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雨法官
對審判委員會委員、現任或曾任巡迴法庭主審法官按要求審查後，提請遴選委員會審議入額。
對審判員採取考核方式，擇優入額。
對助理審判員採取業績考核為主、考試為輔的方式擇優入額。
㈡ 最高法刑二庭歷任庭長,副庭長名單
最高人民法院各審判庭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名單
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復核律師網首席律師謝通祥編輯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姜啟波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錢曉晨、王錦亞、甘 雯、包劍平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審判員：孫延平、劉新魁、杜柏海、王雲香、高 珂、
張衛兵、李 傑、張志弘、楊立初、
劉雪梅、張淑芳、楊國香、周素琴、龔 斌、
尹穎舜、張 瀟、王 琳、孟凡平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第一庭)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楊萬明
副庭長：顏茂昆、李 勇、管應時、杜國強
審判員：朱偉德、歐陽南平、汪鴻濱、王碧芳、翟 超、
程 捷、董保軍、鄒 雷、程永生、董 蓓、
趙晉江、華 偉、孔祥華、史正文、冉 容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第二庭)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裴顯鼎
副庭長：葉曉穎、苗有水、王曉東
審判員：李燕明、王志輝、牛克乾、張 傑、姚裕知、
逄錦溫、韓晉萍、董世宏、盧路生、趙衛東、
高洪江、尚曉陽、劉為波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第三庭)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長：戴長林
副庭長：朱和慶、李睿懿、羅國良、盧建平
審判員：李衛星、張濱生、姜永義、席建華、王宏印、
羅 敏、王鋒永、郭利然、陳學勇、敖衛春、
李智明、孫 江、鄭 鵬、儲榮魁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第四庭)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長：周 峰
副庭長：沈 亮、黨建軍、萬永海、陳鴻翔
審判員：曾廣東、李 健、汪 斌、祝二軍、郭清國、
白繼明、安 翱、宋 瑩、楊占富、陸建紅、
丁成飛、付雙全、洪清滬、李 俊、羅 勛、
符連香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第五庭)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長：高貴君
副庭長：張 明、韓維中、馬 岩、徐 靜
審判員：趙 劍、劉紅章、葉邵生、舒明生、王培中、
李曉光、李 彤、方文軍、許永俊、張先旭、
李 波、周 剛、陳建萍、林玉環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第一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楊臨萍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程新文、馮小光、姚輝
審判員：沈秋媛、張進先、韓 玫、李明義、
王洪光、韓延斌、汪治平、姚愛華、辛正郁、
關 麗、吳曉芳、王友祥、張穎新、賈勁松、
張 純、宋春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第二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張勇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劉竹梅、付金聯
審判員：張小林、王東敏、王慧君、王憲森、雷繼平、
宮邦友、劉 敏、王富博、王 濤、汪國獻、
楊征宇、朱海年、殷 媛、阿依古麗、沙 玲、
李京平、方金剛、李 偉、黃 年、劉崇理
㈢ 域外證人資格限制的差異
新證據規則將於2020年5月1日起施行，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18年後對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原證據規則」）的首次大規模修訂，是對審判實踐中積累的經驗的全面終結。新證據規則保留原有條文僅11條，其餘89條均為修改或新增的條文，其中就涉及了對域外證據公證和認證規則的大幅修訂，本文將結合涉外民事訴訟實務就新證據規則和原證據規則對域外證據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的要求進行比較、解析和探討，以期對律師實務有所裨益。
一、 新證據規則對域外證據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要求的變化及其積極意義
新證據規則對域外證據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要求的變化請參見以下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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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中不難看出，相比原證據規則，新證據規則：（一）縮小了「應當」進行公證和認證的域外證據的范圍，新證據規則不再一刀切，一概規定域外證據應當履行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二）區分證據類型，明確規定域外公文證據應當履行公證的證明手續，涉及身份關系的域外證據應當履行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三）對於除公文證據及涉及身份關系以外的其他域外證據則不作公證和/或認證的證明手續的要求。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公開撰文[1]，筆者理解，上述修改的主要考慮：其一，除公文證據和涉及身份關系以外的域外證據僅涉及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其真實性可以通過質證手續進行檢驗，沒有必要一概要求經所在國公證機關公證和經我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其二，公文書證適用推定真實的規則，對於域外形成的公文書證是否真實，人民法院無法採取依職權查詢等針對一般公文書證的方法檢驗，因此，保留由所在國公證機關證明是必要的；其三，保留涉及身份關系的域外證據的公證和認證手續要求是基於《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寄交或者託交的授權委託書的要求。
註：[1]見鄭學林 劉敏 宋春雨 潘華明（最高人民法院）來源：人民法院報（2020年3月26日第5、7版）。
筆者認為，從訴訟實務角度，新證據規則對域外證據公證和認證要求的修改對涉外民事訴訟活動具有以下積極意義：（一）：新證據規則大幅度減少了「應當」履行公證和認證的域外證據的范圍，除公文證據和涉及身份關系的域外證據以外，當事人可自行選擇是否辦理域外證據的公證和/或認證的證明手續，這有利於減少當事人參與訴訟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並且能夠有效提升涉外民事訴訟活動的效率。在有些情況下，當事人往往需要花費上千美元並且甚至需要一個月以上才能完成域外證據的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另外，在訴訟過程中，如涉及域外證據的公證和認證手續，當事人（尤其是被告）基本無法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內（比如三十日）提交履行了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的域外證據，因此，當事人往往還需要向法庭申請延期舉證和延期開庭。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涉外民事訴訟的審理期限未作具體規定，較國內民事訴訟案件，承辦法官對於審限的壓力較小，並且當事人以辦理域外證據的公證和認證手續為由申請延期舉證和/或延期開庭也系正當理由，法庭一般也會准許當事人的延期申請，這將直接導致涉外民事案件審理期限進一步延長。（二）：新證據規則大大降低了原證據規則下存在的各界對域外證據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要求的不同乃至錯誤的理解，對當事人域外證據的舉證標准予以了統一和明確，並解決了部分域外證據無法辦理公證和認證手續的舉證難問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當事人的舉證風險和法官對域外證據認定的自由裁量權，從而能夠減少案件的上訴率。
二、 對幾個實務問題的理解和把握
1、對新證據規則中「應當」的理解
原證據規則第十一條對域外證據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採用的措詞是「應當」。在司法實踐中，部分當事人和人民法院對此僅作字面解釋，認為履行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是所有域外證據取得證明力的形式要件，凡是沒有履行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的域外證據均是不適格的，一概不具有任何證明力；但也有部分當事人或人民法院則從相反的角度理解，認為凡是履行了公證認證的域外證據就是真實的，就具有相應證明力。因此，針對原證據規則第十一條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和多個地方的高級人民法院分別以會議紀要、答復、審理指南等對該問題進行了澄清[2]。筆者理解，這些文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改變了原證據規則第十一條的規定，但是這些要麼是法院的內部工作紀要，要麼是對個案的答復，抑或僅僅適用於某些地方的人民法院，並不具有統一性、公開性和透明性，對司法實踐並未起到良好的指導作用。因此，理論界和實務界對該條款要求修訂的呼聲很高。
註：[2]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年《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和海事工作會議紀要》中指出，對在我國境外形成的證據, 不論是否已辦理公證、認證或者其他證明手續, 人民法院均應組織當事人進行質證, 並結合當事人的質證意見進行審核認定。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進一步做好邊境地區涉外民商事案件審判工作的知道意見》（發（2012）民四他字第15號]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提供境外形成的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時，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辦理相關證據的公證、認證手續。對於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不論是否辦理了公證、認證手續，人民法院均應當進行質證並決定是否採信。
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2011年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司法解釋中有關境外形成的證據需辦理公證認證手續規定的本意主要在於便利對證據真實性的審查認定，並不排斥以其他方式認定相關事實的真實性。除按照有關規定必須辦理公證認證的特殊事項外，凡有其他合理方式足以認定境外證據真實性的，可以採取其他方式予以認定，防止因未辦理公證認證或者其他證明手續而簡單否定境外證據效力。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18年1月15日發布的《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民商事訴訟域外證據審查若干問題的指南》第四條規定，對證明訴訟主體資格的域外證據，應當要求提供證據的一方當事人辦理相關的公證、認證等證明手續。對其他域外證據，可以要求提供證據的一方當事人辦理相關的公證、認證等證明手續。
如前所述，新證據規則是對審判實踐中積累的經驗的全面總結，其出台的根本的目的就是糾正原證據規則在實際應用中產生的不足，在此背景下，筆者理解，雖然新證據規則第十六條第一款和第二款對形成於域外的公文書證和涉及身份關系的域外證據的公證和認證的證明要求同樣採用了「應當」的措辭，但新證據規則第十六條中的「應當」應從嚴理解，應理解為「必須」的意思，也就是說，對於形成於域外的公文書證和涉及身份關系的證據必須履行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否則即可以此認定該等證據材料形式不適格，否認其真實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公證和認證制度設立的目的及前面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和相關地方高級人民法院出具的相關文件，公證和認證的證明手續只是查明域外證據真實性的手段之一，新證據規則施行之後，對於應當履行公證和/或認證的證明手續但未履行公證和/或認證手續的域外證據，其真實性若還可以通過其他手段予以查明的，其證明力是否還能夠依然被人民法院採信還需要司法實踐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