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派遣法官
Ⅰ 香港當庭法官戴假發頭套有什麼說法
只有大律師才要帶假發。
一般普通的出庭律師或者事務律師是不用帶的。
假發是一種身份的象徵，是大律師的榮譽。
因為是英國的殖民地，法官一般由英國派遣。本港出現華裔法官都是在80年代之後的事了。
目前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其它的地區法院允許外國籍永久性居民擔任。
Ⅱ 陪審團都由些什麼成員組成～～^0^
問題的由來及其重要性
為了現代化，中國國內的各項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同時，鑒於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與壓力，中國也在積極尋求並即將加入WTO ……然而在這樣一個熱火朝天的時日，作者偏要在故紙堆里「無謂」地掏尋「英國陪審制度在歷史上到底如何形成」這樣一個「紙面古董」,為何？這是一個在開篇之前有必要解釋的問題。其實，對研究論題的選擇自然跟作者的學術偏好直接相關，因此有時並沒有太多的理由可言。但是，就本論題而言，筆者認為有其論題本身的重要性。
一般認為英國是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在民事訴訟中逐漸淘汰陪審團，至1993年根據新的法律民事陪審團的適用僅涉及公民名譽的案件。另外，適應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國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檢察制度相繼得以發展。終於，英國於1933年基本廢除了起訴陪審團——即大陪審團（1948年正式廢除），而代之以檢察官制度。並於1948年，法律准許以簡易程序對輕罪進行審判，無須陪審團參加，這使審判陪審團的適用范圍銳減。據80年代中期的一個統計，如今英格蘭和威爾士，有陪審團參加審判的案件只佔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佔4%，民事案件佔1%。[1]如此，陪審制在英國,看來確是衰落了。不僅如此，自19世紀後期以來，陪審制事實上是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地趨於衰落。然而，陪審制在英國歷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圍內）曾長時間的興盛卻亦是歷史事實；並且即使陪審制在英國業已衰微，但仍被認為是普通法的一大傳統性特徵,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異於以大陸法系國家為典型的司法程序,並由此發展出了英美法獨特的證據規則。而對於大陸法系，雖然在19世紀初期也曾嘗試著引進英國式的陪審團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蛻變」成了參審制度或者其他樣式；有的甚至根本無法正常運作，以至於不得不忍痛廢棄。可見陪審制度對於英美國傢具有獨特的適應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獨特的制度功能與特徵。出於陪審制度之於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徵性的意義，以及其歷史命運之今昔巨大反差，筆者一直對這樣的問題深感好奇：「作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審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的？ 」雖然，現在國內已有諸多學者對陪審制度大致的來龍去脈進行過概略探討，但是，至今為止尚未見學者對「陪審制度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這樣的基本問題進行過較為清晰的研究與敘述。筆者認為對這樣的問題進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許可以告訴我們陪審制度為何在兩大法系命運截然不同，以及為何昔盛今衰。法國哲學家 德日進說：「過去已經向我們顯示如何建設未來。」[2]歷史對於我們永遠是一種可敬畏的並因此值得我們去挖掘與反思的存在。
是為本文寫作的初衷。
英國陪審團的原初——團體證人
近現代陪審制度成型於英國，並且自英國遍傳世界各地，這為時人所共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英國是近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的歷史判斷決不意含著英國的陪審制是源於其本土的。當然，許多學者談到陪審制起源一般總是從古希臘雅典與古羅馬的民眾陪審法庭說起，筆者對這樣的方法也心存疑慮，因為它們不久即從歷史上消失，與現今世界各國的陪審制實無歷史聯系[3]。因此，我們理應直接從英國的陪審團著手去尋找其起源與傳承。
英國陪審制度的起源問題似乎相當模糊，研究者的意見分歧較大，有的追溯其源於盎格魯——撒克森時期的類似做法，有的傾向於認為它是由諾曼輸入。我們確實可以在盎格魯——撒克森國王埃塞爾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這樣的規定：「在每個百家村(wapentake)的集會上，得由十二個年長的鄉紳及邑長(reeve)一起手持聖物宣誓，不起訴無辜者，不隱匿罪惡者。」[4]這的確很象後來的起訴陪審團。另外，十世紀早期，法蘭克王國的教會法院偶爾也有過將某人有罪或無罪的問題交給十二人組成的民眾團體裁決的作法，而英國的教會於Dunstan和Oswald時期也曾借用過法蘭克教會的這種作法。[5]盡管如此，由於它們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帶有偶然作法的性質，因而大部分研究學者（包括權威學者）仍傾向於認為嚴格意義上的陪審團是諾曼征服後由威廉一世從法蘭克的諾曼底公國引進來的,而上述類似作法充其量不過是為陪審團制度的引入准備了一些有利條件而已。[6]
據記載，至少從公元8世紀起，法蘭克皇帝和國王就曾經傳喚鄰居調查陪審團（Inquest或 Inquisitio），讓他們回答一位巡迴王室官員提出的問題——主要是關於當地習慣所確認的王室權利和違反王室命令的問題。史料表明，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在當時主要是為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而採用的。由於當時王室土地時常為私人所佔據，國王為清查土地佔有狀況，而命王室官員赴各地探求事實，以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為了有效地獲取證據和事實，王室採用了鄰居調查團作為推問方式。後來國王將這種推問方式（鄰居調查團）擴及於有關民人身份租稅調查等方面。[7]法蘭克國王的這種鄰居調查團之推問方式初獨為國王特權，國王憑借這種推問方式有效地維護和伸張王室的權利，[8]地方封建權威（如封建領主）[9]斷不能使用。因而，這種調查陪審團實際上是當時國王面對眾多封建地方割據勢力而採用的用以伸張王室權利的手段。同時顯然，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僅是提供證據實情的證人，而非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團。[10]
後來從北方來的諾曼人從法蘭克人手中接過了這種辦法，也使用鄰居調查陪審團。[11]但是，諾曼人具有非常強的行政管理能力，他們將調查陪審團的使用范圍加以擴大，把它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來運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當地人調查時，可召集調查陪審團，後者要發誓如實提供有關情況。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採用這種調查陪審團來獲取有關信息資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詢問土地佔有以及財產等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問題，司法官吏責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實發表意見等。通過這樣的作法加強了中央王權對全國的控制與管理，不久，諾曼底公國便確立起了一套中央機構體系。[13]可以說，這種調查陪審團事實上也是諾曼王室面對封建狀況而努力確立其體系化的官僚管理機構的一種手段，是中央王權向地方封建勢力進行權力盤剝（中性）的一種有效方式，如同法蘭克王室所作的那樣。
諾曼統治者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這樣一種作法，在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後不久，便被引入英格蘭的實踐，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審判書》對征稅人口的調查統計。[14]在這次全國性的」摸底」調查中,王室官吏廣泛地採用了十二人鄰居調查陪審團，調查陪審團必須如實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問題，否則要受罰。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能夠快速有效地給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詳實信息,因而鄰居調查陪審團對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調查計劃起到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審判書》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蘭後對土地的佔有，剝奪了廣大農民的權利，對英格蘭的集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誇張地說,這一次由從地方民眾中召集的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又在王室為自己攫取權力的艱難路途中扮演了」開路先鋒」的尷尬角色。並且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調查陪審團在性質上仍是團體證人。當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後來者在王室的各項行政事務中廣泛地採用了這種團體證人，因為憑借它來獲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種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並且王室通過派遣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這種調查陪審團來查問有關地方官員有無違犯王室的不軌行為，藉以控制、監管地方的行政與司法活動。陪審團對英王室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直至14世紀，由於有地方各郡代表參加的議會的出現，使得國王無需派官員四處奔跑，即能在議會上獲取其所需的全國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負行政職責的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來越不受民眾歡迎，應公眾的強烈要求很快被司專職審判的巡迴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並且王室的專業化、規范化運作的官僚機構體系在全國也已基本建立，原來的取證方式（調查陪審團）也多少有些難以適應這種專業化及規范化運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紀王室行政事務中的調查陪審團逐漸地衰微，調查陪審團演變為主要與司法審判相關了。
當然，調查陪審團並非直到14世紀才被引入司法審判。如前所述，諾曼征服後的英王室一開始從諾曼底引進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就是為了在政府管理中廣泛地加以運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調查陪審團才被固定地應用於英格蘭的司法審判中。[17]之前，司法審判中運用陪審團（jury）的事例較少，據記載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傑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採用過陪審團。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對於十二人陪審團絕對不會陌生，無論是在行政事務中，還是在司法審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權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權幾全操於地方封建勢力手中，王室干預地方司法被認為是違反自然法則的、不可容忍的。[18]這嚴重阻礙了王室集權。並且「司法中有大錢」（英格蘭格言），司法能帶來豐厚的經濟收入。因此，無論從政治上謀略，還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司法權對於英王室無疑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亨利二世在英國歷史上是個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國王，為了盤剝地方封建司法權，伸張王室司法權 ，他對傳統的「令狀」進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變革——即將令狀「司法化」。
令狀（writ）初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後繼者統治英格蘭時，王室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狀由王室頒發，命令封建領主和郡長等糾正處理那些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有礙國王安寧的行為）。這些令狀種類較多，每一種都設計用來解決國王所干預的個案。因此，這些令狀實際上是國王向地方滲權的有力工具。由於這些令狀負載著國王向地方下達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狀的封建領主必須著手處理令狀所指向的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因此，這個時候的令狀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務，伸張王室司法權，他將原行政令狀予以「司法化」——令狀不再單純地命令地方封建領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將不法行為所涉之當事人傳喚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由王室法官著手審理裁決案件。這樣就使得對不法行為的最終處理權事實上轉移到了王室手中。這是一種王室對地方權力的絕妙篡奪。也正因此，國王的每個令狀就引起一起訴訟，而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行政命令，在這個意義上說，國王的令狀「司法化」了。這種司法化的令狀所帶來的明顯後果是王室的司法權得以伸張，拿到司法令狀的糾紛（是民事糾紛，刑事案件通過重罪上訴或大陪審團提起，不通過司法令狀提起）當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
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還把調查陪審團與他的『司法化』的令狀制度結合起來。這樣，每一類根據國王的司法令狀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轄的民事案件，均得採用十二人陪審團審，以詢問陪審團作為取證方法，而不得適用宣誓斷訟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證手段，由此全體公眾可以在王室管轄范圍內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訴訟）中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正規的制度予以運用。同時，亨利二世還輔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這樣亨利二世就確定了王室對頒發令狀和對陪審訴
訟的專有管轄權，使王室司法權獲得正當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審團來審理案件[20]成為制度性作法。
從根本上講，這些在王室司法中的陪審團與在王室行政事務中的陪審團在性質上並無多大區別，它們同樣只是團體證人。這些王室司法中的十二人陪審團同樣是從案件發生地的周圍鄰居中召集的，他們唯一職責是要如實地回答法官提出的有關案件真實情況的問題。但是，由於他們一般知悉案情，並且事先已經知道法官將會對他們提出什麼問題，他們回答問題無需經過審判中詢問普通證人的煩瑣過程，法官一般直接根據陪審團的回答來對案件作出裁決，不考慮也不允許提出其它證據[21]，因而它使得數量很少的王室法官（一共不超過三十名）就能處理全國所有的司法事務。並且，由於採用詢問十二人鄰居陪審團作為取證方式來對案件進行裁決顯然比地方法院通過宣誓、神裁及決斗等非理性的取證手段來裁決案件更具合理性，因而王室法官主持的有陪審團參加的法庭在政治上更受民眾歡迎。另外，由於召集的十二人往往代表了其所在的村社共同體的意志，而村社共同體的意志在當時對訴訟當事人而言無疑是一種威權，故而陪審團提供的有關意見也更容易為當事人所尊重，而這顯然有利於樹立王室司法的威望。陪審團在王室司法中所具有的所有這些優點，都有利於王室的司法權向地方和封建的司法權滲透。後來隨著審判技術的發展以及客觀形勢的需要，王室新的令狀被不斷地創造出來[22]，這同時意味著陪審團在司法中的適用不斷地「蔓延」，更直接地說就是王室的司法權不斷地得以擴張，由王室法官主持的審判一步一步地排擠掉了地方封建司法權。由於從13世紀中後期始，王室司法機關逐漸專職化，王室法官專業化，因而整個王室司法開始專業化。而地方封建法庭的運作一直是非專業化的，多少帶有民眾團體司法的性質。[23]這種專業化的王室司法排擠或取代非專業化的地方封建法庭的一個重要結果便是專業化的法律體系——普通法逐漸形成。普通法的形成大大地改觀了原先整個國家法律多元、分散甚至相互矛盾的法制局面，為國王統一管理國家，實現集權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王室將陪審團引入司法是為了干涉地方司法權，擴張王室司法權；也正因此陪審團在英格蘭得以迅速發展。對此，英國法律史研究專家HOLDSWORTH更為直接指出，陪審團是英王室向地方滲權的最為重要的工具之一。[24]
需加說明的是，亨利二世起初只是將陪審團適用於民事訴訟，但是沒過多久（兩年後），他出於同樣的原因（加強王室對全國的管理與控制）將陪審團引入了刑事訴訟。正如歷史一貫表明的那樣，由於早期國家觀念的淡薄，對犯罪的控訴權基本上操於私人之手。這種由私人追訴犯罪的習慣在當時的英國就是表現為「重罪上訴」 （appeal of felony）。重罪上訴（非今日意義上的上訴）制度賦予受害人的男性親屬以及領主或封臣有對重罪（輕微的「犯罪」可能根本不被視為犯罪，不過是一般侵權而已）提起控訴的權利，並且對重罪上訴的管轄權操於地方法院。但是，由於到了亨利二世時期，王室對全國實行控制的願望和實際能力都在加強，重罪越來越被視為是對國王安寧和國家安全的嚴重破壞，而同時重罪上訴對犯罪的控制與打擊力度又是如此地有限（私人之間往往私了或出於害怕敗訴而不敢起訴），自然而然，亨利二世急切地希望找到治罪的其他良方妙葯。最後，亨利二世所想到的還是他所熟悉的陪審團，這種陪審團要向王室巡迴法官宣誓檢舉重罪。這就是起訴陪審團（大陪審團）的產生。這種起訴陪審團由王室巡迴法官從百戶區中召集產生，巡迴官員向被召集的陪審團詢問是否有犯罪發生，嫌疑人是誰，陪審團必須如實地向巡迴官員檢舉，否則要受到重罰，而那些被檢舉的嫌疑犯就會作為被告在王室法庭上或者說巡迴法官面前受到「水審」。據研究，通過這種辦法使得少數幾個法官就能在幾天內處理數以百計的案件。用英國法律史研究專家道森（DAWSON）的話說，採用陪審團的辦法是「極其有效的一項偉大的創舉」，「它幾乎使得地方特權不能得到保障」，[25]王權由此深入地方內部。1215年封建貴族憤憤不平地逼迫約翰王簽署《大憲章》（Magna Charta）就是這種王權過度侵奪封建地方權力的體現。[26]要說明的是，起初亨利二世只是使用大陪審團來「起訴」犯罪，而並沒有將陪審團擴展到刑事審判，被檢舉的被告仍接受神明裁判——水審。但是，後來由於13世紀時人類理性逐漸抬頭，教會法學家開始倡導理性與良心原則，教皇英諾森三世審時度勢，於1215年召開第四次拉特蘭宗教會議，會上廢止了通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神明裁判。由此迫使世俗當局在審理刑事案件時採用新的審判程序。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英國王室便將審判陪審團引入刑事審判。[27]這就是刑事小陪審團的產生。
然而，國王為了盡可能地打擊國內犯罪行為、維持王國秩序，他要控制整個刑事審判。於是，國王挖空心思要控制小陪審團或審判陪審團，以使小陪審團盡量循著國王的意志運作。起初，他的辦法就是讓起訴陪審團的一部分成員進入小陪審團，並構成小陪審團成員的大部分。說得更明白些就是，國王從起訴陪審團中挑出他所信賴的一部分成員（這些成員構成小陪審團的大部分），然後再點綴性地從外面加入幾個陪審員，共同組成了小陪審團。顯然，這樣的小陪審團一般都會說被告人有罪，因為其中的大部分陪審員原先就是檢舉被告的人，更為重要的是起訴陪審團的成員若在法庭審判中（作為小陪審團成員）「裁定」被告無罪，就會受到重罰，因為國王規定一個陪審員不能作互相矛盾「裁定」。[28]人們對國王的這種做法一直心懷不滿，因為這會明顯地導致審判不公。後來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盛，國王不得已於1351—1352年下令允許被告對小陪審團的成員提出反對或迴避，自然那些曾參與起訴陪審團的成員一般就會遭到反對，從而被「淘汰出局」。由此，漸漸地，大小陪審團界限開始明晰，並終於在後來完全分離。但是，國王仍絞盡腦汁力圖控制小陪審團，比如陪審員要由王室官吏挑選；在很長時間里（約至17世紀中期）不準被告在陪審團面前提出其它證據或證人；甚至在更長的時間里，不準被告獲得法律顧問的幫助；陪審團若作出了錯誤的有罪裁定，則關系不大，不會被追究責任，被告對錯誤的有罪判決也沒有正規的可救濟的途徑（對刑事陪審團的錯誤裁定提供新一輪的審判直到17世紀才被允許，在民事審判中14世紀已被許可），但是若陪審團作出了無罪裁定，開釋被告，即使是正確的裁定，陪審團定要受到國王的嚴厲處罰，甚至被投入監獄。[29]國王正是這樣通過種種辦法來控制刑事陪審團（這種嚴厲的控制當然也同樣見諸於民事陪審團），使其服務於國王打擊犯罪、控制全國的政治目的。無庸多言，刑事陪審團也同樣不過是王室實現、維持其中央集權的工具而已。也正因為如此，許多刑事被告人拒絕接受陪審團審，因為在陪審團審中難有公正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國王通過種種酷刑來逼迫被告接受陪審團審（直到18世紀，被告人不申請陪審團審本身即被視為犯罪）。[30]
對此，MAITLAND直言道，陪審團（刑事與民事）之所以能在英國得以迅速地蔓延與擴張且得以穩固，根本上是出於英王室實現其中央集權的深切的政治需要。[31]
至此，縱觀陪審團在歷史上的產生與發展，我們所能清晰看到的是這樣一種事實：陪審團一直是作為奉詔履行義務，向王室提供其所需要的相關證言的民眾團體證人，它們是王室向地方攫取權力、力圖實現其中央集權、控制全國秩序的有效工具；並且也正是因為如此，陪審團才得以在英格蘭非常迅速地擴展蔓延並立穩腳跟。
換言之，作為證人的陪審團，其產生與發展的根本動因絕非出於民眾的需要，恰恰是出於在某種程度上民眾所反感的王權集權的急切需要，基本上非出於司法公正之考慮，而是出於政治斗爭之目的。我想說，在根本上僅此而已。恰如MAITLAND所言：被視為「人民自由之堡壘」的陪審團恰恰起源於法蘭克，而非英格蘭；是出於王室，而非民眾。[32]
陪審團之演變：由團體證人到團體裁判者
當然，小陪審團從一開始被引入司法領域，在某種意義上，它就已經不僅僅是證人了。因為法官對陪審團提供的有關案情的意見通常不加分辨地「奉」為事實真相，並直接根據陪審團的意見下判。陪審團從一開始即具有的這種特徵，為其後來逐漸地（當然是漫長地）向真正的「裁判者」之演變奠定了基礎。從歷史上看，陪審團一直緩慢地由證人角色向著司法裁判者角色演變，這種演變藉助下列因素而逐漸地加強。
首先是陪審團獲知案情的方式的變化。起初，陪審團是從案件發生地附近鄰人中召集，陪審團通常自己了解案情，並根據其所了解掌握的情況向法官回答提出有關案件事實方面的意見，其它證人或證據不準在法庭上出現。[33]後來由於社會糾紛日益復雜，其所涉及的區域之廣大已非過去所能比，在這種情形下，單靠陪審團已無法獲得關於案情的足夠知識於信息，因而對在法庭上提出其他證據成為客觀需要（與此相適應，陪審員開始從跨地區中召集產生）。[34]另外，在涉及王室利益的訴訟中，國王為了獲得有利於自己的判決，往往憑特權鼓勵或傳喚己方證人出庭作證。國王的這種做法為整個國家的訴訟開了一種可傳喚其他證人到陪審團面前作證的先河。[35]於是很自然，普通訴訟紛紛效仿，各種各樣的證人與證據被提出來，至於陪審團面前。由此，陪審團就可以根據當事人提出的證據來對事實進行認定。至1650年，有案例表明，證人與陪審員已經被認為是具有顯著區別的了。再後來，情況就演變為陪審員必須根據當事人提出的證據而不能依自己的所知來認定事實了，否則認定事實無效，新一輪的審判要被進行。顯然這樣就使得陪審團日益褪去證人色彩，而向「裁判者」角色接近。
其次，如前文所述，當事人往往會對陪審員提出迴避請求或反對，那些容易導致裁判不公以及沒有能力與資格來擔任陪審員的人，很容易招致當事人的反對。這種對陪審員的挑剔在隨後的歲月里日盛。這也使得陪審團與證人逐漸相脫離。因為顯然，證人是無法替代的，從而是不能被申請迴避或反對的。
最後，民眾對國王懲罰陪審團的行為日益表示不滿以至形成強大的反對浪潮，終於經1670年的一個案件（Bushell案）後，規定陪審員應該根據證據自主地作出判決，不應被追究責任或懲罰。這也同樣強化了陪審團的司法裁判者之色彩。[36]
我們很難給作為證人的陪審團何時徹底演變成作為裁判者的陪審團劃一條絕對的界限，但一般認為，至17世紀中期，其「裁判者」的特徵已非常突出。約在18世紀中後期，陪審團徹底演變為裁判者。
作為裁判者的陪審團之穩固
隨著陪審團的司法裁判者之特徵逐漸強化與突出，一些微妙但具有質性的變化開始也在歷史上悄悄地發生。英王室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中央集權已經基本確立，並且往往表現的過於專權與殘暴，司法有時就直接成了為國王任意壓制民眾的手段，特別是在都鐸王朝及斯圖亞特王朝時期。我們所熟悉的星宮法院（星座法院）就是王權專政的得力機構。但是，歷史的另一面也在悄悄地發生，那就是國王對陪審團的控制卻越來越難。由王室官吏召集的其所信賴的陪審員，現在由於這些陪審員可能存有偏心而會遭到當事人一方的反對；起初，陪審員由王室官員召集，現在卻有由選舉產生的發展趨勢；[37]以前可以控制其他證據的提出，從而間接地控制陪審團的裁定，現在各樣的證據被理所當然地提出；對陪審團作出不合國王口味的判決，國王現在也越來越不能隨意地對陪審團加以處罰了。一句話，原來是國王專政的有效工具陪審團，現在似乎越來越脫離國王的控制，並且由於陪審團現在作為司法裁判者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從而在實際上就能成為民眾為保護自己的權益和自由而直接反對國王專權的一處堡壘了，最著名的就是1554年的Throckmorton案和1670年的Bushell案。此兩案中，陪審團堅決反對王室的專權與驕橫，一致宣告被告人無罪。[38]有鑒於此，王室一方面仍頑固地妄圖繼續加強對陪審團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有棄陪審團於不用的跡象，臭名昭著的星座法院從不實行陪審制；科克（Coke，Sir Edward）爵士也曾認為重罪犯可以不經過陪審團審而處以死刑。[39]
事實上，恰如前文所表明，國王從來就不是為推廣陪審團而採用陪審團，國王所需要的並不是陪審團本身，而是需要借陪審團來控制司法，維護統治。如果條件許可有更有效的辦法來達到他統治國家的目的，他完全有可能棄陪審團於不用，而採用那更有效的辦法（比如，歐陸國家13世紀發展起來的可對被告實行刑訊的糾問式訴訟制度）。13世紀布萊克頓（Bracton）審訊方法以及16世紀星座法院的興起即為明證。[40]
然而，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唯恐王權專政的民眾（特別是日益興起的資產階級）及時敏銳地發現並緊緊地抓住了日漸裁判者化的陪審團這塊「珍寶」。因為恰如1554 Throckmorton案和1670年的Bushell案所表明的那樣，日漸「裁判者化」了的陪審團可以成為有力地反對王權專政的一處堡壘，陪審團可以站在民眾的立場維護司法的基本公正，保障人民自由，維護新興資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權益。以前是國王利用陪審團（團體證人）來實現集權，如今是民眾發現他們可以利用陪審團（裁判者）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與自由，對抗王權專政。正是因為這樣，民眾開始極力維護、保存司法化了的陪審團。終於，1688年所謂「光榮革命」成功，革命力量與國王達成妥協，於1689年簽定了《權利法案》，里載兩點：
其一、向來對於大逆罪之陪審員，往往選任不當，易致偏頗，此後陪審員必須為適當之登錄，並由選舉產生；
其二、此後關於大逆罪之公判，陪審員有自由認定事實之餘地，不應受任何干涉及恐怖，俾其得盡公平之職責。
這兩點都是鑒於昔日王權專政而特別加以載明強調的。從此，英國陪審作為司法裁判者的自由獨立之地位得到保障，免去其遭受懲罰入獄之憂。而英國陪審團也自此由原先是王權集權之手段翻變為抵制王權專政的「人民自由的堡壘」（布萊克斯通語）。[41]英國的陪審制度因此得
Ⅲ 英國征服印度的後果是什麼
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是印度第一次獲得來自印度社會以外的，超越印度教強大勢力，徹底顛覆阻礙印度成為一個現代化民主共和國的種姓習俗的機會。但是，聖雄甘地遇刺，他的民族平等、廢除種姓不平等的努力也成為歷史中的夢想。而且，自他的繼承人，女婿尼赫魯對印度教的妥協，轉持民族主義立場，恢復子虛烏有的「印度帝國」的光榮時，甘地的血，也白流了。印度並沒有從英國的統治中吸取到足夠的西方民主社會的營養，卻深陷宗教傳統和現代人權理念的沖突中不能自撥，成為一個形成中的國家。這點，與中國，確實也有那麼幾分相似。
如果說，中國的官僚等級制度，事實上將除特權階級的一小部分人以外，排除出了中國人的范籌，因為，他們不擁有國家的福利，國家提供的保障，和國家提供的人權，和對人權的保護。那麼，印度就在事實上，只讓高等種姓的一小部分人，那一小批得到正果的婆羅門，和世代的軍人家族，真正關心那個稱為「印度」的國家命運。所以有人說，印度的GDP，其實只是10%的印度人的GDP，其餘的印度人，不如說是印度野生動物園里的人科動物。這種比喻有點刻薄。不過，其實很好的解釋了當初一億人口的明朝，怎麼會完敗於只有幾十萬女真人的後金。並非幾十萬女真人打敗了一億漢人，而是幾十萬女真人打敗了統治一億漢人的幾萬不做事的朱家垃圾兒孫，另加幾萬明爭暗鬥的文官集團。民主的意義，在於將一個國家的政治基礎擴展到整個社會階層，顯然，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都沒有做到。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都不是民主國家。中國，還是「少數工人階級的代表成為政治貴族」的國家，等同於統治印度的正果人士。
重溫英國對印度的征服的統治，我覺得應該客觀地說，英國，是比蒙古莫卧爾征服者文明程度更高的外來統治者。英國確實對印度進行了殖民統治，但是，打擊的，主要是世襲領地地主賈吉達爾(jagirdar)和世襲正果人士(zamindars)、軍事貴族剎帝利(kshatriyas)。而取而代之的統治，較之其土生婆羅門、剎帝利聯盟來說，稅負剝削程度要低得多。同時，對農業灌溉和公共設施的社會投資，也要多得多。即使是在東印度公司時期，農業灌溉面積增加了八倍，農民稅負只有莫卧兒時期的三分一略多。印度人口也從不足一億，增加到了三億之眾。印度第一次出現了商業信用契約，全國通用的貨幣、金融。通過英國的小區法官，套用英國式的法治裁判，賤民們第一次擁有了與正果人士打官司的權力。用中國的傳統用語來說，英國東印度公司創造了印度的「盛世」。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主要是打擊了印度賴以自豪的民族精神，令今天印度民族觀念的形成，始終無法在「歐洲文明衍生體」，還是「印度文明的繼承體」之間作出選擇。某種意義上，英國統治對於形成印度民族觀，沒有幫助。啥此以外，英國本身，應是印度歷史上最好的統治者，或者說，最好的一個罪犯。
英國第一次完成了對印度的行政統一。而且，無論是行政牽涉的細節，還是行政覆蓋涉及的范圍，都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印度帝國的兩到三倍。某種意義上說，沒有英國的「征服」，就沒有今天的印度。英國對印度的行政，也非常高效。他們把印度分成幾千個小區，每個區小得可以派遣一名英國人同時擔任法官、稅務官、警察局。也就是，一個按照英頒印度法律在當地維持統治的小皇帝。小皇帝的任期有限，稅收要上繳，薪水由東印度公司發出，（英國政府接收印度後，改由英國支薪）。這是一個外來的高薪養廉的統治階層，今天新加坡香港所謂的高薪養廉，學的就是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而且，他們也確實廉，橫豎他們是外派的，所有的人情宗教世俗，對他們全無影響。統治印度只需要不到3.5萬英國人，包括了軍人和家屬。相比於三個代表需要負擔一億人統治中國的行政負擔，不能不說，英屬印度的行政效率，超出了任何一次的莫卧兒土產王公，也超出了任何一界中國皇朝的政府。
「英國對印度的征服」，是簡單得出錯的表述。征服印度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1857公司破產，把英國控制權賣給英政府，英國有償接受了東印度公司全部資產，維多利亞女王，方才成為印度的女王。要注意的是，鴉片戰爭中與中國對敵的，也是東印度公司。如果緊緊是貿易糾紛，在英國人看來純屬東印度公司的地區事務鬧出來的麻煩，英國是不會參戰的。但是林則徐大人不懂國際慣例，把英國公民往死路上逼，大概以為英國家，也是「民族內部壓迫的工具」。但是，西方現代憲法國家的作用，卻是維護全體公民國際利益的工具。英國是以保護英國公民的利益為名義出戰，這是議會反對派無力抗拒的議題。即使是在中國拍的《鴉片戰爭》電影中，也出現了英國人引為自豪的一幕,"Navy COMING!"(海軍來了)。英國海軍，它存在的意義，是保護大英帝國公民的國民利益。這是保衛愛新覺羅家族利益的清政府，所無力抗拒的。本博並不認為鴉片戰爭，是英國擊敗了中國。不！是英國擊敗了愛新覺羅家族。
英國東印度公司，就是張五常所追求的那種「把地方政府上市」的公司。另一家，是荷屬東印度公司。這種「地方政府上市」的公司，它的業務范圍，就是最大限度奴役剝削管治地的人民，為股東提供最大限度利潤回報的公司。他們是商業公司，不是非營利的比爾蓋茨艾滋病基金。這是他們可以上市交易的原因。東印度公司的業務，簡單說，就是剝奪原來繳交給「正果人士」，和莫卧兒王公的稅負，購買印度的產品，初期主要是糧食和綿織品，向英國進口，從而得到英鎊本幣利潤。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開展，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向世界各地廉價輸出當時的高科技產品，————機器織的布。這個轉變，令印度出口的產品，從布，降格為棉花，反而需要從英國進口質優價廉的工業化布產品。從而令成百萬的手工紡織工人失業。恩格斯曾經這樣描述：「成百萬的孟加拉紡織工人飢荒餓死的屍體鋪滿了原野」。恩格斯有所誇張，實際上是印度當時沒有社會保障，（當時的英國也沒有），在十八世紀初的七次局部飢荒中，餓死者達到一百萬人。這個事例，常被作為技術進步有害的依據，寫進西方教會各類教材，在東方，就是殖民制度殘酷的注腳。類似的產業新陳代謝中國今天也存在，出口導向肯定無以為繼，中國目前面臨著是全體國民陷入失業（繼續出口導向），還是讓大部分無社會價值的「公務員」的兩難選擇（轉向內需增長的必要條件）。無論是那一種，如果沒有可靠的社會保障措施，重現大規模飢荒死亡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是前者，（目前中國仍然行進在前者的軌道上），那麼，中國肯定會發生某種超出十月革命的非正常事件。
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無非就是以盡可能低的價格，獲得印度輸出的產品，彌補英國本土國民的福利不足。這是與西班牙對美洲的殖民不相同的地方。後者，殖民收益體現為馬德里皇宮中更多的奢侈品。英國民眾對殖民帝國的支持，顯然不是西班牙的貧民熱情可以相比的，更不是為供應鄭和船隊陷入飢荒死亡的明朝民眾可以相比。另一方面，今天美國能夠不經任何殖民統治，就同樣地從中國等國家，得到了盡可能低價格的生活品彌補國內福利的不足。這也說明，時光流逝到了20世紀中後期，殖民帝國，無論對於宗主國，還是被殖民國，就效益上來說，都已經過時了。這是我們這代人，沒有在世界地圖上再次看到三分一的地球領土被塗上英帝國的紅色的原因。
總的來說，英國對印度的殖民征服，不同於西班牙對美洲單純的掠奪，也不同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以印度歷史的縱向比較，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是印度歷史的進步。可以說，沒有英國的統治，就沒有今天意義上的印度國家。
Ⅳ 請給一些有關英美法中判決先例拘束原則的資料
根本上,是英美經驗主義的傳統和法官神聖的情結.下文摘自gongfa.com
普通法系，尉旨以英國普通法為主要基礎的-類國家及地區的法律制度的總稱，其中以英國和美國的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普通法系又稱英美法系、英吉利法系、海洋法系和判例法系。普通法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是判例法傳統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第一節 英國法的獨特道路
在西方的諺語中，有"條條大路通羅馬"一說，除中國外，羅馬曾經是古代世界的-個中心，羅馬法不僅在古代世界盛行-千餘年，而且成為近現代大陸法系(包括中國現代法制）的基礎。然而，中世紀的英國法卻走上了獨立於歐洲大陸的發展道路，隨著英國的崛起，英國普通法在整個世界法制史上獨樹-幟，並以頑強的傳統力量發展至今，形成以判例法為主要法律形式的世界性普通法系。
一、英國法的形成和發展
不列顛島的土著居民是凱爾特人。公元前1世紀，羅馬帝國征服此地，統治達4個世紀，但僅有少數沿海城市受羅馬控制，其他地區的凱爾特人仍保留其氏族制度。①公元5至6世紀，日耳曼民族向羅馬帝國境內進行民族大遷徙。居住在北德意志易北河附近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和萊茵河附近的裘特人，先後入侵不列顛，建立起幾個部族國家。盎格魯·撒克遜人帶來的是屬於本部族的日耳曼習慣法。即使有一些制定法，也均是習慣法的記載。總地來說，法律分散，因地而異。到了公元9世紀，威塞克斯王國用武力征月陰池幾個部族國家，在不列顛島上形成了統-的英吉利王國，但法律的分散狀態仍沒有改變。1066年，法蘭西大封建主--諾曼底威廉公爵帶領諾曼人征服英國。諾曼人的入侵，完成了英國封建化過程。當時，英國的法律制度很混亂，國王通過發布敕令，建立王室法院，並派遣法官到各地巡迴審判。巡迴法官辦案時除依據國王的詔書、敕令外，主要依據各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習慣法。巡迴審判後，法官定期集中在中央機關所在地威斯特敏斯特討論和辯論一些案例和法律觀點，綜合彼此依據的習慣和法律，在以後的巡迴審判中加以運用。巡迴法官在審案時按國王的意志統-解釋和適用各地的習慣法，由此逐漸形成一種在全國通用的習慣法，被稱作普通法。②這種習慣法是法官通過判決所宣布的，存在於判決中，其表現形式是判例。公元12世紀後期，亨利二世進行司法改革，規定：某些最嚴重的刑事案件統歸王室法院受理：允許騎士、市民和自由農民直接向王室法院訴訟，無需經過領主法院：將原有的巡迴審判確定為-種司法制度；建立陪審制，取消決斗、神明裁判等。亨利二世的改革，確立了普通法的地位。普通法的特點包括：(1）普通法的基本內容是傳統的習慣規則，它是經過長期實踐逐漸豐富和發展起來的。(2)普通法的規則為普通法院所認可，是普通法院判案的依據。(3)普通法是由普通法院通過司法逐步發展起來的，普通法院在司法活動中對淘汰、廢棄、發展習慣法規則起著重要和積極的作用。(4)普通法的規則是通過判例體現出來的，法官在作判決時把習慣法規則加以整理和篩選，然後精確地表述出來。①英國自公元14世紀以後，經濟發展迅速。這時，普通法的基本原則已經定型且系統化，因而呈觀出保守性。許多案件，或被普通法院拒絕，或被判決不公。為了從法律上救濟這些當事人，國王授權大法官以"國王良心的保護人"的身份，審理案件。大法官按"公平、正義"即"衡平"原則判案，也逐漸形成-套法律體系，稱衡平法。⑧衡平法主要採用-些羅馬法、教會法和商法的原則，彌補普通法的不足，但其表現形式也是判例。英國於公元13世紀建立國會。15-16世紀後，隨著國會地位的逐步提高，國會的立法活動日益頻繁，制定法不斷增多。此外，教會法通過教會法院的審判活動，以及教會法原則對普通法的滲透，也影響英國法的發展。公元17世紀起，英國政治日益腐敗，並利用天主教會壓制人民，由此激起資產階級革命。從1640年至1688年，資產階級以國會為陣地與國王展開了反復、激烈的斗爭。經過內戰、查理-世(1625-1649年)的被處決、克倫威爾的獨裁統治(-1658年)、王朝復辟、1688年的妥協，君主立憲制在英國建立。資本主義陛質的法律體系也逐步形成。不過，法律形式依然是封建時期的普通怯、衡平法和制定法，法律內容則通過司法解釋或新的立法，逐漸向資本主義性質過渡。
從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歐洲法典編纂運動的積極響應者，英國著名法學家邊沁於1776年發表了《政府論》，1789年又發表了《道德與立法原理總論》。他用功利主義標准衡量英國當時的法律，指責英國法的古老和不完善以及保守主義，全力鼓吹通過立法改革英國的法律，並極力創導法典編纂。1832年英國國會頒布《改革法》，開始大規模清除各個法律領域的中世紀殘渣，促進了資產階級法制的進-步發展。邊沁的影響從19世紀-直存留到今天，導致了英國判例法的部分制定法化。但是，英國判例法所具有的強大活力，妨礙了判例法全盤法典化的實現。19世紀末以來，隨著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干預的加強，制定法的數量急劇增加，使判例法的地位有所降低，但判例法依然是英國法的基礎。
二、英國法獨立於羅馬法之外發展的原因
公元1世紀至5世紀，羅馬軍隊曾征服並佔領不列顛，但當地凱爾特人的抵觸晴緒和民族矛盾限制了羅馬法的滲入。在歐洲大陸復興羅馬法的時期，羅馬法的影響進入英國， 16世紀在英國興起的衡平法和商法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羅馬法。但是，羅馬法對英國的影響是在普通法的基6出上發生的，它沒有大到足以改變英國法獨立發展的方向。當時的英國之所以沒有像西歐大陸國家一樣"接受"羅馬法，主要是英國與西歐大陸國家在歷史背景上存在著重要的差別。
首先，與西歐大陸各國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狀態不同，英國自諾曼征服後，就開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全國統一適用的法律--普通法幾乎和全國性的王室法院--晉通法法院同時出現。自成體系的普通法的存在，使英國不像西歐大陸國家那樣存在著"接受"羅馬法的急迫性。普通法院的法官是在英國特有的普通法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到了16世紀，盡管普通法本身趨於保守，但這些普通法院的法官已自然形成了-種社會力量。由於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傳統信念，他們頑地堅持普通法傳統。普通法的既有地位和普通法院法官的守舊思想，致使在羅馬法復興的浪潮企圖越過英吉利海峽這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天然屏障而沖擊英國法時，顯得為時過遲且軟弱無力。16世紀法國的羅馬法學家赫特曼受聘為英王的法律顧問，並在英國講學，曾與英國法學家科克展開了長達30餘年之久的論戰，結果普通法聲威大振，羅馬法卻在英國屢屢受挫。①因而，當西歐大陸割據紛紛"接受"羅馬法時，英國仍能保持自己的法律傳統。
其次，在17世紀同專制王權的斗爭中，普通法成了議會政黨手中的強大武器。由於普通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某種韌性，它的繁瑣的和形式主義的技術，使它能夠頑強地抵制來自王權的壓迫。自那時起，英國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護公民的權利，對抗專制權力的肆虐。普通法的一些原則，成為英國不成文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普通法院的法官逐步傾向於與英王進行斗爭的國會-邊時，英國法傳統勢力的排他性就更為強大了。第三，西歐大陸各國的法院，-般地說，在一開始對所有訴訟都有管轄，漢，也不受令狀和訴訟形式的限制，因而它們可以較容易地接受羅馬法。但英國的普通法法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處理地方法院案件之外的特殊案件的法院，同時每-類案件又都各有自己特殊的訴訟程序，這些因素都阻礙了英國對羅馬法的"接受"。以後，在普通法法院事實上已發展成為具有-般管轄權的法院後，它的機械的復雜的程序仍是-今嚴重的障礙。
第二節英國的普通法傳統
一、英國普通法的傳統特色
英國普通法是英國中世紀普通法院法官通過司法判例創立和發展起來的法律，普通法的傳統通過遵循先例原則、判例法主導性、判例法方法和訴訟救濟中心主義表現出來。
普通法是法官通過司法判例創立和發展起來的法律，這意味著普通法是與作為先例的司法判例相聯系的。-般意義上的先例是指，可以用來作為後來事件或案件範例或規則的先前事例，或者可用於支持或證明某些相似情況或行為的先前事例。人類行為學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都有尊重甚至迷戀本民族傳統的傾向。因此，特定社會中的人們在處理問題時往往參照前人的解決辦法，是十分自然的。同時，各民族都有尊重和崇拜權威的自然傾向，因而，在處理相似的情況時，普通人常常仿效具有較高權威的做法，也是極自然的。這兩種行為傾向在司法上貝慷現為，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參考先前的司法判決，下級法院常常遵循上級法院的司法判決。可以說，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司法審判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司法先例的影響。
但是，英國的司法先例卻是-種有直接拘束力的法律，也就是說，對於司法先例，法官在審案時不只是參考和可以遵循，而是必須遵循；先例不只是示範的模式，而是對後來案件具有拘束力的判例。這就是英國的所謂"遵循先例" (stare decisis)規則。②
在英國，（1）上議院的判決是有拘束力的先例，其他所有法院都必須遵守，並且，直至撮近，它對上議院本身也有拘束力；(2)上訴法院的判決對於除上議院以外，包括自身在內的所有法院都是有拘束力的先例；(3)高等法院所作的判決，對郡法院有約束力，它通常也被高等法院的不同分院智和正直就是要高度重視他們的判決的原因。"②英國的法律人士-般都反對任何法典化的企圖，他們或是辯稱時間還未成熟，或是認為法典化的程序過分刻板，勢必妨礙英國普通法隨經驗而成長的精神。時至今日，制定法在英國的比例已大大增加，實際作用也大大提高，但這些變遷並不能動搖判例法的基礎地位，對判例法的先天寵愛之隋仍蘊藏於人們深層的法律觀念里，蘊藏於英國深層的法律文化中。判例法方法是"遵循先例"規則的自然演化。判例法方法是法官從涉及相同事實的案例中歸納出法律原則，並盡量巧妙地適用於後來的案例。"英國法律是成文的判例法，它和法典法的唯一不同之處，只在於它是用不同的方法寫成的。"③"遵循先例"規則導致了適用判例法的一系列技巧。"英國法學家應區別判決的必要根據即判決的'決定理由'與'附帶意見'即法官所述對判決並非絕對必要。'決定的理由'構成判例規范，今後應予遵守。反之'附帶意見'的內容則無這種權威，其價值僅僅是說服性的……"④這種"決定理由"和"附帶意見"又都和案件的具體事實交織在-起，養成了英國法官和法學家的獨特的法律思維方式，他們習慣於運用分析、比較具體事實來處理案件，習慣於通過歸納推理的思維方式，從具體事實和具體規則中歸納、抽象出-般的原則和制度。英國的著名法學家梅因曾經說過，英國法是在"程序的縫隙中滲透出來的"，可以說，英國普通法是作為切實解決各種爭訟的一整套方法而產生的，奉行訴訟救濟中心主義。在英國，總是從司法救濟方法的有無來看待實體法的權利，程序優先得到推崇。凡按一套清楚公正的程序得出的審判結果，必須看作為公正結論。英國中世紀普通法院審理案件，是根據國王的令狀開始的，這種令狀決定訴訟方式和司法救濟方法，而沒有司法救濟的方法，也就沒有權利。為了補充普通法院的不足，產生了衡平法院，並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給予司法救濟。但是，如果衡平法院沒有司法救濟的方法，那些在普通法院沒有得到司法救濟而向衡平法院求援的人也就依然沒有權利。盡管19世紀已廢除了這種訴訟方式，但由於這-歷史的傳統，直到現在，普通法系的法學家仍然從司法救濟的有無來看待實體法的權利。"程序優先於權利"的原則一直是英國普通法的根基之-。
二、英國普通法的生命力
普通法具有歷史性。普通法是源於11世紀以來的數百年間英格蘭法院判例所累積產生的法律規范。判例在歷史上的反復適用、不斷說理與自證，使普通法產生了極強的生命力。普通法具有某種超然性，它被西方學者譽為"人類完善理性的自然表達"，"在英國人眼裡，從法是情理這個觀念引出某種符合傳統的法的超國家或更確切地說非國家性質的意識。"①普通法中法與法律相區別的觀念，使普通法本身具有-種近似於"自然法"的天然魅力。普通法具有開放性。一方面，普通法的一個固有原則就是在所謂的"殖民地開拓地區"推行普通法。隨著英帝國勢力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普通法推行到美洲、亞洲、非洲和澳洲的許多地方，這樣就形成了世界性的普通法系。另一方面，雖然英國普通法被虛構為固定並根植於中世紀英國的慣例上，但它並非靜止的。事實上，它是根據英國社會的政策需要和價值而不斷進慚口演變的。"普通法還具有統一性。"Common Law這兩個詞一般在使用時是無標簽的。人《門不願把普通法看成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它是'各英語國家的共同遺產'，作為共同遺產，要求它起羅馬法直到編纂法典時代在歐洲大陸起過的作用。"普通法原本是中世紀英國為統一英國司法權而力圖普遍推行於整個英國的統一習慣法，而普通法的發展及普通法系的形成，則使普通法發展成為各英語國家牙口地區的統一法。在普通法系內，英國法院的判例被視為最正宗的普通法，常常得到優先適用。此外，"普通法系內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院常互相參考、援引法系內其他國家的判例法，而英倫普通法就是把這些不同國家的法制連接在一起的因素。"普通法的統一性，集中地表現在普通法的傳統特色為普通法適用地區所共有，這包括遵循先例規則、判例法方法和訴訟中心主義等。
普通法的統一性，還表現為普通法的基本原則為普通法適用地區所共有，這包括：(1)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均為允許； (2)任何人的利益因判決而受到損害時，應得到公正的聆訊；(3)在民事法中，受到損害的人應得賠償。普通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涉及到公、私法領域的許多方面，普通法的上述基本原則，保證了普通法的各項具體制度在各個普通法適用地區趨於一致。
英聯邦的存在，對於加強普通法系國家之間的聯系和維護普通法的統-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英聯邦的30多個成員中，絕大多數屬於普通法系，並在整個普通法系中占絕大多數。自1931年英聯邦成立以來，在審判程序上取消了對英國樞密院的上訴，但仍有一些國家保留了這種做法。此》卜盡管英國上議院和高等法院的判決在英聯邦成員國的法院中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拘束力了，但仍具有說服力。
英國判例集，即判例的匯編，是由第三者將法庭審理案件的經過寫成的報告匯集而成的，它與判例的拘束力之間存在著-種互為表裡的關系。英國判例集的發展經歷了中世紀的《年鑒》時代、16~19世紀的私人報導者時代和19世紀後期開始的真正判例集時代。1863年，英國為改革判例集成立了一個由22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設立了一個由律師協會、律師理事會、律師學院代表人員組成的具有法人資格的"判例集編纂委員會"。從1865年起，以"任何法院的判例集非經英國判例集編纂委員會認可不得出版"為名，開始刊行判例集，判例集出版、發行的混亂狀況得到改變。到20世紀初，判例匯編已達1800卷，並且以每年10卷的速度增加。判例集中輯錄的是那些作為新的先例的判決。原則上，上議院75％的判決予以公布，上訴法院25％的判決予以公布，高等法院10％的判決予以公布。不被公布的法院判決事實上已不具有先例拘束力了。第三節 美國對英國法的繼承
17世紀初，美國開始了殖民時期。當時各殖民地之間接觸很少，英國對它們的控制也較松。由於那時殖民地居民在實際生活中迫切需要法律，又鑒於英國普通法的復雜、保守，存在著普通法繼受方面的許多困難，因此，大多數殖民地都制定了具有最低限度必要規則的法律，英國法不過是填補其缺欠的次要法源。18世紀後，隨著英國對殖民地統治的加強及在殖民地熟悉英國法的人數增加，英國法在北美殖民地的影響顯著增長。18世紀中期，美國爆發獨立運動，美國人以英國普通法為武器進行了斗爭，1774年的《權利宣言和怨由陳情書》就是公開主張美國人在普通法上權利的文件。隨著美國獨立，美國法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法律，其後，幾經曲折，至19世紀，終於確立了普通法傳統。
直至19世紀中葉以前，在美國明顯存在著英國普通法和法典編纂的兩種傾向。19世紀中期在紐約州圍繞法典編纂所展開的激烈爭論就集中體現了英國法與大陸法傳統之間的沖突。當時，紐約州憲法規定要起草"成文的、系統的法典"。律師菲爾德作為法典編纂派的代表，堅決主張法典編纂，認為法典能使法律具有固定性、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反對法官像英國那樣成為立法者。美國律師公會會長卡特則領導了反對法典編纂的一派，他認為，調整人們行為的規則來自習慣，判例只表明公眾對社會習慣的認可，因而法官只是發現法律而不是立法，相反，法典編纂會妨礙法律的成長。這兩種傾向的斗爭，以普通怯傳統-方取得而而告終，美國在整體上確立了普通怯傳統(除路易斯安納州)。
雖然英美兩國均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但就判例法的主導性地位而言，美國不及英國。英國是普通法系判例法的發源地，長期堅守判例法傳統，判例法的主導性地位不曾受到來自製定法的有力沖擊。美國雖以判例法為基礎，但建國初期就顯示出比英國更加重視制定法的傾向，在後來的發展中也出現過歐陸式法典或法規取代判例法的傾向。19世紀末以來，美國的制定法遠比英國多得多，作用也越來越重要。雖然，美國全盤繼承了英國的普通法傳統，但美國對待判例法的態度與英國並不完全相同。在美國，盡管某-轄區內的下級法院認為要受上級法院或最高法院判例的約束，但各州的最高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早期有錯誤的判例，或過時的判例，均採取了比英國法院較為靈活的態度，認為法官可以背離或者推翻講判例。甚至美國的各中級上訴法院大多也行使這樣的權力。它們主要以理由不充分、先前法院對判決的誤解以及與新建立的社會倫理道德觀不符等理由，大膽推翻不適當的先例。同時，各級法院的法官，對忽視約束性的先例，普遍擁有較廣泛的權力。
對於遵循先例原則之運用，英國-般認為判決理由可經由正式的法律程序下予以明確的原則來形成，或在判決意見中將法官的附帶意見區分開來，並認為判決理由應以相對狹義的形式存在，即不得逾越確切的議題與實質的案件事實的范圍；美國則認為判決理由必須是先前判決的實質理由，並不贊成判決理由只能以相對狹義形式存在的主張。英國法官在考慮判決或解釋制定法條文時，習慣於綜合許多與該案有關的判例，以形成-個綜合所得的判決理由；美國法官則有時僅在列出幾個權威性的判例後，直接從可成立的實質理由來考慮其判決。英國法院的判決中較少出現不同意見，美國法院判決中較多出現表達不同意見或少數意見的情況。
在英國，有統-嚴格等級的法院體系，下級法院有尊重上級法院的義務，這就為"遵循先例"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而"遵循先例"是英國判例法能維持穩定性和統一性而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英國自然將背離判例的特別決定權賦予了享有最高司法權威的上議院和上訴法院，上議院和上訴法院則嚴格地控制"遵循先例"的例外情況，以保證英國判例法的穩定運行。
而在美國，聯邦與各州同時存在自成-體的法院體系。聯邦法院系統有聯邦最高法院、聯邦上訴法院和聯邦地方法院。各州的法院系統相當復雜，大體可分為州最高法院、州上訴法院和州地方法院三類。這種法院體系的雙軌制使美國的判例法變得極為復雜，由於不同系統的法院之間不存在嚴格統一的等級制度，嚴格的"遵循先例"規則就無法實行，各級法院均有可能推翻"先例"或將其置之-旁。
照此情形，若無嚴格的規定約束，美國的判例法便失去了它的生存條件。但在事實上，美國的法官基本上還是"遵循先例"的。美國極其明智地借鑒來法典化的優點，利用成文憲法來限制"遵循先例"的例外情況。也就是說，無論是聯邦法院的法官，還是州法院的法官，在作出背離"先例"的判決時必須以憲法為最終依據，若違反憲法，將會被聯邦最高法院撤銷。另外，聯邦最高法院還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這樣也就確立了聯邦最高法院監督下級法院"遵循先例"的權威性，從而使判例法能在美國以一種不同於英國的特色良好地發揮作用。兩者比較而言，英國判例法的穩定性強，但容易僵化；美國的判例法在穩定性上不及英國，但頗具靈活性，刑社會變化的適應力較強。
Ⅳ 關於陪審團制度
一般認為英國是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在民事訴訟中逐漸淘汰陪審團，至1993年根據新的法律民事陪審團的適用僅涉及公民名譽的案件。另外，適應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國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檢察制度相繼得以發展。終於，英國於1933年基本廢除了起訴陪審團——即大陪審團（1948年正式廢除），而代之以檢察官制度。並於1948年，法律准許以簡易程序對輕罪進行審判，無須陪審團參加，這使審判陪審團的適用范圍銳減。據80年代中期的一個統計，如今英格蘭和威爾士，有陪審團參加審判的案件只佔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佔4%，民事案件佔1%。[1]如此，陪審制在英國,看來確是衰落了。不僅如此，自19世紀後期以來，陪審制事實上是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地趨於衰落。然而，陪審制在英國歷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圍內）曾長時間的興盛卻亦是歷史事實；並且即使陪審制在英國業已衰微，但仍被認為是普通法的一大傳統性特徵,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異於以大陸法系國家為典型的司法程序,並由此發展出了英美法獨特的證據規則。而對於大陸法系，雖然在19世紀初期也曾嘗試著引進英國式的陪審團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蛻變」成了參審制度或者其他樣式；有的甚至根本無法正常運作，以至於不得不忍痛廢棄。可見陪審制度對於英美國傢具有獨特的適應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獨特的制度功能與特徵。出於陪審制度之於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徵性的意義，以及其歷史命運之今昔巨大反差，筆者一直對這樣的問題深感好奇：「作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審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的？ 」雖然，現在國內已有諸多學者對陪審制度大致的來龍去脈進行過概略探討，但是，至今為止尚未見學者對「陪審制度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這樣的基本問題進行過較為清晰的研究與敘述。筆者認為對這樣的問題進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許可以告訴我們陪審制度為何在兩大法系命運截然不同，以及為何昔盛今衰。法國哲學家 德日進說：「過去已經向我們顯示如何建設未來。」[2]歷史對於我們永遠是一種可敬畏的並因此值得我們去挖掘與反思的存在。
是為本文寫作的初衷。
英國陪審團的原初——團體證人
近現代陪審制度成型於英國，並且自英國遍傳世界各地，這為時人所共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英國是近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的歷史判斷決不意含著英國的陪審制是源於其本土的。當然，許多學者談到陪審制起源一般總是從古希臘雅典與古羅馬的民眾陪審法庭說起，筆者對這樣的方法也心存疑慮，因為它們不久即從歷史上消失，與現今世界各國的陪審制實無歷史聯系[3]。因此，我們理應直接從英國的陪審團著手去尋找其起源與傳承。
英國陪審制度的起源問題似乎相當模糊，研究者的意見分歧較大，有的追溯其源於盎格魯——撒克森時期的類似做法，有的傾向於認為它是由諾曼輸入。我們確實可以在盎格魯——撒克森國王埃塞爾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這樣的規定：「在每個百家村(wapentake)的集會上，得由十二個年長的鄉紳及邑長(reeve)一起手持聖物宣誓，不起訴無辜者，不隱匿罪惡者。」[4]這的確很象後來的起訴陪審團。另外，十世紀早期，法蘭克王國的教會法院偶爾也有過將某人有罪或無罪的問題交給十二人組成的民眾團體裁決的作法，而英國的教會於Dunstan和Oswald時期也曾借用過法蘭克教會的這種作法。[5]盡管如此，由於它們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帶有偶然作法的性質，因而大部分研究學者（包括權威學者）仍傾向於認為嚴格意義上的陪審團是諾曼征服後由威廉一世從法蘭克的諾曼底公國引進來的,而上述類似作法充其量不過是為陪審團制度的引入准備了一些有利條件而已。[6]
據記載，至少從公元8世紀起，法蘭克皇帝和國王就曾經傳喚鄰居調查陪審團（Inquest或 Inquisitio），讓他們回答一位巡迴王室官員提出的問題——主要是關於當地習慣所確認的王室權利和違反王室命令的問題。史料表明，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在當時主要是為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而採用的。由於當時王室土地時常為私人所佔據，國王為清查土地佔有狀況，而命王室官員赴各地探求事實，以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為了有效地獲取證據和事實，王室採用了鄰居調查團作為推問方式。後來國王將這種推問方式（鄰居調查團）擴及於有關民人身份租稅調查等方面。[7]法蘭克國王的這種鄰居調查團之推問方式初獨為國王特權，國王憑借這種推問方式有效地維護和伸張王室的權利，[8]地方封建權威（如封建領主）[9]斷不能使用。因而，這種調查陪審團實際上是當時國王面對眾多封建地方割據勢力而採用的用以伸張王室權利的手段。同時顯然，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僅是提供證據實情的證人，而非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團。[10]
後來從北方來的諾曼人從法蘭克人手中接過了這種辦法，也使用鄰居調查陪審團。[11]但是，諾曼人具有非常強的行政管理能力，他們將調查陪審團的使用范圍加以擴大，把它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來運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當地人調查時，可召集調查陪審團，後者要發誓如實提供有關情況。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採用這種調查陪審團來獲取有關信息資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詢問土地佔有以及財產等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問題，司法官吏責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實發表意見等。通過這樣的作法加強了中央王權對全國的控制與管理，不久，諾曼底公國便確立起了一套中央機構體系。[13]可以說，這種調查陪審團事實上也是諾曼王室面對封建狀況而努力確立其體系化的官僚管理機構的一種手段，是中央王權向地方封建勢力進行權力盤剝（中性）的一種有效方式，如同法蘭克王室所作的那樣。
諾曼統治者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這樣一種作法，在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後不久，便被引入英格蘭的實踐，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審判書》對征稅人口的調查統計。[14]在這次全國性的」摸底」調查中,王室官吏廣泛地採用了十二人鄰居調查陪審團，調查陪審團必須如實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問題，否則要受罰。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能夠快速有效地給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詳實信息,因而鄰居調查陪審團對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調查計劃起到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審判書》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蘭後對土地的佔有，剝奪了廣大農民的權利，對英格蘭的集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誇張地說,這一次由從地方民眾中召集的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又在王室為自己攫取權力的艱難路途中扮演了」開路先鋒」的尷尬角色。並且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調查陪審團在性質上仍是團體證人。當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後來者在王室的各項行政事務中廣泛地採用了這種團體證人，因為憑借它來獲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種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並且王室通過派遣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這種調查陪審團來查問有關地方官員有無違犯王室的不軌行為，藉以控制、監管地方的行政與司法活動。陪審團對英王室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直至14世紀，由於有地方各郡代表參加的議會的出現，使得國王無需派官員四處奔跑，即能在議會上獲取其所需的全國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負行政職責的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來越不受民眾歡迎，應公眾的強烈要求很快被司專職審判的巡迴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並且王室的專業化、規范化運作的官僚機構體系在全國也已基本建立，原來的取證方式（調查陪審團）也多少有些難以適應這種專業化及規范化運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紀王室行政事務中的調查陪審團逐漸地衰微，調查陪審團演變為主要與司法審判相關了。
當然，調查陪審團並非直到14世紀才被引入司法審判。如前所述，諾曼征服後的英王室一開始從諾曼底引進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就是為了在政府管理中廣泛地加以運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調查陪審團才被固定地應用於英格蘭的司法審判中。[17]之前，司法審判中運用陪審團（jury）的事例較少，據記載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傑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採用過陪審團。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對於十二人陪審團絕對不會陌生，無論是在行政事務中，還是在司法審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權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權幾全操於地方封建勢力手中，王室干預地方司法被認為是違反自然法則的、不可容忍的。[18]這嚴重阻礙了王室集權。並且「司法中有大錢」（英格蘭格言），司法能帶來豐厚的經濟收入。因此，無論從政治上謀略，還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司法權對於英王室無疑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亨利二世在英國歷史上是個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國王，為了盤剝地方封建司法權，伸張王室司法權 ，他對傳統的「令狀」進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變革——即將令狀「司法化」。
令狀（writ）初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後繼者統治英格蘭時，王室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狀由王室頒發，命令封建領主和郡長等糾正處理那些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有礙國王安寧的行為）。這些令狀種類較多，每一種都設計用來解決國王所干預的個案。因此，這些令狀實際上是國王向地方滲權的有力工具。由於這些令狀負載著國王向地方下達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狀的封建領主必須著手處理令狀所指向的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因此，這個時候的令狀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務，伸張王室司法權，他將原行政令狀予以「司法化」——令狀不再單純地命令地方封建領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將不法行為所涉之當事人傳喚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由王室法官著手審理裁決案件。這樣就使得對不法行為的最終處理權事實上轉移到了王室手中。這是一種王室對地方權力的絕妙篡奪。也正因此，國王的每個令狀就引起一起訴訟，而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行政命令，在這個意義上說，國王的令狀「司法化」了。這種司法化的令狀所帶來的明顯後果是王室的司法權得以伸張，拿到司法令狀的糾紛（是民事糾紛，刑事案件通過重罪上訴或大陪審團提起，不通過司法令狀提起）當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
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還把調查陪審團與他的『司法化』的令狀制度結合起來。這樣，每一類根據國王的司法令狀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轄的民事案件，均得採用十二人陪審團審，以詢問陪審團作為取證方法，而不得適用宣誓斷訟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證手段，由此全體公眾可以在王室管轄范圍內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訴訟）中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正規的制度予以運用。同時，亨利二世還輔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這樣亨利二世就確定了王室對頒發令狀和對陪審訴
訟的專有管轄權，使王室司法權獲得正當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審團來審理案件[20]成為制度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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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如果英國不再向香港派遣法官，那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英籍法官是對香港習慣法地位的確認象徵，沒有他們國際資本會有懷疑，資金安全不那麼有利（模糊的空間更少），融資就沒那麼便利。就是跳板功能削弱。里德發表了所謂的「英國法官在香港終審法院中的作用」聲明。他稱英國法官為香港終審法院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參與民事、商業，及所謂的「抗議和言論自由」案件。
欠的，早晚會讓他們還得。從一八四零算起，瓜分走了多少，必須加倍償還。他不派人來是好事，我們正好要趕他走呢？香港是中國的，要他做什麼呢、留下的火跟總有一天會燃燒起來的，就這機會一個不留。大家理智看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另外，他說不派沒有用，有很多私人自由大法官。來去自由當然也要看錢數的。這個不影響。看看《寒戰》就知道大法官的威力啦。一個日薄西山的「日不落帝國」，還活在過去的幻想中了。
Ⅶ 民主政治的組成
英國民主進程
以英美兩個國家發展歷史來看，英美兩國經歷的民主化，乃是統治者與納稅人之間互相磨合，才得到的結果。現代民主政治發軔於英國，但民主並非是一夕之間突然冒出來的，作為先行者，現代民主政體在英國從孕育到誕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1215年英王與貴族們訂立「大憲章」，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沿著時間的軌跡重溫一下英國民主進程的主要節點，看其能否對現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有所啟迪。
「大憲章」，是君主與貴族之間的協定。1258與1259年，在大憲章的條款上，又加了許多約定，英國歷史上稱為「權利條款」，其實只是大憲章同一精神的延伸。其中包括政府不能隨意拘捕人民，逮捕與起訴，都必須要經過合法的程序。又例如，王室派遣的法官，不能忽視當地法和習慣法，審判各地居民。從這個基礎上，發展了習慣法的陪審制，也就是說，是非曲直的標准，必須根據當地的民情風俗和習慣，裁定犯案的責任。從大憲章的基礎上，英國人民尋求對於人身、財產和參政，各項權利的保障。至此，英國中世紀的民主政體建立，王權受到議會的有力制約。盡管它在當時是以貴族政治的形式出現的，但卻為英國現代民主政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Ⅷ 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有什麼區別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作者：王笑笑
來源：知乎
大陸法系(Civil Law)，又名歐陸法系，羅馬法系，民法法系。
大陸法系與羅馬法在精神上一脈相承。十二世紀，查士丁尼的《國法大全》在義大利被重新發現，由於其法律體系較之當時歐洲諸領主國家的習慣法更加完備，於是羅馬法在歐洲大陸上被紛紛效法，史稱「羅馬法復興」，在與基督教文明與商業文明等漸漸融合後，形成了今天大陸法系的雛形。此為大陸法系由來，故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系。
在今天來看，查士丁尼之《國法大全》的內容基本上屬於民法，因此作為羅馬法直接繼承者的大陸法系以民法為基礎。「公法」與「私法」分得極為清晰，對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利均有約束規定。同另一大法律體系英美法系相比，其一大特點是具有系統的民法體系，所以大陸法系又稱民法（Civil）法系。
大陸法系沿襲羅馬法，具有悠久的法典編纂傳統，重視編寫法典，具有詳盡的成文法，強調法典必須完整，以致每一個法律范疇的每一個細節，都在法典里有明文規定。大陸法系崇尚法理上的邏輯推理，並以此為依據實行司法審判，要求法官嚴格按照法條審判。
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主要師於德國，屬於大陸體系，大陸體系的諸多特徵看我國的法律體系就能略知一二。在實行大陸法系的國家中，法律的進步與完善的標志是一部部新法律的出台與實施。比如我國近年來《物權法》等法律的出台。
由於歐陸法系在形式上具有體系化、概念化的特點，便於模仿和移植，因此容易成為中國、日本等後進國家效仿的對象。
英美法系（Common Law）又稱普通法系，海洋法系。
英美法系起源於中世紀之英格蘭，主要來源於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與諾曼底封建法的融合，威廉公爵在諾曼底征服後踏上英格蘭的土地，為了擴大王權，派遣大法官到英格蘭各地出巡，處理農民與封建主之間的矛盾，在處理過程中有很多問題並無成文法可供憑借，判案全靠依據當時風俗習慣，基督教道德也對審判結果有很大影響，此為今英美法系之濫觴。隨著十七到十八世紀大英帝國的擴張，傳播到世界各地，如今主要在英聯邦國家流行。
英美法系因其起源，又稱之為不成文法系。同大陸法系偏重於法典相比，英美法系在司法審判原則上更「遵循先例」，即作為判例的先例對其後的案件具有法律約束力，成為日後法官審判的基本原則。而這種以個案判例的形式表現出法律規范的判例法（case law）是不被實行大陸法系的國家承認的，最多隻具有輔助參考價值。好像法律是被逐漸累積起來，而無須經過立法機關。
英美法是判例之法，而非制定之法，法官在地方習慣法的基礎上，歸納總結形成一套適用於整個社會的法律體系，具有適應性和開放性的特點。在審判時，更注重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和陪審團制度。下級法庭必須遵從上級法庭以往的判例，同級的法官判例沒有必然約束力，但一般會互相參考。
在實行英美法系的國家中，法律制度與理論的發展實質上靠的是一個個案例的推動。因此，我們看英美等地的判決，法官—陪審團—律師之間的博弈都極為精彩，而往往一個史無先例的判決產生後，都為後世相同情況之判決提供了依據。比如我們在看美國法制發展過程中，看到的往往都是一個個標志性的個案。
舉個栗子，比如美國著名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從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終判定南方省份種族隔離政策違憲。從今往後，所有類似於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案子的判決均須遵循此案中高院的判決。於是南方省份種族隔離政策終成為歷史，美利堅迎來了歷史上民權運動的一個偉大的勝利。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大法系，並不是對立的，現在也多有交流和融合。上圖中標示為灰色的國家採用的就是混合法系。判例法在一些大陸法系的國家中也具有參考價值，而像美國這樣的海洋法系國家也開始積極編寫法典配合，而並非單依靠案例來發展法律。這種趨勢在世界各國都是越來越普遍。
Ⅸ 陪審團制度是誰最先創立的
亨利二世改革。
司法改革：擴充王室法院管轄權，削弱領主法庭的許可權，體現審判的公正性。凡自由民繳納一定費用可把自己的案件從領主法庭轉移到王室法庭。王國只通行一種法律，即御前會議制定由王室頒布實施的法律。這成為英國獨具特色的普通法的起源。1166年亨利二世頒布《克拉倫敦法令》，巡迴審判形成制度。巡迴審判制度是王室法院擴大司法權，提高審判質量的重要舉措。巡迴法官返回倫敦重聚威斯敏斯特時，他們磋商研究，遂使各地分散的習慣法熔於一爐，成為統一的法度，以利推行，這種統一的習慣法就是普通法。1178年亨利二世指定5名校會議成員組成中央常設法院。法院常駐威斯敏斯特，隨時受理來自各地的投訴，此事被學者視為英國高等法院的產生。建立陪審團制度，陪審團體現雙重原則，即亨利二世根據「國王是正義之源」的法律原則，規定惟有國王有權組織陪審團，不準私人法庭效仿；另一方面由於案件實際上要由12名「正直者」秉公審理，又體現了「法律來源於人民而非國王臆斷」的正義原則。陪審團制度體現了英國普通法系的主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