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院法官名冊

⑴ 深圳市人民法院的院長履歷

鄧基聯，男，漢族，1955年9月生，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人，1974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4年7月參加工作，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
現任深圳市政協副主席，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市委政法委副書記。
1974.07——1975.09，廣東省三水縣白土大隊民兵營長、團支部書記；
1975.09——1977.09，廣東省政法學校司法中專班學習；
1977.09——1989.02，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書記員、助審員（其間：1985.06—1986.01借調省委整黨辦公室工作，1985.09—1988.11在全國法院幹部業余法律大學在職大專學習）；
1989.02——1991.02，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員（副處級；其間：1989.02—1991.01掛任河源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1991.02——1992.05，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監庭副庭長；
1992.05——1993.04，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監庭庭長；
1993.04——1994.01，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濟審判第二庭庭長；
1994.01——1999.04，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其間：1998.09—1999.01中央黨校進修二班學習）；
1999.04——1999.12，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
1999.12——2000.04，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副院長；
2000.04——2000.06，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代院長；
2000.06——2001.03，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
2001.03——2010.06，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其間：1999.09—2001.09在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專業在職研究生班學習）；
2010.06——，深圳市政協副主席，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市委政法委副書記。
2010年6月2日當選政協深圳市第五屆委員會副主席。

⑵ 人民法院內設機構知多少

一、典型的審判業務庭

（一）民事審判庭

最高院設置民事審判庭4個，高級人民法院設置民事審判庭3個或4個，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民事審判庭2至6個（如北京二中院、上海一中院、昆明中院、東營中院、深圳中院均設立6個民事審判庭），絕大多數中院民事審判庭數為3個或4個，基層人民法院設立民事審判庭2至6個（如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就設立6個民事審判庭），絕大多數基層法院民事審判庭數為2個（不含派出人民法庭）。

（二）刑事審判庭

最高院設置刑事審判庭5個，高級人民法院設置刑事審判庭2至4個（西藏高院為2個），絕大多數高院設刑事審判庭數為3個或4個；中級人民法院設立刑事審判庭2至4個，絕大多數中院刑事審判庭數為3個或4個，基層人民法院設立刑事審判庭1至3個（如漯河市源匯區法院就曾設立刑三庭，北京市朝陽區、海定區法院，山西省堯都區法院等就設立2個刑事審判庭），絕大多數基層法院刑事審判庭數為1個。

（三）行政審判庭

最高院、高級人民法院均設立行政審判庭1個，絕大多數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設立行政審判庭1個。

（四）審判監督庭

最高院設置審判監督庭1個；高級人民法院設置審判監督庭1至3個（如西藏、寧夏、安徽、陝西高院設1個，河南、山東、新疆高院設2個，河北、湖南、湖北高院設3個）；大多數中級人民法院設立審判監督庭1，部分中級人民法院設立2個審判監督庭，如吉林中院、長春中院、邵陽中院、焦作中院、哈爾濱中院、南京中院、大連中院等；基層法院普遍設置審判監督庭1個，沒有發現基層法院設立兩個以上審判監督庭的報道。

（五）派出人民法庭

基層人民法院普遍設有派出人民法庭，截止2010年底，我國共有人民法庭9880個，平均到全國3119個基層法院，平均每個法院設立3個人民法庭。目前從網上查到的設立派出人民法庭最多的法院是湖北省隨縣人民法院，共設立10個人民法庭。

二、專業性審判業務庭

（一）少年審判庭

自1984年11月上海市長寧區法院建立我國第一個專門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以來，我國少年司法發展走過24個年頭。以少年法庭審判為重心的少年司法，經歷了1984年至1988年的創設、探索階段，1989年至1993年的推廣、普及階段，1994年至2003年的鞏固、規范階段，2004年至今的深化改革、健全完善階段。1999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首次明確了少年法庭的名稱，2001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第一次提出設立少年法院的試點設想，2003年全國人大內司委提出在有條件的大中城市可以開展設立少年法院試點工作。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於在全國部分中級人民法院開展設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簡稱少年審判庭）試點工作的通知》，啟動試點工作。確定了北京市二中院等17個中級人民法院作為試點單位。截至2008年12月，試點少年審判庭共審判一、二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731件，一、二審未成年人民事案件2959件。截至2007年年底，全國法院已設立少年審判法庭2219個，共有7018名法官專門從事少年審判工作。

（二）林業審判庭

目前，林業審判機構有兩類：一是在北方大面積國有林區設立林區中級 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受理轄區內所有刑事、民事、經濟和行政案件，獨立行使相當於地方人民法院的職權；二是在重點林區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法院內設立林業審判庭，或者在重點國營林場派駐林業法庭，受理轄區內的森林案件，成為地方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以福建省為例，截止2011年3月，該省三級法院總共擁有林業審判庭60個，其中高院1個，中院8個，基層法院51個。林業審判庭專門審理涉林等生態環境資源類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從1982年至2010年共審結涉林生態環境資源類刑事、民事、行政各類案件40659件。

（三）專門行政審判庭

如湖南省永州市中院設立林業審判庭，負責審理涉及林業的一、二審行政案件；永州市的道縣、寧遠縣、雙牌縣人民法院設立計劃生育法庭，對內統稱「行政審判第二庭」，對外統稱「計劃生育法庭」。

（四）金融審判庭

2008年11月，浦東新區法院成立了我國首個金融審判庭。同年12月，黃浦區法院以民事審判第五庭作為專門的金融審判庭。2009年6月，上海高、中兩級法院建立了金融審判庭。到2011年5月，上海高院、兩個中院以及5個基層法院都已設立了金融審判庭

根據浦東法院的統計，自2006年至2010年，該院受理的各類金融民商事案件達5603件；受理金融犯罪案件158件178人，主要包括金融詐騙、破壞金融管理秩序、金融

⑶ 周大福事件法官是誰

法官名字：馬黎

周大福金條兩塊

案號

（2020）粵03執3928號

承辦法官

馬黎

法官助理

溫濟微

存放地點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法院是否負責交付

負責交付

起拍價

人民幣97824.19元

保證金

人民幣 9783元

增價幅度

人民幣 1956元

備注

1、周大福，FIVETAEL999.9,374g；除拍品外，無其他附屬配件，無法明確是否行貨，閑置時間較長，存放條件一般，具體規格型號，拍賣成交後以現場交接的實際物品現狀為准，法院不承擔標的物的瑕疵保證。

2、拍賣成交後，深圳本地的競買人需本人到本院（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現場簽署拍賣成交文書，領取標的物，本院不負責郵寄；外地競買人請於尾款繳清後，聯系本院辦理拍賣成交後續交接流程，拍賣成交價不包含貨物的轉運以及運輸途中的風險費用。拍賣物的轉運由買受人自行辦理，相關費用自理。

3、詳見鑒定意見書。

⑷ 陳雅娟被抓了嗎

今日獲知勞動爭議案深圳中院二審結果，對此結果感到很意外，深圳中院法官陳雅娟竟然無視事實和證據對仲裁和一審結果進行改判，不知有多少冤假錯案出在這樣不尊重法律和事實的法官之手。
本人2013年11月因勞動爭議將****公司起訴到深圳勞動爭議仲裁院，判決結果為公司方支付員工（N+1）*月工資（月工資大於深圳人均收入3倍）作為離職賠償金，2014年3月南山區人民法院審判判決結果為公司方支付員工（N+1）*深圳人均收入3倍作為離職賠償金。
雙方對一審判決均提起上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4年6月開庭審理此案，法官陳雅娟。在庭審前雙方均沒有提交任何新的證據，庭審過程中法官陳雅娟百般阻撓本人陳述事實，態度極其惡劣；庭審過程中公司方提供證據法官詳細查看，但本人至今未看到此證據為何內容；直至庭審即將結束，本人呈現證據原件，卻被陳雅娟拒絕；在庭審即將結束時陳雅娟問本人是否願意調解，鑒於一審公司方明確拒絕，因此本人拒絕了調解。2014年9月收到陳雅娟電話詢問是否願意調解，不知此時她出於何意打此電話，而且態度積極不好，本人拒絕調解。
今日電話得知二審中院改判，對此結果及其出乎意外。在此想問陳雅娟：
1.你改判的依據是什麼？
2.公司方提供的證據是什麼？為什麼不能讓我看？
3.本人提供的原始證據你連看都不看是出於什麼目的？
4.9月接到你電話詢問是否調解的原因是什麼？

⑸ 在哈爾濱輸的官司回深圳贏了，騰訊力爭的「管轄權」令人細思恐極

好友關系算不算隱私？我覺得應該算。生活中有太多隱秘關系，比如不想讓女友知道的前女友，不想讓老闆知道的獵頭，不想讓賣煎餅的知道的賣包子的……

但是深圳南山法院不這么看。3月15日財新周刊報道了這么個事兒：在2019年的"微信讀書案"和2021年的"南山微視案"中，兩名用戶分別在北京和哈爾濱起訴騰訊未經允許把自己的好友信息提供給其他騰訊旗下應用，分別指控騰訊侵害自己的個人信息權、隱私權。審判過程中，微視案在幾輪管轄權爭奪後移交深圳南山法院審理， 最終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的微信讀書案判用戶勝訴，南山微視案則判騰訊勝訴。

不要我覺得，要南山法院覺得。

有媒體統計了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近三年來，南山法院涉及騰訊已公開判決書的案件中，騰訊勝訴率為94.3%，其中騰訊作為原告的勝訴率為100%（41起），作為被告勝訴389起（415起），勝訴率93.73%；騰訊在深圳中院的勝率更是高達98.15%，作為原告勝訴率為81.8%（9起），作為被告勝訴率為100%（97起）。

所以說好友關系算不算隱私，關鍵是管轄權在不在深圳法院。而這一點，早已寫進了《微信軟體許可及服務協議》中。只要用微信，就得同意去南山打官司。

高 科技 企業的聰明才智，用在了各種「協議」中。只要爭得管轄權，案件的走勢也往往會偏向對企業有利的方向。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杭平在《真的有『南山必勝客』嗎》一文中提到，「無論哪一類案件，騰訊都可以利用其事先簽訂的協議規避法律風險，事後通過後台收集固定證據，運用反復訴訟中積累的實戰經驗，進行有效的起訴或應訴。高勝訴率屬於情理之中，尚不構成控訴司法腐敗、司法地方保護的適格證據」。

陳杭平也認為，雖然網上沒有披露騰訊法務部的人員名單，但想來不乏南山區法院、深圳市中院甚至廣東省高院的前法官。在中國 社會 語境下，這種人員交流難免形成無法說清道明的「關系」網路。不僅騰訊，其他巨無霸企業在住所地法院的勝訴率都很高。

要知道，資本一開始都是以人畜無害的面孔出現的，繳納了稅收，推動了地方經濟，還促進了就業。後來人們慢慢發現，資本的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當消費者權益和資本利潤最大化出現矛盾時，往往會形成「管轄權」這樣的勝負手。

同一個案子，顯而易見的事實，哈爾濱和深圳兩地法院卻給出截然相反的兩個答案。資本有法律專家擂鼓助威，有新聞媒體搖旗吶喊，這並不可怕。但是當管轄權控制著司法結果呈一邊倒之勢，資本的力量無疑已滲透進公權力，左右了 社會 基礎規則。

令人不寒而慄。

⑹ 深圳有幾個中級人民法院

一個地級市只有一個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也只一個，但有一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也在廣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