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中院女法官

B. 糯康是怎麼被抓獲的

2012年4月26號,糯康和另外7名嫌疑犯在寮國方面實施的一起突擊行動中被逮捕。

糯康（Naw Kham，1969年11月8日~2013年3月1日），男，撣族，原籍緬甸臘戌，特大武裝販毒團伙「糯康集團」主犯，長期從事制販毒品、綁架殺人等犯罪活動。

2011年10月，製造震驚國際的「湄公河慘案」。2012年5月10日，他被抓獲後由寮國依法移交中國。2012年9月20日上午9時30分，於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2012年11月6日判決死刑，與其餘六名被告人賠償原告人共計人民幣六百萬元（連帶賠償附帶民事訴訟）。糯康等6名被告人以一審量刑過重為由向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2012年12月20日，二審在雲南高院公開開庭審理。鑒於案情復雜，法庭沒有當庭宣判。2012年12月26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13年3月1日，糯康在雲南昆明被執行死刑（注射）。

(2)昆明中院女法官擴展閱讀

案件一審宣判中，法院同時判決該案的6被告人連帶賠償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共計人民幣600萬元。

據了解，這600萬元來自糯康的賠償。而他本人在一審開庭時就當庭表示，他還有一些錢，能夠做出賠償，希望得到寬大處理。

昆明中院法官楊曉萍介紹，部分附帶民事原告人對賠償數額不滿意，一審宣判後提出了上訴，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判決嚴格按照法律作出，因此維持了原判，二審判決已經生效，法院將著手附帶民事部分的執行。這也是當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比較關心的問題。被害者家庭能從中獲得20餘萬至50萬元不等的賠償。

C. 證據不足的案子怎麼辦

看案子的重要性，小案子，證據不足，就沉睡檔案室，大案子會有有人跟著的吧！

D. 賽銳案和李昌奎案有關聯嗎中國為什麼會這么黑暗

舉國關注李昌奎案、痛斥雲南高院的同時，雲南昭通另一起喪心病狂的殺人案也值得正義人士高度關註：21歲的女孩吳倩被捅27刀，喉管被割斷，頭部被砍下；昭通中院一審判殺人狂賽銳死刑立即執行。賽上訴後雲南高院審理了兩年，至今無果。
2008年6月18日下午7時，出身農村的雲南省昭通衛生學校中專班班長吳倩被兇殘地殺害了。吳倩是一位品學兼優農村學生，她被害是因為拒絕了一位無賴賽銳的求婚。30多歲賽銳求婚不成，惱羞成怒，把吳倩欺騙並挾持至昭通市鑽石廣場一咖啡館對吳倩逼婚。吳倩不從，賽銳即抽刀向吳倩連砍27刀，吳倩的心臟、肝臟、肺部、胃腹、背部均遭屠戮，喉管被割斷，頭部被砍下，只有一點皮與身體相連，鮮血濺滿牆壁，現場慘不忍睹。
殺人後，兇手逃離昭通城區，終被抓捕歸案。案發後，吳倩所在的昭通衛校以全體師生名義向公檢法司各部門呈交請願書，嚴正要求嚴懲兇犯；吳倩全家及父老鄉親712人簽字蓋手印聯名上書黨政機關和司法部門，強烈要求將罪大惡極的兇手賽銳正法，此案曾震動昭通全市城鄉。
案發一年後的2009年5月8日，昭通市中級法院審理後以昭中刑一初字第26號判決書，一審判處賽銳死刑，立即執行。
賽銳提出了上訴。如今二審已過兩年，雲南高院仍未下判。
我想說的是：該死而未死的這些殺人犯們多活一天，那些因之受害而死去的人都會難以瞑目一日。
審判法官雲南奸殺二命案(還有李昌奎案）的如下「法官」：
審判長：趙偉
代理審判員：王開武
代理審判員：何麗萍
時任書記、院長：許前飛
常務副院長：鄭蜀饒
副院長：趙建生、李思明、楊為棟、王樹良、田成有
審判長：趙偉，代理審判員：何麗萍、王開武，書記員：楊燕。
記住這幫吃皇糧的大老爺們！
（注釋：賽銳的直系親戚就在雲南高院）雲南高院要樹立什麼「標桿」，就是為賽銳不死做准備而已！有人會問，兇手親戚能一手遮天嗎？這就涉及利益共同體的問題，今天我幫你的忙，明天你幫我的忙，相互包庇利用，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

E. 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李楠法官，您能正確分析了解案情後，再作判決嗎

從你介紹的情況看，你家的資金曾經委託他人投資，因為投資款被騙。法院判決認定委託人沒有過錯。是這樣嗎？

F.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G. 馬加爵案主審法官刀文兵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提起公訴了嗎

2020年7月7日，裁判文書網公布了一起雲南高院指定管轄決定書（2020雲刑轄228號），內容顯示，雲南高院就玉溪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被告人刀文兵故意殺人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非法持有彈葯罪一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的解釋》第十八條的規定，指定由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

10月21日，雲南法檢系統相關人士向媒體證實，上述裁判文書中的被告人刀文兵，案發前是昆明中院執行局副局長，2004年曾主審馬加爵案。

(7)昆明中院女法官擴展閱讀

早在2020年7月，廣泛流傳於雲南司法圈的一個版本稱，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司法技術處的一副處長是刀文兵的第二任准媳婦，為與該副處長在一起，刀文兵與原配離了婚，而該副處長同時又是雲南省司法廳原副廳長趙立功的情婦。

據2019年9月雲南省紀委監委消息，雲南省司法廳黨委委員、副廳長趙立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多位知情人向紅星新聞記者透露，趙立功曾給前述副處長的銀行卡賬戶打了兩千餘萬元，趙立功落馬後，其「利益關系團體」慌作一團，刀文兵遂與該副處長相約自殺。

二人相約頂樓自殺，但最後是刀文兵將該副處長推下樓，其本人並未自殺，該副處長最終身亡。 認證為知名法律博主的@胡貴雲律師發微博稱，「審判馬加爵殺人案的法官刀文兵，後來也親自殺人了，殺的是情婦，偽造成自殺。」

昆明中院回應媒體稱：「本案由省高院指定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目前該案還在審判過程中，案情的相關情況我們這邊也不太了解」。 21日中午，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回復紅星新聞，因本案尚未審理，故對相關案情並不清楚。

H. 昆明理工大津橋學院英語專業就業去向

作者：知乎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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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都某211英語專業本科研究生，今年6月應屆畢業。
就我六年的經歷來看，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回答，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語言類院校和非語言類院校的情況，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情況，211和非211的情況，京內生源和京外生源的情況，甚至男生和女生的情況，都不一樣，影響因素太多了。我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因為就我找工作一年的經歷來看，這是現實。尤其是北京，僧多粥少，用人單位沒辦法，只好設下種種雷區，哪怕你避開其中幾個，還會踩中另外幾個，大家都無奈。
英語專業你可以說就業面很寬，你也可以說根本就不算有專業，主要看你想干什麼。
大方向兩個：1. 以英語為專業；2. 以英語為工具
以英語為專業的，主要就是翻譯（包括職業筆譯員和口譯員，包括各國家部委參公單位事業單位的外事工作人員，包括企業in-house翻譯等等）、編輯和記者（出版社、報社、電視台、網站的英文編輯）、教師（尤其是高中和大學教師）。這類工作，對語言的要求很高，此外有的要求有一定的翻譯能力（對，語言能力不等於翻譯能力，誰說學英語的就會做翻譯我糊他一臉），有的要求有學術研究能力。
以英語為工具的，包括一系列有其他行業背景，只是以英語作為一種工作中交流用的語言的職業，比如外貿、金融、法律、旅遊等等等等，最直觀的，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聯合國國際法院首位中國籍女法官薛捍勤都是我們的校友，人家也不見得干不好（據說金老爺子自己私下裡的圖章上，AIIB=An Interpreter Invented Bank，我也是醉了-_-）。
所以說，英語專業的就業面可以很寬，但是如果只會英語聽說讀寫，沒有行業知識，沒有翻譯能力，只有一個專業八級證書（而且專八的通過率也不是百分之百），等該找工作的時候，在就業市場上，真的不能算是有一個能夠傍身的專業。
就現實情況來看，本科畢業的時候，直接工作的同學，大部分從事的是第二類工作。我本科是英語翻譯專業，大家都還是經過一定口筆譯專業訓練的（趕上的口譯老師也特別棒，不是把我們當成學生，是當成未來的職業譯員在培養），但是畢業的時候發現，除了考上外交部、對外友協等外事單位公務員的，很少有人從事第一類工作。主要原因，很簡單，用人單位基本都將碩士作為最基本的門檻。確實，對於那些工作來說，本科的基礎與技能訓練，真的不夠。
而到了研究生畢業的時候，大部分同學，都找到了第一類工作。但是要注意的是，在這里，我前面所說的語言類院校和非語言類院校的情況，211和非211的情況，京內生源和京外生源的情況，甚至男生和女生的情況差異，愈發明顯，院校歧視，本科出身歧視，性別歧視，地域歧視，在各種招聘中都有存在。我比較幸運，考研的時候低空飛過考上了我現在的方向，算是有了一門傍身之技，本科和研究生都是211語言類院校，有CATTI二級筆譯和二級口譯，這些可以幫助我躲過一些歧視，但是我沒發過論文（學了這方向，發論文就成了浮雲），我不是北京人，我不是男生，我XXXX，（而且我的行測和申論，呵呵噠），用人單位或許還有一千個一萬個繼續歧視我的理由。所以可能，換到英語專業其他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換到其他高校的研究生，又會面臨其他的雷區，情況也就不很一致。說白了，第一類工作也就那麼多，一個普通的單位，還能要幾個翻譯？應聘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是分母，單位沒有精力一個一個挑過，只好設硬性條件。找不到第一類工作，去做第二類工作，應聘者是英語專業的本科畢業還是研究生畢業，個人認為差別不是很大，有的時候，研究生甚至會被單位看做是個劣勢。
所以說，學了英語專業，就像上面有人說，要是光學語言，光知道點語法詞彙，那就太失敗了。先想好自己想干什麼。若要從事第一類工作，往專業頂尖的學校考研，培養自己的翻譯能力，多積累點翻譯經驗，多補充點背景知識，這些都是為了讓自己到了就業市場上，多躲過幾個雷區。性別地域出身咱控制不了，咱能努力把其他的雷區都躲過了，選擇就會多很多。況且性別和地域出身，絕對不是理智的用人單位最看重的。今年有好幾個招聘計劃是男生優先的崗位，最後都是要了優秀的女生。若要從事第二類工作，可以學個雙學位啊，或者跨專業讀研。總之就是，打鐵還需自身硬，自己強了，能推開的門就多些。

I. 三位女法官談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

這位知友，三位女法官談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
陳燕萍(女)江蘇省靖江市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其宏(女)河南省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汪夏(女)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巡視員。

中國經濟網網友「一隻兔」向三位代表提了一個問題，作為一位優秀的法官還是女同志，工作壓力大不大？平時的工作一定很忙，各位是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

[陳燕萍]

我記得有一句話叫作「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一個優秀的職業女性可能是難上加難了。我雖然是一名來自基層的普通女法官，每年要處理很多案件，就我本人來說可能每年要處理300件，每天要對著那麼多求助的群眾，工作壓力可想而知。剛才你問到，如何排解壓力。應對這些壓力，單靠我個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我除了承擔審理案件還要接待許多來信來訪的人，這樣一來壓力更大了，單靠我個人的力量我肯定也不行，我後面有許許多多支持我、鼓勵我的人。比如我的領導、我的同事，更包括我的當事人，也包括我的家人，他們都給了我很多支持，如果說離開其他的群體，我想不管你自己怎麼樣去努力可能都不行。因此我非常感謝他們。剛才你問到家人，我也很珍惜我的家人對我的支持。我也在工作之餘會給予我家人最溫馨的關懷和關愛，舉個例子，我們家的家務活都是我干。

[汪夏]

說沒有壓力那是不可能的，壓力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句話是「有壓力才有動力」，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把工作做好。我們在做工作，實際上我們背後有一個法官群體。作為法官來講，作為法律人來講，要求我們新時代的法官不僅是法律方面的精英，同時也是生活和工作的智者。在生活、工作當中需要用我們的智慧進行協調，作為女同志首先工作要做好，但是家庭更要處理好，畢竟我們是東方女性，所以這當中需要我們投入更多的精力。從基層院到中院我一直感到家庭的支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家，才有停泊的地方，有怨有苦的地方才可以訴說，有不解的問題可以尋求解答，有家的支撐，可以在前行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李其宏]

作為一名女法官，我的追求是事業和家庭要和諧發展、互為動力。我作為一個母親，也是一位妻子，也是一個女兒。我會盡量做好這幾個角色賦予的工作，承擔社會責任。在工作上，我的家庭和睦了，我的工作也就會帶來動力。有時候工作上有壓力也會有一些煩惱，回到家裡情緒低落的時候，如果你的家人給你一個微笑，給你遞杯水或者一個安慰，你就會釋放壓力，你可以馬上又輕松，讓你的思路又歸於清醒，回到正軌。作為一個法官要把家庭搞好，我們的事業也不會放鬆。如果問事業與家庭你更看重哪個？我兩者都要，一個都不會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