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有臨法官

① 歷史上有哪些優秀的法官

梅汝璈、倪征燠、劉墉、海瑞、包拯。

狄仁傑，海瑞

1、梅汝璈

亞軒，南昌，江西律師、法學家，1946年代表中國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為日本首批28名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做出了突出貢獻

梅汝璈1904年生於朱姑橋南昌，青雲譜風景區，1916年至1924年就讀於清華學校。1924年，他獲得了公費留學美的計劃，進入了斯坦福大學。1926年，他獲得文學學士學位，進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並於1928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1929年回國後，曾在多所大學任教，曾任行政院院長助理、部長等職。1946年，他在國際軍事法庭擔任代表法官，並參加了二戰後的審判。日本應對亞太地區造成的大規模戰爭和傷害負責

建國後，他先後擔任第一屆全國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案委員會委員、全國委員，1973年逝世於，享年68歲。

2、倪征燠

中國第一位國際司法學家，中國著名法學家。倪征燠可以說是一個在20世紀跟隨中國法律 歷史 旅行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一生中從未離開過『法律』這個詞。」

他於1906年出生在黎里鎮， 府吳江縣， 蘇州，中學畢業後決定學習法律並為國家服務。他首先在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於上海)學習法律，並於192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

自1931年以來，他在東吳大學、大夏大學和上海持志大學教授國際法、國際私法、比較民法和法理學課程。他於1987年當選為國際法研究所的副教授，並於2003年去世。

3、劉墉

崇儒，石庵，人，祖籍碭山， 安徽，清代政治家、書法家諸城， 山東。大學生劉統勛長子

乾隆是十六年(1751年)的一名學者。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知府、江寧，知府、體仁閣，大學內閣學士等職。並以遵紀守法和誠實著稱。劉墉，書法造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書法老師，被世人稱為「厚墨宰相」。

他於嘉慶九年(1804年)十二月病死，享年八十五歲。他被追贈給太保王子，並被追授文清爵位

首推狄仁傑，曾任大理寺丞時，曾一年內判決大量積壓案件，無一人申訴

古代最著名的善於斷案的法官很多，我選出最著名的十個簡單介紹一下！

古代善斷案法官1

趙廣漢，西漢人趙廣漢，字子都，西漢涿郡蠡吾縣人！他為官廉潔清明，威制豪強權貴，嫉惡如仇，以強有力的手腕治理地方治安，處置豪門權貴，深受百姓愛戴，同時，善於思考，非常講究策略和方法，他的一些辦案和懲惡計策獨到而有效，深得百姓贊頌。官員及百姓皆稱他「發奸摘伏如神」「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他運用「鉤距」法推問破案，尋找線索、靈通信息。據《漢書·趙廣漢傳》記載》：「﹝廣漢﹞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准，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所謂「鉤距」就是旁敲側擊，輾轉推問，被問的人都稀里糊塗的了，趙廣漢卻腦子轉得飛快，馬上就判斷出打聽出來的結果是不是合理准確。運用這種方法，使趙廣漢對不軌之人的來歷、根基、巢穴都清楚了解，對官吏收取、貪污的不義之財的來歷和數量，都細致掌握。別人都想學他這一招，但沒有一個人能學得像他那樣精通。

古代善斷案法官2

黃霸(公元前51年～公元前130年)西漢宣帝時大臣。字次公，淮陽陽夏(今河南太康)人。生活於漢武帝、漢昭帝和漢宣帝時代。因為通曉文法、明察秋毫、為官清廉、文治有方，性情又溫良懂得謙讓，為政外寬內明，力勸耕桑，推行教化，治為當時第一。少學律令，醉心仕宦，武帝末補侍郎謁者，任河南太守丞。宣帝時，任揚州刺史、穎川太守。後為御史大夫、丞相，封建成侯。

他為官期間，百姓擁護，朝廷滿意，屬下悅服，受人稱頌，並處理了不少疑案。

最著名的智斷爭兒案

前漢時期，穎川郡有一家富戶，兄弟倆在一起生活，他們的媳婦都懷孕了。兄長的媳婦生了個死胎，但是一直隱瞞著不告訴別人。弟弟的媳婦生了個男孩，兄長媳婦便生了惡念，將孩子強奪過來並聲稱是自己所生。雙方各執一詞，一直論爭了3年都未能斷決。

穎川太守黃霸聽聞此事後，派人把孩子抱到法庭中間，命令她們妯娌倆上去爭奪，表示誰能把孩子搶過去，便將孩子判給誰。兄長媳婦爭奪時用力很猛，一副不管不顧的樣子;反觀弟弟媳婦，既想把孩子爭回來，又恐怕會傷著孩子而不敢使勁兒用力，表情極為悲傷。看到這里，黃霸頓時明白了其中緣由，斥責兄長媳婦說：「你只想得到兒子，怎麼會顧慮到用力爭奪會使孩子受到傷害呢?孩子是誰所生，這件事已經非常明白了。」隨即把孩子歸還給了弟弟媳婦，兄長媳婦只得認罪。

古代善斷案法官3

狄仁傑，字懷英，號德英，唐代並州太原府陽曲縣(今山西太原陽曲縣)人。為唐朝武周時的著名宰相，剛正廉明，執法不阿，以身護法。死後葬於神都---國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白馬寺中，立有一碑，上書「狄公仁傑之墓」。初任並州都督府法曹，轉大理丞，改任侍御史，歷任寧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職，官至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內史。

他在武則天統治時期曾擔任國家最高司法職務，判決積案、疑案，糾正冤案、錯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1.7萬人，其中沒有一人再上訴伸冤，其處事公正可見一斑，是我國 歷史 上以廉潔勤政著稱的清官。

古代善斷案法官4

徐有功，(640—702年)，名宏敏，字有功，唐洛州偃師(今偃師)人，徐有功是國子監博士徐文遠的孫子，是唐代最著名的專司審案的官吏。青年時期舉明經及第。歷經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長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則天時期與酷吏斗爭的一面旗幟，也是 歷史 上罕見的一位以死守法、執正的法官、清官。《新唐史》對他有「雖十歲未見其比」之贊譽。卒年62歲。時人論日：今有功斷獄，天下無冤枉人。新舊唐書有傳。他死後武則天追贈他為大理寺卿。

古代善斷案法官5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

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於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後世將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奎星轉世，由於民間傳其黑面形象，亦被稱為「包青天」。

古代善斷案法官6

北宋人宋慈(1186-1249年)，字惠父，漢族，建陽(今屬福建南平地區)人，中國古代法醫學家，中外法醫界普遍認為正是宋慈於公元1235年開創了「法醫鑒定學」，因此宋慈被尊為世界法醫學鼻祖。宋慈所著《洗冤集錄》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專著，在中國元、明、清三朝是刑、法官必讀之書，先後被譯成法、英、荷等多種文字。

宋慈64歲死於廣州經略安撫使的任所，宋理宗親自為其書寫墓門，憑吊宋慈功績卓著的一生。劉克庄在墓誌銘中稱他：聽訟清明，決事剛果，撫善良甚恩，臨豪猾甚威。屬部官吏以至窮閭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臨其前。後來宋慈的墓地遷至今福建省建陽市崇雒鄉昌茂村西北。

古代善斷案法官7

況鍾(1383-1442年)，字伯律，號龍崗，又號如愚，明朝江西靖安縣人(今高湖鎮)。況鍾小時候家庭貧困， 7歲喪母，從小聰穎好學，秉心方直，律己清嚴，習知禮儀，處事明敏。宣德五年出任蘇州知府，他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蘇州人民稱他「況青天」。昆劇《十五貫》，以歌頌況鍾而使其婦孺皆知。其功績《明史.況鍾傳》有較詳細記述，著述有《況太守集》、《況靖安集》等。

況鍾在任蘇州知府前，前任知府對訟案「累年莫決，囚多死於淹禁」。況鍾上任後，著手處理這些案件。整肅吏治、端正風氣，注意清理冤獄，為民伸冤。蘇州府管轄七個縣，他排了一個日程表，每天勘問一個縣的案，周而復始，從不間斷。況鍾一個縣一個縣地輪流審問案件，不到一年，在剛到任的八個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勘部過輕重囚一千一百二十餘名，吏不敢為奸，民無冤抑，咸頌包龍圖復生。」明馮夢龍《警世通言》有一篇《況太守斷死孩兒》，贊揚「況青天折獄似神」，也是一個佐證。現在，只要一提起況鍾，人們立即就會想到《十五貫》故事裡那位甘冒風險、敢於伸張正義、為民伸冤的清官。

古代善斷案法官8

海瑞(1515-1587年)，字汝賢，號剛峰，漢族，廣東瓊山(今屬海口)人。少年從教時被稱為海筆架。身歷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一生剛直不阿，清正廉明著稱於世，被後人譽為「海青天」、「南包公」，與宋代包拯齊名。以直廉剛正著稱，人稱「海青天」。

海瑞是中國 歷史 上的著名清官。推行清丈、平賦稅，並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污吏，深得民心，著名的胡勝榮人命案就是他破的！

古代善斷案法官9

袁可立(1562—1633年)，字禮卿，號節寰，河南睢州(今睢縣)人，明萬曆十七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立朝不阿權貴，敢於為民請命，是明代後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軍事戰略家。歷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帝，為「四朝元老」之臣，誥「五世恩榮」之賞。

著名的涉倭案

明萬曆二十二年，袁可立在查辦涉倭案件時，發現被指為倭寇同黨處以極刑者一時竟多達數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婦女兒童。於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於邀功的高官權貴，對案件進行重審，先後使千餘名無辜百姓和漁民免遭屠戮而獲釋

古代善斷案法官10

於成龍(1617-1684年)字北溟，號於山，清代山西永寧州(今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人。謚「清端」、贈太子太保。於成龍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舉副員，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加兵部尚書、大學士等職。在2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和康熙帝贊譽，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親自召見，賜予他白銀千兩、御馬一匹，親自賦詩一首表彰其廉能，並稱贊他為「清官第一」。

於成龍在詞訟、斷獄方面，精於從細節上發現問題，常微服私訪，體察民情，秉公處理地方上的疑案、懸案，使許多錯案得到平反，於是百姓稱呼他為「於青天」。

唐朝武則天時期的狄仁傑就是一位優秀的法官，荷蘭偉大的漢學家、外交官、小說家高羅佩甚至為他寫了一步偉大的英語文學巨著。《大唐狄公案》。

歷史 上的狄仁傑通達權變、謀略過人、斷案如神，不僅體恤民間疾苦，而且有匡扶社稷的大智慧。相較於影視作品中的虛構形象，本人境界有過之而無不及。

狄仁傑，字懷英，並州太原人，生於官宦之家。從童年時代起，狄仁傑身上就有一種特立獨行、不畏權貴的勇氣。有一次他家的門人被害，縣衙里的官吏前來調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問話，唯獨狄仁傑拿著一本書坐在那兒一動不動。縣吏一看這小子那麼有個性，心裡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問話。狄仁傑啪的一聲合上書本，沒好氣地說：「我跟書中的聖賢對話都唯恐不及，哪有空理你們這些俗吏！你憑什麼凶我？」

這是史書記載的有關狄仁傑生平的第一個故事。未來神探狄仁傑在史書中剛一亮相就與命案有關，也算是一個有趣的巧合。作為中國 歷史 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傑的探案故事通過千百年來的公案、話本、戲劇、小說，乃至當代影視而廣為傳播，幾乎已經到了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程度。

歷史 上的狄仁傑確確實實是個優秀的斷案者。唐高宗儀鳳年間（公元 676—679 年），狄仁傑擔任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舊唐書·狄仁傑傳》）。一年之內勘斷的積壓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達一萬七千人，而且事後還沒一個喊冤的，這當然是不折不扣的法官了！

歷史 上眾所周知的，看到的就是包拯和狄仁傑了。一個是丞相，一個禮部尚書，都是比較大的官，他們共同點就是都擅長斷案，是 歷史 上出了名的，法官，清官。

包拯

包拯是北宋名臣，今安徽人，一生清廉，不追逐權貴，再有就是英明果斷了，斷案的，不英明也做不成啊，一臉黑黑的，年僅64歲，就離開了愛他的百姓。

在位的時候，有一個老百姓被一個無賴告了，還不知道是誰，然後包青天知道他是無辜的，就偷偷答應老農一定會把老賴懲罰了啦，然後包青天讓這個百姓按照自己說的做，回家把牛殺了自己吃一點，市場又賣點，然後換了錢自己用。

這個老百姓果然照做，把牛殺了賣，但是在當時殺耕牛是犯法的，於是第二天又人告狀，包青天居然讓人吧告狀的捉了起來哈哈，原來他是想引出，想陷害這個百姓的人，

果然告狀的人被捉後，害怕極了，就招供了，自投羅網這招真高，這個老百姓就終於清白了。

狄仁傑

狄仁傑唐朝時期宰相，今山西省太原市人，他的性格跟包拯差不多，以造福百姓著稱，不畏權貴，曾經也受過誣陷被降職。公元700年去世。

在位的時候，比較聞名的案件之一，就是斷指案了，那時候在洛陽就任，遇到一隻妖猴在玩弄人的手指，然後還在山洞發現了屍體是個男的，就確認這是跟猴子玩的手指有關，然後到了一個葯店，掌櫃告訴他別動不小心會被切斷手指，直覺告訴他，有問題，後來經過調查，真相大白於天下。

賈公的情人要求他砍斷手指表達真愛，葯店的掌櫃兒子也看上了這個情人，遭到調戲，糾纏，賈公就打他一頓，剛好賈公子請掌櫃幫他斷指的時候，撞見了調戲的這個位掌櫃的兒子，於是掌櫃兒子把賈公子殺了，掌櫃就慌亂中切了4個手指而不是一根，父子合夥拋屍到這個山洞，賈公子所戴的戒指掉到地上，被玩耍的猴子拾到用來玩耍了。

綜上所述斷案的例子還有很多，包拯，狄仁傑都是比較出名的有作為的，為百姓謀福利的人物，值得敬佩，所以他的事跡才會一直被流傳，被 歷史 記載。有利於後人斷案。像這樣好的官，還有唐代 徐有功，寇準，海瑞等人。

海瑞、包拯

包拯

唐朝的狄仁傑、宋朝的宋慈、包拯

② 唐朝的審判制度是怎麼做的

唐朝的審判制度,主要規定於唐律《斷獄》篇之中?

司法官在審訊中,首先必須弄清案情,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詞?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必須實事求是,既不許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把有罪判為無罪,重罪判為輕罪?

司法官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斷罪,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斷罪有出入者,事屬故意,以故意出入人罪論處;事屬過失,以過失出入人罪論?

為了防止司法官專橫,濫用「拷訊」,對此規定了若干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違法拷訊而致人死者,有關官吏徒兩年?對有瘡?有病的人犯進行拷訊者,處笞?杖刑,因而致死者,徒一年半?

此外,依法應議?請?減者,以及老小疾病者,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100日再拷,違者分別處杖?徒刑?

唐律還嚴格規定了上訴復審及死刑復奏程序?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級別在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是否服罪及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違者,司法官笞50?

對死刑的執行規定了非常慎重的程序,死刑判決必須奏報皇帝,經皇帝核准後等候執行死刑的犯人稱死罪囚?對死罪囚執行死刑,還要3次奏報,得皇帝許可,才可執行?

唐朝監獄的設置和管理,較前都更趨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設有京兆府獄和河南獄,關押京師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

③ 關於如何加強法院隊伍建設的調研

科學發展觀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這是黨的十七大對科學發展觀作出的科學定位，也是黨的十七大一個重要歷史貢獻。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牢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是新時期人民法院工作實現與時俱進的根本保證。如何加強法院隊伍建設，這是法院所面臨的緊迫而嚴肅的現實課題。在此，自己擬想從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談點對法院隊伍建設的膚淺認識，願與大家學習交流。 一、法院隊伍建設的現狀 法院隊伍建設歷來是法院工作的核心內容，我們每年的工作安排，包括所進行的司法改革，都把隊伍建設作為其中內容之一，給予了非常的重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從而確保了審判工作的順利開展，各項工作任務的圓滿完成。這些年，在法官幹警「兩個素質」提高方面，我們堅持不懈地抓了思想教育工作，開展了「三講教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宣傳教育、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和今年開展進行的「大學習、大討論」活動等，始終保持了人民法院工作的正確政治方向，人民法官的堅定政治立場，廣大幹警修身奉法、忠於職守、開拓創新的工作熱情；堅持不懈地抓了幹警的學歷教育、業務培訓和崗位練兵工作，始終保持了工作能力的提高與司法需求的基本適應，確保了審判執行任務的完成；始終保持了司法體制工作機制的探索改革，推行了法警、書記官的單獨系列管理和案件流程管理等，使得司法規范化建設有了推進；始終保持了領導幹部、模範典型、先進人物的帶頭示範引導作用，使得人民法院的整體工作有序開展，贏得了普遍的好的社會評價，提升了法院形象。回顧這些，我院隊伍建設工作有效推進，成效顯著，總體令人高興、振奮。但是，困難和問題也顯然易見。當前，法院工作面臨的形勢：首先，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的思想對司法提出了新期待新要求。構建和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和國家在新世紀前二十年立志實現的奮斗目標。作為法官，處在各種社會矛盾的風頭浪尖，成為各種利益沖突的終極裁判者，就必須具備協調利益關系的本領、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本領、維護社會穩定的本領。應當說這就是法院、法官、法院隊伍的本領。按照這樣的要求，審視我們隊伍的現狀，的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具備、不適應的問題。如近年法院系統或多或少存在的服務大局的意識不強、工作態度簡單、方法欠妥，尤其象耍特權、抖威風、亂作為造成的當事人纏訴纏訪、重信重訪、越級上訪等，使得法院多了嘈雜，少了嚴肅，多了付出，少了收獲，多了負面的評價，少了正面的贊許。其次，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對法院隊伍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隨著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推進，司法已實在地成為調節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近年來，雖在我院、我們這個特殊的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法院，各類案件受案都在下降或與以往基本持平，但就最高法院每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反映的數字來看，各類案件，尤其是民商案件增幅較大，經濟發達地區更是如此，法官每年承辦數百件上千件案件是司空見慣的平常事。如何使法官隊伍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旺盛的戰鬥力、高度的責任心，按照最高法院領導講話所透露的信息，「靠提升工資待遇目前是不可能的，靠職業素養和身份優越感來維系，作用也十分有限，靠強壓強管顯然也不現實」，「看來還是要靠發自思想深處的原動力支持，靠一種無私奉獻精神，以此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司法的需求」。第三，新的司法改革的舉措對法院隊伍提出了更高要求。近些年，法院改革的摸索探討從未停歇。二十年前的改革，僅局限在改革意識的樹立宣揚和工作方式方法的改進或修正；十年前的改革，尤以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為最，法院改革觸及到了司法理念（如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人權保障（如金錢性取保、米蘭達規則）、司法公開透明（律師提前介入）、控辯式庭審（當事人舉證，法官居中裁判，「一步到庭」）、分權制衡（如「三個分立」問題、案件流程管理問題）等許多重大的司法體制機制性問題。而在隊伍管理方面，人員分類管理提上了議事日程，並開始了書記官單獨序列管理；近年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廣泛宣傳教育，使我們的改革有所回復，並在迂迴中亦步亦趨地漸續推進，如調解制度的重申和調解手段的強化、人民陪審員制度的進一步貫徹落實、法官助理試點的加快、法官職業化的方向進一步明確等。所以，司法改革既使我們面臨機遇，又使我們面臨挑戰，我們自覺或不自覺，自願或不自願地都要受其影響，並在這個過程中都會或多或少的觸動、或多或少的愉悅、或多或少的痛癢。而這些都和我們自身的素質素養相聯系、和我們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相因果。第四，反腐倡廉的歷史性課題對法院隊伍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拒腐防變、司法廉潔是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保持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歷史性課題。近年來，法院系統的反腐斗爭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涉及腐敗的人和事總體是在減少。但是，腐敗問題，尤其是變種的腐敗問題潛藏更深、危害更大、人民群眾更為痛恨，對黨的肌體的毀壞也更劇烈。如變相的索賄受賄、貪占司法資源、利用公務活動獲取個人好處、幹部提拔使用上的偏聽偏信偏喜偏愛和各種形式的假公濟私、損公肥私，還有直接或間接損害法官幹警利益的問題等等，這些我們都會從各方面通報披露出的信息中了解到。如中紀委通報的廣東、湖南、天津等地法院的一些情況，都令人觸目驚心。最高法院紀檢部門在分析問題成因時特別指出了四方面：一是思想蛻變、觀念扭曲（廣東高院的麥崇楷）；二是選拔任用個人獨斷、把關不嚴，造成帶「病」上崗（天津海事法院的領導）；三是審判管理缺乏規范（鴛鴦判決書）；四是制度管理不落實，內部監督形同虛設。試想，假如上述問題我們都能切實地注意到，並認真地加以防範，或問題有苗頭、問題已出現就斷然採取措施，有效地給予阻斷、處理，那麼，法官犯法的尷尬就不會出現，法官給法官（受到審判的法官）開庭下判的悲哀就不會形成。所以，反腐倡廉任重道遠，法院只能通過教育、管理、監督、獎懲的手段來承繼，法官也只能通過自身免疫力的提高來擔當。第五，新類型案件的不斷出現，大量的高素質法律人才加盟律師行業，使得法官的職業壓力日益凸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律師作為一種職業已迅速得到發展。律師職業的高收益、低成本、自由化吸引了大批高素質法律人才出現在這個行業。由於這樣一批人的介入，使得訴訟活動更加復雜精細，更加強調程序，更多地愛扣字眼，更多地講法理而不是講天理人情。這就迫使我們必須完成從只重視實體向實體、程序都要重視的轉變，必須從粗線條的審判向精細化的審判的轉變，必須提高自身的言辭能力來應對思維善變、口若懸河、巧舌如簧、旁徵博引的律師（古稱「訟爺」，品行不端的稱「訟劊」、「掮客」）。同時，如何與律師打交道、處關系也成了法官的一門學問。 綜上，既是法院法官隊伍建設的現狀，又是法官所面對的司法環境，也是今後法院隊伍建設工作的切入點和著力點。 二、法院隊伍建設的目標 多年來，我們一直把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清正廉潔、品德高尚作為法院隊伍建設的最高目標，這是法官職業群體的特殊要求，也是我們所有的教育、管理、監督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這支隊伍只有這樣，才能奉行「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的指導思想，才能更加註重推動發展、更加註重保障民生、更加註重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更加註重促進社會和諧。然而，隊伍整體建設的源頭還是隊伍個體的建設，即人的素質塑造，也就是法官個體的塑造。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律是一種實踐的世俗的事業，法官就是這種世俗事業的操縱者、掌門人。因此，討論法官標准或塑造法官個體的目標，就不能脫離社會和人類都不完美而且永遠都不可能完美這樣的制約因素和客觀現實。也就是說法官不可能是完人，也塑造不成十全十美的完人。合格的法官並不是理想化的法官。現實中的法官都是普通人，多了點法律技能的普通人，總是生活在具體社會形態，總會受到外界條件的影響和自身條件的制約。他們不僅在智力上和能力上做不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且一定會有許多人會有的弱點。他們總會是拖家帶口，不可能無比堅強，也不可能洞察一切，更不可能完全不受任何誘惑。說這些的意思，不是在為法官職業降低標准，為法官可能的違規製造口實，而是力求真實的給法官定位，從而按照科學發展的思想實現法官個體建設的目標。事實上，我以為，好法官的標準是以時空位置為前提的。魏徵、狄仁傑在唐代是好法官，包青天、宋慈、寇準在大宋是好法官，而馬錫五在抗戰時期的延安是好法官。但他們如果都延年到今，所擁有的知識和能力卻不那麼與時俱進的話，恐怕沒人說他們是好法官。即使新近放映的有關宋魚水《真水無香》電影中的故事和情節，如果用不同時期的司法理念去審視去認識，或許會得出種種的觀點來，有的觀點還可能大相徑庭（如反復不斷的近乎於固執的調解，與當事人或可能提起訴訟的准當事人的私密接觸等）。所以，好法官的出現和存在是與現時的社會實際相依附的，歷來沒有，永遠不可能有超越時空的法官。判斷法官的最終標准必須以是否能夠以當時的公正標准來解決他所生活的社會中的利益調整和利害沖突問題，從而實現那個社會所要維持的那個秩序。用更加通俗具象的標准來回答，我以為：好法官就是要擁有有知、有為、有廉的基本素質，來公正、高效地處理好案件。所謂有知，就是要有厚實的法學理論知識、實用的法律實踐經驗、敏銳的司法得失的總結和感悟；所謂有為，就是要主動的工作、積極的作為。能算得上合格法官的，他至少能夠履行好職責；算得上優秀法官的，他在履職的基礎上，還能想到他人沒有想到的事情，做到他人沒有做到或他人已經想到卻沒能做到的事情。這些好法官並不神秘，與普通法官不同的只是多想了一些，多做了一些，因而也就多得且應當多得了一些。所謂有廉，就是從內心知道自己手中的權利是職責使然的、人民賦予的、使用是有時空制限的、失當是要受到監督的、用錯了是要受到良心責怪的，也就是常說的「慎權」；有廉還是要不該想到的不想，不能做的不做，不可放任的東西不予放任，也就是常說的「慎欲」；有廉還在於言行如一，不可嘴上說一套，背地裡做一套，對人是一套，對己另一套，也就是常說的「慎言」與「慎獨」；第四，有廉更在於始終一以貫之。廉潔是一種修養，是人打小到大，從家庭到群體到社會都要學習示範的一門課程。它還有傳承性，正如河南高院法官劉天華所談到的「法官群體中，甚或一個合議庭成員中，都始終進行著理念、智慧、能力、情感的傳遞和承繼」。這是一個經常的但往往不為人在意的現象和問題。 綜上，法院隊伍建設的目標重點就是群體建設和個體建設兩個方面，有著實實在在的具體要求和具體內容，最象人的中樞神經和末梢神經，彼此關聯，相互依附，都是法院全面建設的重要組成二、法院隊伍建設的方法 司法工作是最具規范的工作，實體法、程序法和司法實務知識是其基本的構成。司法活動又是規律性很強的活動。因而，司法隊伍建設也是與之相一致、相適應，也極具規律性的工作。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要實現人民法院隊伍建設工作的新發展、新跨越，達到隊伍建設的既定目標，就是要按照隊伍建設的規律，找到隊伍建設科學有效的方法，持之以恆、毫不鬆懈地抓好隊伍建設各項工作。 在隊伍整體建設方面，我們最簡約、最有效、最得力的工作方法是： （一）、抓好教育不放鬆。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建設高素質政法隊伍，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組織保障」。而高素質隊伍建設的前提和基礎就是思想教育工作。如今，思想政治工作有泛化、膚淺化、表象化的傾向，甚至有思想政治工作費時費力無效的悖論。處於社會生活中的人，無時無刻都在進行著教育和接受著被教育，都是教育的主體和被教育的主體。只是往往我們不把在社會在單位的教育與在家庭在私領域的教育同等看待。作為法院法官，往往有國家、社會治理中的終極權力，與立法機關只制定不實施、行政機關只管理不終裁、其他機關只監督不幹涉不同，我們能用司法權給予人事以生殺予奪、能用司法權調節各種社會關系、能用司法權穩定社會公序良俗。所以，如此重大的權力行使就是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實現統治階級的主張。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就是要把「黨的領導放在首位」，就是要讓黨的思想黨的主張作為執政主體的自覺行動，自然就是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加強執政隊伍的培訓。人民法院就是要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法院隊伍建設的首位，堅持不懈的抓緊抓好，努力使人民法院工作不偏離正確方向。同時，繼續抓好人民法院的學歷教育和業務培訓，更加重視法官實務能力的培養，全面提升法官的司法水平。通過堅持不懈的教育活動，實現人民法院隊伍建設的與時俱進。 （二）、抓好管理不放鬆。 法院管理是一個較為復雜較為系統的管理工程，但也是有規可循的管理工程。首先，管理要有規范。規范是管理的基礎和前提。無規矩不成方圓，無規范難以致遠。所以，建立一套「管用，實用，好用，常用」，並行之有效的制度規定，這是法院管理的第一步。其次，管理要有定力。管理的過程要持續，不能時管時不管；管理的力度要勻稱，既不能過猶不及，也不能鬆鬆垮垮；再次，管理要有公道。法官的使命是公道，法官的天職是公道，法官最敏感的神經也應是公道。法官對接受的管理要知情，知情的管理不僅能夠外化於形，而且能夠內化於心，內化於心了就能不產生或少產生不知情下的違制違規問題。所以，對作為管理對象的法官平等對待尤為重要。這個道理完全如同生活中父母對孿生兄弟姐妹的衣著吃用力求一致一樣。 （三）、抓好監督不放鬆。 權利需要監督，司法權力的特性決定了司法權力更需要監督，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利極易異化，極易滋生腐敗，這已是各方面都有的共識。眼下，法院面對的監督很多，具體的有：人大方面的立法監督，政協機關的視察評議監督，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上級法院的審級監督，還有紀檢機關的黨內監督，外加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可以說，全社會都在關注司法、評價司法、進而影響著司法。而我們的口號或者期望也是積極爭取、虛心接受監督，這對促進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敗，保持司法清廉都有著積極而正面的意義。但是，這些監督畢竟是間接的、有限的，有時也會是錯位的（近年，不當的輿論監督，曾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影響）。事實上，最及時、最到位、最直接、最有效的應是我們內部的監督，包括案件的流程管理、案件審前審中審後的跟進評查、還有紀檢監察部門的監督檢查。外部的監督，我們只能爭取，不能掌控，而內部監督，近在咫尺，完全可以作為。監督工作抓好了，案件處理就不會走樣，違法違紀問題就不會出現或少有出現，我們的法官隊伍就會永葆政治本色，立於不敗之地。 在法官和幹警個體素質訓養提高方面，我們既要有整體的促進和帶動，更要有本身的自覺和堅持。多年來，我們幾乎所有的幹警都是通過這種促進和自覺，實現了學歷提高、知識增長、能力增強、素質提升、形象改變的革命，完成了理念、信仰、意識和節操、情愫、世界觀、價值觀的或多或少的置換，完成了由律法的門外漢到司法的行家裡手的轉變。但這種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勞永逸。所以，自身素質的塑造提升是也應當是一個永無止境、與時俱進的漸進過程。事實上，我們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恪守這樣的信念，秉持這樣的精神，在不斷地發展、跨越、提高。 那麼，自身素質的訓養應從何處著手、哪裡使力呢？關於這一點，《法官法》、《法官職業道德規范》、《公務員法》等有規定，我們可以依據，上級機關和領導提出的各種要求都有涉及（如「六個意識」、「三個一」：一面旗、一片情、一團火），充分說明了法官素質要求的多樣性。但不管這么說，法官應具備常人所應有的基本素質，外加作為法律人所應有的基本素質。通過觀察和體會新時期人民法官的優秀分子，如宋魚水、李增亮、胡振華她們的司法足跡，包括我們身邊的勞模、先進、立功受獎的許多人物，我們都會強烈地感受到一個好法官愛民如子、執法如山、清廉如水的思想品質，感受到一個好法官嗜書如蜜、求知若渴、永不停歇的好學精神，感受到一個好法官自知之明、謙謙君子、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更感受到了一個好法官一諾千金、一言九鼎、誠信率先的坦盪胸懷。楊 國 強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第1頁共1頁

④ 「娶洋婦」記

「娶洋婦」記

周松芳

(原載《同舟共進》2017年第2期)

晚近以來，中國積貧積弱，長期受洋人欺侮，在一些人看來，如果得以娶一洋婦，是否可以「出一口惡氣」，可貼上「愛國主義」的標簽?事實上反而不那麼簡單。梳理國人娶洋婦的史例，可謂別有意蘊在。

娶洋婦不易

最早立志也得以娶成洋婦的，恐怕是大名鼎鼎的容閎了。1845年他在澳門的瑪禮學校肄業時，曾寫下一文，題為《意想之紐約》：「予之意想得成為事實者，尚有二事：一為予之教育計劃，願遣多數青年子弟游學美國；一則願得美婦以為室，今此二事，亦皆如願以償。」 由容閎之志，可見當時想娶個洋婦實在不易。但國人喜歡看結果和表面，似乎留學就可以娶洋婦，所以當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學堂派員留學，三年屆滿回國，國內就熱傳這班留學人員，學沒好好上，倒是娶了洋婦「以娛情」，此傳言還堂而皇之地上了著名的《申報》——當然該報後來又刊發了更正的消息。

容閎（1828.11.17-1912.4.21）原名光照，族名達萌，號純甫，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會活動家。容閎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是中國留學生事業的先驅，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早期海外華人娶洋婦固然不易，但在英國有所例外。因為中英貿易淵源甚早，由於一口通商的關系，廣東人很早就踐土英倫。據學者考證，早在1769年8月，廣州就有一位陶塑匠搭船去英國，受到熱烈歡迎。稍後，又有一位譯名「王彤」（Whang Tong)的人曾在1775年到訪倫敦，並與英國的文士和科學家會面。再晚一點的1816年，馮亞生、馮亞學兩個廣東商人因其伯父任廣東海關稅收官，出於好奇搭船赴英倫，後赴德國登台表演二胡，並協助德國漢學創始人之一威廉·夏特研究漢語。

到鴉片戰爭後，特別是1842年割佔香港島後，粵人與英人的往來更為密切了，最主要的當然是受雇於英人商船上的水手與雜役。這些水手與雜役，有一部分滯留於利物浦等港口城市，再內遷至倫敦等地，成為早期英國華人移民的主要來源。除水手外，由於被西洋人以堅船利炮為象徵的先進科學技術所震驚，晚清重臣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就提出：「出洋一年，勝讀西書四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三年」，因此求學留洋者也越來越多。在朝廷派遣官費留學生之前，不少廣東人因地利之便及認識之先，早就私人留學英國了。

這些早期的廣東水手或留學生，留下來總要解決生理乃至家庭問題。他們不可能像美國來自新會、開平、台山等地的金山客(指淘金的人)，即便人不在家鄉，父母照樣幫其娶妻，讓新娘抱個大公雞拜堂——無論如何，他們是想著要回來的。這些留在英國的廣東人，下焉者求諸風月場，上焉者覓一英婦，竟也有得償所願者。1868年，曾任光緒皇帝外語老師的張德彝隨使歐美，在英國聽說有廣東人王阿秀在此開張茶鋪，盈利豐厚，已納「番女」為妻，六年內生了兩子一女。次年又見到一例：一位英國婦人，年約三十上下，其夫名為田阿喜，隸籍浙江錢塘，以拋刀接刀為戲，在歐洲各國賣藝，兩人結婚已有九年，育有子女。

1894年，一位澳洲女子和她的中國丈夫及三個孩子

至於不娶或娶不到洋婦，窺視或者嫖宿之，也是一種選擇，雖然等而下之。此種「嗜好」，雖達官貴人亦不能免。1925年初，翁之熹(翁同龢之侄曾孫）隨同傳奇將軍徐樹錚出使歐洲，便曾人妓館觀裸舞；「性學博士張競生則認為巴黎是浪漫之地，有滿大街的人可找，下下等人才需要去逛妓院，但他 1928—1933年再度旅居巴黎時，還是親自去考察了巴黎最著名的妓院「玻璃宮」。

早期移民，用廣東話講「搵食艱難，搵女也艱難」。但隨著中國派出30萬華工赴歐參加一戰，情形則大為改觀了。因為這些華工，多有滯留不歸者，有娶妻的需求，而戰後法國等地，女多男少，加之相處日久，種族隔或歧視會相對減弱，這時娶洋婦的事例，就相對多而且相對真實與美好。

工作中的華工

這些華工不再「搵食艱難」，而是吃得好、穿得好(有制服），形象大為改觀。當時的《遠東時報》便有報道：「（華工每人)日領一法郎二五，在中國每月領十五元。」工人的住處被劃分成數處，每處可容納千人，工人們生活安適，倒也沒有太多的不滿意之處。定例每日給米兩斤，魚肉鹹菜各四盎司，熱水隨量。餐後一小時，又給以茶半盎斯。工人們既能獲得充足的食物，又能隨時令赴沙地操練，每日起床及睡眠均有規律，「故當出發之前，無不肥滿強健」。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在當時的法國，華工們則是「吉士懷春，有女誘之」。史學家蔣廷黼就說，1917年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徵，赴法國勒克列索勞軍(主要是鼓舞後方華工的工作積極性)。一天晚上，他正在俱樂部中工作，一個法國女孩子跑進來，說要與蔣單獨談談，於是蔣便把她帶到辦公室。女孩問道，她是否可以和一個姓楊的工人結婚，蔣廷黼告訴她：「我不認識那個人，所以無法提供意見。又問她是否考慮過中國的生活習慣與法國多有不同的問題。法國女孩說已考慮過了，並言：「如果我呆在法國，我可能永遠也結不了婚，即使我能幸運嫁了人，對方也可能是個莫名其妙的傢伙，把賺來的錢都喝了酒，醉後發脾氣打罵我。我認識楊已經一年，他從未喝過酒，我認為他永遠也不會打我。我想嫁給他一定很好。」（《蔣廷黼回憶錄》）有意思的是，在來法國前，蔣廷黼自己也正與一美國女友交往。某天，蔣的女友凱瑟琳和她母親到餐廳來，蔣本想避而不見，但另一端盤子的學生有意捉弄他，只好被迫硬著頭皮去招待這兩位女客。凱瑟琳的母親給了他五元小費，讓蔣相當尷尬。

對於華工與法女的結合，如果蔣廷黼還只是持旁觀者與中立者的態度，那黨國大佬李石曾，可算是起勁的撮合者。1918年底，與李石曾同船赴法留學的著名政治人物李璜(後為中國青年黨創始人之一）就說，李石曾尤其留心華工與法女所生的私生子。到法後，他即不遺餘力地托專人收養中法混血兒。1920年，李石曾覓得專人專款，設立了一托兒所，專收在法華工與法女所生嬰兒，其中大半皆為私生子。

在中法混血二代中，最成功、最出名的，恐數謝東發博士了。謝東發的父親是山東人(原籍江蘇)，母親為法國人，他本人娶的妻子亦為法國人。謝的舉止神情一派正宗的「法國范兒」，他精通英文、德文，辦有報紙，社交面頗廣。1925年，徐樹錚出使歐洲時，還專門約見了他，並請他幫忙翻譯及演說等事宜。謝東發由此成為代表中國的著名外交官，如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勞局理事會等。謝東發之所以傑出，除了「混血」的優勢，當然還在於他的父親並非普通的水手或者華工，而是大有來頭：「西土文學家謝東發博士之尊人謝大銘君原籍江寧，其隨曾紀澤遠航來法……此蓋僑法華人之老前輩。

張競生（1888年－1970年），原名張江流、張公室，廣東饒平人，民國第一批留洋（法國）博士。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風雲人物，是哲學家、美學家、性學家、文學家和教育家。

當然，最能乘其浪漫的，非「性學博士」張競生莫屬。他當時與宋子文等作為中華民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生，也有這個資本。張競生交往的第一位法國女友，是有愛人的：「一日她向我說有先前的愛人因戰傷到南方去醫治，她奉母命不得不到他所在的地方去照顧。」旋即在游泳池裡又遇到了一位當衛生員的已婚法國女子，還跑到日出島過了一段時期的同居生活。可惜此女子兩三個月後不告而別，令他好幾個月魂不附體。1916年，張競生轉往南部的里昂大學後，或許南法人更浪漫，他得到了更多交友的機會。在里昂，他還與一個法女有了私生子，但不久夭折，也就斷了他攜洋婦歸國的可能性。

兼具開放與保守的廣東人

經過一戰的「洗禮」，歐洲的華人娶起洋婦來，就相對容易些了，尤其是在非主流的小國或英法等國的鄉間。在比利時，華人似乎更受洋婦歡迎，著名新聞家鄒韜奮1934年訪問比利時的見聞，堪稱「最佳例證」。

20世紀30年代初，有三個年輕的青田小販一同住在一個比利時人的家裡，恰巧那家房東有三個女兒，年紀也正好與這三位青田小販相當。這三位青田小販見房東比較困難，也經常幫點小忙，接濟他們的家用。日長月久，來來往往，房東的三個女兒便與青田小販產生了感情，而且都發生了關系，其中一個女兒年齡還在16歲以下。此事被她們的父親發覺後，那位父親怒不可遏，上法院控告了那三個青田小販。在別人的土地上犯事，小販們恐懼的心情可想而知。開庭審判的那天，觀審的人很多，中國使館也派人去旁聽。幸好房東太太站在青田小販一邊。她當著眾人，面對法官，口若懸河地講了一篇大道理。她歷數丈夫在外面「軋姘頭」，平日不但不住在家裡，而且置她們母女生活於不顧的種種「罪狀」，極力贊揚三個青田小販如何如何地好。法官問那三個女兒，三個女兒也都說母親的話不錯，並且表示願意嫁給這三個青田小販。結果那三個青田小販禍中得福，喜出望外，各擁著嬌妻，「凱旋而歸」。（《新生周刊》1934年第1卷第25期）

中國人吃苦耐勞，雖然在國內有大男子主義，但在洋婦面前，不僅不見了蹤影，還變成「小男子主義」，甚至「男僕主義」了。有人在經濟條件相對沒那麼好的蘇格蘭觀察到：中國人想交外國女友，或娶她們為妻，那她們真是感謝上帝，因為嫁了中國人，被帶回去總可以有僕人可用，嫁了本國的人，就得像奴隸似的一天操勞到晚。並不是說每家如此，因為蘇格蘭人家中有傭人的很多，就是因為中國人所討的外國女人都是下等，有時自己是人家的傭人，嫁了中國人反而有人用。如果是個有錢的華人，那更會有蘇格蘭洋婦倒追。

這些娶蘇格蘭女子的華僑或留學生，多半是廣東人。成立於1583年的愛丁堡大學，是全球頂尖名校，也是與廣東人淵源最深的英國大學。在英的中國留學生，除了倫敦，就以愛丁堡的數量為最了。

1934年，鄒韜奮在歐洲考察時，發現在利物浦的華人，大多娶了英國女子，在曼徹斯特也有20多個華僑，全部從事洗衣業，也幾乎全有了英籍的妻子。當然他們差不多全是「妻管嚴」，這不單是寄人籬下的原因，還在於冒險到英國謀生的華僑，教育程度原本就低，有許多中西文字都不識，而英國妻子至少受過高小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轄，「懼內者」居多，因為寫信記賬以及許多事都要仰仗她們。但卑賤及缺乏文化，並不妨礙他們的小孩出落得聰明、健美。

在首都倫敦，娶洋婦的難度自然更大一些，只有約1/3的廣東華僑娶了英婦。這還得益於戰爭的「恩賜」：華僑有機會和英國女子一起工作，因有接觸機會，她們覺得平日聽上去可怕的中國人倒也不怎樣壞，因感情日洽而嫁給中國人的不少。因此中英混血兒們，在當時的倫敦有兩百個上下，不但相貌好(尤其是女子)，而且非常聰明。可這些合法婚生的孩子，也常常遭受歧視。如畢業找工作時，僱主每每以「中英合種」的緣故加以歧視，拒絕錄用。不僅孩子，他們的英國母親也同樣遭受歧視，氣無可出時，她們便說：「我不做英國人，我既嫁給中國人，便是中國人了！」（《萍蹤寄語·英國的華僑》，三聯書店1987年版）可見，即使娶了洋婦，也不能「沾妻帶夫」。

據時人莫耀的統計，當時中英混血兒在全英國約有兩千餘，大多艷麗聰穎，「凡英國各區學校學生，成績最優者必屬之」。莫耀擔心他們純粹接受英國教育，數典忘祖，因此便與倫敦的國民黨組織商議創立兩間學校，加強這些混血兒的中華文化教育，並在回國參加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呼籲高層重視。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也顯示了黨國精英中，自元老李石曾之後，具有此種情懷者代不乏人。當然，推動之功，粵人與有力焉，因為國民黨倫敦支部的700多名黨員，90%都是粵籍工人。

當然也有能娶而不娶洋婦者，尤以廣東人為典型——廣東人真是兼具開放與保守兩個極端，於斯可見。有記載稱，倫敦唐人街曾有一家葯鋪，掌櫃姓黃，系廣東人，12歲就跟他叔叔到了英國。先替人洗衣服，後來做雜貨店店員、最後當了葯鋪東家，曾在倫敦大學法科進修。一戰時，他上書美總統威爾遜，力爭山東問題，請求主持公道。這位黃先生年滿三十卻仍未娶妻，終日以不識漢字為恥，早晚讀《英華字典》，在漢字旁標注英音。適逢四十歲才出國的貴州黃齊生先生，遂「互換課程」。廣東黃生心中鬱郁不樂，因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貴州黃生勸他娶英國女子，他終以「死了不能歸葬祖塋，養子不是完全中國人」來回絕宗兄的提議。貴州黃生是「五四」後出國的，思想新潮，極力解說人種「雜交」的優點，而廣東黃生終不為所動。後來廣東黃生因必須專心攻學以取得學位，不得不另請一位英國女店員相助。誰知女店員愛上了男東家，男東家也教女店員打字，但到最後他收了鋪子，辭了女店員，回國娶妻，供奉雙親。那位女店員臨行時對貴州黃生說：「他是一個鐵人。」(盛成《歐游雜感之二：煙霧的倫敦》)

⑤ 武則天時代為什麼會有不低頭的法官

弗朗西斯·福山說，一個良好的政治秩序有賴於三大要素，它們分別是國家、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以此來衡量中國的歷史會很有意思。在福山看來，中國是政治的早熟者，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成為符合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有統一的中央行政機構，有完整的官僚任用制度，對廣大的疆域以及眾多的人口施行非人格化的管理，因而堪稱「國家形成的範本」。

然而良序的另外兩個要素：法治和負責制政府，在中國的歷史中一向是稀缺之物。所謂負責制政府，意味著統治者要對治下的民眾擔起責任，並把他們的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這實在太難為君主了。儒家傳統的一大功能就是通過教育的方式，促使統治者在官僚士大夫的輔佐下，接受經邦緯國的訓練，感受自身對民眾的責任。但由於這不是正式的制度，也沒有程序上的限制，因而將其稱為道德負責制仍屬勉強——它讓中國總是陷入好皇帝與壞皇帝的循環更迭，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歷史宿命。實際上中國傳統政治中惟一正式的負責制是向上而非向下的，下層官吏對上級負責，上級官僚對皇上負責，民眾的利益從未真正得到關心。

徐有功畫像

為什麼在酷吏橫行一派肅殺的政治環境中，還有徐有功那樣的人？盧建榮對此的解釋是本書最有新意的部分。除了武則天的些許容忍，他認為還有幾個原因值得重視。比如北齊以降以迄隋唐之際的教育傳統，包括官學私學，都把法律知識的傳承當作重點，從而培養了大批熟悉成文法典的法學人才，也孕育了具有法條主義性質的新傳統。盧建榮將這百年來的歷史過程稱為揚棄習慣法，走向成文法的「造律運動」。

伴隨著這一歷史過程，司法文化逐漸成為世俗觀念的一部分。冥判信仰的流行，就是明證。徐有功指責來俊臣的時候說：「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賜，虧聖人恩德之道。」這種典型的宗教論說，背後就有冥判信仰的支撐。

所謂冥判，也即陰間審判。這一觀念產生於先秦，到了隋唐時代，因佛道昌盛而基本定型。「生前作惡，死後受懲」，是為冥報。推而廣之，法官生前斷案不公草菅人命，到了陰曹地府更會遭到閻王的嚴懲，這一信仰對法官的行為有很強的約束力。事實上就在徐有功等人秉公執法之時，大談司法工作倫理的書籍《冥報記》、《冥報拾遺記》和《法苑珠林》廣為流行。其中第一本書的作者正是唐太宗時期擔任過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首長的法官唐臨。

可是為什麼有法律知識和冥報信仰的支持，「智勇雙全」的法官們並沒有創造出一個真正的法治傳統呢？答案很明顯，還不是因為「家天下」的原故。皇權越強大，法律越虛弱。盧建榮也承認，再厲害的鐵面急先鋒，碰見李世民無不敗下陣來。北魏掌權的胡靈太後將三名抗爭的法官罷免罰薪之後，還以皇帝詔書的形式宣示，古代皇家私設刑堂監獄本屬應該，而今交給司法機構處理只是為了方便。偏偏爾等拘泥法界的一般做法，亂攀法理，不計利害，這樣的作風活該受此處分。（《魏書·刑法志》）

盧建榮踐行著敘事史學的傳統，觀點和視角都有獨到之處，可惜文筆欠佳。尤其是書的前三分之一，故事講得凌亂俗淺，反倒是後面學術一些的部分更好看。他針對余英時多年，寫了無數批判文字，不知文筆如何，我很好奇

⑥ 史上最早的司法官是皋陶嗎

商朝中央司法審判機關稱為司寇（或大司寇）司寇下設「正」、「史」等官，協助審理。商朝畿內司法長官稱「士」，畿外司法官吏稱「蒙士西周大司寇，為「六卿」之一。大司寇下設小司寇。其下再設專職屬吏，如掌囚、掌戮、司刑、司約等。秦朝廷尉為中央司法機關長官，御史大夫與監察御史負責法律監督；郡守為地方行政兼司法長官，縣令負責全縣審判，基層設鄉里組織，負責治安與調解。漢朝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權。廷尉為中央司法長官（審理皇帝交辦案件「 詔獄 」）。重大案件實行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高級官吏共同審理制度稱為 雜治 。漢朝中央負責法律監督的長官，西漢為御史大夫，東漢為御史中丞。地方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同時是司法長官。南北朝南北朝尚書省「三公曹」、「三千石曹」執掌司法。唐朝刑部以尚書和侍郎為正副長官御史台 （中央監察機構，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唐中央對重大案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到地方審理稱「三司使」。 地方司法機構， 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下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有糾舉權。宋朝中央設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宋太祖建隆年間另設審刑院。宋代從太宗時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刑獄司。元朝元朝中央司法機關混亂，設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設大宗正府審理蒙古貴族案件。設樞密院，兼掌軍法審判。設宣政院，專理宗教審判，設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設中政院，兼理宮內案件。地方司法機構分路府州縣四級明朝中央有刑部尚書、大理寺卿、都察院都御史。地方司法機關分省、府、縣三級。省設按察司，府縣實行行政司法合一，知府、縣令掌管獄訟事務。還在各縣鄉設申明亭，張貼榜文，申明教化。清朝中央有刑部尚書、大理寺卿、都察院都御史。清朝地方司法機關分州縣、府、省按察司、總督（巡撫）四級。

⑦ 唐朝是否有內史這一官職

唐代三省制的特點是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轉變。這種變化的動因在於皇權對於相權的控制、以及提高行政效率。

首先、為了控制相權，皇帝逐漸使用一些資歷較輕的官員參預朝政，實際行使宰相的權力，但是由於沒有宰相崇高的體制，所以便於控制。漸漸的，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以及左右僕射這些宰相職務已經變成了一個崇高的虛銜，而真正的宰相卻成為一種臨時性質的職務，這符合從漢代開始的相權不斷下降的規律。

唐代以三省首長「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新唐書》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唐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因病辭去宰相職務，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於此。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某官（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者為宰相。長興四年為避諱（慕容延釗父名章），曾改為「同中書門下二品」，因為尚書僕射是職事官從二品。貞觀十七年，蕭瑀、李績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因為侍中、中書令是正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名始於此。高宗以後，宰相必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否則即使擔任中書令也不能稱為宰相，品位高者亦如此（有三公、三師頭銜的除外）。

其次，三省合署議事、辦公，三省職能逐漸趨向混同合一。

三省分權，勢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為了三省之間協調行動，三省首長定期在門下省的政事堂議事。自武德年間開始，中書、門下集議於政事堂，政事堂設於門下省。（《通典》：「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間，「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由此，確立了中書省的中心地位。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印也改為中書門下印，且於其後分列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從此，中書門下正式成為宰相的辦事機構。

中書省在唐代一度改稱西台、鳳閣、紫微省，旋復舊稱。

可見，唐代並沒有內史這一官職，是編劇的失誤，但是狄仁傑確實任過中書令，上面也敘述過了，雖然官職僅為三品，但是實際行使的宰相權力，很有可能是編劇把內史省和中書省弄混了，中書令是國家機關的策劃部門，相當於現在的發改委等部委機關，是很高層級的權力機關。

⑧ 湖南郵局押鈔員闖法院槍殺3法官原因

官司勝訴仍心存不滿
經查，朱軍與唐新民、黃大霜因房屋買賣合同在履行過程中發生爭議，2006年6月2日朱軍委託律師歐陽臻向零陵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決繼續履行合同，要求二被告承擔20000元違約金。
2006年7月5日零陵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全部支持了朱軍的訴訟請求。一審判決作出以後，唐新民、黃大霜不服，向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06年11月18日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
2007年1月16日朱軍向零陵區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1月18日零陵區人民法院開始執行，2007年5月10日執行了3500元、2007年6月27日執行了7500元、2007年7月31日執行14500元。到2007年7月31日為止，零陵區人民法院分三次已經將標的款20000元全部執行到位，預交的訴訟費5500元也退給了朱軍。
根據公安機關前期調查、初步查明，朱軍性格暴躁，離異多年，兒子在外當兵，他身患癌症，有輕生的念頭；朱軍長期心理壓抑，認為零陵郵政分局的領導對其不公，與個別領導還發生過直接沖突；2006年在零陵區法院打了官司，盡管朱軍在這個案件中勝訴並已經執行完畢，但其仍然不滿。

⑨ 不可思議的洞穴讀後感

在一次和朋友的談話中，他跟我說了一本書，就是《洞穴奇案》，用朋友的話說 " 極具神奇色彩，堪稱法學獨秀之一 " ,最讓我有一種去看的沖動的就是，他告訴我 " 你對此案例的所有看法都會在法官的看法當中 " .所以就專門去圖書館找了這本書，讀罷此書不由長吁一口氣，竟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因為書中充滿了晦澀難懂的法律專業術語，對於我這個法學初生牛犢來講確實應接不暇。然而，我就是帶著一種 " 要產生自己獨特的法官之外的見解 " 的非正常思維去讀的，一看就不捨得放下：一個虛擬的案例，竟能引發如此多的觀點，邏輯般的充滿了法律、哲學、正義、人性情感太多的思辨，讓我不禁深深陷入其中，領略這法律的無盡魅力和作為法律人的無限風光。

該書主要討論的案例是由美國20 世紀法理學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學評論》發表了一個假象公案：五名洞穴探險人受困山中，水盡糧絕，而且無法在短期內獲救。為了維持生命以待救援，大家約定抽簽吃掉其中一人，犧牲他以救活其他四人，維特摩爾使這一方案的最初提議人，但在抽簽前又收回了意見。其他四人任執意抽簽，而恰好選中了威特摩爾做犧牲者。獲救以後，這四人以殺人罪被起訴並被初審法庭判處絞刑。本書的前一作者圍繞這一案例進一步虛構了最高法院上訴法庭五位大法官對此案的判決書。1998年法學家薩伯延續了富勒的游戲，假設五十年後這個案子有機會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也針對這個案子各自發表了判決意見。本書可以說就是十四位法官判決書的集合。

自然我們不是每天都面臨著洞穴探險者案那離奇的事情，我們置身其中的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與書中所說或者是大異其趣，但這些都不影響我們從其論述中獲得富有現實意義的教義和理性，同時也是對於正義和社會整體道德情感關注和熱議，所以我們才會對那些似乎與我們不是有太大關聯的李麗雲案、許霆案和鄧玉嬌案的關注。因此我可以說，雖然對於洞穴奇案沒有陪審團，沒有媒體大眾的關注，甚至可以說是幾個大法官坐而論道，但其中的嚴禁法律推理，公開理性論辯以及對於公平正義的探求確實讓人嘆為觀止。因每個人的經驗、判斷各不相同，所以就舉兩個例子，談談幾個大法官的主要觀點和辯論中的精妙技巧。

首席大法官的主要觀點是：法典規定，任何人故意剝奪他人生命必須判處死刑。根據這一條，我們基本是可以斷定其是 " 不僅公正明理，而且是法律所允許的唯一方案 " .然而福斯特法官以 " 探究立法精神 " 為題，用了兩個新觀點巧妙的繞過了首席法官的罪刑法定掛點：實定法是建立在人在社會中可以共存的基礎之上的，一旦失去了這一基礎，實定法就不再適用，而是用自然法則，因此本案不適用於聯邦現行法律；其次法律的規定應該通過它顯而易見的目的來規定，因此他認為本案應該判無罪。另一論點就是飢餓是否構成緊急避難的問題，認為飢餓不是殺人理由的唐丁法官舉了另外一個例子：被告沃爾金由於盜竊一個麵包被指控，被告的抗辯理由是自己當時處於飢餓狀態，法庭沒有接受他的答辯理由。因此唐丁法官認為 " 如果飢餓不能成為盜竊事物的理由，怎麼能成為殺人並以之為食物的正當理由呢？ " 而另一方贊同積極避難的斯普林漢姆法官卻認為沃爾金案與本案有很大的差異性：首先，沃爾金可能不是一直處於飢餓狀態或者有生命危險，不知其挨餓程度；其次，除了犯罪，沃爾金還可以有其他的選擇，比如找工作甚至乞討等等，然而本案中的探險者沒有這樣選擇，殺人成為了唯一的途徑。這樣的精彩辯論怎能不讓我拍案叫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