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官協會調研課題

『壹』 山西省婦女聯合會的開展活動

省婦聯新的領導班子站在高處、想在遠處、干在實處，專心謀事、勇於任事、踏實幹事，組織帶領全省1600萬婦女，參與我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取得積極成果，婦聯工作形成了社會化、開放式、務實性、項目型的嶄新格局。 一、抓住新農村建設機遇、實施「六個一」工程
圍繞黨中央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任務，省婦聯把婦女參與新農村建設作為一項新課題立項研究，啟動建設新農村主題宣傳活動，制定出台《關於動員組織全省廣大農村婦女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施意見》，推出在十一五期間每年培訓10萬名巾幗科技致富帶頭人、轉移10萬名進入非農產業的婦女領路人，評選10萬名社會主義新農家女主人和培育100個婦字型大小龍頭企業基地、100個巾幗文明村、100名雙培養雙帶動婦代會主任的「六個一」工程。省婦聯與山西移動公司合作，啟動萬名婦女從業農村網路文化站；與中國北方人才市場合作，啟動「三晉婦女出太行」勞動力轉移合作項目；與省科協合作，啟動百萬農民電腦科普培訓工程。截止目前省婦聯已在1.5萬個村開辦了婦女網路文化站。建立以婦女為主的科技示範基地724個、三八綠色工程基地725個、婦女專業組織2222個。全省有百萬以上農村婦女參加各類培訓，形成了由20萬名女農民技術員、1.3萬名女農民企業家、1.1萬名女經濟人和6800名新型婦女合作組織帶頭人組成的有知識、懂經營、會管理的新農村建設生力軍。與此同時，全省轉移農村婦女勞動力18萬，其中就地轉移10萬，向外輸出8萬。特別是農村婦女網路文化站，這項造福農村婦女的興業創舉被社會贊譽為意義重大、澤被後世的活動，受到全國婦聯領導的高度評價，在全國推廣宣傳。 緊扣共建共享和諧社會主題，開展文明和諧家庭創建「五好」活動
立足家庭這一婦聯工作的主要陣地、主要載體、主要抓手，省婦聯開展了平安家庭標兵戶創建活動，以家庭小平安促社會大平安；開展了廉政文化進家庭活動，以廉政文化建設推進和諧文明建設。在城市，每個街道選樹一個示範社區；全省選樹一批和諧家庭的典型選樹活動。全省共涌現出各類文明和諧家庭360萬戶，占家庭總戶數的48%以上。 著力提高婦女素質，力推婦女教育培訓雙百萬計劃
省婦聯以提升婦女綜合素質、保障婦女平等受教育權益、增強婦女參與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為目標，建立完善以國民教育為主體、以社會教育和婦聯教育為依託的「一體兩翼」婦女教育培訓體系。制定婦女教育培訓雙百萬計劃，即到2012年培訓一百萬（人次）女農民、一百萬（人次）女幹部、女職工。採取調研全省婦女整體素質現狀、當前婦女發展和教育培訓現狀、不同婦女群體對教育培訓需求現狀；整合社會資源、市場資源、婦聯資源；建立健全領導機制、協調機制、投入機制；依託山西財大、山西農大、省委黨校等高校，新建一批高層次婦女教育培訓基地等一系列新舉措，開拓了婦女教育培訓工作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 以推動婦女又好又快發展為第一要務，為婦女就業創業出實招求實效
為促進下崗女工再就業，省婦聯實施下崗女工再就業工程，發起組織了巾幗春風送崗位行動和玫琳凱創業項目，全省建立培訓基地560個，培訓下崗失業婦女10餘萬人，為8萬名下崗失業婦女送技術、送崗位,幫助6.8萬下崗失業婦女重新就業。為激勵廣大城鎮女職工崗位成才、建功立業，省婦聯召開全省巾幗文明崗創建推進會，出台巾幗文明崗創建活動新的管理辦法，目前全省已有國家級巾幗文明崗113個、省級巾幗文明崗570個、市級巾幗文明崗2600個。 履行婦聯維權職能、關注婦女兒童問題、關注婦女弱勢群體
省婦聯抓源頭維權，參與多部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婦聯的聲音進入主渠道，成為有力量、有結果的聲音。抓機制維權，探索建立婦女利益協調機制、婦女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婦女群眾矛盾調處機制、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機制四大維權機制，婦聯幹部特邀陪審員制度、婦女權益法律援助制度和婦女維權協調組、聯席會議制度不斷完善，婦女維權幫教基地、維權公益服務熱線、巾幗維權志願者隊伍不斷發展。全省設立婦女維權協調機構115個、婦女維權熱線188條。抓普法維權，開展了貫徹《婦女權益保障法》大學習、大宣傳、大調研、大表彰、大維權五大活動，啟動「五五」普法，開展了「五五」普法示範村、示範社區、示範縣活動。抓綜治維權，與省衛生廳聯合開展了「預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活動，與省公安廳聯合開展了「不讓毒品進我家活動」，與省司法廳聯合開展了和諧建設維權幫教行活動。抓服務維權，在省好藝中專開辦了為貧困縣優秀特困生專設的巾幗宏志班；招募愛心媽媽，舉行了針對孤殘兒童的「恆愛行動」；實施春蕾計劃，募集43萬善款，為貧困兒童完成學業提供資金保障；關愛女性健康，開展了貧困母親醫療援助行動，關注留守兒童，開展了送溫暖、送愛心活動。 發揮群團「聯」字優勢，做到組織覆蓋、工作覆蓋 堅持黨建帶婦建，全省鄉鎮婦聯、村婦代會組建率分別達到100%和96.8%。建立社區婦聯組織1041個，機關事業單位婦委會達到4797個，個體勞動者協會、私營企業者協會及專業市場婦代會等各類婦女組織達到5593個。
加強與女領導幹部、女企業家、女檢察官、女法官、女律師、女醫師等協會、聯誼會的溝通與聯系，積極籌建山西婦女兒童基金會、山西省婦女研究會、山西省女知識分子聯誼會，拓寬了婦女工作的領域和渠道。開通山西婦女網，實現了山西婦女工作信息化建設的美好開端。建立女性人才庫，儲備各類女性人才達1.5萬餘人。組織山西十大女傑、十大女性經濟人物、十大傑出母親、十大傑出女企業家、十大傑出女創業帶頭人系列評選活動，三晉大地巾幗群星璀璨。加大對外開放步伐，數次組團出訪歐美等國，與10多個國家建立起了友好往來和合作關系。

『貳』 安樂死是什麼意思

可以無感覺的死亡，用在兩類上 動物 人 當動物 得病時 可以用安樂死
但是人要用的話 會很麻煩的

『叄』 安樂死的社會爭議

法理：公民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
《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悖憲法這種言論，是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的。 倫理：「安樂死」有悖生存權利
從倫理方面講，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體疾病痛苦，自願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條件下實施「安樂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但是，「安樂死」沒有被確認事出有因。首先，在現有的法律條件下，「安樂死」可能引致「故意殺人」。患者自殺不會影響別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結束生命，醫護人員及家屬協助滿足其請求，在《刑法》中是「幫助自殺」行為，涉嫌故意殺人罪。其二，「安樂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類對疾病的認識還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未經法律許可而結束他人生命，有悖於生存權利的道德准則。 從醫學和法律的角度，對安樂死的論爭非常激烈。正式披露的案例也很多。
消極的安樂死
許多醫生認為，對於受到必死無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還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來延長其生命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較舒適和安逸就行。自願安樂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據，授權醫生，按其意願在他們臨終時不採用人工手段延長其生命。這種生前的意願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國與各地區並不一致。如美國1977年的「死亡權力法案」，要求醫生尊重病人的願望，已在許多州獲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術的產物，停止給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並不意味著殺害性命，而只是停止製造人工的「生命」。而且這種沒有意識，任人擺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損病人的尊嚴，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所以有人認為，植物人問題不屬安樂死，而屬死亡的尊嚴問題。但由於感情和醫學倫理學傳統的影響，還是會出現處理上的困難。
科學技術的發展使過去難以存活的不正常嬰幼兒可靠先進技術存活下來，當然，其生活的質量是低下的，他們還可能成為社會的負擔。一般說，如果發現出生不久的嬰兒有嚴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現代醫學確實無法補救，且這個缺陷將嚴重影響嬰兒生活質量，在此情況下，而且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其法定監護人不願維持其生命時，醫生可以接受監護人的意見停止其生命的維持措施，也即對於這種安樂死醫生只能執行，給予咨詢，而無權自作決定。
積極的安樂死
爭論更加劇烈，因為這種安樂死，從法律上看具有殺人的動機、行為、後果，形式上與謀殺的界線難以劃清楚。據收集到的資料，世界各國，除個別國家對積極的安樂死持容忍的態度、免予追究法律責任外，一般都把它視為一種特殊的殺人罪，如美國、日本、瑞士、挪威、波蘭、德國等。
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意見：可以不把這個難題當作醫學倫理學問題，而作為當代社會生活提出的一個實際問題（即自殺的正當性問題）來對待。
在關於安樂死立法問題的討論中，有人認為如果法律同意醫生答應垂危病人安樂死的請求，那會樹立一個殺害病人的先例，從而造成社會危機；於是醫生可以不
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診斷錯誤（如誤診為晚期癌症）則積極的安樂死造成的後果是無法挽回的。其次，在醫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殺手的內容，就違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傷害病人這一基本要求。如果醫生不僅治病，還殺人，這會嚴重影響醫生的傳統形象，而這種形象對於病人心理是有積極的、重要的作用。還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問題，如果問一個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願意繼續受折磨還是無痛苦地「睡過去」，病人鑒於他給別人（家屬及醫務人員）帶來的負擔，也可能回答：「殺死我吧。」綜上所說，對醫生來說，安樂死不應當成為一種解決病人痛苦的正常辦法，在安樂死方面醫生不應當起主動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動的角色。否則就會削弱醫生救死扶傷的鬥志。
調查民間贊同安樂死比率很高
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中，安樂死立法問題再度引起了委員們的普遍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功民在大會發言中表示，有關部門曾對北京、上海、河北、廣東等地進行調查，民間測評贊成安樂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對200名老人問卷中，贊成安樂死佔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認為安樂死是符合人道主義的，80%的人認為目前國內可以實施安樂死。 贊成安樂死符合臨終病人利益
趙功名表示，倫理原則是支持安樂死的。該作法尊重了臨終病人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相反，違反病人自主原則，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實行安樂死，把有限的資源過多地用於臨終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應用的治療，是不公正的。安樂死有利於病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議，國家可在某個地區、省、市等局部性地點制定有關規范性規定和條例，加強個例研究，作為試點積累經驗，然後才逐步向全國推廣。
廣州市女法官協會會長毛宇峨表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她是主張安樂死的。安樂死的問題，既是道德問題，又是一個法律問題。從道德倫理方面來講，中國人兒女講盡孝，朋友講關愛。市民的普遍看法，總覺得活著比死了好，很多人不願意接受，不敢接受安樂死。就身體健康的人群而言，他們是估計不到要求安樂死的人們群的承受能力，對於他們而言，更是很難預測得到的這種瀕臨死亡之前的痛苦。就社會氛圍而言，社會對安樂死問題關注是不夠的。
反對安樂死立法為時過早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人民醫院心外科吳若彬主任介紹，醫學專家們都在呼籲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腦死亡法》，目的是為了讓腦死亡者捐出活體器官救活他人。腦死亡病人從醫學的角度上講，這樣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徵，但是已沒有任何的生存意義，實施腦死亡，可大大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也可以減少醫療負擔。而安樂死的病人則不同，雖然醫學水平已回天無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腦的功能完好，用安樂死的方法，就相當於人為地讓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會倫理支持的今天，醫生為滿足病人的作法無異於「殺人」。因此，他認為，在《器官移植法》和《腦死亡法》出台之後，再來談安樂死的立法更有意義。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李力認為，腦死亡都還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層面，這些前題必須搞清楚。從中國的現狀來看，安樂死立法是不現實的。
安樂死引發的倫理爭議
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涉及了不同的人或群體，包括安樂死者本人、醫務人員、安樂死者親屬及其他需要醫療救助者。由於各方的社會身份、社會角色、責任和義務的不同，由於各方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同，導致不同的人或群體具有不同的安樂死觀念，引發了以下五個方面的倫理爭議。
1、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之爭
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之爭是安樂死中首要的倫理爭議。生命神聖論否認安樂死具有倫理價值，認為人的生命「神聖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違背神的意願而隨意結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著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義務」。由於西方的宗教傳統，生命神聖論的觀點頗為流行。生命質量論則肯定安樂死具有倫理價值，突出強調了人權和人的社會價值的重要性，認為人具有社會屬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命質量才有必要繼續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會價值，當社會價值被破壞時，人的生命質量就失去了意義，人有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顯然，生命質量論還邏輯地蘊含了另外兩種被稱為生命尊嚴說與生命自主權說的觀點。因為當人由於自己的社會價值遭到破壞而選擇結束生命時，事實上就是違背生命神聖論所認同的「神律」而作出的選擇，同時這種追求生命質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維護生命尊嚴，如中國儒家文化中的「捨生取義」和西方的「為真理而獻身」。
2、救死扶傷原則與減輕痛苦原則之爭
在醫學倫理實踐中對安樂死的反對與支持主要反映了兩種醫學倫理原則，即救死扶傷原則與減輕痛苦原則之間的矛盾。救死扶傷原則自古以來都是醫家的根本行為准則和職業道德。在被奉為醫務人員操守准則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確表示「我絕不會對要求我的任何人給予死亡的葯物，也不會給任何人指出同樣死亡的陰謀途徑」。成立於1947年的世界醫學協會在充分肯定該誓言的基礎上，制定了日內瓦法規，強調醫生必須以保護生命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傷原則的人們認為安樂死違背救死扶傷原則，是變相剝奪他人生命，有悻於醫生的職業道德的行為。減輕痛苦原則也是醫學倫理實踐中的一條重要原則，醫生的職責除了治癒疾病還包括為病人減輕痛苦。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為患者治療疾病是減輕痛苦，當患者患有不可治癒的疾病並遭受極其痛苦折磨時，使其結束痛苦無痛死亡亦是減輕痛苦，是人道的行為。因而任由那些身患無法治愈的疾病而又面臨死亡的患者飽受病痛與醫療手段的折磨，醫生卻無動於衷，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於醫生職業道德的。因而現代醫生的職責不僅在於「挽救生命」，還在於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減輕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現對病人的深層倫理關懷。
3、資源浪費與合理分配之爭
在關於安樂死的爭論中資源的分配一直是爭論的一個焦點。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十分有限，將大量資源用於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癒病症的人，或者用於維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殘兒童的生命，實質上是一種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破壞了社會公正，而允許患有不可治癒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樂死則能使一部分醫療資源被節省下來，從而用於更需要醫療救助的人。反對安樂死的人則認為，雖然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節約資源」為名為患有不可治癒病症者或植物人實施安樂死，則可能導致對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個人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因而每個人理當享受基本的生存權利，以「節約資源」為名使不可治癒者或植物人安樂死強制性地剝奪了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利，恰恰破壞了社會公正。
4、尊重人權與情境選擇之爭
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些學者將自願安樂死限於承受難以忍受痛苦、自願謀求死亡的絕症病人，認為患者擁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因此必須尊重他們的安樂死意願，才能體現對患者的倫理關懷。但是也有學者出於境遇倫理學的考慮，主張人總是處於一定情境或境遇之中，並從這種情境或境遇出發做出自己的倫理決策，從而對患者的安樂死意願的真實性提出諸種質疑：
第一，每一個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活著總比死要好。
第二，自願難以確定，一個患者在疼痛發作或因服用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鬱時表示的意願是否可以算數？
很可能在疼痛緩解或意識清醒時又放棄他的安樂死請求。第三，患者受到民生診斷的影響，有了某種絕望的願望，但如果這種診斷是錯誤的，這又意味著什麼。因此，應當謹慎對待安樂死，不可輕易肯定其價值，也不能武斷地否定其價值。
5、中國傳統「孝道」與現代親情理念之爭
在中國的安樂死討論中，支持與反對的倫理之爭主要表現為傳統「孝道」與現代親情理念之爭。反對安樂死者認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主要是老年人群體和病患者，以孝悌為基礎的傳統道德要求子女和親屬必須對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親屬細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結束，而出於減輕痛苦致親人速死的安樂死則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這容易對中國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傳統倫理模式構成嚴重威脅，導致「血濃於水」的親情紐帶斷裂。安樂死的支持者則堅持認為傳統「孝道」與現代安樂死在意蘊上不能相容，因為現代安樂死本身就是人的現代親情理念的表現，即家庭中各成員之間的權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擁有對自身生存利益的決定權利，當遭受不可治癒的疾病折磨、難以忍受病痛的情況下，父母本人擁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願才是孝順父母；而且現代親情理念還認為子女應注重在長輩生前關心長輩，尊重長輩、提高長輩生活質量，這樣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現，否則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安樂死倫理爭議的深層意蘊
安樂死引發的倫理爭議一方面向安樂死實踐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樂死實踐背後隱藏的關於人類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層矛盾。這些矛盾既有類主體所共同面臨的生與死的矛盾、醫學倫理決策道德原則沖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會公正問題，同時還包括具有特殊性的傳統「孝道」的片面義務論價值取向。
1、生與死的矛盾
安樂死中關於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的爭論反映出人類主體所共同面臨的生與死的矛盾。生與死的矛盾是人類獲得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的直接結果。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的獲得，意味著人類能夠將自我與周遭世界區分開，進而意識到自我的存在及消亡。由此，人類的生與死產生分裂，人類也從大自然的秩序中分裂出來，因此「絕不能把他（指人）理解成動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種動物，因為他已經脫離了自然，並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義問題（以及自然的意義問題）作為他的命運」。也就是說，人類可以通過追尋生命的意義超越死亡，從而解決了必然要面臨的生死矛盾問題。在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的爭論中提供了三種超越生死矛盾的途徑和方法，即信仰的方式、科學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它們都可以被看作以追求生命意義的方式尋找超越死亡的可能性。但是我們認為，這三種超越死亡矛盾的方式都不可能真正達到超越死亡的目的。
所謂信仰的方式，是指為了獲得自身的意義，獲得存在的依據，而將自我虔誠地獻給神靈，並將此歸因為神靈的恩典。尤其在人類社會早期，人類的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處於比較低的發展水平，即人類還不能在觀念上將自身完全同自然界對立起來進行考慮，因此神靈處於人們生活的中心，支配著人們的觀念和實踐。此時，一方面人們只需虔敬地侍奉自己的神靈，遵守神靈的旨意，便可以毫無疑問地找到生命的意義，並且心裡感到滿足、安寧和充滿希望；另一方面，神靈在能夠安慰早期人類的同時，也給他們以生的許諾，如上帝會將人死後脫離肉體的靈魂帶到天堂，靈魂就會不死。在這里，死亡變成了靈魂永生的一道門檻或者必不可少的程序，從而死亡的形象在人們心中也變成了可接受的和帶有某種美的對象，肉體則變成了受冷落的、應該被拋棄的對象，它的痛苦與消亡也就顯得不那麼緊要。很顯然，通過信仰而得到神靈的安慰與許諾只是使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和生的熱情得到了幻想般的釋放，因為死亡具有不可懷疑的實在性。所以，信仰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謂科學理性的方式則是指人類對自身意義的看法從通過信奉神靈獲取自身存在依據轉變為通過遵循絕對精神或絕對律令而獲取支配和改變對象世界的力量。隨著近代社會理性與宗教的斗爭進一步深化，理性獲得了巨大發展，人們精神生活的中心隨之發生改變。這種轉變使得神靈順理成章失去了對人們的吸引力，因此神靈和彼岸世界也就無法再承擔安撫人們心靈世界的重任，比如「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媽塌，意味著人們只得在此岸世界尋找生的命運與死的前途，即將獲取支配和改變對象世界的力量作為自身存在的意義。但是這種方式直接造成了人與對象世界的絕對對立，同時取消了克爾凱郭爾?所謂的人類內在精神生活的主觀性，也就一方面使得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和生的熱情得不到釋放，另一方面將熱情地生、恐懼的亡變成了夾帶著恐懼的生、不知所謂的亡，因此對死亡的恐懼和表達絕望等主題在這一時期被視為消極的生活態度。所以，科學——理性的方式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謂道德的方式是指通過追求某種道德信條，踐行某種道德原則而獲取自身存在意義的方式，但這種方式也只是表現出了一種幻想出來的超越。如中國傳統式「捨生取義」，由於死者只能憑著他本人的「義」的信念而「捨生」，而不同的利益歸屬所要求的「義」是不同的，而且至關重要的是這種「捨生」通常都是形勢所逼的「自願」之舉，並沒有人真正喜歡死亡。通過對以上三種超越死亡方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它們的共同點都是企圖通過以意義的追尋否定死亡，而獲得另一種形式的再生，而這正是對死亡的恐懼所帶來的心理幻象，並不能得到真正的再生。
2、醫學倫理決策中的道德原則沖突
安樂死中關於救死扶傷與減輕痛苦之間的矛盾其實反映了現代醫療實踐當中倫理決策的困境，即現代醫療體系中倫理決策原則相互之間的沖突性。
科學技術的進步激化了醫學倫理學基本原則中包含的一對固有矛盾。作為醫學倫理學基礎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醫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長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個人無法進食，生命就難以維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殘疾人很難終其天年。由於一些治療措施的進步，許多不治之症的結局可以變得相當拖沓。這樣一來，病人臨終前的痛苦也延長了，這種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來前解除。不少疾病終末期的病人，由於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醫生結束他的生命，當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他們有時就殺死自己。但由於不諳生理解剖，在結束自己的生命時，他們往往不得不忍受多餘的痛苦。於是，有關安樂死的案例和討論不斷出現。
在現代醫療體系中得到較多共識的是以下四個原則：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決策能力的原則；不傷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對他人傷害的原則；行善，即要求阻止傷害、促進利益和權衡利益與風險、代價的原則；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風險與代價的原則。此四項原則是醫療實踐中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其根本價值目標是一致的，即維護患者利益，但每一具體原則又有其各自的倫理依據和對象性要求，從而在具體醫療情境之中，它們之間往往會發生沖突、出現矛盾，即當我們從不同的倫理決策原則出發，會對同樣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結論。我們分別從尊重自主原則與不傷害原則出發，就會形成對待安樂死的兩種不同態度。
3、社會公正問題
安樂死中關於資源浪費與合理分配的爭論反映了各個利益相關方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博棄。各個利益相關方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另一個是富有的人與貧窮的人。顯然，一定社會的社會資源總量都是有限的，那麼社會資源的分配和使用就會成為一個社會所必然面臨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即存在著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對社會資源佔有佔用不均衡、富有的人與貧窮的人對社會資源佔有佔用不均衡的問題。發達地區和富有的人憑借其財富優勢佔有佔用一多半社會資源，而欠發達地區和貧窮的人則由於其財富上的劣勢只能佔有佔用少量社會資源。由於這種對社會資源佔有佔用不均衡問題的存在，其必然使人產生對欠發達地區和貧窮的人能夠享有足量社會資源的擔憂，進而認為安樂死可能成為剝奪欠發達地區和貧窮的人享有社會資源的新方式。
4、人性中的非自洽性
人性中的非自洽性是指人性自身固有的矛盾性和人所處環境的復雜性、偶然性使得人性並不能滿足任何理論上所設想的邏輯完滿性。但在理性主義的背景下，出於理性的選擇和行為才被視為是可理解的和可靠的，由此導致了對出於非理性因素的選擇和行為的忽視、曲解和否定。在關於安樂死的第四點爭論「真實意願與情境選擇之爭」里集中表現了對處於具體情境中的人的倫理決策能力的懷疑與不信任。我們可以進一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這一點。
第一，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安樂死之所以能夠獲得支持，是因為患有不治之症並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他們尋求安樂死的請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即他們面對疾病和痛苦不得不作出求死的選擇。而反對者給出的「活著總比死好」的理由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將安樂死的最終結果理解為死亡這一事實。顯然，在生與死相對立的前提下，支持者和反對者雙方都無法提出無理由地放棄生命的有效根據。因此，放棄生命一定出於某種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就是「無奈之舉」。
第二，放棄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具體到安樂死的支持者那裡，就是患有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並且這一值得別人同情的原因更進一步肯定了「活」的善與「死」的無奈。但是在反對者看來，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與安樂死之間顯然存在著一個人如何選擇的問題以及選擇是否可靠的問題。
第三，前邊已經確定，在安樂死的支持者看來，選擇安樂死一定是出於不可抗拒之原因，也就是說別無選擇或這種選擇出於某種必然性，最為重要的是病患者本人令人同情的遭遇似乎使得他們的求死選擇能夠被道德承認。
反對者似乎對此存有疑慮，認為人的選擇應該是出於純粹理性的才是可靠的，但病患者的選擇很可能會因為服葯與否、疼痛加劇與否、醫生的診斷正確與否、醫療水平的提高與否甚至病人的情緒正常與否等因素而發生改變。很顯然，反對者的意見使得支持者最為重要的理由「自願」變得不那麼可靠和真實，但同時反對者的意見也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的選擇不僅僅是理性與必然性的表現，恰恰相反其中充滿了偶然性與非理性的影響，也就是說人性中潛在地存在著對社會理性規則的破壞性因素，這些人性中的非自洽性並不因為同情心與理性功能而自己消失，反而時刻影響著人類理性的正常運轉。
5、傳統「孝道」的片面義務論價值取向
在中國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下，害怕因為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請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這種擔憂本身只表明了傳統「孝道」的矛盾性和復雜性，主要表現為兩點：
第一，「孝」是為人們所認同的倫理價值取向。因為一方面中國的「孝」文化由來己久，並且與政治關聯密切。早在先秦時期就有關於「孝」的社會政治作用的明確記述，如《論語?學而》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意為一個人只有在家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在外才不會犯上作亂，做出有悼禮法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中國古代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每個人既是家族成員，又是社會成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家族關系擴大而成。一個人正是從愛自己的父母兄弟開始，不斷擴展，達到愛朋友、君王，以致愛整個社會、民族和國家。所以作為處理家庭關系的基本道德規范——「孝」，既是家庭關系的重點，又是擴展社會人倫關系的起點。這樣，個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國家這一整體、集體的利益鏈條之上，並產生了一種個體對家族——國家的犧牲意識與服從意識，即只強調個體對家族——國家的義務價值。因而現代安樂死對於自身權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會遭遇到極大的片面義務論價值取向的阻礙。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盡義務者的利己動機，使得個體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安樂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評價。由於現代安樂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預死亡過程，而且在直觀上，發出安樂死請求的父母或其他親屬依然被稱為活著的人，在這個意義上，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要求會被子女或晚輩當成是處死的請求，難以接受，即會獲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評價。但父母或其他的親屬的安樂死請求出於自身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子女或晚輩應該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請求。實踐表明，子女或晚輩大多拒絕了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請求。很明顯，這種拒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要求安樂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輩符合外在的積極道德評價為代價的。由此，「孝」與「不孝」除了強調被盡義務者的需求外，更加取決於一種外在的積極道德評價，即「孝」中包含有盡義務者的利己動機，也就是俗話說的「好名聲」。

『肆』 關懷為建立北京勞動法學會做出貢獻嗎

做為北京勞動法學會的元老，首任會長，名譽會長的關老對北京勞動法學會做出了接觸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容
2011年3月19日，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成立十周年紀念大會暨2010年年會正在北京京民大廈禮堂舉行。
1、會員代表中華女子學院劉明輝教授在發言中，對老會長關懷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2、桂生副會長宣讀了《關於表彰為學會十年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優秀會員和優秀團體會員的決定》。由北京市法學會常務副會長周信向關懷教授頒發「傑出貢獻獎」。
3、名譽會長關懷教授發表建會感言《走過十年路，迎接新征程》。

『伍』 婦女的含義

通俗地說:那層"包餃子的皮"沒了的就叫婦女了

『陸』 支持安樂死

首先，人總是要死的，死的意義有不同。其次，人死的死後大多都是生病死的，那死相，甭提了。然後，由於死的太痛苦，搞得家人淚流滿面。而且，安樂死的時候是那麼平靜，既不會讓痛苦，也不會讓家人傷心。所以，支持安樂死！

『柒』 操學誠的相關信息

積極致力於推動中國青少年社會教育事業發展、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建設和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參與《共青團十五大報告》、《全聯青聯九屆一次全委會工作報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參與和主持《中國青年價值觀和中國和平崛起道路》、《新疆西藏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狀況》、《青少年網路結社》、《大學生信息來源》、《熱點事件的網民瀏覽、搜索、發帖行為與網民社會觀察引導研究》、《我國未成年犯抽樣調查》等一系列重大課題研究。參與中國青年志願者行動、中國青年文化行動、「紀念五四運動85周年「青春」主題晚會、「青春中華」中國青年文化周、中國青年服裝時尚周、中國青年歡樂節、十八歲成人儀式、「尋找美麗的中華」青少年社會教育活動、中國青少年社會教育「銀杏獎」、中國青少年社會教育論壇、「大家E起來——青少年網路素養大講堂」、「為了明天——關愛未成年人黃絲帶行動」等一系列重大活動項目的策劃與實施。
擔任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國廣播影視大獎電影華表獎和中宣部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五個一工程」歌曲和第十一屆「五個一工程」戲曲評委。曾擔任中國殘奧會、特奧會、聾奧會副主席，中國青少年網路協會副會長，中國定向運動協會副主席，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副會長。
提出「社商」的概念，強調社商是社會教育的核心理念，反映一個人社會化的程度，指一個人具有的社會認知能力、社會溝通能力、社會適應能力、社會參與能力的綜合水平，是體現一個人融入社會狀況的客觀指標。認為社會教育應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共同構成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的有機整體，社會教育突出對社會文化價值、社會行為規范、社會生活能力的培養，強調社會實踐和體驗，強調青少年的自主參與，強調運用社會資源共同做教育。2007年開始，積極爭取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團中央、教育部、文化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國家體育總局、國家文物局、全國婦聯、中國科協、中國文聯等十二家部委支持，共同開展了「尋找美麗的中華」青少年社會教育活動，通過美麗的中華風光、美麗的中華文化、美麗的中華人物、美麗的中華精神，廣泛挖掘整合自然、社會、歷史和文化資源，努力構建青少年社會教育的大平台，引導廣大青少年把中華文化的根深深地植在心中，構築起強大的精神支柱，建設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
高度重視對網路與青少年關系的研究，強調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網路社會」，當代青少年是「網路的一代」，誰掌握了網路，誰就可能贏得青少年，必須推動青少年與互聯網良性互動、共同成長。2010年5月至7月，聯合北京團市委、中國青少年報社、中國網路電視台、新浪網共同主辦「大家E起來——青少年網路素養大講堂」，動員文化學者於丹、航天英雄楊利偉、「知心姐姐」盧勤、「法官媽媽」尚秀雲、奧運冠軍邢慧娜、青年歌手王麗達、央視主持人康輝、王小丫等一批知名專家學者和社會公眾人物深入廣大中學生中間，圍繞網路與學習、網路與游戲、網路與交友、網路與社會、網路與文明、網路與成癮、網路與犯罪、網路與健康、網路與安全等話題，對青少年進行了生動而系統的網路素養教育，引起了社會各界對網路素養的關注和探討，引導青少年正確地使用網路、有效地利用網路，形成正確、理智的社會觀察，積極參與網路文明建設，傳播正能量，做有主見、有責任感、有素養的新一代網民，「網路素養大講堂」在網路搜索中出現310000篇，谷歌搜索約77600篇。2009年、2010年分別組織人員深入北京、天津、上海、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廣東、雲南、貴州、四川、重慶、陝西等20多個省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和女子監獄開展專題調研，組織實施了《我國未成年犯抽樣調查分析研究》、《熱點事件的網民瀏覽、搜索、發帖行為與網民社會觀察引導研究》、《中國青少年網路暴力現象與預防研究》、《中國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設》、《外來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和犯罪預防調查研究》等重點課題，加強對網路沉迷青少年等重點青少年群體的調查研究和引導服務工作。在上海、重慶、青島、德州等地召開「未成年人輕罪犯罪消滅制度」 ，「合適未成年人參與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的理論與實踐」等一系列專題研討會，加強試點，積極推動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建設。大力開展「為了明天——關愛未成年人黃絲帶行動」，努力構建預防工作載體和慈善平台。
2012年3月，掛職擔任中共大同市委常委、市政府黨組成員，2012年7月經大同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擔任副市長，分管名城復興工程、招商引資、文化、文物、旅遊、民族宗教等工作。強調緊緊抓住國家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機遇，大力推動大同對外開放和轉型發展，狠抓轉型綜改試驗區建設，努力把大同打造成京津地區清潔能源供應基地、生態屏障、綠色有機農產品供應基地、休閑度假目的地和產業轉移承接地。重視對大同（平城）絲綢之路的研究，推動大同絲綢之路申遺工作。加強與國家發改委和北京、天津、河北有關部門的溝通和對接，先後在2014年召開的「晉津產業協同發展對接會」和「晉京產業協同發展對接會」上推介大同產業和旅遊，參與大同、張家口、烏蘭察布「晉冀蒙長城金三角合作區」的規劃和實施，參與推動大同至張家口鐵路客運專線、保利協鑫多晶硅及光伏產業循環經濟項目等的立項和落地工作，帶領市招商局、發改委、國資委等赴北京、天津、青島、蘇州、廈門、廣州、深圳、惠州等地招商，積極承接京津冀環渤海地區和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項目。
高度重視對大同文化旅遊資源的規劃、整合和利用，強調要像挖煤一樣把大同豐富而深厚的歷史文化旅遊資源挖掘出來形成產品、項目和事業，推向全國乃至世界。強調要大力挖掘和弘揚「大同」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內涵，注重社會公平正義，加強社會建設，突出民生改善，努力建設美好、幸福、和諧的「大同社會」，實現大同人的「中國夢」。強調要深度挖掘大同作為「中華民族融合之都」、雲岡石窟作為「世界文明會客廳、絲綢之路文化地標」、北嶽恆山作為「中華國山」（與東岳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一起）、大同作為「長城之鄉」等的歷史文化內涵和旅遊特色。多次推動召開「大同旅遊發展研討會」，組織編制《大同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規劃》、《大同市旅遊產業發展規劃》，進一步闡明大同作為「古都、煤都、夏都、佛都、藝都」城市定位和旅遊特色，先後在北京、廣州、廈門、深圳等地舉辦大同旅遊推介會，通過多種形式加大對大同的宣傳推介力度，培育「中國古都、天下大同」、「清涼大同城、度夏首選地」的旅遊品牌。先後策劃和組織中國（大同）雲岡文化游節、中國（大同）國際汽車文化展、中國（大同）國際雕塑雙年展，第七屆世界養生大會、古都燈會等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動，不斷擴大大同的社會美譽度和影響力。具體策劃和指導實施2013年9月在陽高縣成功舉辦了第七屆世界養生大會，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以及美國、荷蘭、瑞典、韓國等19個國家和地區300多名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外交使節和企業家參會，共同打造「養生陽高」的品牌，陽高縣被授予「國家養生（養老）示範基地」。大力推動大同文化旅遊投資集團籌建工作，積極推動大同古城、北嶽恆山、火山群、內外長城等景區規劃、招商引資和建設，推動出台大同市文化創意產業扶持政策，吸引社會資本和力量參與文化旅遊產業，積極推進「方特歡樂世界」、晉華宮國家礦山公園、北魏398工業遺址文化創意園等文化創意產業項目，推動大型音樂舞蹈劇《雲岡樂舞》、電視劇《北魏王朝》的創作，努力使大同旅遊模式更加豐富多彩。
擔任大同「名城復興工程」領導組組長，經常深入西城牆、四牌樓、魁星樓、純陽宮廣場、鼓樓民居修復工程、代王府、明堂遺址公園、雲岡石窟五華洞窟檐保護工程和御東新區「方特歡樂世界」文化科技產業基地、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等工程現場辦公，解決工程建設中遇到的問題。重視基層，關注民生，積極參加「下鄉包村增收」、「訪民生、知民情、解民事」集中走訪等活動，經常深入鄉村、社區訪貧問苦，將渾源縣沙圪坨鎮龍窪村作為幫扶聯系點，定期深入龍窪村開展幫扶增收工作，聯系北京協和、301、北京醫院等12名專家多次為村民義診，積極籌措資金為村民修路和建成了500多畝的「清華林」。牽掛天鎮縣受災的過冬無房的村民，爭取光華科技基金會捐獻價值30萬元的棉被和大衣。

『捌』 女法官國際日設立初衷

女法官國際日設立初衷是促進婦女在各國司法機構中的充分和平等參與，支持婦女在從事司法工作中彰顯自身價值。

2021年4月28日，聯合國大會第75屆會議通過決議設立「女法官國際日」，2022年3月10日被定為第一個「女法官國際日」。

決議提出，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條件下積極參與各級決策對於實現平等、可持續發展、和平和民主至關重要，要致力於制定並實施適當和有效的國家戰略和計劃，以提高婦女在司法系統和機構的領導層、管理層及其他層級的地位。

首個「女法官國際日」

3月10日是首個「女法官國際日」。「女法官國際日」是經第75屆聯合國大會2021年4月28日通過決議設立。設立的宗旨是促進婦女在各國司法機構中的充分和平等參與，支持婦女在從事司法工作中彰顯自身價值。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舉行以「新時代女法官擔當作為」為主題的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賀小榮介紹了我國法院在支持婦女從事司法工作的情況。

賀小榮介紹，中國法院在支持婦女平等從事司法工作方面基礎良好、工作扎實。全國12萬余名法官中，女法官有4.5萬人，35萬余名法院幹警中，女幹警有14萬餘人，比例達到40%。

廣大女法官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立足崗位、履職盡責，司法為民、公正司法，涌現出黃志麗、周春梅、魏晶晶等一批信念堅定、公正為民、敬業奉獻、忠誠廉潔的先進典型，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動人民法院工作高質量發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女法官國際日

『玖』 佩麗是誰

佩麗是趙佩麗，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第九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全國女法官協會第四屆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趙佩麗，女，漢族，1981年至1984年西南政法學院首期法律專業函授大專班學習，曾任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員，1987年任經濟審判庭副庭長，1989年任研究室主任，2001年至2007年7月任省高級人民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正廳級巡視員，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第九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全國女法官協會第四屆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

『拾』 長城證券法人代表

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冊地址：深圳市福田區深南中路2066 號華能大廈25 層

辦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區深南中路2066 號華能大廈25 層

法定代表人：楊光裕

1、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管人員介紹

楊光裕先生，董事長。1957 年生，中共黨員，工商管理碩士。曾任江西省審計廳辦公室主任，海南匯通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總會計師，長城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

吳德超先生，董事。1961 年生，中共黨員，碩士研究生。曾任海南匯通國投證券營業部總經理，長城證券海口營業部總經理，長城證券業務開發部部門總經理、長興達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現任長城證券資產管理總部副總經理兼投資發展部總經理。

張建海先生，董事。1960 年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高級經濟師。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辦公室副主任、山西證券公司副總經理，1995 年起任長城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總裁助理。

呂莉女士，董事。1959 年生，中共黨員，高級經濟師。曾任寧夏證券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董事長，西北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現任西北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監事長。

崔澤軍先生，董事。1964 年生，中共黨員，高級會計師。曾任中原信託投資有限公司財務部副經理、經理、副總經理，現任中原信託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

桂水發先生，董事。1965 年生，大學本科，注冊會計師、審計師。曾任上海證券交易所市場部總監，現任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

陶允女士，董事。1975 年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經濟師。曾任天津北方國際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國際業務部項目經理、資金管理部副經理，現任北方國際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總部總經理。

馬原女士，獨立董事。1930 年生，中共黨員，碩士研究生。曾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副庭長、庭長、副院長，主管民事審判和行政審判工作。現任中國女法官協會會長，人民大學兼職教授。曾主持起草了大量的司法解釋、參加了許多重要法律的立法活動，主編了一批重要法學著作，是我國法律界權威人士。

麥建光先生，獨立董事。1961 年生，中國香港人，香港注冊會計師，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1985 年加入香港安達信公司，1991 年調入深圳，是安達信深圳和廣州分公司的主管合夥人，也是安達信國際組織的合夥人，在企業招股、收購合並及公司融資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2001 年年底，創建華雋創業投資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擔任董事總經理職務。

任俊傑先生，獨立董事。1955 年生，大學本科。歷任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處長、深圳金融機構同業協會首任秘書長、賽格投資有限公司（香港注冊）董事總經理、祥安證券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會員）董事、中國投資環境協會副理事長，現任深圳懷新企業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金融監管及證券市場的發展有豐富工作經驗。

王其文先生，獨立董事。1944 年生，中共黨員，美國馬里蘭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在運籌學、人工神經網路方法用於優化、預測與決策、資源與環境管理等領域具有豐富教學、科研和實際工作經驗，擅長將管理決策中的數量分析與計算機應用相結合。

李建中先生，監事長。1964年生，碩士研究生畢業。曾任長城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資金計劃部總經理，現任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綜合管理部經理。

李德良先生，監事。1951生，高級會計師，注冊會計師。現任長城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人力資源部總經理。

傅鵬博先生，監事。1962年生，碩士研究生。現任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總部副總經理。

阮爭先生，監事。1969年生，大學本科。現任中原信託投資有限公司投資管理部經理。

宴子群先生，監事。1955年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曾任天津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國際金融處副處長、金融外經處處長，美國新津國際有限公司副總裁。現任北方國際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管理總部副總經理。

楊傳益女士，監事。1957年生，會計師。現任西北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總裁助理兼財務部經理。

關林戈先生，常務副總經理。1953年生，中共黨員，經濟學碩士。曾任中國汽車貿易公司辦公室主任，中共天津市委領導同志秘書，南方證券天津分公司副總經理、常務副總經理、代總經理，長城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總裁助理。

余駿先生，督察長。1962年生，碩士研究生。曾任中國人民銀行湖北省分行科室負責人，君安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宏觀室負責人，長城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營業部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