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院視角

❶ 談談你對國際經濟法的認識。（求高人解答，字數在一千字左右，謝謝了）

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及其發展
——論WTO對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及其限度
一、國際經濟法理解的分歧

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體系,這個詞的首先使用是在二戰之後。自國際經濟法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出現以來,對於它的性質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圍充滿著分歧。主要的觀點有兩種,一是認為它們是原有法律體系之內的一種新發展,是國際法在經濟領域的發展。也就是經濟的國際法。法律依據其調整的對象可以分為國際法和國內法,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家之間或者是國家與國際組織關系的法律;而國內法是一國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都有。二戰之後,由於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國際社會在政治上加強合作,從而有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及在此體系之下大批的國際條約。在經濟上加強交往,從而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BRD(世界銀行)和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從而在貿易、貨幣、發展等領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國際法,並有大量的地區性條約和雙邊國際經濟條約,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國際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經濟的國際法形成一個體系,需要有相應的理論和視角來進行觀察。

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國際經濟法不是原有法律體系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突破了傳統的法律體系,而形成了一個融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這種理論在國外有美國傑塞普教授的跨國法理論。這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一個基本特點,即私人性。在西方國家,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交易的絕大部分是在私人間進行,而在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從事市場交易的國營企業逐步退出市場,代之的是獨立的法人——與國家責任毫不相乾的法律意義上的人。由此可見,在國際活動中,交易的主體是法人,是與國家毫無責任聯系的獨立承擔責任的實體。這就形成了國際經濟中的跨國性。

這種理論毫無疑問也有其合理之處。它指出了國際法在性質和適用范圍上的不足,這也正是第一種理論的不足之處。

二、分析

以上兩種對國際經濟法及其性質的認識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種理論指出了國際社會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構成單位的組合體。無論是國家的行為,還是私人的行為,所遵循的規則都必須通過國家來賦予其效力;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劃分是構成當今國際社會法律秩序的基本劃分,正是由於國際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國際法的發展,才出現了國際經濟法這一個集合體。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經濟的國際法是國際經濟法的基本框架,離開了這個框架,國際經濟法便無從存在。

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大多數國家都以市場經濟作為其基本的經濟制度或是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跨國性的特徵就更為明顯了,這也正是第二種理論所要說明的。

國際經濟的這一特徵是國際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國際法只能通過規范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的行為或是通過國家來規范私人行為,這種規范由於主權因素的存在,其規范的范圍不可能涉及到國際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相當一部分仍是由國內法,或是國內法中的涉外法來規范。我們不妨以WTO規則為例子作一說明。

WTO規則建立了一整套對各成員國內經濟立法的有效約束機制,使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上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際經濟市場成為可能。WTO成為國際經濟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完全有效、全面地規范國際經濟行為。

第一,它的適用范圍仍是有限的。首先是許多經濟問題沒有納入到WTO的體系之中,如競爭法、環境問題、區域經濟集團、政府采購、電子商務、勞工權利,等等,這在WTO的規則中是作為將來貿易談判的議題。其次,即使是已經有國際法規則的領域,也僅僅局限於原則性地規定,具體的規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談判,明顯的例子就是投資領域,雖然形成了TRIMS(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但是這十三條的規則限於原則,缺乏具體的規定。再次,在許多領域,其規定往往是與國內法相聯系的,本身並不是具體的權利、義務規則。如WTO的基本原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建立在國內法的基礎上的,是和國際經濟的私人性和國際的性質相聯系的,這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經濟法的適用必然與國內法有銜接,否則,難以與國際經濟中的私人性和國家主權的屬地性和屬人性相銜接。

第二,國際經濟法與國內法有很大的銜接性。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部分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一是對國家行政權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權力在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對一國立法權的限制,給本國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是對一國法律的一個基本限制,而不是通過國際法提供一個具體的權利、義務模式,這是和一般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模式不同的。這也是由國際經濟活動的私人性所決定的。

第三,國際法具有指導國內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制度成為各個國家的一個先決條件。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對外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加強,國內國際市場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內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市場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斷地與各國國內經濟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國的立法中,與國際接軌在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一方面說明國際經濟法在經濟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國內立法的補充和完善。

三、國際經濟法法律性之欠缺

國際經濟法作為規范國際經濟的法律,具有其本身的規范特點。對於國際經濟法歷來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種是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經濟的國際法,從字義上來理解就是國際的經濟法。另一種是有關國際經濟的法,國際經濟被作為一個單一的詞來看待。如果以前者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成為國際公法的一個特別的類型,是其一部分;而若是以後者的角度來看待國際經濟法,則國際經濟法是一種由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規范共同構成的混合體。

那麼這兩種觀點是否截然相反?其實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後者廣義的理解,國際法部分在整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仍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構成了整個國際經濟法體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個國際經濟法的基礎。正是由於規范國際經濟的國際法的不完整和種種不足,才需要有國內法的補充。

另外,國際經濟法與國際法的區分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國際經濟交往的私人性1。國際經濟關系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不是國家之間,2對這種關系僅僅用國際法來進行調整是不夠的。國際公法所能調整的是國家或政府的行為,以營造一個有利於國際經濟法發展的統一的國際市場和盡量地減弱政府對市場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而對於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規則很難進行全面地規范。這也是為什麼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雖然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僅僅由國際法來進行規范顯然是不足夠、不全面的。

我們從國際經濟法的規則上,或是說從其形式來看,無論是它的國際法形態,還是諸法合體的形態,在規則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1.缺乏體系性,從而使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鬆散的體例。

體系性是成文法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個基本內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趨勢就是體系性的內在要求。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體系性是法律解釋正常進行的一個前提條件。只有在一個體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於語義的有限性、社會關系的變動和語言的相對靜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體系化在民法典、刑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德國民法典中的總則、物法、人法、繼承法、婚姻法的五篇制。法律的內在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須是無內在邏輯沖突的,依據法律,會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而只有體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這樣一個要求。

國際經濟法這一性質的缺乏是和其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相關聯的。一個法律在其發展和未成熟時,在體系性上總存在著不足。但是隨著GATT轉換成WTO,這個問題正逐步地得到解決。WTO從貨物貿易逐步地向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擴張,具有經濟聯合國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國際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逐步得以確立。這對於克服國際經濟法中的體系性欠缺的弱點具有明顯的作用。

2.國際經濟法的另一個特點是缺乏確定性。

首先是在法律形式上,國際經濟中的大量文件還只是停留在決議、草案的層次上。如《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宣言》、《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和《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行動綱領》,以及《跨國公司的行動守則》、《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等等。這些文件並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雖然它在國際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一個有效的證據,但是,就單從法律效力上看,它們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這些領域中的國際經濟法是有爭議的、模糊的和不確定的。這方面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許多方面是不完整的。這和國際經濟法的第一個特點,即缺乏體系性相一致。

其次是國際經濟法中的大量用語是不確定的。如國際經濟法中對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認定,對於國有化補償中的「適當補償」的規定——它是一種為避免不補償和全部補償之爭的一種折衷的辦法;又如IMF中對成員國提供援助中規定的國內收支的嚴重失衡中的「嚴重」;又如外交保護權行使的條件中的本國僑民沒有受到合理地保護的認定;如WTO中的對投資的原則性的規定;還有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條款」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都是不確定的。類似的例子在國際經濟法中是很多的。從這些例子都可以明確地看出國際經濟法中所存在的這種不確定的特點,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再次是國際經濟法除了有限的國際統一法外,還有大量的規則來源於各國涉外法,而各國的涉外法在大量問題上是互相沖突的。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選擇上存在著不確定性。

第四是在國際經濟法中,法律解釋機關是不確定的。缺乏國際性的解釋機構——國際性機構。這是國際法的一個共同特點。在國際公法中,雖然有國際法院,但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成員國的事先同意。並且管轄權與執行權是分離的。而在國際經濟法中,這樣一個機構也難以產生。在國際經濟法律中,對法律的解釋是各國的司法機關,而各國司法機關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上,毫無疑問會偏袒本國的當事人或與本國有密切關系的一方,至少會比較傾向認同他們的利益主張。因此,發生爭議的當事方也經常主張由本國的法院或仲裁機構解決爭議。

在國際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於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當事方的認同,但這種靠信用、聲譽的制度也是有限的和不全面的。

第五個因素導致國際經濟法缺乏確定性、明確性,是由於政治因素和國家實力因素在國際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國際法中的問題並不純粹是法律問題,或是由法律因素所決定的,而夾雜著政治和國家實力等因素。國際經濟爭議越是與大國的利益相關,或是觸及到大國的利益就越是難以解決。如美國國內曾對WTO有「三擊不中而退出」的觀點,這在國際法中是個普遍問題。又如美國就以要求聯合國改革為條件而拖欠會費,從而使聯合國的日常運作產生諸多問題。

3.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及其法律的不一致。

在國際社會中,各國有實行市場經濟,也有不實行市場經濟的;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有強調市場作用的,也有強調政府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會,對政府與市場的強調也不一致。這就使得在國際經濟中,構成國際市場的各國市場不盡相同,這也決定了為什麼許多國際經濟條約難以產生,國際經濟法缺乏體系性,許多條約的用語彈性很大,不明確,這都可以從具體的社會關系的差異性中找到原因。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同時,即使是同在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異。社會關系是形成法律規則的基礎,一個法律規則即使存在了,也可能會由於有效的社會關系的喪失而不能適用。

四、WTO與國際經濟法

WTO是在原先的GATT的基礎上,為了克服原先的GATT的不足和適應不斷發展的國際經濟形勢產生和形成的。經烏拉圭回合國際貿易談判,WTO在以下幾個方面對GATT有很大的發展。

首先,極大地擴大了適用的范圍,不僅包括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國際投資、知識產權等,並且還將紡織產品在適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體制之中。烏拉圭回合在完善規則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條款、補貼與反補貼措施、紡織品和服裝等問題上締結了協定。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紡織品和服裝占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總值的45%。30多年來,這個領域始終游離於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之外,經過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的努力,關貿總協定終於決定分階段取消這些限制。

其次,確立了WTO作為一個國際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同時,還擁有了爭議解決機構,以解釋WTO國際文件和解決相關的爭議,這在國際經濟關系和國際經濟條約的執行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使條約的解釋有個中立的解釋者和爭議的解決有個仲裁者,這有利於條約涵義的明確和執行的有效性。任何對WTO成就的評論如果不提及爭議解決機制,都是不完整的。從許多方面講,爭議解決機制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支柱。如果沒有一個爭議解決的辦法,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將因為其規則無法實施而變得毫無價值,WTO的爭議解決程序強調法治,並使多邊貿易體制更安全和可預見。

再次,將GATT的規則普遍地適用於各個國際經濟領域,如擴大適用於投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使WTO在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這有利於國際經濟條約體系的形成。

第四,對於原先沒有形成法律規則或者不存在國際法規則的領域,在WTO體系內形成了相應的規則。盡管有些規則比較原則(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但畢竟是形成了相應的規則,將這一領域納入到WTO的基本原則之下,這對於國際經濟法形成一個相對完善的整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五,在貿易的公正性上有所發展。由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程度的增加和集體談判力量的增強,也使得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在一些領域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如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發達國家就締結投資協定而進行談判的嘗試,發達國家的要求是給予投資者普遍的國民待遇,結果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只重申了貨物的國民待遇,有關投資的國民待遇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只能通過談判解決。

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各項協議中獲得了一些差別的待遇。包括:一在市場准入的減讓方面可承諾較低水平的義務;二在實施協議方面享有過渡期或減讓某些義務;三要享有某些執行程序上的靈活性。此外,還要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應當盡力給予照顧,提供技術援助,改善市場准入機會。

國際經濟法由於本身的性質所限,其法律性與國內法是存在差別的,這是由於一方面國際經濟中大量的關系是發生在私人之間,而國際社會又是一個主權社會,私人關系要求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法律規則,而主權社會構成的法律由於是自主者之間的國際法律,所以會有種種的法律性上的不足。但是,這種不足隨著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在WTO體系內國際經濟法的發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雖然它永遠也達不到與國內法一樣具有完善的法律性,但其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法正如我們在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由於它所規范的大量對象是私人,而通過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法和通過各成員國的國內法,由於各種因素,在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法部分是十分不完整的。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經濟法要強調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結合,否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單靠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根本無法完成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這一任務。這可以說是由於國際經濟法是個新興的法律部門,或是由於國際經濟法中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性所決定的。但僅僅從法律現象上看,國際法雖然構成國際經濟法中主要的內容,但僅僅就這一內容還根本無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現實中的國際經濟關系是在國際法和國內法雙重調整之下已是不爭的現實。

另外,國際經濟關系中大量的私人關系,使得國際經濟法又不像國際公法那樣以規范國家行為為最終目的。它的國際法部分,大量的是通過規范國家行為,而最終規范私人,也就是通過國家的立法承諾,而使私人遵守相應的行為規則。這也使得國際經濟法在產生上有許多的困難。因為,私法的傳統是很悠久的,要想改變其傳統,而形成新的國際統一法,是很困難的。這在西方國家,由於有成文法與普通法的區分而難以形成統一法的例子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們在研究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性上,要根據它本身的特性來進行研究,而不能用國際法或是國內法的標准來進行衡量,否則將不利於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

五、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經濟法

就WTO而言,存在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和權利義務的不平衡的局面,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學者們發現,GATT以及現在的WTO從程序結構上有兩點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一是協定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討價還價的權利。協定被定義為談判機制,如關稅談判、重新談判及有關關貿總協定條款實施的談判,這些談判的結果都體現了討價還價權力的大小,這種談判機制與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固定的優惠規則和原則有所不同。小國和弱小的國家發現,在第22—23條磋商條款下難以與強大的國家抗衡。從這種意義上講,談判中貿易規則的實施條件因國家而異,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2〕。二是語義上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義務問題上,即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從本質上講,對發展中國家關稅來說,第四部分是關貿總協定傳統上背離義務的一種例外,而對發達國家來說,雖然被要求優先降低和撤除與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目前或潛在的出口利益特別有關的產品的壁壘,包括其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之間的不合理的差別關稅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發達國家的各締約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實施外應盡可能實施。盡可能實施條款就是所謂的「最大努力條款」,一直到烏拉圭回合,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來說,這種模式都沒有改變。

這些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也需要對WTO規則在內的國際經濟法規則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參與對這些規則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曾在提出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同時,提出了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國際法律的發展上看,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很大程度上看還是一句政治性用語,在法律制度建設上,有利於國際經濟平等和公平的制度還是缺乏的。從這一方面,是落後於政治秩序的發展的。政治秩序從殖民制度轉變為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際法秩序,而在經濟秩序中,仍是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私法自治規則的發展遠遠超過了規定私法公正性的規則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處於被動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地建立。

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據著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和自主的意識在不斷地增強,對國際經濟事務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斷地增加,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許多成功發展的例子,如亞洲四小龍、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就是明證。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樹立了一個成功的典範。在發展中,發展中國家對國內經濟環境的治理上應該是其發展的重點。而在國際經濟環境上,爭取一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也是必要的。

隨著各國實行市場經濟,各國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也認識得更加清楚了,對認識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制度背景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認識也更清楚了,這對發展中國家爭取相應的權利,避免國家經濟主權過度讓與是有好處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是我國加人WTO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堅持自己應有的經濟主權的表現,中國應繼續積極實行市場經濟,這是我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實際的發展和開放只會損害本國的經濟及其發展。

只有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和自身對權利要求的提出,WTO才會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漸進市場開放模式。發達國家應當切實履行在協議中承諾的義務,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人環境,制定新的貿易規則必須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同時,也應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調,增強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集體談判能力。只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建立才有公正性可言。

❷ 曲波的代表性成果

（一）論文
1.《國際貿易慣例與公共秩序保留》，《國際商務研究》，2003年第5期；
2.《對大陸架劃界的幾個問題的思考》，《當代法學》，2006年第4期；
3.《漁民體面勞動問題探析》，《湛江海洋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4.《可持續發展維度的海洋環境管理》，《中國海洋報》2006年12月5日；
5.《論訴前扣船擔保方式》，《中國海商法年刊》，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2006；
6.《解讀國際私法領域中弱者的含義及法律特徵》，《長白學刊》，2007年第6期；
7．《國際慣例在我國的適用》，《人民法院報》，2007年2月6日；
8．《論海洋環境保護》，《當代法學》，2008年第2期；
9.《<比利時國際私法典>拓展適用立法原則考察》,《東南學術》，2008年第3期；
10.《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我國的適用》，《行政與法》，2009年第1期；
11.《<比利時國際私法典>婚姻家庭領域立法評析及啟示》,《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2009》（第1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2.《有效控制原則在解決島嶼爭端中的適用》，《當代法學》，2010年第1期；
13.《科學技術視角下島嶼問題分析》，《科學管理研究》，2010年第3期；
14.《國家主權視角下馬六甲海峽海盜的懲治》，《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第4期；
15.《<比利時國際私法典>例外條款立法評析及其啟示》，《東北師大學報》，2010年第6期；
16.《國際法院解決島嶼主權爭端適用的法律原則》，《法學雜志》，2011年第2期；
17.《索馬裏海盜的認定與懲治》，《河北法學》，2011年第5期。
（二）著作、教材
1.《國際公法原理》，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2.《國際私法本體下弱者利益的保護問題》，專著，法律出版社2009；
3.《海洋法》，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4.《新編國際私法通論》，參編，民主與法制出版社2006；
5.《國際法學》，參編，法律出版社2005；
6.《合同法：案例與材料》，參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7.《海事訴訟與仲裁法》，參編，法律出版社2007；
8.《國際私法學》，參編，科學出版社2008；
9.《國際勞工組織的船員立法趨勢及我國的對策研究》，參編，法律出版社2009。（三）項目
1.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島嶼爭端解決中的國際法問題研究，主持；
2.大連海事大學青年資助項目：國際海洋法在中朝海域劃界中的運用，主持；
3.遼寧省社科聯項目：國際勞工標准下的海員社會保障法律問題研究，主持；
4.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項目：東南亞海盜區域治理法律問題研究，主持；
5大連市社科院項目：大連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立法問題研究，主持；
6.遼寧省社科基金：我國島嶼權益維護的法律問題研究，主持；
7.大連海事大學青年骨幹教師基金項目：打擊索馬裏海盜的國際法問題及合作機制研究，主持；
8.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項目：我國海洋權益維護的法律問題研究，主持。
9.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弱勢群體權利的國際私法保護方法研究，第一參加人；
10.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北極權益博弈復雜網路格局演變的能量地形模型模擬研究，第一參加人；
11.遼寧省教育廳項目：21世紀海盜的動態發展及法律對策研究，第一參加人；
12.遼寧省社科基金項目：和諧社會的國際私法立法研究，第一參加人。

❸ 現代中國對國際關系理論的主要貢獻

可持續科學發展觀

❹ 如何反駁義務優先的問題

一、對一切義務概念的提出

在著名的巴塞羅那電車、電燈和電力有限公司案(比利時訴西班牙)中，國際法院第一次正式而明確地提出對一切義務的概念。在該案中，比利時請求法院判決西班牙政府的行為違反國際法，西班牙政府有義務對比利時股東所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為了論述自己的主張，比利時提出，西班牙政府有義務對其境內的外資提供保護，違反這一義務將導致國際責任的產生，這種義務從性質上看，是一種對一切義務。對此，國際法院認為，當一國許可外國投資或外國國民進入其領土時，它必須對他們提供法律保護並承擔給予他們一定待遇的義務。但這些義務不是絕對的和不受限制的。尤其應當在一個國家對作為整體的國際社會的義務和那些在外交保護領域里針對另一個國家而產生的義務之間作出一個必要的區分。前者是所有國家關切的事項，這是由他們自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就所涉及權利的重要性而言，所有國家都可被認為對保護這些權利享有法律利益;它們是對一切的義務。例如，在當代國際法中，這種義務產生於宣告侵略行為和滅絕種族行為為非法，和有關人的基本權利的原則和規則，包括免受奴役和種族歧視。這些相關的保護權利中有一些已經成為一般國際法的一部分;其餘的則由具有普遍性和准普遍性質的國際文件所賦予。①法院的這一論述得到了所有參與案件審理的法官的認可，因而被奉為關於對一切義務的經典闡述。

二、對一切義務概念的發展

在巴塞羅那公司案之後，國際法院開始在許多案件判決和咨詢意見中提及對一切義務的概念。距離巴塞羅那公司案審理完畢後僅僅1年，國際法院就在關於在安理會做出第276號決議情況下南非在納米比亞繼續存在情況的法律後果的咨詢意見中再次提到了對一切義務。法院認為，結束南非在納米比亞的委任統治並宣告南非在納米比亞統治的非法性，這是對所有國家宣示此種情勢構成對國際法的違反，具有對一切義務的意義。南非在納米比亞的統治已經被宣布為非法，聯合國非成員國也應該按照決議的內容行事。②

❺ 中國人為什麼特別需要尊重國際法

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國際潮流和國內進步，中國人對待國際法律體系和國際司法機制的立場發生了深刻變化。1978年，在鄧小平「我們還要大力研究國際法」的要求鼓舞下，中國的國際法教學和研究逐步開展，中國政府有關部門逐漸轉變了對國際司法機制的懷疑和觀望態度，中國人開始參與到國際司法過程中。1984年，中國外交部法律顧問倪征奧在第39屆聯大和安理會上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之後，史久鏞教授在1994年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並在2000年被選為國際法院院長。王鐵崖、端木正等多位中國法學家和法官擔任了國際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員，中國人還在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法庭、聯合國國際海洋法法庭、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機構等重要國際司法組織中受聘擔任法官或法律專家組成員。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保留，中國近些年來開始嘗試適應和學會使用國際司法機制，在我國簽署、批准或加入各種國際公約時，改變了過去那種對提交國際法院解決國際爭端的條款一概保留的做法，用更加積極和建設性態度對待之。例如，中國批准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以申訴方或第三方的角色應對和解決涉及WTO的各種貿易爭端和摩擦；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相應制訂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和建立了國家環保總局牽頭的履約工作協調組；全面參與了海牙國際私法公約的制定工作，並於1991年和1997年分別加入《海牙送達公約》和《關於從國外調取民事或商事證據公約》。
中國在國際安全和裁軍領域的步伐尤其引人注目，表現出成長和自信的新形象：中國最早向其他核大國提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條約》草案，並積極謀求達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以核武器瞄準對方的安排；簽署並批准了《拉美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條約》、《南太平洋無核區條約》和《非洲無核武器區條約》的有關議定書，並且支持在東盟、中亞和中東等地區建立無核區的努力；加入《南極條約》、《關於各國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在內外層空間活動的原則條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條約》，承擔了有關《條約》義務；支持《全面禁止核武器條約》，是首批簽署該條約的國家之一，並從1996年7月起停止了核試驗；中國支持國際社會禁止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努力，參與有關《條約》或議定書的談判，履行有關規定；與俄羅斯等國向國際社會倡議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具體建議，主張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加劇；贊同《防止彈道導彈擴散海牙行為准則》的防擴散宗旨，雖然沒有加入該准則，但一直與包括准則成員國在內的各方保持溝通；支持打擊輕、小武器非法貿易的多邊努力，積極參與聯合國的有關工作，2002年12月簽署《槍支議定書》；加入了修訂後的《地雷議定書》，認真履行議定書各項規定。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參與並簽署的這些國際法公約和議定書，就是最好的一種證明。我們應當對尚未參與的國際條約和文本做更加仔細的評估，對外做出更加耐心細致的解釋，按照自身改革、發展、穩定的需要，推進與國際法律體系的協調與合作。
我們需要更多運用國際法
對一些敏感而重大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制訂，在滿足基本的保密條件和決策效率的前提下，應當使社會和公眾對外交過程有更大的知情權，讓國際法學家有更大的話語權。以朝鮮核問題為例：它雖然包含很多復雜的戰略機密，同樣有可能拿到更大范圍加以研討，讓外交和軍方之外的學術機構、商務部門、大眾傳媒以及普通百姓有一定的發言權，尤其讓法學家和國際政治分析工作者有更多的探討空間，使決策過程更好代表公眾的意願。中國在朝核和半島問題上的政策正經歷歷史性的調整，不僅需要政治和外交高層的堅定意志，更需要社會公眾和媒體的理解支持，需要國際法學界和國際關系學界的協同。離開中國國際法學界同行的參與和論證，對外政策調整與變革的合法性基礎將會薄弱很多，我們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在國際場合也很難進退自如。
對於美國對外政策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抵制，對於這個超級大國行為方式和思想言論多面性的判別，也存在類似的道理。美國自恃實力強大、影響廣泛，因而在國際事務上常常做出蠻橫無理的舉動，到處樹敵和經常惹麻煩。很多國家和國際社會一方面對美國非常頭痛、十分討厭，另一方面又拿它無可奈何。我以為，在同這個特權國家打交道時，單憑意識形態的判斷是不夠的，意氣用事的方式更可能帶來相反效果，而國際法的角度及法律學者的思考，能提供有理、有利、有節的方式。舉例來說，當面臨美國及西方盟友的壓力、要求對伊朗和朝鮮等國的核計劃加以「撲滅」時，我們不妨仔細察看一下有關國際法，對於核武器及核材料的研製、使用、政策宣示、衡量標准、後果影響等做出全面評估衡量，看看美國及西方自身核政策及做法有哪些合法與不合法，看看伊朗朝鮮等國的態度及行為有哪些問題，看看鄰國、周邊地區及國際社會不同部分的反應存在什麼法理異同。
很快就能發現：美國的多重核標準是麻煩的主要根源之一；美國對伊朗等國的壓制有某些法律依據，但對以色列的庇護存在難以服人的法律漏洞；美國自身扮演了核擴散的某種「領頭羊」角色；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多份報告里同時含有鼓勵和平解決和嚴厲制裁的成分，它與安理會的多份決議的性質不謀而合。有了此類信息及法理判斷，中國外交官在各種國際場合，就能據理力爭，提出符合多數當事國乃至國際社會多數成員利益的看法，如支持某些阿拉伯國家提出的「中東無核區」倡議，要求國際社會及安理會防止少數國家把基於自身私利提出的標准當作國際大家庭的共同尺度，拒絕武力方式作為選擇等。
再如，當美國一再要求別國參與它牽頭的國際反恐斗爭，發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脅時，對於超級大國發出的強大裹挾力，比較策略的應對方式同樣來自國際法的某些判定，而不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激怒。查詢一下國際法學界的討論，很快能夠見到：關於國際恐怖主義的定義，並非只有美國人或西方意義上的界說；國際社會以聯合國為中心、以《關於國際恐怖主義的全面公約》為具體切入點，展開了大量富有思想性、現實意義和政策效果的探討。對於「恐怖主義的法律定義」、「恐怖主義與反殖民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關系」、「國家恐怖主義」等爭議點，並不存在單一的答案；國際恐怖主義定義中的共同法律要件，並不比這方面的嚴重分歧更多；經驗證明，列舉「黑名單」、動輒制裁的辦法，往往於事無補、經常適得其反。有了這樣的知識，我們在外交斗爭中就會理直氣壯，以有力的證據直擊霸權主義的要害，並以合適的主張推動國際社會遏止國際恐怖主義的努力。
法律作為一種規范，在國際范圍是一種共同的評判標准，它的增強勢頭是無疑的。從中國自身的實踐中不難悟出一個道理：國際范圍的規范與相關法律，可以推動國際政治的進步，哪怕是緩慢的、潛移默化式的。當然，規范不是憑空產生的，不是坐等和現成的，而是由行動者積極創造的，它需要獲得承認、重視與政策跟進。從國際范圍觀察，存在著使各國更多接受國際規范的壓力，而且日益明顯；各國同時希望加強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話語權和尊嚴，政府需要通過國際形象的提升使公眾有更大的尊嚴感和向心力。這一切對於當代中國是特別需要的。我們特別要注意使之應用於中國的視角。中國是負責任大國，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領導體制絕非所謂的損害社會、壓迫人民的「極權制度」，而是富有成效的、公眾擁護的和得到實踐證明的。無論奧運會，還是環保、人權、食品安全等方面，中國都必須堅守這種態度，使用這種符合國際法和規范的立場，理直氣壯地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存在與正義性。
有必要提高遵從國際法和國際規范的水平與能力
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觀察，特別是從中國對國際制度、國際組織以及重大國際間法律規范的態度著眼，不難發現一根明確的線索，即新中國早期對國際體系的態度是某種「拒絕」或「觀察」；鄧小平時代改成「加入」與「適應」，到現在變成「爭取更大發言權、承擔更多義務」。今天，中國參與國際組織和各種公約的數量及程度，不僅達到本國歷史上空前的水平，而且在世界大國里居於比較靠前的位置，中國以負責任大國的態度，與外部世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關系。由體系外的「造反派」到體系內的「參與人」再到體系中的「較強者」，身份的改變決定了中國對國際組織、規范和法律大相徑庭的態度。如果我們想沿著鄧小平開辟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對重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的認真遵守乃至主動塑造和維護，顯而易見是必由之路。

❻ 國際法院判決是否具有法律淵源

國際法淵源的定義

任何法律均有淵源。說到國際法淵源，就不得不提先提起我們對於法律淵源定義的理解。不同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觀點。著名國際法學家王鐵崖先生認為它是「法律原則、規則和制度第一次出現的地方」[1]，即歷史淵源。《條約法概論》中指出：「條約法的形式淵源是指條約法規則由以產生或出現的一些外部形式。條約法的實質淵源是指在條約法規則產生程序中影響這種規則的內容的一些因素，如法的意識、正義觀念、連帶關系、國際互賴，社會輿論等等。」[2]而考夫曼在其《法律哲學》中指出：「法源的原本意義僅是決定法律生活事實的規范，而不是（如同法律教科書所說的一般）發現以及理解法源。」[3]因此，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法律淵源主要有：1.實質淵源：法的效力產生的根據，有學者稱之為法律根據。2.形式淵源：（1）法的規范的表現形式；（2）產生在法律上有約束力的普遍適用的規則的法律程序和方法；（3）歷史淵源：法的規范第一次出現的處所。綜上所述，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認識，都有一點共識：它們都是證明法律規范存在的根據。

同樣在國際法領域，淵源的定義也是不盡相同的。在第八版《奧本海國際法》中，奧本海將國際法淵源比作水的淵源；而第九版中，他又將國際法淵源定義為：「行為規則得以產生並且取得效力的法律事實。」[4]中國著名國際法學家周甦生認為它有兩種意義：「其一是指國際法作為有效的法律規范所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國際法的規范第一次出現的場所」。[5]之後英國的布朗利先生認為在法律淵源上存在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的區分：前者是為了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的那些程序和方式；後者為規則的存在提供依據，一旦被證實，就具有一般適用的法律約束力規則的地位。但是這種區分在國際法上是很困難的。因為在國內法制度中，形式淵源的概念是指法律制定的憲法體制，規則的地位是由憲法制定的。國際法規則的建立不存在這種方式。因此，布朗利先生認為國際法的形式淵源是不存在的，國際法上的各種「實質淵源」就是證明國家之間關於某種特定規則或實踐存在一致同意的證據。[6]王鐵崖先生對此也表示出了類似的看法，認為「國際社會中沒有造法的憲法機構，因此，國際法不可能有所謂的『形式淵源』」。

❼ 市場擔心地緣政治風險超預期外溢，避險情緒進一步宣洩

一、財經新聞精選

國家發改委：「東數西算」工程，助力我國全面推進算力基礎設施化

國家發改委官微今天推出「東數西算」工程系列解讀之一《「東數西算」工程助力我國全面推進算力基礎設施化》。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學術所長孫凝暉撰文稱，「東數西算」工程對我國的長遠發展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從技術視角來看，就是助力我國全面推進算力基礎設施化。應加強建設「東數西算」工程技術試驗，研發面向「東數西算」工程的算力共同體管理、算力測調和撮合交易系統，形成算力基礎設施化上的核心技術、基礎軟體和關鍵系統，向「東數西算」工程推廣。

聯合國國際法院就烏克蘭訴俄羅斯案舉行聽證會

設在荷蘭海牙的聯合國國際法院就烏克蘭訴俄羅斯案舉行聽證會。聯合國國際法院在一份公告中稱，聽證會定於當地時間7日上午10時舉行，將持續兩天。該案相關方代表將以親自與會或是通過視頻連線的形式出席聽證會。

發改委：加快打造10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群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林念修3月7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加快重點領域項目建設。一是加快完善網路型設施。著力實施中西部中小城市基礎網路完善工程和5G融合應用示範工程，彌合數字鴻溝、補齊應用短板。二是統一布局節點型設施。加快打造10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群，穩妥有序推進國家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國家互聯網骨幹直連點建設。三是超前部署前瞻性設施。加快落實項目前期條件，推進「十四五」規劃已明確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項目加快落地、加快實施、加快建設，及時啟動一批預研項目，持續提升我國原始創新能力。

上海數據交易所啟動元宇宙全球招聘

3月7日至14日，上海數據交易所啟動元宇宙全球招聘，同步上線元宇宙招聘大廳，這也是上海數據交易所成立以來的首次招聘。此次招聘發布50個崗位，目標招聘全球150個精英。崗位主要涉及交易組織管理部、市場發展部、數商管理部、戰略發展部、風控管理部、產品研發部、人力行政部、財務管理部、研究院九大部門。

國家發改委：城鎮化動力仍然強勁，深入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最大的需求潛力所在，對推動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意義。當前，我國城鎮化已經處於快速發展的中後期，正在轉向全面提升質量的新階段，城鎮化動力仍然強勁，蘊含著巨大內需潛力和強大發展動能。今後一個時期，要堅持以人為核心，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深入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

發改委：中國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連維良7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實現5.5%左右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高基數上的中高速增長，需要付出艱苦努力才能實現。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注重精準有效可持續，在確保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同時，能夠有效避免大家所擔心的投資效益下降、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等負面效應。在實現今年增長目標的實際工作中，將更加註重重大決策落地見效，更加註重宏觀政策統籌協調，更加註重有效應對各類風險挑戰。

（投資顧問：林旭銳，執業證書號S0260615100004）

二、市場熱點聚焦

市場點評: 市場擔心地緣政治風險超預期外溢，避險情緒進一步宣洩

周一市場震盪走低，全天回調幅度較大，上證綜指下跌2.17%，收於3372.86點，深證成指下跌3.43%，收於12573.43點，創業板指數下跌4.30%，收於2630.37點。全天兩市成交額10246億元，較上周五有所放大，板塊方面，石油、建築、文教休閑漲幅居前，化纖、酒店餐飲、釀酒板塊跌幅較大。市場全天表現弱勢，除了受到上周五外盤以及周邊主要市場回調的沖擊以外，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較多機構擔心俄烏地緣政治風險超預期地外溢蔓延，並沖擊歐美主要金融體系，疊加俄羅斯和烏克蘭出口的不確定性對於能源及部分農產品的價格沖擊，市場恐慌情緒進一步宣洩，部分風險偏好較低的資金開始套現觀望。不過我們應該看清楚，市場的價格影響因素是多維度的，這個階段投資者應當理性做好應對市場環境變化的各種資產配置方案，避免因為短期市場價格變化帶來情緒波動而盲目操作導致失誤。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

（投資顧問 王懷北 注冊投資顧問證書編號：S0260615030009）

宏觀視點：海關總署公布進出口數據，2022年開局平穩向好

事件：海關總署3月7日公布數據顯示，今年前2個月，我國進出口總值6.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3.3%，其中，出口3.47萬億元，增長13.6%；進口2.73萬億元，增長12.9%。從主要商品看，機電產品出口2.02萬億元，增長9.9%，占出口總值的58.3%，其中電子元件、汽車出口分別增長24%、99.1%。進口方面，機電產品、農產品分別進口1.11萬億元、2254.4億元，增長6.7%、7.7%。

來源：廣發 證券研究報告

點評：可以看到，2022年前兩個月我國外貿進出口同比保持平穩增長，管理層也做出積極的表態，隨著東歐地緣政治風險逐步擴散，當前外貿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和不確定，但得益於穩增長政策措施靠前發力，我們依然實現了外貿數據的平穩開局，隨著全球復產復工比例的提升，後續增速可能有一定收斂的概率，但是總體平穩向好是長期趨勢。

（投資顧問 王懷北 注冊投資顧問證書編號：S0260615030009）

保險行業：保費增速繼續擴大，板塊估值有望逐步修復

事件：數據顯示：國內1月份財產險行業保費增速為10%，其中車險增速為11.7%，較過去3個月增速繼續擴大，而人保車險市場份額達到33.3%，同比+0.8pct，環比+0.5pct。展望2022全年，預計車險行業保費有望實現10%的增長，而龍頭險企增速預計有望達到12%。壽險方面，政策繼續強調規范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預計後續配套措施將會持續落地。
來源：廣發 證券研究報告

點評： 近兩年，保險行業同業競爭的激烈程度有趨緩的預期，價格戰情況緩解，2022年行業和頭部優秀公司的成本有望進一步優化，保單量的上升疊加利潤率的提高，龍頭公司的盈利水平將同比改善，隨著內需消費結構的不斷優化，長期看保險行業現階段估值處在低位區域，值得投資者長期跟蹤關注。

（投資顧問 王懷北 注冊投資顧問證書編號：S0260615030009）

三、新股申購提示

康冠科技申購代碼001308，申購價格48.84元

騰遠鈷業申購代碼301219，申購價格173.98元

萊特光電申購代碼787150，申購價格22.05元

理工導航申購代碼787282，申購價格65.21元

四、重點個股推薦

參見《早盤視點》完整版（按月定製路徑：發現-資訊-付費資訊-早盤視點；單篇定製路徑：發現-金牌鑒股-早盤視點）

❽ 國際關系國的主權與人權：對兩者關系的多維透視

國際關系中的主權與人權關系探討

對於國際社會關於國際關系中主權與人權關系的爭論，我個人認為很難有一個簡單的結論，不能簡單地說「人權高於主權」或「主權高於人權」。從不同的側面來看這個問題，會對這一問題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

一、 歷史的視角

從歷史上看，這兩個概念都是在西方產生的，發展至今都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應該說，主權和人權的概念都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都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在很長的時期內，這兩個概念都是平行發展的，歷史上的主要思想家都是在論述人權思想的同時也論述主權思想。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已經有了人權思想和主權思想的萌芽。人權思想和主權思想獲得重大發展的時間段基本上是重合的，也就是說主權思想和人權思想都是在歷史上的某幾個重要時期獲得了重大發展。主權思想被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概念是在「文藝復興」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國思想家讓·布丹明確提出了主權的概念。人權思想在這一時期也初具雛形，特別是在公民權利和財產權方面的思想有了很大的發展。在「啟蒙運動」時期人權思想獲得了重大發展，形成了系統的學說，成為現代意義上西方人權學說的核心內容。這一時期，現代意義上的主權思想也得到了系統的發展，並在17世紀的歐洲被付諸了國際實踐。人權思想也在18世紀的美國和法國被付諸了國內實踐。人權思想和主權思想的內容發生重大變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二戰之後主權原則被確立為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內容也得到了豐富和擴充。人權原則在二戰後也得到了國際法的確認。人權概念的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西方，原始意義上的人權主要指的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在二戰後不僅經濟、社會、文化的權利被包含其中，而且像民族自決權、發展權、和平權和環境權等集體權利也被包容了進去。主權思想和人權思想在戰後的發展和變化是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分不開的。此外。在主權和人權兩個概念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其內容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交叉和重合的部分。矛盾的方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原始意義上的人權主要是為了保護個人免受國家權力的侵害，二是現代意義上的國際人權保護對國家主權造成了很大沖擊。交叉的部分主要體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以人權學說為武器，進行奪取國家主權的斗爭。人權與主權的這一結合明顯地體現在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之中。重合的部分主要指二戰後主權與人權的內涵在某些方面基本相同。如民族自決權在某一歷史時期是與主權原則和不幹涉內政原則重疊的。發展權的概念也與民族自決權和經濟主權的內容密不可分。

二、 法理的視角

歷史前進的腳步使得主權原則和人權原則最終都在國際社會得到了確認，而國際社會對二者的確認主要表現在基本的國際法文件對二者的規定。規范國家間關系的國際法和其分支國際人權法都對主權原則和人權原則及其相關內容做出了規定，而且這些規定隨著時間的變化也都得到了不斷的豐富和發展。但國際法並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之間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際法中的「權力政治學說」就認為國際政治支配著國際法，而國際政治的核心是國家權力。國際法的效力的根據要在國際政治中去尋找。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國際人權法背後，存在著深刻而又廣泛的國際政治的斗爭背景，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了國際舞台上不同政治勢力間在人權問題上的緊張關系。 無論是圍繞《世界人權宣言》的不同政治主張，還是兩個國際人權公約起草過程中的漫長進程；無論是東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政治斗爭，還是南北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激烈爭論，都嚴重影響了國際人權法的發展。國際人權法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國際政治斗爭影響下形成的妥協的產物。

由於國際法的制定深受國際政治的影響，因而其條文也經常是國際斗爭和國家間妥協的結果。這種背景使得國際法的一些規定並不是無懈可擊。聯合國一些重要的國際人權文書對一些基本概念的定義不清楚、對國家的權利與義務規定模糊、對一些文件的法律效力存在爭議甚至對國際人權法的主體有不同觀點等等因素，又使得持哪種觀點的人都有自己的根據，各有各的道理，而且其中還可以參雜一些主觀判斷的因素，這些都為後來的紛爭留下了隱患。

國際法對人權與主權的規定與聯合國人權實踐之間的矛盾也再次證明了國際政治對國際法揮之不去的影響力。國際人權法從一開始就難以解脫的兩難困境是如何在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的國際法規則與國家主權及不幹涉原則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平衡。 在國際人權法開始逐步形成的時期——即在通過《聯合國憲章》的前後，堅持主權觀念的觀點是占上風的。因此，無論從《聯合國憲章》產生的背景，還是其文字規定都表明，在當時大多數國家都從保護主權的角度出發，沒有贊同直接承擔尊重人權的義務。當時美國代表的解釋尤其證明了這一點。

戰後聯合國處理人權問題的實踐表明，正是由於國際人權法還存在缺陷，存在分歧，使得有關規定在運用時依賴於執行機構甚至執行人的理解，這成為造成聯合國人權實踐與國際法法理相矛盾的原因之一。造成聯合國人權實踐與法理矛盾的第二個原因是聯合國的實踐直接超越了國際文書的規定。但這在實際上也表明一些人從一開始就把「尊重」、「促進」、和「保護」人權作為會員國按照《憲章》人權條款所承擔的義務。可以認為在當時國際力量對比中持這種觀點的力量佔了上風。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人權實踐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在制訂規則和形成機制，而這些由實踐形成的規則又在某種程度上突破甚至替代了成文國際法的規定，構成了聯合國的內部法，對聯合國的會員國具有約束力。聯合國的實踐為處理人權問題制訂的新規則包括：聯合國會員國負有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義務；聯合國可以處理一國的人權問題，不再受不幹涉內政原則的限制，主要的實施機構是安理會和人權委員會；「國際人權憲章」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即使對非條約國也適用；根據情況需要，可以採用雙重標准；等等。這其中對人權與主權關系影響最大的是《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7款（不幹涉內政原則）作用的變化。聯合國的實踐實際上突破了不幹涉內政原則對聯合國人權活動的限制。它對《憲章》的人權條款有了新的解釋，實際上取消了不幹涉內政原則的原有的效力。這種法理與實踐脫節的現實，是造成現實社會中不同國家在人權與主權關系問題上存在紛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法理與實踐以及通過實踐形成的新規則都可以作為辯護的依據，不同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依據，其結果是使得國際社會在主權與人權關繫上的紛爭將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下去。

實際上從主權原則形成的時候，它就不是絕對的，因為它至少要受到國際法的制約。而且國內管轄事項的內容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傳統意義上屬於國內管轄事項的某些內容——如一個國家如何對待其國民，在後來隨著國際人權法的誕生就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變化。因為國際人權法要求國家在對待其本國國民方面，必須要考慮國際人權法的存在，要遵守在國際人權領域業已形成的國際規范。具體而言，一國在有關人權的問題上行使主權時要受到諸多的限制：

首先，在國際人權法領域已經形成了一些具有強制性的國際規則。國家在行使主權時必須遵守這些規則。各國遵守這類規范並不以參加有關條約為前提條件。例如，奴隸制度，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種族滅絕政策等等，都被認為是侵犯人類基本權利的行為。任何國家對內實施了上述行為，都不得以國家主權為由來逃避其國際法責任。

其次，如果一國加入了某個人權公約或條約，它就承擔了相應的國際法義務，並且必須履行這些義務。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國家的主權就必須受到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的限制。

再次，在人權領域形成的習慣國際法也具有拘束力。如果在保護人權的某一方面已經形成了習慣國際法，且有關國家已經明示或默示承認了這類習慣法，則這種規則也是由拘束力的。

最後，聯大的決議雖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也可以對各國在人權方面的行為發揮作用。特別是當聯大通過的決議是澄清人權法方面的習慣規則，闡述和解釋現行有效的人權法，或是展望應有的國際人權法時，其法律影響力是確實存在的。《世界人權宣言》作為聯大的決議之一受到廣泛的尊重，就是一個例子。當聯大關於人權的決議以一致贊成或絕大多數贊成票獲得通過時，表明會員國已就有關的人權問題達成了原則上的一致。如果一個聯合國會員國對聯大的某項人權決議投了贊成票，但在人權實踐中卻反其道而行之，就會失去國際信譽。聯大決議沒有法律約束力，不等於說各國可以對其不屑一顧。

因此，國際人權法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涉及到對國家主權的限制。這種限制不是針對國家的對外交往權，而是針對其對內的最高統治權。而且隨著國際人權法的日益發展，國際人權保護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寬，對國家主權的限制就愈加廣泛。人權不能再簡單地歸入國家主權的范疇。片面地堅持人權屬一國主權管轄范圍的觀點已經不能解釋客觀存在的現實了。

但國家主權在制定和實施國際人權法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主權國家是國際人權法的制定者。從國際人權法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所有的國際人權公約都是主權國家通過協議來制定的，最後成文的文書是眾多的國家意志妥協的結果。在一些重要的人權文書如《世界人權宣言》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在制定的過程中都經過了激烈的斗爭，現在的國際人權法體系實際上就是主權國家多年來在人權問題上斗爭和妥協的結果。

其次，人權的國際保護主要是主權國家根據現有的國際人權文書承擔義務的結果。主權國家對國際人權義務的確認和履行過程清楚地反映了國家主權對實施人權的決定性作用。因為主權國家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國際人權公約，而且即使參加，也可以提出部分保留，也就是說可以不遵守其中的某些規定。

再者，對人權的保護主要是通過國內途徑解決的。國際人權保護的措施主要是通過主權國家來執行的。這主要表現在人權的實施特別是司法保護，主要或基本上依靠國內的機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國國民在自己的某項權利受到侵犯後，即使他的本國在這項權利上承擔了條約義務，他也是不能到外國法院尋求救濟的，到海牙的國際法院尋求救濟也不可能，該法院根本不受理個人的訴訟；唯一的解決問題的法律途徑就是訴諸本國的法院。 雖然國際人權法中也有一些途徑使得國家中的個人可以控告自己的國家，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任擇議定書》的參加國就具有這種途徑，但它有效的前提是主權國家必須加入該議定書。而且該議定書也沒有強制的約束力。國際組織、各種人權方面的非政府組織在保護人權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監督和督促。國際上還不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具有強制管轄權的人權法院。雖然現在已經有了區域性的人權法院如歐洲人權法院和美洲人權法院，解決違反有關公約規定的途徑首先也是國內法院，只有在用盡地方救濟後問題才有可能訴諸如上區域性法院。歐洲人權法院所做出的判決也都是通過當事國國內機構提供的「公平補償」來執行的。聲明接受美洲人權法院管轄的國家也只有寥寥幾個。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法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的。在國際法的發展中，條約法的發展固然重要，但國際實踐的影響力也是不可輕視的。因為在國際法的淵源中，國際習慣法也是國際法的一個重要來源。許多國際習慣法就是從國際實踐發展而來的。雖然國際習慣法的形成需要一些條件 ，但誰也不能肯定今天不是國際習慣法的國際實踐以後也不會成為國際習慣法。一旦這些國際實踐被認定為國際習慣法，它們就具有了國際法的效力，可以規范國家的行為。

戰後以來，在人權領域已經有了不少超越國際法成文規定的實踐，這些實踐從其發生的那天起就已經對國家主權原則構成了沖擊。而且新的實踐還在不斷發生，如北約空襲南聯盟也被認定為是「人道主義干涉」的國際實踐。由於國際社會對這些實踐存在根本對立的觀點，如果說這些實踐現在已經成為國際習慣法或即將成為國際習慣法不僅得不到足夠的支持，而且還會遭到一些國家的堅決反對。但這些實踐所產生的深刻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因為習慣法是在實踐中形成的，實踐多了，就可能成為規則。難怪在美國會有人提出先用武力實現正義，然後不愁行不成法律。以冷戰後的「人道主義干涉」為例，「人道主義干涉」在國際社會中的頻繁使用及其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會從根本上帶來國際法上的變化。這一點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三、 國際政治現實的視角

文中為了從國際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研究主權與人權的關系問題，先從宏觀的國際層次進行分析，然後又從微觀的國家實踐的層次進行分析。

在宏觀的國際層次上，我們看到的現實是國際社會在主權與人權的關系問題上存在著觀點的嚴重對立。在冷戰時期，這種對立主要發生在東西方國家之間即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在冷戰後，這種對立主要發生在南北方國家之間，即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當然在冷戰後也存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分歧，但由於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屬發展中國家，因此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觀點也是基本相同的，只不過在影響觀點形成的因素中比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多出了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

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後冷戰時期，對立雙方的觀點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其中一種觀點強調主權原則，反對以人權問題來干涉他國內政。持這種觀點的是冷戰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冷戰後的許多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人權問題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事項，任何國家都不能以主權為借口來反對國際社會的干涉。持這種觀點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它們的觀點在冷戰前後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變化的主要是干涉的理由和形式。

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會形成觀點的對立，原因是復雜的。在文中我列舉了影響觀點形成的六個方面的主要因素：意識形態分歧、政治需要、歷史背景、經濟發展利益的不同、文化差異、國際大環境的變遷。這些因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不同的國家所起的作用也不盡相同。比如，在冷戰時期東西方國家的分歧中，意識形態的作用就比較突出；在冷戰後雖然意識形態的因素也會起作用，但與冷戰時期相比作用要小得多。又如，在冷戰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利益的考慮和國際大環境變遷的因素（特別是全球化對主權的沖擊）所起的作用相對較大。由於人權問題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問題，因此政治因素無論在冷戰時期和後冷戰時期都在持續發揮作用，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其作用仍不會減弱。與這些因素相比，歷史因素、文化因素都屬於較深層次的，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從而也間接地影響國家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和外交政策。

與宏觀的國際層次的分析不同，微觀的國家層次的分析主要研究的是主權國家對於主權和人權關系問題的國際實踐。我選用美國作為案例，是因為美國的實踐不僅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得比較充分，而且因為美國在實踐中所體現的矛盾性正好反映了這一問題的紛繁復雜。

在文中，我首先分析了美國對國際人權公約的態度。雖然國際法對人權原則和主權原則都有規定，但主權國家承擔國際人權義務的實踐表明主權原則是被擺在首位的，當主權利益與承擔的國際人權義務發生沖突時，主權國家犧牲的是國際人權義務。文中所列舉的以世界「人權法官」自居的美國，雖然經常指責別國不履行國際人權義務，侵犯人權，但其自身在承擔國際人權義務的問題上卻頑固地堅持美國的主權至上，不批准有悖於美國主權利益的國際公約，並以美國的人權標准來衡量國際人權公約，貶低國際社會共同促進人權的努力。美國曾長期拒絕批准國際人權公約，理由主要是：如果批准國際人權公約有可能損害美國的主權利益，包括損害美國作為主權利益核心的法律制度、造成國家主權讓渡、降低美國人權標准和損害美國的政治制度等等。雖然後來美國的政策有所調整，但也是採取種種手段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主權利益，同時千方百計地弱化國際人權公約對美國的影響，逃避履行國際人權義務。因此，美國在面對國際人權義務的時候所做出的選擇絕對是美國主權至上。說到底是國家利益在起決定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其他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維護自己的利益，強調主權也是可以理解的。為什麼美國可以做的事情，到了其他國家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呢？

美國案例引人思考的重要原因在於美國政策的矛盾性。當美國的主權面對國際人權義務的時候是美國主權至上；而當別國的主權面對國際人權義務或美國的人權標准時，就變成了人權至上，人權高於主權。這表現在美國長期利用人權問題對外進行干涉。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對外干涉有著很深的歷史背景，發源於美國文化傳統中「美國例外論」所產生的強烈使命感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國外交中的理想主義傳統。戰後的美國歷屆政府都有利用人權問題進行對外干涉的實踐。冷戰後美國政府積極推行「新干涉主義」，且干涉的手段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是以「人道主義」為由利用聯合國對外進行軍事干涉。更重要的是，由於藉助聯合國的名義，美國的干涉行動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美國所擁有的巨大軍事實力又是其他國家難以抵擋的。因此，「新干涉主義」對主權原則所造成的巨大沖擊是前所未有的。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國內存在民族問題的國家，是美國干涉的主要目標。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主權正面臨著自主權原則產生以來的最大威脅。

四、 對國際關系中主權與人權合理關系的探討

首先，人權和主權的內在關系表明他們是不可分割的。在二戰以後的半個多世紀里，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一些關於人權的普遍原則，這主要體現在《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公約之中。因此，可以說人權在本質上具有普遍性。但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這就決定了各國實現人權理想的方式、方法和道路是不同的。也就是說，人權理想是共同的，但實現人權的手段和過程是不同的。而這些手段和過程是由每個具體的國家決定的，是主權，是內政。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權的理想是通過主權來實現的，主權是實現人權的保障。

其次，對一個國家來講，人權與主權是可以彼此兼顧、相互促進的。主權和人權都是國際法的原則，都被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就說明二者都很重要。因此，主權和人權的合理關系不應該是非此即彼，而應該是可以兼顧、相互促進的。一個國家行使對內的管轄權和統治權就包括保障其國民的基本人權，而人民對人權的充分享有反過來又會促進國家的發展，從而進一步強化國家的主權。因此，對一個國家而言理想的模式應該是有效地行使主權並逐步地完善人權。

第三，在實現人權的過程中，國家主權所發揮的作用依然是其他任何國際和國內機構所不能替代的。人權的保護責任，主要還是由主權國家的政府來承擔的。因為不僅人權的內容主要是由國內法來規定，而且人權的實現也必須依賴於國內法。國際法上的個人人權只有轉化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權後才能予以實現。對此，許多西方學者也是持贊同的態度的。如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加拿大人約翰·漢弗萊指出，正是國家及其法律秩序應對保護人權負有主要責任。國家及其法律秩序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這些權利。由於國家及其法律秩序比有組織的國際社會更接近公民個人，因而保護人權不僅是國家及其法律秩序的一個目的，而且國家在保護人權方面處於更為有利的位置。國家在保護人權方面有優先權利這一點已得到習慣性國際法規的承認，因為只有在國內或國家一級的補救措施已全部用盡而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時，國際機構才對涉及個人的爭端享有管轄權。 美國學者傑克·唐納利也指出：從根本上說，各國的國際人權義務總是通過國家行為來實現的。國際行為雖然對人權的命運業已產生、而且將會繼續產生重大的影響，但是，從根本上說，它的作用仍然是輔助性的。人權的命運——它的實現、剝奪、保護、違反、強制執行、拒絕承認或享受都是一種國家性而非國際性的行為。這意味著普遍人權所具有的一種特殊性，也即各國在實施國際准則的方式上所體現的特殊性。真正地保護人權不受侵犯應當建立在國家根本的政治變革之上。國際監督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只是促成這種變革的外在因素。

第四，在爭論較大的「人權是否內政」的問題上，我們也可以嘗試用把人權「二分法」來解釋。對此，厄馬克拉的觀點很有借鑒意義。他指出：「為促進政治、公民、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方面的人權而進行立法，已不再是本質上屬於國內管轄的事項，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實施人權的措施則缺乏規范性的規定，這也是明顯的。因此，保護人權仍然本質上屬於國家的管轄事項，即使國家按照嚴格程序參加了有關公約。如果把有關公約所確認的促進人權與保護人權兩者相混淆，那將可能是錯誤的，至少是不精確的。」 因此，在一般和具體的情況下，保護人權尤其是保障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仍然是本質上屬於國內管轄的事項。而促進人權是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共同理想，顯然不屬於某個國家的內政范疇。

第五，要尊重客觀現實，辨證地看待主權與人權的關系。主權原則雖然面臨諸多挑戰，現在仍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但也要看到主權不再是絕對的了。隨著國際人權法的發展，國家對國際人權義務的承擔以及國際人權保護的實施，如果一味地堅持人權純屬國內管轄事務或主權絕對高於人權都是不切實際的。國際人權的發展確實已經成為一個削弱主權絕對性的因素，因為隨著國家承擔國際人權義務和國際人權保護的發展，國家管理國內人權方面的「主權」已經不再是絕對的了。但如果說主權原則已經過時，也是過於偏激的。因為畢竟主權國家仍然是現今國際社會的基本行為體，只要這一點沒變，主權原則就不會過時。因此，在主權與人權之間應該找到某種平衡，使二者能夠和諧地共存。任何一種片面的觀點都是不可取的。

第六，應該從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來看待主權與人權之間的關系。主權與人權都是歷史的產物，是歷史的發展造就了主權與人權現在的狀態和國家之間對這一問題的分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觀和人權觀都有其歷史的合理性。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況和對主權的強調是歷史造成的客觀環境使然。對此發達國家是負有歷史責任的。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才實現的民主與人權，希望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實現是不現實的。發展中國家只能循序漸進地改進自身的狀況，西方的外來干涉不僅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可能還會起反作用，因為欲速則不達。發達國家所能做的就是多些理解，多些實在的幫助。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其人權狀況也會變得越來越好，到那時其對人權的認識也會有所變化。而國際社會對主權的理解也會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主權思想的進一步演變而變化。

❾ 王秀梅的科研項目和科研成果

(一)科研項目
（1）主持2007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非傳統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國公民保護》（8.5萬元）；
(2)主持2007年陝西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陝西省地理標志申報使用中的法律問題》（1萬元）；
(3)主持2007年西安市社科基金項目：《法社會學視野下的西安市民間組織》（0.5萬元）；(4)主持2011年中國法學會項目：《跨界含水層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自選項目）；
（5）主持西北政法大學2007年校級教改項目《教學團隊合作機制研究》（1萬元）
（6）主持2004年西北政法大學校級科研項目《國際刑事司法協助體製法律問題研究——兼及聯合國反腐敗國際公約的執行機制》（1萬元）；
（7）參與2011年國家發改委專項任務項目《國外應對氣候變化法所涉重點問題識別和研究》（主持人為中國政法大學林燦鈴教授）（編號：RCIEL-KT0010）（12萬美元）。
（二）．科研成果 1）.《國際法學》2008年8月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副主編，編寫第一章（部分）、第六章、第八章、第十五章（11.5萬字）；
2）.《國際法》2008年1月清華大學出版社編寫第八章、第十五章（4.8萬字）。 1）.論國際憲政主義與國際法之憲法化2012年5月即出(年會前)《中國國際法年刊2012》（新入CSSCI）。
2）.侵略罪定義及侵略罪管轄的先決條件問題2012年5月即出《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
3）.領土爭端中有效控制原則的適用及其限制2012年6月《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4）.國際憲政思潮演進及國際法憲法化趨勢2011年1月《法律科學》2011年第2期（CSSCI）
5）.國際法院對安理會的司法審查權芻議——以國際組織憲政為視角》2011年3月《河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CSSCI拓展版）
6）.試析吉布地訴法國「刑事事項互助的若干問題案」2010年12月《中國國際法年刊（2009）
7）.地理標志產品標准化之法律救濟分析2011年11月《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
8）.領事通知問題論要2009年11月《法科科學》2009年第6期（CSSCI）（註：本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國際法學》2010年第4期全文轉載）
9).國際法人本化趨向下海外中國公民保護的性質演進及進路選擇2010年7月《現代法學》2010年第4期（CSSCI）
10).白礁島、中岩礁和南礁案的國際法解讀2009年2月《東南亞研究》2009年第1期（CSSCI）
11).《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第36條的解釋與適用2009年12月《法學雜志》2009年第12期（CSSCI）
12）.從「共進國際法」看國際法的發展趨勢2010年7月《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4期（CSSCI）（註：本文被《新華文摘》2011年第22期「報刊篇目輯覽」欄目收錄。
13）.論國家官員的外國刑事管轄豁免2010年7月《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4期（CSSCI）
14）.跨界含水層法編纂與發展述評2009年10月《資源科學》2009年第10期（CSSCI）（註：本文被《跨界水資源國際法律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該書於2012年3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15）.國際法院「關於或起訴或引渡的義務問題案」及其意義2009年9月《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5期（CSSCI）
16.試析反腐敗國際引渡機制2009年11月《理論導刊》2009年第11期（北大核心）
17.陝西省地理標志戰略及其完善探討2008年1月《理論導刊》2008年第1期（北大核心）
18.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2009年6月《歐洲法律與經濟評論》(法國出版）2009年第1期
19.Private Rights absorbed in Qusai-public Goods2008年1月China Stdandardization2008年第1期
20.有關武裝沖突中的人員失蹤問題2010年10月《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21.試析聯合國理事會與涉朝人權問題2010年8月《政法論叢》2010年第4期
22.傳染病國際防控合作機制及其演進2010年3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CISSCI拓展版）
23.建立和完善中國腐敗財產沒收制度2010年3月《長安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24.從美俄衛星相撞透析空間碎片的國際法規制2009年10月《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09年第5期
25.《蒙特勒文件》對私營軍事安保服務公司的規制評析2009年10月《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26.非傳統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國公民保護問題初探2009年9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27.私營軍事公司及其國際法規制問題初探2009年7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28．雇傭兵、私營軍事公司與非洲2009年8月《理論觀察》2009年第4期
29.從《空間與重大災害國際憲章》看空間技術與國際減災合作2009年6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註：該文被《中國空間法年刊》2008年卷收錄）
30.黎巴嫩特別法庭初探2008年11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
31.沖突與限制——論普遍管轄與豁免2008年8月《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32.法學教學團隊建設之路徑分析2010年6月《黑龍江教育》（高教研究與評估）2010年第6期
33.合作文化視角下的法科教學團隊建設2010年2月《法學教育研究》2009年第2卷
34.西部民間組織的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以法社會學為視角2007年11月《西北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CSSCI）
35.論國際法之「對國際社會整體的義務」2007年8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36.國際技術標准化中的知識產權問題:法律經濟分析2007年6月《管理現代化》2007年第3期（CSSCI）
37.國際環境損害責任私法化析論2007年6月《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03期
38.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國際法價值多元化2007年4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39.WTO框架下的技術標准與知識產權問題2007年2月《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7年1期
40.准公共產品中納入私權——論標准中的知識產權問題2006年12月《WTO經濟導刊》2006年第12期
41.國際法體系化機制及其進路2007年4月《政法論叢》2007年2期
42.試論國際法之不成體系問題——兼及國際法規則的沖突與協調2006年2月《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3.國際非政府組織與國際法之「跨國立法」2006年8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註：本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國際法學》2006年第11期全文轉載)
44.民間組織的培育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法社會學的視角2006年8月《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45．論國際貿易中的勞工標准問題2006年6月《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46.論非傳統安全與國際合作原則2007年7月《理論導刊》2005年第7期
47.公司社會責任運動與中國勞工權益保護2005年2月《長安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48.公司社會責任運動及其對我國企業的影響2004年6月《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4年03期
49．從國際法角度看美國的「先發制人」戰略2002年8月《鐵道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4期
50.基因污染、生物安全與國際環境保護2002年3月《長安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51.加入WTO後中國西部地區對外投資研究2001年6月《國際經濟合作》2001年第6期（CSSCI）(註：本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城市經濟、區域經濟》2001年第10期全文轉載。)
52.加強我國汽車工業對外投資的研究1998年8月《汽車研究與開發》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