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燕法官

A. 《反家暴法》淪為紙做盾牌嗎

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推出後，山東律師王新亮案頭的求助熱線愈發繁忙：過去每年只響起二三十次的鈴聲，立法後的這一年半里，響起了600多次。

參與反家暴公益維權6年，王新亮最怕的，是電話那頭的求助者突然銷聲匿跡。

他6年前代理過一樁離婚案，女人結婚一年，被赤身裸體打出家門10多次。她光著身子跑進飯館，男人提著刀沖進來，飯館老闆拿刀才把他趕走。她找保安求助，氣急敗壞的丈夫連保安都打。她躲回娘家，憤怒的丈夫拿菜刀砍防盜門，等到警察趕到，門幾乎被砍穿了。

盡管有多次報警記錄，可當她走向法庭，等來的結果卻是「感情未完全破裂」，不準予離婚。走投無路的女人選擇瞞著所有人離家出走，躲到男人找不到的地方。

次年，王新亮在濟南聯合3所高校、6家律師事務所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建言暨維權聯盟」。

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統計顯示，全國24.7%的家庭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家暴。婦聯系統每年受理家暴投訴近5萬件。

相比之下，自2016年3月法律實施至年底，保護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全國法院發出總數為680份。

那一次，她確實選擇了回家，並且很清楚自己將面臨什麼。在那個家庭里，公公會當著她的面，用擀麵杖毆打婆婆，往婆婆身上澆開水，就像她丈夫毆打她一樣。不同的是，這次回來後，婆婆開始教育她，「要學會忍讓」「多為男人著想」。

這種思維發揮了威力：在接下來的8年多里，丈夫的拳頭依舊時不時落到她身上。她開始自我反省，每次挨打後都覺得是自己錯了。難過到不行時，她會想「孩子怎麼辦」，隨後就會感覺丈夫「不生氣的時候也挺好」。如果不是去年，丈夫再次把碗摔在她頭上，還要拿刀去砍她的家人，她沒再想過離婚。

類似情況不只發生在文化水平較低的家庭。王新亮援助過一位大學教授。她的臉上時常有傷，同事每次關心地問起，都被搪塞過去。直到被毆打至重傷住院，她家庭的隱秘才被揭開——身為幹部的丈夫在十幾年中對她進行反復毆打。忍氣吞聲的原因只有一個——「面子」。

2015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爾梅曾透露，在我國，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後才會選擇報警。

在近一年半接到的600多個咨詢熱線中，真正試圖找王新亮維權的受害者也僅有70多位。其他人咨詢的問題，往往都是「怎麼能讓他別再打我」「怎麼能安生過日子」。

這種期望通常很難實現。山東女子學院教授張雅維跟蹤過大量家暴案例，大多呈現「第一次眼眶青了，第二次骨頭折了，第三次脊樑斷了」的趨勢。

「對於家暴，應該『零容忍』。」婚姻心理學專家宋家玉提出，很多家暴受害者總覺得，自己挨打屬於夫妻矛盾，並不清楚施暴者會上癮，「只要有了第一次，只會越來越重。」

宋家玉每年收到大約6000份婚姻問題咨詢，其中有1000份涉及明確的身體暴力。他發現，施暴者的手段大多明確單一，有人只扇耳光，有人就喜歡把被害人踹到牆角，「這意味著他們有著明確目的性，特定手段可以令他們最好地發泄情緒。」很多人施暴後，會想盡辦法表達歉意，比如下跪，寫保證書，或者進行各式的物質補償。這又使被害人收獲「得到感」，經過循環往復，二人往往會形成一種「病態的平衡」。

這種平衡下，縱使偶爾的暴行令受害者忍無可忍，向警方求助，訴求實質上仍是「修復家庭關系」。但法律並沒有這種功能，只能將施暴者拘留乃至逮捕。這種落差使得很多家暴受害者主動放棄追責。

魏曉玲擺脫家暴的努力也險些半途而廢。她的父母對她說，要是真離了婚，他們就沒臉出門。她唯一一次報警，電話那頭的警察提醒她，「我要是去了，你丈夫就完了，工作也沒了，你也丟人了，孩子怎麼辦？我看我還是別來了。」

模稜兩可的情況也出現在司法領域。王文燕坦誠，在如今《反家庭暴力法》缺乏實施細則的情況下，家暴認不認，人身保護令發不發，怎麼發，十分依靠法官的個人經驗。

「保護令畢竟要送到施暴者的社區甚至單位，會有法官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無過便是功。這在無形中傷害受害者。」王新亮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擁有兩組出警記錄配合驗傷報告的完整證據。可主審法官說，「家庭暴力需要反復，偶爾打一兩次算什麼？」

今年，他還代理了一起證據相對充分、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家暴案件。法官一開始回復，「這邊還沒下發過保護令，讓我們研究研究。」3個月後，法官對他說，「我們院還沒發過，所以先不發了。」

類似的判詞，幾乎和6年前一模一樣

《反家庭暴力法》推出整整21個月後，如何讓紙面上的條文真正影響到千家萬戶，成了一線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王新亮今年11月發起了「中國反家庭暴力求助網」。

「一些國家的類似法律，僅有關保護令的條目就達六七十，我們整部法才38條。」在王新亮看來，《反家庭暴力法》不夠細致，繼而導致實施難。比如「具體什麼程度算作家暴」「家暴施暴者在離婚時該做出哪些賠償」「人身保護令的具體核發條件」，全部是一線法律實踐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王文燕也感覺，目前的《反家庭暴力法》用起來「不太順手」。欣慰之處在於，自新法頒布後，濟南的司法系統始終面向基層法官調研、徵求問題。這讓她相信，現狀僅僅是「新法誕生後必要的過程」。

她擔心的是，「執行方面也缺乏實施細則。法律如果不能令行禁止，不遵守之後沒有懲戒，當事人不知敬畏，就會產生惡的示範效應。」

在她擔心的背後，《反家庭暴力法》頒布首月全國頒發的33份保護令中，就有4名施暴者以不同形式挑戰了司法權威。有施暴者在受害者已然拿到保護令的情況下，公然在法院門口進行撕扯。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表示，施暴者違反保護令時，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共同負責。但在張雅維等人看來，對違反保護令的懲戒目前很難嚴格執行。法院執行部門很難在較長時間內保護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有的施暴者違反保護令後，承擔的後果僅僅是訓誡或罰款，甚至根本沒有執行處罰。很多時候，只能憑借當事人對法律敬畏的「自覺性」。

宋家玉曾經疏導過一位直轄市的廳局級幹部。他對妻子施暴時，總掐脖子，一度令她險些窒息。這位幹部垂著頭對宋家玉說，自己也很痛苦，可是剋制不住。這已經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前兩任全被打跑了。」

「軟硬手段要齊頭並進，法律之後要跟上心理治療和疏導。」宋家玉說，自己見過不少施暴者離婚後再婚，一次次陷入同樣境地，給更多人帶去不幸。還有很多受害者，即使申請下保護令，內心想的依舊是「修復家庭關系，恢復正常生活」，可社會上至今缺乏能夠給予引導的機構。

王新亮經手的一個案例，近60歲的農村婦女，自稱被丈夫毆打了一輩子，忍無可忍要求離婚，為此不惜凈身出戶。可離婚後不久，因為沒有生存能力，她不得不回到前夫家借住。很快，二人又過起了同居的生活。

用張雅維的話說，反家暴的很多工作，都在「反家暴法」外。無論走進家庭，為弱勢者賦權普法，還是培養家暴受害者的技能，給予他們獨立生活能力，都是十分長期的工作。

「一切都開始了，但一切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王新亮舉了個例子，濟南市的反家暴庇護中心很早建成，可整整半年時間，只接收過一位受害者。這位受害者茫然無助地躲進中心提供的小屋，以為「反家暴」就是等丈夫消氣，並不知道中心還有心理輔導、法律援助等服務。

去年《反家庭暴力法》實施後，王新亮又代理了一起案件。他的當事人在一年裡被丈夫反復毆打，直到最後被生生掰折了手指。警察告訴她，可以逮捕她的丈夫，但從此「孩子政審會有問題，上學升遷都受影響」，她哭著放棄了追究。她起訴離婚，法官給的結果是「感情基礎尚在」，不準予離婚。

她只能跟著男人回了家。今年年初，王新亮又一次收到電話，她在電話里驚恐地聲稱自己再次遭受虐打，過幾天就來求助。這是她最後一次來電。王新亮再也無法聯繫到她。

他不太敢想這個女人如今怎樣。在她第一次起訴離婚的判決書上寫著：「雖然雙方在生活中常因家庭瑣事產生矛盾，影響了夫妻感情，但並不足以導致夫妻感情破裂。只要雙方在今後的共同生活中相互照顧、相互尊重，加強交流，遇事多溝通，多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還是能夠繼續維持穩定和睦的家庭的。」

類似的判詞，幾乎和6年前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