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高平對法官說

⑴ 張高平的介紹

張高平，安徽歙縣七川村人。2003年以前從事長途貨物運輸。在宣判無罪的法庭上，張高平對法官說：「你們今天是法官和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話，你們的子孫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邊緣。」

⑵ 誰該為巨額的冤假錯案賠償買單

可見在偌大的中國，天理與公道、正義與良知並沒有完全泯滅，只要精神支柱不倒，那些蒙冤的人就有希望重獲新生。 在為張高平叔侄倆感到慶幸之餘，我對他們提出的國家賠償有點看法，不吐不快。702萬元的賠償金額稱得上是一筆巨款，雖然對充盈的國庫來說只是小菜一碟，但這些錢並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來自於納稅人，換句話說每張鈔票都沾滿了勞動者的血汗。那麼，究竟誰該為巨額的國家賠償買單?毫無疑問，理應是那些冤假錯案的製造者，然而，這方面的法律法規仍是一片空白，不要說讓某些執法者賠償，就連責任倒查都是一大難題，國家(實則全體納稅人)最終成了冤大頭。 我們認為，對蒙冤的人來說，申請國家賠償理所應當，無可非議，然而，在賠償標准上也應實事求是、適可而止，切莫將國家賠償當做唐僧肉、搖錢樹而獅子大開口。在賠償清單里，索賠最高的一項是「張高平為運輸個體戶，當時每月凈收入3萬元(有據可查)，要求補償280萬元」，其實這是一種推理性的補償，是滿打滿算出來的，試問這樣的月收入每月都能達到嗎?我看不見得。至於其他的補償事項未必都是合情合理。 其實，在張高平叔侄心裡，與申請賠償同樣重要的恐怕還是追究冤案製造者的責任，是他們褻瀆了法律的尊嚴，製造了人間悲劇，將這些害群之馬拉下馬直至繩之以法，讓他們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才能有效杜絕類似冤案一再發生。

⑶ 哪個中國作家蹲過監獄，還和柴靜是好朋友

這個人是張高平：
張高平，安徽歙縣七川村人。2003年以前從事長途貨物運輸。在宣判無罪的法庭上，張高平對法官說：「你們今天是法官和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話，你們的子孫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邊緣。」

⑷ 一部國產電影,講兩個貨車司機被錯判奸殺罪，有個橋段是法官退休,同事給他唱歌送行

看過浙江叔侄張輝，張高平奸殺冤案的紀錄片，為叔侄二人的十年冤案而憤憤不平。我們國家專自詡為屬法治治國，可是法官在斷案的時候，卻重口供（誘供，逼供）而輕證據。被奸殺女子指縫中的DNA明明與叔侄二人不符，女子被奸殺的時間，監控表明正是叔侄二人經過公路收費站期間，如此重要的證據都被法官忽略了，這樣的法官退休了是人民的幸運，還為他的退休唱歌送行？

⑸ 如何理解和把握「疑罪從無」

我們應當如何理解「疑罪從無」原則？
——「錯案防範系列談」之三
發布：2013-06-28 14:57:41 來源：《民主與法制》周刊 作者：■ 本社評論員 劉桂明 瀏覽：0次 【大 中 小】

「疑罪從無」對我們中國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盡管見仁見智，但絕對不是一個小問題。因為這對我們如何有效防範冤假錯案來說，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實際問題。
應當說，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這是不難理解的概念，但卻是一個很難理解的理念。那麼，究竟什麼是「疑罪」呢？我們為什麼要主張並追求「疑罪從無」呢？那就讓我們先從佘祥林、趙作海、張高平等案件開始說起吧。
當佘祥林被作為殺妻的犯罪嫌疑人而被偵查之時，當趙作海被作為殺害同村村民的犯罪嫌疑人而被起訴之時，當張高平叔侄被作為殺害搭車的同鄉人的犯罪嫌疑人而被審理之時，擺在司法機關面前的問題就是這些案件不知不覺地就成了疑罪。面對類似的疑罪，我們的司法機關怎麼辦呢？
對此，大多數機關基本上都是採取「疑罪從輕」「疑罪從掛」的原則。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兩難情況。一般來講，疑罪可以劃分為三種情形：案件事實認定上的疑罪、犯罪性質認定上的疑罪、罪數與刑罰適用上的疑罪。對此，如果司法機關均以「疑罪從輕」「疑罪從掛」的原則處置，自然是最保險乃至最保守的辦法。但是，這對被告人來說可能卻是最可怕最危險的辦法。事實證明，許多冤假錯案都是因為如此而造成的。那麼，我們的司法機關乃至全社會究竟應當如何理解「疑罪從無」呢？
首先，「疑罪從無」原則本來就是一項眾所周知的司法原則。作為一項司法原則，「疑罪從無」原則首先來自於「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曾經是在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中被作為一項思想原則提出來的。1764年7月，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首先提出了「無罪推定」的理論構想：「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 隨後，「無罪推定」原則逐漸被載入許多西方國家的憲法或憲法性文件當中或被國際性文件所採用，最後被國際社會確認為一項基本的刑事訴訟原則。經過多年的探索實踐，我國司法制度也開始將其吸收為一項重要司法原則。1996年我國首次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並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按照「無罪推定」原則，被告人在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以前，應當視為無罪。因此，當被告人有疑罪而不能證明時，以無罪處理。也就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既無法證實其有罪也無法證實其無罪的情況下，不認定被告人犯罪，從而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裁決結果。
其次，「疑罪從無」原則應當成為一種工作常態。我國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之前，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疑罪從輕」或「疑罪從掛」的現象，即對於事出有因又查無實據的疑難案件，先從輕處理或掛起來拖著，對已經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則實行長期關押不予釋放。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如此修訂規定，顯然不僅確認「疑罪從無」原則既是無罪推定原則的重要派生規則，而且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根據這些規則規定，證明有罪的責任應由控訴機關來承擔。為此，控訴機關必須收集到確實充分的證據以證明犯罪，如果不能證實犯罪或者依據收集到的證據定罪存在異議，則應當作出有利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裁定和處理，從而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不僅如此，還應當使其成為一種工作常態。正如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同志在《我們應當如何防範冤假錯案》一文中所言：我們必須堅持「疑罪從無」原則，指控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有罪，就應當依法宣告無罪，不能再搞「疑罪從輕」「疑罪從掛」那一套；我們必須堅持證據的客觀性與合法性相統一原則，查明認定存在非法證據的，就應當依法予以排除；特別是在適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懷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實、證據上凡存在合理懷疑者，堅決不適用死刑。現在制度規定應當說比較完善了，關鍵看我們敢不敢於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於堅持原則。對於掌握審判權的法官而言，這不僅僅是個法律職業素養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品質問題。同時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我們法院和法官真正的護身符、保護神。如果我們放棄原則，冤假錯案一旦鑄成，除了老老實實承擔責任，沒有誰能夠救得了我們。
最後，「疑罪從無」原則能否造就一種嶄新的司法環境。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首次對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作了很多具體的規定，讓法律人為之歡欣鼓舞。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真正落實排除非法證據的具體措施和保障性條款，從而切實讓「疑罪從無」原則完全落到實處。也就是不僅要讓司法人員在思想上深入根除「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司法觀念，也不僅要讓「疑罪從無」原則成為一種工作常態，更重要的是要讓「疑罪從無」原則真正造就一種全社會接受的司法環境。盡管「疑罪從無」原則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對刑事司法中的定罪量刑乃至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已經逐漸被人接受。但是，這兩個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功能在司法實踐中乃至社會意義的理解上，未必已經達到全心全意的接受。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有時由於主客觀原因，往往對有些案件的事實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因而出現了疑難問題。對於這類疑難案件，偵查機關往往比較消極，社會各界往往比較被動。於是，有專家認為，只有在一個事實上犯了罪的人，因為 「疑罪從無」而不是其它法外因素暫時沒有受到法律追究，公眾、社會輿論、被害人家屬在揪心之餘還能夠理解並接受時，那才是 「疑罪從無」得以大行其道的時候，才能夠真正杜絕像張氏叔侄案、佘祥林案、趙作海案、聶樹斌案等冤案的發生。
由此看來，「疑罪從無」原則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且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心理問題、文化問題。因為所謂「疑罪」，既可能涉及事實認定問題，也可能涉及法律適用問題，更重要的是還涉及司法機關乃至全社會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判。
因為「疑罪從無」司法原則，不僅僅是一種為了解決刑事疑案的技術性手段和原則，而且還是一種折射我們在關注保護社會之外，能否接受事關每一位公民人權保障尤其是彰顯現代刑事司法文明與進步的「有利被告」的思想生命力。

⑹ 張高平的事件經過

2003年5月18日，他和侄子像往常一樣給卡車裝好電纜，准備運往上海。
下午出發前，張輝和未婚妻道別。當時，這個27歲的年輕人還逗對方說自己已經戒煙。結果，未來丈母娘給他遞香煙，他又抽起來，未婚妻嗔怪他，小兩口一通嬉鬧。
深深印刻在張高平腦海里的情景，是妻子為他做了幾道好菜。飽餐一頓後，他和侄子爬上了貨車。1965年出生的張高平一直想出人頭地，16歲就到窯廠幹活。2003年，他的貨運生意已經做了十幾年，拖拉機換成了大卡車。由於一個人跑長途辛苦又不安全，他就帶上了侄子張輝。
這一天，叔侄倆在半路，捎帶了一個姑娘，凌晨1點50分，對方下車。他們並不知道，這個姑娘第二天就被人強奸並殺害，直到3天後他們被擋在了家門外。
2003年5月23日深夜，張高平和張輝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留泗路東穆塢村路段水溝內發現一具女屍。當地公安機關偵查認定，是當晚開車載貨、受託搭載被害人的安徽省歙縣張輝、張高平侄叔倆所為，那年張高平38歲，其侄子張輝27歲。
在長達七天七夜的審訊後，叔叔最終交代，用錘子砸死了女孩。但事實上，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後來，他和張輝被關入警方安插了「牢頭獄霸」的牢房，不按照他們說的「抄口供」，就要挨打。最終，他們按照「牢頭」的意思抄錄了口供。
在犯罪時間對不上、地點指不清、連受害人指甲里的DNA都屬於第三者的情況下，就憑著這兩份口供，叔侄二人被送進監牢。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強奸罪判處張輝死刑，張高平無期徒刑。半年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改判張輝死緩，張高平有期徒刑15年。此後的4年裡，張高平和張輝先後被移送新疆兩所監獄服刑。
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改判張輝死緩，張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隨後，二人被送往新疆服刑。 在服刑期間，張高平一直為自己的案子申訴，他的申訴書足足可以裝滿一麻袋。
2011年5月，張高平再次向石河子市檢察院監所科申訴，稱自己遭「陷害」。
在距離家鄉足足有4000公里的地方，性格倔強的張高平通過看電視和雜志，收集冤假錯案的報道。他鑽研DNA知識和刑法，「申訴材料寫了一麻袋」。至於結果，他表示如果失敗，就自殺證明清白。
張輝沒有叔叔較勁。因為年輕，他被勸說「只有出去了才有機會平反」。兩年後，死緩被減刑至無期，又過了兩年，無期又減至十九年。
監獄之外，張高發從未停止為弟弟和兒子申訴洗冤的腳步。律師朱明勇記得，2010年11月24日，他第一次見到張高發。瘦小的男人背著一條火腿，從北京輾轉到鄭州，一路睡天橋，最終找到他。
「可憐天下父母心。」朱明勇說。他曾是河南一起滅門案疑犯的辯護人，最終為其洗清罪名。此案涉及一名協助警方逼供、誘供的牢頭，名叫袁連芳。
張高平和張輝看到了關於朱明勇的報道，他們發現當初打他們、逼他們抄口供的人，就是「袁連芳」。張輝把那一頁雜志撕下來，寄給父親。
2011年，在朱明勇和新疆石河子市檢察院監所科一位檢察官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政法委復查該案，浙江高院立案重審。在復查過程中，遇害女孩指甲中的男性DNA也找到了主人——杭州另一起強奸殺人案的罪犯勾海峰。此人早在2005年就已被執行槍決。 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立案復查後，另行組成合議庭調閱案卷、查看審訊錄像，調查核實有關證據。2012年7月，復查合議庭專程前往該案被害人安徽老家進行調查，8月前往新疆庫爾勒監獄、石河子監獄分別提審了張輝、張高平，並於2013年1月前往新疆將張輝、張高平換押回杭州。
2013年2月6日，經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確有錯誤，決定進行再審。新的證據來自該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混合DNA，經過物證鑒定，該混合DNA與張輝、張高平均不符合。
事實上，該案的辦案人員曾經通過媒體詳細描述了辦案過程。張輝、張高平兩人在審訊中曾多次翻供，警方不僅沒有在受害人身上找到與他們相吻合的物證，而是在死者指甲中發現了與涉案兩人無關的第3名男性DNA。浙江高院的再審判決書中認定，因審訊錄像、和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完整，警方的取證程序存在不規范之處，原一、二審認定的主要證據不可作為定案證據。浙江省高院認為，「本案中的DNA鑒定結論與本案犯罪事實並無關聯」。專案組在復查中發現，該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DNA物證，與2005年殺害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女生吳晶晶的計程車司機勾海峰相吻合。而勾海峰已經在2005年4月被浙江省高院執行死刑。
2013年3月20日，昨日，浙江高院表示，會依法對張輝、張高平給予國家賠償。但如今雙方還未就具體賠償數額達成一致。「算下來大概就是六七十萬左右。」浙江漢鼎律師事務所律師嚴華豐說。
宣布張氏叔侄無罪釋放的第三天，浙江省公安廳通過官方網站和微博向他們公開道歉。但當別人把這個消息告訴張高平時，他用力擺擺手說：「我不知道。」
這個自稱看透一切的中年男人，表示不想再娶老婆，他希望先把病治好，再和女兒好好過。張輝則想著趕緊找份工作，對父母盡孝。
在他們回家的第三個晚上，鞭炮聲響起來，煙花也一通一通地打上天。叔侄倆抬頭看著，臉上映著煙花的紅光。
「高興！」張輝說。他舔舔嘴唇，說起過去跑長途回來，總要到山頂上喝泉水，「甜得不得了」。如今，他想上去吼幾嗓子，把這些年的冤屈都喊出來。
在宣判無罪的法庭上，張高平對法官說：「你們今天是法官和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話，你們的子孫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邊緣。」
然後他扭頭叮囑侄子：「站直了，別哭！」
法警走過來為張輝解開手銬，他很快把囚服換掉。離開監獄時，他一眼也沒有回頭看。他說，要徹底忘記那原本不屬於自己的高牆電網，「只想回家」。 201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張輝、張高平再審改判無罪作出國家賠償決定，分別支付張輝、張高平國家賠償金110．57306萬元，共計221．14612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