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水手法院

『壹』 概述雅典劃分四等級的內容及影響

索倫在雅典公民中推行以財產為依據、劃分等級的改革。把雅典所有的公民按財產多少劃分為四個等級。分別為富農（原稱「五百斗級」）、騎士（「三百斗級」這二級養得起馬，應征為騎兵）、中農（原稱為「雙牛級」構成重裝步兵）、貧民（構成輕裝步兵，擔負軍中雜役）四級，全部有參加公民大會（Eccleeia）的權利。

請採納~

『貳』 古風時代的雅典城邦的形成

雅典是唯一可和斯巴達相比的領土面積最大的一個希臘城邦。它在荷馬時代已是鐵器文化和幾何形風格陶器生產的大中心，但對海外殖民運動雅典卻以其國大地廣而始終未積極參與，因此早期雅典的歷史比較沉寂，有關資料也較貧乏。一般認為雅典國家大約是與斯巴達同時建立的，但標志其建國立邦的古代傳說卻比較含糊，因為後世按托古改制的慣例把雅典城邦建立放在一位傳說中的英雄身上，編造出「提秀斯改革」的故事，遂使問題復雜化了。按古代神話，提秀斯是屬於邁錫尼時代的人，距離建立城邦的公元前9世紀末有好幾百年，顯然名不符實。但若把改革看作城邦建立的一種活動，則有其歷史內容。因此，可以說所謂提秀斯改革是指當時雅典某位頭領和民眾共同進行的創建城邦憲制的活動，它的中心內容是聯合境內各村社建立中央議事會和行政機構。這一過程希臘人稱之為「塞諾西辛」，意為聯合一統。雅典是以協議方式建立國家，和斯巴達之通過征服立國不同。通過塞諾西辛而建立的中央議事會和行政機構，便是城邦國家的雛形。
提秀斯改革的另一重要內容是把國內公民分為貴族、農民和手工業者三個等級，規定貴族充任官職、執行法律，農民和手工業者只在公民大會中有一席之地，絕不能當官掌權。這樣一來，公民中貴族和平民（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劃分便很明顯，為日後雅典的貴族政治奠定基礎。當時雅典的國家首腦，顯然仍是國王，古史傳說也提到雅典曾有一個王朝，只是具體情況不很清楚。以後的演變則是王權逐漸衰落，貴族大權獨攬。到公元前8世紀間，雅典城邦的首腦已不是國王而是執政官（或稱「名年執政官，因公元前683年後以其名紀年），但國王（巴賽勒斯）之名仍保留在行政官名中，它是位於名年執政官之下的一個執政官的稱號，可譯為王者執政官或祭儀執政官。從王名保留的情況看，王權的取消似乎未經過暴力廢黜。此時中央議事會已成為貴族會議，只有貴族才能參加，各執政官由它從貴族中選定，交公民大會形式上通過。執政官最初是終身職，後改為十年一任，到公元前683年改為一年一任，雅典的貴族政治至此達其頂峰。
這時雅典的執政官多達9人：首席或名年執政官是國家元首，執掌內政；王者執政官主持節日慶典、宗教儀式並管理氏族事務；軍事執政官統理軍務；最後6名司法執政官管理司法和整編法令。九執政之制使貴族對國家政治的壟斷無孔不入，他們包攬官職，自訂法律，在政治上壓迫平民群眾，經濟上則通過高利貸、土地兼並和債務奴隸制使貧苦的農民、手工業者破產流離，甚至賣兒賣女，無以為生。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充分揭露當時貴族統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
「貧民本身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事實上都成為富人的奴隸，他們被稱為保護民和六一漢（因為他們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納租，而全國土地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如果他們交不起地租，那麼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債務人的人身為擔保，這樣的習慣一直流行到梭倫的時候才改變。」「這時雅典的政治完全是貴族寡頭的統治，在民眾眼中，憲法上最殘酷最苛虐的部份就是他們的奴隸地位。」 正如亞里斯多德上文所提，貴族統治的改變是從梭倫之時開始的，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梭倫改革。梭倫也出身貴族，所以他有資格當選首席執政，但他不是那些作威作福的貴族顯貴。他的家境中平，早年曾兼營貿易，與商旅為伍，並且周遊海外，成為飽學之士，被時人譽為「七賢」之一。他常在詩中抨擊貴族，同情平民，又曾在雅典與鄰邦麥加拉的戰斗中勇立軍功，率眾攻克應屬雅典的薩拉米島，因此他在群眾中很有威望，既是英雄詩人，又是一位體察民情的革新派政治家。當時雅典的階級矛盾異常尖銳，政局動盪。不滿的平民群眾已准備鋌而走險，武裝起義一觸即發；貴族統治階級依然頑固不化。但社會上卻有了一批靠經營工商業致富的奴隸主，他們多出身平民，有錢而無勢，也對貴族統治不滿，政治上逐漸站到平民一邊。應該說，梭倫以整個城邦公社的利益為重，主張不偏不倚的立場，在階級陣營中實際上是這批工商業奴隸主的代表。他既痛恨貴族的頑劣，也不願引發平民的暴動，主張以改革方式解決平民備受壓迫的各類問題，搞一個帶有立憲意義的改革運動。他的立場得到大多數公民的支持，遂在公元前594年選舉他為「執政兼仲裁」，全權進行憲政改革。
梭倫改革的第一個重大措施是頒布《解負令》，即解除債務及由於負債而遭受的奴役。這是一個解放平民的偉大法令，根據這個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債務一律廢除，雅典公民淪為債奴者一律解放，同時永遠禁止放債時以債務人的人身作擔保，也就是在公民中取消債務奴隸制。不僅國內因負債被奴役的公民立即獲得自由，國家還負責贖回那些被賣到國外的人。與此有關的是，那些因負債而押出土地變為「六一漢」的人，現在也把田地上的債權標志一掃而光，重新成為自己土地的主人。
《解負令》不僅使雅典公民中的貧苦大眾解除了最沉重的負擔，而且由於它取消了債務奴隸制，還對雅典和希臘的奴隸社會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不過，這種取消只是指公民而言，並不阻礙奴隸制本身的發展。以後雅典的奴隸便全由外邦人充當，由於公民不再受債務奴役，城邦體制更為鞏固，民主政治也發展起來，遂使希臘奴隸制經濟走向繁榮。因此，從辯證角度看，《解負令》實際上代表著促進希臘奴隸社會發展的進步方向。出於同樣精神，梭倫還規定了公民個人佔有土地的最高限額，防止土地過分集中，通過保護小農而使城邦體制獲得健康發展。
第二項重大改革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財產資格劃分公民等級，取消以前的貴族、農民、手工業者三級之分。這個政治改革自然使工商業奴隸主大得其利，因為他們按財產必居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同時，對貴族也並非徹底打擊，因為貴族以其財產仍可列第一和第二等級，只是他們的特權受到削弱，不能再獨占政權了。具體細則是第一等級的財產資格為每年收入按穀物、油、酒等總計達500麥斗以上（每麥斗約合52公升），稱「五百麥斗級」；第二等級是收入300麥斗以上者，稱「騎士級」；第三等級的標准則是200麥斗以上，稱「牛軛級」（有牛耕田者）；其餘收入不及200麥斗者統歸入第四等級，他們靠打工為生，故稱「日佣級」。分等級的目的是為了分配政治權利：第一級可任執政、司庫及其他一切官職；第二級與第一級同，惟不得任司庫；第三級可任低級官職，對執政官等高官則無緣；第四級則依舊不得擔任一切官職，但可和其他等級一樣充當陪審法庭的陪審員。由此可見，梭倫使工商業奴隸主以第一和第二級而獲得掌握政權的機會，把他們上升為統治階級。他給予平民的政治權利卻有一定限度，反映他的改革始終保持著他自以為榮的「中間路線」。
第三項重大改革是設立新的政權機構，貴族會議大受限制。新機構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會議，由4部落各選100人組成，除第四級外，其他公民都可當選。四百人會議獲得原屬貴族會議的眾多權力，如為公民大會擬訂議程，提出議案，成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等等。貴族會議雖然保存，卻沒有原先的威風與實權了。對比於貴族會議權力地位的降低，公民大會卻從原先的形同虛設逐漸恢復了它作為城邦最高權力機關的威嚴，因為選舉梭倫和通過各項改革法令都必須在公民大會進行，公民群眾參加大會的積極性空前提高。梭倫建立的另一新機構是陪審法庭，它不僅參與例行審判還接受上訴案件，等於雅典的最高法院。梭倫規定每一公民都有上訴之權，而陪審法庭是以陪審員當法官，人數在數十甚至百名左右，各級公民都可通過抽簽任職，審案時投票作出判決，因此比較民主，打破了貴族壟斷司法的積弊。梭倫還制定一些較進步的法律，規定除殺人罪外其他罪犯不得處死、任何公民皆有權提出控告、禁止買賣婚姻、保護孤寡婦孺等等。
第四項改革措施則包括那些促進工商業的法規，例如獎勵國外技工遷居雅典，對攜眷移民給予公民權；雅典公民必須讓兒子學一門手藝，否則兒子可拒絕贍養其父；禁止除橄欖油以外的其他糧食出口；對度量衡和幣制進行改革，使雅典更好地開展對外貿易。這一系列發展工商業的措施突出體現了工商業奴隸主的要求。
綜觀梭倫的各項改革，可見它在解救人民疾苦、消除貴族特權方面邁了很大的一步，同時也為工商業奴隸主掌握政權准備了條件。總的說來，它是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隸制民主政治和發展奴隸制工商業的道路，這也是符合當時希臘城邦發展要求的康莊大道。亞里斯多德說梭倫「採取曾是最優秀的立法，拯救國家，」是很正確的評價。在梭倫改革後的百餘年間，雅典始終遵循著他開辟的這條道路，繼續進行一些民主改革，終於使雅典成為一個經濟繁榮、國力強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居領導地位的希臘城邦。 梭倫肩負仲裁製憲大任的執政任期只有一年，屆滿後便飄然離任，出國遠行，此後始終未入政壇，直到公元前560年去世。據說改革後期曾有人建議他搞僭主政治，被他婉言拒絕，以示他對城邦政治的忠誠，反對個人獨裁。但是，梭倫以後雅典公民內部派別斗爭又趨激烈，出現了平原、山地、海岸三派相持不下的局面。從階級背景看，大體可說平原派代表貴族，山地派代表農民，海岸派代表工商業者。按希臘城邦的慣例，派別斗爭激烈時，往往有利於執政者加強權力，走上僭主政治的道路，而僭主政治一般有反貴族的傾向。何況，在雅典梭倫改革已為反貴族陣營奠定了基礎。因此，長期斗爭的結果，是山地派的領袖、曾為梭倫之友的庇西特拉圖在雅典成功地建立了僭主統治。他依靠農民支持以武力奪取政權，給貴族一定打擊，從公元前541年開始牢固統治雅典。他於527年逝世後，其子又繼而統治了18年，直到510年被人民推翻。將近半個世紀的庇西特拉圖僭主政治在雅典歷史上也寫下重要的一章。
庇西特拉圖的統治總的說來對農民比較關懷，也支持平民勢力而反對貴族。他繼續執行梭倫的立法，使雅典仍然按梭倫改革確定的路線發展。公民大會和執政官的選舉照常進行，只是擔任官職的人皆屬他的黨羽。他幫助農民發展生產，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低利貸款支持農民種植葡萄。在把司法權集中於城邦政府的同時，又設立鄉村巡迴法庭，就地解決糾紛，削弱貴族對地方司法的干擾。他還經常四處視察，解決僻遠山區農民提出的問題。盡管他組建私人衛隊並過著豪華的生活，平民對他的僭主政治猶有好感，他掌權期間雅典的經濟和文化都有較大發展。因此亞里斯多德評述說：「庇西特拉圖處理國政是溫和的、而且是憲法形式的；他每事仁慈溫厚，對待犯法的人尤其寬大……在他統治時期，從不與大眾為難，總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靖；所以人們常說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有如黃金時代。」
在僭主統治的公元前6世紀後半期，雅典工商業有顯著發展。雅典陶器生產在希臘世界位居前列，暢銷於地中海東西各地，也深入黑海沿岸，隨著精美陶器外銷的還有酒與油，這兩項農產品也居雅典外貿的大宗。由於庇西特拉圖與鄰邦和小亞、黑海一帶國家皆保持友好關系，雅典對外聯絡方便、商路暢通，它鑄造的錢幣在國際市場上開始受到重視。庇西特拉圖特別注意控制雅典通往黑海的商路，在小亞西北角建立了雅典殖民地西吉昂，並支持雅典商人開發色雷斯的金礦。他在雅典大興土木，既促進了建築業和有關行業的發展，也使雅典開始成為希臘建築和雕刻藝術的中心。他還注意提倡文藝，出資組織隆重壯觀的節日慶典，把許多詩人請到雅典，禮遇優渥，荷馬史詩的整理寫定便在雅典進行。因此，總的說來雅典在僭主統治之下仍是按梭倫期望的那樣繁榮起來了。
庇西特拉圖之子希庇亞斯卻未能繼續其父的「仁政」，專制的黑暗、奢侈、傲慢引起人民越來越大的不滿，終於在公元前510年被群眾推翻，被逐的希庇亞斯最後跑到波斯，叛國求榮。雅典人民獲得自由後繼續奮斗，趕跑了乘機和流亡貴族勾結而一度進入雅典的斯巴達軍隊，並促成了公元前508—507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進了一大步。 克利斯提尼也是象梭倫那樣出身貴族卻支持平民的民主政治家，他針對梭倫改革猶未深入觸動的雅典選舉體制和血緣團體作了較徹底的改革。其內容之一是廢除傳統的4個血緣部落而代之以10個新的地區部落，按新部落體制進行選舉。實際上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選舉區，僅襲用部落之名而已。由於雅典政壇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貴族影響的同時，也注意揉合三派，因而組成比較復雜。其辦法是每一地區部落都包括三個位於上述三種地區的「三一區」，例如新組成的名為潘迪奧尼斯的地區部落就包括位於海岸的三一區米里諾斯，位於山地的三一區派阿尼亞，位於平原的三一區古達特內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區。這個辦法巧妙地利用了原來血緣部落也分三個三一區的傳統，只是舊三一區是按胞族劃分，現在則按地區戶籍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徹底按地區組成這一點上，克利斯提尼改革沉重打擊了氏族貴族，使他們依靠舊的氏族血緣關系影響選舉成為不可能，雅典的國家組織也由於擺脫氏族關系的殘余而完全形成了。
在組成新的選區之後，克利斯提尼便以10個部落各選50人組成新的五百人會議，取代梭倫的四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的成員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級皆可擔任，比四百人會議更民主。選舉辦法也有新創：各選區基層單位（相當於村莊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確定的名額在合格候選人中抽簽產生。這樣一來，每個身體健康並關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則上都有當選五百人會議成員的權利，實際上在他一生中也總有一兩次獲選的機會。五百人會議的權力也更為擴大，除了為公民大會准備議案、所有議題均先由它討論並由它主持公民大會外，它又在公民大會閉會期間負責處理國家日常政務，由其500成員按部落分為10組，在一年內輪流值班，稱為「主席團」，每組50人內部也是輪流抽簽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國家地位最高的公職人員，有權主持公民大會、接見外國使團。
克利斯提尼改革還導致雅典軍隊組成的改動，以前按血緣部落徵兵的辦法現在改為按地區部落徵兵，每部落提供一隊重裝步兵、若干騎兵及水手，並且選舉一名將軍為統領。10名將軍組成將軍委員會，由軍事執政官任主席。將軍之職按公民自費服役的傳統，不僅沒有薪餉而且要由自己出資裝備一切（包括勤務兵），因此只有家產豐厚的人才願意和可能擔當。所以，它始終不搞抽簽而只由選舉產生，並可連選連任（但也可以隨時罷免），後來這一職務便成為奴隸主上層掌握的要職，對雅典政局影響較大。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最後一個措施是實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選票），它是按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對某一公民實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時把定罪人的名字寫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會議提請公民大會討論是否應行此法，若大會同意就召開全體公民集會進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數達到6000而某人獲多數票就要流放國外10年，但不動其財產。這個放逐法對那些不受群眾歡迎的頭面人物（往往是貴族）是很大的威脅，不失為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工具。
綜上所述，可見克利斯提尼改革是繼梭倫之後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高峰。此後，雅典城邦的民主洪流便不可逆轉地向前猛進，因此亞里斯多德說這一改革「比梭倫憲法要民主得多。」恩格斯也認為它是雅典國家建立過程的完滿結束，而且，「現在已經大體上形成的國家是多麼適合雅典人的新的社會狀況，這可以從財富、商業和工業的迅速繁榮中得到證明。」雅典在將近百年之間由於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躍升為希臘世界中居領導地位的城邦，其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實力已可使它在即將到來的波斯帝國的入侵中接受空前嚴重的挑戰。

『叄』 古代雅典三次改革的內容分別是什麼

1，梭倫改革
經濟上
①廢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債務，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 梭倫改革
債，禁止把欠債的平民變為奴隸。由國家出錢把因無力還債而被賣到異邦為奴的人贖回，並廢除了「六一漢」制度（平民無力還債，不得不為債主耕種土地，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作為地租交給債主，自己只能保留六分之一，所以白叫做「六一漢」），這一措施史稱「解負令」。
②實行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政策的措施，包括限制糧食出口，擴大橄欖油輸出；實行貨幣改革，以利於商業貿易；獎勵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學習手工業技術；改革度量衡，鑄造雅典新幣，制定了一些有關財產繼承、禁止厚葬、撫恤為國犧牲公民的親屬等法令。 ③承認私有財產繼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度上的氏族殘余。
政治上
①廢除世襲貴族的壟斷權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財產的數量來劃分公民等級。按一年農產品收入的總量把公民分為4個等級（按年改入的的穀物等產品的數量分別列為500斗 古希臘貴族
、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級）， 各等級的政治權利依其財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級可擔任一切官職；第二等級的公民可以擔任除司庫（即財政官）以外的高級官職；第三等級可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的公民不能擔任公職，但有權參加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 同時，不同的等級所盡義務也有差別。例如，在軍事義務方面，第一、第二等級提供騎兵，自備軍械、軍裝和馬匹。第三等級提供重裝步兵，他們自備軍械和軍裝，但不需提供馬匹。他們是構成雅典軍隊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級主要是充當輕裝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帶軍備，只帶棍棒。
②設立四百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作為最高行政機關。四百人會議由4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除了第四等級外，其他公民皆可當選。
③設立陪審法庭（也譯為民眾法庭，相當於最高法院），作為最高司法機關，任何公民都有權上訴。陪審法庭的陪審員由所有等級的公民經抽簽方式選出。陪審法庭受理並裁決公民投訴或上訴的案件，擴大了公民的權力。
④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的嚴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關殺人罪的部分，使整個雅典法較有人道色彩。
2，克利斯提尼改革
1.他設立10個地區部落，取代原來的4個氏族部落。雅典被分為城區、沿海和內地三大地區，各大地區再分為十部分，稱為三一區。通過抽簽，從每個大區中各抽一個三一區，合成一個地區部落。三一區下分若干德莫斯(自治村社)，構成雅典公民政治、社會和宗教活動的基層單位。年滿18歲的雅典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隸屬的德莫斯內通過一定的入籍儀式便可取得公民權。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內取得雅典公民權。這樣，地域原則代替了血緣原則，削弱了氏族貴族在各方面的影響。
2.建立「五百人會議」，代替原來的「四百人會議」：（a）五百人會議從10個部落的任何等級公民中，經抽簽各選出50人組成；（b）五百人會議享有很大權力，並且對所有等級公民開放； （c）公民大會閉幕期間，負責處理大部分城邦政務。
3.克利斯提尼還加強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的活動。根據他的建議，制定了貝殼（或陶片）放逐法，以防僭主再起。
3，伯利克里改革
①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可以擔任幾乎一切官職。他們也都可以參加公民大會，商定城邦重大事務。 ②公民大會是立法機關和最高權力機關。
③五百人議事會（各部落輪流執政）是公民大會常設機構，閉會期間處理日常事務，職能也進一步擴大
④陪審法庭成為最高司法與監察機關。
⑤為鼓勵公民積極參政，向擔任公職和參加政治活動的公民發放工資。為吸引公民觀賞戲劇。還特意為公民發放 「觀劇津貼」。

『肆』 雅典城邦用什麼判斷一個人是不是雅典城邦的公民

公民作為一種政治身份，最早出現於希臘城邦政治結構之中。希臘文的「公民」（Polites ）一詞就由城邦（Polis ）一詞衍生而來，其原意為「屬於城邦的人」。所謂公民觀念，主要指公民對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來的權利義務的認知，對他們與公民團體即城邦之間關系的看法以及他們的政治價值取向。希臘人的公民觀念是公民觀念的原始形態。不過，對二千年前公民觀念的研究無法採用現代的問卷調查方法，我們只能根據史料記載的希臘公民的政治行為、他們創建的政治制度及其運作方式以及他們的思想代表所闡述的政治哲學來發現他們的政治觀念。公民的政治行為是公民觀念的外在表現，城邦民主制度是其物化形態，而希臘政治哲學則是其理性的提煉與升華。
一、公民對自己政治角色的認同
希臘城邦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國家形式。其外表特徵在於其小國寡民的規模，其本質特徵在於其社會政治結構，即它是公民的自治團體，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權利義務的政治體系。亞里士多德對希臘城邦進行過經典式的概括。他指出，判別一個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等為標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組成。「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組合。」「若干公民集合在一個政治團體以內，就成為一個城邦」。⑴所以，公民是構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們是「屬於城邦的人」。君主制下的臣民也屬於國家，但因為國家屬於君主，所以他們歸根結底是君主的臣僕，而公民所歸屬的國家是公民共同體，他們是共同體的成員而不是任何個人的臣僕。這是公民概念的原始含義。
不過，希臘公民只是城邦居民中一種特殊的身份團體。一般說來，只有純屬本邦血統的成年男子才能成為公民。這樣，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外邦人和婦女就被排除於公民團體之外了。不過，在城邦演進過程中，公民資格也有變化。城邦形成之初，往往只有貴族或具備一定財產資格的人才能成為公民，下層平民在城邦民主比較發達的時代才獲得公民權。有的時候，因貧窮等原因不能履行公民義務者就會失去公民權。當戰爭危機或公民人數不足時，還往往吸收外邦人和被釋奴隸加入公民團體。不過，這些變例並不影響公民的實質意義。城邦是公民共同體，只有公民才屬於城邦。獲得公民資格，就意味著成為城邦的一分子，而沒有公民資格的居民雖然生活於城邦中，但不屬於城邦。希臘人稱呼「雅典人」、「斯巴達人」的時候，他們指的僅僅是雅典或斯巴達的公民，不包含其他居民。外邦人被視為僑居的客民，婦女和奴隸僅屬於家庭成員。公民在一生中，依次成為家庭和村社的成員，成年後，經過莊重的儀式取得公民資格，這時他才進入城邦公共生活領域，成為屬於城邦的人。公民觀念的核心內容，就是公民對自己「屬於城邦」這種政治角色的認同。
希臘的公民身份只是少數人的一種特權，在與其他無公民權居民的對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鮮明地凸現出來。與邦內其他居民相比，他們覺得自己屬於城邦。與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這個城邦屬於他們。這種感覺十分真實。他們個人的安危榮辱，首先取決於城邦的命運。當城邦滅亡時，首要的受害者是他們，奴隸依然做奴隸，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們卻失去了公民特權。失去了城邦，他們就淪為奴隸或外邦人，有時還遭到集體屠殺。城邦強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們。別的好處且不說，他們最珍愛的自由是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得到的。所以公民觀念首先是一種特權觀念。
公民的這種特殊身份，是部落向城邦演進過程中部落成員保留下來的一項「歷史權利」。在城邦形成之前，部落成員間的血緣紐帶被視為神聖的，血緣部落與外人之間的界限非常嚴格。同一血緣集團的人自視為一個「自然」的整體。這種「自然」的整體在希臘人的觀念中又被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所加強。部落有自己崇奉的神，有自己的神壇、聖火和祭司。其神垣只有本部落的人才能進入，其公餐（神餐）和佳節也只有他們才能參加。部落的神絕對排斥外人，在這方面，有嚴格的禁忌。神不接受外人的祭享，甚至外人窺見祭儀亦為不祥。⑵這一切都在部落成員與外人之間形成了堅深的界限，也無形中使部落成員產生與部落一體化的感覺。
城邦的共和政治起源於血緣關系，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原始家族和部落的聯合。由部落演變為城邦，部落成員成為城邦公民，而城邦的宗教仍然是排外的。人們仍然以部落時代血緣和宗教共同體的觀念來看待城邦，部落時代個人與社會整體的關系仍然影響著公民的觀念。正如法律史專家梅因所說：「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認為，凡是他們作為其成員之一的集團，都是建築於共同血統上的」。⑶盡管在城邦形成和演進過程中，血緣關系逐漸解體，外邦人不斷被吸收和同化於同族人中，血緣關系已經變得混雜，城邦遠不再是「自然」的了，即使如此，它仍然被視為「自然」的，即血緣的團體。人們仍然以血緣關系的觀念來看待公民內部關系。這被梅因稱為「最早最廣泛的法律擬制」，即在法律上假定這些外來人也來自他們的同一祖先，將所有「屬於城邦的人」即公民假定為屬於同一血統、同一原始家庭。這是公民團體一方面自我封閉和極端排外，另一方面在公民內部產生對城邦歸屬感的重要根源。
事實上，在斯巴達，全體公民屬於同一祖先的後代這種觀念，在城邦形成後的數百年當中仍是真實的。整個公民集團都屬於征服者部落的成員。在數百年中，極少有外邦人得到斯巴達的公民權。斯巴達人的生活中也沿續著許多部落生活的習慣，如公社集體所有制、公民內部的平等、公餐制等。與雅典類型的城邦相比，斯巴達實現了更高度的統一，應該與此有關。柏拉圖曾虛構了一個「神話」，說城邦的人本為一土所生，互為兄弟姐妹，恐怕是有其歷史根據的。他企圖將全城邦變為一個大家庭，每個公民完全融合於城邦整體之中，消除「你的」和「我的」之分的理想，⑷也應該有一定的現實基礎。
所以，希臘人的公民觀念與近代公民觀念有很大不同。西方近代公民觀念源於社會契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國家是平等獨立的個人的集合，公民權是受法律保障的個人權利。然而希臘公民是「屬於城邦的人」，他們也就沒有與城邦分離的意識和要求。在他們的心目中，「公民資格不是擁有什麼，而是分享什麼。這很像是處於一個家庭成員的地位」。⑸在西方，權利概念形成於羅馬私法，希臘人還沒有權利觀念，他們所謂公民權，只是指公民資格或身份而言，還不是一種個人權利。
公民集團的狹小及其封閉性和排外性，猶如恆星塌縮帶來物質的高度凝聚和密集一般，帶來了城邦內部緊密的生活，這無疑又強化了公民內部一體化的心態。他們把城邦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自己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個人沒有獨立的價值，他的價值依賴於整體。他的財產、家庭、利益、榮譽、希望，他的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他整個的生活甚至死後的魂靈都屬於城邦、系之於城邦。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正如德謨克利特所說：「一個治理得很好的國家是最可靠的庇護所，其中有著一切。如果它安全，就一切都安全；而如果它被毀壞，就一切都被毀壞了。」⑹所以公民們拚死維護城邦的獨立和自主，與城邦共存亡。在城邦間的戰爭中，戰勝者有時要將城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殺掉。在城邦內部政治生活中，人們往往圍繞著公民權展開殊死斗爭。享有公民權的十分珍惜它、維護它，沒有公民權的要得到它，失去公民權的要恢復它。公民權誠然能給公民帶來某些實際利益，然而也使他們承擔沉重的義務。這種義務有時甚至會使他們破產和喪命。所以他們爭取公民權不僅是爭取由公民權帶來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得到公民身份，從而使自己不被排斥於城邦之外。這種屬於城邦的感覺在希臘人的觀念中十分重要，受到褫奪公民權和驅逐出城邦的處分，其嚴厲程度僅次於判處死刑，因為它等於剝奪了一個人的精神生命。
城邦在公民心目中如神物一般。公民們賦予它絕對的政治、宗教和倫理權威，能夠全面地支配和干預個人生活。公民的肉體與精神、個人與家庭、財產與婚姻，都受城邦的統制。個人是城邦的工具，生為城邦，死亦為城邦。這在斯巴達最為明顯。即使在雅典也是如此。據當時人描述說，雅典人認為他們的身體「是給他們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一樣」。而他們培養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為著要給他的城邦作一點顯著的事業」。⑺亞里士多德明確地聲稱，「我們不應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們毋寧認為任何公民都應為城邦所公有。」⑻他認為，甚至公民企圖自殺都應受到懲處，因為它使城邦喪失一個公民。⑼每個公民從出生起，城邦就是他的最高監護人，要按城邦的需要來撫養和教育。於城邦無用的殘疾人沒有生存的權利。傳說中的斯巴達立法者萊庫古就不允許父母按自己意願養育後代。孩子生下後，要由部族裡的長者代表國家檢查嬰兒，如果孩子瘦弱畸形，就丟棄到山裡不準撫養。⑽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設計的理想城邦中，都肯定了這一做法。⑾一般希臘城邦都禁止不婚，斯巴達還進一步懲罰晚婚。結婚不是公民私人事務，它是公民為城邦生育下一代公民的責任。個人的財產永遠受城邦的支配，公民的教育、生活方式，甚至服飾、飲酒、娛樂等，都受城邦的控制。一切都按城邦的需要來安排，為了城邦，個人要作出無條件的犧牲。個人還必須斬斷自己的一切私情，完全以城邦的利益為依歸。據記載，斯巴達在一次戰役中失敗，公民死者甚多。消息傳到國內，戰死者的父母對於公眾必須笑容滿面，慶幸其他人的子女生還，而已知其子倖免於難即將相見者，則必須哭泣，為其他人失去兒子而悲傷。人的自然感情竟能如此倒置，可見公民融入城邦之深！
二、公民的公共意識
公民是屬於城邦的人，城邦也屬於他們，公民身份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城邦的主人。按一般希臘人的觀念，公民相互間是平等的，城邦屬於全體公民所有。所以典型的城邦制度就是城邦共和國。
公民身份最主要的標志是他們享有政治權利。亞里士多德認為，完整意義上的公民是「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的人」。⑿他的意思是說，真正的公民是能夠參與城邦最高統治機構的人。的確，除少數僭主制城邦外，各城邦普遍設立公民大會作為城邦最重要的權力機構，城邦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公民集體討論決定。公民的身份就意味著參政的權利，只是在不同的城邦，公民的范圍、公民參政的廣度和深度、公民內部政治生活活躍發達的程度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實際上，即使像斯巴達那樣被公認為貴族政體的城邦，公民大會仍是城邦最重要的權力機構。長老會議成員和監察官都由公民大會選出，重大事務，尤其像戰爭結盟等關系城邦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在公民大會上才能決定。僅就公民內部關系而言，斯巴達無疑也是民主制城邦。並且它公民內部的平等比任何一個城邦都更穩定。它也從未建立過僭主制，也厭惡其它城邦的僭主制。希臘人之所以將其稱為貴族制，因為與雅典的民主制比起來，它不實行抽簽選舉，公民充任官職的機會不均等。當雅典等民主制發達的城邦里元老院權力已衰落到微不足道的時候，它的長老會議仍享有極大的權力。另外，斯巴達公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也不發達，普通公民缺乏雅典人那種強烈的參與意識。如果說雅典公民是參與型的，斯巴達公民則是「參與——依附型」的。
僭主制是希臘特有的專制形式。所謂「僭主」是指不依合法程序不經公民授權而僭取國家權力者，也就是僭取了本由公民集體享有的政治權力，所以被視為違背常規和不合法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僭主政體就不像一個政體」，也就是說，它根本就不是城邦正常的組織形式和統治方式。如果勉強把它算作一種政體的話，那它也是「最為惡劣的」。⒀這幾乎是希臘政治思想家一致的看法。
除政治權利外，公民還享有相應的其它一些權利和履行一系列義務。權利中主要的是佔有土地的權利。農業是城邦和個人生活的基礎，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源。城邦的土地只能屬本邦人所有，無公民權的外邦人無權佔有土地。義務中最重要的是服兵役。希臘城邦普遍實行公民兵制度。公民們平時務農、經商、做工，戰時應征從軍。外邦人和奴隸在戰爭中承擔一些輔助性的工作，沖鋒陷陣的總是公民。行軍中奴隸為主人背負武器干糧，伺候主人的起居，但臨戰時則是主人披掛上陣。甚至作戰所需馬匹、甲胄、劍盾等武器，給養、隨從的奴隸等，都需自己准備，平時作好這些准備是公民義務的一部分。裝備一個騎兵或重裝步兵的費用是相當昂貴的。城邦的主人同時是城邦的保衛者，公民身份與戰士身份是一致的。公民共和國同時也是戰士共和國。
公民將政治統治者、土地佔有者和城邦保衛者幾種身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其城邦主人的身份在這幾種角色中得到具體體現。這幾種角色也包含了他們主要的權利與義務。希臘公民觀念的一個突出特徵在於權利和義務的一致性。實際上，希臘人並沒有明確區分權利與義務。出席公民大會、參加陪審法庭、充任官職、從軍作戰，既是權利，又是義務。它們都是由公民身份而來的。享有某種權利，就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在希臘城邦歷史上，很少見公民逃避自己應盡義務的情況。承擔的義務不同，享受的權利也不同。當公民為城邦能夠盡較多義務時，他們就期望得到較多的權利，也一定會採取積極行動去爭取它。所以，軍事制度和戰爭技術的變化會影響不同公民集團所盡軍事義務的份量，從而直接改變政治權利的分配。一般說來，當軍隊以騎兵為主力時，政治上往往是貴族制或寡頭制，因為只有少數貴族才養得起馬，充當騎兵；當軍制改為以密集型重裝步兵為主體後，富裕平民就躋身於軍隊主力，城邦政治權力的基礎也相應地擴大，貴族制便讓位於溫和的民主制；在海軍成為城邦主要軍事力量的時候和場合，大量下層平民在海軍中充當水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政治地位也相應提高，這往往導致平民政體的建立；最後，在城邦衰落的時代，輕裝步兵出現在戰場，受到專門訓練的職業軍人取代了公民兵。公民不再服兵役，同時也失去了政治權利。
主人的身份使公民產生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和要求。由於城邦規模狹小，個人與城邦的利害關系是直接可見的。如果把個人與城邦的關系用分數來表示，公民總數是分母，每個公民是分子，那麼，分母越小，個人與城邦的距離越近，個人的相對值越大。這一方面使公民關心城邦公共事務，把城邦事務視為自己事務，另一方面也產生公民內部的沖突。公民內部不同集團對城邦的政治權利、官職、土地等都提出自己的要求，並圍繞著相互沖突的要求展開了激烈的黨派斗爭。這是導致城邦衰落的主要原因。應該指出的是，這種黨派沖突的心理根源正是公民的公共意識。由於這種公共意識，公民們才能夠產生對公共事務和公共權力的期望，並採取積極的集體行動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在希臘城邦時代，最重大的政治斗爭都發生在公民內部，無公民權的居民在政治上表現比較沉默和消極，因為他們缺乏公共意識。
公民集團的人數很少。典型的城邦公民人數在625 —1250之間，較大的城邦公民人數也不過萬人左右。⒁邦內公民間一般都能比較熟悉。這就容易產生公民集團內部非常緊密的共同生活。在公民大會、陪審法庭和議事會等機構中，他們共同討論和決定國家事務，裁決各種訟爭。在戰場上，他們並肩戰斗，生死與共。此外，他們還有公共的宗教生活、文化生活等。在斯巴達，公民都是戰士，他們共同生活在軍營里，專門從事軍事訓練、戰爭和管理國家。他們構成城邦的職業軍人和統治者集團。在雅典，公務活動非常頻繁。特別是在實行公職津貼以後，大批公民可以完全放棄私人經濟活動，專門投身於公共事務。政治生活成為每個公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發達的公共生活是公民公共意識的搖籃。伯里克利在雅典民主極盛時說：「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⒂這句話最簡明地表達了公民的公共意識。亞里士多德把人定義為在本性上「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⒃他的意思是說，人必須過城邦生活，只有融於城邦，為城邦服務，才能真正完善人的本性。這是對公民公共精神的抽象概括。
正因為有這樣一種意識，公民們不能容忍把他們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亞里士多德在談到梭倫改革的背景時指出，平民感到不滿的有兩個方面，其中之一是他們覺得自己「實際上什麼事都沒有參與。」⒄這種強烈的參與感是公民所特有的。城邦也不允許公民只顧自己私人事務，不顧城邦。雅典曾有一項法律，規定可以控告某人有「私心」，並依此定罪。所謂「私心」就是對國家缺乏好感。梭倫立法甚至規定：一個人如果在國內出現黨派分裂時不參加任何一方，就要被剝奪選舉權。⒅這是公民意識在法律上得到的肯定。
三、公民的自由理想
自由作為一種價值觀念、一種政治制度、一種生活方式和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首先出現在古代希臘。希臘人有作為自由人的強烈的自我意識，把自由作為他們的精神追求。當他們奮起推翻僭主統治的時候，他們是為了得到自由；當他們反對貴族寡頭壟斷統治的時候，他們的目的是擴大自由；當他們反抗外來壓迫和侵略時，他們意識到這是為維護自由而戰。雅典人回答波斯的勸降者說：由於我們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們將盡我們能力之所及來保衛我們自己「。⒆他們把自由作為首要的價值，認為」要自由才能有幸福「。⒇自由理想最集中地體現了公民的政治價值觀。
希臘社會最基本的區分是自由人與奴隸的區分，自由人的自由正是在與奴隸的受奴役狀態的比較中才凸現出來。G ·法拉爾說：希臘人「在與奴隸狀態的比較中來理解他們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著——心理上和事實上——使自己離開奴隸地位。」（21）奴隸從屬於主人，沒有獨立人格，受主人的任意支配，「不得按自己的意志生活」。（22）而「自由人」在希臘文中的原意指成年人。一個男子成年後，便從父親的管轄下解放出來，具有獨立人格，開始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享有某些權利並承擔相應的義務。這就是他的自由。自由人雖然也要服從，但他們只服從法律，不屈從於任何具體的個人。就如伯里克利所指出的：「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23）一個斯巴達人向波斯國王介紹他的同胞時說：「他們雖然是自由的， 但是他們並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們受著法律的統治，他們對法律的畏懼甚於你的臣民對你的畏懼。┅┅凡是法律命令他們做的，他們就做」。（24）法律沒有人格，沒有感情，公正無私，它的權威是大家公認的，每個人自願接受的。在法律的統治下，人人平等，不失尊嚴。人們在對法律的服從中實現了自由。法律來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習慣，這種習慣是人們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准則，並被賦予神聖的意義。在政治民主發達的時代，法律是公民為自己制定的行為規范，所以服從法律等於服從自己。反之，服從任何個人專斷的意志，都是受奴役。奴隸的主人是具體的人，他完全憑自己意志和任性，專斷地發號施令，行使支配權，而自由人與其他自由人是平等的，他們沒有主人，只服從公共權威和法律。
這就是希臘一般自由人的自由。無疑，它只是少數人的一種特權，並且是以犧牲多數人的自由為前提的。即使在自由人內部，自由也是有等差的。自由人中享受自由最充分的是全權公民。他們除了享受一般自由人的自由外，還享有充分的經濟和民事權利：佔有土地權、充分財產權以及婚姻、訴訟、宗教活動等方面的權利。特別是他們還獨享著政治自由，即參加公民大會、陪審法庭的權利、擔任城邦公職的權利等。這是公民自由的核心內容。
公民獨享的政治自由指在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領域的自主與自治，它的含義更接近於近代人所講的民主權利。在希臘人的觀念中，城邦是「公民共同體」，是「平等者公社」。每一個公民，不僅在私人事務中，而且在公共事務中也被視為獨立和自主的人，在理性上和道德上成熟的人，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權利並承擔相應的義務。這是作為城邦民主制基礎的一個基本原則。由這些獨立自主的公民構成的政治共同體並不需要父親般的權威對他們進行監護與指導，把他們當作精神上沒有斷乳的孩童，更不能容忍高高在上、獨斷專行的統治者任意處置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干涉他們的行為。他們只服從公共的權威，不服從私人的權威。公共權威掌握在公民自己手裡，他們定期集會，討論和決定一切重大事務。每個人都服從集體的決定。負責日常事務的官員由公民選舉產生並受他們的監督，官吏們執行法律的意志，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實行專斷的統治，更不能享有凌駕於公民之上的特權。亞里士多德曾一再強調，城邦政治家的權威不同於家長、主人和君王的權威，「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們所執掌的權威為「平等的自由人之間所付託的權威」。（25）
在平民政體下，公民的自治甚至發展成為「輪番為治」，即通過抽簽選舉或按一定時間輪值等方式，每個公民都有同等的機會輪流擔任公職。亞里士多德曾概括道：平民政體里自由的要領之一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所以會有這種做法，他解釋說：根據平民政體的自由宗旨，人人應不受任何人的統治，只是這樣的自由事實上不能得到，於是遂有輪番為統治和被統治的政制。（26）伯里克利在贊揚雅典民主時也說：「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開的，」「我們雅典人自己決定我們的政策」。（27）
在希臘公民看來，他們通過公民集體決定自己的命運，服從公民集體，也就是服從自己。這就是公民自由的要義。當他們反抗波斯帝國和其它城邦的武力威脅時，他們要捍衛的就是這種自由。因為自由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享受。城邦被征服，公民就喪失了自治權。當他們推翻僭主統治的時候，他們的目的是恢復自由。在僭主統治下，公民被剝奪了政治參與權，僅僅專注於私人事務，與每個人命運攸關的公共事務被僭主個人所壟斷。當他們內部發生黨爭的時候，爭斗的焦點是限制還是擴大自由。在貴族（或寡頭）制度下，多數平民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也就是被剝奪了自由。自由的價值在平民政體下得到最熱烈的擁戴。希臘思想家都認為，自由是平民政體的精神特徵。貴族（或寡頭）政制下，賦予財富、門第、才能、美德等以特殊價值，依此剝奪平民的政治權利。而平民政體則把自由置於首位，使每個具有自由身份的人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和參政機會。這種平等感和參與感構成公民自由意識的要素。
希臘公民身份是作為一種特權存在的。它以排斥其他人甚至以對他人的奴役為前提。公民觀念一方面強調公民內部的平等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另一方面又承認對無公民權者的歧視和壓迫。兩者完全纏結在一起。這是它與現代公民觀念的主要區別。但它關於公民與公民共同體即城邦（國家）關系的認識，關於公民與社會公共權威的關系以及公民之間關系的看法等，畢竟構成了現代公民觀念的雛形。

『伍』 雅典公民權問題

梭倫改革分經濟和政治兩方面
經濟上廢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債務，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債，禁止把欠債的平民變為奴隸。
政治上廢除世襲貴族的壟斷權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財產的數量來劃分公民等級。按一年農產品收入的總量把公民分為4個等級（按年改入的的穀物等產品的數量分別列為500斗 古希臘貴族、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級）， 各等級的政治權利依其財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級可擔任一切官職；第二等級的公民可以擔任除司庫（即財政官）以外的高級官職；第三等級可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的公民不能擔任公職，但有權參加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同時，不同的等級所盡義務也有差別。例如，在軍事義務方面，第一、第二等級提供騎兵，自備軍械、軍裝和馬匹。第三等級提供重裝步兵，他們自備軍械和軍裝，但不需提供馬匹。他們是構成雅典軍隊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級主要是充當輕裝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帶軍備，只帶棍棒。設立四百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作為最高行政機關。四百人會議由4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除了第四等級外，其他公民皆可當選。設立陪審法庭（也譯為民眾法庭，相當於最高法院），作為最高司法機關，任何公民都有權上訴。陪審法庭的陪審員由所有等級的公民經抽簽方式選出。陪審法庭受理並裁決公民投訴或上訴的案件，擴大了公民的權力。
由此可見之前是債務奴隸的人恢復了自由後獲得了一定的公民權利。

『陸』 雅典民主的政治特徵

民主作為一種國家政治最早出現在古代希臘 ,以雅典民主政治最為典型。民主政治在古代希臘持續了 200多年 ,它作為希臘精神最偉大的創造物之一 ,在歷經了 2000年之後 ,其民主政治的精神及形式 ,仍部分地保存於西方近現代民主政治之中。本文試對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徵及對西方民主的影響作一探析 ,以求對正確認識現代民主有所裨益。
一、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徵
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稱為「最純粹、最典型的國家形態」① 。通過對公元前 6世紀～公元前 4世紀古希臘社會歷史的考察 ,不難發現雅典民主政治雖然粗朴 ,但它已具有了如下鮮明的特徵。
(一 )實行直接民主制
在雅典 ,凡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權利 ,其權力通過公民直接參與和管理城邦事務的方式來實現。公民參政的最高民主機構是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每月召開 3次～ 4次 ,凡2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權參加 ,平等享有立法權、選舉權、監督權。公民大會上 ,公民對城邦大事的議案自由發言或展開激烈的辯論 ,最後採取投票或舉手的方式 ,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議 ,決議一旦形成 ,不能隨意
更改。這種簡朴的參政方式鮮明地表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
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特徵的形成 ,除小國寡民的因素外 ,雅典的法律也鼓勵公民直接參與城邦政治活動。在雅典「公民……沒有拋棄公務照管私務的自由 ,……相反他必須奮不顧身地為城邦的福祉而努力」② 。梭倫時期 ,曾制定一項特別法令 ,規定任何公民「當發生內爭之時 ,不加入任何一方者 ,將失去公民權利」③ 。伯里克里時代給擔負城邦公職者發放公職津貼 ,從經濟上保證公民對城邦政治的直接參與。小國寡民的特殊環境和鼓勵參政的法律措施使雅典人數眾多的農民、工匠、水手之類的普通公民都能夠直接參加到城邦管理事務中去。這種直接民主制促進了「公民—城邦」的一體化 ,使城邦具有強固的凝聚力。
(二 )主權在民、輪番為治
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質是主權在民。伯里克里著名的《喪禮演說詞》宣稱 :「我們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 ,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④ 城邦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這是對「主權在民」的十分明確的表述。公民大會對國家事務擁有最高的決策僅是「主權在民」的集中表現。公民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主要職權是選舉政府官員。決定宣戰媾和、制定和修改法律、決定財政開支等等 ,包攬了邦內一切政事。「一切政事」的決策不以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 ,而由參加公民大會的公民群體的意志所左右 ,這表明城邦的最高權力掌握在公民手中。「主權在民」不但體現在公民的決策權 ,而且體現公民的管理權。凡雅典公民都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成為城邦的公職者 ,如執政官、將軍、議員、陪審員等 ,參與城邦事務的管理。公職的取得有賴於公民權利的賦予 ,而非君王
之類權勢者的任命和恩賜。
與「主權在民」相輔相成的是「輪番為治」。「輪番為治」是指公民輪流擔任公職 ,負責國家事務。雅典的每位公民都擁有輪流任職的機會。據亞里士多德估計 ,每年 6個雅典公民中就有 1人可能擔任某種公職。雅典的公職如執政官、將軍、議員、陪審員等 ,憲法規定均由選舉產生 ,任職期限均為一年。選舉法規定 ,已任過公職者 ,在其它公民尚未任過一次之前 ,不得連續擔任公職。因為公職不是終身
制 ,而是年年選舉更替 ,因而公民都有輪流擔任公職的機會 ,「輪番為治」從制度上避免了因長期任職形成事實上的權力集中以至於專制獨裁的流弊 ,這實際就是對「主權在民」的有效保證。
(三 )崇尚法治、絕禁人治
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 ,其產生、發展、繁榮的過程中無不充滿法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運行的基本政治原則。「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的情形在雅典是不存在的。伯里克里宣稱 :「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 ,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⑤官員必須依法行事 ,一旦觸犯法律 ,便要受到懲處。位高權重的伯里克里在首席將軍任上就曾被控瀆職而受到法庭
審判 ,並被處以罰金。雅典公民視憲法為最高法律 ,神聖不可侵犯。「法律的格式均以『會議與民眾決定』的字樣開頭」⑥ ,以顯示其威嚴和莊重。每位公民被授予公民權或公職者就職的時候 ,都要宣誓「保護法律 ,忠於法律」。這反映了法律在雅典公民心中神聖的地位。法律是不可隨意更改的 ,若新法有害於民主 ,有害於城邦 ,任何公民可依「不法申述權」對新法提案人進行控告。控告成立的話 ,提案人要受到罰金處分 ,甚至有生命之虞。陪審法庭還有一項權力 ,對違憲新法可宣布將其撤消 ,所以雅典的法律是相對穩定的 ,不存在「朝令夕改」的任意性。
崇尚法治的雅典人強烈地反對人治 ,對於個人的專制更是深惡痛絕。為禁絕人治 ,防止獨裁 ,雅典人建立了相應的法律和制度———「陶片放逐法」。此法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對意欲獨裁的城邦最高公職者進行放逐的處罰 ,是為防止個人獨裁而實行的一個奇特的法制。在客觀上它起到了防止專制保衛民主的作用。個人權力的增長和專制統治為雅典所不允許。雅典的法令和祖宗原則 :任何人為了起到僭主統治目的而起來作亂者 ,或任何人幫助建立僭主政治者 ,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應被剝奪公民權利。亞里士多德總結了雅典法治實踐的經驗 ,提出法治優於人治的思想。他說 :「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遵循這種法治的主張 ,這里還須辯明 ,即使有時國政仍須依使某些人的智慧 (人治 ) ,這總得限制這些人們只能在應用法律上運用其智慧 ,讓這種高級權力成為法律監護官的權力。」⑦ 事實上雅典人正是這樣實踐的。
(四 )許可權交叉的制約機制
雅典國家權力的運行中存在著民主權力的制約 ,這種制約以國家機構許可權的交叉為特色。雅典權力制約機制自梭倫改革始 ,為使各階層在城邦中協調地生活 ,梭倫以「仲裁者」的姿態力主對立的雙方以一定權力范圍為「界限」 ,實行權力相互制約 ,以圖達到「權力和諧」。為此梭倫開始賦予公民大會以立法權 ,陪審法庭以司法權 ,五百人會議以行政權 ,並使之互相制約。
雅典民主政治權力制約機制與近現代西方國家民主政治鮮明的三權分立不同。雅典
國家機構權力雖有分工 ,但許可權的劃分比較籠統而且權力互相交錯。立法、司法、行政不是平行關系 ,而是行政、司法在立法機關監督下的分權。行政、司法都要對立法機關負責 ,但它又不是一元政治 ,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機構 ,即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公民大會也要受到一定的權力制約。例如 ,其決議有的尚需經陪審法庭審議並最後批准。五百人會議主要是一個行政機構 ,但它又擁有一定的立法權和
司法權。因此 ,也無妨把它看成是一個立法和司法機構。陪審法庭主要職能在於司法 ,但它同時也擁有一定的立法權。公職人員的許可權也部分交叉 ,「很少有獨立之權」⑧ 。如執政官除行使行政權力之外 ,還要行使一定的審判權。所以 ,恩格斯說 :「在雅典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⑨ 可見 ,許可權交叉 ,這是雅典
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
雅典民主政治特點十分明白地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 :雅典的公民群體主宰著城邦的政權 ,公民是城邦的主人 !所以亞里士多德寫道 :「人民使自己成為一切的主人 ,用命令 ,用人民當權的陪審法庭來處理任何事情 ,甚至議會所審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中了。」⑩
雅典民主歷經發展與輝煌 ,終於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走向衰落。在人類整個歷史長河中 ,它的存在雖然是短暫的 ,然而它留給後世民主的政治遺產卻是永存的。雅典民主政治所遵循的各種原則 ,所創立的組織形式以及運行機制 ,對西方民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雅典民主政治對西方政治的影響
(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後世任何一種民主政治都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則。在此基礎上 ,17、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洛克、盧梭等人系統創立了天賦人權學說 ,其核心就是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確定 :「全國公民都有權親自或經由其代表去參與法律的制定。法律對所有的人 ,無論是施行保護或處罰都是一樣的。在法律面前 ,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們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擔任一切官職、公共職位和職務 ,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別。」 這是西方資產階級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完整表述 ,其內涵同雅典的政治原則是一致的。這實際上並非是資產階級的創新 ,而是對雅典民主政治原則的繼承。 20世紀 ,特別是二戰後 ,這一原則在更為廣泛的領域內得到推廣和貫徹 ,當今世界上 ,凡實行民主政體的國家無不宣揚這一原則 ,並以此作為衡量政治生活是否民主的尺度 ,作為政治活動的行為准則。
(二 )國家機構「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
雅典的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是國家最主要的民主機構 ,它們分別擁有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 ,雖然其權力還有部分交叉 ,但「三權分立」的輪廓是明確的。這三個機構的設立反映了雅典人所具有的分權制約的思想。只要將近現代西方民主和雅典民主作一比較 ,不難發現雅典公民大會和五百人會議實際上是近代以來在各國出現的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胚芽 ,眾議院和參議院是西方民主國家在分權制約思想下設立的國家組織 ,從其源流上考察 ,與雅典民主政治一脈相承。希臘人分
權制約思想在羅馬時代經波里比阿、西賽羅等政治思想家的研究總結 ,開始突破狹小的城邦觀念 ,著眼於從共和國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來解釋權力制約。資產階級革命到來時 ,沉睡1000多年的分權制約思想被資產階級所接受而得到復甦 ,成為資產階級打碎封建國家機器 ,建立資產階級新型國家機器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思想指導下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組織迫使國民成為議會的「奴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變革中 ,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洛克、孟德斯
鳩等進一步發展了源於希臘的「三權分立」的政治思想 ,使其在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整體利益中 ,更加顯示了它的功能。現今西方國家的權力制約機制已遠遠超越了三權制約的古典形態 ,除國家權力的自我約束機制之外 ,還有了國家權力的外部約束機制。「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更臻於完善 ,雖然如此 ,但仍無法否認雅典民主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乃其雛形。
(三 )「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原則
雅典民主政治在處理國家事務的時候 ,不但要尊重公民的意願 ,而且要尊重公民多數的意願。因此 ,對事務的決策以多數人的意願為取向 ,「少數服從多數」成為決策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在雅典 ,「政事裁決於大多數人的意志 ,大多數人的意志就是正義。」 無論是城邦的戰和問題 ,或是糧食問題 ,也無論是社會工程的修建 ,都要通過投票、舉手等方式 ,由多數人作出裁決。「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雖
然損害了少數人的意願 ,但它的確是民主的、公正的。到了近現代的西方 ,一般說來 ,各國的議事會在決策上也遵循這一原則 ,規定了決定法案和決議是否有效的法定人數 ,多數國家把法定人數確定為全體議員的半數以上 ,多數的決策總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不但西方國家 ,事實上在其它國家的政治生活中 ,或在其它場合 ,凡需要公正決策的時候 ,貫常都採用「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作為裁定。這種決策原則 ,可以說隨處可見。當這一原則在當今社會已經普遍化了的時候 ,不可忘記這是古代希臘人的創造。
(四 )國家公職選舉任期原則
選舉制是檢測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標志 ,也是民主政治是否實行的重要特徵 ,其核心在於國家各級公職人員的選舉。雅典民主政治伊始 ,法律就規定國家公職人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雅典的各級各類公職人員 ,即將軍、執政官、議員、陪審員等 ,都是經由一定的民主程序從公民中用抽簽或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的。他們與專制國家的不同就在於他們的職務既不是君主任命的 ,也不是靠武力奪取的。而是受自於公民群體———城邦的委託。因此 ,當選者無需對某個個人負責 ,而是對整個城邦負責。雅典公職不但由選舉產生 ,而且任職都有期限 ,各種公職的期限均為一年。這與專制國家官員的無期限任職又是一個區別。雅典的公職選舉任期製作為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則 ,為社會公共權力的產生 ,和平、合理、有序地轉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 ,它對於一切民主政治具有普遍的意義 ,為後來西方民主所承襲 ,成為國家公職人員選拔的主要制度。
雅典的公職選舉任期制 ,經歷了不斷的發展演變過程 ,即限制選舉權、放寬選舉權、確立普選權三個階段 ,發展至今 ,成為西方民主選舉制。當今西方民主選舉制亦是遵循了雅典公職選舉任期制原則。西方盛行的選舉制是建立在普選權基礎上的普選制 ,在西方社會成為了廣大勞動者爭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一個重要的斗爭形式和有效途徑。凡屬所在國公民 ,均可參加選舉 ,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這和古代
雅典似乎沒有兩樣 ,西方國家的公職 ,無論是總統、州長、市長或基層行政首腦的縣長、鎮長 ,都是通過民主從公民中選出來的 ,而且對這些公職 ,法律均規定了任職期限 ,或長或短不等。例如 ,美國總統任期為 4年 ,法國總統任期為 7年等。考察一下近現代西方民主史 ,不曾發現某一國家職務由某一個人終身佔有的事情。在選舉任期制下 ,各級官員都是屆滿就卸任 ,讓位給新人。在政治舞台上 ,你唱罷
我登台 ,這與古代雅典也似乎沒有兩樣。從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和組織形式對近現代西方民主的巨大影響中 ,可以看到西方民主對雅典民主的繼承性 ,更可以看到雅典民主精神所顯示的強大生命力 !
上述可見 ,雅典民主政治所倡導的民主原則和寬泛的自由精神是後來歐洲民主和自由的基礎和濫觴。由於有了民主 ,西方資本主義才「有一定的恢復力及政治體制承受危機、沖突和混亂的巨大能力」 。受民主思想解放運動的感召 ,近代自然科學勃然興起 ,科學又促進技術發明不斷問世 ,引發了產業革命 ,然後擴及歐洲各國。從此 ,民主、科學、工業革命呈現三位一體的鏈式動力結構推動人類社會向現代化道路邁進。
摘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417/21/6758983_110367194.shtml

『柒』 古代雅典政府職能的特點

古代雅典的政制基礎是在梭倫改革後確立起來的,此前,由於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城邦面臨解體的危險.梭倫頒布解負令,將債務奴解放成為自由民,穩定了城邦的社會基礎.財產繼承法允許無子女公民自由處置財產,使財產所有制脫離了血緣關系的束縛,因此對鼓勵工商具有現實意義. 除了上述政策,梭倫將公民按財產多寡分為四等,一二等為富有公民,可擔任高級公職,自費裝備騎兵.負擔部分公用事業開支.三等可擔任次要公職,自費裝備重裝步兵.四等不擔任公職,自費裝備輕步兵和水手.四等級都有公民權,可以參加公民大會,陪審法庭,選舉高級官吏.同時設立四百人議事會,為公民大會常設機構,負責為公民大會准備議程,預審提案.滿30歲的公民,無債務均可通過抽簽加入最高司法機關-陪審法庭，，陪審法庭因此成為平民控制國家權力和制約政府的工具。 梭倫改革後，前509年，克里斯帖尼改革繼續完善雅典的民主制度，廢除傳統上的4個血緣部落，代之以10個地區部落，清除了氏族殘余對政治的影響。以部落為單位，選舉500人議事會代替400人議事會。負責為公民大會准備議程和執行決議，成為雅典的行政機關。它的常設機構－主席團，又各部落輪流當值35天（1/10 年)，創設最高軍事機關－十將軍委員會和陶片流放法，防止內戰和僭主產生。 至此，雅典民主政體確立。 綜觀雅典政體，民主是其重要特點。全體公民都有權參與最高權利機關－公民大會的辯論，或提交議案，闡明觀點。行政機關500人院的成員出於民選，每個無債公民都有機會進入最高司法機關－陪審法庭，雖然程序比較粗糙，但整個體制中公民權力既平等又現實。而專制政體下，除了統治者本身，民眾對於國家權力和公共事務完全沒有發言權，各級官僚機構不需要民眾選舉產生，而是從上到下層層任命，民眾不但沒有政治權力，甚至財產權乃至人身權也不完整。相比之下，哪種政體的決策更合理，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熱情更高，對國家更有歸屬感，自然不言而喻。

『捌』 古希臘水手在航海過程中，是如何進行導航的

古代希臘水手在進行航海活動時有著嚴苛的要求，尤其是對於海上能見度的要求，因為在沒有羅盤的時代，海上的能見度直接影響著古代希臘水手的導航工作，接下來我們將對古希臘水手的導航方式進行介紹。

天文導航是指古代地中海地區的水手們通過觀察天體運行的方式來為船隻提供導航的手段，在白天，水手們通過觀察太陽不同季節在天空中運行的軌跡來判斷方位。在夜間，水手們則依靠觀察星座的位置來進行導航，但是，對於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人來說，使用星座進行導航的方式，出現在其文明發展的中後期，這一時期的古希臘人在天文學上有了相當的積累，他們可以辨識天空的星座並且能描繪出某些星星的運行軌跡，然而在古希臘文明的早期，水手們是無法使用星座進行導航的。

到此，我們了解了古代水手們常用的導航手段，但是這些方法並不是獨立的使用，結合這些方法的優缺點，古代水手們通常會會在航行中採用多種導航方式相結合來完成航行活動。

『玖』 古代雅典的軍權誰掌握

十將軍委員會(board of ten strategy)，古希臘雅典的最高軍事機構。
約創於公元前6世紀末雅典首席執政官克利斯提尼改革時期。每年從10個部落中各選1名將軍組成，可連選連任。公民大會常以表決方式規定各將軍的職權，各將軍要向公民大會匯報工作並受其監督。
古代雅典的政制基礎是在梭倫改革後確立起來的,此前,由於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城邦面臨解體的危險.梭倫頒布解負令,將債務奴解放成為自由民,穩定了城邦的社會基礎.財產繼承法允許無子女公民自由處置財產,使財產所有制脫離了血緣關系的束縛,因此對鼓勵工商具有現實意義.
除了上述政策,梭倫將公民按財產多寡分為四等,一二等為富有公民,可擔任高級公職,自費裝備騎兵.負擔部分公用事業開支.三等可擔任次要公職,自費裝備重裝步兵.四等不擔任公職,自費裝備輕步兵和水手.四等級都有公民權,可以參加公民大會,陪審法庭,選舉高級官吏.同時設立四百人議事會,為公民大會常設機構,負責為公民大會准備議程,預審提案.滿30歲的公民,無債務均可通過抽簽加入最高司法機關-陪審法庭，，陪審法庭因此成為平民控制國家權力和制約政府的工具。
梭倫改革後，前509年，克里斯帖尼改革繼續完善雅典的民主制度，廢除傳統上的4個血緣部落，代之以10個地區部落，清除了氏族殘余對政治的影響。以部落為單位，選舉500人議事會代替400人議事會。負責為公民大會准備議程和執行決議，成為雅典的行政機關。它的常設機構－主席團，又各部落輪流當值35天（1/10 年)，創設最高軍事機關－十將軍委員會和陶片流放法，防止內戰和僭主產生。
至此，雅典民主政體確立。

『拾』 古代雅典領導三次改革德傑出政治家

1，梭倫改革
經濟
①取消所有債務抵押雅典公民個人禁止梭倫改革
債券作為抵押品借到個人禁止平民債務轉變為奴役。國家支付由於他們無法還清債務出售給外國的土地上的人的束縛贖回，取消「六中國（平民破產，債權人的耕地，收獲的六分之五的租金，向債權人，他可以保留第六，白叫的「六漢」），這項措施被稱為「脫負序。
②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利於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包括對糧食出口的限制，擴大橄欖油產量;貨幣改革，以促進商業貿易，以獎勵在雅典的外國工匠移民，到促進公民學習手工藝技能;改革度量衡的法令，鑄造新幣的雅典，已經開發了一些的繼承，禁止厚葬，富有同情心，為國家犧牲公民的親屬。 ③認識到自由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消除各種體制的氏族殘余。
政治
①廢除世襲貴族的壟斷權，不再由數量除以物業??的起源公民。年農業總收入的公民分為四個等級（數變更為500桶古希臘貴族，300桶，200桶200桶以下四個級別），根據它們的大小的財政資源的各級政治權利。第一個層次，可以容納所有正式語文二年級公民可以擔任司庫（財務總監）;三年級可以是任何低級別的官員;四年級的公民不能擔任公職，但有權參加一個高級職位，除了在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在同一時間，不同檔次履行自己的義務，也有差別。例如，在軍事義務，第一，第二級騎兵，他們的武器，制服和馬匹。三年級的重裝步兵，他們把自己的彈葯和軍服，但並不需要提供的馬匹。他們構成的雅典軍隊的主要組成部分。小學四年級，作為一個輕步兵和一般水手，不要把自己的軍備，只用棍棒。
②建立了四百餘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最高行政機構。四百餘人，每個選定的四個部落的100人，到四年級，和其他公民可以當選。
③（也翻譯成公眾法庭，相當於最高法院），最高司法機構，任何公民都有的一個陪審團法庭提出上訴的權利。所有等級的公民陪審法庭的陪審員由抽簽選定。陪審法庭受理，並換算市民的投訴或申訴的情況下，擴大了公民的權力。
④開發新的代碼替換嚴厲的法律的Draco，只留下了殺人的部分，從而使整個雅典法律的顏色越深，有人道。
2，克利斯提尼改革
他成立了10個地區的部落，而不是四個氏族部落。雅典分為三個主要的城市，沿海和內陸地區，並分為10區的主要地區，被稱為。三區，通過抽簽決定各地區，各抽部落合成的區域。在區分為幾個演示（自治區村社區），構成雅典公民權利和政治，社會和宗教活動的基本單位。雅典青年男子年滿18歲，他們的父母屬於演示通過入籍儀式可以取得公民身份。也有外邦人演示曲在雅典的公民。在這樣的親屬關系的原則，屬地原則，削弱氏族貴族的影響的各個方面。
2。建立一個「500會議」，而不是「第400次會議：（一）來自10個部落的任何一類公民，以抽簽方式選定的每一個由50人組成的500人的會議;（二）500人符合享受偉大的權力，並打開所有等級的公民;（三）公民大會結束時處理大部分市州政府事務。
3。克利斯提尼還加強了公民大會和法院的公開活動。根據他的建議開發一個shell（或陶器）流亡法，以防止暴君的墮落。
3，伯里克利改革
①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可以為幾乎所有的尊嚴，他們還可以參加公民大會同意這個城市國家的重大事務。②公民大會是立法機關和最高權力機構。
③：五百元委員會（各部落輪流執政）是公民的常設機構「大會，閉會期間的日常工作??，日常事務的處理，其功能也進一步擴大
④陪審法庭的最高司法和調查機構。
⑤鼓勵公民積極參與政治，支付的工資，公職人員和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為了吸引市民觀看戲劇。發出「看著津貼」是專門為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