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適用自由裁量權分配舉證責任

㈠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定

法律分析：自由裁量權是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權 力,故在訴訟外的一切權利均不屬審判權,也談不上自由裁量權。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 第十一條 法官享有下列權利：

（一）履行法官職責應當具有的職權和工作條件；

（二）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被調離、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

（三）履行法官職責應當享有的職業保障和福利待遇；

（四）人身、財產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護；

（五）提出申訴或者控告；

（六）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

㈡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范圍

法律分析：第一，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主體是各級人民法院。有觀點認為，自由裁量權是在具體案件中酌情選擇、判斷的權力，其行使主體是審理具體案件的法官或者審判組織。我們認為，根據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自由裁量權是審判權的重要內容，其行使主體是各級人民法院。第二，自由裁量權僅存在於法律規則之內和法律規則之外。根據自由裁量權與法律規則之間的關系，自由裁量權可以分為法律規則之下的自由裁量權、法律規則之外的自由裁量權以及超越規則的自由裁量權。法律規則之內的自由裁量權是因法律明確授權或規定不明確而存在的自由裁量權。法律規則之外的自由裁量權是指因法律沒有規定而存在的自由裁量權。超越規則的自由裁量權是法律雖已作出明確規定但可能導致不公正結果時，法官享有的修正法律的自由裁量權。法律規則之內與法律規則之外的自由裁量權在各個國家都是不可避免要存在的，我國也不例外，對該部分自由裁量權應予承認。超越規則之外的自由裁量權可能會破壞現有法律規則的穩定性，原則上不應認可。

第三，自由裁量權存在於法律適用、事實認定以及程序處理等環節。審判活動是法官遵循法定程序，根據法律以及案件事實作出裁判的過程，包括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訴訟處理三個環節。有觀點認為，事實認定屬於法官自由心證的范疇，不屬於自由裁量權的范圍。我們認為，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以及程序處理三個環節存在的自由裁量空間具有相似性，法官在這三個環節都有一定的靈活性，也都需要進行規范。自由心證過程雖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並不否認其本質上也是一種自由裁量權。

第四，自由裁量權不僅存在於裁量條款中，還存在於不確定概念中。有觀點認為，在不確定概念中的裁量與在裁量條款中的裁量並不相同，應當借鑒德國和我國台灣地區的做法，對二者進行區分。不可否認，不確定概念的裁量與裁量條款的裁量並不一致，不確定概念的裁量一般認為應有唯一正確答案，裁量條款的裁量一般認為可以有不同答案。但在實踐中，不確定概念與裁量條款給法官留下的裁量空間是一致的，法官存在的靈活性也都需要進行制約，且制約方式上具有相似之處，可以統一規范，只是需要在一些具體規范制度的設計予以區別對待。德國和我國台灣地區對二者進行區分的最重要原因是，其民事訴訟中明確區分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我國的民商事審判並不明確區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且對不確定概念的適用也缺乏規范，沒有必要區分不確定概念的裁量和裁量條款的裁量。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 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便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體現。

㈢ 法官有自由裁量權嗎

法律分析：法官民事自由裁量權，指民事訴訟過程中，法官在法律規定范圍內或在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根據情勢所需，就有關事項進行權衡、裁量並合理地作出決定的權力。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 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人民警察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適用前款規定。 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㈣ 什麼叫做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一、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法律要件分類說的運用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擔的情況比較復雜，由於民事活動中雙方當事人是地位平等的，他們都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條件了解案件事實的真相，在收集證據、調查證據、提供證據等方面，雙方當事人面臨著同樣的機遇。因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或者有的案件，原告和被告承擔相等的舉證責任。民事舉證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主觀責任和客觀責任，或稱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②結果又稱舉證責任。行為責任是指在具體的訴訟中，當事人為避免承擔敗訴風險向法院提供證據。這種責任會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來回移動，它只有先後之分，並無獨家承擔之果。在實踐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證據，隨後被告提供證據，再接著原告舉證，再接著被告舉證，依次循環下去，直至雙方無證可舉為止。證明責任是指法庭辯論結束後，案件事實仍處於真偽不明狀態，任何一方都未能說服法官時應判誰敗訴的問題。

在古羅馬時代，舉證責任有兩條分配原則：一條是，原告有舉證的義務；另一條是，提出主張的人有證明的義務，否定的人沒有證明的義務。前者是基礎，後者是補充，後者便是「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公式的淵源。③近現代關於舉證責任分配的學說，都可以溯及到古羅馬時代的上述兩條原則。到近代資本主義時期，形成了較有影響的三大學說：待證事實分類說、法律要件分類說和法規分類說。法規分類說認為，任何實體法的條文都有兩個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原則性的規定；一部分是例外規定。凡要求適用原則性規定的人，應就原則性規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凡要求適用例外規定的人，應就例外規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④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是依據羅森貝格的法律要件說而確立的。所以在正常情況下舉證責任應作如下分配：第一，凡主張權利或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只需對產生該權利或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必對不存在阻礙權利或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存在阻礙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的舉證責任由對方當事人負擔。第二，凡主張原來存在的權利或法律關系已經或者應當變更或消滅的人，只需就存在變更或消滅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必進一步對不存在阻礙變更或者消滅權利或法律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這類事實的存在也由對方當事人主張並負舉證責任。

二、舉征責任分配的特殊規則——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的適用

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典的法律形式主義基礎上的，而現代民法的價值取向是保護弱者、追求實質正義，因而，在法律對舉證責任分配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當其分配規范違反了現代民法的價值取向時，法官有權在個案依自由裁量權對實體法分配了的舉證責任規定進行修正。這就產生了舉證責任分配的特殊規則——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

民事訴訟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原於古羅馬的「誠信訴訟」，它賦予法官以誠信和公平正義原則裁判案件的權力。因為成文法國家都會面臨同樣一個尷尬的境況；法律的相對滯後不能對日新月異的社會情況予以全面涵括。⑤這種局限性不僅體現在實體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證據制度上；由於法官無法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完全採用法定主義，因此，法官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應當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其分配行為的原則。這無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依據，對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義。而公平原則顧名思義是公正、平等的准則，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過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結果的公平性，還要兼顧分配過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價值體現貫穿於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全過程，無論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或是舉證責任的倒置，還是特殊情況下的舉證責任負擔都應予以適用。

司法實踐中，違反誠信原則 和公平原則最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舉證妨礙，指的是一方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但由於相對方因故意或過失將訴訟中存在的惟一證據滅失或者無法提出，以至於無法證明自己的主張，導致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這一特殊的訴訟現象，⑥如原告徐某的兒子張某（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因車禍受傷，於2002年4月7日被送至被告某醫院住院治療。2002年4月16日晨，張某被發現倒在被告病工內的花園旁，經被告搶救無效死亡。原告起訴被告，要求被告對於張某的死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法院查明事實後認為：（1）張某因車禍入院後，經治療，病情好轉，行動也恢復了正常。後來張某的死亡在於其腹腔臟器損傷導致失血性休剋死亡。這與入院時的病狀明顯不同，因此可認定被告在4月15日前對張某的醫療措施是正確有效的，與張某的死沒有因果關系。（2）4月16日意外發生後，被告採取了相應的搶救措施，原告也沒有異議，也排除了搶救行為與被告死亡間存在因果關系。（3）醫院走廊圍欄很高，若非故意爬上，是不可能摔出圍欄的。現有證據表明張某系從高處墜落，這排除醫院設施產生安全事故的可能。（4）張某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在病區內行動的自由，原告僅以其離開病房發生意外事件來認定被告護理上負有責任，過分誇大了被告的責任，依據明顯不足。（5）對於張某死亡的原因是否為墜樓或其他意外的願意，由於原告在事發後反對報警屍檢，導致不能查明死因的責任在於原告。原告事後要求被告承擔該方面的舉證義務（證明張某死亡的真正原因），顯然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及公平原則，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我們認為，被告要獲取證明自己的醫療行為和死者的死亡之間無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的證據，又得不到原告的配合協助，如果仍然以《證據規定》第四條為依據要求被告繼續舉證，這對被告來說是不公平的；而對原告來說，他們不同意報警進行必要的屍檢，現在又認為是被告的損害，顯然違反誠實信用的原則。所以說，對原告沒有正當理由拒不對被告的舉證行為予以配合的行為，應該認定為舉證妨礙，讓其承擔不利的民事法律後果。實施了舉證妨礙行為的當事人要為自己阻礙訴訟的順利進行承擔一定的懲罰後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擔些訴訟中的敗訴風險是程序正當性原則的本質要求。同時，建立舉證妨礙的配套證據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對以下兩種舉證妨礙實行舉證責任轉換：其一，故意毀滅證據或偽造證據、阻止他人作證或指使他人作偽證的；其二，因故意或嚴重過失行為造成訴訟的惟一證據滅失。

㈤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的論文

1 民事舉證責任的內涵

在民事證據法律制度中,舉證責任又稱證明責任,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從提供證據或者行為意義的立場來把握舉證責任,即提供證據責任、行為責任或主觀舉證責任。它是指對利己案件實體事實,提出該事實的當事人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在民事訴訟中,不管是原告還是被告,只要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實體事實,在通常情況下對此事實就得承擔行為舉證責任,所以承擔行為舉證責任的直接原因是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實體事實;二是從說服法官或者結果意義的角度來看待舉證責任,即說服責任、結果責任或客觀舉證責任。它是指在法庭審理終結時(此時法律所許可的證明手段已經窮盡),案件實體事實真偽不明,提出該事實的當事人應當負擔對己不利的判決(敗訴)後果。舉證責任應包含兩個內涵,即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是舉證責任內涵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二者之間是表和里、形式和內容、程序和實體、動態和靜態的關系。在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首先直觀地表現為提供證據的責任,主張法律要件事實的一方當事人當提供了一定的證據後,案件事實就應趨向明了,對方為此須提出反證來削弱本證的證明力。

反證提出後,主張某一事實的一方當事人就得提供新的證據以證明要件事實的存在。當事人提供證據並不是盲目無據的,它總是與實體法上的責任要件聯系在一起的,它總是圍繞著法律要件事實主張和舉證的。換言之,行為責任以結果責任為基礎和前提,當事人提供證據的訴訟行為必然指向實體權益歸屬,因此,結果責任可以為當事人舉證(即行為責任)確定方向,提供動力。結果責任作為一種潛在的不利後果,促使當事人積極承擔行為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行為責任的承擔是以結果責任為前提的。當事人充分承擔行為責任,就意味著案件實體事實的真實性得以證明(達到了證明標准),從而擺脫了結果責任的承擔。當事人(原告)提出訴訟請求,就應有責任提供或主張支持其訴訟請求的案件事實(即主張責任)。通常情況下該事實主張者有責任提供證據證明該事實(即行為責任),法院只有對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和所提供的證據進行審查以決定是否作為判決的根據。若當事人未能證明其主張的事實而此事實仍然真偽不明的,則意味著該當事人沒有說服法官採信此事實,據此法官可以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換言之,當事人的主張、要求作為法院判決基礎的訴訟資料(事實和證據),應由當事人負責收集並向法院提供。

2 民事舉證責任的分配

2. 1 分配的一般原則———「誰主張誰舉證」舉證責任分配是民事訴訟的核心,同時也是民事訴訟理論中最具爭議的問題。其核心在於,究竟應當按照什麼樣的標准來分配舉證責任才既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又能使訴訟較為迅速地完成。通常情況下,舉證責任應當由主張權利的一方當事人來承擔,即「誰主張、誰舉證",這是舉證責任的一般性原則。既然誰主張、誰舉證,那麼,舉證責任的分配就應依當事人的主張而定。主張是權利或法律關系存在、變更或消滅的事實,以及民事權益遭受侵犯或發生爭議的事實[1]。主張可分為事實主張和權益主張。在民事訴訟中,事實主張與實體權益爭議及其處理密切聯系,當事人對特定事實的主張旨在通過司法裁判取得爭議實體權益上的特定效果,其實質是待定事實處於真偽不明時承擔不利的訴訟後果。「一項事實主張,只會產生一個結果責任。」[2]這就決定了事實主張在訴訟法和實體法上的重要意義,並為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性原則的運用提供了可靠依據。現代社會,僅依一種標准來分配舉證責任是不夠的。例如,在一些特殊侵權案件中,僅遵循此原則就會影響公平,於是就有了舉證責任倒置和其它一些原則。因此,合理選擇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是在實現實體一般公正的前提下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參酌各種學說來解決舉證責任的適當分配問題[3]。「出於制裁違法行為,平衡雙方當事人的責任以及促進程序效益等價值考慮和政策衡量,立法者總要適當的將舉證責任分配給當事人雙方,並非由一方當事人單獨完成。」於是,舉證責任倒置和其它一些民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應運而生了。

2. 2 舉證責任分配的特殊原則———舉證責任倒置舉證責任倒置在理論界爭論很大。一些學者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從表面上看,是原來由對方(或己方)舉證,倒置由己方(或對方)舉證,舉證責任的主體發生了變化。從邏輯上講,倒置必須以正置為前提,但何為正置呢?我國理論界尚未就此達成共識,在此情況下,自然無從「倒置」[4]。因此,仍應認為這是正常的舉證責任分配。舉證責任倒置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因此,所謂「正置」就是指「誰主張,誰舉證」,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相對於這一「正置」原則而提出的,是與「誰主張,誰舉證」相對應的概念,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構成了完整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確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性原則,作為「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在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既不固定於原告,也不固定於被告,而是根據當事人訴訟地位以外的因素來決定的[5]。其目的是讓距離證據更近、更有能力收集證據的當事人來承擔舉證責任。它既是公平的又是經濟的,是訴訟公正和效率等價值在舉證責任分配方面的具體體現,也有助於實現訴訟目的(保護民事權益和解決民事糾紛等)。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危險責任不斷增加,事故損害頻繁發生,使得侵權法的某些價值發生了「急劇變化」。當代侵權行為法適應社會需要獲得了空前發展,同時在侵權法和證據法上都提出了一個如何對危險責任以及事故責任中的受害人進行有效救濟和全面保護的問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的。舉證責任倒置,即原告對於支持己方訴訟請求的實體要件事實,並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被告負擔證偽的責任。若被告負擔不了,應由法院認可該事實的真實性,被告因此將承擔不利後果(敗訴)。需要倒置的要件事實,往往屬於原告舉證困難而被告比較容易舉證的,例如證據距離原告較遠、倒置的要件事實處於被告控制之下等。與加害人(被告)有無過錯的主觀心理狀態、具有相當專業性的因果關系等相比,加害行為、損害事實等要件事實較易證明,所以一般應由原告(受害人)來承擔舉證責任而不應倒置給加害人。舉證責任倒置是將某些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加在更有條件、更有能力收集證據的對方當事人身上,這不僅考慮到了讓較少有條件獲取信息的當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經濟又不公平[6],同時也考慮到了對弱者的保護。

這是因為,在特定案件中,處於弱勢的原告因距離證據較遠、收集證據能力較弱而難以或不能獲取充足的證據。主張證明責任分配蓋然性說的德國學者萊納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應考量舉證可能性,擁有更多的舉證可能性的一方當事人,應負該事實的舉證責任。舉證的可能性,即是由證據與當事人距離的遠近決定的,如果一方當事人遠離證據,該證據全在另一方當事人控制范圍內,他就沒有可能得到,那麼,此類案件就應當由控制該證據的一方來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醫療事故案件中對過錯的舉證問題,由於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醫療過程與醫療行為,所有醫療行為的證據,包括手術記錄之類的病歷等證據,全在醫療者手中,他離過錯證據距離較遠,他所能保持較近距離的證據,只能是他到該醫院接受治療並發生了損害後果之類的事實證據。所以,他只能對這部分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於過錯事實則應由持有證據的院方來承擔。

一般認為,舉證責任倒置適用於以下范圍: (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 (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 (4)建築物或其它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情形。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才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將取決於是否存在舉證責任倒置對象。具體說來,舉證責任倒置適用於下列幾種情形:(1)實行過錯推定的侵權訴訟。如建築物或其它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因醫療糾紛提起的訴訟。(2)實行因果關系推定的侵權訴訟。如環境污染致損的侵權訴訟;產品質量不合格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難以收集證據,難以舉證的訴訟。如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4)對方妨害舉證的訴訟。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舉證責任倒置不適用於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和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我國《民法通則》第123條規定:「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等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因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實行無過錯原則,原告還需就損害事實、行為、因果關系進行舉證。它根本不存在舉證責任倒置對象的問題。被告就免責條件舉證,是誰主張,誰舉證的結果。飼養動物致人損害也實行無過錯原則,原告需就損害事實、因果關系、造成傷害的動物由被告飼養或管理人予以舉證,同樣不存在舉證責任倒置對象的問題。被告就免責條件舉證,也同樣是誰主張,誰舉證,它是舉證帶來的結果,而不是舉證責任

倒置的體現。

2. 3 其他情形

有關舉證責任分配,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應依規定執行,但當法律對有關舉證責任分配出現漏洞時,則需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合理裁量舉證責任分配。首先,法官必須遵從整個法律秩序和憲法基本價值,根據法律和訴訟的公正、效率諸價值和保護民事權益、解決民事糾紛等目的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等,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其次,法官確定舉證責任承擔的,應當在判決中充分說明理由;再次,對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不合理地確定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有權以此為由提起上訴或申請再審。另外,舉證責任還存在著免除情形。舉證責任的免除,是指就某一事實主張免除當事人雙方的舉證責任。當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通過自認或認諾全部接受時,舉證責任制度能夠確定實體責任由誰負擔的功能便不復存在;當雙方當事人的主張引述自然規律、定理、眾所周知的事實等無須舉證證明法官即可對該事實做出判斷時,舉證責任制度中提供證據的規則便沒有價值。在這種情況下,舉證責任即可免除。

㈥ 法官有沒權根據案件分配舉證責任 法律規定分配舉證責任

法律規定分配舉證責任

㈦ 行政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有哪些

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由三種情況：
(一) 被告負舉證責任的原則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這就確定了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採取被告負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作這種規定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1）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相比，更有舉證能力。由於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處於不平等地位，他們之間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行政法律關系的產生基於行政機關的單方面的行為。行政機關作出某種具體行政行為，應有相應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才能有效成立。因此，在行政訴訟中，審查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時，理所當然的應由行政機關對其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舉證責任，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及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應當遵循「先取證、後裁決」的法定程序規則。不得在沒有事實根據的時候作出任何決定，否則，就是程序違法或濫用職權。進入行政訴訟程序之後，如果行政機關在法定期限內舉不出證據，便說明其已經違反了法定行政程序規則，已經違法，理應由其承擔敗訴責任。
2）行政訴訟所要解決的是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而該具體行政行為是由行政機關作出來的，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管理職權掌握著必要的技術手段和工具，了解職權范圍內的有關規范性文件，並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為具體行政行為收集證據並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是職責范圍內的事情，與行政相對人相比，容易完成舉證責任，所以行政機關應當對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
3）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是行政法治原則的要求。行政法治原則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政，其作出的任何具體行政行為都必須建立在有充分證據證明的事實基礎之上，否則，行政機關就是在憑臆測辦事，就是屬於專斷，甚至有濫用職權的惡意，讓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有利於促使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有利於促使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切實做到先取證、後裁決。
(二)原告承擔舉證責任的情形
盡管在行政訴訟中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但並不等於原告就不向法院提供任何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若干解釋)第二十七條「原告對下列事項承擔舉證責任：
(一)證明起訴符合法定條件，但被告認為原告起訴超過起訴期限的除外;
(二)在起訴被告不作為的案件中，證明其提出申請的事實;
(三)在一並提起的行政賠償訴訟中，證明因受被訴行為侵害而造成損失的事實，
(四)其他應當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的事項。」
1、證明起訴符合法定條件，但被告認為原告起訴超過起訴期限的除外
行政案件立案前，行政相對人應當承擔證明其符合一定程序要件的舉證責任，否則就不能進入以後的訴訟程序，如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則應提供證據證明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存在。具體行政行為具有書面形式的，應在起訴時向法院提交正本或復印件，具體行政行為是口頭形式的，則應在起訴時向法院提交證人證言，視聽資料等證據。提供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證據，且被告必須明確適格;案件屬於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如果法律、法規規定行政復議前置，還要提供已申請復議及復議結果的證據，如果原告提供的證據證明其起訴符合法定條件，但是被告認為原告的起訴超過法定起訴期限，則被告必須提供證據證明。
2、在起訴被告不作為案件中，證明其提出申請的事實。
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有依申請的行政行為和依職權的行政行為，依申請的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只有在相對人申請的條件下方能作為，沒有相對人的申請行政主體便不能主動作出的行政行為。依職權的行政行為是指依據行政機關所具有的法定行政權，不需要行政相對人的申請便可作出的行政行為。《若干解釋》規定，原告在起訴被告不作為案件時，證明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的事實的舉證責任由原告承擔。但是《若干解釋》對行政機關以職權的行政行為未作具體規定，只是一概而論，依職權的行政行為應由行政機關主動作出，如果要原告再舉出證明其提出申請的事實，則是不科學的，故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有二項例外，「
1）被告應當依職權主動履行法定職責的;
2）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請的登記制度不完備等正當事由不能提供相關證據材料並能夠作出合理說明的。」上述兩項是不作為案件中免除原告舉證責任的情形。
3、在一並提起的行政賠償訴訟中，證明因受被訴行為侵害而造成損害的事實
行政賠償訴訟不同於一般的行政訴訟，雙方當事人之間已不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之爭，而主要是行政賠償問題，在確定損害的存在與否以及損害的范圍和程度時，不完全採取被告負舉證責任的原則，而是參照民事訴訟的規則，要求行政賠償請求人對其主張進行舉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條規定：「原告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有權提供不予賠償或者減少賠償數額方面的證據。」可見原告請求行政機關賠償損失的，應舉出證據證明以下事項：(1)損害事實的存在，損害事實即實際上已經發生或者一定會發生的損害結果⑥;(2)受損害的程度，即具體損失的數額及計算;(3)受損害的事實與被告的具體行政行為有因果關系;(4)在法定期限內提起賠償訴訟;(5)單獨提起賠償訴訟的，經行政機關先行處理。
(三)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證據的情形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組織，公民調取證據。」但在審判實踐中，為防止人民法院代替當事人取證現象的發生，規范人民法院在行政審判實踐中正確行使調取證據的權利，《若干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權調取證據：(一)原告或者第三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提供了線索，但無法自行收集而申請人民法院調取的;(二)當事人應當提供而無法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人民法院調取證據作了具體規定，其中第22條規定了法院依職權調取證據的情形，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組織，公民調取證據，(一)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認定的;
(二)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程序性事項的。第二十三條規定了原告和第三人申請法院調取證據的情形，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夠提供確切線索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取下列證據材料：
(1)由國家有關部門保存而須由人民法院調取的證據材料;
(2)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證據材料;
(3)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證據材料。人民法院不得為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調取被告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未收集的證據。人民法院主動調取證據是一項重要的訴訟活動，對人民法院正確、及時處理案件很有意義。但取證除符合上述情形外，還要注意以下幾點：
1、須依法定程序進行，如對專門性問題需要鑒定的，應交由法定部門鑒定;
2、取證應迅速及時;
3、在必要時，可依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採取證據保全;
4、行政處罰是否顯失公證的問題，由於被告可以不就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舉證，人民法院可依職權主動取證;
5、對於應當提供原件或原物而無法提供的，應由法院依法核查或調取。

㈧ 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的原則是什麼

刑抄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的原則是：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
由於法官在舉證責任的分配上無法可依，因此，法官在法律真空狀態下，誠實信用原則應作為其舉征責任分配行為的重要原則。這毫無疑問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依據，對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義。
同樣在遵循誠實信用的同時還應本著公平公正原則，這就要求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過程中不但要考慮分配程序的公平性，還要兼顧分配結果的公平性。公平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價值體現貫穿於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全過程，無論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還是特殊情況下的舉證責任承擔都應予以適用。

㈨ 舉例說明民事訴訟法中的一個原則～

一、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授予與規制
徐國棟教授認為：「誠實信用這樣的語詞從規范意義上看極為模糊，在法律意義上沒有確定的內涵和外延，其適用范圍幾乎沒有限制。這種模糊規定導源於這樣一個事實，立法機關考慮到法律不能包容諸多難以預料的情況，不得不把補充和發展法律的部分權力授予司法者，由其行使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功用之一。
法官審理案件、適用法律、執行法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一能動的司法活動中，法官對證據的取捨、法律的適用，有自由判斷、自由裁量的權利。這是法律本身的客觀需要，它有助於個案正義的實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制度無自由裁量權，為了實現個別公正，為了實現創設性正義，自由裁量都是不可缺少的，取消自由裁量會危害政治秩序，會抑制個別公正」。正義是由法律分配，但法律不是萬能的，它存在天然的局限性。一般性規定不可能窮盡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和每一個層次。如果在司法活動中將普遍的一般性規定適用不同情況將可能導致個案的非正義時，法官不能等閑視之而無所作為。此時，法官應充分利用其手中的自由裁量權以實現個別正義。但自由裁量權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授予法官填補法律漏洞尋求正義的依據，另一方面它可能導致司法專橫，破壞法治等諸多弊端。因此，如何才能保證法官不濫用自由裁量權便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龐德指出：「歷史始終是在推崇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和堅持嚴格細致的規則之間來回擺動。」某一制度的成功有賴於它「成功的達到並且維持了極端任意的權力與極端受限制的權力之間的平衡」。因此，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予以必要限制亦是誠實信用原則應有之意。
自由裁量權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司法權力，包含了一定的「自由」空間，但這種「自由」不是恣意，它要求法官在行使司法裁量權時以誠實、善意的心態去對待，必須符合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不得濫用自由裁量權。首先，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基於案件事實，須是在現行法律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方能行使。其次，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必須出於正當目的，應考慮到相關因素而不應考慮不相關的因素。再次，要做到判理公示詳寫判決理由，將法官自由裁量的心證過程展示給公眾，使一般具有正常智力的人都能認可其裁量，讓社會監督其裁量的正當性。
我國立法中沒有明確法官有自由裁量的權利，過去法學理論上對自由裁量的研究也不多。但在司法實踐中我國法官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甚至比國外賦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的國家擁有裁量的「自由空間」還要大。原因有二：第一，我國的民法與國外的民法典相比顯得稚嫩、簡陋。因而中國的法官在訴訟中面對更多的法律漏洞，擁有的裁量權相應也就更大。第二，當代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多元化利益帶來的沖突以及制度未有效的確立而產生的混亂與無序給司法提出了嚴峻要求，新類型的案件不斷涌現，而法官又不得拒絕裁判，故只能依靠智慧、經驗作出裁量。君不見最近幾年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台了諸多的司法解釋即能充分印證以上兩點。說明我國法官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這些權利的行使狀況卻令人擔憂。一方面，各種新型案件擺在法官面前強迫法官裁判。另一方面囿於法官的素質、法治環境等因素，有的法官恣意妄為濫用裁量權，有的法官迫於錯案追究制，瞻首顧尾不敢下判，造成訴訟遲延。如何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已成為當前審判方式改革亟待解決的課題。確立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應是其當然的選擇。
二、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對法官釋明權的授予及規制
「釋明權」又稱闡明權，對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一般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主張或陳述的意思不明確、不充分或有不當的訴訟主張和陳述，或者他所舉之證據材料不夠而誤認為足夠的，在這些情形下，法院對當事人進行發問、提醒、啟發當事人把不明確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補充，把不當的予以排除和修正。這種釋明從法院的職權來講稱之為釋明權，從法院義務來講稱之為釋明義務。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39條規定：「審判長應當使當事人就一些重要的事實作充分的說明並且提出有利的申請，特別在對所提事實說明不夠時要加以補充，還要表明證據方法。為達到此目的，在必要時審判長應與當事人共同從事實上和法律上對事實關系和法律關系進行闡明，並發問。」《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審判長為了明了訴訟關系，在口頭辯論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就有關事實上及法律上的事項對當事人進行發問並且催促其進行證明」。「如果審判長或陪席法官在口頭辯論的期日之外，依照本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對攻擊和防禦方法進行產生重要變更的處置時，應當將其內容通知對方當事人」。在我國台灣地區亦有釋明權的規定，且法院如不行使釋明權會影響判決的合法性。
應當看到，上述關於釋明權的規定是以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的訴訟機製作為基礎的，釋明權是對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的補充和保障。對釋明權的行使應有一定的范圍和限度，它不能傷及現代民事訴訟的兩大基石——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可見對釋明權行使范圍和時機這一「度」的把握是何等的重要。如何做到法官既要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又要為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益進行釋明呢？這都有賴於法官依照誠實信用原則結合個案中情形予以區別對待。對釋明權的適用范圍大體限於以下幾個方面：
1、訴訟請求不清楚或不充分的釋明
在民事訴訟中，由於當事人的法律知識、文化素質等因素，當事人所提出的訴訟請求模糊不清。如在責任競合的案件中原告既提出了侵權之訴又提出了違約之訴，一則使對方當事人無法進行有效的答辯，二則給法院確定爭點造成困難，法官應要求當事人進行補充說明，明確觀點。又如在被告的答辯中除了針對原告訴請的答辯外還要求法院判令原告承擔某種責任，但又未明確提出反訴，法官應主動提示要求明確答復。司法實踐中即有因法官對此未作釋明而造成上訴案例。還有當事人本可以提出更多的訴訟請求，但因法律知識所限而未提出，此時法官應徵求其意見。如在一起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原告肢體致殘卻未要求殘疾人生活補助費。對於訴訟請求不清楚的、不充分的釋明我國台灣地區2000年修正後的民事訴訟法對此規定：（1）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系而其主張不明了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喻其敘明或補充之。（2）被告如主張有消滅或妨礙原告請求之事由，究為防禦或提起反訴有異議，審判長應闡明之。」
2、當事人訴訟請求不當而需要變更或除去的釋明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性質和民事行為的效力與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並不一致，如在合同糾紛案件中，原告主張合同有效要求繼續履行而人民法院審查認為合同無效應返還財產。此種情形下人民法院有義務提示當事人變更其訴訟請求。否則就不能給當事人帶來「判決時不意打擊」的危險，當然會產生「如果早知道，從這個角度自己也有不少主張和證據可以提出」的不滿。不符合民事訴訟中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我國的《證據規則》第35條有相應的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34條規定的限制，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
3、證據材料不充分的釋明
司法實務中，許多當事人根本不清楚自己應承擔的舉證責任及後果，有的當事人誤認為自己就該事項並無舉證責任或認為所舉證據已經足夠。此時法官應向當事人發問，啟發他提供充足的證據材料。經啟發當事人仍不能提供充分證據的，應依法承擔不利的訴訟結果。此種情況在《證據規則》實施以後法官的釋明顯的尤為重要。一些當事人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查明事實是法院的職責，沒有採取積極的態度去搜集、提供證據。此時若法官不進行釋明、啟發他如何舉證而判決其敗訴有失公正。
從以上釋明權適用的范圍和情形可知法官在進行釋明的同時也意味著對一方當事人的援助。如果行使得當則能起到保護弱勢群體、提高訴訟效率、防止突襲裁判、實現公平公正的作用。如不當行使，則亦會造成審判不公。「法院進行釋明，在某一程序內是義務，在該程序以上便成為許可權，再過一定限度時則為違法(違反辯論原則)」。法官究竟應如何行使釋明權，履行釋明義務呢？如關於超過訴訟時效的抗辯，法官能否釋明，法官一旦釋明，則意味著其明顯站在債務人一方，這將給債權人以沉重的打擊。鑒於法律的空白及規定不明確的局限性，法官釋明權的行使應依誠實信用原則，本著誠實、善良、公平的訴訟觀念，忠實地行使釋明權、履行釋明義務。
由於我國長期以來實行是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立法上對釋明權沒有也不必要給予重視。如今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推進，訴訟模式的轉換，釋明權的訴訟價值得以彰顯。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的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以及《證據規則》對釋明權制度均有涉及。谷口安平教授將釋明權定性為：「當事者主義與職權主義的交錯」。認為：徹底的當事者主義有時也可能帶來令人無法歡迎的後果，因此就產生了法院適當介入，依職權對當事者主義進行調整的必要。法院所具有的這種許可權稱為「釋明權」。因此在我國的訴訟模式轉換中，應總結國外法律變革的經驗教訓，依誠實信用原則建立與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相配套的釋明權制度。
三、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對舉證責任分配的作用
舉證責任的分配是指在某一具體案件中就何種事實負擔舉證責任。以是否有法律規定可將舉證責任的分配分為法定的舉證責任的分配和法官裁量的舉證責任分配。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首先要依據法律規定，在法律(包括司法解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可根據公平及誠實信用原則，合理地分配舉證責任。因為舉證責任的分配關繫到當事人訴訟的勝敗，法律一般對舉證責任的分配都作了具體的規定。然由於實體法的局限性所在，它不可能包羅萬象，而訴訟的案件又呈千姿百態，總有實體法調整不到的地方，需要法官在具體司法實踐中行使裁量權予以調整，由法官合理地分配舉證責任。另外法官在個案的審理中如果認為根據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不可能實現公平合理的立法目的或不符合立法精神時，亦可根據公平及誠實信用原則斟酌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
舉證責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在司法實踐中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國法律對此卻沒有明確的規定。2002年4月1日實施的《證據規則》第7條第一次肯定了法官在一定情況下自由裁量確定舉證責任分配的權力。肯定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裁量權，不是說法官可以恣意妄為，不受約束。舉證責任的分擔攸關當事人實體權益的得失，法官必須基於公正平義的理念，誠實、善意的心態去衡量。依誠實信用原則，法官在分配舉證責任時應考量以下相關因素。
1、當事人的舉證能力
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對待證事實的舉證條件和舉證能力主要受制於兩個方面，一是當事人與證據的距離，距離證據近就說明他更容易提供該證據，讓更容易舉證的一方負舉證責任，不僅公平而且更加有效率，舉證不能的機率也大大減少。《證據規則》中關於專利侵權訴訟、勞動爭議案件等舉證責任的分配即是考慮了證據距離的因素。二是收集證據的能力，訴訟實踐證明，當事人在證據收集能力上強弱不等，不同的當事人其所具有的收集證據的能力是不一樣的。如法人一般優於自然人，重復訴訟者較之偶然訴訟者收集證據能力要強一些，有專業知識的認要大於無專業知識的人，有代理律師與無代理律師的也不一樣。綜上，應由佔有或接近證據材料，有條件並有能力收集證據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否則，讓遠離證據材料又缺乏必要收集證據條件與手段的一方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有違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正是有鑒於此，《證據規則》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可見舉證能力是法官在確定舉證責任分配之時應當考慮的因素之一。
2、實體法的價值取向
近代民法理念由形式正義轉向實質正義，其價值取向由法的安定性轉向社會妥當性。這在侵權行為法領域顯得尤為突出。歸責原則：由過錯責任到無過錯責任；因果關系的認定：由必然因果關繫到相當因果關系；過錯的判斷從心理過失到違反一般注意義務的過失；旨在擴大救濟而模糊責任，向勢單力薄的受害者傾斜。相應地在實體法及程序法對舉證責任的分配未作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官應根據實體法的立法精神和抽象原則分配舉證責任。如1998年上海市虹口區法院審理的一起消費者錢小涵狀告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非法搜身侵害名譽案件。審理中雙方就被告是否有脫衣搜身行為發生爭執被告否認有脫衣搜身行為，原告對此又難以有效舉證，被告也不能否認該事實不存在。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敗訴。被告上訴，再次否認「強迫」錢小涵被脫衣搜身，要錢拿出證據來，並認為即使在地下室一對一的情況下，舉證責任仍在錢某而不能倒置。二審判決調整了賠償數額但仍判被告敗訴。在此案的舉證責任分配上實體法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應是法院考量的因素之一，實體法的價值取向也指引著程序法的價值選擇。法官可依誠實信用原則，按實體法的價值取向去分配舉證責任。
在民事訴訟中，法官不但承擔著維護法律程序、公正司法的職責，同時也負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公平裁判的義務。民事訴訟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通過對法官自由裁量權、釋明權的授予與規則，從而確保了公平正義的實現及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官只有嚴格地依據法律、公正無私地行使自由裁量權、釋明權，方能真正贏得公民的信任。對法官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要予以制裁，追究其法律責任，才能確保誠實信用在民事訴訟中的貫徹落實。

㈩ 詳細論述我國民訴訟法及司法解釋規定的證明責任分配

論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在進行本文正文論述以前，有必要對舉證責任的概念加以明確，說明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歧義及誤解。民事舉證責任發展至今，已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既包含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也包含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所謂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主觀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就其主張的事實負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又稱行為責任、提供證據責任。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客觀的舉證責任，是指在事實真偽不明時，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所承擔的不利益訴訟後果，又稱結果責任、證明責任。行為責任與民事訴訟的實際過程相契合，從當事人舉證活動的角度來觀察、分析舉證責任，動態反映舉證責任的訴訟內容。在民事訴訟中，只要當事人提出一定的主張，且主張的事實不屬於免證事實，就要對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因此，行為責任是外在的、表象的，且是人們可以感知的。而結果責任則靜態地反映舉證責任的內容，原、被告在訴訟中所應主張的要件均由法律預先做出規定，在訴訟開始前即已安排完畢，不受訴訟實際進程的影響。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概念雖然產生於辯論主義訴訟模式主導的大陸法系國家，但由於在職權探知主義訴訟模式下進行的訴訟中也會出現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因此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與訴訟模式並無必然聯系。在任何民事訴訟中，不管當事人是否提供證據，以及提供的證據是否充分，也不管法院是否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只要出現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狀態，法院就需要依據舉證責任做出裁判，將由此而生的不利法律後果判歸對該事實負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是舉證責任概念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二者之間是表和里、形式和內容、程序與實體、動態與靜態的關系，「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當事人必須履行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原因」 ，因此只有結果責任才能真正反映舉證責任概念的本質，是舉證責任的實質性含義。
民事訴訟制度是國家為禁止人民採用自力救濟解決糾紛，作為代償而設置的解決法律上的糾紛的制度。因此，法官有義務對提起的各類糾紛做出裁判，即使是案件事實因各種原因無法查清而處於真偽不明狀態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拒絕裁判。此種情況下，現代民事訴訟中，法官必須藉助舉證責任規范做出判決，也因此有「證明責任乃訴訟的脊樑」的法諺。形象的法諺道出了舉證責任的重要。舉證責任不僅體現在每一個訴訟之中、影響著訴訟結果，而且在訴訟開始之前它已經在指揮著人們的行為。
長期以來，由於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學理論深受前蘇聯相關理論的影響，在對於舉證責任的認識上，特別是對於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甚至是從無到有的認識過程。前蘇聯民事訴訟理論中的舉證責任概念，並不承認結果責任的存在，僅僅局限於提供證據責任，即行為責任。我國在繼受該理論後，在舉證責任方面也沒有任何突破。另外，由於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非學術因素的介入及干擾，使得對該領域的研究也成為理論禁區。直至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後，對於舉證責任的研究才開始受到理論界、實務界的關注。但是，由於在訴訟認識論上強調追求絕對真實，否認訴訟中真偽不明現象的存在，在訴訟體制上堅持職權探知主義的訴訟模式，注重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主導作用，此種條件下，連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必要性都被大大弱化，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就更無從談起了。
作為對上述立法指導思想的集中體現，《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在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同時，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1991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第64條基本沿襲了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的宗旨，只是對法院收集和調查證據的范圍和條件作了一些限制性規定。雖然該條通過將過去由法院負責全部證據收集調查的行為，一部分轉移到了當事人身上，以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當事人提供證據行為與敗訴責任之間的聯系。但是新民訴法並沒有對結果責任做出任何規定，它與試行民事訴訟法一樣，從法律規定上排斥了結果責任的設定。
通常認為，1991年民訴法第64條第1款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筆者以為，將該條款確認為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存在理論上及邏輯上的缺陷。首先，該條款的內容僅僅涉及提供證據責任的部分內容，對於舉證責任的本質內涵——結果責任未曾觸及。其次，該條款規定以抽象的「主張」，而不是以當事人主張的事實性質或類別作為分配舉證責任的標准，違反了一條基本的訴訟規則：即決不容許讓當事人對同一事物從正、反兩個方面都承擔證明責任。因此，這一規定缺乏邏輯性，對審判實踐缺乏指導性，經不起理論和實踐的檢驗。
應該說，從立法上體現對於舉證責任的全面認識，始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的頒布與實施。《證據規則》對於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既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也明確了相對於該分配原則的例外規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上述兩類規定的補充，賦予了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無明文規定時自由裁量分配舉證責任的權利。
一、《證據規則》第二條依據法律要件分類說確立了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證據規則》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法律要件分類說，又稱規范說，是由德國天才訴訟法學家羅森貝克提出來的舉證責任分配理論。規范說主張以法規要件分類為出發點，並主要以法律條文的表意和構造為標准分析法律規定的原則和例外，以及基本規定與反對規定之間的關系。羅森貝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只有一條原理，即「對不適用某一法律規定就不能獲得訴訟請求效果的當事人而言，其應當對該項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在事實上為存在，承擔主張和證明責任」。規范說將民事實體規范按對立關系分為兩大類：一是權利發生規范，又稱基本規范、請求權規范，指能夠發生一定權利的法律規范。二是對立規范，羅森貝克又將對立規范分為三種：其一是權力妨礙規范，即在權利發生開始時，對權利的發生效果進行妨礙，使權利不能發生的法律規范。其二是權利消滅規范，指在權利發生之後，能使已經存在的權利歸於消滅的法律規范。其三是權利限制規范，即在權利發生以後，准備行使之時，能對該權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該權利不能實現的法律規范。在對法律規范進行上述四種分類基礎上，羅森貝克提出了自己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即「主張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權利發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否認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妨礙權利的法律要件、權利消滅的法律要件或權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規范說所體現出來的哲學思想是：基於我們現實生活中事實過程的復雜性和反映現實生活的法律規范系統的復雜性，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必須堅守這樣的信念，即必須信任所給予的現狀的正確性和理智性，如果與現實的正確性和理智性作對，就必須證明現實的反面 。表現在訴訟中，也就是要承擔舉證責任。同時，從實體法的角度觀察，規范說與進攻者原則，與對佔有的保護，對權利安定的保護以及禁止私力救濟是一致的。規范說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配實現了訴訟武器均等、風險均分、機會均等的基本原則，同時也阻止了累訟和阻礙司法的危險。由於該規則與每個人應當對其行為負責的思想也相吻合，而這種自我負責的精神正是權利交換必不可少的，在符合實體法目的的同時，也符合訴訟的目的，具有訴訟威懾功能和訴訟預防功能，體現了證明接近、對證明手段的保護和避免消極性證明的思想 。
規范說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從產生至今，一直被奉為舉證責任分配的通說。雖然對規范說的批判學說被不斷提出，但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種相關學說可以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規范說已經經歷了相當時間的實踐檢驗，屬於人類法律文化的共同遺產。我國的法律體制深受大陸法系傳統的影響，因此，借鑒吸收規范說確立我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我國作為成文法系國家，既定的法律秩序及立法模式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制定法的每一個條文中對法律適用都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這樣做既不符合制定法的傳統表現形式，也不具備可行性。同時，由於成文法系國家進行的訴訟均為法規出發型訴訟，注重裁判的統一性、法的安定性及可預測性，因此，確定一條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就具有了極高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證據規則》借鑒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和學術界通說，依據規范說，在第二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第二條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由誰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二是指當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時的不利益訴訟後果由誰承擔。體現在審判實務中，當遇有當事人所主張的待證事實不明，且在雙方均不能予以證明的情況下，法官可據此逕行對該待證事實進行歸類，從而確定應付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根據舉證責任履行的效果，做出相應的裁決，將敗訴的結果判給經舉證責任分配之後產生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定
規范說作為舉證責任分配理論的通說，歷時幾十年，其主導地位無可動搖。但由於該學說產生年代較早，作為近代民法的產物，不可避免的帶有概念法學的弊病。首先，規范說獨尊國家的成文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分類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標准，排斥習慣法和判例；其次，規范說強調法律體系的邏輯自足性，認為社會生活中發生的案件，均可依邏輯方法從民法典中獲得解決，不承認法律有漏洞；再次，在民法解釋上，規范說注重形式邏輯的操作，強調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排斥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衡量；最後，規范說否認法官的能動作用，將法官視為適用法律的機械，只能對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做三段論式的邏輯操作，遇有疑義時強調應探究立法者的意思 。
為了修正規范說所存在的種種弊端，二十世紀又出現了若干舉證責任分配的新學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危險領域說、損害歸屬說、蓋然性說等。這些學說都是在自由法運動的旗幟下提出來的，是自由法運動學說在舉證責任分配製度中的變體。這些新學說的共同點在於，針對現代社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技術的巨大進步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從維持法的妥當性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舉證責任分配的實質性依據。比如危險領域說，該學說認為，在一定的民事訴訟領域，應當以危險領域作為分配證明責任的標准，以修正規范說的不足。所謂危險領域，是指加害方能夠依據法律上的或事實上的方法進行實際控制的生活領域。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吸收借鑒外國先進立法經驗，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但我國所制定的民事實體法習慣於對法律規范條款即法律要件事實作粗略、籠統的規定，與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相比，較少考慮到實體法的訴訟功能，特別是舉證功能，即在實體法上不能象當初羅森貝克在創立規范說時那樣，從德國民事實體法條文中發現立法者預先設定的較為完備或較為系統的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這就需要我國在今後立法中提高立法技巧，對上述缺陷做出適時補救。
基於上述三方面的考慮，《證據規則》在第四至六條的規定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具體規定。第四條規定了八種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具體分擔，第五條第一款確立了合同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第二、三款則對涉及合同履行及代理權爭議的訴訟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第六條主要明確勞動爭議案件中，用人單位應承擔的舉證責任。
這三條規定的內容，根據與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基本規則的關系，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基本規則的細化，最典型的是第五條第一款；另一類是根據其他舉證責任分配學說所提出的實質性標准做出的與規范說相反的舉證責任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這一概念出自德國法，德語本意指「反方向行使」，其含義不是指「本來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轉換給彼方當事人承擔」，而是指「應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被免除，由彼方當事人對本來的證明責任對象從相反方向承擔證明責任」。 《證據規則》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是相對於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言的，表現的是法律適用的一般性與例外性的關系。
在《證據規則》頒布以前，我國學者及大多數教科書通常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是我國法律中對於舉證責任的明確規定。該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這條規定從其字面表述上看，舉證責任倒置的意圖似乎非常明顯，相關的司法解釋及學理解釋也將這一規定明確視為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但事實上，在這一規定出台時，我國並未確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在基本原則缺失的前提下，相對於該原則的例外是無從談起的。撇開該條規定邏輯上存在的缺陷，由於文字表述上過於籠統，在具體內容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通常在侵權訴訟中，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侵權行為，2、侵權結果，3、侵權行為與侵權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4、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若干意見》第74條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該條將被告的舉證限定在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范圍之內，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如果原告沒有提出被告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的事實或加害有過錯時，有關這些方面的事實由哪一方當事人提出證據來證明呢？另外，侵權結果通常包括損失的物質形態和各類損失的程度，按照74條的規定，對於原告提出的侵權結果，被告否認的，被告需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是否應當對侵權的損害狀況加以證明呢？實際上，要讓被告來證明不存在損害是很困難的 。
《證據規則》完全擺脫了以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首先確立了以規范說為依據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在此基礎上，對規則適用的例外做出了具體規定。它不是象《若干意見》74條那樣，籠統地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而是不僅規定例外規則適用的訴訟類型，而且對應當證明的要件事實也予以明確規定。例如，《證據規則》第四條第（七）項規定，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根據《證據規則》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屬於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發生規范的構成要件，應當由主張該請求權的受害人對該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該項規定將針對該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加害人承擔，屬於典型的舉證責任的倒置。需要澄清的一點是，《證據規則》第四條並不都是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條目的內容是對舉證責任基本規則在特定訴訟類型中的細化。例如，該條第六項規定，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免責事由屬於權利妨礙規范的構成要件，根據規范說基本規則，在產品責任訴訟中，生產者要想否認受害人因使用缺陷產品遭受損害而向其主張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必須證明法定免責事由的存在。也就是說，對於免責事由這一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依據規范說確立的基本分配規則，原本就應當由生產者承擔。因此，該項規定反映的並不是舉證責任的倒置，而是「正置」。
三、《證據規則》確認了在特定條件下，法官可以根據公平、誠信原則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則。
《證據規則》第七條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成文法系的最顯著的特點，即在於全部法律都以制定法的形式頒行於世。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在所難免。成文法系國家的法官被認為是法律的實施者，而不是創造者。法官將法治國家的制定法適用於已認定的事實，過程是，以假言命題的法為大前提，以法官認定的事實為小前提，按照三段式的演繹邏輯程序，得出作為歸結命題的判決規范。日本訴訟法學家中村英郎將這一過程稱之為「客觀法的確證」。法官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能按照法定的方法論對法律漏洞進行填補或者跨越法律漏洞從而改變某個規則。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非常復雜，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屬於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依照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又無法確定舉證責任負擔的情形。《證據規則》第7條賦予了法官在此種情況下分配舉證責任方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前提條件是必須出現了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的情況，此時，法官才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在沒有窮盡現有法律規定以前，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行使自由裁量權是不具備合法性的。因此，本條規則的適用具有層次的效力性和使用前後順序的排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