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法院網易

① 1987年4月下旬，蘇聯文學界發生了什麼

1987年4月下旬，蘇聯文學界文學界的"內戰"公開爆發

1986年蘇共召開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戈爾巴喬夫代表蘇共中央委員會作報告時，論述了改革需要重新評價歷史的問題，他說：認真剖析往事，有利於掃清通向未來的道路，而半是半非，羞怯地迴避矛盾，有礙於制定切合實際的政策，妨礙我們前進。

他還說：我們今天有時持批評的觀點回顧自己的歷史，那是為了更好、更全面地考慮走向未來的道路。必須本著歷史責任感和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對過去做出評價。現在還可遇到有人企圖迴避我們歷史上的迫切難題，對它們避而不談並擺出一副姿態--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大不了的事。對此，我們不能同意。這是一種無視歷史真理的態度，是對違法和專橫行為的無辜犧牲者的大不敬。

戈爾巴喬夫特別強調指出"改革需要重新評價歷史"的重要意義，那就是它有助於幫助我們解決現今面臨的問題：民主化、法制、公開性、克服官僚主義--總之，改革的迫切問題。

"傳統派"同"正統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邦達列夫、別洛夫、拉斯普京、普羅斯庫林、庫尼亞耶夫、沃羅寧、阿列克謝耶夫、柯日諾等。傳統派的主要刊物有《我們的同時代人》、《莫斯科》和《青年近衛軍》。這兩派在關於蘇聯文學的許多原則問題上，都存在著尖銳的對立。他們在各自控制的刊物上發表宣揚自己文學主張的文章，並對對方的觀點進行批判。特別是改革派，他們依仗自己在各方面的優勢，率先發難，向傳統派頻頻發起挑戰。

1987年4月下旬，全蘇作協理事會召開全體會議，改革派和傳統派在會上展開激烈論戰。如果說在這以前蘇聯文學界在一些問題上只是存在著激烈的爭論，那麼在此之後，文學界的"內戰"則公開爆發。這表明，兩派的矛盾已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兩派原則性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如何認識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蘇聯文學的成就；如何認識1985年改革以來蘇聯文學界的形勢；如何評價現代西方的文化；如何評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等。

在一些具體的文學問題上，也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如，如何評價帕斯捷爾納克、普拉東諾夫、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等作家；如何評價《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雷巴科夫著）、《日瓦戈醫生》（帕斯捷爾納克著）、《人生與命運》（格羅斯曼著）等轟動一時的文學作品。應當指出，他們的分歧還不僅僅在文學問題上，還表現在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如，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如何評價斯大林等歷史人物等。兩派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是和文學問題上的分歧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②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是在什麼時間對「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進行公開審理的

1938年3月2～13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進行公開審理，被告共21人，除布哈林和李可夫，前內務部長亞戈達也一同受審。經11天審訊，法庭宣布判處布哈林、李可夫、亞戈達等18人死刑，其餘3人被判處15～25年長期監禁。

③ 電影《東京審判》蘇聯法官為什麼不穿法官服

蘇聯： 伊凡·密切葉維支·柴揚諾夫將軍（Major-General I.M. Zarayanov） 最高軍事法院成員

http://ke..com/view/206850.htm

因為是蘇回聯最高軍事法院成員，答所以穿著軍服

④ 蘇聯大清洗是怎麼一回事

蘇聯30年代令世人震驚的「大清洗」，其餘波迴音至今仍在原蘇聯各國縈繞。千百萬「大清洗」受害者的遺孤們，每每想到父祖輩的不白之冤和悲慘命運，心裡總是波瀾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動。迄今，世界輿論界也仍對這個事件議論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過半個世紀之後，人們對它的歷史真相，對它的來龍去脈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窺見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對於「大清洗」運動的許多描述都還僅是根據一些人的回憶，只能支離破碎地說些片斷和局部情況；有關「大清洗」歷史全貌的描寫，能完全以文件為依據的論述和著作，猶如鳳毛麟角。只是在蘇聯解體以後，由於檔案的揭密，才給我們提供了以檔案為根據，進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歷史事件，只有放在歷史過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運動就是這樣。它雖是發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個歷史過程當中，才能對它進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運動是以基洛夫被殺案為導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審判作動員，在1937年2～3月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直接發動的。它的斗爭目標是包括所有前反對派成員及其同情者，黨政幹部和經濟管理人員，內務部和軍隊幹部，直至社會各階層的一次大清洗、大鎮壓。或者說，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領導下，持續3～4年之久，設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標，涵括著一系列打擊對象，在運動中後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因其設定目標的多元性，打擊對象的復雜性，以及持續時間的長久性，決定「大清洗」運動的動因是十分復雜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經濟過程，不考察黨內斗爭、社會矛盾和國際背景，是難以理清其動因和脈絡的。現僅就與「大清洗」的原因、內涵和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概略加以論述。
「大清洗」運動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不是偶然發生的。其發生、發展的基本原因都潛藏在社會積淀起來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僅從偶然事件進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對於「大清洗」運動，也應該這樣來加以認識。正是基於這一觀點，我們從分析大量資料中得出結論，「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轉變」的政治後果和黨內溫和思潮的抬頭
斯大林把反「右傾」勝利後開始的轉折——轉向超速工業化和強制集體化道路，稱作「大轉變」。在當時蘇聯的特定條件下，這條道路雖對國家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負面作用和政治後果也是嚴重的。集體化中對農民採取的暴力強迫和驅趕「富農」政策，緊接著集體化而來的暴力征糧，對拒絕交糧和交糧困難戶採取的各種威逼、體罰、刑訊措施，以及伴隨而來的大規模逮捕（註：《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來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編譯局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室編），1995年第5輯，第9～49頁。），在農村引起了異常激烈的對抗。據俄羅斯著名農業集體化問題專家B. п.達尼洛夫的資料，在1929年全國有記載的騷動達1300次以上（註：《有文件為證——集體化前夕和集體化過程中的農村史料（1927～1932）》（B.п. 達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編），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頁。）； 僅1930年1～3月，有記錄的群眾性騷動達2700次以上（不包括烏克蘭），捲入農民達130多萬人。（註：〔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體化與消滅富農運動（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頁。）在1930年3月發表斯大林《勝利沖昏頭腦》一文後， 一份下達地方的指令中承認，「農民發動的廣泛騷動的浪潮」對體制形成了一種威脅。同時，這期間對牲畜的大量宰殺、勞動力人口逃亡和生產力的破壞，也達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業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嚴重局面。其表現形式之一是，貨幣體系遭到破壞，預算完全陷入混亂。事態甚至發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價，發放義務公債，主要是發行紙幣的辦法來彌補預算的巨大虧空。這種局面造成了物價飛漲，以致貨幣貶值到了使農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農產品換取日用工業品的地步。
農業遭到破壞，而投入重工業的大量資金又靠向國外出口糧食來獲得。這種情況引起了糧食供應緊張，不得不靠糧卡定量分配，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國家經濟生活的緊張，城鄉群眾的不滿，其直接負面後果是提高了「右派」領袖們的政治威望。《真理報》不斷收到群眾來信，認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確的」，他們在台上時，「一切都充足」，「把他們一撤職，什麼都沒有了」（註：〔俄〕ю. г. 費爾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談話——對拉林娜（布哈林娜）回憶錄〈不可忘記的往事〉的注釋》，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與基洛夫被殺》，紐約1989年版。）。聯共（布）中央監委委員、歷史學家、在反「右傾」中明顯站在斯大林一邊的雅羅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給奧爾忠尼啟澤的一封信中，明確表示了對這種情緒的擔憂。（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頁。）
群眾中的這種思想情緒反映在黨內，就是布哈林等「右傾」領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復，黨內幹部、黨員對其思想主張給予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這樣，就引起了黨內溫和派傾向的抬頭。廣大黨員群眾對「右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黨運動中曾有明顯反映，這期間被開除出黨的近25萬黨員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因同情並支持「右傾」而被吊銷黨票的。（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斯大林與奧爾忠尼啟澤——30年代政治局的沖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黨的上層在這期間出現了兩個新的反對派案件——瑟爾佐夫—洛米納澤案和柳京案，也是這種思想動向的反映。謝?瑟爾佐夫原是中央登記分配部長，他為斯大林建立官職等級名錄制度曾立過大功。為此，斯大林將他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任命為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還將他作為取代李可夫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的預備人選。洛米納澤則是聯共（布）中央委員，當時擔任外高加索黨組第一書記。他們在反「右傾」中都曾積極支持過斯大林路線，但後來他們為「大轉變」的後果所震驚，開始反對斯大林的方針而站到了同「右 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針的立場上。柳京則聯合布哈林的幾個弟子，起草宣言，幾乎是用布哈林的語言闡述其政治綱領，甚至公開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號。當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處死柳京的要求時，政治局多數沒予支持，柳京及其同夥只是被開除出黨並被逐出了莫斯科。（註：〔蘇〕羅?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頁。）
這些新反對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不僅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黨內下層的思想情緒，同時也從特定角度顯示了黨內上層的某些思想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諸多事實表明，以基洛夫、奧爾忠尼啟澤為首的政治局大多數是主張溫和政策的。緊跟斯大林急進方針的，在政治局裡僅有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極少數人。但是，政治局多數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領袖地位，在公開的重大問題上並沒有同他採取對抗步驟，況且，斯大林當時的權力還未發展到日後那種完全的獨斷，還得顧及多數人的意見。因此，在當時困難甚至危機形勢的壓力下，政治局多數對斯大林的個人權力還具有某種制約作用。這種情況在1932～1934年間，曾一度使溫和方針佔了上風。 當時溫和方針之深得人心，從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贏得的掌聲和選票，從布哈林思想贏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從新憲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這一切，顯然都沒有逃過斯大林敏銳注視的目光。特別是十七大最後選舉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對， 支持率大大落後於基洛夫的景況，使他隱忍著領袖地位不穩的劇痛。在這種形勢下，打擊黨內溫和派思潮，扭轉黨和國家的發展方向，看來成了蘇維埃國家舵手所預定的航向。
2. 面臨發展模式帶來的矛盾和「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的誤區
蘇聯從20年代末期以後選擇了超高速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發展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要求迅速實現工業化，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願望和要求，然而，超過客觀可能條件的過高速度，加上資金全面緊缺，以及國家科學文化和技術的落後，使這一模式背離了客觀經濟發展的規律，從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會客觀經濟需求和經濟發展的無限復雜性， 同主觀認識的滯後性與計劃能力的有限性發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計劃的失誤；（2）技術設備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負荷性產生矛盾， 不可避免帶來機器設備的損壞；（3）技術規程的嚴格科學性， 同生產者本身文化技術的落後性和一味熱情蠻干產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諸多生產事故和殘廢品的發生。尤其是從1935年秋開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展開生產競賽以後，這些矛盾特別突現出來。可怕的是，面對這些矛盾和問題，不是以冷靜的科學態度，從經濟規律方面，從技術要求和操作規程上尋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錯誤，一味從政治上去追究「破壞者」和「人民的敵人」。
蘇聯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權而又缺乏監督的幹部任命制。這種制度造成各級幹部只對上級負責，為執行上級指令而很少顧及本單位、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也往往漠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這使官僚主義滋長蔓延；加上官職等級名錄制度賦予的特權，又使腐敗現象滋生發展。任職的無限期制以及長期的權力腐蝕，造成官場拉幫結派、裙帶風盛行，同時也帶來養尊處優、不思進取、意志消沉等等幹部作風問題。這種現象在30年代已經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會上，斯大林曾尖銳指出過黨內「由親近的人們結成的小家族，小團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類的現象（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
怎樣解決體制上造成的這些矛盾和問題？斯大林自然談不到從體制上去找原因。事實表明，他也不能從階級根源上去觀察問題，因為早在1936年修改憲法的講話中他已經宣布，「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頁。）當時，他更不可能正確認識人民內部和敵我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包圍」。在他看來，在蘇維埃國家只有間諜暗害分子的「陰謀破壞」。他說：「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我們這里就會有外國代理人派遣到我們後方的暗害分子、間諜、破壞分子和殺人兇手。」（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頁。）無疑，他指出的這種現象是一種嚴酷存在的事實，但他無限擴大了這些事實，而且也把這種無限擴大的事實僅僅同國外的和黨內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聯系起來，同時又無限地擴大了對他們的斗爭。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會主義越接近勝利，階級斗爭越趨尖銳的理論誤區，就使他對經濟模式和政治體制本身帶來的困難和矛盾，只能訴諸不間斷的清洗和嚴酷的打擊，從此來尋找出路。
3. 戰爭危險的逼近和對「第五縱隊」的擔憂
如果說上述兩方面是斯大林進行「大清洗」的基本動因的話，那麼，這里所談的則是他發動1937～1938年「大清洗」的較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執政後，在20年代幾乎不間斷地進行了一連串的斗爭，而且採取的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手段。1923～1929年間進行的三次黨內斗爭姑且不說，從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會上和黨內就進行了多次殺伐和清洗，擇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爭：反「右傾」之後進行了清黨運動（1929～1931年），揭露了所謂「拯救烏克蘭聯盟」案、「烏克蘭青年聯合會」案（1930年春）和「勞動農民黨」案（1930年），進行了「工業黨」審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發了食品供應系統的特務組織破壞案（1930年秋），還舉行了「孟什維克中央聯盟局」審判案（1931年）；同時，在黨內又先後揭露了所謂瑟爾佐夫—洛米納澤「反黨集團」案（1930年），以柳京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聯盟」案（1932年）。這期間，在社會上進行的重大斗爭，還包括集體化運動中的驅趕「富農」（1929～1931年），和緊接其後的征糧運動（1932～1933年），以及意識形態「大轉變」過程中在文學藝術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進行的一連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這些斗爭，打擊面大都波及甚廣，在黨內和社會上直接傷害並牽連了大量無辜。
經過1933～1934年一度緩和，基洛夫被暗殺案又帶來風雲驟變，使社會政治生活進一步緊張。從1935～1936年起，接連進行了一連串逮捕、審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針對克里姆林宮工作人員的「克里姆林宮」案（1935年1～4月），打擊少年犯罪和社會不良分子的斗爭，檢查黨證運動，以及在一些地區重新對反蘇分子或富農家庭進行的流放等等。所有這些，又在黨內外打擊了一大片幹部和群眾，這就在國內形成了極為緊張的社會政在國內社會政治氣氛不斷緊張的同時，1936年的國際政治舞台也風雲四起，開始出現戰爭烏雲。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變中尋求同德、意妥協，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棄遏製法西斯侵略的綏靖政策直接相關。蘇聯領導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變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前景變得黯淡，便由對西班牙的不幹涉政策，轉而變為積極支持共和派的政策。這樣，戰爭的烏雲便開始濃密起來。在這種形勢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識到，在國內從黨內到黨外，「異己勢力」強大，深恐從最上層各反對派頭目到最底層反對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歷次社會政治運動遭到打擊的形形色色人員，在戰爭環境中聯起手來，結成「第五縱隊」，對政權構成嚴重威脅。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講到過的法國政府反對派克列孟梭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顧德國人打到離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奪取政府權力的事（註：《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頁。），就不寒而慄。因此，一旦戰爭威脅來臨，他便下定了進行「大清洗」的決心。這從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幾乎在蘇聯改變對西班牙政策的同時，斯大林於1936年9月25日與同在索契休養的日丹諾夫，聯名向莫斯科發回一封被認為是發出「大清洗」信號的重要電報——以葉若夫代替雅戈達出任國家安全局局長。這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被史學家看作絕非「偶然的巧合」：顯然，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戰爭前夕，消滅在他看來是潛在的「第五縱隊」。（註：〔俄〕B.п.德米特連柯主編：《20 世紀俄羅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頁。）
對於「第五縱隊」的擔憂，也為莫洛托夫所證實。這位斯大林的親密戰友直到晚年都堅持認為，我們「幸虧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戰時才沒有出現第五縱隊」。（註：〔蘇〕《莫洛托夫秘談錄——與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頁。）可見，斯大林這一發動「大清洗」的意圖，在莫洛托夫心中是紮根很深的。
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說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導因，又是復雜而具體的，可以說，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運動的台階
我國過去出版的蘇聯史著作，在講到「大清洗」的原因時，大多基本上只講基洛夫被殺事件；在敘述「大清洗」事件過程時，一般也只講述莫斯科的三次公開審判。這是蘇聯檔案揭密以前，對於「大清洗」的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
1937～1938年「大清洗」之發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還有各種具體的導因，而基洛夫被殺案只是走向鎮壓的導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審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運動的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們在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第一、第二次大審判可以說是整個「大清洗」的輿論准備和戰前動員，第三次大審判則已處在整個「大清洗」的尾聲階段。因此，它們只是作為「大清洗」中肅清三個主要反對派頭目的戰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戰役則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間發生的。這樣看來，「大清洗」運動作為蘇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國史學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認識的。
聯共（布）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殺。經過蘇聯史學界和近年俄羅斯史學界多方研究，目前學術界居主導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集團策劃的集團謀殺，也不是一直受到懷疑的斯大林策劃的謀殺，而是帶有某種偶然性的個人謀殺事件。（註：〔俄〕B.п. 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3頁。 ）但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強鎮壓，消滅原反對派和一切對他路線不滿者，成了推動「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則是俄羅斯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看法。（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142（？）頁。 ）在得知基洛夫被殺幾個鍾頭後，斯大林親筆給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草擬了一個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決議，隨後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該決議規定，偵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內完成，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付被告；不考慮對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請；極刑判決宣布以後立即執行。（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 庫，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頁。）這項法令意味著完全拋棄了起碼應有的訴訟程序，也放棄了以前規定的對死刑的必要監督。這項法規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廣泛應用。
基洛夫被殺案很快被斯大林納入了指控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軌道。他明確指示，要「到季諾維也夫分子當中去尋找兇手」。（註：〔蘇〕《蘇共中央公報》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寧格勒判處直接被指控組織謀殺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蘇聯內務部特別會議審理了「列寧格勒薩法羅夫、扎盧茨基等反革命季諾維也夫集團案」。該案包括黨、政、工會和經濟界活動家，共77人，被判處各種不同期限的監禁和流放。（註：〔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頁。）一禮拜後，即1月16 日，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為「列寧格勒中心」的領導機構，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別被判處5～10年徒刑。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後，聯共（布）中央又給各地黨組織下達了一封密信，題為《關於同基洛夫同志被兇殘殺害相關事件的後果》。密信馬上斷定，謀殺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捲入的一個陰謀，號召在黨內追究一切與托、季有牽連的人員及其同情者。經過對季、加步步審訊逼供，到1935年以後，所有反對派參加者都被指控參與恐怖活動或同該活動有染。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黨的歷史上還存在過其他各種反黨集團，他列舉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右傾派」和「左右雜俎派」。並且指示，所有這些派別都應該是追查的對象。於是，各地方組織便把懷疑的目標對准了所有在各個不同時期反對過斯大林領導並發表過不同意見的共產黨員。
在有關基洛夫被殺的官方說詞中，彷彿謀殺是由一個持假黨證的人潛入基洛夫辦公地點所進行的一次行凶。於是在斯大林的倡議下，便掀起了一場檢查黨證運動。
這場運動始於1935年5月，迄於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項檢查黨證及其登錄卡片真偽的工作，實際上是以審查黨員、換發黨證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黨運動。運動由以葉若夫為首的中央幹部總管理局領導，並由內務部協同行動。一些黨員經審查被開除出黨後，接著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領導對葉若夫有關運動結果的總結表示不滿，又延長了運動期限。運動的結果，審查了81％的黨員。其中9％被開除出黨。（註：〔俄〕B.п.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9頁。）中央預計驅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計劃沒有完成，因為只有被開除黨員總數的3％屬於這個集團。這表明，實際存在的托、 季分子並不像中央估計的那樣多，但中央領導認為，這是因為各地方黨組織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針的貫徹執行。
檢查黨證運動除收集了大量詆毀黨員的檔案材料外，肅反人員又將被開除者逐一登記造冊，立案偵查，其中許多人被以各種借口逮捕。據葉若夫向中央全會的報告，依據不完全資料，到1935年12月1日，與被開除黨籍相關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發出了上百個「敵對組織和集團」；（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 庫，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頁。）在檢查黨證過程中沒收黨證幾乎達25萬張。（註：〔蘇〕奧?赫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148頁。）這樣，通過這次運動， 安全機關就在手裡實際上掌握了各個不同的時期在各種問題上對「總路線」有所異議的所有黨員的材料：這些黨員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機關拿在手裡，何時扣上只是時機問題了。同時，中央領導在運動中也掌握了各地組織及其領導人對其方針的各種態度。這就為日後開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備和鋪墊。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過了一項懲治叛國分子家屬的法令，4月頒布了准許判處12歲以上兒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過了對任何叛逃國外的蘇聯公民判處死刑的法令，而對任何知情不報者則處以監禁。這樣，通過收集有關各類具有潛在反對派情緒的材料（主要是被開除黨籍者），通過偵查各地黨政領導人對中央採取消極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緒的情況，通過強化政治案件的律條，加上1935年秋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以後工礦企業事故連續不斷，追究「破壞分子」、「怠工行為」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而這時國際局勢的緊張又使蘇聯領導人越發對聯合民主國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問號——所有這些情況，就使蘇聯最高領導人最後作出了邁向「大清洗」的決策。
「大清洗」運動的進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書記處向各地組織下達了聯共（布）中央《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恐怖活動》的密信，以此揭開了「大清洗」運動的序幕。密信以通過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為根據，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結，實施恐怖活動的「事實」，在審判前已經把他們「罪行」的結論昭告全黨。接著，在1936年8月19～24 日進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對「托——季反蘇聯合中心」案的審判，只是個過場和形式而已。這個案件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理，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審判。所有被告都承認不僅是信念上，而且行動上同身處國外的托洛茨基有聯系，並參加了對基洛夫的謀殺，還陰謀殺害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他們還供認，其他前反對派成員——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達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謝列布里亞柯夫等，都參加了反革命陰謀。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槍決。
如果說上述聯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黨內對「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動員的話，那麼，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則是對蘇聯全社會所做的一次大動員。這次審判確認了托、季陰謀存在的事實，而從這一點又成了輿論動員的出發點。在這次公開審判期間或其後，全國上下舉行了成千上萬的各種群眾集會，一齊聲討托——季陰謀，並作出決議，誓同「陰謀分子」斗爭到底。這對造成既成事實，發動輿論、動員社會，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達為首的內務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對派與殺害基洛夫聯系起來是牽強附會的，而將這一謀殺案同「右傾」反對派掛起鉤來，更是捕風捉影。因此，在雅戈達內務部方面，力圖限制這次審判的政治後果。他們把這一與黨的幹部根本不相乾的「暴徒謀殺」，歸結為一場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們看來，審判舉行了，案犯懲治了，代表一個不大的托——季集團的敵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結，不能再讓事態進一步擴大。但在「托——季反蘇聯合中心」案的審理過程中已在干擾內務部工作的葉若夫，卻力圖擴大被告 范圍，對那些被懷疑抵制中央指令的黨內幹部和經濟管理人員施行打擊。斯大林在以雅戈達內務部為一方，以葉若夫為另一方的這場爭執中，明確地站在後者一邊。
恰在這期間，在1936年9月23日，克麥羅沃礦區連續發生爆炸。正在索契休養的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借機於9月25 日給莫斯科發回一封聯名電報，電文說：「我們認為，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部人民委員之職是絕對必要和緊急的事情。雅戈達明顯不能勝任揭露托——季集團的任務。國家保衛局在這件事情上已經遲延了四年。」（註：〔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第33頁。）目前從現有檔案中尚無法知道這個重大任免事項，經由政治局委員表決沒有（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庫，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頁。），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岡諾維奇立即形成文件，於9月30日完成，則是一清二楚的。
對葉若夫這一任命，進一步為「大清洗」提供了組織保證。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奧爾忠尼啟澤，因和卡岡諾維奇保持著友誼關系，並在某種程度上同雅戈達的內務部有著某種默契，因而阻滯了大規模的清洗。但9月底對葉若夫的任命，打破了這種平衡。（註：〔英〕E.A.里斯：《斯大林主義與蘇聯的鐵路運輸（1928～1941）， 倫敦、 紐約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

⑤ 中國建國後有那些關於法律法制司法方面是仿製蘇聯法律系統的，詳細闡述

前蘇聯法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影響是全面和深刻的。我國1954年憲法的制定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以前蘇聯1936年憲法為藍本制定的。在起草討論憲法時，毛澤東給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開具的參考書就包括前蘇聯的歷部憲法，並強調每個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都要熟讀前蘇聯憲法。劉少奇在1954年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就明確指出：我們所走過的道路就是蘇聯走過的道路。憲法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規定就是根據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的經驗，並參照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規定的。比較我國1954年憲法和前蘇聯1936年憲法，就會清楚地看到兩個憲法和從憲法體制到憲法規定的政權體系是多麼的相同。憲法都有序言性的宣告，規定社會制度的原則作為總綱的內容。（註：前蘇聯憲法為「社會結構」。）有類似的關於公民權利和義務的規定。規定全國人民代表機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由它產生最高行政機關，管理國家行政事務，但要對它負責，向它報告工作。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設立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相似。行政機關有廣泛的管理社會職能，設有眾多的部委。最高權力機關產生法院和檢察院，它們都不是象西方國家那樣的司法獨立機構，而要對權力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可見，國家政權體制和法律機構的設立，完全是根據蘇聯模式建立的。在立法中，大量的前蘇聯法律制度被引進。重視土地法、婚姻法、刑事法律方面的立法。經濟法的概念被接受。在司法方面，關於法院的設置和上下級法院的關系，人民陪審員制度，審判的組織、刑事審判原則、審判程序也都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設立獨立的檢察機關並賦予法律監督職權，就完全是照搬前蘇聯的檢察制度。前蘇聯法制被運用到中國法制建設從理論到實踐的各個方面，不勝枚舉。如果說50年代中國法制建設，特別是法學理論被「蘇聯化」了，是毫不誇張的。
在法律思想和法學教育方面，前蘇聯的影響更為強烈。法學教育的空白從一開始就由蘇聯模式全面填補並相襲不變。以維辛斯基為代表的前蘇聯法學家關於法律的基本概念和理論，特別是他關於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是法律最基本特徵的觀點得到極為推崇，被中國法學家奉為最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法的解釋。全面照搬移植前蘇聯法學，在法學教育建立之初就明確地提出了這一方針，1953年教育部推出統一法學課程規定法學院（系）開設的課程是：蘇聯國家與法權史、蘇聯國家法、蘇聯刑法、土地法與集體農庄法、人民民主國家法、中國與蘇聯法院組織法、中國與蘇聯民事訴訟法、中國與蘇聯勞動法、中國與蘇聯行政法、中國與蘇聯財政法。（註：（湯能松等著：《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律教育發展史略》，第485～486頁。）從這套教學課程看出，完全是以蘇聯法律作為中國法學教學的內容，根本沒有中國法的內容。整個50、60年代，大學法學教科書基本是前蘇聯教科書的版本，課程設置是按前蘇聯的模式，課堂上講授的是前蘇聯法學理論，不僅在教材和課程的設計上照搬前蘇聯模式，就是大學、研究所、教研室的設置和教學計劃，授課方式，也無不以前蘇聯為楷模。為了移植引進前蘇聯的法學教學經驗，中國領導人請前蘇聯專家按前蘇聯模式建立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全套模擬模擬的前蘇聯法學教學在中國起著示範作用

⑥ 歐盟和蘇聯這兩個聯邦的性質有什麼不同

首先，歐盟是聯盟，不是聯邦。聯盟是一個組織不是一個國家，國家要求有領導人，最高行政權，最高權力結構，和最高司法機構，有國防和外交權力。歐盟不具備這些條件。歐盟的主席是輪流做的，沒有任何強制力，歐盟總部不能管理各國政府，任免官員。歐盟的議會和法院的決定和判決要各國議會和法院批准才能執行，不批准屁都不是。最後歐盟沒有對外代表成員國的國防和外交能力。也就是說，歐盟的成員國有獨立的外交和國防，更有自己獨立最高領導人，獨立的政府機關，最高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這些最高領導人，政府，最高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不受歐盟的領導和管理，是獨立的。

其次，蘇聯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有最高領導人，最高權力結構和最高司法機關，外交方面蘇聯外交部是唯一外交機關，國防方面蘇聯國防軍是唯一的軍隊。

最後，蘇聯和歐盟都是一些加盟國家組成的團體，但是蘇聯是國家，歐盟是聯盟。
蘇聯最高領導人是全蘇聯所有加盟共和國選舉的代表選舉出來的（理論上是這樣的）。歐盟的主席是輪流做的。
蘇聯最高蘇維埃是最高權力接管，做出的任何決定所有加盟共和國都必須執行。歐洲議會做出的決定，要各國議會通過才能執行，不通過就不執行。
蘇聯政府是蘇聯的最高政府機關，管理所有加盟共和國政府，任免官員等等，歐盟總部沒有權利任免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級政府官員，更不能管理這些國家的政府。
蘇聯法院的判決是最高判決，各加盟共和國必須執行。歐盟法院目前還在建立種，而且他只負責調解一些爭端，判決要加盟國法院認可有的還需要議會投票通過才能執行。
蘇聯政府外交部負責對外外交。各加盟共和國沒有外交權。歐盟各國有自己獨立的外交權和外交政策。歐盟負責外交官員主要工作是協調各國關系和歐盟和其他國際組織的關系。不針對其他單獨國家。
蘇聯唯一的軍隊是蘇聯國防軍。歐盟各國有自己獨立的國防軍隊，不受歐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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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穩固的話當然是蘇聯更穩固，當然如果外部敵對勢力太強大就沒法穩固了，這個沒法說，歐盟存在一定程度符合美國利益，所以美國不反對。如果這個聯盟威脅到美國利益，美國想拆散歐盟，很簡單幾天時間就行，比弄蘇聯簡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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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美國也是聯邦制國家，是世界上聯邦制國家的典型代表，你可以自己對比下歐盟和美國的區別。就知道為啥歐盟不是聯邦制國家了。

⑦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職權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主要職權為：①決定選舉蘇聯人民代表和批准選舉蘇聯人民代表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組成；②根據蘇聯總統的建議，成立和撤銷蘇聯各部及蘇聯其他中央國家管理機關；③根據蘇聯總統的提名批准任命總理，在會議中同意或者不接受蘇聯內閣成員候選人和蘇聯安全會議成員，同意解除上述人員的職務；④選舉蘇聯最高法院、蘇聯最高仲裁法院，任命蘇聯總檢察長，批准蘇聯檢察院院務委員會，任命蘇聯監察院主席；⑤定期聽取由它成立或選出的機關以及由它任命或選出的公職人員的工作報告；⑥保證蘇聯全境內法律協調的統一，確立蘇聯和加盟共和國立法原則；⑦在蘇聯許可權范圍內，對實施公民憲法權利、自由和義務的程序，所有制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的管理組織，財政預算制度，工資和價格構成、征稅、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的利用，以及其他關系進行立法調節；⑧解釋蘇聯法律；⑨規定共和國和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關的組織和活動總則，定社確會團體的法律地位原則；⑩提出蘇聯國家長遠計劃草案與蘇聯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重要計劃草案，供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批准蘇聯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計劃、蘇聯國家預算、監督計劃和預算執行情況，批准執行計劃和預算的總結報告，必要時對計劃和預算進行修改；⑪批准和廢除蘇聯的國際條約；⑫監督向外國提供國家借款、經濟援助和其他援助等工作，簽訂外國的貸款協定；⑬確定國防及保證國家安全方面的基本措施；在全國實行戰時狀態或緊急狀態；在必須履行有關共同防禦侵略的國際條約義務的情況下宣布戰爭狀態；?在履行有關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國際條約義務的情況下，作出動用蘇聯武裝力量人員的決定；⑭規定軍銜、外交官等級和其他專業職稱；⑮制定蘇聯的勛章和獎章，規定蘇聯的榮譽稱號；⑯發布全蘇大赦令；⑰廢除蘇聯內閣同蘇聯憲法和蘇聯法律相抵觸的文件；⑱廢除各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的同蘇聯憲法和蘇聯法律發生抵觸的決議和命令；⑲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休會時期，通過關於舉行蘇聯全民投票的決議；⑳解決除絕對由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處理的問題以外的應由蘇聯處理的其他問題。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蘇聯法律和決議不得與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和其他法令發生抵觸。

⑧ 蘇聯破壞法制現象得到糾正是在什麼時期

赫魯曉夫當政時期，蘇聯提出「加強法制」的口號，並採取實際措施，進行平反和恢復 名譽、整頓國家安全機關、健全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立法的工作。後來又廣泛建立人民志願 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等群眾組織，以協助國家機關維護社會秩序。
赫魯曉夫時期採取的這一系列措施，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人們知道，斯大林領導時期 的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就，但在工作中也犯有許 多嚴重的錯誤。其中之一，就是肅反擴大化，違反法制，冤枉了許多幹部和群眾。之所以發 生這樣的錯誤，有各方面的原因。當時在指導思想上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估計有錯誤，認為越 向社會主義前進，階級斗爭就越尖銳。負責肅反工作的國家安全機關，則權力過大，不受黨 和國家的監督，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應有職權受到限制和削弱。當時的立法對某些違法產 為的刑事責任規定得過嚴，許多重要立法又沒有及時修改和制定，因而不夠健全；所有這些 問題，在斯大林逝世之後，特別是在貝利亞垮台之後，便立即明顯地暴露出來。有些材料說， 當時「法院里堆放了幾百萬份上訴書，要求對仍被關在監獄和集中營里的人的案子重新進子 復查，或親屬要求為死者平反、恢復名譽。」 [1] 人們看到，在法制方面實行某些改革，已是勢在必行。
在這種情況下，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針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提出「加強法制」的口 號，並反復加以強調。1953年4月6日，在為「醫生案件」平反之時，《真理報》發表題為 《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制不可侵犯》的社論，譴責國家安全機關違反法制，濫用職權。1955年4月12日， 《真理報》又發表題為《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社論，指責貝利亞等人採用恐怖手段迫害無辜的人們，強調採取重大措施來加強法制。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進一步強調「加強法制」。他指責貝利亞企圖把國家安全機關「放在黨和政府之上」，並「造成目無法紀的專橫狀態」，宣稱「黨中央委員會過去和現在都很注意加強社會主義的法制」。 在強調「加強法制」的同時，赫魯曉夫等人採取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實際措施。
一、恢復名譽，釋放在押犯人
1.平反和恢復名譽
斯大林剛剛去世，「恢復名譽」的工作就已開始。1953年4月4日，內務部發表通告， 宣布為「醫生案件」平反。1954年，蘇共中央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專門從事恢復名譽的工 作。這個委員會在1954—1955年間為了千多人恢復了名譽。蘇共二十大以後，恢復名譽的 工作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她們對三十年代以來的所有案件都重新作了審查。1957年5月14 日，蘇聯副總檢察長庫德里雅夫采夫在接見美國學者時就說： 「過去二十五年來所有被判處 服刑的人的案件已經加以重新審查或者正在重新審查，其中包括那些已經釋放或去世的人的 案件，以便能夠完全恢復名譽。最高蘇維埃的一個特別委員會派代表駐在各個勞動改造所， 他們有充分的權力可以不必請示莫斯科便在當地恢復囚犯的名譽。」
2．大赦和提前釋放在押犯人
在乎反和恢復名譽的同時，蘇聯還集中地進行了三次大赦。第一次是1953年3月27日，對那些「對國家並不構成重大危險的罪犯」進行大赦。這次大赦，使大部分犯人，。其中包括因政治罪行被判刑五年以下的所有犯人都獲得釋放。第二次是1955年9月17日，大赦在衛國戰爭時期「由於膽小或覺悟不高而被誘惑同佔領者勾結的那些蘇聯公民」，規定對「由於在德國軍隊、警察和德國特種部隊中服務而被判刑的人，不問刑期長短，一律予以釋放」。第三次是在1957年11月2日，大赦「沒有對國家犯有重大罪行的罪犯」。
除大赦以外，還採取措施提前釋放在押犯人。如蘇聯最高蘇維埃1954年4月24日的法令規定，不滿18歲時犯罪的犯人在服完刑期l／3以上後可提前免除以後的刑罰或縮短他們的刑期。同年7月14日的法令規定，在押犯人服完刑期2／3以上後，可從監禁場所獲得假釋，或用其他較輕的懲罰措施來代替剝奪自由。
究竟釋放了多少在押犯人，蘇聯未曾公布數字。有人估計，僅三次大赦，就「使好幾百 萬人免除了刑罰」。 [2] 據前面提到的蘇聯副總檢察長1957年5月14日的談話說：蘇聯自斯大 林逝世以後(還不包括第三次大赦在內)，在押犯人已有70％以上被釋放，西伯利亞的勞動 營已有2／3被解散，目前政治犯所佔的比例還不到2％。 [3]
二、整頓國家安全機關
1．撤換幹部
從1953年到1955年，蘇聯先後處決了一批原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的高級幹部，共20多人。 這些人留下的重要職位，由赫魯曉夫委派新人接任。原有的一般幹部，也大都離開了國家 安全部門，年老的安排退休，年輕的下放基層做其他工作，另從黨團組織中選派大批人馬來 充實國家安全部門。謝列平在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就談到：」國家安全機關進行了改組， 機構大大縮減了，解除了一些非其本分的職能，消除了追求名利的分子。黨派了一支龐大的 黨的、蘇維埃的和共青團的工作者隊伍到這些機構去工作。」
2.限制職權
蘇聯內務部原本有許多司法特權。其中主要的是兩個：一個叫「特別會議」，一個叫「特 別程序」。內務部「特別會議」，是一個非訴訟的特別機構，根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 民委員會1934年11月5日的決議設立，它有權對被認為是「危害社會的人」實行逮捕，並處以流放、驅逐出境、監禁等等刑罰。內務部「特別會議」在各邊疆區和州還曾有過相應的機構——「三人小組」。1953年9月1日，蘇聯頒布法令撤消了內務部「特別會議」，並責成 法院調查這個機構過去所判處的案件，對被監禁的人加以釋放或減輕刑罰。此後，規定非經 法院判決，不得對犯有這樣那樣罪行的人採取任何刑罰措施。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1934年12月1日和1937年9月14日的決議還規定，對國事罪案件的 偵查和審理可以採用「特別程序」。其中規定：偵查在十日內終結；起訴書在法院開庭審理前 一晝夜送交被告人；審理案件無須當事人到庭；不準上訴；被判槍決者在判決後立即執行。 1956年4月19日，蘇聯頒布法令取消這種「特別程序」，規定對國事罪案件的偵查和審理也 應遵守正常程序。
3.調整機構
在蘇聯，國家安全機關時而獨立存在，時而隸屬於內務部。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把國家 安全部和內務部合並為內務部，由貝利亞任部長，權力非常集中。貝利亞垮台後，蘇聯重新 把內務部一分為二，於1954年3月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分開後的內 務部，變成一個只是維護社會治安的機構，權力大大縮小。1956年秋，各邊疆區和州的內務 部直屬局和民警局，被改組為統一的州(邊疆區)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執委會內務局，由內 務部和當時蘇維埃執委會實行雙重領導，不再象過去那樣只受內務部領導。這樣一來，便打破 了內務部自成體系的「獨立王國」，加強了黨政機關對內務系統的監督。1960年1月13日， 乾脆撤消了蘇聯內務部，將其職權轉交給各加盟共和國內務部。1962年8月30日，俄羅斯聯 邦把內務部改名為「社會治安部」，把各邊疆區和州的內務局改名為「社會治安局」。其他 加盟共和國的內務部及各邊疆區和州的內務局，隨後也相繼改了名。
至於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後來雖然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間諜特務組織，起秘 密警察的作用，但它的地位和職權仍然趕不上過去的蘇聯內務部。它必須接受黨和政府的領 導和監督，也不能包攬逮捕、偵查、審理、執行判決的司法全過程。它不再象過去那樣凌駕 於黨和國家之上。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任主席謝羅夫說過，在貝利亞事件之後，蘇聯「根本 改變了國家安全機關的狀況，結束了無法無天的局面」。 [4]
三、健全司法制度
1．恢復檢察機關的職權
在赫魯曉夫時期，檢察機關的地位和職權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檢察長的監督權雖然 在憲法上有所規定，但這種權力被削弱了。檢察機關對內務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監督，實 際上被取消了。甚至沒有一個規定檢察機關的權利和義務的全聯盟的立法文件；貝利亞事件 後，蘇聯領導人看到了這個問題，於1955年5月24日頒布了《蘇聯檢察長監督條例》。條例 規定了檢察機關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檢察工作的原則和方法，它規定檢察機關要對一切機關、 公職人員和蘇聯公民是否准確遵守法律實行監督。還專門規定要對國家安全機關的活動實行 監督， 「使任何一個公民不致被非法地和無根據地追究刑事責任，或在權利上受到非法的限 制」， 「使任何人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長批准，不受逮捕」。這一條例的頒布，提高了檢察 機關的威信，恢復並擴大了檢察機關的職權。
2.加強審判機關，擴大地方法院的權力
取消內務部「特別會議」，規定只有法院才能作出判決，這本身就是加強審判機關的重 要措施之一。此外，蘇聯還採取了其它許多措施。
第一，取消不必要的專門法院。1953年9月11日，蘇聯頒布法令撤消內務部隊的軍事法 庭。1957年2月12日，又撤消交通法院，將其職權劃為地方各級法院。
第二，在加盟共和國和州法院中設立主席團，以便按監督程序就地審理案件。1954年8 月14日頒布的法令，規定在自治共和國、邊疆區、州法院中設立主席團，從而「就有可能使 絕大多數案件都在州、邊疆區和自治共和國法院得到最後解決」。 [5]
第三，撤消蘇聯司法部和州司法局。1956年5月31日，頒布法令撤消蘇聯司法部，將其 職權分別轉交給加盟共和國司法部和蘇聯最高法院。1956年8月4日，又頒布法令撤消邊疆 區和州的司法局，授權邊疆區和州法院對人民法院的活動實行檢查和監督。
第四，明確蘇聯最高法院的職責。」57年2月12日頒布的《蘇聯最高法院條例》規定， 蘇聯最高法院有權對審判實踐中的問題作出指導性的解釋，有權按監督程序審理案件。但它 不象以前那樣可以審理一切案件，而只審理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作為第一審審理過的案 件。 [6] 所有這些措施，都加強了審判機關，擴大了地方法院的權力。
3．重建律師制度；
過去，律師的地位被削弱，權利受限制。律師往往由於為公民作辯護而遭到紀律制裁。 蘇共二十大以後，提高了律師的作用，允許律師參加犯罪偵查。1962年7月25日，俄羅斯聯 邦頒布《蘇俄律師協會條例》，規定了律師協會的組織形式和活動原則以及律師的權利和義務。
四、修改法令，完善立法
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對過去許多立法進行了審查，、有的予以取消，有的加以修改。其 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減輕輕微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一是加重打擊危險犯罪行為。與 此同時，又頒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令，特別是全聯盟的立法綱要。
1．修改法令，取消或減輕某些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令規定，要修改刑事立法，用行政處分和紀律處分來代替某些危 害性較小的犯罪行為所負的刑事責任，並減輕某些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根據這一精神，蘇 聯在幾年內修改了相當多的刑事法律，取消或減輕了某些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例如，取消了 孕婦墮胎的刑事責任，取消了擅自搭乘貨車的刑事責任，取消了關於售賣、交換、挪用設備 和材料的刑事責任。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1956年4月25日的法令，它規定取消職工對自動 離職和無正當理由而曠工的法律責任。同時，還廢除了關於集體農庄庄員來完成最低限額的 勞動日、城市職工逃避參加農業工作的動員等等所負的刑事責任。1956年9月1日，蘇聯部 長會議作出決議，從鐵路、海運、河運、民航工作人員紀律章程和《漁業監督工作章程》中 取消把逮捕作為處罰措施的規定。
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以後，蘇聯進一步強調對輕微違法行為採取預防和教育措施。謝列 平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就說，應當考慮讓社會團體「保釋那些誤入歧途而罪行較輕的人，以便 使他們有機會在集體中改過自新而不必服刑。」
2．制定法令，加重打擊危險犯罪行為
在減輕某些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的同時，他們通過修改和制定法令加重了對危險犯罪 行為的刑事責任，特別是擴大了死刑的適用范圍。關於死刑，蘇聯有一個從廢除到恢復乃至 擴大適用范圍的過程。1947年5月26日，曾頒布法令，規定在和平時期廢除死刑。1950年1 月12日，則頒布法令，允許對祖國叛徒、間諜和反革命破壞分子適用死刑，作為最高刑罰方 法。1954年4月30日，又頒布法令，把死刑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情節特別嚴重的殺人罪行。 1960年頒布的《蘇俄刑法典》，進一步擴大死刑的適用范圍，規定死刑可適用於「背叛祖國 罪、間諜活動罪、恐怖行為罪、武裝破壞罪、武裝伙匪罪」、 「情節特別嚴重的殺人罪」以 及「其他特別嚴重的犯罪」。
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以後的一、二年內，蘇聯的審判實踐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過去，他們對一切犯罪行為，包括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為都適用剝奪自由的刑罰；現在，則 對危險的犯罪行為也不適當地減輕刑罰，過於寬大。針對這種情況，蘇聯從1961年起陸續頒 布一系列法令，加重打擊危險的犯罪行為。例如，196l午5月5日頒布《關於加強同特別危 險的犯罪行為作斗爭》的法令，1961年7月1日頒布《關於加重破壞外匯管理規則的刑事責 任》的法令，1962年2月15日頒布《關於加重侵害民警人員和人民志願糾察隊員的生命、健 康和人格的行為的責任》和X關於加重強奸罪的刑事責任》的法令，1962年2月20日頒布 《關於加重賄賂行為的刑事責任》的法令，等等。根據上述一系列法令，俄羅斯聯邦最高蘇 維埃1962年7月25日通過《關於修改和補充<蘇俄刑法典)》的法律。這一法律進一步擴大 了死刑的適用范圍，增加了嚴重犯罪行為的概念，加重了許多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還新規 定了十一種罪行的刑事責任。
3.頒布一系列新的立法綱要
1957年2月11日，蘇聯頒布一項法律，修改1936年憲法第14條，將制定民法典、刑法典 和訴訟法典等等的許可權劃歸加盟共和國，全聯盟只負責制定各種立法綱要(，原則)。 1958年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一系列立法綱要，其中包括《刑事立法綱要》、《刑 事訴訟綱要》、《法院組織立法綱要》等等。當時的聯盟院法案委員會主席波利楊斯基作報 告說： 「現行的刑事立法綱要以及三十年前通過的其他許多刑事法律在許多方面都已過 時」，必須作「相應的修改」，目前這些法律的通過，「是蘇聯完善立法的一個「新的重要階 段」。
1961年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又通過許多立法綱要，其中包括《民事立法綱要》、《民 事訴訟綱要》。人們知道，制定新的民事立法已屬迫切需要。舊的民法典還是1922年制定的， 其中規定公民有權創設工商企業和成立股份公司，因此早已過時。這一年的12月14日，俄羅 斯聯邦司法部長在《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文章說，最近幾年對於蘇聯立法來說是「恢復青春 的年代」。
五、廣泛建立人民志願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
1．提出「國家職能轉交」論
1959年1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 「國家機關所履行的許多職能 應該逐漸過渡到由社會團體來履行。」其中特別說到： 「現在的問題是使維持社會秩序和社 會安全的職能，除了由民警機關、法院這些國家機關擔負外，同時也由社會團體來擔負」； 「社會主義社會要建立人民糾察隊、同志審判會以及諸如此類維持社會秩序的志願組織」； 「人民志願糾察隊應該負責維持本地社會秩序」，同志審判會「主要應當是防止各種違法行 為」， 「它不僅要審理生產問題，而且還要審理生活和道德問題，審理集體中的成員違背社 會秩序的不正當行為」。 此後，人民志願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便在蘇聯各地廣泛建立起來。
2．廣泛建立人民志願糾察隊
蘇共二十大前後，蘇聯一些城市曾出現一些由工會和共青團建立起來的群眾性團體，參 咖維護社會秩序的工作。共青團建立的這種組織，有的叫「糾察隊」，有的叫「共青團巡邏 隊」，有的叫「民警協助隊」。工會建立的這種組織，有的叫「工人民警隊」，有的叫「人 民糾察隊」。
蘇共二十一大以後，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在1959年3月2日作出《關於勞動人民參 加維護國家和社會秩序》的決議，決定「在企業、建築單位、運輸單位、機關，國營農場、集 體農庄、學校和街道建立維護社會秩序的人民志願糾察隊」並批准了《人民志願糾察隊暫行 條例》。決議和條例規定：人民志願糾察隊的基本任務是「維護社會秩序」，它要在所負責的 地區內「巡邏、抽查、布崗、值班」；糾察隊員「由進步的工人、職員、集體農庄庄員、學 生和退休人員」組成，區(市)要設立指揮部。 [7]
根據決議和條例的規定，各地開始大批建立人民志願糾察隊。到1960年7月，莫斯科已建立 起將近二千個人民志願糾察隊，擁有隊員將近九萬人；俄羅斯聯邦組織的人民志願糾察隊，擁 有隊員一百三十萬人。 [8] 到1964年，俄羅斯聯邦的人民志願糾察隊員擴大到近四百萬人； [9] 莫 斯科的人民志願糾察隊發展到三千個，隊員擴大到二十四萬人； [10] 斯維爾德洛夫州也有人民 志願糾察隊二千一百個，擁有隊員二十三萬六千人。 [11]
3.廣泛建立同志審判會
同志審判會這種組織，在斯大林時期就有，但建立得不普遍，其職權也不太明確。1961 年7月3日，俄羅斯聯邦批准了《同志審判會條例》。條例規定：同志審判會在五十人以上 的企業、機關、團體、學校、街道、集體農庄、農村居民點建立，它的主要工作是「預防違 法行為和對社會有害的行為，用說服和社會制裁的方法來教育人們，建立一個不容許任何反 社會行為的環境」。同志審判會有權審理下列案件，違反勞動紀律，酗酒鬧事，不尊重婦 女，不履行教育子女的責任，不尊敬父母，公民之間五十盧布以下的財產糾紛，不引起刑事責 任的其他反社會行為，等等。同志審判會有權採取下列制裁措施：責成犯錯誤者向受害人和 集體公開道歉，給犯錯誤者以警告、輿論遣責、社會申斥，處以十盧布以下的罰款，建議單位 領導對犯錯誤者調任低報酬工作或降職，責成犯錯誤者賠償五十盧布以下的損失費，等等。 [12] 此後，同志審判會便在各地普遍建立起來。到1964年，俄羅斯聯邦建立起同志審判會九 萬個， [13] 斯維爾德洛夫州也建立起五千多個。 [14]
赫魯曉夫原來設想，通過廣泛吸收勞動人民參加維護社會秩序，使每一個公民都感到自 己是一位民警，從而可以消滅犯罪現象，實現「國家消亡」。然而這是不現實的。盡管人民 志願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能起某些積極的作用，但它們並沒有也決不能 消滅犯罪現象。而且，由於這些組織本身成份不純，許多成員自己就違法亂紀、胡作非為， 加之不少組織紀律鬆散，活動流於形式，因此很難起到官方文件上所規定的那種有效作用； 總的說來，赫魯曉夫時期在法制方面實行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得到多數人的 擁護。這或許是赫魯曉夫時期所有各種改革中最有成效的一項。但這種改革畢竟是有限的， 不徹底的，而且是充滿矛盾的。。例如，一旦出現危及自己統治地位的群眾事件，赫魯曉夫就 兇相畢露，不惜動用軍隊進行鎮壓。1956年3月在喬治亞首府第比利斯爆發的群眾示威， 1959年8月在捷米爾塔烏卡拉干達冶金企業發生的工人罷工以及隨後引起的群眾示威，1962年 6月在羅斯托夫發生的群眾示威，都遭到血腥的鎮壓，死傷了不少人。這看來是赫魯曉夫時期 的政治體制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⑨ 俄羅斯憲法法院有啥職能其簡介有啥

俄羅斯憲法法院在俄羅斯憲政制度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是俄羅斯憲政制度的體現。普京在慶祝2004年12月12日全俄憲法日上的講話稱：憲法法院是憲法的捍衛者，保護者和解釋者，對憲法法院的重要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的確，作為憲法的監督機關的憲法法院，為俄羅斯憲政制度的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對轉型國家的憲政制度建設有著極好的示範作用。

一、俄羅斯憲法法院的產生

俄羅斯聯邦的憲法法院，產生於蘇聯解體前夕。1990年12月5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經激烈爭論， 通過了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修訂案的法律。該法律為憲法法院制度在俄羅斯聯邦的形成和啟動奠定了最初的法律基礎。1991年5月16日， 最高蘇維埃通過了俄羅斯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法院法。1991年7月12日， 聯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對此法的修正案。這些重要法律為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組建與運行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據。同年12月29-30日，俄羅斯聯邦第五次人代會選舉產生13名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俄羅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憲法監督機構－－憲法法院正式誕生。 憲法法院是俄羅斯聯邦政治體制中的一個嶄新事物，它的建立和活動在俄羅斯聯邦紛亂復雜的政治轉型進程格外令人矚目。1991年12月，該法院剛剛成立，便受理了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案件，即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1991年819事變後下令禁共是否符合憲法的案件。 當時，36位人民代表向剛剛問世的聯邦憲法法院提出起訴，要求審議葉利欽總統關於中止蘇共和俄共活動並沒收其財產的三項命令是否符合憲法。葉利欽為防止共產黨東山再起，授意人民代表、憲法委員會責任秘書向憲法法院提出了關於承認蘇共違反憲法進而證明俄羅斯聯邦總統命令符合憲法的另一起訴，變被告為原告。 1992年5月6日，憲法法院正式宣布受理此案，26日正式開庭。在聽取了雙方陳述之後，憲法法院決定將兩個起訴合並為一個案件進行審理。此後，經過40多天的休庭准備，憲法法院重新開庭後舉行了52次聽證會，傳喚了46位證人，聽取了16位專家發言，最後在2 名法官持有異議的情況下作出裁決。同年11月30日，佐爾金院長在長達20分鍾的時間內宣讀了一份折中的判決書。它裁定：葉利欽總統令禁止蘇共和俄共中央的活動是符合憲法的，但是對俄共地方活動限制和沒收地方財產是違反憲法的；總統方面提出的關於蘇共本身不合法的訴訟，因蘇共已經瓦解，因而不予繼續審理。 當時俄羅斯聯邦政治形勢十分復雜、各派力量之間的斗爭異常激烈、國家面臨蘇聯解體後新一輪解體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憲法法院的裁決應當說比較巧妙和得體，既考慮到了各方的政治利益，又注意到了社會情緒。從法律上講亦無重大缺陷，絕大多數法官表現出了很強的法律素養。有人甚至認為，這場「世紀性審判「搞得天衣無縫，簡直就無懈可擊。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和佐爾金院長本人的聲望由此大振。

然而，1992-1993年間，佐爾金領導的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主要是佐爾金本人，逐漸捲入了葉利欽總統與議會之間的政治權力沖突，陷入了深刻的危機。在調解總統與議會的權力糾紛時，佐爾金越來越明顯地站到了反對總統的議會反對派一邊，葉利欽總統對此十分不滿。1993年10月，葉利欽以武力方式驅散了議會反對派，然後以全民公決方式通過了由他主持制定的新憲法。佐爾金在巨大壓力下被迫辭職。

新憲法通過並立即生效後，如何根據憲法規定建立憲法法院的問題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 1994年6月24日， 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通過了聯邦憲法性法律《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7月12日， 聯邦委員會批准了該法。7月21日，葉利欽總統簽署頒布了此法。 隨後不久，俄羅斯聯邦總統和議會即開始按照新憲法規定的程序，組建新的聯邦憲法法院。經過不到一年時間，俄羅斯聯邦新的憲法法院組建完成。到1998年底，該院已經對俄羅斯聯邦許多法律文件是否符合憲法的問題進行了審理，並且對許多涉及憲法和憲法職權的爭議問題進行了調解，甚至還對葉利欽是否有資格在2000年爭取連任俄羅斯聯邦總統作出了否定的裁決。這個裁決使得任何人想超過2屆連任總統成為不可能。這樣，包括普京在內的未來總統也不可能用修改憲法方式，達到連任總統的目的。可以肯定地說，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已經重新運轉起來，它的獨立地位和專業素質，越來越被社會各界所肯定。

二、法官的資格限制與院長的主要職權

目前的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由19名法官共同組成。他們是由聯邦委員會依據聯邦總統的提名而任命產生的。根據憲法法院法規定，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年齡不得小於40歲，同時還必須受過高等法學教育，擁有15年以上的專業工齡，並且要在法律界享有良好的聲譽。 當聯邦總統按照憲法規定考慮憲法法院法官人選時，俄羅斯聯邦議會上下兩院成員（議員）、聯邦各主體的立法權力機關和最高司法權力機關、俄羅斯聯邦的法律主管部門、全俄法學家聯合會、法律科研和教學機關，都有權向總統提出預備性人選，供其參考。俄聯邦總統將他所確定的憲法法院法官候選人名單提交到聯邦委員會，聯邦委員會必須對總統提出的候選人進行逐一審議，並要就每一位候選人進行秘密表決。獲得半數以上支持票的候選人即為當選。

與總統、議會不同的是，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本身沒有任期。無論是俄羅斯聯邦憲法還是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都沒有這方面的規定。但是，憲法法院法規定了法官的任期。每一位法官的任期最多不得超出12年，並且，同一人不得兩次擔任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如果聯邦憲法法院某位法官已經任職期滿，而接替他的法官沒有任命或者他參與審理的案件沒有結案，該法官可以繼續行使其職權，直到新法官任職或案件結案為止。當憲法法院法官職位出現空缺時，聯邦總統必須在一個月內提出新的法官候選人，供聯邦委員會討論。

根據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憲法法院的法官享有相當穩定、比較獨立而又可靠的法律地位。其主要表現是：憲法法院法官不得被隨意撤換，其人身不受侵犯，所有法官的權利一律平等，任何機關不得干預憲法法官的訴訟活動，不得因法官在憲法法院開會時所作的發言以及憲法法院所作的決定而追究其責任，包括法官任職期滿之後。此外，憲法法院法官還享有聯邦法律專門為他們規定的各種特殊福利待遇和安全保障措施。 根據權力分立與制衡以及權利與義務相互統一的原則，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同時也對憲法法院法官的任職條件作出了某些限制。這些限制包括：憲法法院法官不得成為議員，不得擔任或保留任何國家職務或社會職務，不得從事私人經營活動、企業活動和其他有酬活動。憲法法官可以像在西方國家一樣，自由地從事教學、科研和其他創作活動，但這些活動不得妨礙憲法法院法官的職責。 像西方多數國家一樣，俄羅斯聯邦遵循國際慣例，以法律形式規定，憲法法院法官作為普通公民，有權在選舉和公決時以自由投票方式自由表達其意志，但不得在法院、仲裁法庭或其他機構從事辯護活動或擔任代理人，同時規定，憲法法院法官無權為任何人提供涉及權利或義務的辯護。更重要的是，憲法法院法官不得參加政黨和社會政治運動，不得從事政治性的宣傳和鼓動，不得參加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自治機關的競選活動。當憲法法院法官利用媒體發表言論，或當眾發表講話時，他們無權就憲法法院可能受理、正在研究或者已經受理但未裁決的問題表明自己的見解。

像其他所有法官一樣，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官的職權也可以中止。按照有關規定，中止憲法法院法官的條件主要有兩點：其一，憲法法院同意將其逮捕或追究其刑事責任；其二，該法官本人因健康狀況不能繼續履行職能。憲法法院中止法官職權，必須以憲法法院決定的方式辦理手續。被中止職權的法官，不得參加憲法法院的會議，也無權向國家權力機關或組織、社會團體、官員和公民發送正式文件，或向這些機構和個人索取其他任何文件與材料。但是，法律所規定的憲法法院法官的工資待遇和相應的物質保障，予以保留，並要在中止其職權的理由消失後，由憲法院予以恢復。 憲法法院法官的職權還可以提前停止。停止憲法法院法官職權的主要條件是：（一）該法官的任命違背了法定程序；（二）該法官本人申請辭職；（三）該法官喪失了國籍；（四）該法官被法院判為有罪；（五）其行為有損於法官的榮譽和尊嚴；（六）憲法法院發出警告後仍繼續兼任與法官職務不相容的職務，或從事法官不得從事的活動；（七）在沒有正當理由情況下兩次缺席憲法法院會議或拒絕投票；（八）失蹤或死亡。另外，由於健康狀況和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職責一次超過10個月者，也可以停止職權。對此種情況，憲法法院也須作出正式決定，並要呈報總統和聯邦委員會，作為憲法法院職務空缺的證明。因違反任命程序、或從事有辱法官尊嚴和名譽的活動而停止憲法法院法官職權，則須由議會上院依據憲法法院的建議辦理相關手續。 憲法法院的建議則須有2／3以上的法官表示贊成，方為通過。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設有院長、副院長和秘書官。院長、副院長和秘書官均從憲法法院法官中選舉產生，獲得多數票者即為當選，任期3年。可以連選連任。如果提前解除某法官擔任的上述職務， 需要有憲法法院5名以上的法官提出動議，並要獲得2／3以上法官的支持。 如果上述職務空缺，必須在兩個月內進行新的選舉。 根據俄聯邦憲法法院法，憲法法院院長的職權主要是：領導、籌備、主持和召集憲法法院全體會議；將應在全體會議和各庭會議上審議的問題提交憲法法院討論；同國家機關和組織、社會團體發生關系時代表憲法法院並根據其授權發表聲明；對憲法法院機關實行總的領導；將憲法法院秘書處和其他下屬機構的領導人選及秘書處條例及機關編製表提交憲法法院批准。憲法法院副院長的主要職責是，根據院長委託，行使院長的某些職權。當憲法法院院長不能履行其職責時，副院長代理其職責。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秘書官地位很高，不是一般的書記員。當憲法法院院長出缺而副院長不能代理其職務時，則由秘書官代理。屆時，憲法法院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法官代理秘書官職務。如果出現任職時間相同的情況，最年長者代理秘書官職務。憲法法院秘書官的主要職責是：對憲法法院的機關工作實行直接領導；在組織上保障憲法法院會議的籌備和召開；將憲法法院的決定通知有關機關、組織、個人，並向憲法法院通報其執行情況；為憲法法院提供信息保障。

三、憲法法院的主要職權與活動原則

按照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有關規定，憲法法院是司法審判機關，是通過憲法訴訟活動、獨立行使司法權力而進行憲法監督的機關。俄羅斯理論界認為，聯邦憲法法院的活動依據是「以捍衛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為基礎的憲法制度「，它的活動目的則是要在俄羅斯聯邦全境保障俄羅斯聯邦憲法的最高地位和直接效力。

根據俄羅斯聯邦憲法和憲法法院法，憲法法院的主要職權表現為如下七大方面：

其一，審理聯邦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聯邦憲法的案件。這些文件包括：聯邦法律；聯邦總統命令和指令、聯邦政府頒布的規范性文件；各共和國憲法和各聯邦主體憲章；各共和國和各聯邦主體就聯邦國家權力機關管轄的問題、聯邦國家權力機關與聯邦主體國家權力共同管轄的問題所頒布的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文件；聯邦國家權力機關與聯邦主體之間以及各聯邦主體相互之間的條約；俄羅斯聯邦已簽署但尚未生效的國際條約。

其二，解決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許可權糾紛。其中包括：聯邦國家權力機關的許可權糾紛；聯邦國家權力機關與聯邦各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許可權糾紛；各聯邦主體內部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許可權糾紛。

其三，根據俄羅斯聯邦公民的投訴和法院的詢問，對具體案件中適用或者應予適用的法律是否符合俄羅斯聯邦憲法進行審查。

其四，對俄羅斯聯邦的憲法進行解釋。

其五，對指控俄羅斯聯邦總統叛國或者犯有其他重大罪行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作出結論。

其六，就俄羅斯聯邦憲法劃歸憲法法院管轄的問題，向國家杜馬提出立法動議。

最後，行使俄羅斯聯邦憲法、俄羅斯聯邦條約、俄羅斯聯邦憲法性法律、聯邦國家權力機關與聯邦主體關於劃分管轄對象與許可權的條約所賦予的其他職權。

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只設兩個法庭，一個由10名法官組成，另一個由9名法官。 每個法庭的具體構成以抽簽方式確定，任期均為3年。憲法法院院長、 副院長不得同時成為同一法庭的成員。憲法法院審理案件，既可由兩庭聯合開庭，亦可由各庭單獨開庭。聯合開庭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各聯邦各主體的憲章是否符合俄羅斯聯邦憲法；對聯邦憲法進行解釋；對指控總統叛國或犯有其他重大罪行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作出結論；通過憲法法院公告；提出法律議案。除了這些問題外，其他各種問題均由憲法法院兩法庭單獨予以審理。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開展憲法訴訟活動，必須遵循如下基本原則：即獨立性、集體性、公開性、連續性、辯論性和平等性原則。

獨立性首先是指法官獨立，法官在行使其職權時，只遵循聯邦憲法和憲法法院法。另一方面，法官在活動中只作為個人發表意見，而不能代替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政黨和運動，也不能代表國家的、社會的和其他的企業、機構與組織、官員和國家實體、地區實體、民族集團和社會群體；憲法法院的決定和其他文件只能反映法官們符合憲法並且不帶政治傾向的法律立場；法官在排除外來干擾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他們無權就憲法法院預先研究和正在審議的問題徵求或得到任何指示。

集體性一方面是指憲法法院法官必須集體審理案件和問題並作出相應決定，另一方面是指只有參與案件庭審的法官才能作出決定。至於憲法法院的決定通過程序，有關法律規定：兩院聯合開庭時，作出決定必須獲得不少於全院法官總數2／3的多數票；每個法庭單獨開庭時，作出決定必須不少於該法庭3／4的多數票。在確定法官人數時，對案件實行迴避的法官和職權被暫時中止的法官不予計算。

公開性是指所有案件的審理都必須公開進行。只有在聯邦法律作出特別規定的情況下，憲法法院才能秘密開庭。但無論公開開庭和秘密開庭，憲法法院的決定都要公諸於眾。

連續性是指憲法法院審理任何案件，都有必須保持不間斷性，只有訴訟參與人為准備進一步調查以消除妨礙法庭審理正常進行所必須的間斷除外。為實現和保證案件審理的連續性，無論在聯合開庭審理的案件裁決之前或是在聽證會推遲舉行之前，憲法法院都不得聯合開庭審理其他案件。同樣，任何一個法庭也不得在各自審理的案件裁決前或在聽證會推遲前開庭審理屬其管轄的其他案件。

辯論性和平等性是指憲法法院開庭時，訴訟雙方都有聯邦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同樣權利和機會。雙方在相互辯論的基礎上闡述各自的立場，捍衛各自的利益。

四、憲法法院訴訟活動的基本要求和裁決的執行

現行的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對憲法法院進行訴訟的程序，尤其是訴訟參與人的權利和義務、憲法法院的裁決方式及其效力等問題，有著非常明確和具體的規定。譬如，憲法法院收到起訴後，必須在一個月內召開全體會議，首先作出聯合開庭還是單獨開庭的決定。憲法法院有權將涉及同一對象的投訴合並為一個案件。 憲法法院在研究起訴和准備聽證時，有權向相關方面和個人提出要求，諸如提供規范性文件和其他法律文件原件、提供證件及其復印件、提供卷宗、案卷和其他材料，進行檢驗、研究和鑒定，確認某種狀態，吸收專家參與案件調查，作出解釋，提供咨詢和職業意見，等等。這些要求所涉及的機關、組織和個人，都必須予以執行。如果憲法法院本身沒有作出其他規定，對上述問題的答復必須在收到要求後一個月內報送憲法法院。國家機關和組織履行上述要求支出的費用，自行承擔。其他組織和個人的開支，按法律規定程序，由聯邦預算予以補償。無論拒絕還是迴避審理和執行上述要求，或者違反審理和執行上述要求的期限，有意加以曲解，都要追究法律責任。

同普通訴訟一樣，俄羅斯聯邦法律規定，憲法法院訴訟參與人也包括訴訟雙方及其代理人、證人、專家和翻譯人員等。根據法律規定，這里所說的訴訟雙方范圍很廣，主要是指向憲法法院起訴的機關或個人；頒布或簽署的法律文件是否符合憲法需要予以審查的機關或官員；發生許可權爭議的國家權力機關。 至於訴訟雙方的代理人，法律規定不得超過3人。 因職務關系可以擔任憲法訴訟代理人的有：簽署起訴書的機關領導人、頒布有爭議的法律文件或參與許可權糾紛的機關領導人、簽署了有爭議的法律文件的官員、議會兩院中發生質詢的議員。此外，法律特別規定，律師或擁有法學學位、其授權得到相應文件確認者，亦可成為此種訴訟的代理人。訴訟雙方在訴訟中都有權了解案件材料，闡述自己對案件的立場，向其他訴訟參與人提問。同時，雙方也都有義務應法院傳喚到庭、翻譯和回答問題。但是，不到庭不妨礙憲法法院對案件的審理。 與普通法院審判一樣，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訴訟中也實行迴避制度。訴訟雙方都有權要求法官迴避。但法官只有在法律規定的下述情況下，才可退出對案件的審理：其一，法官因職務關系過去曾經參與成為審理對象的法令的通過；其二，法官的客觀性因其與參與訴訟的一方代理人有親屬或夫婦關系而受到懷疑。

為保證憲法訴訟的公正性和嚴肅性，俄羅斯聯邦法律還規定，憲法法院開庭時，必須首先宣布立案的理由和依據，陳明問題的實質、已經掌握的材料和為准備案件審理所採取的措施。開庭後，必須允許其他到庭法官向報告案情的法官提問，聽取訴訟雙方的全部陳述，允許雙方相互提問。庭審必須進行記錄和速記。訴訟雙方都有權了解記錄和速記稿，並可加註意見。庭長和法官報告人必須共同研究加註的意見，必要時可請加註者參與研究。對法庭記錄和速記稿的意見以及確認其准確與否的決定，都應附入記錄和速記稿。 為保證憲法訴訟具有純粹的法律性而不是政治性，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特別規定：訴訟雙方及其代理人不得在憲法法院發表政治性聲明和宣言，不許對國家機關、社會團體、訴訟參與人、官員和公民使用侮辱性語言。當法庭所進行的法院調查結束時，法官要聽取訴訟雙方的最後發言。發言者不得引用憲法法院未予調查的文件和材料。如果憲法法院認為有必要進行補充調查，它可在雙方最後發言的過程中作出恢復案件審理的決定。補充調查結束後，訴訟雙方還可作最後陳述，但只能針對新的情況和證據。如果在開庭過程中出現了撤消訴訟的理由，憲法法院有權停止該案的訴訟。

按照規定，當憲法法院需要對它審理的案件作出決定時，只能採取逐個點名徵求法官意見的方式公開表態。任何法官都沒有權利棄權或迴避表態。法庭庭長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最後發言。一般情況下，得到多數法官贊同的決定即為通過。關於規范性法律文件、國家權力機關的協定、尚未生效的俄羅斯聯邦國際條約是否符合憲法的問題，如果表決時票數相等，有爭議的文件即可視為符合憲法。 憲法法院就任何問題作出的任何裁決，都必須由參加表決的全體法官簽字。不同意該決定的法官，有權以書面形式闡述自己的特殊意見。此意見須歸入案件材料並與憲法法院決定一道公開發表。簽署後的憲法法院決定，首先要在法庭上全文宣讀，然後應於兩周內送達憲法法院法官、訴訟雙方、聯邦總統、國家杜馬、聯邦政府、人權全權代表、聯邦最高法院、高等仲裁法院、聯邦總檢察長、聯邦司法部長，也可送達其他國家機關和組織、社會團體、官員和個人。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不得上訴，一經公布，立即生效，無需其他機關和官員予以確認。它的法律效力，不因違反憲法的文件重新通過而失效。如果憲法法院決定本身未就執行期限作出專門規定，該決定應在發表或正式文本送達後立即執行。不執行、拖延或阻撓執行該決定，依法追究責任。根據起訴者和該決定接收者的請求進行解釋的權利，僅屬於聯邦憲法法院。

俄羅斯憲法法院的裁決書開始必須寫明：「以俄羅斯聯邦的名義裁決如下」的字樣。憲法法院的裁決會應及時刊登到俄羅斯國家報紙和刊物上，以便全體國民掌握和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