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案法官
1.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怎麼回事有什麼意義啊
1、案件簡介：
馬伯里是一個41歲的當地富豪，卻不滿足現有的生活，想當官，而當時的美國總統恰好給了他一個機會，可是倒霉的是，當時恰逢美國總統換屆的時候，因而當時的總統在換屆的時候由於要交代的事情非常多，從而忘記了將任命書郵寄給馬伯里和其他16位被選中的管理人員。
在17世紀的時候，美國的黨政斗爭非常嚴重，因此，新上任的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故意為難上一屆總統，故而扣了他們的任命書。當馬伯里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他義無反顧的聯系了和他同樣遭遇的幾個人，將美國新上任的總統托馬斯·傑斐遜告上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案件意義：
當時的法官約翰·馬歇爾，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法官，因此在他高超的本領下，將這部案件聰明的結尾了，沒有得罪任何人，更沒有判誰贏，而是對當時的美國政府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美國的憲法有不完全的地方。
因此，這件事情過後，美國管理人員大面積的修改，完善了憲法，讓美國憲法成為後來很多國家立法的標准，這就是馬伯里起訴麥迪遜案件的意義。
(1)馬案法官擴展閱讀：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件的影響：
這是說，在一個社會中，任何人的法律權利受到侵犯，都必須有權利救濟的法律途徑；司法對一切糾紛的最終裁決，應當具有最終效力。否則，就稱不上法治國家。這為美國法院於2000年對小布希與戈爾選票之爭的最終裁決打下了理論和制度基礎。
2、確立了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違反憲法的法律和行為都是無效的法治精神。
這一美國憲法原本沒有明文表達的精神，通過這一判例得到確立和發揚。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憲法文本中明文規定了憲法的最高地位、最高依據和最高效力，確立了「違憲無效」的最高法治原則。
3、闡釋了為維護憲法權威必須建立違憲審查機制的道理。
為了保證憲法在一個國家中的最高地位，保證一切立法和行為與憲法相一致，就必須建立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美國所建立的普通法院違憲審查機制，在美國發揮了理想的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模式。
現在世界上，除了由普通法院作違憲審查之外，還存在由憲法法院、憲法委員會和議會等作違憲審查的模式。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2.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基本案情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午夜，突擊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因疏忽和忙亂有17份委任令在國務卿約翰·馬歇爾卸任之前沒能及時發送出去；繼任的總統托馬斯·傑斐遜讓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將這17份委任狀統統扣發。威廉·馬伯里即是被亞當斯總統提名、參議院批准任命為治安法官，而沒有得到委任狀的17人之一。馬伯里等3人在久等委任狀不到、並得知是為麥迪遜扣發之後，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起訴訟。
這件案子有點亂，涉及到兩黨交鋒的問題，我簡單梳理下來大概是這樣的：現總統派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前總統的「突發任命」，其中一名受命者馬伯里因權益受損而起訴麥迪遜至最高法院。法官馬歇爾要求麥迪遜給與解釋但是由於現總統的默許他並未回復馬歇爾的詢問。這個案件焦點有三：一，申訴人馬伯里是否有權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狀?第二，如果馬伯里有權，這一權利受到侵犯時，法律是否該伸出正義之手？如果法院受理本案，馬伯里理應得到救濟。但是馬歇爾犀利地看到馬伯里所依據的理由是1789年《司法法》第13條的規定，即最高法院有權在法律制度和習慣授予的許可權的范圍之內向在合眾國任職的人員發布法院的命令狀，這與聯邦憲法第3條第1款相抵觸，因為憲法本身把最高法院的初審許可權制在涉及到大使、公使、領事以及以州為當事人的案件，所以馬歇爾以最高法院無權受理此案駁回申訴。
個人思考與感受
雖然這案子讓人替馬伯里覺得有點冤，因為官官相護的成分實在太強了，但是我還是忍不住為馬歇爾的機智喝彩。他在判決書中說道：「憲法要麼是一個高級的、永恆的法，不能被普通法所改變，要麼與普通立法處於同樣的地位，就象其他法令一樣，當立法機關願意改變它時就改變它。
如果兩者中的前者是對的，那麼一項與憲法相違背的立法就不是法律，如果後者是對的，那麼成文憲法就是荒唐的企圖。」馬歇爾通過「司法機關無權受理本案」的理由駁回了馬伯里的上訴。通過此文案，我們可以看到憲法的權威性。憲法在所有法律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起草憲法的人，必然以憲法為國家的最高法律，在成文憲法之下，法律違憲者自然是無效的。
此案的第二個亮點在於馬歇爾闡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享有違憲司法審查解釋權的理由。三權分立的三權分別為立法、行政、司法。獨立於立法之外的司法有自主解釋憲法權，以糾正立法的謬誤。在實行人民主權的國家，憲法代表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但是這並不絕對，法院在人民和國會之間起調停作用，以保證人民權利不受憲法令侵害。
本案作為圍憲經典案例第一確立了憲法為聯邦最高法律，不得違反，二來為最高法院贏得了違憲審查權，為三權分立奠定了基礎。
通過此案，我認識到了憲法的絕對地位但是也有些擔心——隨著時代的演變，真理是會逐漸變化的，希望司法機關能及時更新法條，確保憲法的嚴謹性和人民權益。
3. 馬背上的女法官走紅網路，這名女法官身上背負著什麼樣的責任
在我國遼闊的內蒙古大地上，有著這樣一幅畫面，身穿藍色制服的女子，身後背著耀眼的國徽，駕著駿馬馳騁在草原上，那麼這名女子她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現在牧區的法官條件可能要差一些，我想以後有條件的話，可能會給他們推出一些移動法庭，給他們配一些更好的設備，方便他們更好的開展工作。英姿颯爽，背著國徽騎著馬的法官們，永遠是我們中國法律最美的執行者。
4.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意義是什麼
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案件，對本案的審理給法院確立了一項權力：法院有權決定議會通過的法案或總統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即司法審查原則。
該案中確立起來的聯邦司法審查制度，在世界憲政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憲法原則和憲法制度的確立與完善等方面，更是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4)馬案法官擴展閱讀
在1800年的美國大選中，當任總統、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落選，共和黨候選人托馬斯傑弗遜當選為新總統，但要到1801年3月4日才能正式就職。
1801年1月，亞當斯任命他的國務卿約翰•馬歇爾為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又在2月國會通過《巡迴法院法案》時，成倍地增加聯邦法官的人數，並通過了《構成法》（Organic Act），授權在哥倫比亞特區任命42名治安法官，全部由聯邦黨人充任。
參議院在3月3日批准了對這42名法官的任命，亞當斯總統連夜簽發了對這42名法官的委任狀。但由於過於匆忙，有幾份委任狀未能及時送出。3月4日，新總統傑弗遜就職。他一上任便命令他的國務卿麥迪遜扣發了這些尚未發出的委任狀。威廉馬伯里就是被扣發委任狀的人之一。
為此，依據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條規定，馬伯里對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提起訴訟，請求聯邦最高法院向麥迪遜發出執行命令，發放委任狀。
參考資料來源：北京法院網-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5. 格爾木市法院姓馬的法官
馬錫五。深入群眾聽取群眾意見，根據群眾意見糾正錯案，解決疑難案件，可以說是為人民服務的典範，邊區人民都稱為馬青天。
6. 美國歷史, 馬伯里訴 麥迪遜 案 。
此案發生於1801年。起因是當時的美國總統亞當斯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午夜，突擊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其中16人的任命狀未能及時送達；繼任的總統傑弗遜讓國務卿麥迪遜將這16份委任狀統統扔掉。其中，一位因此而沒能當上法官的人叫做馬伯里，由此提起了對麥迪遜的訴訟。審理該案的法官馬歇爾，運用高超的法律技巧和智慧，判決該案中所援引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因違憲而被無效，從而解決了此案，並從此確立了美國最高法院有權解釋憲法、裁定政府行為和國會立法行為是否違憲的制度，對美國的政治制度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黨派斗爭
1800年美國總統選舉是美國憲政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頁，其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遠遠超過了二百年之後戈爾與布希之間的選舉大戰。在這次總統選舉中，由於聯邦黨人內訌突起，亞當斯總統敗給了民主共和黨候選人傑弗遜。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黨也是一敗塗地。這樣，聯邦黨不但失去了總統的寶座，同時也失去了國會的控制權。在此背景下，美國的憲政體制第一次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國家最高權力能否根據憲法程序以非暴力的形式在不同黨派之間和平交接，關繫到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生死存亡。還好，大權在握的聯邦黨人以國家利益為重，沒有舞刀弄槍、拒絕交權，而是採取了「合法斗爭」的手段。他們利用憲法賦予總統的任命聯邦法官的權力，極力爭取控制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聯邦司法部門，藉以維持聯邦黨人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以求卷土重來。
1801年1月20日，亞當斯總統任命國務卿約翰·馬歇爾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參議院批准後，馬歇爾於2月4日正式到職赴任，但他仍然代理國務卿職務，只是不領國務卿的薪俸。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接著，趁新總統上台和新國會召開之前，國會中的聯邦黨人於1801年2月13日通過了《1801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801」），該條例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定人數從六名減為五名，以防止出現判決僵持的局面。但實際上，由於這項規定將從任何一位現職大法官退休或病故後才開始正式生效，所以其目的之一顯然是想減少傑弗遜總統提名民主共和黨人出任大法官的機會。同時，它還將聯邦巡迴法院由根據《1789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規定的三個增至六個，由此增加了16個聯邦巡迴法官的職位。這樣，即將下台的「跛鴨總統」亞當斯在卸任之前可以借機安排更多的聯邦黨人進入聯邦司法部門。兩個星期之後，聯邦黨人控制的國會又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the Organic ac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正式建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並授權亞當斯總統任命特區內42名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任期5年。1801年3月2日，亞當斯總統提名清一色的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威廉·馬伯里身列任命名單之中。第二天，即亞當斯總統卸任的當天（1801年3月3日）夜裡，即將換屆的參議院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對42位治安法官的任命。後人把這批法官挖苦為午夜法官（midnight judges又譯星夜法官）。
2告上法院
按照規定，所有治安法官的委任狀應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之後送出才能正式生效。當時正是新舊總統交接之際，約翰·馬歇爾一面要向新國務卿交接，一面又要准備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忙得一塌糊塗、暈頭轉向，結果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馬歇爾卸任之前沒能及時發送出去（馬歇爾在給其弟的信中承認：「我擔心種種責怪將會歸咎於我」，「由於極度忙亂和瓦格納先生[馬歇爾在國務院的助手]不在」致使已經簽字和蓋章的法官委任狀未能及時送出），而馬伯里恰好身列這撥倒霉蛋之中。
對於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大搞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新上任的民主共和黨總統傑弗遜早已深感不滿。當聽說有一些聯邦黨人法官委任狀滯留在國務院之後，他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狀，並示意麥迪遜將它們「如同辦公室的廢紙、垃圾一樣處理掉」。
接著，針對聯邦黨人國會在換屆前夜的立法，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新國會針鋒相對，以牙還牙，於1802年3月8日通過了《1802年司法條例》（judiciary act of 1802），廢除了《1801年司法條例》中增設聯邦巡迴法院的規定，砸了16位新任聯邦法官的飯碗。
不過，新國會並沒有撤銷任命42名治安法官的《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為了防止聯邦黨人控制的最高法院挑戰新國會通過的法案，國會採取重新安排最高法院開庭日期的辦法，改一年兩次開庭為一次開庭，使最高法院從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期間暫時關閉，時間長達14個月之久。當最高法院再次開庭時，已經是1803年2月了。
馬伯里雖然家財萬貫，但對治安法官這個七品芝麻官卻情有獨鍾，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職位，他覺得實在是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於是，馬伯里拉上另外三位同病相憐的難兄難弟，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總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總檢察長現在一般譯為司法部長。這個職位雖然是1789年建立的，但當時只是一個非全職的內閣職位，直到威廉·懷特任職期間才成為全職位置——即使這樣他仍然是光桿兒司令一個，因為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要到1870年才建立，只有到這時才可以稱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 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國務卿麥迪遜告到了最高法院。他們要求最高法院下達執行令（原文為拉丁文writ of mandamus，也譯訓令狀，在英美普通法中指有管轄權的法官對下級法院、政府官員、機構、法人或個人下達的要求其履行法定職責行為的命令），命令麥迪遜按法律程序交出委任狀，以便自己能走馬上任。控方律師起訴的根據源自《1789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款d條中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則和慣例保證的案件中，有權向任何在合眾國的權威下被任命的法庭或公職官員（persons holding office）下達執行令狀。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便來了個兵來將擋、旗鼓相當，請傑弗遜總統內閣總檢察長萊維·林肯（Levi Lincoln）出任自己的辯護律師。這位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總檢察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Marbury v. Madison）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楚的黨派斗爭。
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馬歇爾大法官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解釋扣押委任狀的原因。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在當時的法律和歷史環境下，麥迪遜這種目中無人、無法無天的行為是件稀鬆平常的事，因為聯邦最高法院當時實在是一個缺乏權威的司法機構。制憲先賢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1789年生效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做出任何明確規定。這部憲法沒有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國家立法機構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令總統、國務卿以及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從憲政理論角度看，按照歐洲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utedquieu）、盧梭關於限權政府、分權制衡、主權在民的憲法和制度設計原則，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的職能和許可權應當嚴格區分，相互獨立，彼此之間「井水不犯河水」。另外，在分立的三權之中，如果一定要判定哪一權處於更優越的地位，那顯然應是擁有民意基礎的立法權，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非民選的司法部門占據至高無上、一錘定音的權威地位。
這樣，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實際上使馬歇爾大法官陷入了一種左右為難、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命令麥迪遜按照法律程序發出委任狀。但麥迪遜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傑弗遜撐腰，他完全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執行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最高法院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卻又被置之不理，只會讓世人笑掉大牙，進一步削弱最高法院的司法權威。可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就等於主動認輸，承認最高法院缺乏權威，無法挑戰行政部門高官目無法紀的舉動，不僅愧對同一陣營中的聯邦黨人戰友，而且使最高法院顏面掃地。
審，還是不審，成為一個令馬歇爾極為頭疼的大難題。經過半個多月的苦思冥想，他終於琢磨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絕妙判決，令後人拍案稱奇，贊不絕口。馬歇爾的判決既表現出司法部門的獨有權威，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為確立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這個分權與制衡體制中的重要權力奠定了基石。
3審查原則
馬伯里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耗時太久，他只好撤回了起訴。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國務卿也沒送出扣押的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通過此案向國家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符合憲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也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國家最高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行政命令是否違憲，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終審裁決和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所以，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美國學者梅森（Alpheus T. Mason）認為，與英國王權相比，美國最高法院不僅僅是權威的象徵，而且手握實權，「它能使國會、總統、州長以及立法者俯首就範」。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從表面上看他因為宣布《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因違憲而被取消的做法是對最高法院自身許可權的限制，所以國會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有任何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是否違憲，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執行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這樣，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實際上，傑弗遜等民主共和黨人已經有所准備，即便是最高法院下了執行令他們也不會執行。但馬歇爾在為馬伯里正名爭氣的同時，避開了民主共和黨人所設的陷阱，把判決轉向法律與憲法孰重孰輕這一根本性問題。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立法和行政部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案的判決，那麼，按照英美普通法系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原則，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據統計，在最高法院以後的判決中，馬伯里案高居被引用的案例之首，達數百次之多。
根據這一經典案例逐漸確立的聯邦法院司法審查權包括相當豐富的內容：第一，聯邦法院是聯邦立法和行政部門立法和行為合憲性的最終裁定者；第二，聯邦法院是州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立法和行為合憲性的最終裁定者；第三，聯邦法院，特別是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審查州法院的刑事與民事程序法規，以確定這些程序法規是否符合聯邦憲法的要求。
通過對馬伯里案的裁決，馬歇爾一方面加強了聯邦司法部門與其他兩個政府部門相抗衡的地位，使司法部門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增強了聯邦最高法院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的威望與聲譽，使最高法院成為憲法的最終解釋者。一百多年之後，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Benjamin N. Cardozo）贊嘆道：「馬歇爾在美國憲法上深深地烙下了他的思想印記。我們的憲法性法律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形式，就是因為馬歇爾在它尚有彈性和可塑性之時以自己強烈的信念之烈焰鍛煉了它。」馬歇爾傳記的作者史密斯（Jean E. Smith）贊揚說：「如果說喬治·華盛頓創建了美國，約翰·馬歇爾則確定了美國的制度。」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收場後，傑弗遜總統極為惱火。在傑弗遜看來，行政、立法與司法部門之間應當是一種三權分立、平起平坐的關系，憑啥司法部門要憑借司法審查權高人一等呢？傑弗遜認為：「憲法沒有賦予法官替執法部門決策的權力，就像執法部門無權為法官作決定一樣。在各自負責的領域，兩個機構彼此平等獨立」。「憲法欲使政府各協作部門之間相互制衡。但是，如果授權法官決定法律是否違反憲法，使法官不僅在司法部門的地盤自行其是，而且還在立法和執法部門的行動范圍獨斷專行，那將使司法部門成為一個專制暴虐的機構」。
傑弗遜總統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如果聯邦黨人控制下的最高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司法審查權推翻民主共和黨國會制定通過的重要法律，那麼，美國的分權制衡體制就會因黨派斗爭而陷入癱瘓。即使國會能夠啟動憲法程序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但結果將是徹底削弱最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司法權威。無論發生何種情況，一場憲法危機似乎已在劫難逃。
然而，政治的奧秘在於妥協。盡管傑弗遜總統憂心忡忡，但出乎意外的是，在馬歇爾大法官領導之下，聯邦最高法院自我約束，見好就收，並沒有單純從黨派利益出發利用司法審查權與傑弗遜總統和民主共和黨人死拼硬抗，頻繁地否決新國會的立法，使最高法院成為「專制暴虐的機構」。1803年3月2日，即馬伯里案結束六天之後，在審理Stuart v. Laird案時，聯邦黨人控制下的最高法院妥協退讓，承認了《1802年司法條例》的合憲性。更為重要的是，在馬伯里案之後的30餘年中，馬歇爾法院再也沒動用過司法審查權。而傑弗遜在8年任期內也表現出大局為重和超越黨派分歧的憲政精神，保留了聯邦黨人在加強聯邦權威方面的主要建樹。
一些美國憲法學者認為，馬歇爾對馬伯里案的絕妙判決實際上只是當時黨派斗爭的產物，它在當年並未產生任何實際法律效力，其作用只是為司法機構今後審查國會立法的合憲性奠定了基礎。此外，這個判決也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自相矛盾之處，因為馬歇爾斷案的法律根據是最高法院對此案沒有初審權，既然如此，他根本就不應做出任何判決，而是應當依法把案子打回到有管轄權的聯邦地方法院。可是，馬歇爾大法官並沒有這樣做，他一方面根據《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與憲法沖突為由宣布它違憲。不過，馬歇爾似乎可以辯解說他接受此案時並不知道無權審理，無權審理只是後來在審理過程中獲得的一個新認識。還有，馬歇爾是這個案子緣起的當事人之一，理應迴避，但他卻沒有這樣做。（美國在立憲建國之初法律法規很不完善，比如，1801年2月4日至1801年3月3日期間，馬歇爾作為地位僅次於總統、副總統的第三號行政首腦卻兼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顯然違反了分權制衡原則。相比之下，在馬伯里案中馬歇爾身為當事人卻沒迴避，只不過是小事一樁。）這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黨派斗爭需要的司法判決，後來卻成為美國憲政歷程的里程碑。
1789年生效的美國憲法一直被後人譽為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恩澤綿遠，千古流芳。其實這種評價好像有點兒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憲法最終解釋權問題上，實際上就是在涉及三權分立與制衡這個具有美國特色的國家憲政制度，以及究竟是權大還是法大這一憲政法治的基本原則問題上，1789年憲法並無開創性建樹。由於歷史的局限，這部憲法沒有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使三權分立與制衡制度形同虛設。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缺乏權威的聯邦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比如在馬伯里案中，國務卿麥迪遜對最高法院讓他解釋扣押任命公文原因的信函乾脆就懶得搭理。
但在美國憲法的條款中實際上可以引申出最高法院擁有憲法解釋權的原則，在美國憲法之父的理論探索中也有關於最高法院應當擁有司法審查權的論述。美國憲法第3條第2款規定，最高法院的許可權之一是受理涉及憲法和聯邦法律的糾紛。既然是涉及憲法的糾紛，最高法院在裁定時顯然要闡明它對憲法的解釋。在《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制憲先賢漢密爾頓指出：「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與特有的職責，而憲法事實上是亦應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以對於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如果二者之間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較大之法為准，亦即：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為准。」在漢密爾頓看來，立法機關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約束，「此類限制須通過法院執行，因而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所以，馬歇爾的判決有相當堅實的根據。
但是，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對於為什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卻有權力宣布代表人民的國會所制定的法律違憲這個重要問題並未從憲法理論上給予令人信服的解釋。然而，制度創新的基礎並非盡善盡美的憲政理論或立法。在英美普通法系中，法規或制度的演變和創新主要是基於司法實踐以及司法經驗和慣例的積累和發展。議會立法形成的法律只是法律的一部分，大量的法律是由法院的判例構成。實際上，在立法過程中，普通法系國家的法院和法官在事實上早已佔據和扮演了極為重要的地位和角色。這種制定和解釋法律的習慣和傳統，對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應當指出的是，美國在殖民地時期和獨立初期受英國樞密院審查北美殖民地立法的司法判例的影響，州一級的法院已出現了一些類似司法審查制度的判例。1786年Rhode Island的Trvett v. Meeden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案例。此案的基本情況為，Rhode Island州議會立法規定紙幣為合法貨幣，但州最高法院法官認為該法案「不得人心並違反州憲法」（repugnant and unconstitutional），使其最終失去了法律效力。
由於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由於憲法之父的傑出思想，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加上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在憲政法治的歷史進程中，美國最高法院逐漸成為分權制衡體制中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使美國政治制度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使司法審查制度成為美國憲政體制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成為美國憲政法治的基石。
二百年後的今天，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院史博物館中，唯有馬歇爾大法官一人享有全身銅像的特殊待遇。在九位大法官專用餐廳的牆壁上，則並列懸掛著馬伯里和麥迪遜二人的畫像。
200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最後出現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選」總統的奇特局面。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戈爾（Al Gore）盡管心裡一百個不服氣，背後又有贏得多數普選選票的民意撐腰，但表面上也不得不表示完全尊重和服從最高法院的權威，老老實實地宣布競選失敗。
若不是當年馬歇爾大法官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令人稱奇的絕妙判決，恐怕就不會有今天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戈爾和布希各自的擁護者沒准兒已在白宮前面真刀真槍地開打了。
4絕妙判決
1803年2月24日，最高法官以5比0的票數（William Cushing大法官因病未參加投票）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作出裁決。首席大法官馬歇爾主持宣布了法院判決書。
馬歇爾在判決中首先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申訴人馬伯里是否有權利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狀？第二，如果申訴人有這個權利，而且這一權利受到侵犯時，政府是否應該為他提供法律救濟？第三，如果政府應該為申訴人提供法律救濟，是否是該由最高法院來下達執行令，要求國務卿麥迪遜將委任狀派發給馬伯里？
對於第一個問題，馬歇爾指出：「本院認為，委任狀一經總統簽署，任命即為作出；一經國務卿加蓋合眾國國璽，委任狀即為完成」。「既然馬伯里先生的委任狀已由由總統簽署，並且由國務卿加蓋了國璽，那麼，他就已經被任命了；因為創設該職位的法律賦予該官員任職5年，不受行政機關干預的權利，所以，這項任命是不可撤銷的，而且賦予該官員各項法律上的權利，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馬歇爾的結論是：「拒發他的委任狀，在本法院看來不是法律所授權的行為，而是侵犯了所賦予的法律權利」。所以，馬伯里案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對於第二個問題，馬歇爾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論證說：「每一個人受到侵害時都有權要求法律的保護，政府的一個首要責任就是提供這種保護。合眾國政府被宣稱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對於侵犯所賦予的法律權利不提供救濟，它當然就不值得這個高尚的稱號。」馬歇爾甚至上綱上線說：「如果要除去我們國家法律制度的這個恥辱，就必須從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那麼，按照這個思路和邏輯繼續推論下去的話，在回答第三個問題時馬歇爾似乎理所當然地就該宣布應由最高法院向國務卿麥迪遜下達強制執行令，讓馬伯里官復原職、走馬上任。可是，馬歇爾在此突然一轉，他引證憲法第3條第2款說：「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一方當事人的一切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轄權（original jurisdiction）。對上述以外的所有其他案件，最高法院具有上訴管轄權。」
如果把馬歇爾的上述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當事人既非外國使節，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所以最高法院對這類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按照憲法規定的管轄許可權，馬伯里應當去聯邦地方法院去控告麥迪遜。如果此案最終從地方法院逐級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富商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任聯邦總檢察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外行，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馬伯里的起訴狀直接遞到了聯邦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9月通過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
針對這個問題，馬歇爾解釋說：《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是與憲法相互沖突的，因為它在規定最高法院有權向政府官員發出執行令時，實際上是擴大了憲法明文規定的最高法院司法管轄許可權。如果最高法院執行《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那就等於公開承認國會可以任意擴大憲法明確授予最高法院的權力。
馬歇爾認為，此案的關鍵性問題在於「是由憲法控制任何與其不符的立法，還是立法機構可以通過一項尋常法律來改變憲法。在這兩種選擇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憲法或者是至高無上、不能被普通方式改變的法律，或者它與普通法律處於同一水準，可以當立法機構高興時被改變。如果是前者，那麼與憲法相互沖突的立法法案就不是法律；如果是後者，那麼成文憲法就成為人們的荒謬企圖，被用來限制一種本質上不可限制的權力。」話說到此，憲法的神聖性已呼之欲出。
接著，馬歇爾趁熱打鐵拋出了最後的殺手鐧。他斬釘截鐵地指出：「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斷定什麼是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職權和責任」。如果法官不承擔起維護憲法的責任，就違背了立法機構所規定的就職宣誓，「規定或從事這種宣誓也同樣成為犯罪。」
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7. 馬德里訴麥迪遜的意義
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案件，對本案的審理給法院確立了一項權力：法院有權決定議會通過的法案或總統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即司法審查原則。
其實凡事都有兩面性，雖然因為當時的這件事美國政黨鬧的不可開交。但是同時因為當時的法官聰敏理智的做法，讓美國法律得以重新修改。
因而，現在的美國法律可謂是世紀法律的典範。雖然對當時的美國影響不大，但是對美國未來的發展還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8.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開創了什麼憲法監督模式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開創了由普通法院進行違憲審查的憲法監督模式。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此案發生於1803年。該案起因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其任期（1797年－1801年）的最後一天（即1801年3月3日）午夜，突擊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因疏忽和忙亂有17份委任令在國務卿約翰·馬歇爾（同時兼任首席大法官）卸任之前沒能及時發送出去；繼任的總統托馬斯·傑斐遜讓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將這17份委任狀統統扣發。威廉·馬伯里即是被亞當斯總統提名、參議院批准任命為治安法官，而沒有得到委任狀的17人之一。馬伯里等3人在久等委任狀不到、並得知是為麥迪遜扣發之後，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起訴訟。審理該案的法官約翰·馬歇爾，運用高超的法律技巧和智慧，判決該案中所援引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款因違憲而被無效，從而解決了此案。
9. 馬伯力訴麥迪遜的結果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發生於1801年初，當時美國的黨爭非常激烈。以亞當斯為首的聯邦黨與以傑弗遜為首的共和黨之間的政治角逐白熱化。在1800年底舉行的總統大選中，亞當斯未獲連任，傑弗遜獲勝，成為美國第三任總統。在總統權力交接之前，亞當斯利用手中的總統權力及其由聯邦黨所控制的國會，對司法機構作了重大調整，並且迅速委任聯邦黨人出任聯邦法官。正好在1800年12月，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埃爾斯沃思辭職，亞當斯即提名當時任亞當斯政府國務卿的聯邦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的馬歇爾繼任首席大法官。這一提名立即獲得國會批准。但是馬歇爾並未立即就任，而是根據亞當斯的要求，續任國務卿至換屆為止。與此同時，亞當斯抓緊提名由聯邦黨人出任新調整的法官職位，這些新提名的法官在傑弗遜就任總統前兩天獲得由聯邦黨人控制的國會批准。因而這些法官被人們稱之為「午夜法官」。在亞當斯任職總統的最後一天，即1801年3月3日，他正式簽署了42名哥倫比亞和亞歷山大地區的法官的委任書，並蓋了國印。這些委任狀都由國務卿馬歇爾頒發給法官本人。作為國務卿的馬歇爾於3月3日抓緊送發委任狀，但是由於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仍有幾位法官的委任狀未能送出。其中一位就是馬伯里。3月4日，傑弗遜就任總統任命麥迪遜為國務卿。傑弗遜對亞當斯御任前的這些做法十分惱火，決心採取措施糾正。第一個辦法就是停發尚未發出的法官委任狀。
馬伯里等幾位已得到法官任命，但未接到委任狀的人對此當然不滿，因此向最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最高法院對國務卿麥迪遜下達法院強制令，強制他向馬伯里等人發出委任狀，故此案列名為馬伯里訴麥迪遜。馬伯里等人的這一請求的法律依據是美國1789年9月24日通過的《司法法》第13條。它規定，美國最高法院具有受理針對美國官員的排他管轄權，可以針對美國政府官員下達強制令。
10. 辦案法官向嫌疑人家屬索要酒喝後果怎麼樣
2018年4月26日，華商報刊題《內蒙古男子在陝判「無期」驚動兩高》一文稱：「內蒙古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已經定性的『經濟糾紛』案件 ，而且『案發地』和『被告人』居住地皆不在陝西榆林。榆林市公、檢、法受理此案後，以合同詐騙罪判處兩『被告』無期徒刑。目前最高法已經明示榆林沒有管轄權，案件正在請示最高檢。並稱該案辦案法官曾向犯罪嫌疑人家屬要酒喝。」
高棵說：「我們的監督乏軟無力。你家孩子，你管不住還可以打兩下，這個我們敢都不敢。」
4月23日，李秀海的辯護律師高慧來到榆林市中院，發回重審階段的法官馬某表示，案件已退回市檢察院，市檢察院已報最高檢。當律師去榆林市檢察院後，孫華利卻說案子還在發回重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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