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廣滿法院

❶ 世界歷史人物

項羽
（公元前二三二——公元前二0二），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蘇宿遷）人。楚國名將項燕之孫,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領袖，著名軍事家，史上最強武將！號西楚霸王。楚亡後，項氏一族慘遭屠殺，他與弟弟項庄隨叔父項梁流亡到吳中（今江蘇蘇州）。年少時項梁曾請人教他書法詩歌，籍學了沒多久便厭倦了；後梁又請人教他武藝，沒多久又不學了；梁大怒！籍曰：「學文不過能記住姓名，學武不過能以一抵百，籍要學便學萬人敵！」於是梁便教授他兵法。但其學了一段時間後又不願意學了，梁只好順著他不在管他．籍身高八尺，力能扛鼎，氣壓萬夫，年青時志向便極為遠大。一次秦始皇出巡在渡浙江（今錢塘江）時，項羽見其車馬儀仗威風凜凜，便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秦二世元年（前二0九），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振臂一呼，揭竿而起，項羽隨項梁在吳中殺刺殺太守殷通舉兵響應，此役項羽獨自斬殺殷通的衛兵近百人，第一次展現了他無雙的武藝！二十四歲的項羽，就這樣被人民起義的急風暴雨推上了歷史舞台。

項霸王
大江奔似箭，
千年不復回。
想昨日，霸王稱雄。
殺將奪帥，
八千子弟個個勇。
又有烏騅騅疾弛，
虞姬送嬌。
一時多英雄！
誰料道，命散駭下？
嗚呼悲哉，
霸王爭天下而無功，
只奈命中不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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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
一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840～1919年)
一,鴉片戰爭
1.英國向中國走私鴉片及其危害 ①背景原因 ②鴉片對中國的巨大危害
2.中國政府的禁煙 ①林則徐的禁煙措施 ②虎門銷煙
3.英國為維護鴉片走私發動侵華戰爭 ①簡單經過: 1840年6月:廣東→福建→浙江→天津
1841年: 香港島→廣州虎門(關天培)→廈門→定海(三總兵)→吳淞(陳化成)→南京三元里
②結果:《南京條約》1842年 a.內容 條約——五項 附件——三項 b.危害
4.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開始進去半殖半封社會 ①社會性質的變化: 獨立主權國家→半獨立,主權受侵害——半殖半封建經濟結構→資本主義,封建經濟並存——半封
②社會矛盾的變化: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主要農民與地主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
③革命任務的變化:反封建→反帝反封建(舊民主主義革命開端)
二,第二次鴉片戰爭
1.背景原因 ①外國商品銷路不暢 ②三國提出"修約"要求被拒
2.借口與有關國家
3.戰爭的簡單經過1856~1858 廣州→天津《天津條約》1859~1860 天津→北京《北京條約》(大沽口) (火燒圓明園)
4.條約內容及其危害
5.沙俄乘機攫取中國大片領土
6.中國政局的變動與中外反動勢力的勾結①那拉氏發動"辛酉政變"1861年11月 ②那拉氏控制下中國政局的特點 ③中外反動勢力的勾結 放棄中立(英,法)願協助剿(法,俄)
三,太平天國運動
1.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核心:反清,反傳統
2.洪,馮二人赴廣西傳教——紫荊山——思想,組織的准備
3.金田起義:1851年1月11日
4.永安建制: 天王—洪秀全 南王—馮雲山 北王—韋昌輝西王—肖朝貴 東王—楊秀清 冀王—石達開
5.太平天國的順利進軍,與定都天京(1853年3月)
6.《天朝田畝制度》
7.天京事變——太平天國由盛轉衰
8.太平天國後期的戰爭
①政治上——洪仁玕《資政新篇》李秀成——江,浙,上海:天京保衛戰
②軍事上 陳玉成——安徽:安慶保衛戰
9.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
10.歷史評價
①失敗原因 農民的局限 中外反動勢力強大
②歷史作用
③性質
四,洋務運動
1.洋務派的產生及其代表人物
①二個過程
②群體
③認識
④主張與目的
⑤代表性人物
2.洋務運動的主要內容 ①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代表企業,經營方式(官辦)與特點(三性),口號(自強),作用〕 ②創辦近代民用工業 ③創辦近代教育,引進西方科技 ④創辦近代海軍〔北洋海軍(1884年)→北洋艦隊(1888年)〕
3.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五,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及其階級力量的成長
1.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創辦(時間,地點,創辦人,企業名稱)
2.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處境與特點 ①處境:受壓迫,受束縛
②政治特點: a.革命性 b.少,小,弱 妥協性 不徹底 軟弱性
3.中國無產階級的產生及其特點 ①早於資產階級(三個來源) ②政治特點: 集中→團結 苦→革命性最堅決最徹底 ③早期斗爭→自發性經濟斗爭
六,中法戰爭
1.法國挑起戰爭的背景原因
2.戰爭的主要經過(二線三個戰役)
3.結果——中國不敗而敗——《中法新約》
4.台灣省的設立(1885年)
七,甲午中日戰爭
1.戰爭的背景狀況:中日出兵朝鮮,就撤軍問題產生分歧
2.日本突襲清軍,挑起戰爭
3.戰爭的主要經過:國外——平壤戰役 黃海戰役 國內 遼東半島戰役 威海衛戰役
4.結果:《馬關條約》
①時間,地點,人物
②內容:割地,賠款,開埠,設廠
③危害
5.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八,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
1.帝國主義對華資本輸出的形式及其危害 ①開設銀行 ②政治貸款 ③修築鐵路 ④投資設廠 ⑤開采礦山
2.中國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特點
3.帝國主義瓜分中國 ①強占租界地 ②劃分勢力范圍
4.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九,戊戌變法
1.維新派的形成及其政治特點 ①維新派產生的歷史條件 經濟狀況——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階級力量——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台 ②維新派的政治主張 ③維新派的政治特點根由——接受雙重教育(傳統+西學)表現——政治上進步,但比較軟弱,反對根本革命
2.維新派的活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代表) ①辦學與講學(萬木草堂) ②多次上書(公車上書) ③創辦刊物(《中外紀聞》) ④組織維新團體:強學會,保國會
3.戊戌變法的實行及落實狀況 ①光緒帝下詔變法(1898.6.11) ②變法的主要內容 ③變法法令受到嚴重的干擾與阻礙 a.各省(除湖南省外)拒不執行 b.那拉氏打擊維新力量,組織發撲准備
4.戊戌變法的失敗
正面戰場的抗戰：
1、片面抗戰路線：（1）內容：只依靠政府和軍隊（2）原因：階級本性決定
2、抗戰概況：（1）37、8—11月淞滬會戰——失敗；（2）37年太原會戰（國共配合較好戰役）——失敗。平型關大捷——抗戰以來首次大捷；（3）38年台兒庄戰役——抗戰以來最大勝利 李宗仁指揮
3、評價：（1）抗戰態度比較積極，挫敗日本速決戰企圖，配合了敵後戰場的開辟。（在防禦階段，正面戰場是抗日的主戰場，國民黨軍隊是抗日的主力）（2）片面抗戰路線導致正面戰場喪師失地、一潰千里。
四、敵後戰場的抗戰：
1、全面抗戰路線：1937年秋中共洛川會議確定，即人民戰爭路線。
2、抗日根據地建立：八路軍建立的第一塊是晉察冀；陝甘寧是全國抗日根據地的指揮中樞和總後方，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五、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1938年春 駁斥了「速勝論」、「亡國論」論調，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勝利屬於中國，途徑要實行人民戰爭路線。
第二節 日本在淪陷區的殖民統治
一、抗戰進入相持階段
1、標志：1938年秋日本佔領廣州、武漢——同時表明日本速決戰企圖破產
2、原因：從日本方面看：（1）日本戰線過長，兵力、物力、財力嚴重不足；（2）抗日根據地的嚴重威脅。 從中國方面看：（1）正面戰場連續潰敗；（2）人民抗日力量尚需壯大
3、日本改變侵華方針： （1） 對國民黨：政治誘降為主（前以推翻國民政府為目標）、軍事打擊為輔（前軍事進攻為主） 影響：汪精衛公開投敵（38年底）建立南京漢奸政權（40年）；蔣介石國民政府政策開始反對；正面戰場形勢惡化。 （2）對共產黨：集中兵力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影響：造成抗日根據地困難。
二、日本在淪區的統治：
1、經濟掠奪：政策（策略）——以戰養戰；總方針——把淪陷區經濟為它的附庸經濟。表現：（1）農業：強佔耕地、低價收購農產品；（2）掠奪勞動力；（3）「統制」工礦交通運輸業 目的：原料基地、戰爭需要、利潤。 （4）金融方面：搶占金銀、現款；開設銀行；苛捐雜稅。 2、思想文化：奴化教育——目的：摧殘民族意識，實現其同化政策 3、殖民統治：政策（策略）——以華制華；華北——治安強化運動；華中——「清鄉運動」
第三節 國民政府的反動政策
一、國民黨政策轉向反動
1、原因：（1）直接原因——日本政治誘降政策（2）根本原因——蔣介石國民政府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本性（3）重要原因——英美等勸降政策
2、標志：1939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 說明其政策重心由對外開放抗日為主轉為對內反共為主——積極反共、消極抗日路線。
3、政策兩面性：對日想投降又不放棄抗日，對共想反共又不敢決裂 原因——民族矛盾、階級矛盾 的交織
二、內外政策表現：
1、對日本侵略：（1）政策（路線）消極抗日；（2）事件：1940年棗宜戰役——張自忠犧牲（被周恩來譽為「全國軍人的楷模」）；1944年豫湘桂戰役大潰敗——主要原因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造成的（日本稱之為「大陸交通線戰役」——直接目的是援救南洋的孤軍）
3）影響：造成正面戰場形勢惡化
（2、對共產黨：（1）政策（路線）積極反共；（2）事件：1939年底1940年初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製造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說明蔣介石既要反共又不敢和中共決裂）：葉挺被扣、項英犧牲——中共回擊：政治上揭露；軍事上重建新四軍軍部——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委。說明中共已經成熟；中共以斗爭求團結；說明中共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3）影響：削弱了抗日力量，破壞著統一戰線。

❸ 舊中國所受的恥辱和新中國取得的成就詳細內容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國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國最流行的口號之一。表面看來，凡是口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傳性。但從歷史觀點看來，這口號是無可否認的、空前的、嶄新的基本事實。從最早有文獻的商代起，國王是世襲的，「國」是「王室」的擴大，國家的土地是國王的「產業」。商部落國家最大多數的成員，即卜辭和《尚書》「盤庚篇」中的「眾」，直接間接都是商王的隸屬，從事生產，擔負勞役兵役。周代疆土擴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屬於周天子和列國封君；因為列國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論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巨變，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出現，帝國制度延續到辛亥革命，共兩千一百多年。在這漫長的帝國時期，土地所有和賦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地位，各朝代之間都有些性質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細論。但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漢皇帝制度建立之際，民間稱皇帝為「國家」。以縣吏成天子的劉邦，和以貧農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時除犧牲菜饌之外，還陳列了賦役圖冊。歷代少數君主，為延續皇朝的生命，保持社會的安定，有時不得不採取些所謂「惠民」的治標措施。但無疑義地，兩千年來人民始終是田賦、勞役、兵役的對象，是被統治者、被剝削者、被鞭策者，決不是國家的主人。文顏博對宋神宗：「殿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一語道破了兩千年的基本史實。

即使歷代「起義」的領袖們，從秦漢之際的陳涉、吳廣直到晚清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會觀念都是陳舊的。其中比較激進的，在起義初期雖多少有些原始均產的號召，但這些起義，或者失敗，或者將要成功時已經變了質。起義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統治剝削的對象。太平天國的下級成員雖較富於「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諸王生活腐敗，「天朝田畝制度」大體都沒有實行。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以後，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斷的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的窮征暴斂，國民政府二十二年當權期間史無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處境較若干前代更為悲慘。國民黨當政以後，出賣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利用江浙財閥與各省土豪劣紳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種近代型的經濟金融機構，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為這些機構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遠遠超過以前任何皇朝。這些基本史實已是中外無政黨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認，勿庸多論。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親身閱歷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於一九四二年初，奔父喪，由昆明趕回浙江金華祖籍，再設法接濟天津的母妹，在淪陷區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經徐州轉商邱，再從安徽亳縣往「無人之境」，重入自由區，在河南漯河鎮遇雨，暫時無法繼續內進。有一天午飯後在街上看見警察打人，打得很慘。我加以攔阻，對警察說，如果這人犯法，可以帶他去法院或縣政府以法審判，不應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遲疑的向我大叫：「這些老百姓不揍，還揍誰？」我回答說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詳一番，見我身穿已經露線的蘇格蘭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嘰布褲，瞪著眼回答：「你穿著西裝，還是老百姓！？」當時我雖不是第一次體會到老百姓處境的悲慘，但卻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我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還是屬於統治階級的最外圍。

兩千年個個皇朝都「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國民黨政權末期，極大多數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貨膨帳弄得一貧如洗，朝不保夕了。一個絕對自私不顧一切剝削人民的政權，畢竟自行潰爛了，被人民摒棄了，無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這個後知後覺者，當時雖已身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和西歐史，也就在金元券、長春、淮海戰役之中，開始逐漸發現了「大我」。

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開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後半。這次斗爭與前代起義的基本不同在領導與目標。前代多次起義領導的觀念與目標，都很陳舊，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這次解放斗爭的最高領導，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而是抱負大、眼光遠、毅力強、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產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充分了解大多數被壓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潛力，發揮這龐大革命潛力要靠組織、思想教育、和積極行動。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以最大多數貧苦人民為主人的新社會。這次革命最初雖以蘇聯為榜樣，但主要策略和步驟與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產黨最初並無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領袖列寧是遲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國用專車秘密送回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驟是共產黨員乘帝俄歐戰潰敗疲倦不堪之際，滲入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京，吸取對現狀不滿駐扎兩京的若干沙皇軍隊單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臨時政府的崩潰，然後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國。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主流」，從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著眼於組織農民軍隊，建立農村革命基地。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論動力雖是自外引進的共產主義，但革命的最高領導，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來，不斷地以理論與實踐互相印證，不斷地就國內外情勢因時因地制宜決策，將一個引進主義逐步變成了一個適合國情的革命建國綱領。在這個新的革命建國綱領之下，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國的人民，除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以外，憲法上都規定了同樣的權利，而且並無性別和民族的歧視。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權的范疇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麵包括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以及控告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利。此外，公民權還包括工作、教育醫葯、福利等權利。

但是，在實踐上，享受以上極為廣泛的公民權有一先決條件——「個人」的言行和意識必須不反人民的利益與意志，而「人民」是極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換言之，政府剝奪少數反革命、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分析，正因為「個人」必須服從「人民」這個前提的存在，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為了調劑各地區的人口與物資，為了經濟建設，個人居住、選業、遷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義者和海外傾慕自由主義的中國人總不免要批評新中國並非真正民主，並強調現代西方與今日中國的基本不同－－個人在集體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①我們先討論自由的問題，然後再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憲法理論上最基本的單元是個人，國家和社會集體不能侵犯個人的公民權利、尊嚴、政治信仰和言論，與在法律范疇以內的任何行動。在新中國的政治及憲法的理論上，個人雖也是國家和社會的最基本的小單元，但個人無法脫離社會階級而存在，屬於少數階級的個人，必須服從最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意志。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寓個人於人民的趨向日益顯著。

從純理論看來，今日的中國和西方誠然有基本的不同，但從實踐上看來，二者間性質和程度的不同遠不如一般想像為甚。我們在比較當今中西政治觀念和制度的短長之前，必須要了解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萌芽於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於此兩大革命之後。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影響。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會的總利益和秩序卻自然而然地會得到和協。因此功利主義者主張國家和政府不應干涉個人的自由和一切經濟力量的自然發展，應採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義和政策。

不消說，這本是過於天真樂觀，決經不起歷史考驗的一種看法。即使西方資本主義經典派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齣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個人與個人之間、社團與社團之間，往往存在著利害上的矛盾與沖突。英國工黨的「精神祖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雖系功利主義之集大成者，進一步強調指出各階級間利益往往沖突，調整這些沖突的機構應該是議會，議會立法應該根據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他這主張，經過十九世紀晚期費邊(Fabian)社會主義者的發揚，勞工運動和組織的日漸發達，和工黨的正式成立、競選、幾度當政，就成了英國型「社會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石。西歐、北歐和英聯邦中若干國家大致也走了這條歷史路線，因此逐漸以「社會福利立法」彌補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實上，這些西方民主國家和新中國的社會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點，二者是不謀而合地根據「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一原則。即以理論淵源而論，早期的馬克思，也是深受邊沁影響的。惟其如此，所以無論在西方或在中國，隨著經濟生產和社會組織的日趨復雜，社會（也就是嚴復譯成的「群」）的「權界」日益擴大，個人（嚴譯的「己」）的「權界」日益縮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個人的凈余「權界」，在生活實踐上已與憲法及政治理論上的個人「權界」發生了相當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國對於個人「權界」還是有一些差距。這差距的存在是因為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英國和西北歐若干國家有代議制度的傳統，社會福利立法是歷經代表多數選民的政黨在議會里長期斗爭的成果；其歷史發展程序是漸進的，不是經過革命的。因此，這些國家大體上允許個人信仰和言論的自由和理論上（但決不是實際政治行動上）激烈政黨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國，人民受統治階級種種的壓迫與剝削，人民生命財產沒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沒有代議制度的傳統，從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成功之後，當然無法允許殘余反革命勢力的復辟。因此，在新中國「個人」的「權界」，在理論和實踐上，確是多少受了「寓個人於人民」的局限。

客觀評估新中國人民的實際地位和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我們決不可忽視與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據我個人對西洋史的粗淺認識，我把民主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初級」的民主，一般僅做到以憲法保障個人的自由，較「高級」的民主，才考慮如何逐步減少社會各階級間因貧富懸殊而引起的種種不平等。很顯然，即使在所謂「高級」民主的英、美等國，雖已有了一些社會福利立法，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國最近出版了兩部對平等問題理論上頗有啟示的新書。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學同事、人類系教授費樂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據多年對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會的調查研究，並與當今美國社會對比，得到一個綜合的結論——一般西方社會學上所謂的「社會階層化」，不過是以成套的術語掩飾社會階級間種種真實的不平等。這是打破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學虛偽的一針見血之言，對我們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諦甚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討論社會公道理論的新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他雖囿於美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極端重視，並坦白承認社會階級間的不平等無法徹底消除，但主張國家法令措施應以促進社會上最窮階級的福利為原則。他這一主張仍不超過邊沁理論的范疇。所不同者，邊沁生時，任何國家最大多數的人民都是窮因的農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已經屬於「中產」階級，而最窮困的人民，已經變成少數了。他對邊沁基本原則因時制宜的修正，值得我們採用，作為進一步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締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准繩，無一不暗合較羅爾斯的立法標准。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誠然，國內薪酬還有高低幾級的存在，而且一個近代復雜的社會，不能沒有精細的社會分工。但薪酬等級雖仍存在，各級薪酬和收入之間的絕對數量差別，事實上已遠較資本主義社會、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社會為小。而且新中國的薪級差別今後會逐漸縮小。更重要的是領導幹部（用陳舊的術語是「統治者」）和工作成員（「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時互相砥勵，必要時互相批判，而且幹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群眾相同。美國、西歐、戰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貧富階級層間生活方式之懸殊，勿庸贅述。即使在蘇聯，勞動人民和擬定執行生產計劃的各級「官僚」幹部之間，還是有很大的隔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國若干科學家會講出真實的笑話：在國際多種科學會議的場合，蘇聯科學家閑談時，往往提到他們的薪酬相當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顯露他們在黑海克里米亞半島有別墅。無可否認，新中國社會里，平等的成分較舉世任何其他社會為高。

在窮索民主真諦時，我個人覺得還須應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過的第三尺度——從日常生活上權衡比較今日中國與西方人民「當家作主」的程度。無論在何國家，人民與政府最高決策的關系，都是很間接的，所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非從最基層單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小規模獨立經營者雖仍存在，大多數人民都是大小企業和各種機關的雇員，雇員當然不是主人，理論上，只有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屬於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蘇聯及東歐，生產計劃之擬定與執行自上層層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層單位中是處於被動的。惟有在新中國，人民在基層單位中充分表現出主人的地位。以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論，最基層的單位是生產隊。在生產隊中，每個成員都參加草擬全隊的預算和生產計劃，計算工分，攤派收入，決定公積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系平等、直接、親切。通過負責人，生產隊對生產大隊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產及分配都能參加商討。十九世紀前半，西歐有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曾極小規模地作過類似的試驗，但因整個社會未變，都失敗了。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的一頁。

結束本節：我們必須強調化學式百分之百純粹美備的民主制度，人類史上至今尚未出現，也許永不會出現。我們用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兩個尺度衡量中西理論與實踐之後，不得不承認西方先進國家比新中國尊重個人的自由，但還做不到新中國社會平等的地步。中西社會制度互有短長，是由於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顧歷史背景，專唱人類還未出現過的「理想國」的高調，都不免有失公道。我們如再用社會基層單位中人民當家的程度作為第三尺度來衡量，天平顯然要倒到新中國這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似宣傳，窮索是事實。惟有抓住這個基本事實，才能了解新中國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

歷代盛衰興亡關鍵無一不在於廣義的國家組織能力。傳統中國悠久歷史之中，戰國、秦、西漢這段時期國家組織能力最強。西漢以後，層層自上而下的國家組織之中往往發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國家組織能力。在內憂頻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紀前半，誠如中山先生所說，諾大的中華民族已像「一盤散沙」。新中國卻能在短期之內，將一盤散沙般的民族轉變成空前富於組織能力的國家。為加深了解新中國組織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將古今作一對比。中華民族在戰國期間已開始表現高度組織能力，大體上由於兩個主因。一、戰國期間主要七國之間生存競爭非常激烈，逼使各國非力求富強之道不可。富國強兵之道，並非高談「仁義」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幾派法家的專長。法家的最終目的是造成絕對君權，在當時也就是絕對的國家權力。法家雖不否認社會上尊卑貴賤的存在，但主張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貴族特權階級，建立以個人才幹為標準的官僚制度，推行郡縣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權國家的方向。二、為了生存競爭力求富強，法家了解農民的重要，因此把農民解放為自耕農，增加農產，擴充兵源，逐漸變成以農、戰為本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法家是為絕對君權服務，並不是為農民服務，只是為了增強君權才不得不解放農民。新被解放的自耕農雖是擔負賦役的被剝削者，但身份權利畢竟遠勝於農奴，而且從力農和戰功還有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機會，因此廣大的農民多少發揮了些積極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間改革比其他六國徹底，最後征服六國，建立了統一帝國的基礎。劉邦攻下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可見西漢一承秦制。漢武初年雖崇儒罷黜百家，西漢政制本質，由一代政治天才漢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數語道破：

「（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史實，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這席話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強調指明西漢的政制仍是根據自戰國、秦以來的法家系統。在法家循名核實的原則下，全部龐大復雜的國家機構——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經郡守、縣令長，以至縣以下的鄉、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動。西漢郡守權重責專，也是行政效率較高的一個原因。二、漢宣帝確是銳利靈驗的預言家，西漢之開始衰亡，正由於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諸帝盲目崇儒的種種惡果。

經過元、成和東漢的開國，儒家成了長期的正統政術。儒家重「禮」實在是維持不平等階級社會的理論工具，與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恰恰相反。東漢開國的君主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時依靠不少其他地區豪族的擁護。儒家的主張正適合東漢皇朝的需要，成為辯護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論工具。東漢最重孝道。二百年間雖不乏篤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為的掩飾品。各地豪族魚肉鄉里、抗避國家賦稅固不可謂「忠」，但侵吞小民田產，略略周濟貧乏族人，在當時士大夫操縱的「清議」之下，卻往往被認為是廣義的「孝」。此外，漢武帝時臨時監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東漢已漸形成為超級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於世家豪族。因此從東漢後期起，國家的組織能力，受到地方政權和社會豪族雙重的阻力，終於演變成三國割據的局面。在以後的朝代，這兩種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繼續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變，但無疑義地，國家組織能力都被各種阻力所削弱。

最後分析起來，影響國家組織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積極性。在廣土眾民的中國（公元後二年人口已經六千萬），自皇帝到庶民層層復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所作所為，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的。在以法家為政術的六國和秦，各國君主為競爭圖存，不得不解放農奴，保障自耕農的利益，所以農民多少有些積極性。秦始皇大一統之局既成，列國間生存競爭的壓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體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漢雖承秦制，不時抑制豪強，但始終無法阻止土地的兼並和貧農的流離。東漢以降，直至解放，雖不無政治上和社會上安定的時期，但人民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人民消極的抵抗是逃避賦役，積極的抵抗是參加農民起義。因為種種政治和社會上的阻力，長期人民消極或積極的抵抗，兩千年來，華北一再陷於五胡、遼、金，全部中國兩度征服於元、清，並幾番演出了地方割據。即使在一統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動性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的組織能力。

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承繼了自清初以來，因人口爆炸而產生的種種空前的社會經濟困難，自清末督撫專權兵為將有所引進的多種政軍弊端，並面臨曠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機——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榨取鯨吞。當時救國主張雖多，回顧起來，惟有中國共產黨深刻了解自上層改革的無效，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幾個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圖存的辦法是到落後的農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從基層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力量。正因為共產革命的領導堅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領導方面自始即與民眾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後，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無一不根據最大多數最貧苦人民的意願與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平等的社會。在這新社會的基層中，人民確是主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新中國無疑義地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國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經省、市、自治區、縣，下至城市裡的街道鄰里，鄉村裡的生產隊，無一不包括在組織網之內。就純理論而言，有兩點值得分析。一、僅有組織，未必能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古今中外實例甚多，不勝枚舉。二、新中國嚴密的組織網中，是否還有削弱組織的阻力。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以上兩個問題在實踐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國不是專靠形式上的組織，而是特別注重政治、社會上每個階層之中，各種階層之間，不斷地搞思想教育、討論路線問題。思想路線教育的結果，不但使組織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發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這是文化革命以後的中國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誠然，古今中外當權者無不了解廣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傳統中國和傳統歐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統制。即使在最尊重個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個人從幼到老，不知不覺地都被政府、教會、學校、社團、家庭等等不斷地洗腦；進一步分析，國家及社會大小單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腦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幾無不源出於廣義的統治階級。洗腦決不是新中國的專利。但新中國敢誠實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腦，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備極周至，收效獨宏。傳統中國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國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換言之，新中國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從反復討論分析之中，使每個成員都發現他的「大我」，洗滌了他過去可能有過的自私觀念，然後徹底檢討有關措施的理論與實踐，是否真正符合國家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與利益。因此，這種史無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能力。

歷史工作者在此應該順便提出新中國與前代還有一重要不同之點。歷代政制積弊之一是帝王居於深宮，官官層層相護，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認真執行，民間疾苦也無由上聞。新中國有全國性嚴密的傳播組織，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向民眾申析最高領導的政策與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成千成萬的大字報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特殊媒介。凡此諸端無一不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更增強八億人民戮力同心建國的意願和信念。

綜合古今，新中國之所以最重視思想教育，似與我國源遠流長的理性與人本主義的傳統有關。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經不是正統的神，而是廣義的「人」。解放後各地區發現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證。至晚在商、周之際，理性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已經萌芽。周初的政治家雖表面上談「天命」，實際上不但對「天」的權威表示懷疑，而且強調國家的興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獻和金文例證甚多，茲不贅。即使祖先崇拜，經過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體上已變成為了滿足人類心理和社會需要的一種儀式，脫離了正統宗教的性質。這理性和人本的傳統，經過南北朝和隋唐期間與佛教的斗爭，不但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間接地使近代中國種種改革和革命運動都無須與「上帝」搏鬥，（人類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權威反對任何開明改革和社會革命的。即使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頑抗。）盡管儒家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為歷代帝王所利用，它對人本主義的發揚傳播，對社會環境和教育力量的極端重視，至今還有普遍的影響。新中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但把傳統上為製造士大夫的教育變成了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並且從幾十年寶貴的實踐經驗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備。因此充分激發了人民和國家的組織能力。新中國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與努力改造人類社會－－既不能說沒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不能不認為是「古為今用」最輝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現

人類史大部分都是殘酷無情的生存斗爭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無法長期獨立生存不被異族征服控制的。軍事在國史中，尤居關鍵地位。春秋時代的軍隊大體上為各國貴族所包辦，戰爭規模比較大，軍隊下層也包括當時所謂的「國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層的自由民。春秋的軍隊既以貴族為主要成員，所以當時風氣皆以當兵為榮，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為規范。據我閱覽所及，春秋時期對「武」或「武德」解說最詳的是楚莊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戰敗晉復霸之時，曾提出「武」的字義是「止戈」，並說明「武」的廣義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證以史實，楚壯王所謳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