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松

A. 原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現被雙規），主要有哪些法學著作

他在任時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和相關著作，基本都經過他吧

B. 最高院公布四起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共4個）

一、沙港公司訴開天公司執行分配方案異議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6月11日，松江法院作出（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275號民事判決，茸城公司應當向沙港公司支付貨款以及相應利息損失。275號案判決生效後進入執行程序，因未查實茸城公司可供執行的財產線索，終結執行。茸城公司被注銷後，沙港公司申請恢復執行，松江法院裁定恢復執行，並追加茸城公司股東開天公司及7名自然人股東為被執行人，並在各自出資不實范圍內向沙港公司承擔責任，扣劃到開天公司和4個自然人股東款項共計696,505.68元（包括開天公司出資不足的45萬元）。2012年7月18日，該院分別立案受理由開天公司提起的兩個訴訟：（2012）松民二（商）初字第1436號案和（2012）松民三（民）初字第2084號案，開天公司要求茸城公司8個股東在各自出資不實范圍內對茸城公司欠付開天公司借款萬元以及相應利息、房屋租金以及相應逾期付款違約金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該兩案判決生效後均進入執行程序。

2013年2月27日，沙港公司收到松江法院執行局送達的《被執行人茸城公司追加股東執行款分配方案表》。分配方案表將上述三案合並，確定執行款696,505.68元在先行發還三案訴訟費用後，餘款再按31.825%同比例分配，今後繼續執行到款項再行分配處理。沙港公司後向松江法院提交《執行分配方案異議書》，認為開天公司不能就其因出資不到位而被扣劃的款項參與分配，且對分配方案未將逾期付款雙倍利息納入執行標的不予認可開天公司對沙港公司上述執行分配方案異議提出反對意見，要求按原定方案分配。松江法院將此函告沙港公司，2013年4月27日，松江法院依法受理原告沙港公司提起的本案訴訟。

另查明，上述三案裁判文書認定了茸城公司股東各自應繳注冊資本金數額和實繳數額的情況。

（二）裁判結果

法院一審認為，本案是一起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原、被告雙方在本案中圍繞相關執行分配方案存在兩個爭議焦點，一是針對開天公司出資不實而被法院扣劃的45萬元，開天公司能否以對公司也享有債權為由與沙港公司共同分配該部分執行款；二是執行標的是否應包括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關於第一個爭議焦點，公司法律明確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開天公司因出資不實而被扣劃的45萬元應首先補足茸城公司責任資產向作為公司外部的債權人原告沙港公司進行清償。開天公司以其對茸城公司也享有債權要求參與其自身被扣劃款項的分配，對公司外部債權人是不公平的，也與公司股東以其出資對公司承擔責任的法律原則相悖。696,505.68元執行款中的45萬元應先由原告受償，餘款再按比例進行分配的意見予以採納。關於第二個爭議焦點，相關275號案、1436號案、2084號案民事判決書均判令如債務人未按指定期間履行金錢債務的，須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故對原告沙港公司關於執行標的應包括加倍支付遲延履行債務期間的利息的主張，予以採納。原被告雙方均對各自主張的遲延履行期間雙倍利息明確了計算方式，原告沙港公司對系爭執行分配方案所提主張基本成立，法院依法予以調整。一審判決後，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一審判決生效。

（三）典型意義

本案當事人對執行分配方案的主要爭議在於，出資不實股東因向公司外部債權人承擔出資不實的股東責任並被扣劃款項後，能否以其對於公司的債權與外部債權人就上述款項進行分配。對此，我國法律尚未明確規定，而美國歷史上深石案所確立的衡平居次原則對本案的處理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在該類案件的審判實踐中，若允許出資不實的問題股東就其對公司的債權與外部債權人處於同等受償順位，既會導致對公司外部債權人不公平的結果，也與公司法對於出資不實股東課以的法律責任相悖。故本案最終否定了出資不實股東進行同等順位受償的主張，社會效果較好，對同類案件的處理也有較好的借鑒意義。

二、張豐春與泰安市中心醫院醫療服務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二）裁判結果

泰安市泰安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在被告處住院治療，原、被告之間形成醫療服務合同關系，被告應當根據原告的病情使用葯物並按照正確的方法、手段為原告提供醫療服務。根據泰安東岳司法鑒定所鑒定意見書以及民事判決書，足以認定原告張豐春因交通事故受傷住院期間所用葯物奧扎格雷鈉為不合理用葯。葯物奧扎格雷鈉適應症為治療急性血栓性腦梗死和腦梗死所伴隨的運動障礙。原告陳述其並未有急性血栓性腦梗死及相關病史，在被告出具的住院病案中現病史、既往史部分亦未發現原告患有或曾經患有上述病症的記載。因此，被告泰安市中心醫院未根據原告的病情為原告提供合理、恰當的醫療服務，原告因被告在治療過程中不合理用葯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應當由被告予以賠償。法院判決泰安市中心醫院賠償原告張豐春經濟損失共計7750.40元。被告已按判決履行完畢。

（三）典型意義

醫療服務合同是調整醫療機構與患者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合同，我國現階段醫療糾紛日益增加，不僅影響到患者及家屬的心理，也加重了醫務人員的心理壓力，降低了醫療單位和醫務人員在社會上的聲譽形象。在實踐中確實存在部分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給患者開出價格較為昂貴或不必要的葯物，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本案判令被告泰安市中心醫院賠償原告因不合理用葯行為給原告造成的經濟損失。通過本案，提醒醫療機構在為患者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應秉承「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宗旨，本著必要、合理的原則，為患者提供恰當的治療方案，加強與患者及患者家屬之間的溝通，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權，以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

三、趙春連申請執行張宇昊機動車交通事故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31日21時41分李福勝駕駛三輪車（後乘申請人趙春連）與被執行人張宇昊發生機動車交通事故。事故造成趙春連腦外傷精神分裂，一級傷殘，喪失訴訟能力，經交管部門鑒定，張宇昊負事故全部責任。2011年3月，趙春連之夫李福勝代其向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張宇昊賠付趙春連醫療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住院伙食補助等共計129萬余元。判決作出後，張宇昊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調解書，該調解書確定張宇昊分期給付趙春連各項賠償款共計90萬元。張宇昊於調解書作出當日給付趙春連20萬元，其後對剩餘賠償款便不再按調解書繼續給付。故李福勝代趙春連於2012年7月23日向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院依法受理。

在執行過程中，法院及時發出執行通知並多次傳喚被執行人張宇昊，張宇昊拒不露面、隱匿行蹤，承辦法官多次到被執行人住所地查找張宇昊，亦未發現其下落。張宇昊名下的肇事車輛被依法查封檔案，但無法查找到該車，其名下七個銀行賬戶余額為零或只有幾十元錢，名下也無房產登記信息，案件未能取得實際進展。該案申請執行人趙春連喪失勞動能力且生活不能自理，被執行人拒不執行的行為致使申請執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為維護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法院加大了對被執行人張宇昊財產線索的查找力度，承辦法官先後到保險公司、銀行等機構查詢張宇昊的保險理賠金支取情況和資金往來狀況，發現張宇昊在二審調解後申請執行前將保險公司賠付的10萬元商業第三者責任險保險理賠金領取但未支付給申請執行人。同時，發現其銀行賬戶雖無存款但之前每月有5000餘元的流水記錄。查明上述情況後，承辦法官立即與被執行人張宇昊的父親取得聯系，要求張宇昊盡快履行義務，張宇昊父親聲稱張宇昊不在北京且其無能力履行，張宇昊本人則仍舊拒不露面。鑒於張宇昊轉移財產、規避執行的上述行為，依據法律有關規定，2014年10月18日,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以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將案件移送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立案偵查。

（二）執行結果

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後，被執行人張宇昊拒不露面，轉移財產，規避執行，涉嫌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將案件證據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後，張宇昊主動交納10萬元案款，其被刑事拘留後，張宇昊親屬將剩餘60萬元執行款交到法院，該案得以順利執結。同時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以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將張宇昊移送到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2015年2月4日，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張宇昊有期徒刑6個月，緩期一年執行。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因被執行人拒不執行而將其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典型案例。本案標的額較大，所以在考慮被執行人履行能力的情況下，二審法院調解書確定被告張宇昊分期履行。但被告張宇昊在調解書生效後並沒有積極的履行義務，無視法院判決，蔑視司法權威。申請執行人趙春連申請執行後，被執行人張宇昊又故意隱匿行蹤，轉移財產規避執行，主觀惡意明顯，並導致申請執行人因事故造成的損害進一步擴大，使其家庭生活陷入極度的困頓。在法官掌握被告轉移財產、規避執行的證據後再次要求被執行人履行義務，並告知其如果繼續規避執行將要承擔刑事責任，但被執行人依舊拒不露面，抗拒法院執行，無視司法權威。鑒於被執行人的上述行為，承辦法官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將其拒不執行法院生效判決的證據和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追究其刑事責任。最終在刑事處罰的威懾下，被執行人主動履行了判決義務，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其實際具有履行能力，被執行人張宇昊必將因其損害司法權威，妨害司法秩序的行為而付出沉重的代價。該案通過追究被執行人刑事責任，維護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捍衛了法律和司法的尊嚴，警示和威懾了所有意圖拒不履行義務，拒不履行法院判決、裁定確定義務的被執行人。

四、潘文才申請執行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申請人潘文財依據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決，向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申請執行，要被執行人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北京路通同泰建築分公司（以下簡稱路通同泰建築分公司）給付貨款、違約金、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共計115萬余元。執行法院通過相關查詢、現場勘查，發現路通同泰建築分公司沒有能力履行全部債務。

（二）執行結果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經查明：被執行人路通同泰建築分公司系企業法人的分支機構，並不具有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資格。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為企業法人，其系被執行人路通同泰建築分公司的開辦單位，其所設立的分支機構在不能對外清償債務時，企業法人應對其設立的分支機構對外承擔清償責任。故依法裁定：追加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為本案被執行人。隨後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對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採取了一系列強制執行措施，將本案執結。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個人與分公司之間產生的債權轉讓合同糾紛，屬於典型的分公司無力還款，總公司承擔責任的執行案件。在追加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扶建設公司）為被執行人後，該企業懈怠履行債務，逃避執行，嚴重損害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執行法院對中扶建設公司採取了一系列的執行措施。其中，採用具有執行聯動效應的失信被執行人制度，將中扶建設公司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向全社會公布。同時，對中扶建設公司限制高消費，對負有直接責任的法定代表人庄清良限制高消費、罰款，以進行懲戒。中扶建設公司因企業納入失信名單而不能開展招投標業務，法人代表庄清良個人受到處罰等原因，該公司主動與申請人潘文財進行協商，達成和解協議，按約履行了相關債務。

在本案執行中，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通過依法追加被執行人，維護了申請人的權益。執行法官在執行中採用多種執行措施，運用相關聯動機制，對被執行人及法定代表人進行威懾，促成其積極履行債務。同時，有關企業可以從本案中認識到總公司的法律責任，以及涉及的法律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可規范相關企業的行為。

C. 中國最高法院，最高大的法官是誰 落馬的有哪些 給資料 謝謝

黃松有，男，1957年12月出生，漢族，廣東汕頭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
法學博士。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畢業後在廣東省高級法院任書記員、助理審判員、審判員、經濟庭副庭長、刑一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1997年3月起任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市政法委副書記。1999年6月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民庭庭長。2002年12月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大法官。兼任全國青聯常委、中央國家機關青聯副主席，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民事訴訟法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官學院兼職教授。
2008年10月2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決定免去黃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員職務。

D.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 沈德詠，男，1954年2月出生，漢族，江西九江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專
○ 張軍，男，1956年10月出生，漢屬族，山東博興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
○ 萬鄂湘，男，1956年5月出生，漢族，湖北公安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 黃松有，男，1957年12月出生，漢族，廣東汕頭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 江必新，男，漢族，1956年9月生，湖北省枝江縣人，北京大學法學院行政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2002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2004年任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委會委員、審判員。
○ 蘇澤林，男，1951年7月出生，漢族，四川資陽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 奚曉明，男，1954年6月出生，漢族，江蘇常州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 熊選國，男，1964年12月出生，漢族，湖南常德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

E.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17條如何解釋

您好，您可以詳細描述您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以下簡稱《查封規定》）第十七條「被執行人將其所有的需要辦理過戶登記的財產出賣給第三人，第三人已經支付部分或者全部價款並實際佔有該財產，但尚未辦理產權過戶登記手續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凍結；第三人已經支付全部價款並實際佔有，但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如果第三人對此沒有過錯，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凍結。」，該條規定的出台對人民法院執行此類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該司法解釋出台的背景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就《查封規定》答記者問中講到「查封、扣押、凍結措施是人民法院執行工作中廣泛使用的極為重要的執行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和《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的許多條文涉及查封、扣押、凍結措施。但是，執行工作是一項操作性、實踐性很強的司法活動，執行中遇到的各類問題非常復雜，由於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條文較為原則，不夠詳細、具體，加之對一些問題未作規定，許多情況下無法可依，導致執行實踐中實施查封、扣押、凍結措施時存在一定程度的隨意性和失范，影響了部分案件的執行。為了進一步規范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維護執行當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規定，在廣泛徵求國家立法機關、行政管理機關、專家學者及社會公眾意見的基礎上，結合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實踐經驗，制定了《查封規定》。

《查封規定》出台的目的是規范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維護執行當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權益。

（1）、規范查封、扣押、凍結措施

如前所述，法院一般採取上述兩種方式，這是認識問題。但有極少數法院因「地方保護主義」或某些法官為了私利而出現「同一法院處理相同案件適用不同措施」的現象。《查封規定》的出台對於規范查封、扣押、凍結措施起到有法可依的作用。

（2）、維護執行當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權益

維護執行當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權益是《查封規定》出台的根本目的，「規范查封、扣押、凍結措施」是從外部行為對人民法院執行案件進行約束和指引，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實現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是為了維護執行當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權益，是為了實現民法的公平、正義，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和諧。

二、《查封規定》第十七條規定的內涵

《查封規定》第十七條 「被執行人將其所有的需要辦理過戶登記的財產出賣給第三人，第三人已經支付部分或者全部價款並實際佔有該財產，但尚未辦理產權過戶登記手續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凍結；第三人已經支付全部價款並實際佔有，但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如果第三人對此沒有過錯，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凍結。」該條規定分兩個部分，前部分是對有過錯的第三人的規定，後部分是對沒有過錯的第三人的規定，以下分別分析。

1、對有過錯的第三人的規定

前面一部分雖然沒有特別指出是對有過錯的第三人的規定，但我們從後部分的規定不難看出前部分是對有過錯的第三人的規定，該部分的規定是對其類財產交易行為的一般規定，因為

（1）、我國對需要辦理過戶登記的財產所採取的立場並非統一規定，但有關法律、法規實際上采登記要件主義立場。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5條、《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第六條規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條的規定，等等。既然這些法律、法規對相應的財產規定需登記過戶，人們就應該遵守這些規定，在交易這類財產時就應及時辦理過戶登記手續，使這類財產的登記名和權利人相同。需登記即需公示的財產就恢復到：「一般情況下足以證明出讓人有處分權，所以，按照這種法定公示方式轉讓的，就要產生公信力，善意受讓人出於對公示的信賴，當然應當取得相應的權利。否則，連法定方式都無法保證出讓人確有處分權，交換失去了最起碼的法律保障，人們便不敢安心地進行交換，社會經濟也就無法正常發展。」這種依法辦事的狀態。

這部分規定也是我國法治的需要，法律既然要求這類財產的轉讓需登記過戶，個人和單位就應該依法登記過戶，在商品交易中交易主體都形成這種依法辦事的良好習慣對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我國社會的繁榮發展，對我國法治的建設意義都極大。

（2）、這部分規定在客觀方麵包括了後部分規定的全部情況

這部分包括「第三人已經支付部分或者全部價款並實際佔有該財產」兩種情況，而後部分只有在「第三人已經支付全部價款」這一種情況。

既然是對這類財產交易行為的一般規定，人民法院在處理這類案件時首選的措施是能採取強制措施，除非該第三人能證明是無過錯的第三人的那種情況。

2、對無過錯的第三人的規定

後面一部分是對無過錯的第三人的規定，該部分對無過錯的第三人規定的不能採取強制措施的條件非常苛刻。首先，第三人必須是在人民法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前就已經支付了全部價款；其次，第三人必須是在人民法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前就已經實際佔有該財產；再次，第三人對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必須沒有過錯。完全符合這三點，人民法院才不得查封、扣押、凍結。這體現了我國對保護這類第三人利益的「從嚴」的態度。這部分如此嚴格的規定，卻又規定了，理由是：

（1）、我國是法治國家，交易主體必須依法辦事，如果不依法辦事就應承擔不利的後果。所以應該從嚴。

（2）、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該規定的存在又有必要性。首先，由於我國目前的登記制度較為混亂和不規范，登記的程序和審查制度也尚待改進，並且，無論現代登記制度多麼獨立、完善，仍不能完全避免登記權利內容與實際權利狀態不一致的情況發生，故登記中的錯漏在所難免；其次，社會現象非常復雜，有些被執行人有意或利用我國目前的登記制度的缺陷、或有意為無過錯第三人登記過戶製造障礙，將其所有的需要辦理過戶登記的財產不登記過戶。為了保護無過錯的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我們應該給這種無過錯的第三人一個救濟的途徑。即雖嚴但為了實現社會的公平、公正還應給這種無過錯的第三人救濟機會。

需說明的是，無過錯第三人不等於「善意取得」的第三人，它們的區別有：

首先，「善意取得」的第三人是根據動產和不動產來定義的，而無過錯第三人是根據需要辦理過戶登記來定義的；其次，「善意取得」是一種取得財產的制度，而無過錯第三人是只在我國人民法院施行的強制措施中才出現的一種處理方法。再次，「善意取得」取得的財產本身是無處分權人的財產，無過錯第三人佔有的財產是被執行人交易時具有處分權的財產。第四，「善意取得」要求在取得財產時善意，無過錯第三人不但在佔有時善意無過錯，而且在登記過戶時要求及時、勤勉、無過錯，單有善意不行。

它們也有一定的聯系，如，都是善意的，都因此可能取得財產權利等。

三、實踐中適用該條的方法

1、被執行人將其所有的需要辦理過戶登記的財產出賣給第三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都可以查封、扣押、凍結：

（1）、交易價款未全部支付的；

（2）、未佔有該財產的：

（3）、非善意佔有該財產的：

（4）、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有過錯的。

2、舉證責任的分配

無過錯第三人不但要證明自己交付了全部價款、實際已佔有了該財產，而且還需證明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本人無過錯。這是對自己未能及時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而應付出的代價。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F. 最高院的副院長由誰罷免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但副院長，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內經選任後，由院長批準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無權對副院長罷免。

G. 法院判決是否正確

（1）法院依據《行政訴訟法》（行政不作為）。
（2）化工廠以無獨立訴訟請求第三人身份參加，因為此案對其有切身利益。
（3）我認為法院判罰不準確。此案是涉及行政機關行政不作為，是行政訴訟。不涉及到民事賠償。民事賠償應當另行起訴。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在司法實踐中的認定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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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日期：2007年11月7日 出處：中國農經信息網 作者：湖南莽源律師事務所 韓律師 本頁面已被訪問 608 次

目前，司法實踐中因出嫁婦女、戶口在農村的退休人員，要求所在地或原戶口所在地的集體經濟組織分配征地補償費的訴訟越來越多，而最高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對必須涉及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無法做出明確的司法解釋。審判工作中，因為有法官的不同理解，出現不同適用標准和裁判結果。我們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導司法實踐活動中「發現出嫁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保護、農村土地徵收補償費用分配等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穩定的大問題。要解決上述問題，正確界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各相關部門要求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標準的呼聲非常強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礙於司法解釋權和立法許可權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已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立法解釋或者相關規定。但人民法院對進入訴訟程序的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不能等到相關立法解釋公布後，才對此類案件進行裁判。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征地補償費糾紛案件的審判，應當首先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後，此類案件的審判反而因不同理解，出現適用不同標準的裁判，導致司法依據的混亂。作者認為，就目前我國法律法規的制定而言，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並不存在法律障礙；就如何解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的法律法規規定雖不是特別明確具體的，但法律規定的精神是清楚明白的，關鍵在法官如何認識和把握。作者現就自己在審判實踐中，如何判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具體認識和作法，提供司法同仁以參考、批評指正。
一、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應當以戶口所在地認定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出現的新名詞。成員資格，從法理學的角度認識，本質為權利，是自然人或法人去行動的資格、佔有的資格或享受的資格。「一個人只有被賦予某種資格，具有權利主體的身份，才能夠向別人提出作為與不作為的主張，也才有法律能力或權力不受他人干預地從事某種活動」（張文顯主編，法理學P8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是關於中國公民法律資格的規定。中國的歷史習慣把戶口所在地當成公民資格認定的依據。一般人講，我是某村人，指的是自己的戶口在該村，即便戶口不在該村，也是原來戶口在該村，現在已從該村走出來。審判實踐中，許多法官也以此類推，凡戶籍在農村中的人，就是該村村民或居民組居民，理由是，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以後，凡是具有城鎮戶口的人就是城市居民；具有農村戶口的人就是農村村民或居民組居民。這是我國目前法律上確認農村人口的唯一標准。村民比農民的稱呼更接近成員資格，村民是戶口在該村的居住民；農民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是職業稱呼。居民不過是村內集體經濟組織中原生產小隊改為居民組後的變稱。居民一是指戶口在該村，或戶口雖然不在該村，但現在居住在該村，或原來是該村人，因退休等其他原因又回到該村居住的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二條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該法沒有明確提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或選民資格」認定問題，但該法第十四條規定：「具體選舉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定。」根據這一授權，各省制定了地方性法規。《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四條規定：「選民一般在戶籍所在的村進行登記。」《福建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凡具有選民資格的村民可以在戶籍所在地的村民選舉委員會進行選民登記。」《北京市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具有選民資格的村民一般在戶口所在地的村進行選民登記。現居住地與戶口所在地不一致，要求在居住地參加選舉的，經居住地所在村的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可以進行選民登記，但不得在戶口所在地重復登記。」《河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九條規定：「 村民選舉委員會負責審查選民資格，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戶籍在本村的村民應當在選舉日前進行選民登記。」以上規定證明，以戶口所在村來認定農村居民成員資格是有法律法規依據的。就涉及土地補償費的分配糾紛而言，居民組成員資格認定是前提條件，而戶口所在地又是能夠說明該居民是應當分得土地補償費的合法的主體。《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 第三十條 「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益」的規定也是證明。否則，不以戶口所在村確認農村居民資格，所有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村民會議或居民組會議形式出讓被國家徵用的土地，並獲得土地補償費和該村（組）居民分配土地補償費的決定均無法律根據。
二、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參加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政治活動的前提條件。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戶口在農村的居民均有權在所居住的本村參加一切政治活動。全國各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都規定，選民資格以一般戶口所在地進行認定和登記，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是成員權中最重要的權力。《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九條規定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項，村民委員會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一）鄉統籌的收繳方法，村提留的收繳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數及補貼標准；（三）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辦學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業的經費籌集方案；（五）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業的建設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經營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目前，我國農村中已經有不少原戶籍在本村，但已經在外地落戶的從商成功人員，被原籍請回，或從國營企業、事業單位退休回原籍居住的，被農民認為是「能人」的人，被推選為村長或支部書記，他們正帶領著廣大農民奔向小康，也有不少參加工作時間長的老工人按照國家政策與子女辦理了頂替手續，享受著退休金和醫療保險待遇，戶口落在原籍，繼續承包其子女原耕種的土地。他們都全部參加了所在農村的各項建設事業，為農村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但是，現實生活中也有戶口不在所居住的農村，也同樣以相關法規規定，在生活居住地以與當地村民一樣的身份，參與村事務管理、選舉等政治活動的實例。《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結婚後在配偶戶籍所在的村居住但戶口未遷入，本人要求在居住的村參加選舉的，經戶籍所在的村出具選民資格證明和未在所在村進行選民登記的證明，並經配偶戶籍所在村的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應當予以登記。」可見，以非戶口所在村的村民資格領取選民證，參與民主選舉，也是符合規定的，也就是說，農村居民的政治權利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實際居住情況而定。《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十四條規定，任何村民不得在2個或2個以上的村重復登記。說明一個人不得同時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選舉權或被選舉權。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以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與被選舉的是普遍現象，以非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與選舉的是少數並不多見，但法規的規定，至少說明農村居民可以選擇自己參與政治活動的區域。
三、 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不是參與土地徵用費補償分配權的唯一標准
以戶口所在村或長時間居住在農村的居民，都可以本村村民資格參與所在村的相關村務管理活動，甚至可以當選為所居住村的村幹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該村民一定享有本村村民享有的一切經濟權利，如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正確理解和把握這一點，對於從事司法審判的法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為充分說明居民戶口所在村或不在所在村，該居民不一定享有徵地補償費分配權，作者就司法實踐的實例進行合法性證明。
案例一：原告張某訴稱，本人原在娘家居住。1996年結婚後，於2003年將戶口遷入現住村第四居民組。被告第四組近兩年部分土地被徵用，該組居民全額分得土地補償款21000元，該組居民會議討論因原告在本組沒有承包地，只決定分給原告一半征地款，違反法律規定，侵害了原告合法權利，請求判令被告如訴。一審認為，原告在其娘家的承包地仍由其耕種。婚後雖將其戶口遷入被告處，但其土地不在被告處，該不具有被告處居民組成員資格，居民組已分給原告土地補償款的一半，現原告以戶口在被告處為由，請求分得另一半土地補償款，理據不足，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張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認為，土地徵用補償款是按照村民戶口所在地來確定，還是按照土地使用權所在地來確定，目前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綜合本案實際情況，本著「依事實為根據，依法律為准繩」、「公平」的司法原則和裁判適用法律問題的基本要求，應當從以下三方面來分析認識本案爭執焦點：一、村民資格是村民享受和行使政治權利的前提。如本案中上訴人提供的其參與戶口所在地選舉事項的選民證，足以證明上訴人以村民資格，在被上訴人第四居民組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行使政治權利。這是基於《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產生的法定權利，人民法院應當予以認可。二、村民依法取得參與所在居民組的政治社會生活權利，是否同時必然取得相應的經濟權利，是本案涉及的主要焦點。就本案而言，上訴人作為原住所地的村民，在其娘家分有土地。而且，根據中央「三十年不變」的規定，於出嫁後，仍然保留了對原住地土地的使用、經營和收益權。三、從以上兩個事實得出的結論：是上訴人在原住所地和出嫁後新遷入的戶籍地，享有繼續經營原住所地土地和參與戶口新遷入地政治生活兩個合法權利。人民法院對此應當認定，並依法提供司法保障。村民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的可分離性，與保障村民特別是出嫁女合法的經濟權利，是此類民事糾紛案件的基本特徵，也是使裁判公正合法的一項原則。本院同時認為，土地徵用款的分配權，是指被徵用土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依法取得的特定權利。上訴人雖經第四居民組討論決定，分得了部分土地款，是居民組集體對其財產權利的處分，他人無權干涉。上訴人的土地仍然在其原住所地，未被徵用，不能在現在的戶口所在地取得土地徵用款的分配權。如若支持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則使得上訴人在其原住所地和戶口遷入地兩處取得土地使用權和收益權，違反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論男女老幼政治經濟權利一律平等享有的原則。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張衛萍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但論理講法不足，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二：原告衛某訴稱，原告家庭於1994年承包了被告第二居民組的土地8.7畝，原告於2000年出嫁，但承包地未變，也按規定承擔農業稅費。2004年4月，被告租用了原告家部分土地1.6畝。6月18日，該地隨本組其他部分土地被國家徵用，每個居民組成員分配土地補償款6600元，沒有給原告分配，請求判如所訴。一審法院認為，土地補償費是為了彌補被征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損失，應當屬於土地所有人所有。被告作為土地所有權人，有權通過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收到的土地補償款。原告雖未遷出其在被告居民組的農業戶口，但已在2000年出嫁，其上交的各種稅費，是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應承擔的義務，並不能說明其具有被告居民組的成員資格。關於包括出嫁女是否享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在目前法律法規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尊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定程序作出的分配方案，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衛某上訴後，二審經審理認為，上訴人是否享有徵地補償費分配權，是本案爭執的一個焦點。依法維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體現司法公正、公平、合理，是司法為民的基本要求。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條「 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上訴人的居民組成員資格是其取得征地補償費的前提條件，對此，《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就是保障結婚婦女原有土地份額不變，在其土地被徵用後，取得土地補償費的法律依據。上訴人未嫁時，就是居民組成員，是家庭承包人之一，經營土地是其重要生活來源。現雖然出嫁外村，但其戶口未遷，其原有的居民組成員資格未變，原有的承包土地仍由其耕種，同時，又未在新嫁入地取得承包地，原有承包地仍是其主要生活來源。被上訴人以居民組民主議定程序做出「已出嫁女、已故人員不參加此次分錢」的決定是錯誤的，剝奪了上訴人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出嫁女婚姻關系的建立，並不產生失去居民組成員資格的法律後果，正如涉外婚姻並不產生當事人失去中國公民資格一樣。《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第二十條規定， 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 被上訴人居民組集體決定分配土地補償費的行為，侵害了上訴人的合法權利，與法相悖。人民法院在審判活動中，不僅要對居民組「決定」的形式進行程序合法性審查，更要對其「決定」的內容進行實體合法性審查，被上訴人所做的「決定」，是「以多數人通過的合法形式」，剝奪了上訴人的合法權利，違反了國家法律，是對國家特別保護的婦女的相關權利的侵害，不應當支持，應予撤銷。又，本案涉及到的居民組成員資格認定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法律問題。僅以戶口的遷入或遷出認定，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沖突。居民組成員資格或成員權利的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可以分離，分別兩地行使是解決目前司法實踐困擾的最佳選擇，它符合司法公正、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二審判決：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土地補償款6600元。
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可以在不同集體經濟組織內分別行使，是解決目前司法實踐困擾的唯一途徑
綜上所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應當以其戶籍所在地來確認，這樣有助於行政管理和相對穩定農村人口，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文明建設。但法律同時有規定，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政治權利可以選擇其戶口所在地行使，也可以有條件地選擇由居住時間較長的非戶口所在地行使。成員的經濟權利，一般意義上講，主要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對土地的承包權，應當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來進行保護。這種經濟性的權利不是以「人的流動」為前提，恰是以「權利依附於不動產的土地」而有條件的變動。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生存條件的基本保障，尤其對出嫁婦女、入贅男子在新居住地沒有取得土地，而原籍原承包土地沒有收回時，任何組織都不得以「民主議定程序」來剝奪該居民應當享有的土地徵用補償費分配權。在我國現實中，土地是農村居民賴以為生的主要經濟來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國家實行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經營方式制度後，農村土地被大量徵用，廣大農村居民不得不面對失去耕種土地的危險，他們為此而憂心忡忡。征地補償費的分配直接決定了居民生活質量和今後生存狀況，所以，農村土地徵用補償費的糾紛也隨之不斷發生，當事人希望通過司法審判來保護其合法權益的呼聲越來越高。作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中關於「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解釋部分，至少是敘述不完整，或邏輯不周密，極易產生不同理解，之一：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的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具備成員資格；之二：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雖不在該村，但已經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內生活了一定時間，甚至還參與了選舉這樣的重大政治活動，具備成員資格；之三：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還承包了土地，具備成員資格；之四：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未遷入本村，但已經成為本集體經濟組織內某個家庭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員，具備成員資格。甚至還有以出嫁女雖不遷出戶口，但已經在其夫所在村居住多年，也享受選民權利，所以，失去成員資格的認定，或以此規定不清，不支持出嫁女訴訟請求的判決。對此，如果從整個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規定進行認真分析研究，不難找到合理解決問題的答案。這就是：對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有關征地補償費分配引起的糾紛，對當事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一般應當以其戶口所在地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然後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關於維護婦女土地權利的規定，進行公平、公正、合理處理，不管當事人「流動」到何處，人民法院都要保證其承包土地的「不動產物權」不受到侵害。起訴時主張權利的依據不一定完全是戶口登記，更要有土地承包合同來證明其是合法的權利主張人。這也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證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國家實行農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變」的政策而使得該成員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戶口與實際居住地暫時分離。當然，不能以戶口作為認定成員資格的唯一標准，使婦女從「流動」中獲取「兩份」經濟權益，這也不是體現對婦女權利的特別保護。
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審判，實現農村社會普遍正義，保護農村成員權益，彰顯法律功能。人民法官作為司法活動的直接參與實踐者，正確理解立法精神和司法審判目的，對於正確行使審判權，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矛盾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制定法律，由於缺乏具體的對象，無論如何精細，始終是一種有缺陷的政治活動；司法則是一項彌補法律缺陷的綜合性藝術。法官是將個別化的生動的案件事實與普遍化的呆板的法律結合，賦予了法律以生命，彰顯其人性化活力的藝術家。在此，作者衷心希望廣大法官能夠盡其所能，適當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通過自己的司法活動，體現司法為民的崇高目標。

H.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17條如何解釋

關鍵點在「第三人對此是否有過錯」，如果有過錯，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凍結；如果無過錯，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凍結。不動產的物權是登記制，沒有登記在第三人名下的就還是被執行人的財產，登記在第三人名下的就是第三人的財產，第三人必須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十七條「被執行人將其所有的需要辦理過戶登記的財產出賣給第三人，第三人已經支付部分或者全部價款並實際佔有該財產，但尚未辦理產權過戶登記手續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凍結；

第三人已經支付全部價款並實際佔有，但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如果第三人對此沒有過錯，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凍結。」

(8)最高法院松擴展閱讀

一、對無過錯的第三人的規定。

1、首先，第三人必須是在人民法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前就已經支付了全部價款；

2、其次，第三人必須是在人民法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前就已經實際佔有該財產；

3、再次，第三人對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必須沒有過錯。完全符合這三點，人民法院才不得查封、扣押、凍結。

二、被執行人將其所有的需要辦理過戶登記的財產出賣給第三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都可以查封、扣押、凍結：

1、交易價款未全部支付的；

2、未佔有該財產的：

3、非善意佔有該財產的：

4、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有過錯的。

三、民事訴訟中凍結期限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5〕5號)第四百八十七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凍結被執行人的銀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過一年，查封、扣押動產的期限不得超過兩年，查封不動產、凍結其他財產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三年。」。

第二款規定「申請執行人申請延長期限的，人民法院應當在查封、扣押、凍結期限屆滿前辦理續行查封、扣押、凍結手續，續行期限不得超過前款規定的期限。」續封、續凍、續扣的期限可以保持不變。

I. 最高人民法院的歷任院長分別是誰

1、沈鈞儒（1949年10月—1954年9月）

浙江嘉興人，字秉甫，號衡山。清末進士。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五四運動期間，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國會議員、廣東軍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

2、董必武（1954年9月—1959年4月）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賢琮，又名董用威，字潔畲，號壁伍。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曾任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3、謝覺哉（1959年4月—1965年1月）

謝覺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煥南，別號覺哉，亦作覺齋。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學家和教育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法學界的先導、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4、楊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楊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於直隸省（河北）遷安縣楊團堡村的一個書香門第。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教育家、法學家，我國公安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全國解放後，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長，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5、江華 （1975年1月—1975年3月）

江華（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聰，曾用名「黃琳、黃春」，瑤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大石橋鄉鷓鴣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第一書記、浙江省政協主席、浙江省軍區政委、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1975年1月-1978年3期間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6、江華 （1975年3月—1983年6月）

江華（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聰，曾用名「黃琳、黃春」，瑤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大石橋鄉鷓鴣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第一書記、浙江省政協主席、浙江省軍區政委、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1975年1月-1978年3期間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7、鄭天翔（1983年6月—1988年4月）

鄭天翔（1914.09.09～2013.10.10），男，曾用名鄭庭祥，內蒙古自治區（原綏遠省）涼城縣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8、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工作，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肄業，律師。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9、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工作，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肄業，律師。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0、肖揚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男，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2008年12月被推選為中國法官協會名譽會長。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11、肖揚 （2003年3月—2008年3月）

男，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2008年12月被推選為中國法官協會名譽會長。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12、王勝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王勝俊，男，漢族，1946年10月生，安徽宿州人，1968年9月參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合肥師范學院歷史系畢業，大學學歷。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曾任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3、周強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周強，男，漢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黃梅人，1976年8月參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院民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首席大法官。

14、周強 （2018年3月—今）

周強，男，漢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黃梅人，1976年8月參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院民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首席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