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殺妻案

A. 從「辛普森殺妻案」看美國刑事訴訟原則

被譽為「世紀大審判」的刑事案件——「辛普森殺妻案」在耗時四百多天後，以辛普森無罪釋放而告終。我們不妨從這起備受關注的案件中解讀一下美國的刑事訴訟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是美國憲法的核心規則之一。這起案件的審判是在公平與正義的合法程序下進行的。首先是法官的選擇，結合美國的實際及案件的情況，法官不能帶有種族主義偏見，且要具有高標準的法律職業素養與道德。因此最終確認為日裔美籍的伊藤法官。其次是控辯雙方的對抗，在訴訟過程中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所有正當權利。控方代表國家指控犯罪嫌疑人，而當事人辛普森為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聘請了「夢幻律師團」為自己申辯。再者，在審理的過程中，雙方律師都是平等的，都可為本案提供證人證據，對對方提出反對與質疑。

陪審團制度具有重要的制度價值。陪審團的選定慎重復雜，由法官主持隨機抽取，對被抽取人員進行調查、訪談、篩選，經控辯雙方律師同意，最終確定陪審團名單。在本起案件中，歷時九個月的審理期間，陪審團與外界隔離。這樣可以保證他們不被媒體等外界消息與輿論干擾，從而影響判斷。他們在審判期間，也不得相互交流，根據自己最直觀的判斷，作出符合法律規定與倫理道德的裁判。陪審團具有最終裁決權，這是對法官權力的一種約束，避免法官的一人裁決，保證程序公正與公民的自由與民主。當然，陪審團制度也有一定的缺陷，陪審團畢竟不是專業的法律人士，自身的法律知識不夠或者受各種因素影響，會導致他們在作出裁決時出現偏頗。但陪審團制度能夠限製法官的公權，在維護犯罪嫌疑人的權益時發揮著重要作用。將裁決權交給公民，也正是維護法律權威，增強公民法律意識的一大表現。

刑事案件採用的定罪標準是「超越合理懷疑」原則。 控方一定要提出確鑿的證據，才能判決對方有罪，堅決不能冤枉一個好人。只要陪審團對檢方提供證據存在合理真實的懷疑，依舊裁決嫌疑人無罪。控方提供的證據，最終都被一一推翻，不管是鞋印、利器、血手套、血液、毛發等物證，還是計程車司機與警官的證詞，都疑點重重，最終辛普森被判決無罪。根據美國的法律，更注重公民的權利的保障，對公職人員權力的限制更加嚴厲，不允許一絲的越權行為。

另外還有「一罪不二判」原則。即公民不會陷入「兩次困境」，防止陪審團宣布「罪名不成立」之後，執法人員不甘心，重新起訴。這也是對公職權力的一種限制。

根據美國的法律規定，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不得認為任何人犯罪，而且在訴訟過程中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所有正當權利。「辛普森殺妻案」中遵循法律原則，維護法律的公正與正義。我們也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示，盡管兩國的法律條文等不一，但在執法與司法過程中，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正當程序原則，保證其中的過程合法合規，有利於推進我國的法治建設。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有很多充分考慮的細節，法律的目的是為了懲罰犯罪與保證人權，在為確認其犯罪的情況下，應該給予他們人權上的保障，這也是我們吸收借鑒的一個方面。

B. 知情人首度披露杭州殺妻案細節，哪些信息值得關注

知情人首度披露杭州殺妻案細節，哪些信息值得關注？杭州殺妻案也終於有了結果和結局。這件事情的社會影響十分惡劣，讓大家都覺得人神共憤，怒不可言，就連與本案毫不相關的旁觀者們在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也對這位殺人犯的所作所為十分地憤慨。大家也都十分地同情受害人來某某的不幸遭遇。因為他的作案情節和性質也都十分的惡劣，手段也都是十分殘忍，讓人怒不可言。以下是一些關於這件殺妻案件的具體細節。

細節信息三：法院最洞伍羨後還是判決許國利以死刑。因為他殺人細節和動機主觀惡意太強。作案手段也是十分殘忍。最後造成的社會影響還是十分惡劣。引起了非常惡劣的社會影響和社會反應。所以不判他死刑真的是難平眾怒。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復審時再次確認判決死刑的決定。最後許國利案件最後將會以其被判處死刑而結束。

C. 杭州殺妻案一審宣判，宣判的結果如何

杭州殺妻案曾經是轟動了全國的一個案件，因為這個案件非常的撲朔迷離，所以警方在調查這個案件的時候，花費了很多的時間。不過好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這個案件的殺人兇手被找到了，而這名兇手恰恰就是被殺死的妻子的丈夫。很多的人看到這個結果都表示非常的震驚，覺得這個丈夫非常喪心病狂，竟然能夠將自己的妻子如此殘忍地傷害。這個案件在2021年7月份一審結果已經正式宣判了。那麼關於杭州殺妻案一審宣判，宣判的結果如何？以前是我的看法：

三、希望大家結婚需謹慎

當這起殺妻案發生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想到，竟然是這名妻子的丈夫殘忍的殺害了這名妻子。所以看到丈夫如此的殘忍，很多的人都心有餘悸。這件事情也給我們一個警示就是，我們在選擇自己的結婚對象的時候，一定要非常的謹慎，否則的話，自己可能就會遭受無妄之災。

關於杭州殺妻案一審宣判，宣判的結果如何？以上是我的看法。你的看法是什麼？歡迎留言交流。

D. 佘祥林殺妻案暴露了我國刑事訴訟中存在的哪些問題

佘祥林，系京山縣公安局馬店派出所原治安巡邏隊員，因涉嫌殺死妻子而被刑事拘留。1994年和1995年兩次被宣告「死刑」，後因證據不足，1998年6月15日，被京山縣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然而2005年3月，被佘祥林「殺害」達11年之久的妻子張在玉突然現身，一件天大冤案由此浮出水面，經過深入的調查之後佘祥林案件內幕逐漸被揭示，令人震驚之餘，也使人警醒。 就佘祥林案中刑事訴訟法適用存在問題的深層原因分析：

1、刑事訴訟法適用機制的缺陷。我國的刑事訴訟過程實質上是一種「流水作業式」的構造。刑事訴訟中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過於強調權力之間的「合作」。而對法院獨立居中裁判的職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國憲法規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可見，我國憲法已經確立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下的二級分權中的獨立審判的原則。法院的整體獨立固然有利於法院成為一個整體來抵禦外部的不當干擾，在我國目前的社會背景下有其積極的意義，然而，司法獨立的本質在於法官的個體獨立，如果法官缺乏對於案件審理的自主權，那麼現代刑事訴訟的一些基本原則如直接、言詞原則就形同無物；「審案的不判，判案的不審」這樣的怪現象仍然會普遍存在；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還會受到來自法院內部的干預，而且這種干預還會披著合法的外衣。

2、刑事訴訟法適用的證據規范疏漏。完善的證據規則對於引導司法人員調查、收集、審查、判斷、認定案件事實有著重要作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雖然專章規定了證據制度，但是證據規則規定粗疏，在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難以有效地避免司法人員在審判判斷證據時的武斷與片面。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於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所獲取的口供，法官在認定時存在著困難，如對刑訊逼供的舉證責任由誰來承擔、非法手段的具體范圍等問題法律都未予以明確界定。在此立法背景之下，尤其是近年來在「命案必破」的要求下，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行為來獲得口供不失為一條捷徑，盡管也存在著被追究其刑訊逼供行為的風險，但是被告人對於刑訊逼供行為存在著舉證困難的問題，因此，非法口供往往能被法庭採納成為定罪的根據。對於法官而言，我國的證據規則並未對法官的事實認定設置一定之規，雖有利於法官自由裁量，但是也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由於法官取捨證據過於自由，導致對部分案件事實的認定極不合理。加之我國判決不必說理，法官的心證無需公開，這樣必然導致法官對於案件事實的認定的論證過程往往不夠嚴謹。

3、刑事訴訟法適用主體的構成人員素質偏低 。刑事訴訟法的適用主體是保證刑事訴訟法能夠准確適用的最關鍵因素，主要包括警察、檢察官與法官。相對於檢察官而言，我國法官與警察的職業現狀問題突出，更令人憂心。目前，我國的法官在職業素質與職業道德建設等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2004年，全國法院有461人因違法違紀行為被查處，如肖揚所言，我國法官隊伍缺乏的是現代精英法官階層所應有的「職業傳統和職業氣質」。法官個體司法能力存在的不足，使得案件審理的效率與質量都難以獲得充分保障，其抵禦外部不當干擾，獨立審判案件的能力也會相應受到限制。

4、刑事訴訟法適用理念的誤區 。就佘祥林案的成因而言，既可歸咎於刑事訴訟制度層面的缺失，然而，司法人員在刑事訴訟法適用理念上的誤區也不容忽視，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程序虛無主義」與「有罪推定」的思想還影響著相當一部分司法人員。

E. 辛普森殺妻案的案件疑點

檢方呈庭的重要證據之一是血跡化驗和DNA檢驗結果。刑事專家一致同意，血跡化驗和DNA檢驗的結果不會撒謊，但是，如果血跡受到污染、不當處理、草率採集或有人故意栽贓，那麼它的可信度則大打折扣。在辛普森案中，這些毛病全都存在。
檢驗結果表明，所有疑點都聚集在辛普森一人身上。兇殺現場兩處發現辛普森的血跡；現場提取的毛發與辛普森的頭發相同；警方在現場和辛普森住宅發現的血手套是同一副，兩只手套上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跡；在辛普森住宅門前小道、二樓卧室的襪子和白色野馬車中都發現了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跡。這樣，檢方證據堪稱「血證如山」，辛普森涉嫌殺人似乎已是無法抵賴的事實。
但是，辯方陣營認為這些「血證」疑點極多，破綻百出。首先，襪子上的血跡非常奇怪。辯方專家指出，這只襪子兩邊的血跡竟然完全相同。根據常識，假如襪子當時被穿在腳上，那麼襪子左邊外側的血跡絕不可能先浸透到左邊內側，然後再穿過腳踝浸透到右邊內側。只有當血跡從襪子左邊直接浸透到右邊時，兩邊的血跡才會一模一樣。換言之，血跡很有可能是被人塗抹上去的。在庭審時，檢方出示了幾張發現血襪子的現場照片，可是照片上的時間順序卻自相矛盾。案發之日下午4點13分拍照的現場照片上沒有這只血襪子，可是4點35分拍的照片卻出現了血襪子。那麼，血襪子究竟是原來就在地毯上？還是後來被警方移放到地毯上？對此問題，警方的答復顛三倒四，前後矛盾。另外，辯方專家在檢驗襪子上的血跡時發現其中含有濃度很高的螯合劑（EDTA），辯方律師提醒陪審團，案發之日，警方在抽取辛普森的血樣之後在血樣中添加了這種螯合劑。
其次，從現場勘查報告看，身高體壯的戈德曼曾與兇犯展開了一場血戰，他的隨身物品——一串鑰匙、一個信封、一張紙片以及一個呼叫機——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這說明打鬥的范圍很大，搏鬥很激烈。戈德曼的牛仔褲上有血跡向下流的形狀，說明他不是在極短時間內死亡，而是在負傷之後仍然挺身而斗，拚死抵抗。他被刺中了30餘刀，最後因頸部靜脈斷裂和胸腹腔大出血致死。據此推斷，兇犯渾身上下肯定也沾滿了血跡。可是，為什麼在白色野馬車上只發現了微量血跡？更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兇手下車後，卻在圍牆前門車道和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上留下了很多明顯血跡？還有，假設辛普森穿著血衣血鞋沿前門小道進入住宅大門，又穿著血襪子走上二樓卧室，為什麼在門把、燈光開關和整個住宅內的白色地毯上沒發現任何血跡？
再次，根據血跡檢驗報告，在現場兩處地方發現了辛普森的血跡。一處在從被害人屍體通向公寓後院的小道上，警方發現了五滴被告血跡，大小均勻，外形完整。但辯方認為，假設辛普森在搏鬥中被刺傷，按常理，應該在起初大量流血，過一會兒血量才會逐漸減少，所以，血滴絕對不可能大小均勻。另外，血滴應是在搏鬥或走動中被甩落，以撞擊狀態落地，因此，血滴的外形不可能完整。另一處，是在公寓後院圍牆的門上警方發現了三道血痕。可是，檢方專家在檢驗這些血痕時再次發現了濃度很高的螯合劑（EDTA）。
最後，辯方專家指控，洛杉磯市警署刑事實驗室設備簡陋，管理混亂，檢驗人員缺乏訓練，沒有按照正常程序採集現場血跡。由於證據樣本處理不當，所以檢驗結果令人生疑。比如，按照正常程序，在採集血跡樣本進行DNA分析時應當先用棉花沾起血跡樣本，待自然風干之後才能放入證據袋中，可是，警方檢驗人員在血跡尚未風干時就已將樣本放入證據袋。據此，辯方律師舍克毫不客氣地表示：警署的刑事化驗室簡直就是個「污染的糞坑」。 檢方呈庭的重要證據之二，是福爾曼在辛普森住宅客房後面搜獲的黑色血手套。可是,這只血手套同樣疑雲密布。
首先，根據福爾曼的證詞，當他發現血手套時其外表的血跡是濕的。辯方專家認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兇案大約發生在1994年6月12日深夜10點半左右，而福爾曼發現手套的時間是1994年6月13日早晨6點10分，時間跨度在7個小時以上。辯方用模擬實驗向陪審團演示，在案發之夜那種晴轉多雲和室外溫度為攝氏20度的氣象條件下，事隔7小時後手套上沾染的血跡肯定已經幹了。那麼，福爾曼為何一口咬定是濕的呢？辯方提供的解釋是：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福爾曼來到兇殺案現場後，悄悄地把血跡未乾的手套放入了隨身攜帶的警用證據保護袋之中，然後，他千方百計尋找機會進入辛普森住宅，趁人不備偽造證據，這樣，盡管時間跨度很長，但血跡仍然是濕的。
其次，假設辛普森是殺人兇犯，當他滿身血跡、驚惶失措地從殺人現場逃竄回家，把凶器和血衣藏匿得無影無蹤之後，根本沒必要多此一舉，單獨溜到客房後面藏匿血手套。另外，辛普森對自己住宅的旁門後院、地形道路了如指掌，按常理，他不太可能撞在空調上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並且在遺失血手套之後不聞不問。從各方面情況分析，撞在空調上並丟失手套的主兒顯然是一個對住宅內地形和道路不太熟悉的人。另外，如果兇犯在黑暗中慌不擇路，瞎摸亂撞，丟三落四，為什麼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
再次，雖然在警方在兇案現場和辛普森住宅搜獲了一左一右兩只手套，並且在手套上發現了兩位被害人和辛普森的血跡，但是，這兩只手套的外表沒有任何破裂或刀痕，在手套裡面也沒發現辛普森的血跡。這說明，辛普森手上的傷口與血手套和兇殺案很可能沒有直接關系。
最後，為了證實辛普森是兇手，檢方決定讓他在陪審團面前試戴那隻沾有血跡的手套。在法庭上，辛普森先帶上了為預防污損而准備的超薄型橡膠手套，然後試圖戴上血手套。可是，眾目睽睽之下，辛普森折騰了很久卻很難將手套戴上。辯方立刻指出這只手套太小，根本不可能屬於辛普森。檢方請出手套專家作證，聲稱手套沾到血跡後可能會收縮一些。但辯方專家認為這是一種經過預縮處理的高級皮手套，沾血後不會收縮。控辯雙方各執一辭，爭論不休，但是，在一些陪審員眼中這只血手套的確有點兒太小了。 辛普森案審判期間，最令辯方陣營生疑的人物是檢方的「明星」證人福爾曼警官。案發之夜這位警官並不當差，既然如此，他為何不辭辛苦深更半夜趕到現場？為何自告奮勇帶隊前往辛普森住宅？更令人疑惑的是，為何白色野馬車上的血跡、客房後的血手套、二樓卧室的血襪子等重要證據湊巧都被他一人單獨發現？他究竟是一個神通廣大的超級警探，還是一個劣跡累累的警方敗類？
在此背景下，福爾曼自然成為辯方律師調查和盤詰的重點對象。為此，辯方特意設立了一個免費舉報熱線電話，希望各界人士提供線索。結果，辯方了解到，這位警官曾有過很多極為惡劣的種族歧視言論。比如，根據一位名叫拜爾（Kathleen Bell）的證人舉報，在1985到1986年期間福爾曼曾揚言，如果他在街上發現一個黑人男性和一位白人女性同在一車，他就拉響警笛，勒令停車。假如沒有勒令停車的理由，他也會憑空捏造。他甚至狂言：希望看到所有「黑鬼」聚成一堆，一把火燒死或用炸彈炸死。還有一位證人舉報，福爾曼崇拜希特勒，他收藏了大量的納粹德國黨衛軍的軍功章。
但是，福爾曼本人堅決否認火燒「黑鬼」的指控。於是，辯方陣營請求伊藤法官下令，要求允許律師盤詰福爾曼，質問他在過去10年中是否使用過「黑鬼」這種侮辱性詞彙。辯方企圖以此為突破口徹底詆毀福爾曼的證人資格。辛普森案後，各界人士口誅筆伐，對辯方這種打「種族牌」的訴訟策略嗤之以鼻、痛加抨擊。值得一提的是，在爭議性極大的「種族牌」問題上，「看熱鬧」的外行人士紛紛指責辯方律師，「看門道」的內行專家則怪罪主審法官。
可能有人會納悶，福爾曼在過去10年之中是否說過「黑鬼」一詞與辛普森是否涉嫌殺人究竟有何關系？按常理，即使福爾曼在「黑鬼」一事上撒了彌天大謊，那並不能直接證明他在世紀大案中的證詞是瞎編偽造；即使這位警官曾有過一些種族歧視的言論，那同樣不能證明他故意栽贓和陷害被告。這是一個審判辛普森的世紀大案，為何一不留神變成了審判福爾曼警官的案子？在庭審過程中，伊藤法官為何不顧檢方反對，竟然允許辯方採用這種濫打「種族牌」和「扭轉斗爭大方向」的辯護策略呢？
信不信由你，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盡管爭議性極大，但辯方的「種族牌」策略和伊藤法官的裁決完全合乎法律。受英國普通法中「品格證據」傳統的影響，美國聯邦和加州的證據法和判例都規定，如果出庭證人的品格被證明有缺陷，則證人呈庭的某些證詞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在法庭審判時，檢辯雙方律師都會在證人個人品格上大作文章。此外，在法庭宣誓之後，如果一位證人在一部分證詞中故意撒謊，那麼，陪審團可以將這位證人的其它證詞也視為謊言。
法官開綠燈後，辯方律師李·貝利一上來就質問福爾曼：「在過去10年之中，你曾使用過『黑鬼』一詞嗎？」福爾曼答：「就我所記得，沒用過。」為撒謊留下了一點兒迴旋餘地。但律師豈能輕饒他，立刻抓住答復中的含糊之處追問：「你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叫過某人黑鬼，你也早就忘了？」這個反問簡直蓋了帽兒了！福爾曼只得故作糊塗：「我不確定我是否能回答你用這種方式提出的問題。」律師步步緊逼：「我換句話說吧，我想讓你承認，自1985或1986年以來，或許你曾在某一時刻稱呼某位黑人是黑鬼，可能你自己已經忘了吧？」福爾曼只好硬著頭皮答復：「不，不可能。」律師趁熱打鐵：「你是否就此宣誓？」警官只好回答：「那正是我的意思。」律師換了個角度追問：「如果任何一個證人出庭作證，說你曾用『黑鬼』一詞形容黑人，這個人就是在撒謊？」福爾曼被迫承認：「沒錯，他們是在撒謊。」這樣，辯方律師以密不透風的邏輯和出色的盤詰技巧把福爾曼警官逼進了無路可退的絕地。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這次盤詰結束後不久，辯方從舉報電話中獲悉，一位女劇作家為了收集警察破案的生活素材，在案發前近10年期間曾多次采訪福爾曼，並錄制了14個小時的采訪錄音。辯方律師審聽錄音後發現，在錄音談話中，凡是提到黑人的地方，福爾曼警官一律使用了「黑鬼」這一侮辱性用語，共達41次之多。此外，在1994年7月28日的采訪中，福爾曼自吹自擂：「我是世紀大案的關鍵證人，如果我不幫助檢方撐住，他們就會輸掉這個大案。血手套決定一切，如果沒有手套，拜拜別玩了。」他還聲稱：「你他媽的就是搞不懂，幹警察這一行用不著規矩，全是憑感覺。去他媽的規則吧，我們到時候瞎掰就足夠了。」在錄音談話中，福爾曼還明目張膽地吹噓誣陷無辜的經歷，他說：「我曾拘留了不屬於這一地區的閑雜之人，如果一定要我講出理由，我就楞說此人有盜竊嫌疑。」「我們警察不是好惹的。我們就是殺了人，也知道該怎麼說。」
福爾曼錄音磁帶的發現堪稱世紀大審判的轉折點
檢方爭辯說，談話錄音只是文學創作的素材，難免有自吹和誇大之嫌，根本不能視為合法證據。但伊藤法官仍然裁決陪審團可以審聽部分錄音。
在法庭盤詰時，辯方律師烏爾曼聲色俱厲，重炮猛轟福爾曼：「你在預審時的證詞是否完全真實？」「你是否捏造警方的刑事勘查報告？」「你在此案中是否栽贓和偽造證據？」面對這些不容迴避的法律問題，福爾曼竟然答復：「我希望維護我的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特權。」換句話說，他憑借最高法院1966年在著名的米蘭達案中規定的嫌犯沉默權，拒絕答復辯方針對呈庭證據提出的合理質疑。在總結陳詞中，辯方律師卡克倫指出，福爾曼是「一個擁護種族滅絕政策的種族主義者、一個作偽證的傢伙、美國最令人可怕的惡夢和魔鬼的化身」。
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證據的可信度是打贏官司的關鍵性因素之一。警方作為刑事案件的偵破機關，在第一時間掌握的證據最多，所以，美國法律明文規定，警察必須就搜查和檢驗證據等法律問題出庭作證，這是法庭審判和程序公正的重要環節。警察不同於一般的證人，執法者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們回答辯方律師質疑的必要性。即使是普通的交通違規罰款案，涉案警察仍然有義務准時出庭，手按聖經宣誓作證。西方司法界有句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僕」。因此，福爾曼要求保持沉默、拒絕回答辯方質疑之舉絕對是荒唐之至，這實際上相當於不打自招，變相承認涉嫌偽造證據，陷害被告。從法理上說，福爾曼的證詞已失去了法律效力。檢方幾乎輸定了。
辛普森案結束後，洛杉磯市地區檢察官毫不留情，正式立案起訴福爾曼警官。結果，他因偽證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獄外監管。這樣，有殺人嫌疑的辛普森被無罪開釋，執法者福爾曼警官卻因為人生污點淪為重罪案犯。
美國法律中有一條著名的證據規則：「面條里只能有一隻臭蟲」。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任何人發現自己的面碗里有一隻臭蟲時，他絕不會再去尋找第二隻，而是徑直倒掉整碗面條。同樣，即便洛杉磯警方獲取了大量能證明辛普森有罪的證據，但只要其中有一樣（襪子）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證據就都不能被法庭採信。於是，盡管控方女檢察官克拉克在總結發言中慷慨陳詞，打動了大量觀眾，卻並未讓陪審團動心。他們在近4個小時的討論之後，一致作出被告無罪的判決。
談起辛普森一案，無論黑人白人都承認，假如辛普森是個雇不起一流律師的窮光蛋，那他非進大獄不可。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個理兒。
可是，如果細琢磨一下，這個理兒好像又有點兒說不通。原因在於，若是論有錢，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比淡出體壇多年的辛普森有錢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強奸遭到起訴後，盡管他同樣花費天文價格聘請了一幫名律師出庭辯護，但仍然無法擺脫被定罪的命運，在大獄里結結實實地蹲了好幾年。
那麼，何以泰森落入正義之網，而辛普森卻能逍遙法外呢？有一種解釋是，泰森案陪審團以白人為主，而辛普森案陪審團成員多為黑人。黑人特別抱團，自然會偏向黑人球星。
但是，這個說法同樣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審員中雖然有9名是黑人，但其中卻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審團的專家認為，這一構成對辛普森特別不利。根據美國學者對「黑人女性最討厭啥樣兒的黑人男性」這一社會學課題的統計和調查，最讓黑人女性來氣的黑人爺們兒有兩種：一種是出名發財後立馬就娶一個白妞兒當老婆的燒包，一種是動不動就對媳婦拳打腳踢的粗漢。而辛普森恰好把這兩種壞樣兒全佔了。 這個世紀大案由美籍日裔法官伊藤（Lance Ito）主持審理——他的父母在二戰時曾被關入日裔集中營。這位法官博才多學，一向以精通法律和嚴謹公正著稱。
檢辯雙方陣營都有黑人律師，日裔法官主持審判，陪審團成員多數是黑人，一旦被告被判有罪，黑人就是想鬧事也沒啥理由。在九個月的審訊過程中，有沉悶枯燥普通人不易明白的血液化驗證據，也有意想不到的發展。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非常有戲劇性。
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死者被發現後，西區警察分局局長布歇決定派幾位刑警趕赴相距約4公里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無恙的消息，並讓辛普森著手把兩個受驚的孩子帶回家。這時，一位名叫福爾曼的白人刑警自告奮勇要求帶隊前往。在1985年的一次家庭糾紛中，妮可被辛普森毆打後報警，福爾曼曾上門處理過他們的家庭暴力案件，知道辛普森住宅的准確地址。於是，主持調查兇殺案的瓦納特警長便率領福爾曼等四名警探驅車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長的這一決定鑄成了警方的第一個重大失誤，因為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進入過血跡遍地的第一殺人現場勘察，他們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跡。照常理，布歇局長應當派幾位壓根兒就沒進入過第一現場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一現場的血跡與後來被警方宣布為第二現場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跡發生交叉沾染，這是刑事案現場勘查的基本常識。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卻完全忽視了這種常識。
在採集證據和保護現場方面警方也出現了很多忽視常識的重大失誤。案發之後，大批刑警和刑事檢驗人員迅速來到現場，但法醫卻姍姍來遲，在案發10小時後才到達現場，錯過了准確地鑒定被害人死亡時間的最佳時機。法醫在解剖屍體時，不但沒對屍體進行X光檢查和採集妮克的右手指紋，而且對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醫學鑒定，致使破案線索大大減少。為了「保護」現場，警方人員順手從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幾條白被單，小心翼翼地蓋在了屍體之上。可是，由於辛普森與妮克離婚後仍然藕斷絲連，案發數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過夜，並經常來公寓看望孩子，被單上難免會有他的頭發或皮屑，結果致使檢方呈庭的DNA證據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據案發現場照片，辯方專家發現妮可屍體裸露的肩膀上有七點血滴，從這些血滴的形狀和滴落方向看，它們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根據常識推理，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後有人流著血從她屍體旁走過時滴落的，因此，如果這些血滴不是來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兇手滴落的。這樣，如果能證明這些血滴屬於辛普森，那麼他的嫌疑便倍增。可是，當辯方專家向警方檢驗人員提出查驗這些血滴時他們深感驚訝，因為警方完全忽視了這些血滴的重要性。妮可的屍體在解剖前已進行沖洗，這些血滴永遠消失了。
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1994年6月13日清晨5點，四位白人刑警來到建有圍牆的辛普森住宅。他們在前門按了很久電鈴，但一直無人應門。這時，福爾曼獨自一人沿圍牆搜索了一圈，發現圍牆後門的路上停著一輛白色福特野馬型越野車。經細心觀察後，福爾曼高聲叫瓦納特警長過來察看，說在駕駛員位置的車門把手上發現了微小血跡。溫納特和另兩位警官看到血跡後大驚失色，他們擔心住宅內的人有生命危險，便決定進入住宅進行緊急搜查。
在辛普森案中，從當時福爾曼發現血跡和長時間無人應門的情況看，四位警官擅闖民宅之舉勉強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 。但是，警官們進入住宅後一旦發現辛普森及其家人沒有生命危險就應停止搜查，只有當與法官取得聯系申請到搜查許可證後才能對辛普森住宅進行合法搜查。但令人費解的是，在沒有面臨迫在眉睫危險和非緊急情況下，福爾曼警官獨自一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內繼續搜查，結果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個重大失誤。
決定進入住宅後，福爾曼自告奮勇搶先翻越圍牆，從裡面打開前門，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可是，按了很久的電鈴仍然無人應門，於是他們繞行到住宅後邊去三間獨立客房敲門。在第一間客房，有一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來應門，他自稱是辛普森的哥們兒，名叫凱林。凱林稱，大約在晚上10時45分左右他聽到客房背後一聲巨響，牆壁上的掛畫都被震動得搖晃起來，他當時以為是輕微地震，沒放在心上。福爾曼疑心大起，立即單槍匹馬到客房後搜查。大約18分鍾後，福爾曼高聲叫來其他刑警，說在屋後懸掛式空調機下的走道上發現了一隻沾有血跡的右手黑色皮手套，這只手套與在兇殺案現場發現的另一隻手套相配。但是，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福爾曼解釋說，估計在半夜三更、黑燈瞎火之時，兇犯潛逃在屋後，一不留神撞在了空調上，在驚慌失措中遺落了手套。
發現血手套後，刑警們又找到了更多線索。他們發現，在圍牆前門車道以及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跡。這樣，警方認為已有足夠理由懷疑辛普森是兇殺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為兇殺案第二犯罪現場，正式向法官申請搜查許可證。在後來的搜查中，福爾曼在二樓卧室的地毯上發現了一雙沾有血跡的襪子，它成為指控辛普森涉嫌殺人的重要證據之一。
可是，在沒有搜查許可證和非緊急情況下福爾曼獨自一人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給警方造成了涉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嚴重問題。依照美國法律，在某些人命關天的特殊情況下警官可以用電話或其它現代化通訊手段與法官取得聯系，法官了解現場情況後可以口頭授權警察進行搜查。只有在面臨生命危險或罪證可能被銷毀的緊急情況下警察才能破門闖入民宅搜查。可是，警官們進入辛普森住宅後的境遇並非如此。
在預審時，辯方指控4位白人警官心懷偏見、先入為主，早在案發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內定為主要嫌犯，然後故意尋找借口闖入民宅非法搜查。這樣，假如法官判決警方違憲，則搜獲的血跡和血手套都會成為「壓下不用的證據」，不能在審判時呈堂。但法官聽取了警方的辯解後裁決搜查行為合法。盡管如此，在庭辯期間，面對辯方律師的窮追猛打，福爾曼死活也解釋不清，作為一個有多年刑事偵察經驗的老手，在非緊急情況下，明知沒有搜查許可證，為何仍然獨自一人在住宅內搜查？辯方藉此懷疑，福爾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闖入搜查，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用栽贓手法嫁禍被告。
警官攜帶血樣返回現場
1994年6月13日中午12點，當辛普森從芝加哥匆忙趕回洛杉磯時，警方已封鎖了他的住宅。主持調查的瓦納特和蘭吉警官讓他到警署總部來一趟，澄清一些疑點，辛普森便隨口答應了。這時，辛普森的私人律師要求隨同前往，但辛普森堅持說自己與兇殺案絕對無關，用不著律師。
在盤問開始之前，瓦納特向辛普森宣讀了「米蘭達告誡」，提醒他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請律師在盤問時在場。但辛普森同意放棄沉默權，獨自一人與兩位刑警談了半個多小時，希望能給警方提供一些破案線索。
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殺人兇手，沾有血跡的手套和襪子還遺留在客房後和卧室地毯上，殺人時刺破的手指傷口未愈，就是借他十個膽，恐怕他也不敢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地與經驗豐富的刑警周旋。在案發當天那種心緒激盪、大受刺激的情況下，如果他在盤問過程中顛三倒四、自相矛盾、謊言連篇、破綻百出，他的口供將成為檢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在美國社會中，犯罪嫌犯擁有沉默權的「米蘭達告誡」家喻戶曉，如果心懷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絕審問，或者至少要求律師在審問時坐鎮壓驚。但是，辛普森並沒這樣做。
在審問過程中，瓦納特告訴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內發現了一些可疑血跡。辛普森當即表示願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樣品，以便澄清真相。於是，警署的護士便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樣品。按常規，為了防止血樣凝固和變質，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樣中添加了螯合劑（EDTA）。這時，瓦納特注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綳帶扎住，且有腫脹跡象。辛普森解釋說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對於弄破的具體時間他解釋得含含糊糊、前後矛盾。徵得辛普森同意後，瓦納特指揮攝影師將傷口拍攝下來。值得一提的是，辛普森此時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雖已頒發搜查許可證，但尚未正式頒發逮捕令，辛普森如果心裡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絕與警方合作，拒絕抽取血樣和拍攝傷口照片。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樣後瓦納特警長並未將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遙的警署刑事化驗室，反而攜帶血樣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兇殺案現場。說出來可能沒人敢信，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瓦納特那天手持血樣在血跡遍地的兇殺現場遛達了三個小時之後，才磨磨蹭蹭地將血樣交給正在現場取樣勘查的刑事檢驗員丹尼斯·馮（Dennis Fung）。在庭審時，面對辯方律師的質問，瓦納特解釋說，根據工作條例，所有證據必須先登記編號，然後才能送交刑事化驗室存檔，而丹尼斯·馮正是負責登記編號的警員，所以他才攜帶血樣回到了犯罪現場。可是辯方死死抓住這個重大疑點大加渲染，辯方律師卡克倫把瓦納特和福爾曼貶稱為一對大騙子，使陪審團對警方涉嫌違法亂紀、栽贓陷害的疑慮大大加深。 瓦納特身攜血樣返回第一犯罪現場，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個重大失誤。在庭審時，警署護士出庭作證時說，他那天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約7.9至8.1毫升血液樣品。可是，辯方專家在警方實驗室只發現了6.5毫升的血樣。換言之，大約1.4至1.6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樣品竟然不翼而飛。辯方藉此懷疑，瓦納特攜帶血樣回到第一犯罪現場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

F. 辛普森殺妻案，是怎麼回事

案發：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深夜，洛杉磯西部一豪華住宅區里，一隻小狗在不停地狂吠，引起了鄰居家的注意。人們在一住宅門前發現兩具血淋淋的屍體。女死者後來證實是尼歌`布朗`辛普森，而她身後是餐館的侍生郎`高曼。兩人渾身學痕，而且被利器割斷而死。死亡時間是晚上十點多。

案發當晚黃昏，尼哥同孩子到高曼所在的餐館吃飯。離開後曾打電話說遺留下了一副太陽鏡，高曼找到後對同事說下班送還給尼歌。

案發後凌晨，四名警察部偵探來到死者前夫即著名的 黑人足球明星辛普森住所，在門外發現其白色的不朗哥型號汽車染有血跡，車道上也發現血跡。按鈴無人回應，偵探爬牆而入，其中一個偵探福爾曼在後園找到一隻染有血跡的手套和其它證據。

案件主要證人是當時住在客房的朋友基圖，他作供說客房牆外有像地震一樣的響聲。此外一個被電話預約的接辛普森去機場的司機說：十時左右他到辛普森家按門鈴無人回應，接近十一點時，發現一高大黑人（與辛普森相似）匆匆從街外跑回屋，再按門鈴後辛普森回應了，出來說他睡著了，然後坐車到機場去芝加哥。

逮捕

案發後凌晨，辛普森在芝加哥酒店接到警方通知前妻死訊，清早趕回加州。回來辛普森在律師極力反對下單獨接受了警察一小時的問話。當時警察發現辛普森受傷，他解釋說接到前妻死訊過於激動打破鏡子而受傷的。警察經過幾天調查後，決定將辛普森列為主要疑犯准備逮捕。
六月十七日，辛普森的律師准備陪同辛普森回警察局時，發現本來在樓上休息的辛普森已不知去向。隨後全國觀眾在電視上看見了難忘的鏡頭：天上直升機隊，地上巡邏車對全面出動，幾小時終於發現辛普森的白色小車。幾十輛警車在洛杉磯公路上展開飛車追逐。最後辛普森被逮捕。

審理

一九九五年一月，辛普森案件由日裔法官依藤主審。在九個月的審訊過程中，有沉悶枯燥普通人不易明白的血液化驗證據，也有意想不到的發展。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非常有戲劇性。

負責辦案和入屋搜查證據的主要警察證人是偵探福爾曼，他被辯護律師指控為種族歧視者。他在法庭答問時聲稱自己在過去幾十年沒有用過黑鬼這個歧視黑人的字眼，但是後來辯護律師出乎意料地找到一盒錄象帶，證明他在一個短時期內用過數十次黑人的字眼。這嚴重地摧毀了福爾曼證詞的可信性。辯護律師還進一步指控除了他之外，警察局另外有人為了種族偏見，故意栽贓嫁禍辛普森，假造證據。

在審理中主控官突然要求在法庭上戴上手套，結果，辛普森在眾目睽睽下竟然無法戴上手套。顯然手套太小了。雖然控訴律師找到辛普森穿戴類似同一手套的照片，並且有專家佐證說手套漸染血液後回收縮，但是辯護律師也請專家佐證說不會如此收縮。

最後，控訴律師指出辛普森多年來暴力虐妻（有報警記錄），加上血跡和染血手套鐵證如山，力勸陪審團絕對不要讓辛普森逍遙法外。而辯護律師則強力攻擊控方證據的漏洞，特別針對被告手穿不進血手套，同時攻擊證人是種族歧視者以打擊證據的可信度，強調控方沒有足夠的證據，要求陪審團判決無罪。

在所有人的震驚中，由十名黑人、一名白人、一名西班牙人後裔組成的陪審團在討論不足四小時後裁決辛普森兩項殺人罪名均不成立。辛普森最後作為一個自由人被釋放。

G. 杭州殺妻案被告人許國利二審維持死刑，他當初的作案動機是什麼

【杭州殺妻案被告人許國利故意殺人（上訴）一案二審宣判】#許國利二審作無罪辯護#2022年4月8日，被告人許國利故意殺人（上訴）一案進行了二審宣判。因疫情防控原因，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據法律規定委託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代為宣判並向許國利送達了二審刑事裁定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對許國利的死刑判決，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二審中，許國利作無罪辯護，其辯護人提出許國利在偵查、起訴和一審階段的有罪供述內容真實性存疑。對此，法庭在庭前會議中聽取了雙方意見，庭審中檢辯雙方進行了舉證、質證與辯論。法庭認為，許國利在偵查、審查起訴、一審庭前會議、一審庭審等訴訟環節，面對不同的辦案人員，特別是在檢察人員、審判人員明確告知其訴訟權利和法律後果的情況下，仍自願做出穩定有罪供述，應予採信。上訴人許國利和辯護人提出原判據以定案的證據未能達到確實、充分的認定有罪標准。對此，法庭認為，許國利關於作案經過的供述均有客觀性證據相印證，原判認定許國利有罪的證據均已查證屬實，證據之間相互印證，不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證明過程符合邏輯與經驗。許國利歸案後多次供認其系預謀殺人，其檢舉揭發經有關機關核實均不能構成立功，原判量刑符合刑法規定。

改變管轄，將案件報送市級檢察機關，由市級檢察機關審查認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後，將案件起訴至對應的中級人民法院。 案件起訴至中級法院後，被告人自行委託辯護人或者法院指定辯護人為其辯護，提交辯護意見，並經開庭審理，當庭給被告人自行辯護的機會，展示所有證據，法官綜合控方和辯方的意見，最終作出一審判決。

一起刑事案件必須經過公安、檢察院和法院三個不同司法機關的辦案人辦理，命案需要經過兩級檢察機關審查。在目前辦案終身負責制的背景之下，加之殺人碎屍案在當時轟動了全國，辦案機關辦理時更是慎之又慎，必然會指派經驗豐富，能力強的辦案人員依法辦理，案件出現紕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案件出現錯誤改判的幾率極小。

我相信，許國利自己內心都不相信能改判。但沒辦法，這次是生與死的抉擇，他必須要垂死掙扎一次，哪怕給自己人生最後再留幾個月。 每個人在死亡真正降臨前，都會變得不淡定。是的，你看他一審庭審多淡定。但一審法官落槌的那一刻，他必然是慌了。 他可能原先覺得，認罪認罰可以判個死緩，留條命，所以一審認罪了。但理想總是美好的，現實並不如他意，所以既然認罪救不回一條命，不如就稱自己無罪。反正都是掙扎。 之前有個百香果女孩案，一審判了死刑，二審廣西高院上訴居然改成了死緩。一時惹來巨大爭議。終於最高院指定廣西高院再審，給了個台階下，最終還是判了死刑。 百香果女孩案和許國利殺妻碎屍案，殘害對象都是婦孺兒童，行為真的算得上人神共憤了。 所以，有了廣西高院的試錯，許國利這個案子就不會有他期待的奇跡了。

H. 杭州殺妻案被告人許國利二審維持死刑，你對這一結果有何看法

杭州殺妻案許國利二審維持原判，許國利依舊被判死刑！其實，二審維持原判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許國利殘忍的殺害了自己的妻子，並且在事後故作淡定，公然接受采訪！社會影響巨大，理應當對其判處死刑！許國利在一審過後上訴，只不過是想延長一段孝兆時間，苟活一段時間而已！

許國利在二審審判當中，當眾打斷法官宣讀案件資料，並表示他認罪，由此可見，許國利一審過後每一天都在煎熬當中度過，他如此殘忍的殺妻分屍，不可能對此毫無感受！而今二審已經宣判，許國利依舊是死刑，相信不久之後許國利就會被執行死刑，許國利在執行死刑前應該能夠感受到他殺害其妻子，其妻子在生與死之間的絕望！任何人只要觸犯了法網，就註定要承擔法律代價！許國利殘忍殺妻，害了自己的孩子，也讓自己的親人倍受譴責，倍感壓力！不知道許國利時至今日是否已經後悔當日所作所為，然而，縱然後悔，也追悔莫及了！

杭州殺妻案被告人許國利二審維持死刑，許國利死有餘辜！

I. 1994年這件震驚美國的辛普森殺妻案，最後怎麼樣了

在世界上有很多未解的懸案，一些作案兇手憑借著高超的作案手法至今逍遙法外。不過 一旦案件告破兇手大都難逃法律的懲罰，然而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有一件震驚美國的案件，所有證據都在指向兇手，但是最終他卻判無罪。案件中法官也沒有的徇私，殺人者到底是誰？

J. 杭州殺妻案二審開庭，庭審過程中透露了哪些新消息

杭州殺妻案二審開庭，庭審中法官聽取了被告人以及檢察機關關於案件的陳述，被告人以證據不足要求改判無罪，該案件將擇期宣判。

在2020年一場奇怪的失蹤案件引起了很多網友的關注，家住杭州的來女士突然在家中莫名其妙的失蹤，警方通過調取大量的監控也沒有發現來女士的蹤影，隨著警方對於案件的偵破，發現來女士的丈夫許國利有著重大的作案嫌疑，來女士跟現在的丈夫都是二婚，不過兩人是初戀。在徐國利的個人供述中，因為家庭矛盾對來女士痛下殺手，之後分屍沖入了下水道中。在一審中被認定這是一起有預謀的故意殺人案，判定許國利死刑，但是許國利並不服判決，提起了上訴，下面就來說一下在庭審過程中透露了哪些新的信息：

一、被告人認為一審證據不足

在二審中，許國利推翻了自己的有罪供述，認為如果對妻子進行肢解，那麼在另外一個房間內熟睡的小女兒必定會聽到，但是小女兒沒有察覺是不正常的，再就是說將妻子口鼻捂住致死，但是許國利說妻子曾叫過自己的名字，如果捂住口鼻沒有辦法發聲。

你知道杭州殺妻案二審開庭，庭審過程中透露了哪些新消息？ 歡迎留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