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宋爐安

『壹』 為什麼要由議法機關簽署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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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原則
時間：2021-05-24 網路知識 版權反饋
【摘要】：三、國際合作原則國際合作原則是國際民商事司法與行政合作的關鍵性原則。然而，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使各國司法機關處理的涉外案件大量增加，迫切需要各國在司法領域進行國際合作，以維護正常的國際交往，保障各國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各國相互間的司法與行政合作作為克服司法管轄權障礙，便利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促進民商事爭議的及時解決的重要手段而為國際社會所採用。
三、國際合作原則

國際合作原則(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是國際民商事司法與行政合作的關鍵性原則。國際合作作為現代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首先在《聯合國憲章》宗旨中體現，憲章第1條宗旨三規定:「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197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的宣言》，將「各國依照《聯合國憲章》彼此友好合作之義務」列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指出各國應不問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上有何差異均有義務在國際關系之各方面彼此合作，以期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並增進國際經濟安定與進步、各國之一般福利及促進各國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之發展。

一國法律的效力只能及於本國境內，沒有域外效力，一國司法機關也只能在本國領域內行使司法權，不能在其他國家行使這種權力，這是國家主權的體現。然而，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使各國司法機關處理的涉外案件大量增加，迫切需要各國在司法領域進行國際合作，以維護正常的國際交往，保障各國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各國相互間的司法與行政合作作為克服司法管轄權障礙，便利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促進民商事爭議的及時解決的重要手段而為國際社會所採用。在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強調國際合作，是尤為重要的。當今世界主權國家林立，截止2005年2月24日，僅加入聯合國的會員國就有191個之多。(74)每個國家各有自己的領土、居民，各自建立了不同的國體、政體和司法制度，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歷史傳統、文化背景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間只能通過合作，克服各種障礙，才能在共同的事業中取得進步，否則是難以解決任何國際問題的。

德國學者沃爾夫(Martin Wolff，1872～1953)曾指出:「雖然沒有一個國際法規則，也沒有一個假定的禮讓原則禁止國家採用它認為適宜的任何國際私法規則，但是公道要求每個國家在制定這些規則時，都要考慮到它們將怎樣影響任何人與人(不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之間的社會和經濟往來。國際私法的立法者必須記住一個社會的利益，而那個社會既不是他本國人的社會，也不是每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而是全體人和整個人類的社會。」(75)因此，沃爾夫進一步認為，國際私法本身並不是國際的，但是，毫無疑問，它不應該脫離國際思想而擬訂。另外，他還在多處提出了國際私法應追求「法律的協調和合作」的觀點。為克服司法上的重重障礙，訴諸合作機制是比較有效的手段。通過司法與行政合作機制來解決復雜的涉外司法事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國際民商事司法與行政合作本身就是立足於國際合作的精神和理念，否則，即使已經制定出國際公約或條約(雖然這也是國際合作——立法合作的一種表現)，也無益於民商事爭議的最終解決。在合作中制定法律，更應在合作中執行法律，實現法律的社會目的。美國學者房德(P.H.Pfund)曾指出:「即使沒有特定的公約建立這種合作程序，習慣國際法也要求司法直接合作保持協調和合理解決就某一案件的裁決達成協議。」(76)

【注釋】

(1)關於文化的多元化，參見A.Sarat and T.R.Kearns eds.，Cultural Pluralism，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Law(1999);關於法律的多元化，參見Warwick Tie，Legal Pluralism:Toward A Multicultural Conception of Law(1999);關於國際私法的多元化，參見H.Gaudement-Tallon，General Course:Pluralism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Strengths and Weaknesses(the Hague International Law Academy，2005).

(2)參見徐國建:《論國際統一私法的方法》，載《比較法研究》1995年第3期，第275～276頁。

(3)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曾分別於1977年10月24日和1978年3月15日制定通過了《關於行政事項方面向國外獲取信息和證據的歐洲公約》(Europe Convention on the Obtaining abroad of Information and Evidence in Administrative Matters，公約自1982年10月1日起生效)和《關於行政事項方面向國外送達文書的歐洲公約》(Europe Convention on the Service abroad of Documents relating to Administrative Matters，公約自1983年1月1日起生效)，分別載於17 I.L.M.805(1978)，17 I.L.M.265(1978).

(4)參見黃順康:《司法協助范圍新論》，載《政法論叢》1995年第3期，第17～19頁。

(5)See D.McClea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ivil and Criminal Matters 6-7(2002).

(6)關於刑事司法合作，參見L.Harris＆C.Murray，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Crime(2000);趙永琛:《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年版;成良文:《刑事司法協助》，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關於行政司法合作，參見E.Loebenstein，Intern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in Administrative Matters(1972).

(8)關於區際司法合作，參見黃進主編:《中國的區際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9)參見［日］森下忠:《國際刑法入門》，阮齊林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頁。

(10)參見謝暉:《行政權探索》，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頁。

(11)參見［美］P.諾內特、P.塞爾茲尼克:《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邁向回應型法》，張志銘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0頁。

(12)參見［美］P.諾內特、P.塞爾茲尼克:《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邁向回應型法》，張志銘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第81頁。

(13)參見［美］P.諾內特、P.塞爾茲尼克:《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邁向回應型法》，張志銘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頁。

(14)See P. Schlosser， 「Jurisdiction and International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284 Recueil des cours 25-27(2000)．

(15)參見［美］米爾伊安·R·達瑪什卡:《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鄭戈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頁。

(16)See P.R.Beaumont＆P.E.McEleavy，The Hagu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hild Abction 26-27(1999)．

(17)Ibid.at 242.

(18)See D.McClean，「The Hague Child Abction Convention-The Common Law Response」，40 Neth.Int'l L.Rev.77-78(1993)．

(19)參見梁德超主編:《司法與行政兩個體系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20)一般認識也教導人們，立法和執行應是國家職能的最基本的兩個方面。前者由立法權來行使，而後者是由執行權來行使。在資產階級「權力分立」理論中，最初的代表人物英國政治學家洛克(John Lorke，1632-1704)並沒有真正將行政權與司法權分開。也就是說，司法同行政一樣，都是執行法律的，都可歸為執行權，兩者都是使國家的法律得到具體落實。問題在於同樣是執行權，行政和司法的執行有截然不同之處。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敏銳地看到這一點，所以在其後世所謂的標准「三權分立」學說中，明確主張從執行權中再分出兩權，即行政權與司法權，這使得兩權合一的局面被打破，兩者關系的協調越來越重要地擺在人們面前。參見宋爐安:《論行政審判權》，載《行政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頁以下。

(21)See P.R.Beaumont＆P.E.McEleavy，The Hagu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hild Abction 248(1999)．

(22)關於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理論上主要有兩派:一派認為國際法和國內法屬於一個法律體系，即所謂一元論(monism);另一派則認為國際法與國內法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體系，即所謂二元論(alism)。另外，在前一派中又有兩種不同的論點:一種是國際法優於國內法，另一種是國內法優於國際法。這就是「兩派三論」。關於這個理論問題，進一步參見［英］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1卷)，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頁以下;周鯁生:《國際法》，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7頁以下。

(23)參見李浩培:《條約法概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頁以下。

(24)肖蔚雲、王禹、張翔編:《憲法學參考資料》(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6頁。

(25)Achille Mestre，「Les traités et le droit interne」，38 Recueil des cours 277(1931-II).

(26)在英國稱為行政裁判所(Administrative Tribunal)，在美國稱為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參見宋爐安:《論行政審判權》，載《行政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381頁。

(27)參見何兵:《論行政解決民事糾紛》，載《行政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485頁。

(28)參見萬鄂湘、石磊、楊成銘、鄧洪武:《國際條約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177頁。

(29)例如，國際常設法院在霍茹夫工廠案中論述道:「違反國際協定引起適當形式的賠償義務發生是一項國際法原則。」參見萬鄂湘、石磊、楊成銘、鄧洪武:《國際條約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頁。

(30)關於有權做出互惠承諾的機關，大多數國家是通過外交途徑以國家或政府的名義做出，但有的國家，如美國，是由具體提出請求的法院在通過外交途徑轉交的請求書中承諾互惠，而國家的外交部門在轉交該項請求時，僅僅提交法院的承諾，並不代表國家做出互惠保證。當然，這種做法是否構成兩國司法與行政合作關系中的互惠承諾，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有疑問的。參見肖永平:《國際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頁。

(31)有的是關系比較密切的相關國家之間，在實踐中已經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互惠關系，而無需另行做出明確的文字承諾;有的是國家出於外交上的考慮，認為提供合作有助於發展和鞏固與請求國之間的友好關系;有的是出於本國利益的考慮，認為請求國要求合作的案件涉及本國利益，提供合作有利於維護和實現本國在相關案件中的利益等。只有英美等國在互惠問題上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在與外國沒有訂有條約的情況下，只要不違反本國的法律，也允許外國的司法機關向其境內的當事人送達文書或調查取證，而不要求有關外國做出互惠保證。參見肖永平:《國際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頁。

(32)See William Duncan，Note on the Desirability of Revising the Hague Conventions on Maintenance Obligations and Including in A New Instrument Rules on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Prel.Doc.No 2，Jan.1999，para.9.

(33)李雙元、謝石松:《國際民事訴訟法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96頁。

(34)See Dennis Campbell，Internat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Civil Matters 1-2(1999)．

(35)Ibid.at 2.

(36)具有代表性的有:「司法協助系指一國法院應另一國法院的請求，代為進行某些訴訟行為，如送達司法文件、傳詢證人、搜集證據以及執行法院判決和仲裁裁決等。」(韓德培主編:《國際私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修訂版，第435頁。)「司法協助是指一國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根據另一國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或有關當事人的請求，代為或者協助實施與訴訟有關的一定的司法行為。」(張仲伯主編:《國際私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修訂版，第334頁。)「國際民事司法協助是指在國際民事訴訟領域一國法院接受另一國法院或有關當事人的請求，代為履行某些訴訟行為，或者在司法方面提供其他的協助，如送達訴訟文書、傳詢證人、提取證據以及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和仲裁裁決等。」(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651頁。)「國際民事司法協助是指在民事案件中，一國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根據另一國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的請求，代為或協助進行送達文書、調查取證等訴訟行為，或為外國法院進行民事訴訟提供其他協助，或根據另一國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或有關當事人的請求，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的民事判決或仲裁裁決。」(肖永平:《國際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頁。)

(37)See Dennis Campbell ed.，Serving Process and Obtaining Evidence Abroad 388-389(1998)．

(38)See Morelli，Diritto processuale civil internationale，2nd ed.，1954，243，264.轉引自李雙元、謝石松:《國際民事訴訟法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401頁。

(39)See Riezler，Internationales Ziriprozessrecht und Prozessuales Fremdenrecht，1949，674.轉引自李雙元、謝石松:《國際民事訴訟法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401頁。

(40)See Istvàn Szsàzy，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re:A Comparative Study 650(1967).

(41)參見李雙元、謝石松:《國際民事訴訟法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401頁。

(42)肖永平:《國際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8頁。

(43)See J.Baylis＆S.Smith，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7(1997)．

(44)參見李良才、京輝譯:《海牙關於成年人國際保護公約》，載《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叢》(第5輯)，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595～607頁。

(45)參見屈廣清:《沖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頁。

(46)See P.H.Pfund，「Contributing to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249 Recueil des cours 40(1994-V)．

(47)See Christophe Bernasconi，Note on Civil Liability from Transfrontier Environmental Damage:A Case for the Hague Conference?，Prel.Doc.No 8，May 2000.

(48)在中外法學著作中，法的淵源有如下幾種不同的含義:第一，是指法的歷史淵源。第二，是指法的理論淵源。第三，是指法的形式淵源。第四，是指法的文件淵源。第五，是指法的文獻淵源。還有的將法的淵源分為實質意義上的淵源和形式意義上的淵源。參見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頁。

(49)按照日本比較法學家大木雅夫的說法，「法源是一個多義詞，在比較法學中，使用這一用語是指決定對社會成員具有約束力的規范的全部要素、原因及行為。因此，法律、命令、判決、習慣法、倫理性規范、宗教啟示中的戒律、巫術或宗教信條、慣例、習俗等，不拘形式，都包括在法源的范疇中。」參見［日］大木雅夫:《比較法》，范愉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頁。

(50)［法］亨利·巴蒂福爾、保羅·拉加德:《國際私法總論》，陳洪武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2頁。

(51)但有一點必須澄清的是，有無法典存在，不是區分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依據，法規數量的多少以及權威的大小，也不是區分兩大法系的有效標准。如同大陸法系國家一樣，法規在英美法系國家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差別僅在於它有賴於法官根據立法精神加以解釋和適用。參見［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顧培東、祿正平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頁。

(52)美國激進的利益分析學派的領軍人物柯里(Brainerd Currie，1912-1965)曾認為，「規則沒有用，也不能用……如果沒有沖突法規則，我們將更好」，因為它們「有礙於進行明確分析和進一步發展」，參見B.Currie，Selected Essay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83，616(1963)．

(53)參見李剛、白艷:《國際私法研究機構:國際私法成文化法典化的推動力——英國國際私法發展的實踐啟示》，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1期，第172～173頁。

(54)到目前為止，美國加入或批準的有關訴訟程序的國際公約主要有以下幾個:1965年海牙《關於向國外送達民事或商事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公約》、1970年海牙《關於從國外調取民事或商事證據的公約》、1985年海牙《關於取消要求外國公文書認證的公約》、1975年《美洲國家間關於囑托書的公約》及其1979年議定書。

(55)參見張茂:《美國國際民事訴訟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頁。

(56)See Martha Bailey，「Canad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80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Civi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ction」，33 N.Y.U.J. Int'l L.＆P.17(2000)．

(57)See Marria Rita Saulle ed.，The Rights of the Child: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1995)，preface，at xv.

(58)See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wjzdtyflgz/zgywgdsfxzyflhz/ t122296．htm(visited on 17 Apr．2006)．

(59)See William Duncan，Note on the Desirability of Revising the Hague Conventions on Maintenance Obligations and Including in A New Instrument Rules on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Prel．Doc．No 2，Jan．1999，paras．51-52．

(60)See 72 Revue Crit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e［R.C.D.I.P.］532，539，745(1983);73 R.C.D.I.P.723(1984)．

(6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頁。

(62)Thomson v.Thomson［1994］3 S.C.R.551(Can.)．

(63)Doise v.Doise，1994 CarswellBC 1356(B.C.Ct of App.March 9，1994)．

(64)M.A.M.D.v.C.F.H.L.［1999］Q.J.No.4130，at 60-63(Super. Ct.)(Can.)．

(6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頁。

(66)See Ernst Rabe，l「Civil Law and Common Law」，10 Louisiana Law Review 431，441(1950)．轉引自［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頁。特別是大陸法系在不斷變革的過程中，與普通法系的差異日益縮小，人們所看到的是兩大法系相互交融、彼此吸收的歷史趨勢。美國著名比較法學家梅利曼(Jonn H. Merryman)在《大陸法系》一書中揭示了大陸法系這種變化的主要取向之一就是「非法典化」，亦即立法至上的神聖權威受到挑戰，特別立法和法官(法院)解釋法律的現象愈趨普遍。參見［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顧培東、祿正平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7章。

(67)［法］亨利·巴蒂福爾、保羅·拉加德:《國際私法總論》，陳洪武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2～23頁。

(68)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65頁。

(69)See O.Kahn-Freund，General Problem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28-142(1976).關於學說對國際私法影響的歷史回顧，參見Lipstein，「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74 Recueil des cours 104-107(1972-I)．

(70)參見［英］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1卷)，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92～93頁;周鯁生:《國際法大綱》，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頁。

(71)李雙元、歐福永、熊之才編:《國際私法教學參考資料選編》(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74頁。

(72)參見梁西主編:《國際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修訂版，第101頁。

(73)［德］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李雙元等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6頁。

(74)Source:UN Press Release ORG/1360/Rev.1(10 February 2004)，Updated 24 February 2005.

(75)［德］馬丁·沃爾夫:《國際私法》，李浩培等譯，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

(76)P.H.Pfund，「Contributing to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249 Recueil des cours 25(199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