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倫南大法官

❶ 為什麼選擇法官職業

「為什麼做法官」?
澳大利亞首席大法官傑勒德. 布倫南說過「帶著從司法經歷中取得的經驗和從自省吾身而獲得的智慧(正如我們所知，司法智慧深深依賴於從事司法工作後的積累和反思)，我們可以判斷當法官是不是我們的正確選擇或最佳選擇」。我試圖用這樣的思路，尋著我的法律職業生涯去找尋答案。
八十年代，最讓人羨慕的工作是銀行、稅務局之類，而我沒有象我的大多數同學那樣如願以償地進入當時效益頗好的銀行，而是調進了法院，開始了從書記員到法官的歷程。剛到基層法院的我，按慣例被分到了庭室做書記員。我被分配到刑事審判庭做書記員工作，當時的辦公環境怎麼也不能讓人將它與莊重、嚴肅的審判場相聯系。法院離家有騎車半小時的距離。每天的勞累與其說是工作上的，不如說是身體上的。法院條件的艱苦和身體的勞頓讓我一度把這個人人羨慕的法院工作當作了謀生的手段而無可奈何地支撐著。麻木的我，每天照慣例做著庭審記錄、送副本、發傳票之類的事兒。書記員的工作很快就已得心應手了，新鮮感也沒有了。但是，不知不覺中開始在我經辦的那些案件中找到了小小的成就感。那時的書記員沒有現在的專業化程度，除了給庭長和審判員做書記員外，我也有結案指標。當然，並非違法辦案，只要開庭，只能由庭長或審判員主持。調解書、判決書我們也沒有「署名權」。所以我們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倒更象是現在的程序法官。我彷彿找到了新的興奮點，沉浸其中，一本正經，一絲不苟。每成功調解一個案件，每寫完一份判決，每發現一個法律問題，心中都有一份滿足。滿足於當事人視我為「法官」的尊重，滿足於我能象「法官」一樣為我的當事人辨明是非，主持正義。每當朋友們調侃，象我這樣柔弱的「小法官」坐在庭上，是否能震懾當事人。我總是理直氣壯地回應，只要坐在了審判台上，就自然有了法官的威嚴。在我的眼裡，是「法官」這個稱謂，是法庭這個特定的場景，賦予了我「法官」的威嚴。而因為我的年輕，我的威嚴又被打了折扣。而我又是那麼自信，自信憑一顆公允善良的心和專業的法律訓練，以及捍衛公正的豪情足可以做一名稱職的法官。
法官不是我的「初戀」，但「日久生情」的法庭對於我的吸引力絲毫不亞於電視劇《大法官》里那個視法庭如生命的「楊鐵如」。在我被任命助理審判員時，做法官的責任心就更加強烈，因為我懂得， 做事要勇於擔責，做法官，更需要我們具備強烈的事業心、責任心，不僅要為自己負責，也要為他人盡責。古語曰「法律必須來源於信仰，否則形同虛設」。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法官除了信奉法律，沒有更高的權威。只有信仰法律，司法才具有終結糾紛，平息紛爭的實際意義。沒有法律信仰，法律是蒼白的、法治是無望的。法官不信仰法律，不信仰正義，良法也會成為死法。人們常說「干一行，愛一行」，「天才就其本質而論只不過是對事業、對工作過程的熱愛而已。」 當遭受情緒激烈的當事人誤解、責備、謾罵甚至糾纏時，我們只能堅守忍耐，這就是我們的責任，這責任來自於我們對法律的追求和信仰，來自於我們對審判事業的忠誠和摯愛。在我第一次單獨辦案開庭時，當看到惡語相向的當事人握手言和，當聽到當事人感激的一聲「謝謝!」，則足以讓我感到法官職業的神聖，由衷的感到付出的值得。孟子提出「民貴君輕」，魏徵把百姓比作「載舟覆舟」的水，柳宗元提出「吏為民役，非以役民」的民本思想，在我做法官的職業生涯中，我深深體會到，當我們作為一名人民法官在行使司法權，面對紛繁復雜的各類案件，面對一觸即發的各種矛盾，面對精神和體力的多重壓力，我們沒有選擇、沒有退路，依法履行司法權是我們職責所在。因為案多人少，加班加點已成為法官工作的常態，法官的工作的確非常辛苦。英國著名的精神病理學家哈德菲爾德在其《權力心理學》一書中寫道：「大部分疲勞的原因源於精神因素，真正因生理消耗而產生的疲勞是很少的。」如果一個人充滿了厭煩、不滿、焦慮、憂憤，那什麼也沒有做就已經疲憊不堪了。所以我覺得，與其去想那些讓人不開心的事，為還沒有完成的工作而煩惱，還不如多去想想自己的工作所具有的價值，想想該如何做好今天的工作，並立刻行動起來。這樣，也就解除了倦意，充滿了工作的熱忱。
真正的好法官，絕不僅僅只會簡單僵硬地就案辦案，而是既能忠實於法律，更能在每一個案件中貫徹「以人為本、一心為民」，善於平復矛盾，化解糾紛，為老百姓解決實際難題，做到案結事了。
從調入法院，開始從事法律專業那天起，一直以來，我們都被灌輸著這樣一種法律思想，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對於法律執業者來講是兩碼事，有時二者是重合的，有時二者是分離的。長期以來，這種思想可以說已經在我的頭腦里根深蒂固了。尤其是隨著自己辦理的案件越來越多，不是感覺案件辦起來越來越容易，反而感覺案件越來越難辦的時候，我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法律事實在一個法官心中固然是第一位的，但當法官明明知道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相悖時，難道仍然要無奈地依照法律事實出一份自己都覺得不公正、不能平復各方面矛盾和利益的判決嗎?法官此時還能做些什麼?還能怎樣做?在十幾年的審判生涯中，我找到了答案。真正的好法官，絕不僅僅只會簡單僵硬地就案辦案，而是既能忠實於法律，更能在每一個案件中貫徹「以人為本、一心為民」，善於平復矛盾，化解糾紛，為老百姓解決實際難題，做到案結事了。一句話，好法官在此時是一定能夠做些什麼的。
這一點在民商事案件的處理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因為民商事審判直接面對的就是民眾，有很多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審理了多年的民商事案件，我曾經遇到過上述的問題，如何處理好難題，如何兼顧當事人各方的利益有效平復矛盾，可以說，對於法官來說，按事實出份判決書，既簡單，又忠實履行了法律，完全支持了原告的訴求，沒有任何瑕疵。但是，作為一名人民法官，當我們做出的裁判結果不能符合『以人為本』的要求，這樣的裁判就不能說是科學的、完美的。是啊，簡單的判決雖然沒有錯，但是畢竟不能有效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困難，而且還可能引發其他更多訴訟，絕不是科學的、完美的裁判。一個真正的好法官不會甘於這樣機械司法、簡單地一判了之。於是，我們在很多案件中不辭辛苦地探尋、走訪、論證、溝通，最後分別再和雙方當事人說合，這樣的調解看似超出了民商事審判的某些常規――一個判決超出了原告的訴訟請求范圍，但仔細想想，我們千方百計、想盡辦法，所作出的努力，所付出的辛苦，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我們所做出的裁判結果未嘗不是徹底解決老百姓實際難題、徹底平復矛盾、化解糾紛的最佳選擇，這樣的裁判結果才更科學、更完美。很多時候，我們遇到棘手的案件時，也想在法律之外，為當事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的一方做些什麼，但苦於沒有足夠的精力，苦於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鑰匙。但當我看到我並沒有墨守陳規只是下一個判決結案，而是真正解決老百姓實際難題，讓當事人露出微笑時，深深感到，再苦再難，這個工作也要盡自己所能地去做。我堅信，只要隨著自身司法能力、司法水平的不斷提高，再心懷一顆為民之心，就能真正實現案結事了。
真正的好法官，還要善於發揮聰明才智，學會用智慧化解糾紛。 在我審理的案件中，尤其是當事人人數眾多，又各有不同的利益要維護時，如何下手開展調解工作，總讓我感到很頭疼。曾經審理過的陸蘭橋訴烏蘇市人民醫院醫療事故賠償糾紛案件時，我就深有體會。受害人的利益要保護，調解時不能判決受賠償的數額上再讓他們讓一步，那樣做老百姓不會滿意，也會喪失法律在他們心中的權威;被告方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本來是醫院，為了救治病人，除了事故就都讓醫院承擔責任嗎?似乎於理不通;而醫院在事故中確實有過錯和責任，法律上就應承擔賠償責任，他也是法律保護的對象之一。此外，還有死者的妻子、女兒、父母，都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面對眾多的當事人，面對眾多需要法律保護的利益群，如何開展調解工作，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點，著實考驗了我們承辦法官的智慧。一個人的智慧總是有限，集體的力量和智慧卻是無限的。最後，通過我們庭、乃至我們院里相關人員的集體智慧，經過幾個月的溝通，我們終於圓滿的解決了該案件。我認識到，真正的好法官，絕不是僅僅只會苦幹，更不會蠻干，而是善於發揮自己的或集體的聰明才智，只要用心，就總能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點，總能用智慧巧妙地處理紛雜的矛盾、徹底地化解糾紛。我們不但要做一名「以人為本、一心為民」、發揮聰明才智，學會用智慧化解糾紛的法官，更要做一名有良知的法官。一個法官在他的工作生涯中，要審理成千上萬件案件，但對於一個當事人來說，一生中可能只打一次官司，我們承辦每一個案件都必須苛求完美。對於一名法官來說，只有懷著讓當事人滿意、為人民負責的強烈感情處理案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化解糾紛。離開了人民，法官就會發生錯位，法官必須充滿人文主義關懷，法律是死的，法官是活的，要帶著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去辦案，要把司法的公正、司法的溫暖傳遞給人民群眾。要救濟民權，減輕民負，解除民憂，保障民利，實現民願。人格是法官的生命，司法判決是法官「人格」的完美答卷，判決必須經過道德的過濾，經過良知的洗禮。惟有法官完美的人格，才是法律正義的保障。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紛繁復雜，而法官正是處在矛盾糾紛的「風口浪尖」上，要做到「獨善其身」必須廉潔自律、正身守道。只有廉潔自律，潔身自好，才能明察秋毫，明辯是非，無私無畏。
只有對法官這份職業心懷無比熱愛和崇敬，不計個人得失，才能在工作中有所作為，才能使我們成為真正的人民法官。優秀的法官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對自身從事的法官這份職業，都心懷無比的熱愛和崇敬。如我院的全國辦案能手吳興華，他比我小兩歲，同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齡段。但由於他曾經在法庭七年，他就什麼都顧不上了，家裡老人和孩子全交給了愛人，愛人身體也不好，自己更是通宵達旦地住在法庭，犧牲了很多個人利益。還有金才法官，沒日沒夜的戰斗在執行崗位上，從來顧不上家裡，努力的工作使他及他所在的執行局多年都是地區法院學習的榜樣，優秀執行局稱號的背後有著他多少的艱辛和辛勞!我想，不是對法官這份職業心懷無比熱愛和崇敬，決不會做到這一點。
為什麼做法官?為什麼真正的法官的一舉一動都懾人心魂?因為真正的法官心中常存著對人性美好的深深眷戀，求真、尚善、唯美乃法官之本能; 因為真正的法官忠實於自己的司法哲學，保持對法律的崇高信仰，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真正的法官在力與命的命題中，以王者風范，漸度消化憂傷情緒的消蝕，本能地養成勇敢堅強、自律、堅韌、謙虛、勤勉、忠誠、奉獻等挺拔的人格;真正的法官挺拔的脊骨猶如一根鋼鞭，永遠不會低下高貴的頭。真正的法官為主持正義，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哪怕天塌地陷!真正的法官亦常面容倦怠。庭歸人去，亦見真正的法官黯然神傷的目光。因為法律本善的初衷往往在人性弱點之中消彌和缺失，世間太多的苦難郁結於胸，欲罷不能，心中常存悲苦，深知一個行為的產生則有其得以產生的土壤，卻不能由衷捂住雙眼; 真正的法官需要舍棄一些常人應有的東西，洗盡鉛華，遠離世俗，面容清癯、形單影支，在寧靜中體驗人生的無耐和憂傷，在孤獨中執著法官的神聖使命，在裝滿法律書籍的殿堂中自得其樂。
生命無價，自由至上，法為綱系，裁之若水。重刑以抑惡，定責以理直。這是法官每天步向法庭時內心默念的聖經。法本無言，真法無我。真正的法官大直若折、大智若愚、大象無形、大辯若訥、大音希聲。 有一個美國法官說過：「當我回頭看世界上的各種職業時，只有法官的職業讓我心動和感激。她有智者的淵博，有上帝的仁愛，有父親的慈祥。我選擇了法官職業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 我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這個職業，就接受了它的高尚、接受它的神聖，接受它的尊貴，接受它的權勢，接受它的仁慈，接受它的寬廣，接受它的富有。同時也要接受了它的無情，接受它的瑣碎，接受它的黯然，接受它的寂寞，接受它的無奈，接受它的慎獨，接受它的清廉。
傑伊·瑞芬博瑞在《沒有任何借口》一書中講道：「沒有責任感的軍官不是合格的軍官，沒有責任感的員工不是優秀的員工。」同樣，沒有責任感的法官就不是好法官。只有富有責任感的法官，才能發揚服務大局、情系百姓、紮根基層、勤奮工作的敬業精神，才能不找任何借口，做好每一件哪怕是非常細小的工作，才能成為能「把信送給加西亞」的新時期的人民法官。
法官職業乃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因為它是最偉大最聖潔的職業。
這就是我為什要做法官。

❷ 卡瓦諾大法官帶來了什麼——通過七個案例

2018年，卡瓦諾（Brett M. Kavanaugh）大法官沸沸揚揚的參議院確認風波落幕之後，我寫了一篇《卡瓦諾大法官將帶來什麼》（見：https://www.jianshu.com/p/e7877c40cb33）。文章挑選了之前三個開庭期中大法官們嚴格按自由派-保守派站隊、因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大法官的關鍵一票導致自由派獲勝的案例，對卡瓦諾大法官入替肯尼迪大法官後會使美國最高法院在哪些議題的判決中發生逆轉做了一些預測。文章發布之後一直有些忐忑，不知道自己會錯到什麼程度。

這里再交代一遍背景：一般認為按照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分野，羅伯茨（John G. Roberts）首席大法官、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 Alito）大法官和戈薩奇（Neil M. Gorsuch）大法官屬於保守派；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G. Breyer）大法官、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大法官和卡根（Elena Kagan）大法官屬於自由派；而2018年退休的肯尼迪則相對中庸，所以遇到一些涉及雙方司法理念尖銳沖突的案件，判決結果往往取決於肯尼迪大法官的傾向。而卡瓦諾大法官是如假包換的保守派，以致於遭到民主黨在參議院審核時大力杯葛。輿論普遍預期他進入最高法院後會帶來有利於保守派的變化。帶著對這一變化的好奇心，我們來考察一下卡瓦諾大法官的第一個開庭期（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發生了什麼。

本開庭期全部73起案件中由8位大法官作出的判決僅有8起，缺席者都是卡瓦諾大法官，大約是因為這位新晉大法官錯過了之前的聽審階段；其餘65起均為9位大法官共同判決。在這65起案件中，有18起5票對4票的判決；其中14起雙方按保守派-自由派分野站隊的案件中，雙方打成7-7平，與之前的情況大致差不多，說明卡瓦諾大法官的到來並未顯著打破原有的平衡。為何如此，容我賣個關子後文再講。

如果肯尼迪大法官沒有退休的話，在7起保守派獲勝的案件會投票給哪一方難以估計；但基於他的過往記錄，判斷他會在部分案件中與其繼任者持相反立場是合理的。下面我們就按發布時間順序來看看這7起案件的情況：

國土安全部長尼爾森訴布列等（NIELSEN,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ET AL. v. PREAP ET AL.）

本案將來自第九巡迴上訴法庭的兩起類似案件合並審理，案情涉及川普總統上任後引起廣泛關注的非法移民問題。

按照聯邦法律，因可驅逐出境的原因被拘捕的外國人，可以通過保釋聽證會獲得假釋，直到他們是否需要被驅逐的問題得到解決；同時根據1996年國會通過的另一項特別規則，規定犯有某些危險罪行或與恐怖主義有牽連的外國人被釋放出獄時，必須由移民局立即在不召開聽證會的情況下直接於監獄逮捕，並關押至驅逐出境問題有定論。被告是一些坐牢出獄多年後被移民局拘捕的人，其中至少有一位是2006年出獄後於2013年被捕；他們辯稱由於自己未在出獄時立即被移民局逮捕，所以他們不屬於按照特別規則需要被關押的外國人，享有召開保釋聽證會的權利。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支持了他們的權利主張。

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發回重審。阿利託大法官宣讀了由數位保守派大法官聯合執筆的法庭意見，卡瓦諾和托馬斯分別撰寫了一份協同意見，布雷耶代表4位自由派大法官提交了一份反對意見。

法庭意見對相關法條做了大量語義分析（甚至詳細到一個定冠詞的使用）和法律適用方面的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聯邦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不因被告出獄後未被即時逮捕而喪失，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對法律的解釋不當。值得注意的是卡瓦諾大法官在他的協同意見中提出：本案唯一的問題是狹窄的，只是解釋法律規定行政部門有強制性義務拘捕特定的人，因為資源約束等各種原因未能立即拘捕當事人不會使這項義務喪失。這里沒有憲法問題。

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首先指出，本案的焦點是那些已經被釋放數年甚至數十年的外籍人士是否屬於法律規定不得通過保釋聽證會獲得假釋機會的人。之後他同樣逐段對法條進行了語義分析，並援引一些判例和法律反對多數意見。其中最有力的反證是聯邦法案的另一項規定要求：因資源約束原因未能即時拘捕的情況下，延遲拘捕最長不能超過一年；如果多數法的意見成立，這一法條毫無必要。在意見的最後，他點名反駁了卡法諾大法官的觀點，認為解釋具體法令必須在美國基本法律價值觀的背景下進行，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自由是美國最初的承諾，因此本案不是一個狹窄的法律解釋問題。

巴克魯訴密蘇里州懲教局局長普雷西特等人（BUCKLEW v. PRECYTHE, DIRECTOR, MISSOURI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ET AL.）

這是一個死刑執行方式爭議，來自第八巡迴上訴法庭。

巴克魯1996年因謀殺罪被判處死刑，在窮盡所有上訴手段後，密蘇里州准備使用注射戊巴比妥執行死刑。巴克魯訴稱由於他患有一種叫做先天性海綿狀血管瘤的極為罕見疾病，這種執行方式會給他帶來巨大的痛苦，侵害了他的憲法第八修正案權利（禁止施予殘酷且不尋常的懲罰）。地方法院判其敗訴，第八巡迴上訴法院根據巴澤訴里斯案（Baze v. Rees）和格羅斯普訴格羅斯案（Glossip v. Gross）確立的司法原則發回重審，允許死刑犯提出一種可行且易於實施的替代方案。巴克魯提出了一種叫「氮缺氧」（nitrogen hypoxia）的方法，被地方法院駁回，第八巡迴上訴法院支持了地方法院的判決。

戈薩奇大法官撰寫的法庭意見支持了第八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卡托馬斯大法官和瓦諾大法官分別提交了協同意見；布雷耶的異議意見得到其他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加入，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單獨提交了一份異議意見。

法庭意見用了大量篇幅回顧案情、相關判例和美國死刑執行方式的沿革，認為憲法第八修正案既不要求死刑無痛苦，也不保證有更為人道的執行方式出現就必須採用，只是禁止刻意施加痛苦。巴克魯沒能證明注射戊巴比妥會因他的特殊病患帶來額外的痛苦，而且沒能提供氮缺氧這種從未被實施過的死刑執行方式的技術細節；最重要的是，即便這兩個問題都能得到解決，巴克魯也無法證明他要求的執行方式痛苦更小。簡言之，法庭多數意見認為巴克魯只是在利用一切可能推遲死刑的到來。

卡瓦諾大法官簡單的協同意見強調，面臨嚴重疼痛風險的死刑犯不大可能找到合適的替代方案，一定要找的話，巴克魯可以選擇槍決，「通常會導致直接和肯定的死亡，執行失敗的風險幾乎為零」。如果他這么做了話，密蘇里州可能早就執行了……這種不無戲謔的口吻，頗有「喜劇之王」斯卡利亞大法官的神韻。

布雷耶大法官再次操刀了異議意見。他指出多數意見可以分解為三個問題：巴克魯是否證明了注射死刑將給他帶來過度痛苦；巴克魯這樣患有罕見疾病的死刑犯是否必須找出一種處死方式；如何減少拖延執行死刑。在這三個問題上，他和三位自由派大法官都不同意法庭多數意見。第一個問題是個事實問題，布雷耶大法官認為巴克魯提交的專家證詞證明了他將在被注射巴比妥後呼吸道大量出血，在不確定長短的時間內承受巨大痛苦後被自己的血嗆死，這超出了憲法第八修正案規定的限度。多數意見不採信該專家的意見是錯誤的。第二個問題是個法律問題，異議意見認為巴克魯並未挑戰死刑本身，也未對以巴比妥注射作為一般執行方式提出挑戰，僅僅是針對自自獨特的身體狀況提出訴請，與判決先例並不沖突。他提出的處決方式迅速而無痛有大量研究報告支持，並已經在三個州被列為執行方式選項。法庭意見的否決理由是他未能提供諸如是否需要設立毒氣室，或者應該使用多高純度的氮氣之類的操作細節問題，但司法先例並沒有這樣的要求。憲法第八修正案並非靜態的，沒有人認為建國之初司空見慣的刑罰在今天仍然合憲，判定的關鍵在於是否施加不必要的痛苦。在第三個問題上，布雷耶承認美國從死刑判決到執行之間的平均時間高達18年、最高甚至超過40年過於漫長，違背了迅速伸張正義的原則；但他認為限制保護死囚的憲法權利不是恰當的解決辦法，那樣將付出更大的代價。

LAMPS PLUS燈具公司訴瓦雷拉（LAMPS PLUS, INC., ET AL. v. VARELA）

本案的案情是一名黑客從LAMPS PLUS公司的某位員工那裡騙取了約1300名員工的稅務資料，並以員工瓦雷拉的名義申報了一份偽造的聯邦所得稅表。瓦雷拉代表信息被泄露的員工在聯邦地區法院對公司發起了集體訴訟，LAMPS PLUS公司則主張法庭根據僱用瓦雷拉的合同約定駁回訴訟，改為強制針對個人的仲裁。法庭駁回了瓦雷拉的訴訟和燈具公司的個人仲裁請求，接受了瓦雷拉訴請授權進行集體仲裁。LAMPS PLUS公司的上訴被第九巡迴上訴法庭駁回後來到最高法院，最終裁定推翻了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發回重審。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執筆法庭意見，其餘四位保守派大法官都加入；托馬斯大法官單獨提交了一份協同意見。金斯伯格大法官提交了一份異議意見，布雷耶和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加入；布雷耶和索托馬約爾大法官聯袂提交了一份異議意見；卡根大法官提交了一份異議意見，金斯伯格和布雷耶大法官加入，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加入其中第二部分。

本案的主要爭議是，最高法院在2010年判決的斯托爾特-尼爾森訴國際飼料公司案（Stolt-Nielsen S. A. v. AnimalFeeds Int』l Corp.）時確立的司法原則是否適用於本案。這一原則是除非合同一方明示同意集體仲裁，法院不得強制一方提起集體仲裁。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斯托爾特-尼爾森案的結論不適用於本案，因為該案中勞資雙方在合同中明確表示對集體仲裁「沉默」，而本案的僱用合同中並未提及集體仲裁問題，應適用加州合同法中合同含糊不清時應做出對合同起草方不利裁決的原則。

法庭意見在援引大量相關案例之後，得到的結論是斯托爾特-尼爾森案適用於本案，理由是在僱用合同中沒有顯示當事人對集體仲裁問題的真實意願的情況下，強制集體仲裁違反《聯邦仲裁法》。托馬斯大法官的協同意見則強調從僱用合同文本中不能得到同意集體仲裁的意圖，應視為「沉默」。

加州特許經營稅委員會訴海特（FRANCHISE TAX BOARD OF CALIFORNIA v. HYATT）

本案是一個州主權豁免問題，一個真正的憲法問題；引人矚目之處在於推翻了統治這一領域長達40年的內華達州訴霍爾案（Nevada v. Hall）。

這里不得不交待一下霍爾案的情況：加州居民霍爾駕車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與一輛內華達州公務車輛相撞，他在加州法院起訴內華達州要求賠償。最高法院於1979年以6-3裁定內華達州政府在加州法院沒有主權豁免權，加州法院亦不必受內華達州法律規定的25000美元賠償金額上限約束。最終霍爾得到115萬美元賠償。該案多數意見認為：憲法並不禁止在一州法院提起對另一州的私人訴訟，各州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基於普遍禮讓原則避免對另一州行使管轄權；而禁止聯邦司法管轄權延伸至一州公民對另一州訴訟的第十一修正案約束的只是聯邦法院，與本案無關。

法庭意見由托馬斯大法官撰寫，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加入；布雷耶大法官提交了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加入的異議——罕見地無人提交另外的協同或異議意見。

法庭意見在詳細回顧案情之後，將主要筆墨落在了對內華達訴霍爾案的分析上。托馬斯大法官援引了包括漢密爾頓、麥迪遜等立國先賢和奠定最高法院違憲審查權的約翰·馬歇爾首席大法官等人在建國初期對州主權豁免問題的意見，認定各州保留了對外州私人訴訟的豁免權；霍爾案判決違背了憲法設計和各州批准憲法時對主權豁免的理解，應予推翻。

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意見認為憲法並未給予各州在其他州法院享有絕對的豁免權。他指出，即便是主權國家之間的豁免也是基於友好互惠的選擇，而不是一種國際法上的絕對權利；霍爾案中加州法院已經做出了不給予內華達州主權豁免的決定，最高法院無權干預。布雷耶認為多數意見關於憲法暗中改變了州與州關系的觀點毫無理據，在逐一分析了法庭意見引用的案例之後，他強調普通法除非有極其重要的理由不得推翻先例的原則，認為多數意見即便有些道理也未達到推翻先例的標准。

曼哈頓社區接入公司 訴 哈勒克等 （MANHATTAN COMMUNITY ACCESS CORP. ET AL. v. HALLECK ET AL.）

本案雖然可以算是憲法第一修正案問題，但討論的主要是適格主體，而非解釋第一修正案本身。案情是：根據國會1984年的立法，紐約州授權時代華納公司下屬的曼哈頓社區接入公司運營一個叫曼哈頓社區廣播網（Manhattan Neighborhood Network）的有線電視台的公共論壇，哈勒克等人製作的一檔節目因為收到很多投訴被平台停播，最終導致哈勒克等人被取消使用該平台的權利，哈勒克等以此舉違法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論自由條款將該公司告上法庭。地方法院判哈勒克等人敗訴後被上訴到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第二巡迴法院否決了地方法院的判決，判哈勒克等勝訴。

眾所周知，言論自由權是保護公民表達意見不受政府的審查及限制的權利。所以本案的焦點非常簡單：得到政府授權的私營機構是否應被視為行政主體，或者說這家有線電視台運營公共頻道的行為是否屬於國家行為。案件來到最高法院後，五位保守派大法官推翻了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卡瓦諾大法官撰寫了法庭意見。索托馬約爾大法官代表四位自由派大法官提交了異議意見。

卡瓦諾大法官在回顧了案情和相關立法過程後，開宗明義地指出最高法院受理本案的原因是為了釐清運營公共頻道的私營公司是否屬於國家行為者。他指出，根據最高法院過往的判例，私人實體行使「傳統上屬於國家獨有的權力」時應被視為國家行為者，但只有很少的職能會被當作國家行為。具體到本案，私營電視台運營公共頻道早有先例，並非傳統上的專有公共職能；如果得到政府合同或在政府監管之下就可以被視為國家行為者的話，美國有無數私人企業將得到相同待遇；他拒絕將國家行為擴展到傳統邊界之外。

索托馬約爾大法官的異議意見認為，紐約市政當局授予時代華納有線電視特許經營權的協議要求留出對公眾開放的頻道，公共頻道的由政府選擇非盈利性獨立運營商運營，運營商最初的七名董事是由曼哈頓區政府任命的；而且開設公共頻道是授予時代華納有線電視經營權的對價物，這種關系相當於政府長期租用私人物業，政府享有物業財產權中的收益權；這些因素說明該公共頻道運營商是政府代理人。得到政府授權代理某些政府職能的機構，和政府自己行使這些職能一樣，應該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制。

尼克訴賓夕法尼亞州斯科特鎮（KNICK v. TOWNSHIP OF SCOTT, PENNSYLVANIA, ET AL.）

這是一個憲法第五修正案問題，觸發的條款是「不給予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具體問題是因政府土地規管行為帶來的糾紛應按何種法律程序處理。由於土地糾紛屬於州法院管轄范圍，而徵用補償糾紛屬於憲法問題，歸聯邦法院管轄；這類問題實際上處於聯邦司法和州司法兩套平行系統之間的邊緣地帶。

本案案情是斯科特鎮頒布一條法令要求所有公墓白天對公眾開放，隨後尼克收到罰款通知，稱她的私人土地中的墓地未向公眾開放違反法令。尼克向州法院申請禁制令，但未提起反定罪訴訟索賠。州法院認為不經過訴訟無法證明尼克受到損害，拒絕做出裁決。尼克以鎮政府法令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為由起訴到聯邦地區法院，該法院根據威廉姆森縣區域規劃委員會案的判決，裁定尼克要提起聯邦索賠訴訟必須先在州法院索償。第三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原判後被上訴到最高法院。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起草了法庭意見，托馬斯大法官提交了一份協同意見；四位自由派大法官的異議意見由卡根大法官執筆。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開篇直接劍指威廉姆森縣案，他指出該案判決認為產權所有人因地方行政當局的行為損失預期收入的情況，在獲得聯邦法院判決之前不構成觸犯第五修正案的聯邦徵收；但是因為聯邦法院會依從普遍禮讓原則尊重地方法院對賠償問題做出的裁決。這樣原告就陷入了兩難境地：沒有在州法院起訴時，不能在聯邦法院起訴；如果在州法院敗訴，聯邦法院就會拒絕他的索賠。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在列舉了若干因威廉姆森縣案先例影響造成困擾的案例後，判定只要政府在規管土地使用時未自動啟動賠償，當事人就可以直接入稟聯邦法院求償。

卡根大法官的異議意見則認為，憲法並未要求政府事先或當時支付徵用私產的補償。在政府對土地使用的規管越來越多的背景下，法庭意見將打破眾多司法案例構成的傳統，使大量本由州法院管轄的案件湧入聯邦法院，迫使聯邦法官根據他們並不熟悉的州土地法規審理，這一判決違背了聯邦制。至於威廉姆森縣案給當事人帶來的兩難處境，應該由國會通過略微修改法律解決，為少數個案推翻存在已久的先例破壞了法律穩定的價值。

魯喬等的集體訴請（RUCHO ET AL. v. COMMON CAUSE ET AL.）

最後一個案件有點特別。案件是兩起訴訟的合並審理，分別是北卡羅萊納州的一些共和黨選民和馬里蘭州的一些民主黨選民，訴訟請求都是要求法院判決本州的選區劃分方式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結社自由條款和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等。由於被告並不是一個民事主體，案件名稱的翻譯是個小小的難題；判決的核心問題也不是常見的法律適用或司法解釋，而是該不該受理原告的訴請，或者說界定這是一個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地方法院均支持了原告，案件直接從北卡羅萊納州中區聯邦法院和馬里蘭聯邦法院上訴到最高法院。

這里需要對案件涉及的選舉制度做一點說明：選區劃分主要涉及眾議員選舉。美國的眾議員名額是按人口分配的，建國初期大約每3萬人選出一位眾議員，現在大約每70萬人選出每位眾議員。為了在政黨競爭中獲勝，各州掌握選區劃分權力的政客往往會通過「稀釋選票」的方式繪制使本黨眾議院席位最大化的選區地圖。具體做法是將對手政黨的選民集中劃入幾個選區，把本黨支持者劃入占據相對多數的選區，這種做法令很多州的出現奇怪的「蠑螈狀」選區地圖。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再次主筆法庭意見，異議意見仍然由卡根大法官撰寫。雙方意見合計長達72頁，可見分歧之大。

法庭意見認為憲法將選區劃分問題留給了州立法機關，也沒有要求實行比例代表制，法院無法確定如何劃分選區才是公平的。羅伯茨首席大法官援引肯尼迪大法官在過往案例中提出的法院受理此類問題的條件：有「清晰、可管理和政治中立」（clear, manageable and politically neutral）的判斷標准，指出種族歧視造成的選舉不公可以找到符合上述條件的判決標准，但因黨派政治帶來的公平問題不能。這一問題應該交給國會和州立法機關，法院對此做出判決將極大地擴張了自身的權力。最後他引用約翰·馬歇爾首席大法官在確立最高法院憲法審查權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判決中的名言：「司法機關的職權與責任是明確法律是什麼。」，並堅定地回答：「這不是法律。」最終案件被發回下級法院，要求按最高法院意見不予受理。

異議意見首先舉出一些被公開的國會和州選舉委員會實權人物下達的「某州選區劃分必須使某黨獲得多少個席位」之類指令，以及若干州普選票與眾議院席位嚴重不對等的情況，指出不公平的選區劃分使得每張選票的價值相去甚遠，法院不能聽任這種惡意操作摧毀美國的民主。對於判決標准，卡根大法官認為法院並不需要預測何種選區劃分方式將帶來什麼選舉結果，只需肯定下級法院已經認可的一些公平選舉方式即可，比如有的州採取隨機生成選區地圖、有的州要求每個縣必須完整進入一個選區等。將公平選舉問題交給立法機關這一政黨政治的舞台，效果是令人懷疑的；中立的法院應當承擔起捍衛人民依憲行使權力的責任。

在最高法院，資歷最淺的大法官被戲稱為「門童」；因為在大法官們討論案情的閉門會議上，他要負責開門和叫咖啡。對於時下這位「門童」卡瓦諾大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後將帶來的變化，外界普遍認為將使保守派明顯占據上風；如果有某位保守派大法官像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那樣相對中立，使兩派維持勢均力敵的狀態，那個人最可能是一貫立場溫和的羅伯茨首席大法官。

但是事實證明這些預測並不準確，2018-2019年開庭期中保守-自由陣營的對壘打個平手，與之前的幾個開庭期相比沒有明顯變化。統計一下另外七起四位自由派大法官加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組成多數的案件，意外地發現倒向自由派次數最多的，是由川普總統提名進入最高法院的戈薩奇大法官，共有四次；其次是一向被視為死硬保守派的托馬斯大法官兩次；另外一次的「叛徒」是本文的主角卡瓦諾大法官。而大熱門羅伯茨首席大法官至少在這一開庭期保持了「立場堅定」。

本文介紹的七起案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兩起推翻先例的判決。在普通法「先例即法律」的傳統下，是非同小可的事件。兩起判例都來自被認為是最高法院最激進的伯格法院時期（1969～1986年），可以看作是保守派對自由派反擊，也是卡瓦諾大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後帶來的變化。有趣的是，伯格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沃倫·厄爾·伯格（Warren Earl Burger）和自由派中堅小威廉·約瑟夫·布倫南（William Joseph Brennan, Jr.）大法官都是共和黨籍的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總統提名的，據說提名他們進入最高法院是這位橫掃歐洲的二戰盟軍司令最為後悔的決定。川普總統上任後提名的第一位大法官戈薩奇僅在一個開庭期就四次與自由派大法官站在了一起，他會不會成為令川普總統後悔的人物？以溫和著稱的羅伯茨首席大法官下一年度會不會向伯格大法官靠攏？由於2019～2020年開庭期因席捲世界的緊急狀態史無前例地延期，本應於6月底休庭但至今還未結束，這些令人好奇的問題要下回分解了。

❸ 嫁給法官是啥感覺

嫁給法官就要做好實事求是的准備，因為法官對什麼事都一追到底。

❹ 理查德·A·波斯納的軼事

他在聯邦最高法院當法律助手期間，有一次，全體大法官們投票對某案做出了決定，並指定由大法官布倫南撰寫司法意見。按照習慣，司法意見都至少由法律助手撰寫初稿。但不知是由於布冉能說反了，還是波斯納聽反了，甚或其他，波斯納反正是撰寫了一份與最高法院的決定完全相反的司法意見。然而，這份意見不僅說服了布倫南大法官，而且說服了最高法院。最後的決定也就順水推舟按著波斯納的意見辦了。
另一件是在波斯納所在的聯邦第七巡迴區的一個決定中，多數派法官否決了波斯納〖臨時充任地區法院法官時作出〗的一個裁決。但就在這一司法意見開頭的第一個腳注中，作為波斯納同事的這些法官寫道：
「當時，聯邦地方法院急需新增法官決定此案，我們的首席法官波斯納自願承擔了這一地方法官的工作，聽審了此案，這充分證明了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當然，法官波斯納同時也承擔了他在本院的全部工作。並且，作為我們巡迴區的首席法官，他還完成了大量的行政管理職責。他所做的甚至還遠不止這些。他撰寫的書要比許多人畢生閱讀過的書還多。更重要的是，當時，他正用業余時間，在聯邦政府針對微軟公司的反托拉斯大案訴訟中，作為某法院任命的特別調解人，努力工作。很顯然，波斯納法官的工作實在是太多了，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承受能力。這充分證明了波斯納法官的才華，他能同時處理這么多的角色，並且還是如此的嚴密、傑出和瀟灑。」（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❺ 批評官員的尺度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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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的限度就是民主的尺度（譯者序）
何帆
「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周語上》
「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
一
作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紐約時報》雖正經受電子傳媒的挑戰，發行量也有所下降，卻從未感受到生存威脅。但是，1960年，一個名叫L.B.沙利文的警察局長提起的一場誹謗訴訟，卻幾乎將《紐約時報》逼至絕境，如果不是聯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瀾，這家百年老店或許早已關門大吉。
由威廉?布倫南大法官撰寫的本案判決，不僅適時挽救了《紐約時報》，還推動美國新聞界真正擔負起監督政府、評判官員的職能，躍升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權」。{「第四權理論」（the fourth estate theory），源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1974年11月2日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一次演講。他認為，憲法之所以維護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要維持一個有組織而且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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