種在閱讀秩序上的「挑刺」。這種「挑刺」反而把我們引入到了一場有關法律解釋問題爭鳴上的「語詞之爭」。當然，或許也就是因為這場發生在「法治反對解釋」命題上的「語詞之爭」，恰恰澄清著我們共同對法律解釋的一種「解釋」。但是，因此而沉浸於這種「語詞之爭」，我們或許就在從事著一種類似於德沃金的力圖拔除「語義學之刺」的爭論陷阱當中。而如果我們不想使自己陷入到這場「語詞之爭」的陷阱當中，我們或許都需要認真地對待著這種「規則主義司法」的一般性法律解釋立場和法律決定模式，因為：在一種法典化的法秩序當中，為了正確地證立法律裁判就需要認真地對待法律規則，即以制定法形式確定的法律規則有優先被適用的要求和意義，盡管法律規則的適用在法律淵源論上具有形式上和實質上的諸多不確定性，盡管以規則為取向的司法裁判觀存在著某種必然的內在局限性。〔[19]〕二、「認真地對待規則」與「反對解釋」之間存在著的內在關聯性在某種意義上，對「法治反對解釋」命題的核心質疑，乃是來自於「認真地對待規則」和「反對解釋」之間「被認定為」在客觀上不存在著某種必然內在關聯性的攻擊。〔[20]〕也正是因為如此，捍衛「法治反對解釋」命題的立場需要我們認真地來回應這一攻擊，否則就可能無休止地陷入到一場有關「法治」與「反對解釋」之間關系的爭論當中。「認真地對待規則」所體現的是一種「依據規則」進行司法裁判的「法律的決定性」立場，而「反對解釋」則是面對「法律的解釋性」現象所主張的一種「解釋限度」立場。由此，「認真地對待規則」和「反對解釋」之間缺乏所謂的「內在關聯性」的質疑，就可以在「法律的決定性」和「法律的解釋性」之間存在著的「內在關聯性」上，得到一種可能的澄清。從司法裁判的層面來看，法律有著兩個鮮明的屬性：法律的決定性和法律的解釋性。前者是由法律的效力屬性所決定了，而後者是由法律的文本屬性所決定了。因此，裁判思維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融合了「法律的決定性和法律的解釋性」的過程：「它是法官理解和表達權威的法律文本的含義和文本所蘊含的價值的過程。」〔[21]〕「法律的決定性和法律的解釋性」這兩個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屬性，開啟了諸多法律解釋理論的基本范疇：法律解釋的服從性和創造性、獨斷性和探究性、客觀性和主觀性、文義性和目的性、合法性和合理性、限制性和積極性等等。在對待這些基本范疇的立場上，不僅法律上的解釋，就是文學中的法律解釋也都「一致」承認：解釋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思維過程，也不是一個完全機械性甚至教條性的思維過程，任何解釋都應該兼顧兩者之間的「適度性」相互關系。也正因為在對這種「適度性」相互關系的「如何把握」問題上，法律解釋總是一個高度富有爭議性的研究領域，甚至那些具有後現代主義色彩的法律解釋學說，把作為解釋對象的文本、作為解釋條件的前見和作為解釋受眾的法律共同體等，無限制的擴展和追問到一個幾乎不受「規制」的危險境地與「支離破碎」的狀態。盡管如此，法律解釋作為一個極富吸引力的研究領域而存在著，這是由於：一方面，法律解釋的實踐和法律理論在支撐著對法律解釋問題的研究；另一方面，法律解釋的獨特屬性也被放置於力圖建構理想法治社會尤其是建構理想司法裁判的一種研究努力和學術使命。同時，面對作為解釋對象的文本在法律解釋中（包括在一般解釋中）的日益被「開放」的歷史趨勢下，一種力圖超越傳統作者原旨主義和讀者決定主義的文本決定論解釋理論，越來越被視為對解釋主義進行「拯救」的一種轉向努力：「詮釋學是關於與『文本』（Text）的解釋相關聯的理解程序的理論。其主導思想是作為文本的話語的實現問題。」〔[22]〕在承認文本的權利和詮釋者的權利基礎上，一種「必須從作品的文本出發，接受文本制約」的解釋立場已經成為了人們力圖克服「在開放文本中進行解釋」而導致的「解釋失序」困境，「法律的標准就是一種mos，mos也就是限制，就是界限。」〔[23]〕文本主義的法律解釋在承認傳統解釋理論相對合理性的基礎上，作為一種「超越作者和讀者的解釋爭論和沖突」的解釋立場越來越備受關注。同時，在法律理論當中，「有法律存在的地方，就一定存在著法律文本」的法律實證主義法律觀，在法律淵源論上也獲得了一種在法律真理層面上的證立，即如果基於一些社會事實（例如，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社會對民間規則的「承認」、行政機關所制定的政策等），作為法律解釋對象的法律文本能夠被識別出來，並通過發現來加以確定其「真/假」值，那麼依據這些法律文本來進行司法裁判，就獲得了一種「法律的決定性」意義。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法治反對解釋」這一命題不僅在不明確性法律的適用上需要「反對」任意解釋和過度解釋，而且在明確性法律的適用上也需要「反對」違背一般解釋規律的解釋濫用現象（例如，絕對解釋甚至是錯誤解釋），更「反對」藉助於「法律解釋之名」行「權力怪物之事」的司法權濫用。可見，「反對解釋」與法治基本內涵的「依法裁判」理念也就發生了一個必然性的內在關聯，這種內在關聯就是一種明確的在法律淵源論上的關聯，「法治反對解釋不僅是因為許多法律不需要解釋，更主要的是一種尊重立法（或法律文本）願意的立場……按照法治的要求，法律的個別化過程只是把法律原本的含義附加到事實上即可。」〔[24]〕或許，這種「法治反對解釋」的立場所表達的服從性法律解釋立場、獨斷性法律解釋立場、客觀性法律解釋立場、文義性法律解釋立場、合法性法律解釋立場和限制性法律解釋立場等，在遭遇到「如何解釋」問題時，卻或多或少都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是，當我們看到在創造性法律解釋立場、探究性法律解釋立場、主觀性法律解釋立場、目的性法律解釋立場、合理性法律解釋立場和積極性法律解釋立場等，在開啟出「如何解釋」問題的重要性時，我們也需要警惕在現實的司法裁判中滋生著某種「權力怪物」的出沒：「法官在作出選擇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表達他或她的價值觀。所有的法律都是戴著面具的權力。」〔[25]〕更為極端的則是，形形色色的法律工具主義藉助於各種可能的法律解釋學說，可能在為某種「權力怪物」的出沒提供論證。由此，「法律的決定性」在法治中的基本要求也就被法律工具主義給徹底地「消解」了，縱然是在常規案件和有明確性法律規定的情形也會如此。正是框定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治需要「限制解釋」，甚至更直接的就是：法治需要「反對解釋」。不過，「法律的決定性」在限制和反對解釋的同時，也必須給「法律的解釋性」一個公允的說法。因為，在一個由「解釋性轉向」所型塑的「法律解釋帝國時代」，「文本的意義問題應當是當代許多老練的法學家關心的中心問題。」〔[26]〕「反對解釋」所體現的「規則主義司法」和「認真地對待規則」的一般性法律解釋立場，在面對由「如何解釋」所開啟出來的「法律的解釋性」問題的質疑時，「解釋法律」和「認真地對待法律規則」也就被看成了一種「自相矛盾」甚至是「邏輯混亂」的法律解釋立場，即「『認真對待規則』何以成了反對解釋的理由？」〔[27]〕實際上，這一質疑有著一副我們非常熟悉的面孔，那就是主張普遍性法律解釋理論的德沃金曾經所從事著的這樣一種力圖「拔除語義學之刺」努力：「一旦詮釋性態度被確立，禮儀制度就不再機械式；它不再是對神秘命令（runic order）的天然遵從。人們現在試著賦予這個制度以意義（meaning）——從最佳觀察點來了解它——然後再根據這個意義，將它重新構成。」〔[28]〕這種普遍性的法律解釋理論高舉法律參與者立場的法律淵源論，秉持法律解釋的「多樣性」，以「解釋作為裁判理由建構和證立」的融貫論法律真理觀，瓦解和解構著「規則主義司法」和「認真地對待規則」的一般性法律解釋理論。由此，一種有著鮮明基於疑難案件場域所開啟出的特殊性法律解釋理論搖身一變，成為了一種普遍性的法律解釋理論：「認真地對待法律規則內含著認真地對待法律解釋」，「解釋之於法治，不是不需要解釋，而是必須解釋」，「解釋之於法治不是解釋與否而是如何解釋」。〔[29]〕不僅如此，這種普遍性的法律解釋理論甚至擴及到了有關對「強制性規定是否反對解釋」的討論當中，對「『強制性規定反對解釋』嗎？」的質疑，又在「法律的明確性與否」的法律解釋發生學上獲得了一種更有利的證立。實際上，從普遍性的法律解釋理論立場來看，幾乎所有的「明確性法律」都是不明確的。因為，作為立法層面的所有概括性和綜合性的「明確性法律」，在具體個案事實面前總是顯現出了一種普遍的「明確性」貧困。由此，概括性和綜合性的法律必然需要解釋，甚至幾乎所有的法律都具有解釋性，法律解釋的過程就是闡述法律含義的過程，解釋使得法律變得明確和具體。一言以蔽之：「既然大多數強制性規范屬於非明確性規范，所以就需要解釋而不是反對對它們進行解釋。」〔[30]〕對於這種普遍性的法律解釋理論，我們需要加以質疑和反思的是：在「法律的解釋」和「法律的適用」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界限」？或許，正是建立在這種混淆了「法律的解釋」和「法律的適用」基礎上的普遍性法律解釋理論，把「法治反對解釋」這一命題幾乎逼到了一種無法立足的境地，並因此而淹沒了「反對解釋」所開啟出來的在「法律解釋帝國時代」，我們迫切需要警惕的「法律解釋帝國主義」：「法治反對解釋主要是針對法學家強調的『所有的法律都需要解釋』的命題所展開。」〔[31]〕更近一步地，這種「法律解釋帝國主義」的立場在有關對司法積極主義和司法限制主義的討論中，又獲得了進一步的理論升華，即從對待創造性解釋的態度來劃分司法積極主義和司法限制主義：「如果說司法積極主義是鼓勵創造性解釋的話，那麼司法限制主義則是對創造性解釋的限制。司法限制主義從來不主張法律解釋者超越於法律文本之外進行創造，它反對創造，它要求法官將自己限制在文本意圖或立法者意圖當中，這也是司法限制主義有別於司法積極主義的顯著特徵。」〔[32]〕這種從對待創造性解釋的態度來劃分司法積極主義和司法限制主義，藉助於前述「既然大多數強制性

H. 從法家思想的起源說起，聊聊秦朝暴政的根源是否在於法家思想

秦國是以法家思想為武器強大起來的，而在秦朝建立之後，依然沿用著法家思想來治理國家，那麼秦朝的暴政究竟是否與法家思想有關呢？

當我們透過兩千多年的時光隧道看向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時，似乎聽見了他們在極力地自我辯解：我們總體上是反對重賦、重役的，這個鍋我們不能背，至少不能全背。

本篇筆者就從法家思想的起源說起，聊聊秦朝的暴政根源是否在於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的起源。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

“法家”作為一種學術派別，最早是由西漢司馬談提出的，此人便是司馬遷的父親，正如上述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所言，司馬談第一次總結了當時的主要流派，即儒、墨、道、法、名、陰陽。

司馬談把這些思想流派稱之為“六家”，並認為他們都是致力於如何達到太賓士世的學派，只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打個比方的話，就是登上山頂的路不止一條，但無論走哪條路，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秦始皇

從這里我們也能看出，商鞅和韓非雖然都主張重刑，但是這個主張的背後是為了更好地治理國家，減少違法犯罪和作姦犯科的行為，只有如此才能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秦朝暴政的三個體現重賦、重役、重刑，其實並不合乎法家的治國思想，至少他們總體上是反對重賦、重役的，而提倡重刑也是為了懲治違法之人，那麼秦朝怎麼就暴政了呢？

秦朝統治者的個人因素。

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史記·秦始皇本紀》

上述這句話，是尉繚對秦始皇面相的描述，並且由此對他的評價，尉繚認為，秦始皇刻薄寡恩，心如虎狼，如果讓他得到了天下，那麼天下都會成為他的俘虜，至於從面相看人准不準，這點筆者暫不論述，不過秦始皇得到了天下之後，確實把集權發揮到了極致。

那麼秦始皇得到天下之後是如何治理國家的呢，這點《史記》中也有記載：（秦始皇）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意思是秦始皇當政時強硬果決，暴戾苛細，事情都依法決斷，刻薄嚴峻，沒有仁愛恩德，沒有溫情道義，於是他就急迫地加強法制，囚禁很久的罪犯也不赦免。

我們接著再來看秦始皇之後的秦二世，趙高擁立秦二世繼位之後，兩人為了專權，就對前朝遺臣和王宮貴族進行了清算，《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二世）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

而之後，秦二世又開始“復作阿房宮”，並“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為得就是不讓天下人認為是“先帝舉事過也”，最終在秦朝暴政的統治下，諸侯並起反秦，而在秦始皇死後本就搖搖欲墜的大秦帝國，就在起義的浪潮中，成為了歷史中的過眼雲煙。

從上述記載，我們不難看出，秦朝統治者在國家治理上其實是秦國暴政的直接原因，這也就是說法家思想中的重刑思想，只是秦朝實行重刑的因素之一，但絕不是唯一因素。

I. 你如何看待百家爭鳴的不同觀點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相互詰難，進行了激烈的論爭，但這只是「百家爭鳴」的一個方面，在爭鳴的過程中，各家還有相互影響的一方面。過去學術界對「百家爭鳴」互相詰難的一面比較重視，而爭鳴中的相互影響的一面則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爭鳴」過程中的相互影響，在稷下學宮表現得十分明顯。我在《管子學刊》創刊號上寫過《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與相互影響》一文，對這個問題有比較詳細的論述，這里僅簡要作些說明。

關於道法相互影響：《管子》的《心術》、《內業》等四篇，是宋鈃、尹文的著作，它體現了稷下黃老之學的道、法相互影響的特點。《心術上》說：「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是講「道」、「法」的關系，顯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黃老之學是以道家為主體而為法家的政治（法）進行論證的。《尹文子》說：「萬事皆歸於一（指道），網路皆準於法」。可見道、法是緊密相聯系的。不過尹文更強調道。他說：「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尹文子》）

田齊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為突出。《管子•君臣》上說：「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說：「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因此，田齊法家又稱道法家。後來法家韓非受田齊道法融合思想的影響很大，因而主張「因道全法」。（《韓非子•大體》）

關於儒法相互影響：田齊法傢具有法家強調「法」的特點，而同時兼用儒家的「禮」、「義」。《管子•牧民》有「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之說，而且還主張孝悌之道。這些顯然是受了儒家的影響。

孟子在稷下學宮，也受法家影響。《孟子•盡心上》說：「舜為天子，皋陶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親）殺人」，該怎麼辦呢？孟子認為，法官應該把瞽瞍逮捕起來，舜不能去禁止，因為這是依法辦事。僅從這一點看，說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會分工理論上，田齊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說：「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孟子則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兩者的主張大體相同。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儒法兩家的相互影響。

荀子受田齊法家的影響更深。他把儒家的「禮」進行了改造，加進了「法」的內容，常常「禮」、「法」並稱。他說：「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因此，荀子兩個弟子韓非和李斯後來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不難理解了。

關於儒道相互影響：儒家孟子受黃老之學的影響，郭沫若早就指出過。他認為孟子主張的「浩然之氣」是襲取了《管子•內業》的「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而「稍為改造了一下。」（《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孟子的「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盡心下》）也是受了黃老之學的影響。《管子•心術上》說：「虛其欲，神將入舍」。《內業》說：「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兩者一比較，其影響是明顯的。

同時，儒家思想對宋鈃、尹文也有影響，《管子•內業》說：「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這里，道家的主「靜」的思想與儒家的「禮」、「樂」、「詩」融合在一起了。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說，諸子百家「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皆相成也」。這是說，各家主張雖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樣不相容。但是並非毫無關系，往往是相滅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往往互相補充，而使學術思想水平不斷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這個抽象概念，認為「道」是萬物的本源。這種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片面地強調了抽象思維的作用。墨子在認識論上特別強調經驗，即重視感性認識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這就克服了老子哲學強調抽象思維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視感性認識的長處，建立了他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同時又吸取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給理性認識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認識論就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強調天道無為，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儒家糾正了老子這一弱點，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孟子又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吸取了他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合理部分，繼承了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傳統，形成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

在「百家爭鳴」中各家的相互影響，還表現在思想資料的繼承關繫上，並不局限於某家只繼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間互相吸取營養。比如法家韓非批判地繼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兩篇，把老子的唯心主義的「道」，改造為唯物主義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中去。

諸子百家的相互影響到戰國後期更為明顯。那時，由於政治上統一已成為大勢所趨，「百家爭鳴」漸漸轉入了總結階段。荀子不僅是儒、法合流的關鍵人物，也是總結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論》等篇，正是他總結「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於批判地吸收諸家的優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觀、認識論、邏輯學等都達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據走上全國統一的趨勢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一種反映。

「百家爭鳴」局面隨著秦統一六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的建立，也就相應的基本結束了。

總而言之，「百家爭鳴」一方面相互詰難、彼此交鋒，一方面又相互影響、彼此滲透。由「百家爭鳴」的發展而逐漸形成諸家的融合，從而導致中華大一統局面，這樣才是對「百家爭鳴」的全面理解。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出現，對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繁榮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其中春秋戰國時期文化中心轉移是隨政治經濟中心轉移而轉移的。而現實社會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百家爭鳴為古代科學技術和文化創新創造了先決條件，因而創造一個寬松的人文環境，是發展科學技術與文化十分必要的條件；學術問題有學術發展自身的規律，用行政命令的辦法是解決不了的。我想這是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所得到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