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丹寧

① 民事案件法官會如何提問證人，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其一，詢問證人過程的效率。訴訟雙方處於對立地位，對證人的發問有很強的競爭性，為爭取最大利益，必然會從證人口中努力找尋有利於自己的證言，甚至糾纏於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導致證人作證過程拖沓，影響庭審程序正常開展。法官應注意引導當事人緊密結合案情向證人發問，保證庭審過程順暢。

其二，證人作證的實際效果。英國著名大法官丹寧指出：「每個法庭都必須依靠證人。證人應自由地、無所顧忌地作證，這對執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能否充分發揮證人作證功能，對證人的詢問至關重要。但實踐中存在這樣的情況，由於案件比較復雜或一時疏忽，當事人在詢問過程中遺漏了可能影響事實認定的重要問題，證人出庭的實際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這樣的情況下，法官作出補充發問就顯得尤為必要。

其三，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平衡。隨著我國法制進程的不斷深入，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不斷提高，參與訴訟的能力有所增強。但總體來看，當事人運用法律武器保護、實現自身權利的能力參差不齊。特別是一方委託了律師，律師施展其專業技巧詢問證人，獲取最有利證言，而另一方由於種種原因未委託律師，自己亦不懂得如何向證人發問，則明顯處於劣勢地位。對於這樣一種事實上的不公平，法官顯然不能熟視無睹。

其四，法官中立地位的保持。法官對證人的發問必然是根據自己的某種認識和判斷進行的，這種發問難免會先入為主，也會令當事人產生法官偏袒某一方的感覺，有損法官的中立形象。作為居中裁判者，法官在庭審中主要應擔當起庭審組織者的角色，通過庭審被動地查明案件事實，不宜對涉及案件事實的問題作過多詢問。

② 普法演講稿

演講稿：與法同行 放飛夢想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評委、同志們，大家好！
我是南邵鎮四合庄村的黨支部書記助理王珺蘅，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與法同行，放飛夢想。

申奧成功，國人無不「把所有的矜持都拋掉，讓熱血盡情地流淌」！奧運來了，理應倡導「我參與，我奉獻，我快樂」！奧運近了，我們更應「學法律，強素質，展風采」！ 一場成功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不僅僅是運動場上體育健兒激情的碰撞，更是一場動人心魄的大合唱！把北京奧運比作一幅畫，我們每個人手中都有一支筆，不但需要色彩的亮麗，更應該追求整體的和諧。

奧運的聖火已經點燃傳遞，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走上賽場，在五環旗下展現風彩。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奧運舞台，用一顆誠摯的心，為北京增添光彩！不在閃光燈下，不在領獎台上，我們照樣成為奉獻奧運的英雄！

08年的奧運是人文的奧運。相信歷史悠久的北京城和首都人民的淳樸熱情,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和觀眾們感覺到溫馨的人文氣息。我們五千年的文明成果以及社會進步的精神風貌將藉助奧運會的平台向世界來展示出來。

通過奧運會實現全世界各國運動員和奧林匹克參與者在奧林匹克下的團結，需要一個十分必要的背景和條件，這就是良好的法治環境。北京奧組委法律事務部的官員說:「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令國際社會滿意的法治環境，北京難以取得奧運會的主辦權，更難以勝任把08年奧運會辦成一屆有特色、高水平的奧運會的重任。」

交通環境是我們向外國友人展示自己的最佳途徑。和諧有序的交通，既可以展示國民的素質，又可以展現作為國際大都市北京的風貌，所以我們要通過加強對交通法規的宣傳來完善大家的交通意識。不僅要學好各項法規，還要把它應用於實際的日常生活之中，從自己的言行上下功夫，告別不文明的出行方式。

當我是司機，在行駛的過程中，紅燈停，綠燈行是保證我一路暢通的宗旨。乘客的歡樂就是我的幸福；乘客的平安就是我的成功。當我是乘客，就要做一名文明乘客，為老幼病殘讓座，展中華之美德。無論是司機還是乘客，我們都應該盡其所能遵守交通法規，藉此方式，也參加到奧運中來，為奧運構建一個平安有序的交通網。正如珍妮·古道爾所說：「每一個人都很重要；每一個人都能發揮作用；每一個人都能帶來變化。」我要盡我的力量向身邊的人宣傳這些理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張貼海報、發放傳單、宣傳手冊、書籍、光碟等，使法律知識深深紮根在群眾心底。

記得三個月前，村裡的趙大媽來村委會尋求幫助，原來她的兩個兒子互相推拖不願意贍養老人，大媽一邊向村幹部訴說著自己委屈，眼淚不由自主的也滾落下來。書記對大媽講：大媽您不要擔心,贍養老人是每個公民的義務，這是法律的規定，您的兒子必須要贍養您的。我也找來民法書，將相關的法律條文念給大媽聽，握著她顫抖的雙手，看著這位頭發花白老人的酸楚我的心裡酸酸的。

經過村委會幹部的多次上門調解，並將法律規定清清楚楚的告知趙大媽的兩個兒子，畢竟血濃於水，兩個兒子終於達成友好協商，大媽上半年在老大家，下半年在老二家，就這樣老人的晚年生活最終有了保障。一個星期前,大媽最後一次來村委會，感謝村幹部們的幫助，村主任語重心腸的對大媽說，以後有什麼事都不要害怕，法律永遠是您的堅強後盾。我還清楚地記得趙大媽走出村委會大門的那一刻，望著她佝僂的背影，心裡默默為她祝福著。

英國大法官丹寧勛爵曾經說過：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我們所做的，就是以實際行動使公平正義的法制理念深入人心，使人們的日常生活沿著法治的軌道進行，使人們懂得如何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路漫漫其修遠兮」，許許多多個日子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也還要繼續這樣的走下去。

唯有了解，才會關心；

唯有關心，才會行動；

唯有行動，生命才會有希望。

我期待著有那麼一天，法律的精神信仰會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姿態悄然進入民眾的內心深處，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直至成為華夏大地全體公民的精神支柱。相信因信仰而存在的法治之花會更加美麗！

2008年的北京，承載著華夏兒女的期盼；2008年的北京，燃燒著炎黃子孫的激情；2008年的北京，牽動著億萬人的關注目光。在這春光燦爛的四月里，我們迎來了生機昂然的春天。我們傾聽著未來的足音，准備著超越時代。讓光榮為我們喝彩，讓夢想送我們起程。法制猶如一片蔚藍的天空，在奧運旗鼓的震憾下，讓我們揚起風帆，與夢想一起飛翔。

我的演講完畢，謝謝大家！

③ 丹寧勛爵的人物生平

1899年1月23日生於英格蘭軍布希爾郡惠特徹奇（Whitchurch）的一個小商人家庭。
1916年，獲獎學金入牛津大學馬格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Oxford)學數學
1918年應征入伍，到皇家工程部隊參加即將結束的一戰，並作為少尉上了法國前線。
戰後他回到學校繼續讀書。
1920年，以優異成績從馬格德林學院畢業。
畢業後在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教了一年數學。
雖然薪水不薄（年薪350英鎊），但他不喜歡教書，而是喜歡嚮往已久的律師職業。
1921年，考取牛津大學埃爾登獎學金(Eldon Scholarship)，回到母校馬格德林學院攻讀法律。
1922年，考取倫敦四大律師學院之一的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的獎學金，
除了在馬德格林學院上課外，他主要在林肯律師學院學習，並在律師事務所幫忙。
他後來回憶道：「這樣做有好處：在圖書館讀書――或聽教授的講座――只是給你一幅模糊的、不完整的畫面。為了了解法律到底是什麼，你必須看看它在實踐中所起的作用。」
1923年，考取為期三年的林肯律師學院的實習生獎學金。
1923年成為律師後很快廣泛地開展了業務，並因在商業法領域內的工作贏得了可靠的聲譽。
1938年4月，因其「突出的成績」經大法官推薦和國王批准被授予「王室法律顧問」(Kings counsel)的榮譽稱號，從此他可以身穿絲袍同法官一起坐在法庭的審判席上。
1939年，二戰爆發，被任命為東北戰區的法律顧問。
1943年底，由於戰爭的需要，任命為東北巡迴法院的專員，這是個非正式的法官職務。
1944年，普利茅斯的司法官，3月被正式任命為高等法院遺囑、離婚和海事分院法官，專門審理離婚案件。
當時他45歲，是英國150年來最年輕的高等法院法官。
1948年，上訴法院法官。
1957年進入上議院，由於他對司法改革的突出貢獻，在他58歲這一年被封為勛爵。
1959年，丹寧勛爵在上議院發表的講話以及一系列講演中主張，上議院應該在改變法律就能符合公共利益的時候以自己的司法能力擔負起改變法律的任務，而不是等待國會的行動。這種哲學使他與上議院比較傳統的議員，特別是與明確反對篡奪國會權力的（原大法官）西蒙茲勛爵產生了直接沖突。
正是這一沖突最終使丹寧勛爵在1962年採取了回到上訴法院這一不尋常的步驟。
1962年起，丹寧勛爵成為英國民事上訴法院院長。
1963年，丹寧勛爵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受當時的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的委派調查普羅富莫事件。
因此案涉嫌陸軍大臣約翰・普羅富莫(John Profumo)等多名政府大臣、蘇聯駐英海軍武官，格外引人注目。
他的調查報告很快成了暢銷書。
1982年，他從高等法院退休，英國法律界的同仁為他退休舉行了隆重的告別儀式，樞密院大臣為他致送別詞，當天的《泰晤士報》發表專題文章，盛贊他在司法生涯中的光榮業績。如果從丹寧勛爵擔任法官算起到退休，他擔任司法職務長達38年，這在英國司法界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記錄，就是在整個世界也是不多見的。
1999年3月5日於英國惠特奇逝世，享年100歲。

④ 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是誰的名言

是英國大法官 阿爾弗雷德·湯普森·丹寧勛爵說的 出自他的《法律的正當程序》說的是程序正義

⑤ estoppel和unconscionable有什麼關系

禁止反言原則」(equitable estoppel)是英美法系國家的一般契約理論，其基本內涵是「My word is my bond」——言行一致，不得出爾反爾。英美法系國家傳統的契約理論是：合同成立、變更均須有約因(consideration)，才能產生強制執行之效力。可是實踐中大量存在著這樣的現象，某人許諾贈與他人物品或答應他人無償為其做某事，但不久又反悔而使受諾人遭受損失。受諾人受到損失後卻無法律依據阻卻權利人權利的行使。20世紀40年代以前，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使法律天平平衡的砝碼，一是在衡平法上採用禁反言，再是盡其所能尋找有效的約因。這種方法往往產生牽強附會，徒增了人們對法律公正性的懷疑。1877年英國法官卡恩斯勛爵(Lord Cairns) 審理 Hughes V .Metropolitan Railway Co.案時就提出了禁止反言的觀念，但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直至1947年，卡恩斯勛爵的觀念被英國大法官丹寧(Lord Denning)傳承，並將其確立為一個法律原則。

1947年，英國大法官丹寧審理High trees一案。該案的案情是：原告於1934年將倫敦的一套公寓樓租給被告，租期為99年，從1937年起算，租金為每年2500英鎊。被告租房後將房屋轉租。1939第二次世界大戰年爆發，很多人離開倫敦，房客很少，被告無力支付房租，原被告雙方於1940年11月協商同意將租金減半，但未說明租金減半的期限。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客源大增，原告希望恢復原先確定的房租價格。為了向法院了解他們是否有權這樣做，原告起訴，要求被告從1945年下半年開始按1937年確定的租金水平交納租金。理由是，被告並沒有為降低房租的協議提供約因。丹寧大法官指出，降租協議是基於戰時特殊情況而達成的，顯然不能適用於整個99年租期。1945年上半年，戰爭結束，客源大增，情況發生重大變化，降租協議據以存在的事實依據已消失，因此原告有權從1945年下半年開始按原租金水平收取房租，故判原告勝訴。至此，丹寧大法官意猶未盡，借機勾勒了禁止反言原則的輪廓。他認為，如果原告欲按原租金水平索回1940-1945年上半年的房租，則此項要求應予駁回。因為被告依賴該協議已向房客減收了房租，允許原告推翻自己的諾言勢必造成極大的不公平。丹寧大法官在判決書中的這段闡述，包含了禁止反言的基本要求：允諾、信賴、損害、正義，並且突破了衡平法上禁反言僅用於對事實的陳述的藩籬，將禁反言原則首次適用於對未來的承諾，在英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賦予了沒有約因的允諾以法律拘束力。如丹寧法官自己所說，這條原則以禁止反言原則出名了。

以上一段是對禁止反言原則的來源介紹，下面，我通俗的給你舉例解釋一下。早期的英美普通法中，當事人甲如果想向法院申請執行另一個人乙對他的允諾（即乙曾經答應給甲一些好處的),甲必須有對乙的約因，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這個約因通俗的就是甲得對乙有一定的對價才可以，即甲不能白得好處。而現實生活中就常常有一些人相信了其他人的承諾而為了一定的行為，比如說乙承諾要買甲的車，於是甲就拒絕了丙的優厚條件，擔乙後來又不買了，導致甲喪失了出賣的好機會。這樣的案子，在早期的普通法中，會被認為甲對乙沒有約因，而不能要求法院強制乙來履行他的承諾。但是如果要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就會導致極度地 unconscionability （顯失公平）。正因為這樣做顯失公平， 所以法官們創立了禁止反言的規則，即雖然沒有約因，但是當一個人不去執行它的允諾的時候，將導致對另一方當時人的不公平的時候，法院禁止該當事人不執行它的允諾，即賦予另一方當事人訴請法院強制執行的權利。
so ， 說了這么多，你應該明白，顯失公平是一個很重要的key 在使用禁止反言規則的時候。只有出現了顯失公平的可能時才能使用禁止反言規則！
god bless you !

針對你的補充問題再答一下， 剛才沒有看到。
就這個題目你把握住一點，即當合約由於沒有允諾而沒有執行效力的時候將對另一方產生嚴重的不公平，此時要適用禁止反言規則。即禁止反言規則是對顯失公平的合同的修正。

⑥ 「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是誰說的出自哪裡

這句話出自《法律的正當程序》作者：丹寧勛爵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這是絕對沒有錯的哦，因為我不久前看過，還記得，這句法諺我也是挺喜歡的，至於頁碼不好意思了沒記得這么清楚！！

我的答案這么標准，給我吧！！謝謝！

⑦ 我有道關於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司法的簡答題 很急 求幫忙 麻煩了

【轉載】僅供參考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通常意義上,「公正」( impartiality)一詞含有平、正義、平等之義, 20世紀英國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學家———阿爾弗雷德·湯普森·丹寧(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和著作理對「公正」作了經典的詮釋。他從1923年當律師,到1982年在上訴法院院長(Master oRolls)崗位退休,一共從事法律職業60年。令人感動的是,他在80歲以後通過著書說〔1〕繼續思考英國的法律事業,闡發自己對法律職業的追求及感悟。在這些著作中,寧勛爵以他親身經歷的案件的辯護和審判的實踐為內容,結合法學理論闡發了他對英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觀點和看法。通覽這些著作,不難發現,丹寧勛爵是司法公正思想的極倡導者和踐行者。在幾十年的法律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面對時代的挑戰,始終以追文明和進步,實現公平和正義為目的,在當代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的司法公正思想值得追思,更值得當下的法律職業者學習和借鑒。一、成長閱歷———公正思想的源泉一個人的某種思想的形成通常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丹寧勛爵的公正想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所決定的。1899年丹寧出生於維多利時期受人尊敬的富裕之家,他的祖先是丹麥人,而丹麥人與法律有著天然的關聯,據考證,「法律」(law)這個詞本身就是丹麥語中的一個詞。平時,丹麥人喜愛爭論,他們喜歡聚在一起進行法律辯論。這種傳統對丹寧產生了較大影響,他在自傳《家庭故事》里曾寫到:「也許這就是我現在在判決之前為什麼喜歡聽法律辯論,而不願意將它們都寫下來的原因吧。」〔2〕丹寧出生後,父母給他取教名為阿爾弗雷德,也與法律有關系。因為1899年正好是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著名的統治者阿爾弗雷德去世後一千年。阿爾弗雷德在位期間非常重視法律,關注法律的良善和公正,當時的百姓都很尊敬他。正好一千年以後,丹寧出生,因此,他的父母取「阿爾弗雷德」為他作教名,希望丹寧長大以後也能像那位國王一樣關注法律,富有公正思想。丹寧的父母都是非常正派的人,「父親善良,有思想,受到大家的熱愛。媽媽堅強,做事有決心,從不講廢話。」〔3〕這些品格對幼小的丹寧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他的父親擔任陪審員的經歷對丹寧的影響更大。丹寧的父親主要職業是經營綢布店,但是曾被政府應召在巡迴法庭當陪審員,幾乎每天都去法院。陪審制度是英國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原本為法國的制度, 1066年隨著諾曼入侵被帶入英國,給英國的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印記。丹寧的父親在擔任陪審員期間,工作認真,為人公正,據說當時的紅衣法官約翰·勞倫斯對他印象很好。丹寧也深感受父親思想熏陶較多,他說:「早在我參加陪審團時,我就知道有關陪審團的一些事情。他是戶主,而且完全有資格擔任陪審員。陪審是這樣一種工作,它為一般人上了有關公民權的最有用的一課。它是一門在以前八百年間代代相傳的課程。被任命為陪審員的英國人在主持正義方面確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4〕因為當時的陪審員必須具備這樣的品質:他們必須能將自己一般的判斷力用在需要作出判斷的工作上;必須具有關於世界和人的知識;具有個人從屬於社會這種概念,做到公平合理這種願望是他們行動的動力;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都願意努力爭取對他們要解決的爭端作出公平的決斷。〔5〕因此,英國民眾將陪審團參與法庭審判作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的重要手段。那麼,生活於這種社會環境和家庭氛圍當中的丹寧,其思想自然也受到這種公正價值觀念的影響,以致年僅10歲的丹寧就萌生了長大當一名公正的使者———律師的念頭。「有一次———當時我大概10歲———我抬著頭對媽媽說:『我想,我應該當律師』。」〔6〕盡管當時他還不明白律師是干什麼的,但是他已知道律師與陪審員一樣是正直的人,是維護社會公正的人。而求學期間是丹寧公正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自上小學起,丹寧就非常喜歡讀書,他說,「我讀了很多書,而且讀得很快。」〔7〕一戰爆發後,老師前去打仗,丹寧就自學,他自學了微積分、動力學、統計學等課程,讀了很多英國文學經典。這些課程及經典對丹寧後來理解社會及法律問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國文學經典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對丹寧的思想產生了的極大的震撼。據丹寧回憶:「從青年時起我就熟悉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後來一直鞭策著我:騎士的圓桌多麼公正/光榮的團體,男人的精英/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徵/謠言,我們不講;誹謗,我們不聽/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間的邪惡踏平。」〔8〕就這樣,丹寧通過自己的勤奮自學於1916年10月考上了牛津大學的馬格德林學院,學習數學專業。也就在牛津大學學習數學的同時,丹寧開始大量閱讀法律經典,包括拉丁文的《查士丁尼皇帝法典》(Institute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以及《聖經》的經文。他將所讀到的著作中有關「公正」的格言都一一摘錄背誦下來,這些法律經典對丹寧公正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查士丁尼皇帝法典》的開頭幾句是:「公正是公平待人的永恆目的。」/「法律是關於神和人的學問———是關於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學。」/「法律的格言是:為人正直,勿傷鄰居,公平待人。」這幾句已經廣泛流傳了數百年,對丹寧影響深遠,他認為這幾句表達了所有時代的法律的道德和哲學基礎。當時的牛津大學馬格德林學院每個人都會說: Ius suum cuique(公平待人)。〔9〕可見,《查士丁尼皇帝法典》對人們公正思想的形成影響之深遠。而《聖經》上的幾句格言:「世人那!神已經指示你們他喜悅的事,那就是要你們行公義,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也對求學期間的丹寧影響很大,使他在後來的法律實踐中「行公義」。直到80多歲後,丹寧仍清晰地記住《聖經》上的這幾句格言。在成長的過程中,丹寧受英國著名法官公正思想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在《法律的未來》一書中,丹寧專門提到了一些他所崇拜的法官。英國是一個具有公正傳統的國家,而對司法公正思想作出有力闡發的是那些不朽的法官們。例如,亨利·布雷克頓提出了「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的要求,以確保法律公正。弗朗西斯·培根對法官的警示: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愛德華·科克「作為首席法官,他是聰明的、公正的。」〔10〕特別是科克大法官在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間,為了司法公正,敢於與國王抗爭。在1617年的薪俸代領權案件〔11〕中,國王派人送信給科克,讓科克同國王商議之後再審理此案,被科克斷然拒絕。科克認為,「如果服從陛下的命令,停止審案,那麼就會拖延實施公正。這是違反法律的,也是違反法官的誓詞的。」〔12〕科克的這一行動遭到國王的報復,很快被國王免去了法官職務。但是,在英國民眾的心目中,科克永遠是公正的化身。丹寧所崇拜的另一名法官兼法學家———曼斯菲爾德,也是因為曼斯菲爾德具有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則輸入到我們法律的固定公式之中的品格,「他使法律擺脫了陳規舊套,細枝末節和一些狹隘的想法。他把廣泛的公平與合理的原則帶進了法律之中。」〔13〕丹寧盛贊曼斯菲爾代寫論文德對司法的態度: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著名法官沃爾西也是丹寧所尊敬的前輩,丹寧曾指出,「《亨利八世》中沃爾西的勸告———『做人要公正,不要怕』等等符合我的哲學,也是我追求的目標。」〔14〕顯見,英國歷史上的上述著名法官和法學家關於公正的各種註解,對丹寧司法公正思想的生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總之,丹寧勛爵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在英國的社會環境、家庭及教育影響之下形成的,對他後來在律師和法官職業生涯中,堅持公正司法、忠於職守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丹寧在他的一生中,始終不渝並卓有成效地貫徹司法公正的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丹寧在《家庭故事》一書中將自己的人生哲學概括為三條,其中第一條就是「實現公正」。的確,他為實現司法公正奮鬥了一輩子,實在可敬可佩。二、法律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礎公正(Justice)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話題,它是法律的根本出發點。早在古希臘時期,一些思想家就洞察出:在所有實現公正的手段中,法律是最有希望的。人們通常將公正視為法律制度應當具備的優良品質,法律只有在公平正義中才凸顯其良善性,理想的法律往往成為公平正義的化身。而公正是法的首要價值,通常認為,「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作為良法必須內蘊公正的精神,它要反映客觀規律,符合時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等,稱其為法律公正或者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說,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礎,司法公正實為法律公正的現實化。鑒於此,丹寧勛爵在自己的著作中多處闡述了法律公正問題。丹寧極力主張法律自身的公正性,他認為「法律是涉及公正的,什麼是公正」?「我要提出的只是,公正不是你們能看到的什麼東西。它不是一時的,而是永恆的。一個人怎樣才能知道公正是什麼呢?法律是在我們日常事務中運用公正———盡管還不是完全正確地運用。」〔15〕他還指出,人民服從法律的重要原因在於法律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確和公正的法律規則,並希望他們的鄰居也服從它們,當然,他們自己也服從它們;但他們對那些不公正的法律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如果要人們感到對法律有一種義務感,那麼法律就必須盡可能地與公正保持一致。」〔16〕也就是說,只有「良法」才能獲得普遍的服從,這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一脈相承。丹寧所主張的公正法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則。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會的一條最基本的法則,〔17〕也是英國法院採行的一條最基本的憲法原則,在法律上它適合於一切案件的審理。它包括法官在審案時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必須給予被告以充分的辯護、申訴的權利等。在丹寧那裡,「無疑,倘若一個裁判未遵守自然公正法或者偏袒,其判決是無效的;而且可以以調卷令撤銷,或以宣告無效來達到這種效果。」〔18〕例如在《坎達訴馬來亞政府案》中,丹寧指出,防止偏袒的法則和申訴的權利經常被稱為自然公正的基本特徵,它們是支撐自然公正的一對柱石。羅馬人曾用Nemo judex in causa sua, andAudi alteram par-tem表示「任何審案法官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如今經常用這樣兩個詞表達無偏和公正。丹寧指出,「在每一個案件中,不管你是採用由執政官掌握的羅馬衡平法還是採用由大法官掌握的英國衡平法,衡平法都會提出自然公正的原則。衡平法主張這些原則高於當時存在的所有法律,因此,應該求助於這些原則去減輕法律的嚴厲性,軟化法律的僵硬性。」〔19〕在法律思想史上,普通的公平正義觀念往往都是和自然法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在人類發展的早期,「自然法往往被理解為一個符合正義要求的、完整的和現成的規則制度,而不管它們在一國的實定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達。」〔20〕並且,「自然正義規則是為了確保法律秩序得到公平的和有規則的維持。」〔21〕當然,英國的衡平法(Equity)最能體現公正的精神,它遵循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對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進行審理。衡平法與自然公正原則是一致的。其次,在丹寧看來,「公正」是憲法的精神內核。這種精神「它首先植根於人生來就有的追求正義的本能,這種本能引導我們相信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這是社會的真正基礎。」〔22〕它是由我們長期的經歷和傳統而形成的一種氛圍,感覺得到,卻看不見;體會得到,卻不能學。例如在威廉·盧夫斯大廳曾進行過對培根的公正判決和對薩默斯的公正赦免,在這座大廳,查理曾平靜地面對高等法庭,挽回了自己的聲譽……它不是他的智力產品,而是他的精神產品。宗教關心的是人的精神,人憑著這種精神就能認識到什麼是公正。〔23〕不難判斷,丹寧強調「公正」是法律的核心品質,是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正如羅爾斯的正義首先適用於制度正義一樣,公平正義是制度尤其應該具有的美德。復次,丹寧認為,英國的普通法律應該內蘊公正的精神,體現公正的理念。早年,科克大法官曾說過:「如果國會的法令與正義和公理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協調的,或者是不可能執行的,那麼普通法就要加以控制並裁決該法令無效。」〔24〕也即是說,如果法律違背了正義和公理的精神就得加以廢除。一方面,「英國的普通法被描繪成『理智的男人』,他關心他人的安全就跟關心自己的安全一樣,這種優秀的但也是討厭的人物像一座豐碑樹立在我們的公正的法庭上,他徒勞地要求他的同胞照著他的榜樣去規定自己的生活……」〔25〕英國「普通法有很多表明公正和美好感覺的原則,這些原則有利於全世界各民族和各種膚色的人民。」〔26〕誠如英國學者理查德·克萊頓和休·湯姆森所言,在普通法中,「nemo judex in causa sua (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任何人都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audi alteram partem(hear the other side)———應當聽取另一方當事人的陳述和意見。」〔27〕長期以來,這兩者被視為公正審判的最低限度原則。再次,丹寧所認為的公正法律必須不斷更新。丹寧指出:「法律應該得到修正,以保證實現公正,或者盡可能地接近公正。」〔28〕法律應不斷更新才符合公正的精神,以滿足公正司法的需求。「那些由19世紀的法官們確立的法律原則———盡管適合當時的社會狀況———但是不適合20世紀的社會需要和社會見解……」;「必須記住,無論哪一項法律什麼時候被提出來考慮,人們都沒有能力預見到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多種多樣的情況。」〔29〕當然,這一任務多半由法官來完成。丹寧認為,法官在審案和判案的過程中,應該隨著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的發展創造出與生活的步調相一致的公正判案原則。他常常在上議院發言指出,要實現法律的公正就需要對法律進行創造性的解釋。〔30〕社會生活的變遷,法律必須更新,否則難以體現公正。最後,法律條文在適用過程中必須結合公正理念,按照英國歷史上的著名法官托馬斯·沃爾西的觀點: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離開法律文字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內容,追求公正本來的意圖。也就是說,去減輕和軟化法律的殘酷性。沃爾西在大法官法院主持了14年,出庭審判總是守規守時,在實現司法公正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判決被認為是公平合理的,他的司法工作聲譽很高。丹寧認為這些主要歸功於沃爾西堅持法律公正的原則,丹寧在自己的司法生涯中也以沃爾西為榜樣,堅持法律公正,為實現司法公正不懈努力。在長期的法律工作中,丹寧勛爵親身見證了英國法律的發展歷程, 1984年他在《法律的界碑》一書里提到:「可以說,在我任職的時間內法院已經重新發現了新的衡平法。它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靈活的,但『不像大法官的腳』,是變化無常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31〕事實上,在任何一個法律制度中,社會公眾對司法過程中那個扮演著「主持正義角色」的裁判者都有一種最基本的預期,這就是當他藉助於公共權力來平衡那些相互沖突的利益時,應當使爭議的各方所得到的利益或不利既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多,也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少,否則就會被認為背離了司法公正的要求。〔32〕有如學者所言,「司法公正是一種法律之內的正義,這意味著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態存在著的正義,同時,也意味著它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制度倫理意義上的正義。」〔33〕總之,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為英國法律的公正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司法是一種適用法律的過程,其公正與否,首先取決於所適用之法是否公正。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公正的性質,司法適用法律的方式再准確、再科學、再高明,也只能得出一個不公正的結果。〔34〕因此,作為法律職業只有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職業自身的公正性,無論律師或是法官在追求和實現公正的道路上,應該堅持從法律公正做起。三、律師公正———司法公正的力量在英國,律師與法官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主體,依靠各自的知識,既各自忠實地履行著法律賦予的不同職責,又共同追求著司法公平與正義目標的實現,保證著司法的公正和社會的秩序,在司法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英國,律師是一個「精英的職業階層,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豐厚的薪酬待遇,並且在適用法律上處於核心地位。」〔35〕可以說,英國律師是司法公正的追隨者。在丹寧的心目中,追求和實現公正是律師的天職。無疑,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由於自小對法律的熱愛和嚮往,〔36〕使丹寧在1920年大學畢業選擇職業時,再次將目光轉向了法律領域———當一名律師。1921年10月,他再次回到馬格德林學院,拿起法律課本,開始學習法律。後來,丹寧又進了林肯律師學院, 1922年10月開始直接在律師事務所實習,開始了自己的法律職業生涯。在這里,丹寧進一步接受專業訓練,思想也更加成熟。就在林肯律師學院圖書館的中央,有一尊雕像,那是當時最偉大的辯護律師———托馬斯·厄斯金。托馬斯·厄斯金從事律師工作期間,始終將公正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他有一名言:「我將永遠不遺餘力地維護英格蘭律師的尊嚴、獨立和正直,沒有這些無私的公正———英格蘭法最有價值的部分———就不能存在。」〔37〕托馬斯·厄斯金的這一名言,丹寧銘記在心,並常常對他的學生們重復這段名言。可見,托馬斯·厄斯金作為一名律師的公正思想對丹寧有很深的觸動,丹寧在自己20餘年的律師職業〔38〕中,也一直堅持公正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而奮斗著。首先,丹寧主張律師自身在思想觀念上應追求公正,不懈努力,「正像科學家尋求真理一樣,律師應該尋求公正;正像科學家通過很多實例自己得出一般命題一樣,律師也應該通過很多判例自己建立一般的原則;正像科學家發現自己的命題不適於所有實例時就修改,或者發現自己的命題是錯誤的時候就得完全拋棄一樣,律師發現自己的原則不適於所有情況時就應該進行修改,或者發現它們會產生不公正的結論的時候就應該拋棄。」〔39〕在丹寧看來,只有通過這種辦法,律師才能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作出貢獻。觀念決定行動,一個人只有在思想觀念中樹立起公平正義的意識,才能在行動中切實表現出來。為此,丹寧還批評了某些律師片面依賴法規忽視公正的思想,指出,對一些律師來說,法規就是一切,正確與否沒有關系。他們經常咬文嚼字而忽視法律條文的實質,他們反復推敲文字,然後在使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詞義對他們來說是法律上的事而不是平民百姓的事。那些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律師,應該盡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則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他將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會名譽掃地,國家的穩定將會因此而動搖。〔40〕他把一些「只關心法律事實上是怎樣,而不是它應該怎樣」的律師比做「只知砌磚而不對自己所建築的房子負責的泥瓦匠」。〔41〕這個比喻很恰當地批評那些只知道處理案件本身,而不顧及案件處理公正性的問題,強調律師應該關注所處理案件背後的公正精神。其次,丹寧認為律師應不斷學習,只有專業過硬,才能公正執業。律師是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和技能,服務於社會公眾的一種自由職業。在普通法系國家,律師與法官一樣,在參與司法審判實踐時,要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技能,解釋成文法,尋找與案件最相類似的判例來適用,需要通過自己的知識、訴訟經驗以及長期所養成的判斷力進行仔細的推敲和認定,才能公正處理案件。丹寧深切地理解這一點,他指出:「毫無疑問,律師的任務———也是法官的任務———(解釋成文法)是找出國會的意圖(符合公正精神)。當然,在尋找國會的意圖時,你必須從成文法所使用的詞句開始。」〔42〕對於參與訴訟的律師來說,他必須在訴訟的整體意義上,遵循法官的判例,來把握法律適用的真諦,即通過認真研究法官對判例的適用,努力找出與本案事實、性質最相似的判例,引證對本案最有利的適用,說服法官作出有利於本案當事人、符合公正精神的判決。所以,「我在學習律師時,我在圖書館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就像現在的學生一樣。我當上律師以後,我仍在那裡花很多時間,查找案例。」〔43〕以致丹寧認為律師是所有專業人員當中最勤勉的,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具備公正執業的條件。在當律師初期,丹寧一邊從事律師工作,一邊參與編輯《史密斯判例集》,定期去溫切斯特和埃克賽特的巡迴法庭,聽取並決定「與實現公正有關的訴因」。就這樣,丹寧在當了15年的新進律師之後不久,由於出色的表現被授予「王室法律顧問」的稱號, 1938年4月7日他穿上了絲袍,開始從事王室法律顧問的工作。此時的丹寧工作更加認真,成績卓著,贏得了贊譽:「有一位律師,是一位傑出的人,審慎、聰明……由於他的學識和名望,他領受過許多酬金和贈予的衣物,再也沒有比他還忙碌的人,而近來他越來越忙了。自從威廉一世以來,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記得清楚,每一條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44〕可以說,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精湛為丹寧律師職業地位的提升、名譽的確立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為其公正執業、實現司法公正掃清了障礙。復次,丹寧主張律師在為當事人服務的過程中應堅持法律公正,不應無原則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在英國的法庭上,律師對於自己所知曉的與其所受理案件相關的判例即使不利於當事人,原則上也應在法庭上陳述。有學者認為,這種做法主要源於這樣一種理念:出庭律師除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還是應該根據公正原則幫助法院發現案件事實真相,從而實現司法公正。〔45〕從這個意義上,不難推斷: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律師還通過法律援助的形式保障司法對弱勢群體的公正。丹寧指出,「我常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46〕律師法律援助在英國早期是出於一種慈善動機,是對貧窮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屬於律師良心和道德上的義務。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及人權觀念的傳播,法律援助轉化為一種國家的政治責任。「二戰」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化使社會本位思想成為主流,法律援助成為國家保障當事人之間真正平等的義務,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實現公正司法的理想和目標。丹寧所提倡的法律援助正好與這種潮流相適應,也是律師實現司法公正的途徑之一。再次,「公正是與制度性因素相關的正義。」〔47〕在丹寧等法學家的倡導下,英國逐步建立了律師的相關制度,使得律師公正有制度做保障,具體說來,英國律師負有以下義務:其一,維護職業獨立性的義務,不受其他組織和個人的干涉,並須單獨開業;其二,維護職業聲譽的義務,不得作廣告或招徠業務;其三,忠於委託人不得欺騙委託人;其四,忠於法院,若委託人的具體要求與辯護律師對法院的義務有抵觸,「辯護律師必須對此不予理睬,否則將要為此承擔責任。」〔48〕這些義務為律師公正執業,實現公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律師「正如廣大公民所了解的律師的命名———正直和高尚的楷模」。〔49〕並且,在英國律師的職業意識中,任何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或因追逐利益被當事人所支配,犧牲自己的獨立地位或原則,都是對自己神聖職責的玷污。出庭律師聲稱他們出庭時不代表當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履行獨立辯護的「高貴職務」。〔50〕可見,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⑧ 法律的正當程序的出版前言

原出版者前言
前民事上訴法院院長和擔任了38年高等法院法官的丹寧勛爵於1999年3月5日在英國惠特奇逝世，享年100歲。阿爾弗雷德·湯普森(「湯姆」)·丹寧1923年成為律師後很快廣泛地開展了業務，並因在商業法領域內的工作贏得了可靠的聲譽。1938年，他被授予王室法律顧問的榮譽稱號。1943年，他被任命為東北巡迴法院的專員。1944年，他成為普利茅斯的司法官，隨後很快晉升為高等法院法官。1948年，他被任命為上訴法院法官，1957年進入上議院，就是在這段時間，丹寧勛爵成為一位具有爭議的司法能動主義的支持者。
1959年，丹寧在上議院發表的講話以及一系列講演中主張，上議院應該在改變法律就能符合公共利益的時候以自己的司法能力擔負起改變法律的任務，而不是等待國會的行動。這種哲學使他與上議院比較傳統的議員，特別是與明確反對篡奪國會權力的(原大法官)西蒙茲勛爵產生了直接沖突。正是這一沖突最終使丹寧在1962年採取了回到上訴法院這一不尋常的步驟。
1963年，丹寧勛爵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這一年，他受當時的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的委派調查普羅富莫事件。他的調查報告很快成了暢銷書。在他80歲後，他成功地出版了幾本著作：《法律的訓誡》(1979年)、《法律的正當程序》(1980年)、《家庭故事》(1981年)和那本引起爭議的《法律的未來》(1982年)。1982年，他從高等法院退休。
此次，博慧出版社與法律出版社合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提供丹寧勛爵著作的中文本，對此，博慧出版社感到極為高興和榮幸。
博慧(亞洲)常務董事
乾棟年
1999年9月1日

⑨ 英美法系中有沒有根據先例判決的案例~~~~急

先例判決起源於歐美國家，那麼先例判決是英美法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案例比比皆是。

請參考：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art&Gid=33557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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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施米托夫的主要經歷

施米托夫於1903年3月24日出生在德國柏林的一個著名律師家庭，在柏林最老的文法學校之一——弗里德里希高級文科中學（Friedrichsgymnasium）接受傳統教育。1921年通過畢業考試後去柏林大學和布雷斯高（Breisgau）的弗賴堡大學讀書，並於1929年通過了德國律師資格考試。當他還在柏林大學學習時，就被沃爾夫（MartinWolf）教授看中。沃爾夫教授是當時最著名的法學教師之一。他收施米托夫攻讀博士學位。施米托夫於1927年獲得民法和教會法博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是有關公司法的問題，即公開招股的有限公司經營中的控股問題。德國的政治形勢使施米托夫不能追求他所喜愛的並打算傾注全部身心的學術生涯。1929年他被接納為柏林上訴法院的辯護律師，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即在法院實踐中嶄露頭角。
1933年納粹掌權後，他離開德國前往英國定居。施米托夫於1933年開始學習英國法，被錄取為格雷律師學院和倫敦大學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1936年取得英國律師資格和倫敦大學法學碩士學位，該大學還在1953年向他授予了法學博士學位。獲得律師資格後，他曾作為財政部二級顧問的霍姆斯（ValentineHolmes）的學生參加了英國出庭大律師的培訓，後來又成為霍姆斯顧問室的成員至今。1940至1945年間，他在英國軍隊服役。1944年，他和他的部隊在諾曼底登陸，後又被召回倫敦在陸軍部任職，持二級准尉的軍銜。1948年，施米托夫被聘為倫敦城市學院（即後來的倫敦城市理工學院）的法學講師，1958年成為高級講師，1963年晉升為主講，1971年自城市理工學院退休，1982年該院授予他為名譽教授。在任職期間，施米托夫得到了政府關於在理工學院開設法學學士和法學碩士課程的許可，組織了國際性的法學暑期課程，成立了曼斯菲爾德法學俱樂部，丹寧（Denning）大法官多年來一直任該俱樂部主任。自城市理工學院退休後，施米托夫受聘為英國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學和倫敦城市大學的法學和國際商法訪問教授。1976至1986年間，他是格雷漢姆（Gresham）法學教授，並被聘為許多大學的訪問教授，其中著名的有：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1964至1965年）、加拿大馬尼托巴大學（1965，1969，1971，1978年）。他還是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學和德國魯爾波鴻大學的名譽教授，倫敦城市大學國際商法訪問教授。
1966年受聘為聯合國法律顧問，並以此身份起草了建議設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報告，該委員會於1968年開始工作。施米托夫還是英國法學教師協會、曼斯菲爾德法學俱樂部和出口貿易協會副主席；倫敦大學瑪麗皇後學院商法研究中心的副主席之一；以及伯爾尼大學、馬爾堡大學、愛丁堡的哈羅特——瓦特大學、肯特大學、比勒費爾德大學、英格蘭和愛爾蘭全國學術委員會授予的名譽博士。
1973年，為慶祝施米托夫70壽辰，許多國家的同行們為他出版了題為「法律與國際貿易」紀念文集，由德國魯爾波鴻大學費伯里休斯（FritZFabricius）教授主編。1983年，他在肯特大學的同事們出版了由亞當斯（JohnAdams）教授主編的「獻給施米托夫的文集」，以向他表示祝賀。聯邦德國於1974年向他授予了大十字勛章。施米托夫是倫敦出版的《商法雜志》主編，該雜志是他在1957年創辦的。他還是《跨國經濟法研究》編委會的編委，其他編委還有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的霍恩（NorbertHorn）教授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鮑克斯鮑姆（RichardM.Buxbaum）教授。他也是《共同市場法學評論》、美國《海商法和商業雜志》、加拿大《國際商法評論》、《澳大利亞商法評論》以及其他一些雜志的編委會顧問。
1940年，施米托夫與伊爾斯結婚。伊爾斯是一位稱職的德國律師，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開業執行律師業務。她與施米托夫都對法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常常共同欣賞藝術和音樂。她還是一位熱心的園丁。丹寧大法官在1973年《商法雜志》第103頁「贊頌施米托夫教授」一文中，把她描述為「全力支持施米托夫並始終與他為伴——在任何場合下都是一位謙遜而又有魅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