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微法院

① 懲罰性賠償規則在民事合同領域的實踐應用

《民法典》第464條對合同所做如下定義：合同是民事主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協議。第465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依法成立的合同，僅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一、消費領域的懲罰性賠償適用規則

1.消費領域服務合同適用懲罰性賠償規則法前提與欺詐有關，具體又可分為食品葯品消費類的假一賠十和普通商品消費領域的假一賠三。

【案例1】食品葯品領域內不考慮消費者身份和主觀意向，同樣獲得「假一賠十」的法律支持，法律評判於對食品葯品特殊性保護而給予的經營者懲罰性賠償。

案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9）新民申850號民事裁定書

再審法院認為：本案中葛霞購買了106包涉案食品，雖遠遠超出了一個正常家庭的食用需求，但原審人民法院考慮到食葯安全問題的特殊性及現有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判令和悅公司向葛霞返還購物款並按購物款的十倍賠償損失並無不當。

【案例2】銷售商未充分告知消費者所購車輛有關聯重大交易信息，且該信息足以影響消費者自主決定權，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構成欺詐，判令按購車款三倍退還。

案號：江蘇省連雲港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7民終3740號民事判決書

案情：喬某與遠望公司簽訂《上海大眾汽車產品銷售合同》一份，約定喬某向遠望公司購買白色凌渡280豪華汽車（試駕車）一輛，價款159000元。合同第六條還約定，遠望公司保證車輛符合隨車交付文件中所列的各項規格和指標，不改變車輛的出廠狀態，即不改動或改裝，不添加任何其他標記、標識。對於該車是否發生過交通事故及是否進行過維修，遠望公司並未向喬某進行告知。後，喬某發現上述車輛在購買前曾進行過維修。經向保險公司核實，該車於購買前發生追尾受損。喬某以遠望公司存在欺詐為由，提起訴訟。一審庭審中，喬某稱在交付案涉車輛時，該車行駛公里數為5000公里左右，遠望公司則稱在交付車輛時已經行駛7700多公里。喬某稱截至庭審時，該車已經行駛了21000多公里。

一審法院認定：遠望公司在向喬某銷售案涉車輛時，並未告知該車輛曾經發生過交通事故並進行了相應修理，違反經營者的如實告知義務，侵害消費者知情權。其次，喬某在向遠望公司購買車輛時，僅可得知該車輛為行駛了數千公里的試駕車。喬某作為不具有專業技能的普通消費者，該車輛試駕車的身份足以引起其對車輛車況、價值產生充分信賴，該信賴也足以影響其購買的真實意思表示。第三，依據保險公司定損情況，該車輛因交通事故損失數額合計13996.77元，零部件更換項目包含前保險杠皮、前保險杠格柵、前保險杠下導流板、前霧燈（右）、前葉子板內襯（右）、發動機下護板，另外還有四輪定位、行李箱蓋噴漆、拆裝中冷器、前保險杠皮噴漆、前鋼圈（右）修復等修理項目，即使沒有出現車輛結構性重大損傷，但也並非試駕車的正常損耗，該事故情況對喬某的購買意願及確定購買價格具有較大影響。綜上，遠望公司在銷售車輛時隱瞞了車輛曾發生事故的事實，導致喬某對車輛性能、價值產生誤解，而接受了現在的交易價格。遠望公司的行為構成欺詐，喬某可要求撤銷買賣合同，按照購車車輛價款的三倍進行賠償的訴訟請求，一審法院予以支持。遠洋公司上訴。

二審法院認定：喬某作為不具有專業技能的普通消費者，在向遠望公司購買車輛時，無法准確辨認案涉車輛是否發生過事故，且該車輛試駕車的身份足以引起其對車輛車況、價值產生充分信賴。日常消費過程中，事故二手車與試駕車無論在價格，還是在消費者的心理接受度上，都是有一定區別的。某種意義上，是否是事故車，甚至能直接能夠左右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上訴人遠望公司明知案涉車輛發生過事故並作修理處理，卻未在交易時向喬某主動披露相關信息，造成喬某無法對案涉車輛的情況有全面了解，侵犯了喬某的知情權，導致喬某在選擇是否進行消費時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能充分體現其自由意志，遠望公司的行為已構成欺詐。遠望公司在銷售車輛時存在欺詐行為，應當按照被上訴人喬某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購買車輛的價款159000元的三倍，即477000元。

2.食品類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規則時，核心要素是食品安全性的實質審查而非外觀包裝或說明。

【案例3】在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2017)湘0981民初1893號民事判決

法院認為：原告主張因被告出售的商品預包裝缺少中文標識，違反了國家法律規定，實施了欺詐行為，給原告帶來了安全風險，要求被告退還貨款的同時，還應承擔給予原告十倍貨款額的懲罰性賠償責任。對此本院認為：首先，本案涉案商品缺乏證據證明已被允許進入國內市場銷售，因此被告單方作出不支持退貨的聲明對原告不發生效力，原告有權要求退貨。其次，被告銷售時已明示產品來源於美國，原告對產品沒有中文標示應認為已事先預知，同意購買的行為應認定原告已接受標示方面的瑕疵，故對原告以此事實主張被告銷售中存在欺詐行為的意見，本院不予採納。最後，適用懲罰性賠償，還應當對食品安全性進行實質審查。本案涉案商品僅是缺乏中文標識，原告未舉證說明被告所出售的商品存在《食品安全法》規定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標准」的實質情形，即銷售的食品存在著有毒、有害、不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等可能影響人體健康的有關問題。故本院僅支持原告的退款請求，其十倍懲罰性賠償的主張，本院予以駁回。

3.除食品葯品領域外其他類買賣合同中國，消費者需要具有善意，不支持知假買假行為。

【案例4】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蘇民申5573號民事裁定書

再審法院認為：思微天成公司提供「15天無理由退貨」的服務承諾，孫丁丁下單購買的電腦主機顯卡應為「NVIDIA1070Ti」，而實際收到的電腦主機顯卡為「GAINWARD1070Ti」，思微天成公司交付的商品不符合合同約定，孫丁丁主張解除合同並要求思微天成公司承擔退還價款的違約責任，並無不當。孫丁丁另主張三倍懲罰性賠償，對於非食品、葯品消費領域，懲罰性賠償的構成要件是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誘使購買者作出錯誤意思表示。思微天成公司在案涉商品買賣中雖存在不當行為，但根據查明事實，孫丁丁在全國進行類案訴訟數量百餘起，多圍繞食品、葯品原料、標簽等是否存在瑕疵等問題就同種商品、同類問題提起訴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中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試圖對每一件商品獲得超出商品價款三倍甚至更多的賠償。孫丁丁在購買案涉商品前，對案涉商品的情況具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所購商品對其並不會產生欺詐和誤導，且其購買案涉商品並非用於日常生活消費，其動機亦非為了凈化市場，而是利用懲罰性賠償為其自身牟利，嚴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故其不符合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所規定的懲罰性賠償條件。一、二審判決駁回其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並無不當。

二、法律規定約定違約金最高上限為30%，但一定情形下會不受該約定限制

1.對可預見的利益保護。

【案例5】浙江省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浙11民終1202號民事判決書

法院認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於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得的利益。鄭旺建將案涉房屋及車庫以1400000元的價格轉讓給他人，一審法院確定李錦鋒損失賠償額為690560元（即現轉讓價1400000元-車庫價格19440元-雙方合同價690000元），並無不當。鄭旺建主張本案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但司法解釋第一條規定：「本解釋所稱的商品房買賣合同，是指房地產開發企業（以下統稱為出賣人）將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會銷售並轉移房屋所有權於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合同。」案涉房產系雙方當事人自然人之間的買賣，本案情形明顯不屬於該司法解釋規定的適用范圍，對其主張，本院不予支持。鄭旺建主張根據雙方《房屋買賣協議》不能確定是案涉2201房產，雙方協議約定買賣房屋的面積不少於120平方米，而鄭旺建分配到的三處安置房中僅有案涉2201房產符合協議約定的條件，一審法院以該房產的價值作為基準確定李錦鋒的損失賠償額，並無不當。鄭旺建主張一審確定的損失賠償額過高，缺乏依據，不予支持。

2.違約金的調整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對沒有實際發生損失的不予保護

【案例6】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終185民事判決書

法院認定：違約金是合同當事人預定的損失賠償總額，其功能以彌補違約行為造成的實際損失為主。合同解除後，當事人有權請求違約方賠償損失及承擔約定的違約金，但原則上不應超出實際損失范圍。原審判決認定柳振金、馬永蘭的損失主要為案涉煤礦貶損價值，即煤礦出讓價格與可獲獎補資金的差額。在柳振金、馬永蘭未提供證據證明存在其他損失的情況下，該處理較為公平合理，對其關於賠償違約金的訴請依法不予支持。關於柳振金、馬永蘭主張的逾期未取得煤礦原值與現值差價的利息損失，因其系在本案中訴請肥礦光大公司賠償損失，故在本案生效判決作出之前，肥礦光大公司是否承擔賠償責任及賠償數額、給付期限等均未明確，相應利息亦無從產生。柳振金、馬永蘭該項主張無事實及法律依據，依法不予支持。

3.買賣合同中違約金的約定不受民間借貸法律強制性規定。

【案例7】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蘇民申2546號民事裁定書

法院認為：違約金的調整應以實際損失為基礎，顧洛濱未舉證證明其因騰宇公司、程亮違約而造成的實際損失數額，其主張依據買賣合同違約造成的實際損失應以不超過年利率24%來認定其實際損失數額，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審法院綜合考慮顧洛濱因騰宇公司違約可能造成的實際損失、案涉合同因騰宇公司原因自始未履行、顧洛濱在簽訂合同時確實存在預期利益等情況，酌定騰宇公司自案涉合同約定的付款期限屆滿之日即2016年8月23日起至該合同解除之日即2017年11月7日止，以未付款金額為基數，在銀行罰息利率標准之上向顧洛濱計付逾期付款違約金150萬元，並無不當。顧洛濱的申請再審理由依據不足，本院不予採信。

② 金肯職業技術學院的校企融合

學院與南京汽車有限公司、江蘇天泓汽車集團公司、深圳新群力機械有限公司、南鋼集團廣建設計有限公司、崑山達華機器有限公司、南京數控機床有限公司、南京南瑞繼保電氣有限公司、中電熊貓集團、奇瑞汽車有限公司、江蘇蘇微軟體技術有限公司、麥瑞克科技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南京佳盛機電有限公司、無錫市欣華泓公司、江西婺源風景區、江蘇教育電視台、南京日報社、江寧區人民法院、江寧區司法局、南京九洲會計咨詢有限公司、南京市丁家莊物流中心、南京愛信諾航天信息培訓中心、金陵飯店等100餘家企事業單位建立了深度融合共育人才與就業基地。

③ 我曾看過一部小說,女主叫蘇微,男主叫薛鳳莫,男主是軍人

強寵腹黑嬌妻

④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79年底以前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第八批)的決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79年底以前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第八批）的決定 》已於2012年6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50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2年9月29日起施行。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79年底以前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第八批）的決定
（2012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50次會議通過 法釋〔2012〕13號）

為適應形勢發展變化，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適用，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和審判實際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有關部門，對1979年底以前發布的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進行了集中清理。現決定廢止1979年底以前發布的144件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廢止的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從本決定施行之日起不再適用，但過去依據下列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對有關案件作出的判決、裁定仍然有效。

予以廢止的1979年底以前發布的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目錄（第八批）

序號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名稱發文日期、文號廢止理由1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問題的復示1951 年1 月22日已被婚姻法代替2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於現役革命軍人與退役革命殘廢軍人離婚案件的處理辦法及開展愛國擁軍教育的指示1951 年4 月25 日已被婚姻法代替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於婚姻案件中聘金或聘禮處理原則問題的函1951 年8 月10 日
法編字第9577 號已被婚姻法代替4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關於父母子女間的法律關系可否聲請脫離問題的批復1951 年11 月2 日已被婚姻法、繼承法代替5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內務部糾正幾個有關處理婚姻案件程序的錯誤的指示1952 年12 月25 日
法編字第23 號社會形勢發生變化， 不再適用6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於幾個有關婚姻的具體問題的解答1953 年2 月11 日
法行字第216 號社會形勢發生變化， 不再適用7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於「五代內」 的解釋的復函1953 年3 月7 日現行法律無「五代內」的規定，不再適用8 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關於「公公與媳婦」 「繼母與兒子」 等可否結婚問題的復函1953 年7 月14 日
〔53〕法行字第487 號社會形勢發生變化， 不再適用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夫妻一方患精神病另一方提請離婚可否批准問題的批復1953 年10 月10 日
法行字第7757 號已被婚姻法代替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已出五代的輩分不同的旁系血親請求結婚問題的批復1954 年3 月26 日
法行字第2706 號已被婚姻法代替 1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女方因通姦懷孕男方能否提出離婚問題的批復1955 年5 月18 日
法行字第388 號已被婚姻法代替12最高人民法院、內務部、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通知之附件一： 關於多年無音訊之現役革命軍人家屬待遇及婚姻問題處理辦法1955 年6 月15 日
法行字第9017 號社會形勢發生變化， 不再適用 1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刑事判決中不宜援引憲法作論罪科刑的依據的復函1955 年7 月30 日定罪科刑以刑法為依據， 復函不再適用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男女雙方已辦理結婚登記後一方反悔不願同居應如何處理問題的復函1955 年9 月29 日
法行字第14234 號已被婚姻法代替1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麻瘋病患者犯罪是否負刑事責任問題的復函1955 年10 月15 日
法研字第15066 號刑法關於刑事責任能力已有規定， 復函不再適用 1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懷孕女犯保外如何計算刑期問題的批復1956 年1 月26 日
法研字第730 號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已有規定1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精神病患者犯罪問題的復函1956 年6 月2 日
法研字第5674 號復函已被刑法的相關規定代替18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轉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關於現役軍官婚姻問題的規定」1956 年6 月25 日
〔56〕法行字第6415 號已被婚姻法代替19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關於罪犯在勞改中

⑤ 級別管轄的問題改進

目前，我國的一些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違反民訴法關於管轄的規定受理訴訟的現象，這造成了審判實務中管轄上的無序和混亂，對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嚴肅執法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造成管轄無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但民訴法關於管轄的規定不夠完善無疑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僅就現行民事訴訟制度中級別管轄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作些探討。
一關於確定級別管轄的標准問題
從各國民訴法對一審案件由哪一級法院受理的規定看，大體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是不設級別管轄，將所有的一審案件都交給最低一級法院審理；另一種是設置級別管轄，以便在不同級別的法院中分配一審案件。凡設置級別管轄的，都是將重要的案件劃歸高級別的法院管轄，把相對說來不重要的案件分配給低級別的法院管轄。由此引起的問題是如何來區分案件的重要與否，也就是用什麼標准來劃分，這是所有設置級別管轄的民訴制度共同面臨的問題。
設置級別管轄的外國民訴制度一般都是以爭議標的數額作為依據劃分級別管轄的，如德國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的法院是初級法院和州法院。根據《德國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初級法院管轄1500馬克以下的一審案件和某些較為簡單的案件，如關於家畜缺陷、關於法定撫養費的一切爭執等。凡法律未規定由初級法院管轄的案件，均由州法院管轄。[1]法國的一審民事案件由第一級法院管轄，第一級法院中又分為大程序法院和程序法院，前者受理爭議標的額l萬法郎以上的案件，後者受理l萬法郎以下的案件。[2]日本的一審民事案件原則上由簡易法院和地方法院受理，簡易法院管轄爭議標的額90萬日元以下的案件，超過90萬日元的，則由地方法院管轄。爭議標的額90萬日元以下的不動產案件，地方法院和簡易法院共同享有管轄權。非財產訴訟，爭議標的額視為超過90萬日元，由地方法院管轄。
與上述國家相比，我國的級別管轄制度較為復雜，它不是在兩級法院而是在四級法院之間分配一審案件。找國民訴法採用了與眾不同的確定級別管轄的方法。它將案件的性質、簡繁程度、影響范圍三者結合起來作為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規定一審民事案件原則上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轄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利認為應當由本院審理的案件。
我國的民訴法學者大多認為，採用三結合的標准比單純依靠爭議標的數額更為合理，理由是「案件的難易程度，並不決定於爭議金額或者價額的大小，而要受諸多因素的制約，比如案件的性質、案情繁簡以及社會的影響等，都制約著整個案件，都不能以一定的數額加以衡量。」。[4]然而，我國學者在評價這兩種確定級別管轄的標准時，似乎忽略了確定級別管轄的目的性和標准本身的確定性問題。確定級別管轄的目的是要為各級法院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的許可權劃一道清晰的界線，以便一方面使原告在起訴時就很容易地知道應當向哪一級法院提出訴訟，同時也使被告很方便地判斷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另一方面使法院很方便、簡單地確定訴訟是否屬於本級法院管轄。以防止級別管轄上出現互相爭搶或相互推諉。為此，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本身必須相當確定。其實，對於標准來說，確定性無疑是頭等重要的，任何標准，無論它多麼合理，多麼周密，如果本身不夠確定，都不具備作為標準的資格。
大多數國家以爭議標的數額作為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其優點正在於簡單、明了，具有很強的確定性，無論是當事人還是法院，都很容易據此標准判斷某一訴訟應當由哪一級法院管轄。並且，由於標准明確，也防止了法院之間因認識和理解不一而產生管轄權爭議。
我國確定級別管轄的標准雖然顧及到多方面的情況，但標準的確定性卻因此受到損害。首先，案件的簡繁程度，如果不以爭議標的的數額為標准，在接觸到每一具體案件之前，是無從確定的；而如果要根據每一案件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其簡繁程度，那無異於要等到被告提交答辯狀後才能夠確定其簡繁程度。但是，級別管轄是起訴和愛理前需要解決的先決問題，不可能等到受理後再來解決。其次，案件的影響范圍，同樣是相當不確定的標准。對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我國民訴理論一般解釋為案件自身復雜，涉及面廣，處理結果影響大，遠遠超出了下一級法院的轄區范圍。[5]盡管有以上解釋，但仍然會遇到如何判斷簡單與復雜、涉及面寬窄、處理結果影響大小這些困難問題。人們在進行判斷時，完全可能得出彼此相異的結論。並由此產生管轄權的爭議。
所以，客觀地說，我國民訴法確定級別管轄的標準是存在問題的，按此標准設定的級別管轄不夠明確，伸縮性過大，使具體案件的管轄在很大程度上委諸法院的自由裁量，誠如一位台灣學者在比較了兩岸民事訴訟管轄制度後所言：「所渭『有重大影響的案件』，一般言之，系指案情復雜，牽涉較廣或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較大者而言，然此等際准，仍有高度相對性，適用時，難免滋生疑義。」[6]這已經對審判實務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造成了級別管轄的不安定和少數法院隨意確定級別管轄。
按照爭議標的數額劃分級別管轄是世界上通行的作法，是符合處理這一問題的規律的，我國今後再對民訴法進行修訂時，應當借鑒這一作法。也許有人擔心，按此標准劃分級別管轄會造成一些不合理現象，如有的案件爭議數額雖然不大，但案情復雜，影響大，劃歸低級別的法院管轄顯然不合適。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民訴法專門設有對級別管轄進行「微調」的條款，若遇到這類帶有特殊性的案件，下級法院可以根據第39條的規定報請上級法院管轄，上級法院也可以主動提審。
事實上，我國的審判實踐在級別管轄問題上已經朝著這一正確方向邁進了。針對民訴法關於級別管轄規定存在的不確定性，各高級人民法院將爭議標的數額作為唯一標准或者主要標准，對轄區內經濟糾紛案件的級別管轄作了明確的劃分。但是，從一些高級人民法院已作出的規定看，也還存在著不少問題。首先，從全國看，存在著標准不一問題，各高級人民法院都是根據本地區的具體情況予以規定的，因此際准不統一在所難免。例如，江西省規定中級法院管轄訴訟際的金額超過30萬元（南昌市中級法院為超過40萬元）至500萬元以下的一審案件，安徽省規定中級法院管轄40萬元以上不足800萬元的一審案件，河北省則規定中級法院管轄50萬元至80萬元以上，不滿500萬元的一審案件；其次是在一些高級法院轄區的內部，標准也不統一，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將中級法院管轄的數額分成五個層次，有的為80萬元以上，有的為50萬元以上，有的為40萬元以上，有的為30萬元以上，柳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則為20萬元以上。這就使得級別管轄的確定變得異常復雜；最後是爭議標的金額的計算方法不甚明確。各級人民法院的規定中雖然都以金額作為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但均未對金額的計算方法作出規定，因而仍然留下了一些不確定因素，如當本訴與反訴為同一標的物時，其金額是否應當合並計算就不明確。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民訴法劃分級別管轄的標准有改進和明晰化的必要，具體而言，可以考慮以爭議標的的數額作為劃分級別管轄的主導性標准，以案件的性質為輔助性標准。筆者還認為，對級別管轄的劃分不僅應該明確，而且應當統一。為此，特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在依據爭議標的數額對級別管轄進行劃分時，不必再區分經濟糾紛案件和民事案件。將案件作上述區分，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我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後，這種區分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目前，我國正在起草統一的合同法，這意味著實體法中經濟合同與普遍民事合同的界線行將消失。另一方面，民事案件大多是涉及財產權的訴訟，部分關於人身權的訴訟也往往會提出財產方面的請求，因此同樣存在著按照爭議標的數額劃分級別管轄的基礎：第二，全國法院級別管轄的數額應當統一，應當由民訴法作出統一的規定，而不應由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分設不同的數額標准。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各國都存在的問題，這對訴訟可能存在著某種影響，經濟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大都市和小城鎮，城市和鄉村，爭議標的的數額會有某種差別，但這並不足以作為分別設定級別管轄的理由。因為在每一區域的每一段特定的時期內，無論是案件的數量還是每一案件的爭議標的額，都是變動不居的，也許正因為如此，從外國民訴法的規定看，沒有哪個國家為照顧各地的具體情況，規定多樣化的級別管轄的數額標准；第三，為防止對爭議標的數額的理解和計算方法不一而造成不必要的爭議，民訴法應當對計算的方法作出統一的規定。
二關於管轄權轉移問題
管轄權轉移是對級別管轄的補充和變通規定，我國民訴法第39條規定了兩種情形的管轄權轉移，一種是經上級法院決定或者同意，將其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交給下級法院審理，另一種是上級法院將下級法院管轄的第一審民事案件調上來由自己審理或者下級法院報請上級法院審理自己管轄的一審案件。我國有的學者將前者稱為「下放性轉移」，將後者稱為「上調性轉移」。[7]
為了保證案件得到正確的處理，為防止下級法院在審理中受到地方的壓力而作出不公正的裁判，在一定情況下將下級法院的管轄權轉移給上級法院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從外國民訴法看，也有類似的規定，如原蘇俄民訴法典中有上級法院有權從其下級法院調取任何民事案件，並由自己充當第一審法院進行審理的規定（第114條、第116條）。日本民訴法則規定了簡易法院裁量移送和必要移送（第3l條之2、3），允許或者要求簡易法院在一定情形下將所管轄的訴訟移送到所在地的地方法院。
但是，允許管轄權作下放性轉移則未必合適。因為：第一，它與確定級別管轄的原理相矛盾。級別管轄將案件按照一定的標准區分為重要的和不那麼重要的，將前者劃歸上級法院管轄，將後者交給下級法院管轄。管轄權下放性轉移實際上是把按照法定標准已被認定為重要的案件重新交給下級法院管轄。
第二，它與我國民訴法確定管轄所依據的原則相違背。王漢斌副委員長在對民訴法（試行）修改草案進行說明時指出「有利於公正審理，保護當事人合法的民事權益」是草案規定管轄問題所依據的原則之一。一般而言，高級別的法院執法水干相對來說比較高，抗禦地方干擾的能力也比下級法院強，因此，將重大案件劃給高級別的法院管轄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高級別法院將屬於自己管轄的案件交給下級法院管轄或者同意由下級法院管轄的作法不能不與這一原則相抵觸。
第三，它損害了當事人訴訟法上的利益。過去，人們往往認為國內民事訴訟管轄只是法院間受理一審案件的分工和許可權問題，如何劃分管轄。與當事人沒有什麼關系，完全是法院內部的事，可以由法院單方面決定。殊不知，管轄的改變直接關繫到當事人的訴訟利益，它不僅關繫到起訴、應訴是否便利，在一些法院仍存在著地方保護主義的情況下，還關繫到案件能否得到公正處理。對當事人來說，爭議標的數額越大，法院處理結果對雙方利益影響就越大，也越需要得到公正處理，而將大標的額的案件劃分給高級別法院，正是為了案件的公正處理提供程序上的保障。進一步說，從兩審終審的角度看，法律還為人標的額的案件和其它重大、復雜的案件設置了高級別的終審法院，以便進一步強化程序上的保障，有管轄權的高級別法院受理訴訟後。以數額雖大但案情簡單為理由，將案件移交給下級法院審理，實際上是剝奪了法律賦予當事人的接受高級別法院審判的權利，並有可能導致審判不公。考慮到管轄權下放性轉移的決定是由高級別法院單方面作出的，或者是在原告向無管轄權的下級法院提起訴訟後，該院要求上級法院同意由其管轄的情況下作出的，被告連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機會也沒有，這樣做就更可能損害一方當事人利益。
第四，它給規避級別管轄留下了可乘之機，助長了管轄中的無序現象。審判實務中違反管轄規定受理訴訟不僅表現在地域管轄上，而且也反映在級別管轄上。後者的典型表現是，當原、被告的住所屬同一高級人民法院轄區而分屬不同的中級人民法院轄區，原告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為有管轄權的一審法院時，該中級法院出於地方保護主義的考慮，為使自己成為終審法院，故意將管轄權下放給原告所在地的基層法院（通常表現為同意基層法院審理本應當由其管轄的訴訟），以規避原來的二審法院。這與民訴法未設定作出管轄權下放性轉移決定的具體標准有直接關系，但問題在於，管轄權轉移按其性質來說是民訴法賦予法院的一項自由裁量權，既不宜也很難為它設定具體標准。因此，只要法律仍然允許管轄權作下放性轉移，不當行使此項權利，甚至濫用此項權利的危險就難以避免。
最後，從比較法上看，外國民訴法一般部只規定上級法院可以將下級法院管轄的案件提上來審理或者下級法院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將自己管轄的案件移送給上一級法院審理，而未規定上級法院可以將自己管轄的案件移交給下級法院管轄。例如，日本民訴法在「簡易法院必要移送」中規定，在一方申請移送並經對方當事人同意時，簡易法院一般應當將自己管轄的訴訟的全部或一部移送其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第31條之3）。但未規定地方法院可以將其管轄的訴訟下放給簡易法院。此外，外國民訴法一般部對上級法院審理屬下級法院管轄的訴訟持寬容的態度，但不允許下級法院超越其級別管轄許可權審理屬上級法院管轄的訴訟。如德國民訴法在「對事物管轄的違背」中規定，「對於州法院的判決，不得以其屬於初級法院管轄為理由而申明不服」（第10條）。日本民訴法在30條第1款中規定法院應當將不屬其管轄的訴訟移送於管轄法院，在第2款中則規定地方法院受理其轄區內簡易法院管轄的訴訟後，可以不顧前款規定，自行審判。外國法的這些規定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由上級法院審理屬下級法院管轄的訴訟無論是對案件的正確處理還是對當事人的利益都有益無害，而下級法院越級審理上級法院管轄的訴訟則可能對這兩方面都造成損害。應當承認，這樣的考慮是有充分道理的。
基於上述分析，筆者建議立法機關在考察管轄權下放性轉移在實際運行中的效用的基礎上，對民訴法第39條關於管轄權轉移的規定加以修正。修正的方案有兩個，一個是對下放性轉移添加限制性條件，以防止其濫用。另一個是刪除下放性轉移的規定。鑒於下放性轉移既涉及到訴訟當事人，又涉及到轉移前的二審法院（中級法院將其管轄的一審案件交給基層法院審理實際上就是取消了高級法院作為二審法院的權力），所以，可以考慮從兩方面作出限制：一方面，賦予當事人提出異議的權利，將當事人不提出異議作為管轄權下放性轉移的前提條件，即原告向有管轄權的上級法院提起訴訟，上級法院將案件主動移交給下級法院審理，需雙方當事人均無異議。被告向無管轄權的下級法院起訴，上級法院同意由已受理訴訟的下級法院審理，須被告無異議。另一方面，上級法院將其管轄的訴訟下放給下一級法院前，須經其上一級法院同意，如中級法院將其管轄的案件交給基層法院審理，應經高級法院同意。這種雙重限制雖然可以有效地阻止管轄權下放性轉移的濫用，但實施起來相當煩瑣，難免損害訴訟的效率。因此，筆者更傾向於刪除下放性轉移規定的方案。
三關於規避級別管轄的問題
審判實務中一些法院突破級別管轄許可權受理訴訟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初始的違反級別管轄規定，即法院受理訴訟時爭議標的數額等就明顯超出其級別管轄許可權；另一種是後發的違反級別管轄規定，即在受理訴訟時，原告主張的爭議標的數額在受訴法院級別管轄許可權內，但在開庭時，由於原告增加或變更了訴訟請求。爭議標的數額發生了變化，超出了受訴法院的級別管轄許可權。
增加或變更訴訟請求是民訴法賦予當事人的一項權利，原告若是正當行使此項權利，本無可非議，但問題在於原告利用此項權利規避級別管轄。按照爭議標的額，訴訟本應當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但原告為了使下一級法院能夠受理其訴訟，起訴時故意將爭議標的額降低到下一級法院的級別管轄許可權內，等到法院開庭審理時，原告再要求增加或者變更訴訟請求。
原告這樣做有幾重目的，首先是使下一級法院能夠合法地受理其訴訟，其次是使管轄權異議的規定無法發揮作用，最後是將二審法院由原來雙方共同所在行政區域的法院變為自己所在地區的法院，以求得本地法院的「特殊保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原告的這種做法通常是在得到下一級法院默許後進行的，甚至是原告的律師事先同受訴法院的法官共同事先安排好的，所以，當被告對級別管轄提出異議時，法官往往以答辯期已過為理由不予理睬，繼續對案件進行審理。
原告規避級別管轄的行為能夠得逞固然是由於受訴法院的地方保護主義，但另一方面，不能不歸因於民訴法對級別管轄的規定不夠周密，給規避級別管轄的行為留下可乘之機。從實踐看，受訴法院級別管轄錯誤可能發生在起訴受理階段，也可能發生在受理後的階段。在開庭審理中，原告有權增加訴訟請求，被告有權提出反訴，第三人有權提出與本案有關的訴訟請求，這就完全有可能使爭議標的的數額超出受訴法院級別管轄的許可權。對如何處置後發的級別管轄錯誤，外國民訴法大多作了明確規定。例如，德國民訴法第506條在（以後發生的事務管轄錯誤）中規定，「在反訴或訴的擴張中提出屑於州法院管轄的請求，或者依第256條第2款申請確定屬於州法院管轄的法律關系時，如當事人一方在下次的本案言詞辯論前就此點提出申請，初級法院應以裁定宜告管轄錯誤井將訴訟移送於管轄法院……日本民訴法第355條對由於反訴簡易法院應當將訴訟移送至地方法院也作了類似的規定。匈牙利民訴法第27條則規定。訴訟請求數量增加的情況下，其審理許可權要根據增加後的數額來確定。」我國民訴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此均未作出規定，所以留下法律中的盲點和空隙，使得原告和受訴法院得以通過或增加或變更訴訟請求來規避級別管轄規定。
筆者認為，為了堵塞立法上的漏洞，同時也是為了保障另一方當事人的訴訟利益，我國民訴法有必要借鑒德、日等國民訴法處置此問題的方式，明確規定由於原告增加或變更訴訟請求等而致使訴訟超出受訴法院級別管轄許可權時，受訴法院應當根據一方當事人的申請，將訴訟移送至有管轄權的上一級法院。若受訴法院拒絕移送，當事人有權對級別管轄提出異議，一旦提出異議，法院就應當中止訴訟，按照處理管轄權異議的程序，先進解決級別管轄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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