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斌法官

Ⅰ 社會強勢群體的稀缺資源掌握者

上榜理由：如專家教授級醫生、重點中小學校長。跟以上入榜者動輒影響宏觀的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同，醫療和教育因為是人們生活中最為重要的兩件大事，掌握這兩項資源的權力人士，也名列榜單。
社會已把醫生整體妖魔化，醫患矛盾變得一觸即發。當醫生這個行業不再令人尊重，不再能吸引到優秀的人才，不再以治病救人為追求，這個社會會怎樣呢？
再強勢的人也無法控制自己不生病，既然有求於醫生，便只好乖乖捏著紅包找專家。
除了鄭淵潔，誰家的孩子會不上學讀書？當前，家長們最怕的就是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於是不惜血本也要把孩子送進「重點」學校，自下而上的「重點」學校作為一種稀缺社會資源，給管理者提供了擁有特權的機會，給義務教育製造了不公平。 提名理由：網友的力量是無窮的，美國《時代》周刊評選出了2006年度人物就是「you」 ——網友。這點，陝西自稱拍到華南虎的農民周正龍是見識到了。而久負盛名的天涯社區在「極品小三事件」里也第一次出現眾人輿論一邊倒的壯觀情景，當事男主角的公司電話被網友打爆，當事女主角惹出事端的博客也關得一干二凈。踩貓女、銅須門……在虛擬的網路上，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道德法官，網友們在網路上實現了強大的力量結盟
強勢群體對陣弱勢群體
A10 OPINION·看法·封面話題 編輯 林斌 美編 鄭佩芬
南都周刊記者 石磊 實習生 洪鵠
53歲的區少坤生活在廣州這座繁華都市裡，不過，他生活的來源是每月的低保補助。
2003年11月以前，區家三口和老母親住在海珠區前進路一間只有26.4平方米的危房裡，「屋子裡搭了個閣樓，年近八旬的母親每天要爬上閣樓睡覺。」因為屬特困戶，政府安居工程安排他一家住進了解困小區48平方米的電梯房。
2006年，區少坤下崗的妻子因子宮肌瘤需要做手術，無力承擔醫療費，還是靠街道幫助申辦重大疾病的慈善救助才又過了一關。
如果按照11月9日公布的《廣州構建和諧社會的利益均衡機制研究》課題組前期研究報告的分類，下崗家庭的區少坤屬於廣州弱勢群體中的一員。在區少坤的字典里，強勢群體則是有錢有勢的人，而這個群體離他是那麼遠。研究表明，廣州「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保護和援助機制還未有效建立」，這點反映在區少坤的個人感受上就變成了憤憤不平：「那些有錢有勢的仗勢欺人！」

Ⅱ 夏素承一案

夏素承一案
2015年12月2日上午，銅陵縣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夏素承、夏連承等43人涉黑犯罪、開設賭場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包庇罪、非法拘禁罪等作出一審判決，這是銅陵縣法院建院以來審理被告人人數最多的一次庭審。
法院經審理查明，自2009年以來，被告人夏素承和王四妹網羅一批社會閑散人員在銅陵開設賭場，非法牟利。2011年4月，該團伙被司法機關打擊，夏素承、王四妹因犯開設賭場罪被判刑入獄，2013年8、9月份，夏素承、王四妹先後出獄，迅速收攏過去的團伙骨幹，並積極發展新成員，繼續開設賭場，瘋狂攫取經濟利益維系組織的生存發展，並從事違法犯罪活動，至2014年4月左右逐步成立了一個多達35人，成員相對穩定，確立了以被告人夏素承為組織、領導者，被告人夏連承、夏寶承、王四妹等人為積極參加者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該組織多次實施開設賭場、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等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對銅陵地區的地下賭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重大影響，嚴重破壞了銅陵地區的社會生活秩序。
法院一審數罪並罰，判處夏素承有期徒刑二十年，夏連承有期徒刑二十一年零六個月，夏寶承有期徒刑十二年，陳月松有期徒刑十七年零八個月，肖雙慶有期徒刑十六年零一個月，顧承才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十個月，王四妹有期徒刑十二年零一個月等不同處罰。判處胡磊、張亮、夏承海、林斌等36名被告人七年零十個月至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等處罰。
銅陵縣法院刑事審判庭法官 陳偉：「應該是建院以來，乃至建市以來涉及人數最多的詞彙表刑事案件。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罪名，我國刑法分了三個檔次其中就是組織領導者刑期是七年以上，積極參與者是三至七年，一般參與者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Ⅲ 幫我策劃一個簡單的會計論文提綱（大學生的水平）

「摘要」本文研究了獨立審計誠信的涵義、發生作用的條件、產生信任危機的根源，以及獨立審計誠信與政府政策變動、有關法律制度安排、對高質量審計信息的市場需求、注冊會計師的基本素質等變數的關系，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獨立審計 誠信 穩定的預期 無限責任

一、獨立審計誠信的涵義與作用條件

誠信就是誠實、守信，即，以「己之誠實」換「他人之信任」。一個主體若長期誠實、守信，就形成自己的信譽。誠信與信譽是兩個等價概念。

誠信實際上是一個主體對其他主體兌現自己諾言的過程，包含著討價還價和理性均衡，在討價還價中，交易各方都朝著均衡的目標邁進，最終會達到某種均衡，但這樣的均衡又是暫時的，會不斷演進，美國自1933年《證券法》把獨立審計的責任對象擴大到任何推定的財務報表使用者起，獨立審計的誠信也因此變成了獨立審計承諾並兌現為「公眾利益」服務（郭道揚，1994）。

獨立審計作為一種「公共合約」和「監督經營者對一般通用會計規則的遵守和對剩餘的會計規則制定權的適當行使」的「外部權威」（謝德仁，1997），是以委託人信任為前提的，否則，審計契約就不會存在和發展。

獨立審計誠信包括合夥人的誠信和非合夥人的誠信，在鑒證業務上的誠信和管理咨詢業務上的誠信。對此，人們更多地關心合夥人在鑒證業務上的誠信。

合夥人誠信主要包括對事務所內部人員的誠信和對公眾的誠信。前者主要包括，（1）在簽訂合夥協議時，不虛誇私人財產，不虛報獨立審計技術、技能、開拓市場或管理協調等方面的能力，以保持必要的「職業謹慎」（R.K.Mauts＆H.A.Sharaf，1961，1990），和創新能力，不連累或損害其他合夥人的利益。（2）在執業過程中，不偷懶（比如，省略必要的審計程序）、不說謊（如，隱瞞審計風險的嚴重性）和欺詐（如，與被審計單位合謀，騙取嚴重不實的審計報告）等。（3）客觀、公正地執業和評價非合夥人的成績，給非合夥人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信守與非合夥人達成的合約，不剋扣他們的利益。

合夥人對社會公眾的誠信，主要表現在審計鑒證業務上的誠信。其主要內容是：（1）不虛報自己的私人財產和專業勝任能力。由於獨立審計是為社會公眾服務的，並且其服務質量信息具有高度的不對稱性，因而若沒有強有力的約束，CPA濫用社會信任是很容易的事，私人財產殷實和專業勝任能力強，是確保獨立審計誠信的根本所在。（2）獨立性。合夥人越獨立就越能公正地出具獨立審計報告。人們指控安達信從安然公司獲得了太多的管理咨詢收入且有多位職員先後在安然公司任要職，安達信丑聞使人們相信「『五大』的審計質量不總是值得信賴」（葛家澍，黃世忠，2002）。（3）嚴格遵守獨立審計准則，是獨立審計職業界最能接受的標准。但是，司法界和社會卻不以為然，如，1968年的「大陸自動售貨機公司案」，法官W.R.Mansfield認為，當法庭發現審計報告有進一步揭示必要時，遵守會計准則和審計准則並不是辯護的理由。在我國，同樣存在著遵守獨立審計准則並不一定就能保證事務所和相關CPA不會受到訴訟和承擔法律賠償（1）。（4）及時地、全面地、公正地查證、披露被審單位財務狀況和盈利能力信息。

綜上，獨立審計誠信將意味著直接審計成本的增加或者審計份額的某種失去；在健全的資本市場中，失信將獲得一次性收益，損失更多的長遠利益，而在不健全的資本市場中將在「劣幣驅逐良幣」中受益。即，獨立審計的誠信實際上是健全資本市場中的處在信息優勢方的審計師的短期利益對長期利益的讓位。誠信者為的是長期利益，失信者看中的是眼前利益。

獨立審計誠信機制從來就不會自發地發生作用，法律責任安排、市場需求和穩定預期是尤其重要的外生變數，並通過合夥人對誠信的市場收益的追求而內在化。人們並不對等地重視交易的雙方，把監督的重點放在擁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我們以為，張維迎（2002）研究的信譽機制發揮作用的四個條件（2）在獨立審計領域同樣適用。

第一，社會公眾對獨立審計必須足夠的耐心來信任獨立審計會信守合約，不能因為某一審計失敗而放棄對獨立審計的信任，否則，獨立審計更容易「做一錘子買賣」，也不能因為某一事務所或某一CPA發生了審計失敗而懷疑所有事務所和所有CPA的可信性。

第二，能及時發現CPA和事務所的不誠實行為，並高效率地傳遞此信息。對事務所和CPA的監管，無論是政府型的，還是司法型的、自律型的都是有缺陷的（謝德仁，2002）。安然事件後，SEC的主席H.Pitt向新聞界宣稱，擬建立一個獨立於CPA行業的監管結構，該機構的主要職能是制裁和質量控制，AICPA將不在此監管機構中發揮任何作用，主要由會計人士和非會計人士組成，他們有權要求當事人移交文件資料、作證，有權調查、啟動制裁程序、公布處罰結果、限制不符合道德和勝任能力的CPA從事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3）。

第三，社會公眾有積極性和可能性去懲罰不誠實、不守信的CPA和事務所。社會公眾的積極性來自於懲罰的凈收益，具體情況，我們在本文的第四節中論述。

第四，社會對高質量的獨立審計報告有強烈需求。沒有需求當然不會有供給的積極性，也沒有人有積極性和可能性去懲罰失信者。

二、環境的不確定性、復雜性，經濟人與信任危機

在獨立審計誠信的現實世界中，獨立審計為什麼會有不誠實、不守信的行為？社會為什麼在出現個別的、不很嚴重的不誠實、不守信時推及整個行業的、較嚴重的不誠信？我們以為，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以及現實人是經濟人是產生獨立審計信任危機的根源。

環境的不確定性意味著人類不能確切地把握事物的發展，運用概率統計等方法只能改進對不確定性的認識，但不能消除每次決策的風險性。環境的復雜性是指世界萬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要弄清它們間的內在聯系與因果關系等就很困難，大思想家Hayek（1988）時刻警惕人類的理性的「致命的自負」。

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將導致：（1）對任何人而言，信息是不完備的（information incompleteness）；（2）在信息的個體分布上，信息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cal）的，有的人擁有別人不知道的信息；（3）人是有限理性的（西蒙，中譯本，1989），有機會主義傾向（Williamson，1975，1985）。

同時，人又是經濟人，總在追求特定約束條件下的自身效應的最大化（4）。

由於人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同時，信息又是不完全和不對稱的，追求自身效應最大化的動機會使得人有機會，也有積極性在交易中使用不正當的手段，如，說謊、偷懶和欺騙等機會主義傾向，來謀取自身的利益，其結果就是不誠實、不守信用。獨立審計人員的偷懶、說謊與欺騙的主要目的是為獲得諸如節約審計成本、增加審計公費收入等經濟利益，並在有限理性的范圍內，以為發生審計失敗的可能性較小，或者被查處的可能性較小。另一方面，制度制定者、監管者和社會公眾等同樣也存在信息不完備、不對稱、理性有限和機會主義，從而將存在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力、社會公眾以偏概全或者「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三、政府政策變動與獨立審計誠信

獨立審計誠信是長期利益戰勝短期利益的結果。其中，CPA，特別是合夥人的誠信尤其重要。一般地，短期利益是現實的，能較准確地預期，長期利益具有不確定性，只有當未來經濟利益的貼現值大於或等於眼前的經濟利益時，人們才會重視誠信，合夥人有穩定的預期是維系誠信的基礎性力量。

政府政策對合夥人的預期有重要影響，大多數政府政策主要是關於產權的有關規定，任意地變動政府政策本身就是破壞產權（張維迎，2001）。在產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時，討論經濟主體重視誠信與「痴人說夢」沒有什麼兩樣。

我國證券市場中的事務所在1998年進行了一次產權變動，時隔不到兩年，即在2000年大部分的有證券從業資格的事務所又進行了一次合並，如此短暫的、不可預測的、強制性的產權變動使原合夥人對自己在事務所中產權份額沒有安全感，對未來不能形成穩定的預期，再加上「有限責任」的「催化」作用，從我觀察的事實看，合夥人的短期行為比以前更加嚴重，合夥人沒有講誠信的積極性。

對此，我的建議是：（1）事務所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有明確的方向、公開的日程表，如，到何年止，事務所必須改制為無限合夥制，有哪幾種合夥形式可供選擇等，必須事先公布，不能搞「雷厲風行」。（2）政府官員應該成為保護一切產權的楷模，把工作重心轉到「以制度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張維迎，2001），不隨意地出台政策。（3）無限責任制是事務所的最終體制，但不能急於求成，逐步強化「讓合夥人負責到底機制」，通過合夥人來監督和激勵非合夥人，事務所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依賴於一個透明的、穩定的政策和富裕的CPA足夠地多以及他們間互認，這是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

四、不得失信與不敢失信：法律約束的重要性

在法律體系中明文規定，獨立審計不得失信於委託人和社會公眾，否則就是違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遭受嚴厲的賠償，使合夥人不敢失信。關鍵因素是合夥人的法律責任安排和訴訟的成本與收益。

（一）合夥人的法律責任安排

事務所的特徵化服務是會計鑒證，其生命力在於它的「公信性」。這種公信性服務不需要多少諸如房屋、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也不需要墊付多少流動資金，因此，非人力資本投資似乎沒有什麼特別意義，重要的是人力資本的專業勝任能力、獨立性和職業謹慎精神。但是，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周其仁，1996），決定了人力資本不具有可抵押性。因而，在沒有其他約束的情況下，人力資本的獨立性和職業謹慎是靠不住的，並且，專業勝任能力可能成為濫用社會公信的技術支持。在這里，最重要的約束機制就是讓非人力資本負責到底，人力資本接受非人力資本的監督和激勵。理性人選擇不誠實守信，是因為在他看來不誠實守信的效用更大，這種情況，在有限責任制下更容易發生，因為在失信被發現的概率一定的情況下，眼前收益越大、合夥人出資越少，合夥人失信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有限責任制不利於遏制合夥人的機會主義和失信行為。相反地，無限責任制由於要求合夥人在發生審計失敗時承擔無限責任，合夥人賠掉的可能不僅僅是本次審計公費收入，還可能包括過去的全部汗水，因而，無限責任制是維系獨立審計誠信的最有效的組織制度。
合夥人的私人財產的價值不在於對事務所的運營起墊支作用，而是一種為人力資本的誠實守信擔保、為人力資本的失信提供於社會公眾以補償的機制。

無限責任制有獨資（SP）、普通合夥制（GP）、有限合夥制（LP）和有限責任合夥制（LLP）四種形式。普通合夥制和獨資不利於擴大事務所規模。有限合夥制的最大優點就是可以吸引私人財產不多但創新能力很強，或者非常富有、創新能力也強但不願意承擔無限責任的CPA加盟事務所，有利擴大事務所的規模，但最大缺陷是無論合夥人是否有錯，在任一合夥人出現審計失敗時都要承擔「無限的連帶責任」，是「誅連九族」封建殘余的表現。在有限責任合夥制下，只有在合夥人與違規事件有關時才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無關者只承擔有限責任，既消除了「誅連九族」的封建殘余，又秉承了「權責對等」的現代文明。相比之下，讓執行上市公司審計業務的事務所選擇有限責任合夥制，是合乎我國現實的法律責任安排。

（二）訴訟的成本與收益

若訴訟的成本很高而收益很小，那麼，事務所合夥人的無限責任安排對獨立審計誠信的培養作用就會落空（5）。誠信的壓力來自於失信後被發現的概率與發現後懲罰的力度的積。而失信後被發現的概率又是起訴的難度的函數（6）。

如果起訴者的范圍被約定得很窄，比如，只是管理當局和主要的所有者的話，審計者更容易屈從於管理當局的壓力並與之「合謀」，但如果把起訴者的范圍擴大到任何推定的財務報表的使用者的話，則監督的力度將大大提高。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給出了四項前置條件（7），使起訴者和被訴的對象都比較窄，使失信的CPA的被訴的壓力並不很大。

勝訴的難度，主要是指誰「舉證」。美國《證券法》將舉證的責任轉移給了CPA，起訴者只要證明財務報表存在不實就可以起訴，CPA需要提供證據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這就使普通投資者的訴訟成本很低，也較容易勝訴。我國奉行的是「誰主張，誰舉證」，起訴成本很高，理性人若發現訴訟成本高於訴訟收益，那麼，他將選擇不起訴。

處罰的力度。現有的論述幾乎都是從經濟賠償的角度來論述，比如，美國投資者對事務所的道德風險的訴訟，較容易勝訴，一旦勝訴，事務所將面臨天文數字般的賠償責任，如，1998年安達信為WasteManagementInc.案賠償了7，500萬美圓；1999年，安永（Ernst＆Young）為theCendantCo.的會計丑聞支付了3.35億美圓；……。我國的CPA的賠償通常較少，如，紅光事件，就是沒收相應收入並罰款1到2倍（劉峰，許菲，2002）。其實，經濟賠償是衡量處罰力度的重要方面，此外，名譽損失和職業禁入，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獨立審計能給CPA帶來比從事其他職業更多的收入的話，暫停執業，甚至實施職業上的「終身禁入」，顯然比現時罰款更嚴厲。李爽、吳溪（2002）的研究表明，我國證券市場自1994年至2001年期間，對違規事務所的處罰呈現出日益嚴厲之勢——從一開始的「警告和通報批評」到1998年起實施的「沒收違法所得並罰款」，1999年又「追加了對涉案CPA的罰款、暫停執業若干年或市場禁入」，2001年起對涉案CPA再追加「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懲罰。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懲罰的力度越來越大而獨立審計的失信程度也日益嚴重？限於篇幅，不便於展開論述，但必須指出，獨立審計的誠信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加大處罰力度就可以解決的，若如此，啟用「亂世用重典」即可，不必討論和實施誠信問題了。

五、誠信收益的市場條件

在有效資本市場中，有誠信的事務所和合夥人能得到更多的市場份額、能收取更高的審計公費收入、能節約更多的談判成本等，這就是獨立審計的誠信收益。資本市場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是產生獨立審計誠信收益的根本動力。

在我國20年的獨立審計實踐中，獨立「審計質量不是尋求上市的公司或已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益函數中的一個變數。相反，一些獨立性較高的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高質量的審計意見，甚至會降低那些自身質量不高的待上市或已上市公司的利益，……，那些能提供符合客戶要求、順利取得政府管制機構認可的審計意見，最受歡迎。」（劉峰，林斌，2000）事務所的誠信並未為事務所帶來什麼好處，上市公司新股發行價格並不因為事務所的公信力強而提高，銀行也不因為提供獨立審計報告的事務所不同而實施差別利率。即，事實上，市場並不真正需要事務所和合夥人誠實、守信，此時，事務所及其合夥人當然不會去「逆勢而為」、提高獨立審計的質量，甚至與審計意見的需要者——企業的代理人和大股東「合謀」，欺騙企業的所有者和中小投資者，使客戶獲取銀行貸款、爭取上市資格、配股資格或者逃避「ST」、「PT」或「退市」處罰，從客戶「購買審計意見」中獲得不當利益。這樣的市場狀況，怎能培育、提高事務所和合夥人的誠信呢？

查處「瓊民源」、「四川紅光」和「銀廣廈」等事件，推動1998年證券市場中的事務所和1999年其他事務所「脫鉤改制」以及2000年證券市場中的事務所「購並整合」，要求「公司在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或上市後在證券市場再籌資時」應進行「補充審計」的，都是政府機構，我國政府管制機構在日益強制事務所和合夥人在審計報告中「說實話」。因此，我們可以說，事務所與合夥人的誠信「狀態依存」（state-contingent）於政府監管。政府監管「松」時，事務所與合夥人的誠信較低，甚至喪失：「緊」時，則被迫開始重視誠信。此外，政府管制機構對事務所「掛靠制」、「有限責任公司制」的認可，政策的短視和多變，地方政府在國有企業「脫困」上的政治性壓力對事務所的轉移，甚至某種程度的「依賴」等，都使事務所與合夥人對建立誠信沒有積極性（王善平，2001b，2002）和條件。

市場對事務所和合夥人的誠信的需求不強烈與政府管制強大與不當有關，還與如下三個因素有直接聯系：（1）獨立審計的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所有者「缺失」、內部人控制嚴重，中小投資者在監管企業代理人時行使「理性的無知」（Downs，1957）；（2）股市上只有「做多」機制，沒有「做空」機制，分析師只有一味地「吹捧」和「粉飾」上市公司的動力，沒有揭露上市公司「短處」的積極性；（3）使用虛假審計報告而受害的人通過司法獲得賠償的渠道不暢通，或者所費大於所得。

Ⅳ 杭州保姆縱火案，保姆莫煥晶處死前說了什麼

令人痛心的杭州保姆縱火案今年年初2月9日一審認定保姆莫煥晶犯放火罪、盜竊罪，二罪並罰，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時至今日，判決尚未執行。因為保姆莫煥晶表示不服，提起上訴。 就在5月17日，二審開庭。在一審的時候，莫煥晶在公眾面前的懺悔詞是——「如果我死了能讓你好過一點，我真的願意立刻去死」。

但在二審的法庭上，莫煥晶的口風大變。 承認放火事實，但辯稱與被害人一家相處甚好。點火是因為當日凌晨賭博輸錢，想點小火再撲火試圖再次借錢。（挽回作案動機） 努力施救過。事先准備水桶，有試圖用水撲火但因緊張而摔跤未能成功、用榔頭敲擊女孩房間窗戶玻璃、電話報警、向保安求救、電話通知林生斌等行為。（有補救措施） 消防搶救失責、物業管理不當等共同因素導致嚴重後果。

莫煥晶賭博成性，欠下債務，曾以在家買房子為由，向朱小貞借了十萬元。借錢的主人家已經是慷慨，但莫煥晶恩將仇報，揮霍之後，又盜竊典當家中財物，價值大約三十餘萬左右。身邊人曾勸朱小貞換個保姆，但心善如她，覺得人無完人，何況還有同年生產的緣分。平日也只是讓莫煥晶做做飯、接送孩子上下學，為了方便，還把自己價值80萬的車給她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