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胡夏冰

❶ 中國法庭的演變是什麼詳細一些，謝謝！

中國人民法庭制度的發展歷程
【作者】 胡夏冰 陳春梅 【作者單位】 最高人民法院

【摘要】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曲折發展歷程。從實際發展狀況來看，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創立與挫折、恢復與重建、發展與轉型等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經過六十多年的建設與發展，人民法庭制度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推進基層社會治理作出了積極貢獻。
作為中國特色司法制度的重要內容，人民法庭制度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中，為有效解決我國基層社會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人民法庭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法庭在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推動基層社會依法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是目前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面臨的重要課題。為此，有必要認真回顧和總結六十多年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的發展歷程，為進一步完善我國人民法庭制度提供有益經驗。
從我國人民法庭產生和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經歷了創立與挫折、恢復與重建、發展與轉型等不同的歷史時期。
一、創立與挫折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文革」）
作為我國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是在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正式確立的。[1]根據該法規定：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地區、人口和案件情況，可以設立若幹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這是我國立法第一次對人民法庭制度作出的規定。這種關於人民法庭制度的立法規定一直延續到現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對人民法庭制度作出同樣規定。1983年、1986年和2006年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時均未對其進行修改。
為了充分發揮人民法庭制度的功能，196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庭工作試行辦法（草稿）》（簡稱「辦法」）。「辦法」從以下方面對人民法庭制度進行了規定：一是明確人民法庭的性質，規定它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二是規定人民法庭設置的基本原則，人民法庭一般要在農村、牧區設置。每一基層人民法院需要設置多少人民法庭，應根據轄區大小、人口多少等情況確定。大體上一個中等縣應當不少於兩個。在人口特別少的縣，可以設不固定的法庭，實行巡迴審判。三是規定人民法庭的名稱，以法庭所在地的名稱而定，並冠以縣名。四是明確人民法庭設置和撤銷程序，強調人民法庭的設置和撤銷，應當由基層人民法院報請中級人民法院批准，並報高級人民法院備案。五是人民法庭人員，一般配備審判員一人，書記員一人；也可配備兩名審判員，院長可指定其中一人擔任庭長。六是規定人民法庭的任務：(1)審理一般的民事案件和輕微的刑事案件；(2)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對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協議，如果違背政策、法律、法令的，應當糾正或撤銷；(3)進行政策、法律、法令宣傳；(4)處理人民來信，接待人民來訪；(5)辦理基層人民法院交辦的事項。七是規定人民法庭審理案件的方式，一般案件應堅持說服教育、調解為主的方針；有的案件，也可以判決或裁定，但必須報基層人民法院核准後宣判。人民法庭無權決定拘留人犯和搜查，無權決定罰款、沒收贓款贓物。凡需要採取上述措施的案件，應移送基層人民法院審理。八是規定人民法庭的辦案方法，應當從便利群眾出發，採取駐庭辦案和巡迴就地審判相結合的工作方法。
不難看出，「辦法」是對新中國成立十多年來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經驗的總結，它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確立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面貌，對人民法庭建設和發展起到重要促進作用，標志著我國人民法庭制度真正創立起來並向規范向方向邁進。「辦法」對人民法庭制度內容的規定，創建了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框架，對後來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十年文革期間，由於國家政治生活的激劇變化，人民法院被「砸爛」和破壞。在這種政治條件下，正處於起步階段的人民法庭制度建設被迫處於停滯狀態，受到了嚴重摧殘。
二、恢復與重建時期（改革開放—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迎來了我國法制建設的春天，人民法庭制度也得到了恢復和重建。
改革開放後，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在「文革」中被取締的人民法庭，在全國范圍內重新建置人民法庭。這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我國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一條主線。
當時，人民法庭建設進展遲緩，就是建成了的也大多是相當簡陋，缺少人民法庭的必要條件，充其量只能算是給法官辦案擺個「攤子」而已。雖然如此，人民法庭建設畢竟蹣跚起步了。[2]
1978年-1983年的五年間，「不少地方的基層人民法院加強了人民法庭的建設，加強了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業務指導，便利了群眾，提高了辦案質量，並使大量民間糾紛及時解決在基層，受到了群眾歡迎。」[3]重新設置和建立人民法庭機構是當時人民法庭制度建設面臨的一項繁重任務。當時許多人民法庭沒有獨立的辦公樓，辦公條件簡陋，辦公場所破爛不堪，大多隻有一間十幾平米的租借房屋，辦公、開庭、接訪、存放檔案都擠在一起，有的法庭連掛國徽的地方都沒有。盡管「各級人民法院普遍重視加強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的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是，人民法庭的數量設置和力量配備不適應客觀需要，亟待進一步加強」。[4]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會同財政部聯合下文指出，目前絕大多數人民法庭沒有辦公用房，設備十分簡陋，辦公條件十分艱苦。各地財政部門要照顧到人民法庭的需要，切實給予支持。據統計，1988年5月全國15000多個人民法庭中，有近70％，即大約11000多個沒有自己的辦公用房。法庭幹部「吃飯沒有鍋，睡覺沒有窩，辦公沒有桌」的現象相當普遍。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1993年，還有「6800多個人民法庭沒有辦公用房，亟待解決。」[5]這種狀況不僅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而且束縛和挫傷了廣大審判幹部的積極性。因此，加強人民法庭的機構建設是一項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
為積極促進人民法庭制度建設，最高人民法院先後召開了1985年的湖南會議、1988年的湖北會議和1991年的山西會議、1992年的貴州會議等全國法院「兩庭」建設會議，對人民法庭建設工作作出部署和安排。經過努力，至1991年底，全國 18000個人民法庭中，已有約1/2的人民法庭有了基本適應需要的工作用房。
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先後同國家計委、財政部、建設部等國家有關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將人民法院建設納入城鄉建設總體規劃的通知》（1991年11月）、《關於加強審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設的通知》（1991年12月）等有關文件，要求各地從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需要出發，根據國家審判機關的法律地位，有計劃地將人民法庭的建設納入地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城鄉基本建設計劃之中，統一安排，精心組織，並在建設用地、選址、布局等方面積極給予支持。同時積極籌措建設資金，在建設用地、各種稅費等方面給於必要的傾斜和照顧。從此，人民法庭在城鄉建設規劃中確立了它應有的位置，有了統籌安排的依據，從建設計劃上得到了保證。
應當看到，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大背景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創建人民法庭的熱潮，人民法庭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有的選擇適當地點易地新建；有的就地翻、擴建；有的利用舊房進行改造，人民法庭的面貌有了明顯改觀。在此期間，我國人民法庭數量呈逐年增加的態勢。據統計，1987年全國人民法庭的數量已達15000多個；截止到1992年底，全國已建立人民法庭18000多個，配備法庭幹部70000餘人。至1998年11月，全國共有人民法庭17411個，法庭幹警達75553人。人民法庭的基礎建設問題在此期間得到明顯改善。
這一時期人民法庭制度建設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明確人民法庭的職能。隨著人民法庭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需要對人民法庭的任務和職能進行規范。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人民法庭主要從事有關案件審理和簡易民間糾紛調處工作，幫助和指導人民調解組織工作，以及進行法制宣傳和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是人民法庭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主要任務。「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承擔著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事案件和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經濟糾紛案件和部分刑事自訴案件的審判任務，還要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處理大量民間糾紛。[6]據統計，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內，全國人民法庭共受理一審案件10074984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案件總數的50.27％。其中一審民事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總數的56.97％；經濟糾紛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經濟糾紛總數的36.36％；刑事自訴案件佔全國法院受理一審刑事自訴案件總數的33.43％。[7]可見，審判案件、指導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四項工作構成了人民法庭在恢復和重建時期的主要工作職能。
三、發展與轉型時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現在）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法庭原有的設置模式和工作機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發展的需要，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按照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群眾的要求，重新調整和規范人民法庭設置，規范和統一人民法庭建設標准，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機制，提升人民法庭人員政治和業務素

❷ 什麼是立約定金，什麼是違約定金

一、立約定金的性質和作用。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一十五條「當事人約定交付定金作為訂立主合同擔的給付定金的一方拒絕訂立合同的，無權要求返還定金，收受定金一方拒絕訂立合同的，應當雙倍返還定金」。首先，立約定金是訂立主合同的一種擔保形式，其作用是保證給付定金一方和接受定金——方，互相遵守簽訂主合同的約定。其次，立約定金又是違約的責任形式，一般情況下，買受人和出賣人在立約定金交付後，在一定的時間內正式簽訂合同，否則就應承受定金條款的罰則，即交付定金一方拒絕簽訂主合同的，無權要求返還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絕訂立主合同的應當雙倍返還定金。立約定金的約定是從屬於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從合同，同時它還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即在主合同簽訂前是獨立存在的，立約定金一旦交付，買受人和出賣人即受其約束。無法定事由或未經雙方一致同意，不能解除雙方簽訂主合同的權利和義務，而主合同訂立後，立約定金的歸宿將服從於主合同。

二、走出立約定金的誤區，公平簽訂主合同。

從立約定金的性質和作用來看，它是約束買賣雙方當事人的，並沒有給哪一方特殊的權利.而在現實中為什麼會出現商品房出賣人用立約定金設陷阱，迫使買受人吃虧上當之說呢?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商品房買賣雙方都走入一個誤區，走出這個誤區便沒有什麼陷阱可言。

首先，我們知道合同是雙方協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在簽訂主合同時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我國《合同法》第四條規定「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出賣人不應因為收受了定金，而自以為有優勢，在主合同中提出明顯不利於買受人的條款，而強迫買受人接受；而買受人也不應該因為自己已交了定金，怕不接受出賣人對自己不利的條款，而背上拒絕簽詞『主合同之罪名，應敢於堅持自己的主張。其次，簽訂主合同時應遵守公平原則，是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我國《民法通則》第四條規定「民事活動應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 《合同法》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這是雙方簽訂主合同的基本准則。始終堅持明顯不公平條款的一方，不肯放棄自己的主張，不接受另一方比較公平的要求，致使主合同不能簽訂，無疑違背了公平原則。一旦付之法律，拒不簽約之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已經非常明確了。

因此，出賣人與買受人都應有充分的心理准備，即立約定金交付後買受人和出賣人應公平簽訂主合同的心理准備，任何一方都沒有什麼特定優勢可言，更不可以提出明顯不公平的條款迫使對方接受，更不能認為不接受不公平的條款就是拒不簽約，這樣才能從誤區中走出。

三、立約定金風險的防範。

做出立約定金約定前，預測給付和收受立約定金後可能產生的風險，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避免出現對自己不利的後果，這對於買受人和出賣人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買受人應首先對出賣人的信譽進行了解，信譽不好的免談。其次，審查出賣人進行銷(預)售商品房的手續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國家、省、市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再次，如需簽訂認購書，應在認購書中盡可能明確詳細的註明—些主要事項。同時盡可能地詳細了解主合同中的主要內容，如有不能接受之處，不要勉強簽定認購書，更不可以交付立約定金。最後，在交付立約定金後，應在約定的時間內與出賣人協商簽訂主合同，並要留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分析和咨詢。如發現主合同有與認購書不一致或有對自己明顯不利的條款，應及時要求修改。如一旦不能與出賣人達成一致意見，致使主合同不能簽訂，應及時與出賣人協商解決，如協商不成，應訴之於法院。

出賣人在與買受人做出立約定金的約定前，應明確自己能對買受人做出哪些較為實際的，能在合同中加以確定的承諾。主合同有不利於買受人的條款怎樣能被買受人接受，在合同中怎麼約定才能接近於公平，稍有不公平的地方，應在交付立約定金前向買受人講清楚，樹立誠實信用，公平交易的良好形象。由於出賣人從商品房開發的立項、審批到開發建設，從預售、竣工驗收到交付給買受人環節多、秩序復雜，說不定受那個方面影響，而使自己逾期交付商品房。出賣人不應通過制定不公平的違約條款，來減小自己逾期交房的風險。不了更刁；應利用立約定金的「小計謀」來「套牢」買受人。 而應將事先可能預見到的風險轉嫁到項目開發的多個環節中，並通過合同形式體現出來。

❸ 中國明星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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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誠實信用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及漏洞

從房產買賣合同入手。
運用：違約後除違約金的約定外，法院可以依據具體損失上下調整違約金，作為損害賠償。
漏洞：違約金最高額僅僅是合同金額的兩倍，違約一方往往在糾紛解決中占優勢。

❺ 「遺漏訴訟請求」能否作為再審事由

一、問題的提出
2007年我國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細化和完善民事再審事由。修訂後的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十二項將原判決、裁定遺漏訴訟請求增加為一項新的民事再審事由。
按照通常的理解，該條款規定的基本意旨是，如果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遺漏了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那麼當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再審，法院應當對案件進行再審。生效裁判遺漏訴訟請求的情況在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民事訴訟法中通常被稱為裁判脫漏或者漏判。
二、民事再審程序的性質與功能
上述問題的回答有賴於對民事再審程序的性質和功能進行必要分析。
眾所周知，再審程序是一種特殊的救濟程序。再審程序的特殊性表現在，它不是一種具有普遍糾錯意義的訴訟程序，而是一種非常程序；它不是審理裁決民事爭議的一種獨立程序，而依賴於其他訴訟程序而存在，沒有其他訴訟程序就不可能有再審程序，不能在沒有原審程序的情況下提起再審程序。因此，再審程序的審理對象應當是，也只能是，原審程序已經作出生效裁判的民事糾紛。如果民事爭議沒有經過原審程序的審理和裁決，就不能啟動再審程序對該民事爭議進行裁判。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事再審程序是一種事後的救濟程序，這是再審程序的本質屬性。民事再審程序的基本功能在於，它通過對民事爭議的再次審理，以糾正在訴訟程序上有重大違法或裁判基礎資料有嚴重缺陷的生效裁判，為當事人提供最後的救濟機會。因此，再審程序實質上是對既判案件進行再次審理的訴訟程序。
再審程序的審理對象應當與其性質和功能相適應。如果原審法院沒有對案件進行審理和裁決，或者只對案件的一部分進行了審理和裁決，那麼，沒有經過原審法院審理和裁決的案件或者遺漏的案件部分，就不能進入再審程序進行審理。這是確定民事再審程序審理對象的基本前提。
裁判脫漏表明法院在案件審判過程中，由於自身的疏忽，只對當事人提出的部分訴訟請求作出裁判，對其他訴訟請求沒有進行裁判。遺漏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實際上意味著原審法院只審理和裁判了案件的一部分，而沒有對案件的其他部分進行審理和裁判，即原審法院沒有對其所受理的案件審理完結。如果將遺漏訴訟請求作為再審事由，由再審法院按照再審程序審理當事人在原審法院提出的訴訟請求，就相當於再審法院審理了沒有經過原審法院審理的案件。這顯然不符合再審程序性質和功能的基本要求。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能將原裁判遺漏訴訟請求作為再審事由，使其成為打開再審程序之門的鑰匙。
同時，從訴訟系屬的角度來看，將遺漏訴訟請求作為再審事由也存在欠妥之處。訴訟系屬的基本含義是指案件存在於法院的事實狀態。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後，該民事爭議（案件）就開始系屬於受理法院。只有待爭議的民事糾紛由受理法院作出終局裁判後，訴訟系屬才能夠從受理法院消滅。一項民事爭議一旦發生訴訟系屬，就會產生相應的法律後果。其中一個重要法律後果就是管轄恆定，即訴訟系屬發生後，不管確定管轄的情況發生什麼變化，最初受理案件的法院對該案件始終具有管轄權，直至其對全部案件審理完結並作出終局裁判。如果受理法院遺漏了當事人提出的一項或者數項訴訟請求，那麼，沒有經過受理法院審理和裁判的訴訟請求，從性質上看，仍然系屬於受理法院，處於受理法院的審理過程之中，受理法院應當對其繼續進行審理和裁判。因此，按照訴訟系屬的要求，如果出現遺漏當事人訴訟請求的情形，那麼，被遺漏的訴訟請求依然應當由原審法院補充審理和裁判，而不能將遺漏的訴訟請求移送給其他法院審理。從這一點來看，遺漏訴訟請求作為再審事由違反了訴訟系屬理論的基本要求。
另外，從當事人程序保障視角來看，將遺漏訴訟請求規定為再審事由也不盡合理。因為遺漏當事人的訴訟請求，表明原審法院沒有對該訴訟請求進行審理。此時如果直接由上級法院按照再審程序對被遺漏的訴訟請求進行處理，必然會損害當事人應當享有的審級利益和基本程序保障權。盡管我國新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規定，上級法院（最高法院、高級法院）裁定再審的案件，也可以交由原審法院再審。此時可以通過原審法院對遺漏的訴訟請求進行補救，從而保障當事人的審級利益。但是，只要民事訴訟法規定再審案件可以由上級法院直接再審，就會為損害當事人審級利益打開程序通道。尤其是在民事再審案件以提審為原則，以指令再審為補充，以指定其他法院再審為例外的指導思想下，遺漏訴訟請求的民事再審案件將大量匯集到上級法院審理，當事人的審級利益和程序保障權將可能遭受更多損害。因為上級法院按照再審程序審理案件，所作的裁判是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當事人不可能再有尋求對遺漏訴訟請求進行審理的機會。由此不難看出，將遺漏訴訟請求作為再審事由也是存在問題的。
三、比較法研究
正是基於上述理由，各國民事訴訟法一般不將遺漏當事人訴訟請求作為再審事由。
各國通常的做法是由原審法院（遺漏訴訟請求的法院）進行補充裁判（或者稱為追加裁判），對被遺漏的訴訟請求進行審理和裁決。當事人如果對補充裁判不服，可以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上訴。如法國民事訴訟法第463條規定：法院對某一訴訟請求的要點漏於作出審理決定時，可以對其判決加以補充；遺漏訴訟請求的法院在聽取各方當事人的意見以後，進行審理並作出補充判決；法官作出補充判決後，應當在原判決的原本或副本上載明；補充判決與原來的判決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當事人對補充判決不服，只能通過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的途徑解決。法國民事訴訟法強調，當事人不能以裁判遺漏作為唯一理由而將原審法院的判決提交到上訴法院審理，更不得以此為由向上級法院申請再審。德國民事訴訟法對遺漏訴訟請求規定了追加判決的救濟程序，該法第321條第一項規定：如果當事人一方依最初提出的或以後更正的事實所主張的主請求或附帶請求的全部或一部，或者在裁判時費用的全部或一部，有脫漏時，可依申請作出追加裁判對原判決予以補充。當事人提出書狀申請法院追加裁判，法院依據當事人申請作出追加裁判對原判決予以補充。俄羅斯民事訴訟法規定了補充判決制度，該法第205條規定：作出判決的法院如果對於案件參加人提供了證據或作出陳述的某一要求未曾作出判決，可以根據案件參加人的請求或自己主動提出補充判決；補充判決由法院在審判庭上對該問題進行審理之後作出；當事人對補充判決可以提出上訴和抗訴，同時對法院關於拒絕作出補充判決的裁定可以提出單獨上訴或抗訴。日本民事訴訟法規定，可以通過追加判決的方式來補救遺漏訴訟請求的問題。按照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58條的規定，法院作出裁判遺漏請求的一部分時，對於該請求部分的訴訟，仍系屬於該法院。如法院作出裁判遺漏部分訴訟請求的，當事人對於脫漏的部分可以再次向法院起訴；法院對該部分審理後進行宣判。因此，在日本，解決遺漏訴訟請求問題的法院依舊是原來作出裁判的法院，而不是上級法院。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三條也確立了補充判決制度：訴訟標的之一部或訴訟費用，裁判有脫漏者，法院應依申請以判決補充之當事人就脫漏部分聲明不服者，以聲請補充判決論。
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民事訴訟法，之所以選擇補充判決或者追加判決，而不是上訴或者再審程序作為解決裁判遺漏問題的救濟程序，主要是由裁判脫漏的特殊性決定的。因為在所有的裁判救濟程序中，只有補充判決和追加判決制度充分關照到遺漏訴訟請求救濟機制的訴訟法理，充分有效地解決民事糾紛，最大限度地保護當事人的基本程序權利。所以由原審法院按照原審程序對遺漏訴訟請求進行補救，最符合裁判脫漏內在的特殊要求。
四、結論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受理審查民事申請再審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二十八條規定，對於當事人依據遺漏訴訟請求提起再審的，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指令原審法院再審。該規定已經考慮到漏判不同於其他再審事由的特殊性，對於完善裁判脫漏救濟機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民事訴訟法在今後的修正過程中，可以借鑒國外在處理遺漏當事人訴訟請求方面的有益做法，建立補充判決（或者追加判決）制度，由原審法院對被遺漏的訴訟請求進行補救。當事人如對補充判決（或者追加判決）不服，可以向上一級法院提起上訴，從而實現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充分救濟。最高人民法院：胡夏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