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最高法院大選
① 美國大選是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
是間接選舉。
因為美國選舉總統時首先由選民選出總統選舉人，再由總統選舉人選出總統。由於選民在推舉選舉人時，已經明確表示選某一總統候選人的選舉人，因此，美國總統雖為間接選舉。
選民在大選日投票時，不僅要在總統候選人當中選擇，而且要選出代表50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的538名選舉人，以組成選舉人團。當選的選舉人必須宣誓在選舉人團投票時把票投給在該州獲勝的候選人。因此大選結果通常在大選投票日當天便可根據各州選舉結果算出。
(1)聯邦最高法院大選擴展閱讀:
美國大選投票日是11月首個星期一的翌日（也即11月2日－11月8日之間的星期二）。由於美國橫跨6個時區，且有些州跨時區，因此，各州、甚至同一州的東西部投票開始和結束時間都有所差別。
位於美國東北部的新罕布希爾州兩個小鎮美國東部時間00:00（北京時間13:00）開始投票。最晚投票的是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約於半天之後（北京時間次日凌晨）開始投票。
各地投票站一般開放12個小時。美東部時間18:00（北京時間次日07:00），印第安納州大部分地區和肯塔基州東半部最早結束投票。美東部時間次日00:00時（北京時間次日13:00），阿拉斯加州最晚結束投票。
各地計票結果可在投票站關閉後開始宣布。全國性初步投票結果一般在東部時間22:00時（北京時間次日11:00）後產生。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美國總統選舉
② 巴雷特大法官提名
當地時間9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宣布，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現年48歲的巴雷特被視為一名立場傾向保守的法官。
艾米·巴雷特一位來自美國南部的48歲白人女性法官，巴雷特1972年1月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是家中長女。其父親曾是石油公司的律師。
白宮公布的簡歷顯示，巴雷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從聖母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在母校擔任法學教授，主攻憲法解釋學。她於2017年獲特朗普提名出任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在短短4年之內，巴雷特完成了從法學教授到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再到獲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職業生涯「三級跳」。
(2)聯邦最高法院大選擴展閱讀：
美聯社分析稱，巴雷特與前白宮法律顧問麥克加恩是校友，在特朗普上任之初獲後者推薦成為潛在的聯邦法官人選。當時她在全國范圍內幾乎沒有知名度。但巴雷特在2017年出席聯邦法官提名聽證會上冷靜應對尖銳問題的表現，引起了特朗普的注意。
《紐約時報》指出，如果巴雷特的提名獲得通過，她將成為美國歷史上第115位大法官，也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的第5位女性大法官。
巴雷特信奉天主教，反對墮胎。她和丈夫傑西·巴雷特育有5個子女，最小的孩子患有唐氏綜合症。同時他們還收養了兩名來自海地的非裔兒童。
關於墮胎權問題，巴雷特曾表示，自己不認為墮胎或墮胎權會改變，但與之相關的一些限制會改變。「問題是最高法院願意讓各州在限制墮胎方面有多少自由」。
《華爾街郵報》評價巴雷特是一位「極度保守的法學家」。該報認為，巴雷特的過往觀點表明，她進入最高法院後可能會投票支持進一步限制墮胎權。
在上世紀90年代末，巴雷特曾擔任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助理。斯卡利亞素有美國保守主義法律運動的「旗手」之稱。巴雷特則視斯卡利亞為「導師」。
美國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將有6人為保守派。因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為終身制，因此《今日美國報》表示，這將使保守派在醫療保健等問題上占據數十年的主導地位。
中國新聞網—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提名
③ 美國眾議院與聯邦最高法院的主要區別是
很想回答這一問題，也算盡到知乎一份子的義務。曾經對美國憲政很感興趣，主要是對國會參議院和聯邦最高法院兩大機構非常著迷。條文上的區別可查閱美國憲法或者網路，我想回答作為立法分支在政治上具有意義或指標性的區別。
第一，議員的來源和選區：美國眾議院現共435席，基於各州的人口劃分選區，並定期參照人口普查結果重劃選區，鑒於很多州實在人口稀少，甚至未達到推舉1名眾議員的選民基數，法律依然保障至少每州有1名代表，如地理位置不佳的阿拉斯加州或者小州佛蒙特州，以符合眾議院之名。建國之初，美國國父們最初想設置單獨一院制，但很快發現眾議院似乎是基於人數上的民主，人口較少的聯邦州將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有了兩院制議會；美國參議院現共100席，每州均分2席，參議院（Senate）承襲「元老院（Senatus）」之名，其實遠比元老院或者英國上議院更具有政治上的制衡力。雖然目前參議員已經普選產生，但是與早期通過州議會選出相一致，他們既是州代表，也是選民的代表。
第二，議員的特質和任期：眾議院議員任期為2年，服務小選區選民，特別在大州尤其明顯，加州馬林郡（Marin County）就能夠單獨選出一名聯邦眾議員。眾議員天生就是人民的喉舌，所以任期很短，以便最大程度與選區民意一致，加之小選區選民對議員要求較高，議員要乾的活要做的事反而多，身為婦產科醫師的羅恩·保羅（Ron Paul）眾議員就是經營選區頗為得力，甚至重劃選區亦不受影響因而先後連任20多年的絕佳例子；參議院議員任期為6年，天然的州代表，服務全州選民，出身屬性或者學歷背景往往好於眾議員，由於任期長（6年，甚至長於一屆總統任期），兩位代表又互不競爭，因而較為穩定，很多想提出自己立法見解或者政治理念的人物更樂於在寬松的參議院提供服務，例如被譽為「參議院雄獅」的肯尼迪總統胞弟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任職馬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長達47年之久（這一席位的前任正是肯尼迪總統本人），並成功推動了諸如《民權法案》、《選舉權法》、《美國殘疾人保護法》以及《家庭與醫療假法》等影響頗為深遠的立法案。
第三，立法與制衡：眾議院是天生的立法機構，體現民意和黨派政治，議員隨民意而動，歸屬於各自的黨派立場，眾議員個人作用有限，很難獨立影響立法議程，但仍有義務通過議事規則替所在選區爭取權益。眾議院是稅案的發源地，因為美國建國者認為稅收與民眾的切身利益相關，因此只有眾議院能夠首唱稅案（就是加、減稅的事只能由眾議院發起，參議院不能首先提出）；參議院，華盛頓總統告訴傑斐遜是想讓眾議院的「咖啡」涼下來的東東，眾議院隨民意而倒，也很麻煩，知道二戰的德國和現在的台灣嗎？民粹有時候很危險的，但卻能吸引一時的選票和輿論，像把雙刃劍，面對煽風點火的人，參議院的作用就體現了。由於參議院的學院派特質，加之議員的任期頗有保障，自身機構穩定（每2年僅重新選舉三分之一的席位），所以應對狂民情緒的時候就是眾議院的橡皮檫了。與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略有不同，出於對聯邦內各州的禮遇，參議員能夠充分保障其發言權，就是參議員想不吃飯不停地說也是可以的，無論是否有聽眾。最有名的例子是瑟蒙德（Strom Thurmond）參議員通過24小時的發言仍然沒能阻擋《1957年民權法案》以及2013年保羅（Rand Paul）參議員通過13小時的發言阻止布倫南出任中情局局長。雖然奧巴馬總統在任內削弱了單個參議員阻擋議案的權力，但是很多任命和立法仍然需要60票的程序性支持（記住不是半數，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武裝商船案爆發之後仍然需要67票，直至1975年民權法案年代被壓縮為60票）才能依靠終結辯論結束參議員的拉布戰術。其實美國建國者的初衷正是這種低效率，他們希望在參議院給少數派和學者們留有空間和尊嚴（哪怕是碩果僅存的），同時也看到民主並不是民主的全部，有時人民也並不總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參議院建立的基石正在於這種民主的悖論。參議院也擁有眾議院不具備的某些權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可能體現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上，總統擁有提名權，而參議院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2017年特朗普總統命令共和黨人修改了議事規則，目前確認最高法院大法官只需要簡單多數51票），總統和參議院共同屬意的人選將獲得司法分支中最重要的9個終身制席位之一。
第四，未來和出路：眾議院議員一般在結束代表生涯後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呵呵，民間才是眾議員的樂土，少數幸運兒成為參議院的辯手；參議院則是行政和司法分支的人才庫，看看佛蒙特州桑德斯參議員、德州克魯茲參議員和佛羅里達州盧比奧參議員的抱負就知道了，別忘了奧巴馬總統和拜登副總統也曾經是聯邦參議員。參議院也為最高法院輸送了不少傑出人物，他們在參議院任內信奉的立法理念也影響著司法對於公平正義的理解，有機會可以去看看雨果-布萊克（Hugo Black）大法官的傳記，還有舍曼·明頓（Sherman Minton）大法官的。
最後希望我的回答對你有所幫助，謝謝。
④ 美國大選情況怎麼樣了
在美國歷史上還從未出現過不承認選舉結果的情況。因為在美國選舉程序之下，並非是由一方承認或者否認選舉委員會的結果來確認的。最終結果涉及到美國國會，還可能會涉及到最高法院。
美國大選結果的確認是一個復雜的程序，這個程序保障了若出現爭議時，基本都會解決。
選民選舉選舉人，這是第一個階段，雖然能夠基本確認大選結果，但是並非最終的結果。通常爭議也是出現在這一階段，一方對於單個州的計票提出異議，解決爭議的關鍵就是依據選舉規則或者重新計票，或者訴訟。
比如2000年的大選，戈爾與小布希就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問題出現爭議，最終最高法院支持了小布希，不在重新計票。如果採用重新計票，那麼將會隨著計票方法的該變，結果也可能將會改變，那麼對於美國憲政體制所代來的沖擊是非常大的。戈爾認清事實，最終選擇妥協，尊重最高裁決，這也間接尊重了大選的結果。
第二個階段是選舉人投票後的計票確認階段。如果通常對於一個州的選舉人團票存在爭議。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會兩院會對爭議進行審議和表決。不過這也可能存在另外一個情況，兩院表決不一致的情況可能會使得結果陷入危機。不過由於各州大多採取了「贏者同吃」的結果，所以選舉人投票基本不會出現爭議。
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選舉人團票爭議的時候，在1876年大選，佛羅里達州的選舉人團票存在爭議。參眾兩院為了避免危機出現將皮球推給了一個按照黨派劃分的15人專門審議委員會。若兩院對審議委員會的建議結果表決，若兩院表決不一致，那麼由審議委員會的決定為准。最後8比7，將佛羅里達州的選舉人團票判給了共和黨候選人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這其實也是政治妥協的結果，1877共和黨聯邦政府宣布從南方三州撤出聯邦軍隊，同事共和黨方面放棄了三州的執政地位，由民主黨主導重建工作。
美國大選有爭議，也有程序和法律，解決爭議的最終結果是雙方達成某種政治妥協，而各種審議和裁決的過程也就是談判的過程。雖然是選總統，但是候選人還必須依託背後的政治勢力，若候選人不依不饒不尋求妥協，不示弱，那麼也會被本黨所放棄。
⑤ 2000年的美國大選，戈爾惜敗給布希，但法院最終是通過投票的方式把總統判給了布希，而且媒體甚至稱此
在布希訴戈爾案（Bush v. Gore）中，12月12日美國最高法院以7票對2票決定重新點算選票的過程違憲，因為選票重點沒有在佛羅里達州全州展開，5票對4票決定佛州必須在期限之前完成全州統一標準的計票，由於截止期限距離判決當時僅剩兩個小時，對此佛州只得放棄人工計票。
戈爾對法庭的判決表示強烈不滿，但是「為了我們人民的團結與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讓步」，接受有關裁決。選舉結束後由美國多家媒體主辦的選票重點結果顯示，即使最高法庭決定重新點算選票，布希仍然會贏得佛羅里達州的勝利，但若採用人工方式點算選票，則戈爾有可能獲勝。
美國總統選舉由選舉人票決定當選人，因此戈爾雖然贏得較多普選票，但仍由獲得較多選舉人票的小布希當選總統。
佛羅里達州選票爭議
美國各州之選票設計不同。本次選舉不少州份兩黨得票接近，幾乎在所有兩大黨票數接近的州都有廢票認定問題。在此次選舉中，廢票認定問題在佛羅里達州尤為突出。
該州的選舉結果可以左右總統選舉的結果。佛羅里達州的『蝴蝶式對開選票』設計會使選民因圈選錯位而選錯候選人，有意投給戈爾的選民可能因而誤投給改革黨的保守派帕特·布坎南。
投票結果顯示布希領先戈爾不到2000票，並且六百萬張海外選票尚未計算。因雙方選票數差距太小，佛羅里達州法律要求進行一次自動機器計票。在第一次重新計票後，布希的領先優勢減少為不到1000票。
民主黨陣營認為有希望扭轉局面，便以佛州的選票設計誤導了選民為由，要求對幾個郡進行一次人工點票。
共和黨陣營在11月11日向佛州南部的聯邦地區法院提出訴訟，要求禁止棕櫚灘等幾個郡的人工點票，但是被聯邦法官駁回。之後，佛州州務卿、共和黨人哈里斯根據佛州選舉法限令兩天內，也就是在11月15日之前必須呈交選票結果，否則選票全部作廢。民主黨陣營開始提出訴訟，要求延遲點票結果。
但是，佛州地方法院法官拒絕了民主黨陣營的要求，把決定權交給佛州州務卿哈利絲（共和黨），州務卿拒絕接受未完成的人工點票結果，但是又被佛州最高法院阻止。佛州最高法院同意人工點票，並且宣布佛州選舉結果的時間延期到11月26日。
總的來說，雙方先是對簿佛州最高法院，當法院做出有利於戈爾的判決後，布希不服並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先是把案子返回佛州最高法院進行重審，在佛州最高法院再次支持戈爾後，它才開始介入，並做出最終判決。
布希陣營的律師指出，佛州的人工重新點票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因為有的機器點票，有的人手點票不公平。戈爾陣營的律師則要求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佛州最高法院判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2月12日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數推翻了佛州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求佛州在12月18日選舉人團投票之前完成全州用統一的標准計票，同時並未延長必須在選舉人團投票的六天前完成點票的截止日期，即距離判決當時僅剩兩個小時，對此佛州只得放棄人工計票。
事後依各黨候選人在州內的平均得票計算，納德在佛州幾個綠黨得票率奇高的郡中，獲得如此高得票率的概率低得異乎尋常，足見誤投的問題的確存在。
藍色為阿爾·戈爾
紅色為喬治·沃克·布希
(5)聯邦最高法院大選擴展閱讀：
本次選舉特色
在本次選舉的開票過程中，各大電視網有志一同地在美國行政區劃圖上以紅色代表共和黨確定勝選的州，藍色代表民主黨，而白色代表結果未定。
由於開票爭議持續數天，各大電視網也播出此圖數天，是為美國媒體首次大規模以此種方式呈現選舉結果，其後並沿用至今。
⑥ 美國大選的選票問題！
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十一月第一個星期一以後的星期二是投票日。五十個州和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選民共同參與，進行間接選舉。
美國憲法規定，大選採用「選舉人團制」，即首先由選民投票，選出「總統選舉人」；然後由選舉人投票，獲得半數以上選舉人票的候選人，當選為總統。
選舉人由各州按照州議會所定方式選派。其數目等於該州在國會的參、眾議員總數。根據法律規定，參議員、眾議員、聯邦公職人員不得成為選舉人。
因為選舉人必須向選民保證，支持某位候選人。所以，當一個州的多數選民投票支持某一候選人時，那個州的「總統選舉人」就必然要支持本州選民的決定。這就形成了一個重要的選舉規則：「勝者通吃」。即任何一個州，哪個候選人獲得多數選民票，即獲得該州的全部選舉人票。
隨後，總統選舉人於十二月第二個星期三以後的第一個星期一，集於各州首府，選舉總統和副總統。
選舉人票的數量，體現州權平等原則，根據各州在國會的議員數量而定。例如，每個州都在國會有兩名參議員和至少一名眾議員，所以，任何州都至少有三票。但人口多的大州，除了這三票以外，眾議員人數越多，選舉人票數也就越多。一九六一年，美國憲法修正案批准華盛頓特區可以像州一樣有總統選舉人。
這樣，美國國會有一百名參議員、四百三十五名眾議員，加上華盛頓特區的三票，總統選舉人票總共就是五百三十八票。
在「勝者通吃」的選舉人團制度下，選民票和選舉人票是兩個不同概念。獲得多數選舉人票的候選人才能當選。
如果沒有人獲得多數選舉人票，則由眾議院按照一州一票的原則，對獲得選舉人票數位居前三的候選人進行表決。各州的投票必須得到多數眾議員的認可。得絕對多數票，即至少二十六票的候選人，當選為總統。一八二四年大選中，亞當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當選的。
此外，解決選舉紛爭還有其他辦法。一八七六年的糾紛由國會成立選舉委員會投票解決，二000年則由聯邦最高法院投票解決，兩次選舉最終都以一票定江山。
⑦ 美國聯邦制的權利機構。總統怎樣選舉誰掌握司法全最高法院大法官由誰提名
美國實行總統制，總統選舉每四年舉行一次。總統選舉的程序分為預選、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總統候選人競選、全國選民投票選出總統「選舉人」和「選舉人」成立選舉人團正式選舉總統5個階段進行，整個程序需耗費近一年的時間。預選通常在大選年的2月份開始進行，6月份結束。其間，各政黨登記參加總統競選的人將為獲得黨內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而展開競爭。預選的另一項任務是各黨推選出各州出席本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預選通常從美國東北部的小州新罕布希爾州開始進行。預選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由各黨從基層選區開始，自下而上逐級選出出席縣、州和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另一種是由各黨的選民在同一天到投票站秘密投票，分別選舉各自支持的總統候選人，然後根據各候選人的得票比例確定該州參加各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人數。由於第二種方式比較正規，在近幾屆總統大選中，絕大部分州採用這一方式。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般在7、8月份舉行，其主要任務是確定該黨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並通過黨的競選綱領。全國代表大會之後，總統競選便正式拉開帷幕。這一過程一般要持續8至9周。在此期間，各黨的總統候選人要耗費巨資，穿梭於全國各地，通過廣告大戰、發表競選演說、會見選民、召開記者招待會以及進行公開辯論等多種形式，闡述其對國內外事務的政策主張，以贏得選民對自己的信任，爭取選票。全國選民投票是在選舉年1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一後的第一個星期二舉行。全國選民投票日也叫總統大選日。由於美國總統選舉實行選舉人團制度，因此總統大選日實際上是選舉代表選民的「選舉人」。真正的總統選舉則是在12月第二個星期三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一舉行（今年是12月13日）。屆時，各州被推選出的「選舉人」將前往各州的首府進行投票，最終選舉出總統。當選總統將於次年1月20日宣誓就職。另外，在總統大選日，選民還要在聯邦范圍內進行參議院和眾議院選舉。根據美國1787年憲法，兩院議員由各州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參議院有議員100名，任期6年，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眾議院議員435名，任期兩年，期滿後全部改選。
司法權屬於聯邦各級法院，法院負責審查法律。
美國總統提名並終身任職的是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每個總統可以在上任時任命一個首席大法官，也可以不提名，沿用之前的。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終身任職，總是差不多有十幾個。
⑧ 美國哪個總統是法院判決老不什還是小不什
是老布希。
影響美國25大案(24):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2008-03-28 14:11:29網友評論 8 條 點擊查看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上演了一場好萊塢經典大片式的悲喜劇。經過36天的總統難產之後，最後一錘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選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與法治的平衡 一個永恆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派的裁決受到了自由派的廣泛批評和質疑。有人嘲笑說，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了小布希兩次票：一次在11月大選中，一次在12月的裁決中。批評主要集中在司法對政治的干預和對民主原則的違反。
在美國，選舉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根據美國「偉大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留下的憲政遺產，法院一般不應介入政治問題。但人民的選舉權乃是人民的一項根本的憲法權利，當整個問題涉及人民的選舉權時，法院是否應該介入？如果按照沃倫法院在著名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Carr）中確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應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定，各州議員選區劃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公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法律問題，因此法院有權干預。）但問題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稱，奉行司法克制哲學，它的介入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因此，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次大選「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總統大選爭議的先例，打破了美國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神話」。
這個評論可能過於絕對，因為這里涉及到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拋開黨派政治因素不談，如果認為60年代沃倫法院對貝克案的判決是正當的司法干預，有助於美國民主制度完善，那麼同樣道理，也很難說大選案不是正當的司法干預、不有助於美國大選政治的穩定，因為按傳統的標准，兩者分別涉及州議員的選區和總統選舉的地方選票問題，都是不適合聯邦司法解決的地方政治問題，因此不能因為是開明派的干預就說是正當，保守派的干預就是越權。（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審理布希訴戈爾案之前，超過70%的被訪問者[包括小布希和戈爾陣營的人]認為最高法院是解決選舉糾紛最值得信賴的機構，並且能夠對案件作出公平判決。最高法院判決後第二天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80%的民眾准備接受小布希為他們的總統。）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兩，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人工計票決定在先，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後。一位美國教授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過是對佛羅里達高院「非法」的反擊。如果在原則上認可佛羅里達高院司法干預的合法性，就很難不贊成聯邦最高法院干預的合理性，因為總統選舉人的產生顯然與憲法及聯邦法律密切相關。（國內知名美國憲政學者張千帆教授也認為：「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法院是否應該干預，而是究竟哪個法院應該干預，並且其決定應被作為最終決定而獲得尊重。」他認為佛羅里達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適合。摘自《論美國總統大選的憲政問題》，原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4期第415頁。）唯一可以指責的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張限制聯邦權力，強調限制平等保護條款的適用范圍，突出保護各州的權力，而它在大選案上的態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這次選舉糾紛處理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顯而易見。州務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時還是共和黨在佛羅里達競選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因為這次選票爭議，她一時成為全國性人物，在2002年美國國會選舉中順利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與棕櫚灘等縣選舉委員會之間的選舉法許可權之爭，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對哈里斯決定的兩次否定，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的涇渭分明，都顯示出黨派意志的較量。為此，《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爾先生（Mr.Gore）為美國人民挨了一槍子兒。這打在美國人民胸口的一槍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們出於政治的動機裁定布希為總統。」不過，所有這些政治較量都限於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沒有背離法律本身。討論這一司法大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純粹的法律之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黨派之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如果我們接受丘吉爾的看法，承認民主只是與獨裁之間選擇中的一種「兩害之間取其輕」的制度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同樣也應該接受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見解：「就所涉及的社會方方面面而言，與人壽保險和自由主義本身一樣，法治只是從惡劣環境中尋求的最佳結果」，因此，實在沒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獨立應該理解為一種制度上的獨立，即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黨派而存在，理解為對法律的忠誠而非黨派政治的順從。法官並不完全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超凡脫俗之輩，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受各種思潮觀念滲透和影響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學，它們構成了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官只存在於書生的法律王國之中。
那麼，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的決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決定」呢？似乎很難十分肯定，這從判決書中五花八門的意見中可窺一斑。這個判決書一共分成六個部門，一個多數意見，一個附合意見，四個不同意見，其中只有一個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餘三個不同意見都是雙重異議。
裁定佛羅里達高院的做法違憲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兩位開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蘇特。他們認為，佛羅里達人工重新計票一案的確涉及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問題，憲法明確規定由各州議會制定產生總統選舉人的方式和程序，並給予選民的投票權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由於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未能提供一個「符合聯邦憲法最低要求的」統一的計票標准，同樣的選票會得到「不平等的衡量」。這里的問題不是人工計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計票的不同標準是否損害憲法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但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評家看來非常荒唐可笑，因為佛羅里達一共有67個縣，有著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著統一的計票標准，只能是根據各縣不同的選票形式和投票方式來決定選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決本身並沒有下令停止人工計票。像美國任何一個上訴法院一樣，最高法院只專注於原審法院作出判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聯邦憲法和法律，從而保證審判沒有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它只是將案件發回，要求佛羅里達高院重審，並作出與最高法院法院意見相符合的決定。顯然，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它作出判決的時間（12日晚上10點）離它認為合法的選票統計截至時間（12日）只剩下兩個小時，這實際上斷絕了佛羅里達高院採取任何補救行動的可能性，也斷絕了戈爾的最終希望。這種做法似有「不誠實」（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卻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選擇，因為它可以辯稱，它只是對法律程序而非總統選舉問題作出了其許可權范圍內的判決。此外，確認12月12日為截止日期的並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羅里達議會根據聯邦有關法律制訂的選舉法確定的。
布雷耶和蘇特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雖然在人工計票案具有憲法性的問題上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但他們認為聯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時間，而應該允許佛羅里達建立統一的計票標准，並在12月18日選舉團投票前完成人工計票即可。他們的這一異議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兩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異議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針對多數派大法官的說法——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改寫了佛羅里達的法律，史蒂文斯認為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不過是解讀州立法機構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國憲政實踐的傳統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義時州最高法院的有關決定是最終裁決，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介入。在結論中，他甚至上綱上線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於對執法者的信心。時間會有一天癒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是肯定：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才是今年總統選舉的贏家，但確定輸家卻顯而易見，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無私的守護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黨人福特總統任命的，一向被認為是傾向共和黨的保守派，但這次卻成為堅決反對最高法院決定的異議者。顯然，保守派和開明派的分類並不十分准確，同時也說明指責最高法院這一決定完全受黨派利益支配，根據並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異議主要強調不應該質疑佛羅里達高院對州法的解釋，它並沒有改寫法律。
在所有的異議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最為突出，因為他從根本上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來，除了布雷耶外，其餘的大法官都認為佛羅里達選票爭議是可以由司法管轄的，分歧只在於是由州還是由聯邦司法管轄。
盡管最高法院最終進行了干預，但實際上這一干預相當勉強。在法院意見書的結尾部份多數派大法官不得不這樣表白：「沒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員更明了司法權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憲法的設計——通過他們的立法機關讓人民並由政治來選擇總統——方面沒有人比本院更堅定。但是，當訴訟雙方啟用訴訟程序後，我們就必須處理訴訟中的聯邦以及憲法問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很難說保守派大法官因為黨派利益改變了他們司法克制觀念。因為，正是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強調，應由佛羅里達議會而不是州最高法院處理整個選舉事宜。他們還指責州最高法院在審理整個案子時不是在解釋州法，而是在重新創制州法。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亞和湯馬斯3人在支持裁決的附加意見中指出：按照佛羅里達法律，只有那些標記清楚的選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允許人工計算標記不清選票的作法違反了佛羅里達的立法。本來。這雖然只涉及到佛羅里達內部的分權問題，但本案涉及的卻是總統選舉這一事關聯邦的大事，屬於憲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因此，他們才不厭其煩地從法理上說明，在選票匯總上報的截至日期和所謂「合法選票」（legal voter）問題上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如何違反了佛羅里達有關選舉的法律和憲法第2條。其次，從技術可行性上說，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計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決意見書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通過對總統選舉問題的憲法史考察，他強調，布希訴戈爾案涉及的是一個不可司法的政治問題，因為「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和（制訂1887《總統選舉人條例》的）1886年國會作出的決定，都是盡可能地減少最高法院在解決總統選舉難題上的作用，這既明確又明智。對國會來說，解決選舉糾紛難題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機構，它比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更准確地表達了人民的意願，而人民的意願正是選舉的意義所在。」在結論中布雷耶寫道：「我擔心，為使這一久拖不決的、令人煩惱的選舉過程有一個明確的結果，我們沒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們自身權力的行使』，『我們自我約束意識』」。他還援引著名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關於司法克制的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認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實並不應該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應當進行自我約束，駁回案件而不觸及其實質問題。應該說，布雷耶的觀點有相當強的合理性和理論上的說服力。
此外，還有一個利益沖突是否應該迴避的問題。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幾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將退休，這意味著不論誰上台，新任總統都會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選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論是開明派還是保守派，當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這樣一來，他們在大選案中就與自己的這一利益攪和在一起，這很可能是保守和開明兩派如此涇渭分明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從利益迴避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應該接這個案子。（自由派批評家還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兒子工作的律師事務所恰好是替小布希在最高法院辯護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馬斯的太太則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負責為小布希政府特色合適的官員人選。）
可是，為什麼這些觀點曲高和寡、無人喝彩呢？這就是現實政治在起作用。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主」的美國也同樣如此。如果讓民選的州議會或國會來決定總統人選，如果每一張選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確統計，這樣的話要折騰到何年何月？在憲政危機的壓力面前，民主的邏輯難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有人評論說：「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可能幫了國家的大忙；從法律推理來看，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很糟。一句話，最高法院的決定產生了秩序，卻沒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說布希訴戈爾案的裁決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司法判例，極大地損害了司法部門公正獨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說最高法院果斷介入計票爭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場因總統難產導致的憲政危機；你可以說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民眾的心聲，停止重新計票實際上等於忽視了民主原則；你也可以說遵循憲政法治的規則和程序比「順從民意」更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為根本。對此，主要看評論者的個人偏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場司法大戰著實讓世人看到了美國民主的成就與局限、美國法治的成功與遺憾。
此外，在這場世紀大案的裁決過程中，大法官之間不同意見暢所欲言、激烈交鋒，讓人們領略了美國法治的華彩篇章。一位中國學者雖然對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略有微辭，但仍然贊揚道：「我們看到一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機構對於保證民主選舉的完整與可靠是至關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於司法程序本身必須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公開的說理過程，其中每個法官（不論是幾「品」，有沒有官銜）都可以不受壓制、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憲法與法律的觀點，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見——無論是多麼智慧或荒謬——也都將受到法學界同行、學者乃至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無情檢驗。」
經歷了36天的訴訟大戰後，戈爾在承認敗選的演說中所表現的君子風度和對憲法法治的尊重讓人們再一次領略了美國法治的精彩和無奈。他說：「現在最高法院已經說話。盡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接受它。」這句話充份顯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它作出的判決可能會出錯，可能會不被失敗者內心認可，但卻會被無條件地接受。
針對戈爾的認輸講話，《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評論。盡管他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帶有政治傾向，但他卻深信，美利堅民族對憲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因為「判決的失敗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後的制度為最終的、合法的原則」，「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只有當我們重申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忠誠，甚至即使它對我們不利時，制度才能長存、改進並在失誤中總結教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不在於空軍，也不在於海軍；不在於言論自由，也不在於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後的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可以充份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
弗里德曼的評論贊揚了美國法治的精彩，但卻迴避了美國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這次大選使美國選舉制度中的幾個不夠民主的問題暴露無遺：正是選舉人制和贏家通知的原則，致使戈爾在領先對手50多萬張選民票的情況下功虧一簣；而正是由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選的國會的干預，戈爾失去了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這一在200多年前因為妥協而形成的總統選舉人（選舉院）制度是否仍然適合今天的美國社會？很顯然，如果沒有選舉人制，就不會有這場驚天動地的選舉訴訟大戰。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來自小州的選舉人的代表性遠遠不及來自大州的選舉人）顯然與今天很多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觀念格格不入，而贏家通吃的選舉原則也遠非歐洲大陸比例代表制那樣公平。但因為選舉人制有利於小州，贏家通吃則有利於兩大黨輪流執政，不讓第三黨在全國范圍內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機會，這些問題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沒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來，有關廢除或修改選舉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無一例外胎死腹中。雖然有嚴重的問題，但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卻依然充滿活力，長盛不衰，就如同參加一場極具魅力的體育比賽一樣。顯然，對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無缺，而是經久耐用，符合國情民意。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不相信民主萬能、也沒有對其選舉制度進行「民主改革」的美國政府卻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導和推動民主！
另就程序問題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國，選舉完全是地方的事務，富裕的縣可以不斷更新其投票設備，盡可能減少誤差，貧窮的縣卻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投票設備陳舊，容易出錯。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經濟上的貧富差別所帶來的政治表達權益的差別。以打孔機和光學掃描儀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錯而無效的機率比後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則要求所有合格的選民應該有平等的投票條件和環境，他們的選票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准確統計。
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不論從內容還是從程序而言，當美國人連自己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沒有辦法民主化時，它還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民主的榜樣和民主價值的倡導者嗎？ ( 作者：任東來)
⑨ 美國總統選舉制度詳解
每個州都有自己的選舉人團，每個團手裡的票數會根據各州的人口數量按比例進行分配。比如人口最多的加州有4000多萬人，選票自然也水漲船高，今年被分配到55票（參議員2席，眾議員53席），而夏威夷地小人少，只有4張選舉人票（參議員2席，眾議員2席）。
*選舉人團中參議員的席位數量是固定的2席，眾議員的席位數則按照各州的人口數量進行分配，至少會有1席，因此選舉人團最少會有3張選票。
選舉人團的投票制度遵循贏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原則：只要總統候選人在這個州獲得的民眾票數過半，即獲得這個州的所有選舉人票。我們以加州為例，現在假定參與投票的加州民眾共100人，這100人中，只要有51人投票給拜登，那麼拜登就能拿走加州全部的55張選舉人票。拜登無論是以1票險勝川普（51:49），還是高票碾壓川普（99:1），結果都是一樣的。
所有選舉人團總計共有538張選票，總統候選人誰先獲得超過半數的選票，也就是270張，即在大選中獲勝，記住這個數字。
選舉人團制度，公平嗎？
我們在前文提到了贏者通吃原則，只要候選人在這個州的票數過半，就能拿走這個州的所有選舉人票，有人會說，這不是很不公平嗎？
這就是為什麼2016年希拉里敗選令人惋惜的原因。當時希拉里的普通民眾選票比特朗普的多（48%:45.9%），最後卻輸在了選舉人票數上。
同樣的狀況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也發生過，時為民主黨候選人的戈爾，比共和黨候選人喬治·W·布希在普選中多了50多萬張票，但是因為布希得到的選舉人票更多（271:266），最後贏得了選舉。
在上一次大選之前，選舉人團制度在歷史上共產生了4次「得票少者當選」的遺憾結果。2016年特朗普獲勝之後，這項制度更是遭受了不少詬病。雖然有其局限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數人的暴政」，也保證了聯邦的權利，是相較於全民投票或國會議員投票來說更為客觀和公平的方式，並且這項制度受到憲法保護，是很難在短時間內被動搖或改變的。
你可能會注意到的另一個問題是，選舉人是不是相當於「工具人」？是的，因為民選結果出來以後，總統人選已無懸念，最後選舉人的正式投票，其實就是走個形式。
那麼，所有選舉人都會乖乖按照規矩投票嗎？答案是否定的，歷史上大約出現過100多位「變節」的選舉人，也叫「失信選舉人」，他們沒有遵守州民投票的結果，而是按照個人意願進行了投票。
2016年大選中就出現了這種情況，希拉里·柯林頓在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均取得了勝利，但這兩個州出現了失信選舉人，將選票投給了其他候選人，最後這些人被州政府撤銷了選舉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