鞫獄法官迴避
『壹』 試論我國古代的法官責任
西周所創始的法官責任制度，經過秦漢時期的發展，到了隋唐時期基本定型，而後宋元明清逐步發展和完備，形成了獨特的法官責任制度，其內容之豐富，體系之完備，制度之詳細，影響之深遠，世之罕見。筆者將以唐律所規定的法官責任制度為主體，兼涉其他各朝代的法律規定，采現代司法制度中的偵查、審判和執行三階段的分類方式，對古代法官責任制度的內容進行解析。
一、偵查階段的法官責任
由於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現代的司法制度那樣分工明確、階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偵查階段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審前階段。筆者將這一階段的責任歸納為三種：違法採取強制措施的責任、違法檢驗的責任和違法刑訊的責任。
（一）違法採取強制措施的責任
唐律關於採取強制措施的規定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審前逮捕，二是受理後羈押。審前逮捕與現代意義上的偵查中的緝拿歸案意義相仿。唐律既規定了逮捕違限的責任，如：各級官吏對所轄地區內發生的強盜、竊盜和殺人案件，必須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內捕獲，否則要追減三等處罰。又規定了逮捕遲緩的責任，《唐律·斗訟》規定：接到有人犯強盜、殺人及盜竊案件的告發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竊盜，各減二等。」第二種受理後羈押的責任，唐律分為應羈押而不羈押的責任和不應羈押而羈押的責任兩個方面。如《唐律·斷獄》規定「諸囚應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若不應禁而禁……杖六十。」同時還規定了類似於今日取保候審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應得為」和「故失論」受到處罰。
（二）違法勘驗檢查的責任
我國古代法律非常重視作為在偵查案件當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驗檢查，規定所有的勘驗檢查都必須依法進行，違者要負法律責任。《唐律·詐偽》中規定「諸有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等。若實病死及傷，不以實驗者，以故入人罪論。」而明律又將此責任分為失出入人罪與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規治由於過失而檢驗錯誤者致使錯判的情況，而後者則是針對受財後故意檢驗不實的情形。
（三）違法刑訊的責任
古代訴訟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為定罪的重要依據，允許以刑訊的手段獲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須依法刑訊，否則將反受刑罰。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備的刑訊制度，對從刑訊的條件、刑訊施行的要求、不準刑訊的對象到刑訊的工具都做了詳細的規定，並列出相應的法官責任。如《唐律·斷獄》規定：「……猶未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這里就是講對刑訊條件的違反的處罰。再如「諸婦人懷孕，犯罪應拷及決杖笞，若未產而拷、決者，杖一百。……」這就是講違反不準刑訊對象的規定所應承擔的責任。《宋刑統》中沿襲了唐律的規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責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規定。
二、審判階段的法官責任
（一）違法管轄及受理的責任
唐律中的審判管轄兼有級別管轄和地區管轄，並作了嚴格的規定。《獄官令》載：「杖罪以下，縣決之。徒以上，縣斷定，送州覆審訖，徒罪及流應決杖、笞若應贖者，即決配征贖。」「諸鞫獄官，囚徒伴在他所者，聽移送先系處並論之。」唐律在規定這方面責任時，十分嚴格。《唐律·斷獄》中規定：「諸斷罪應言上而不言上，應待報而不待報，輒自決斷者，各減故失三等。」「諸鞫獄官，停囚待對問者，雖職不相管，皆聽直牒追攝。牒至不即遺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時受理案件，是古代統治者為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對各級司法官員的要求，對於那些應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規定予以嚴懲。唐律規定：「若應合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謀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規定。
（二）違法聽訟迴避的責任
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時也是為了遵守「親親尊尊」的原則，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聽訟迴避」的制度。唐律規定「：諸在外長官及使人於使處有犯者，所部屬官等不得即推，皆須申上聽裁。若犯當死罪，留身待報。違者各減所犯罪四等。」《宋刑統》所規定的更為具體嚴密，范圍包括六個方面：1.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關系；2.鞫獄官與被鞫人有故舊關系；3.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讎隙；4.籍貫迴避；5.案發起訴人和通緝人須迴避；6.司法官內部迴避[1]。有上述六種情況的，不迴避者追究其刑事責任。到了元朝，聽訟迴避制度得以完善，據《元史·刑法志》記載：「諸職官聽訟者，事關有服之親並婚姻之家及曾受業之師與所仇嫌之人，應迴避而不迴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輒以官法臨決尊長者，雖會赦，仍解職降敘。」明清律則專設「聽訟迴避」，將書吏也納入了迴避的范圍。
（三）狀外求罪的責任
「狀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狀的請求審判，與「具狀斷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須嚴格遵循「具狀斷罪」的原則，不得超出告狀的范圍，隨意追究其他刑事責任，違者要受到懲罰。相當於現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斷獄》規定：「諸鞫獄官，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四）不以法律條文斷案的責任
《唐律·斷獄》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其意為審判犯罪都必須以律、令、格、式正文作為定案依據，這近似於現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責任
出入人罪是指將有罪的人判為無罪，無罪的人判為有罪，重罪輕判和輕罪重判。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確立了法官審判的個人責任原則，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約是在南北朝時期：有罪判無罪、重罪判輕罪為「出人罪」，無罪判有罪、輕罪判重罪為「入人罪」；如果錯判是無意的就稱之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構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對於此類犯罪的規定可以細分五個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過失出入人罪；3.錯判而未決放；4.違法判決徒流罪；5.違法判決死罪，並確立了「同職連坐」制度，即如果一個案件由於判決有誤，其卷宗所經過復核的幾個官員都必須連坐，承擔相應的責任。以後的宋元明清四朝繼承和發展了唐律中關於法官出入人罪的規定。
（六）法官受財的責任
法官受財分為兩種：一是受財枉法，二是受財不枉法。在唐律中，兩種都要受到刑事處罰。《唐律·職制》規定：「凡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貳』 09司法考試 外國法制史 速記
法制史的內容比較少，教材上所有的內容僅占幾十頁，考查的形式是選擇題，分值在回10分上下。還包括中答國法制史，所以外國法制史也就3-6分的樣子。重點一直比較突出，外國法制史主要掌握羅馬法、美國憲法、英美司法制度、兩大法系、大陸法系中憲法與民法的主要內容。這些知識點要理解並能夠運用其分析相關案例。沒有什麼好的口決，相比較而言，法制史的考題難度不大，是考生拿分的科目。
『叄』 唐朝法治史
中國法制史：唐朝的法制-司法考試
http://www.ynexam.cn/html/sifakaoshi/yijuan//2006/1026/zhongguofashi_tangchaodefa_sifakaoshi_8809.html
基本內容
一、《唐律疏議》——禮法統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訂過程——從《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武德律》。唐高祖李淵(公元618～626年)於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開皇律》為准，撰定律令，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為《武德律》，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條。
(2)《貞觀律》。唐太宗即位以後，鑒於《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當時的需要，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參照隋《開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稱為《貞觀律》。《貞觀律》仍為12篇500條。
注意：《貞觀律》的修訂長達11年時間，對《武德律》進行了比較大的修改。如增設加役流，縮小連坐處死的范圍，確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等原則與制度。《貞觀律》的修訂，基本上確定了唐律的主要內容和風格，對後來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響。
2.《永徽律疏》的頒行
(1)制定：《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長孫無忌、李績等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如將原《貞觀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為「情理切害」並作鄭重說明：「舊律雲言理切害，今改為情理切害者，蓋欲原其本情，廣思慎罰故也。」最終，奏上新律12卷，是為《永徽律》。
(2)疏議：鑒於當時中央、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中明法科考試也無統一的權威標準的惰況，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學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對《永徽律》進行逐條逐句的解釋，「條義疏奏以聞」，繼承漢晉以來，特別是晉代張斐、杜預注釋律文的已有成果，歷時1年，撰《律疏》30卷奏上，與《永徽律》合編在一起，於永徽四年十月經高宗批准，將疏議分附於律文之後頒行。計分12篇，共30卷，稱為《永徽律疏》。至元代後，人們以疏文皆以「議曰」二字始，故又稱為《唐律疏議》。由於疏議對全篇律文所作權威性的統一法律解釋，給實際司法審判帶來便利，以至《舊唐書·刑法志》說當時的「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議的作用至重，學者楊鴻烈在《中國法律發達史》一書中認為，「這部永徽律全得疏議才流傳至今。」
(3)歷史地位：
第一，《永徽律疏》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而且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
第二，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作為中國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及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第三，是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惡
1．從「重罪十條」到「十惡」
(1)定義：所謂「十惡」，是隋唐以後歷代法律中規定的嚴重危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淵源於北齊律的「重罪十條」。
(2)淵源：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唐律承襲此制，將「十惡」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疏議即雲：「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為明誡。」
2.唐律中十惡的具體內容
(1)謀反：謂謀危社稷，指謀害皇帝、危害國家的行為；
(2)謀大逆：指圖謀破壞國家宗廟、皇帝陵寢以及宮殿的行為；
(3)謀叛謂背國從偽，指背叛本朝、投奔敵國的行為；
(4)惡逆：指毆打或謀殺祖父母、父母等尊親屬的行為；
(5)不道：指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為；
(6)大不敬：指盜竊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偽造或盜竊皇帝印璽、調配御葯誤違原方、御膳誤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無人臣之禮等損害皇帝尊嚴的行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經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門戶、分異財產，對祖父母、父母供養有缺，為父母尊長服喪不如禮等不孝行為；
(8)不睦：指謀殺或賣五服(緦麻)以內親屬，毆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長等行為；
(9)不義：指殺本管上司、受業師及夫喪違禮的行為；
(10)內亂：指奸小功以上親屬等亂倫行為。
唐律中「十惡」制度所規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為侵犯皇權與特權的犯罪，一為違反倫理綱常的犯罪。唐律將這些犯罪集中規定在名例律之首，並在分則各篇中對這些犯罪相應規定了最嚴厲的刑罰。而且，唐律規定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語所謂「十惡不赦」的淵源。這些特別規定充分體現了唐律的本質和重點在於維護皇權、特權、傳統的倫理綱常及倫理關系。
三、六殺、六贓與保辜
1．六殺
(1)分類：《唐律》賊盜、斗訟篇中依犯罪人主觀意圖區分了「六殺」——「謀殺」、「故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等。
「謀殺」指預謀殺人；
「故殺」指事先雖無預謀，但情急殺人時已有殺人的意念；
「斗殺」指在斗毆中出於激憤失手將人殺死；
「誤殺」指由於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
「過失殺」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即出於過失殺人；
「戲殺」指「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
(2)處罰：基於上述區別，唐律規定了不同的處罰。
謀殺人，一般減殺人罪數等處罰，但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尊親則處以死刑，體現了對傳統禮教原則的維護。
故意殺人，一般處斬刑。
誤殺則減殺人罪一等處罰。
斗殺也同樣減殺人罪一等處罰。
戲殺則減斗殺罪二等處罰。
過失殺，一般「以贖論」，即允許以銅贖罪「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律對傳統殺人罪理論的發展與完善。
2.六贓
(1)定義：六贓指《唐律》規定的六種非法獲取公私財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牟取私利或貪贓枉法的行為。在量刑上對於官吏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行為，唐律中均規定了較常人犯財產罪更重的刑罰。
(2)分類：六贓具體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財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導致枉法裁判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凡官吏受財枉法，贓滿15匹處絞。
二是「受財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但未枉法裁判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即使不枉法，贓滿30匹也處僅次於死刑的加役流。
三是「受所監臨」，指官吏利用職權非法收受所轄范圍內百姓或下屬財物的行為。《唐律》職制篇規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處接受禮物，主動索取或強要財物的，加重處罰。監臨主守官盜取自己所監臨財物或被監臨人財物的，比竊盜加二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甚至規定，不得向被監臨人借用財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屬人員或利用職權經商牟利；否則依情節分別處以笞杖或徒刑。唐律還規定，官吏應約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監臨人的財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減等治罪。如監守自盜的比一般盜罪加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
四是「強盜」，指以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唐律》賊盜篇規定強盔罪處罰更嚴，雖不得財也要處徒刑2年。持凶器得財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
五是「竊盜」，指以隱蔽的手段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的行為。《唐律》賊盜篇對一般竊盜罪也嚴格規定，不得財者笞五十，得財者至五十匹處加役流刑。
六是「坐贓」，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職權之便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唐律》雜律篇規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財物的即構成「坐贓，同時禁止監臨主守官在轄區內役使百姓，借貸財物，違者以坐贓論處。
(3)影響：六贓的分類與按贓值定罪的原則為後世所繼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贓圖》的配附。
3.保辜
(1)定義：指對傷人罪的後果不是立即顯露的，規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內對被害方傷情變化負責的一項特別制度。
(2)具體規定：唐律規定：「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時間內受傷者死去，傷人者承擔殺人的刑責；限外死去或者限內以他故死亡者，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刑事責任。
(3)評價：唐代確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不夠科學，但較之以往卻是一個進步。
四、五刑與刑罰原則
(一)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開皇律》中所確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作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體規格與《開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為五刑中最輕一級刑罰，分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為等差；
(4)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斬、絞二等。
(二)唐律中的刑罰原則
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
(1)定義：所謂公罪是指「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即在執行公務中，由於公務上的關系造成某些失誤或差錯，而不是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賦斂」而無私人獲利者，處罰從輕。
所謂私罪包括兩種：一種是指「不緣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與公事無關，如盜竊、強奸等。另一種是指「雖緣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職權，循私枉法，如受人囑托，枉法裁判等，雖因公事，也以私罪論處。
(2)處罰：唐律規定公罪從輕，私罪從重。適用官當時，也要區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當1年徒刑。
(3)緣由：唐律之所以要區分公罪與私罪，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以便提高國家的統治效能；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保證法制的統一。
2.自首原則
唐代繼承了歷代自首減免刑罰的原則，但較前有比較明顯的發展。
一是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後，再投案者，唐代稱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唐代對自新採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
二是規定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危害後果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凡「於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越渡關及奸，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列」。即對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處理。因為這些犯罪的後果已不能挽回。
三是規定自首者雖可免罪，但贓物必須如數退賠，不使犯法者在經濟上得到好處，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獲財。
四是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名例律》規定：「自首不實及自首不盡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至於如實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輕罪；審問它罪而能自首餘罪的，免其餘罪。出於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這些內容影響到後世。
3.類推原則
《唐律·名例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即對律文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重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輕案。凡應加重處罰的罪案，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如疏議舉律文說，謀殺尊親處斬，但無已傷已殺重罪的條文，在處理已殺已傷尊親的案件時，通過類推就可以知道更應處以斬刑。又舉例說，夜半闖入人家，主人出於防衛，登時殺死闖入者，不論罪。律文沒有致傷的條文，但比照規定，殺死已不論罪，致傷更不論罪。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
4.化外人原則
化外人即指外國人。《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即同國籍外國僑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這在當時不僅維護了國家主權，同時也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因大量外國僑民前來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糾紛問題。
五、唐律的特點與中華法系
1.「禮法合一」的特點
唐朝承襲和發展以往禮法並用的統治方法，使得法律統治「一準乎禮」，真正實現了禮與法的統一。如同唐太宗所說「失禮之禁，著在刑書。」把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力量與政權法律統治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法的強制力加強了禮的束縛作用，禮的約束力增強了法的威懾力量，從而構築了嚴密的統治法網，有力維護了唐朝統治。
2.科條簡要與寬簡適中的特點
唐朝立法以科條簡要，寬簡適中為特點。以往秦漢法律，向以繁雜著稱。西漢武帝以後，因一事立一法，導致律令雜亂。西晉修律對漢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縮減，北齊律定為12篇，949條，較前又有所進步。唐朝沿襲隋制，實行精簡、寬平的原則，定律12篇，502條，並為後世所繼承。僅以太宗修《貞觀律》為例，「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足見唐律的上述特點。
3.立法技術完善的特點
在立法技術上表現出高超的水平。如自首，化外人有犯、類推原則的確定都有充分表現。為防止官吏濫用比附，用精確的語言規定在法無明文規定條件下，官吏故意與過失出入人罪的處理辦法。並在承襲前代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公、私罪，故意、過失的概念，並規定了恰當的量刑標准。如《斗訟律》解釋「過失殺」說：「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共舉重物為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類，皆是。」唐律結構嚴謹，為舉世所公認。
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與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
唐律是我國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襲秦漢立法成果，吸收漢晉律學成就，使唐律表現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對宋元明清產生了深刻影響。
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高麗律》篇章內容都取法於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參用唐律。可見唐律不僅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六、唐代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司法職能。
1.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審判機關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行使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中央百官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凡屬流徒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同時大理寺對刑部移送的死刑與疑難案件具有重審權。
2.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
唐代刑部以尚書、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門等四司。刑部除掌司法政令外，並復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縣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在復審中，如發現疑案、錯案，凡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駁回原審州、縣重審或復判，死刑則轉送大理寺重審。刑部還有權參與重大案件的審理，並有權受理在押犯申訴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下設台、殿、察三院。作為中央監察機構，專門負責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監督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是否遵守國家法律和各項制度，是否忠實履行職貴，位高權重，可稱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台有權監督大理寺、刑部的審判工作，同時參與疑難案件的審判，並受理行政訴訟案件。御史台中分設台院、殿院、察院，統轄下屬的諸御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組成部分，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與大理寺的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由於侍御史在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職權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與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選任。
殿院，設殿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違反朝儀的失禮行為，並巡視京城及其他朝會、郊祀等以維護皇帝的神聖尊嚴為其主要職責。
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州縣地方官吏的違法行為。唐代時以「道」為監察區，全國共分為十道(後增為十五道)，每道設一名監察御史，稱為巡按使，品級雖低，但權力極大，是皇帝設在地方上的耳目。
4.唐代的「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此外，唐代還設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機關
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州縣長官在進行司法審判時，均設佐史協助處理。州一級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一級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下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糾舉責任，對輕微犯罪與民事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
(二)訴訟制度
1．刑訊制度
(1)刑訊的條件與證據。唐律規定，審判時「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拷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也就是要求在拷訊之前，必須先審核口供的真實性，然後反復查驗證據。證據確鑿，仍狡辯否認的，經過主審官與公審官共同決定，可以使用刑訊；未依法定程序拷訊的，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同時規定，對那些人贓俱獲，經拷訊仍拒不認罪的，也可據狀斷之」，即根據證據定罪。
(2)刑訊方法。首先，刑訊必須使用符合標准規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審官要負刑事貴任。其次，拷囚不得超過三次，每次應間隔20天，總數不得超過200，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若拷訊數滿仍不招供者，必須取保釋放。凡有違犯，承審官須負刑事貴任。其三，拷訊數滿，被拷者仍不承認的，應當反拷告狀之人，以查明有無誣告等情形，同時規定了反拷的限制。
(3)規定對兩類人禁止使用刑訊，只能根據證據來定罪。一類是具有特權身份的人，如應議、請、減之人；二是老幼廢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廢、腰脊折、痴啞、侏儒等。對上述兩種人，唐律規定「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即必須有三人以上證實其犯罪事實才能定罪。
2.仇賺迴避原則
唐代迴避制度稱作「換推」，指在審訊過程中，凡審判官與當事人有親屬或師生或仇嫌關系，均須調換迴避。司法機關在接受訴狀後，就開始進入審訊程序。為了防止司法官在審訊過程中因親故仇嫌關系而妨礙公正審判，唐朝在《唐六典》中第一次規定了迴避制度，即「凡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仇嫌者，皆聽更之」，也就是說，若承審官與當事人有某種利害關系，准許更換承審官。這一規定對於保證司法公正有一定作用。
3.死刑三復奏
死刑復奏制度是指死罪判決的執行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待皇帝批准下達三日後方可行刑。這項制度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就已正式確立，至隋朝確定為死刑須經「三復奏」方准執行。唐律對此作了更加詳細而嚴格的規定：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及部曲、奴婢殺主等死刑判決只經一次復奏即可執行外，凡各地方的死刑判決作出後，必須三次奏報皇帝批准，待批准下達三日後方可執行。違反上述規定，「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要判處流刑，3日期限末滿或過限行刑者處以杖刑至徒刑。對京師判決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嚴格，須經過「五復奏」。這項制度表明唐代對死刑的審慎態度及皇帝對死刑權的牢固控制。
『肆』 宋代是如何防範發生冤案的
宋朝在各州均設立兩個法院——司理院與州院，兩個法院是平行的，並配置了專職的司法官。一個刑事案子進入庭審程序之後，州法院必須啟動「鞫讞分司」的司法機制，即審訊問罪的法官（獄司）與檢法量刑的法官（法司）不可為同一人，而是由沒有利害關系的兩個人擔任。宋人認為，「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訊問的過程中，法官需要遵循「據狀鞫獄」的原則，《宋刑統》規定：「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說的是，法官鞫問的罪情，必須限制在起訴書所列舉的控罪范圍內，起訴書沒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問罪，否則，法官以「故入人罪」論處。古代重口供，允許刑訊，不過宋代對刑訊的使用已有了嚴格限制，更加註重證據與檢驗，對證驗明白無疑者，不必用刑逼供，可以「據狀斷之」；老人、未成年人、殘疾人以及孕婦、產婦，也不得拷訊。違法用刑的法官，將會被追究責任。
案子審訊完畢之後、檢法量刑之前，還有一個「錄問」的程序，即由另一名法官提問犯人、核對供詞。如果錄問官與鞫獄官有利害關系，比如同年、同門，則必須迴避。在錄問過程中，如果案情有誤，而錄問官未能發現、駁正，那麼錄問官也會受到懲罰，若能駁正則有賞。如果錄問無誤，案子就轉入「檢法」程序。由法司根據訊問所得的罪情，檢出適用的法律條例，供長官作為判決的法律依據。檢法時若發現案情有誤，法司也有權駁正。
有一點值得指出，在鞫獄—錄問—檢法的整個過程中，三個法官是各自獨立的，不得相互商議，宋代法律規定：「錄問、檢法與鞫獄官吏相見者，各杖八十。」
檢法之後，就是判決的程序了。首先，由鞫獄官、錄問官、檢法官之外的法官草擬好判決書，叫做「擬判」；然後就是「過廳」，類似於現在的「合議」，即由負責該案的所有法官集體審核、簽押，以示負責，假如將來發現該案的審判出了差錯，這些簽字的法官都要負連帶責任。最後，由州最高長官定判結案，按照要求，這時必須向案犯宣讀判詞，問犯人是否服判。這相當於留給犯人又一次申訴的機會。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案子就可以呈報路一級的提刑司、中央刑部，進入復核階段。這里不贅述。需要補充的是，不管是在錄問、還是在宣判，乃至在行刑之前，犯人都有翻供的權利。一旦翻供，則必須組織另外的法官（原審法官迴避），或者移交另一個法院（宋代一州設兩法院的意義體現出來了），重新審理，一切重新按照程序再走一遍。這叫做「翻異別勘」。根據宋代立法，犯人有三次「翻異別勘」的機會，南宋時改為五次，但在實際操作中，有一部分案子，已突破了法定次數的限制，一次次翻異，一次次別勘。孝宗淳熙年間，南康軍有民婦阿梁，被控與他人合奸謀殺親夫，判處斬刑，但阿梁「節次翻異，凡十差官斟鞫」，翻異近十次，前後審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後，法官據「罪疑惟輕」原則，免於阿梁一死。
平心而論，宋代這套嚴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也是可圈可點的。當然也不必諱言，再嚴密的制度在實際執行中都可能會打一個折扣（否則就不會發生冤案了），但這套制度背後「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立法精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司法原則，顯然是值得肯定的。
『伍』 如何認識古代關於法官責任的規定
西周所創始的法官責任制度，經過秦漢時期的發展，到了隋唐時期基本定型，而後宋元明清逐步發展和完備，形成了獨特的法官責任制度，其內容之豐富，體系之完備，制度之詳細，影響之深遠，世之罕見。筆者將以唐律所規定的法官責任制度為主體，兼涉其他各朝代的法律規定，采現代司法制度中的偵查、審判和執行三階段的分類方式，對古代法官責任制度的內容進行解析。
一、偵查階段的法官責任
由於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現代的司法制度那樣分工明確、階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偵查階段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審前階段。筆者將這一階段的責任歸納為三種：違法採取強制措施的責任、違法檢驗的責任和違法刑訊的責任。
（一）違法採取強制措施的責任
唐律關於採取強制措施的規定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審前逮捕，二是受理後羈押。審前逮捕與現代意義上的偵查中的緝拿歸案意義相仿。唐律既規定了逮捕違限的責任，如：各級官吏對所轄地區內發生的強盜、竊盜和殺人案件，必須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內捕獲，否則要追減三等處罰。又規定了逮捕遲緩的責任，《唐律·斗訟》規定：接到有人犯強盜、殺人及盜竊案件的告發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竊盜，各減二等。」第二種受理後羈押的責任，唐律分為應羈押而不羈押的責任和不應羈押而羈押的責任兩個方面。如《唐律·斷獄》規定「諸囚應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若不應禁而禁……杖六十。」同時還規定了類似於今日取保候審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應得為」和「故失論」受到處罰。
（二）違法勘驗檢查的責任
我國古代法律非常重視作為在偵查案件當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驗檢查，規定所有的勘驗檢查都必須依法進行，違者要負法律責任。《唐律·詐偽》中規定「諸有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等。若實病死及傷，不以實驗者，以故入人罪論。」而明律又將此責任分為失出入人罪與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規治由於過失而檢驗錯誤者致使錯判的情況，而後者則是針對受財後故意檢驗不實的情形。
（三）違法刑訊的責任
古代訴訟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為定罪的重要依據，允許以刑訊的手段獲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須依法刑訊，否則將反受刑罰。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備的刑訊制度，對從刑訊的條件、刑訊施行的要求、不準刑訊的對象到刑訊的工具都做了詳細的規定，並列出相應的法官責任。如《唐律·斷獄》規定：「……猶未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這里就是講對刑訊條件的違反的處罰。再如「諸婦人懷孕，犯罪應拷及決杖笞，若未產而拷、決者，杖一百。……」這就是講違反不準刑訊對象的規定所應承擔的責任。《宋刑統》中沿襲了唐律的規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責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規定。
二、審判階段的法官責任
（一）違法管轄及受理的責任
唐律中的審判管轄兼有級別管轄和地區管轄，並作了嚴格的規定。《獄官令》載：「杖罪以下，縣決之。徒以上，縣斷定，送州覆審訖，徒罪及流應決杖、笞若應贖者，即決配征贖。」「諸鞫獄官，囚徒伴在他所者，聽移送先系處並論之。」唐律在規定這方面責任時，十分嚴格。《唐律·斷獄》中規定：「諸斷罪應言上而不言上，應待報而不待報，輒自決斷者，各減故失三等。」「諸鞫獄官，停囚待對問者，雖職不相管，皆聽直牒追攝。牒至不即遺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時受理案件，是古代統治者為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對各級司法官員的要求，對於那些應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規定予以嚴懲。唐律規定：「若應合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謀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規定。
（二）違法聽訟迴避的責任
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時也是為了遵守「親親尊尊」的原則，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聽訟迴避」的制度。唐律規定「：諸在外長官及使人於使處有犯者，所部屬官等不得即推，皆須申上聽裁。若犯當死罪，留身待報。違者各減所犯罪四等。」《宋刑統》所規定的更為具體嚴密，范圍包括六個方面：1.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關系；2.鞫獄官與被鞫人有故舊關系；3.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讎隙；4.籍貫迴避；5.案發起訴人和通緝人須迴避；6.司法官內部迴避[1]。有上述六種情況的，不迴避者追究其刑事責任。到了元朝，聽訟迴避制度得以完善，據《元史·刑法志》記載：「諸職官聽訟者，事關有服之親並婚姻之家及曾受業之師與所仇嫌之人，應迴避而不迴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輒以官法臨決尊長者，雖會赦，仍解職降敘。」明清律則專設「聽訟迴避」，將書吏也納入了迴避的范圍。
（三）狀外求罪的責任
「狀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狀的請求審判，與「具狀斷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須嚴格遵循「具狀斷罪」的原則，不得超出告狀的范圍，隨意追究其他刑事責任，違者要受到懲罰。相當於現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斷獄》規定：「諸鞫獄官，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四）不以法律條文斷案的責任
《唐律·斷獄》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其意為審判犯罪都必須以律、令、格、式正文作為定案依據，這近似於現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責任
出入人罪是指將有罪的人判為無罪，無罪的人判為有罪，重罪輕判和輕罪重判。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確立了法官審判的個人責任原則，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約是在南北朝時期：有罪判無罪、重罪判輕罪為「出人罪」，無罪判有罪、輕罪判重罪為「入人罪」；如果錯判是無意的就稱之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構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對於此類犯罪的規定可以細分五個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過失出入人罪；3.錯判而未決放；4.違法判決徒流罪；5.違法判決死罪，並確立了「同職連坐」制度，即如果一個案件由於判決有誤，其卷宗所經過復核的幾個官員都必須連坐，承擔相應的責任。以後的宋元明清四朝繼承和發展了唐律中關於法官出入人罪的規定。
（六）法官受財的責任
法官受財分為兩種：一是受財枉法，二是受財不枉法。在唐律中，兩種都要受到刑事處罰。《唐律·職制》規定：「凡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陸』 關於審判人員嚴格執行迴避制度的若干規定的古代司法迴避
根據迴避事由或迴避主體的不同，中國古代司法迴避主要分為籍貫迴避、親屬迴避、故舊迴避、司法官之間的迴避以及非審判官吏迴避等種類。古代司法迴避制度具有中華法系的特質，也迴避不了其固有的歷史局限性。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起源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最早起源於隋代。隋朝統一全國後，為了適應封建經濟和政治關系的發展變化，為了擴大封建統治階級參與政權的要求，加強中央集權，於是把選拔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用科舉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煬帝大業三年開設進士科，用考試辦法來選取進士。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就是有關當時國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論文，叫試策。這種分科取士，以試策取士的辦法，在當時雖是草創時期，並不形成制度，但把讀書、應考和作官三者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中國選舉史上新的一頁。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歷史性的變化有過中肯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於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住，烏聚雲合。」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完備
推翻隋朝的統治後，唐王朝的帝王承襲了隋朝傳下來的人才選拔制度，並做了進一步的完善。由此，科舉制度逐漸完備起來。在唐代，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為人重視。俊士等科不經常舉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後來漸廢。所以，明經、進士兩科便成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後進士科尤為時人所重。唐朝許多宰相大多是進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生徒，一個是鄉貢。由京師及州縣學館出身，而送往尚書省受試者叫生徒；不由學館而先經州縣考試，及第後再送尚書省應試者叫鄉貢。由鄉貢入京應試者通稱舉人。州縣考試稱為解試，尚書省的考試通稱省試，或禮部試。禮部試都在春季舉行，故又稱春闈，闈也就是考場的意思。
明經、進士兩科,最初都只是試策，考試的內容為經義或時務。後來兩種考試的科目雖有變化，但基本精神是進士重詩賦，明經重帖經、墨義。所謂帖經，就是將經書任揭一頁，將左右兩邊蒙上，中間只開一行，再用紙帖蓋三字，令試者填充。墨義是對經文的字句作簡單的筆試。帖經與墨義，只要熟讀經傳和注釋就可中試，詩賦則需要具有文學才能。進士科得第很難，所以當時流傳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常科考試最初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後改由禮部侍郎主持，稱「權知貢舉」。進士及第稱「登龍門」，第一名曰狀元或狀頭。同榜人要湊錢舉行慶賀活動，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園探采名花，稱探花使。要集體到杏園參加宴會，叫探花宴。宴會以後，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題名以顯其榮耀，所以把又把中進士稱為「雁塔題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後》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所以，春風得意又成為進士及第的代稱。常科登第後，還要經吏部考試，叫選試。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職。唐代大家柳宗元進士及第後，以博學宏詞，被即刻授予「集賢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試落選，只能到節度使那兒去當幕僚，再爭取得到國家正式委任的官職。韓愈在考中進士後，三次選試都未通過，不得不去擔任節度使的幕僚，才踏進官場。
唐代取士，不僅看考試成績，還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薦。因此，考生紛紛奔走於公卿門下，向他們投獻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禮部投的叫公卷，向達官貴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確實使有才能的人顯露頭角，如詩人白居易向顧況投詩《賦得原上草》受到老詩人的極力稱贊。但是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則天載初元年二月，女皇親自「策問貢人於洛成殿」，這是我國科舉制度中殿試的開始，但在唐代並沒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還產生了武舉。武舉開始於武則天長安二年，公元702年。應武舉的考生來源於鄉貢，由兵部主考。考試科目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 審判人員迴避制度
所謂迴避制度是指法律規定與案件或案件當事人有利害關系或特殊關系的審判人員，不得參加該案審判活動的一項訴訟制度。
早在唐代，法律就有審判人員迴避的規定，如主審法官與被告有「親屬、仇嫌」需要換主審官，以使審判符合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有利於公平合理地辦理案件，有效地防止司法人員因個人感情、恩怨、利害或成見等因素的影響而先入為主或徇私舞弊。
宋承唐制，法律不僅規定了審判人員迴避的制度，而且在唐朝法律規定的基礎上作了許多重要的補充，使宋代審判人員迴避的制度更加具體，更加嚴密。依據宋朝有關法令的規定，宋代迴避的范圍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鞫獄官(審判人員)與被鞫人有親屬關系，包括內親在五服者，外親在大功以上者。如果鞫獄官(審判人員)與被鞫人(被告)有親屬關系，在審理案件時，可能發生偏袒被鞫人的現象。所以這種情況應當迴避。
二是鞫獄官與被鞫人有故舊關系。包括授業師、原長官和原部屬以及同年同科及第的官員，必須迴避。如《宋刑統》中規定:「諸鞫獄官與被鞫人……並授業師，經為本部都督、刺史、縣令……皆須聽換。」
三是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讎隙。審判人員與被訊人員有某種仇恨或關系不睦者，應當迴避。《宋刑統》規定:「諸鞫獄官與被鞫人……及有仇嫌者，皆須聽換。」
四是籍貫迴避。審判人員不得到原籍所在地審理案件。
五是按發起訴人和緝捕人也應迴避。宋朝規定，凡是按發的犯罪案，按發官必須申報上級機關另外選差與按發官同級的其他機構的官員審理，而按發官本人必須迴避。六是司法官內部迴避。為防止審判活動中官官相護的弊端，宋朝還規定了司法官之間的迴避制度:第一，上下級之間的迴避，如諸職事相干或統攝有親戚者，並迴避；第二，同級之間的迴避，如錄問、檢法與鞫獄，若檢法與錄問官吏有親嫌者准此；第三，犯人翻異，須別推時後審法官與前審法官有親嫌關系者也必須迴避。
宋朝法官迴避制度之嚴密和具體，是歷朝都沒有的。這對防止舞弊，減少冤案起到了積極作用。某些方面的規定對當今的訴訟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
元代開始，蒙古人統治中原，科舉考試進入中落時期，但以四書試士，卻是元代所開的先例。
元朝滅亡後，明王朝建立，科舉制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明代統治者對科舉高度重視，科舉方法之嚴密也超過了以往歷代。
明代以前，學校只是為科舉輸送考生的途徑之一。到了明代，進學校卻成為了科舉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國子監學習的，通稱監生。監生大體有四類：生員入監讀書的稱貢監，官僚子弟入監的稱蔭監，舉人入監的稱舉監，捐資入監的稱例監。監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別是明初，以監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員的多不勝舉。明成祖以後，監生直接做官的機會越來越少，卻可以直接參加鄉試，通過科舉做官。
參加鄉試的，除監生外，還有科舉生員。只有進入學校，成為生員，才有可能入監學習或成為科舉生員。明代的府學、州學、縣學、稱作郡學或儒學。凡經過本省各級考試進入府、州、縣學的，通稱生員，俗稱秀才。取得生員資格的入學考試叫童試，也叫小考、小試。童生試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三個階段。院試由各省學政主持，學政又名提督學院，故稱這級考試為院試。院試合格者稱生員，然後分別分往府、州、縣學學習。生員分三等，有廩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給膳食的稱廩膳生員，簡稱廩生；定員以外增加的稱增廣生員，科稱增生；於廩生、增生外再增名額，附於諸生之末，稱為附學生員，科稱附生。考取生員，是功名的起點。一方面、各府、州、縣學中的生員選拔出來為貢生，可以直接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學官舉行歲考、科考兩級考試，按成績分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參加鄉試的資格，稱科舉生員。因此，進入學校是科舉階梯的第一級。
明代正式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級。鄉試是由南、北直隸和各布政使司舉行的地方考試。地點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駐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舉行，又叫鄉闈。考試的試場稱為貢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稱秋闈。凡本省科舉生員與監生均可應考。主持鄉試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調一人，其它官員若幹人。考試分三場，分別於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進行。鄉試考中的稱舉人，俗稱孝廉，第一名稱解元。唐伯虎鄉試第一，故稱唐解元。鄉試中舉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時，正值桂花飄香，故又稱桂榜。放榜後，由巡撫主持鹿鳴宴。席間唱《鹿鳴》詩，跳魁星舞。
會試是由禮部主持的全國考試，又稱禮闈。於鄉試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舉行。全國舉人在京師會試，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稱春闈。會試也分三場，分別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舉行。由於會試是較高一級的考試，同考官的人數比鄉試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調等官，都由較高級的官員擔任。主考官稱總裁，又稱座主或座師。考中的稱貢士，俗稱出貢，別稱明經，第一名稱會元。
殿試在會師後當年舉行，時間最初是三月初一。明憲宗成經八年起，改為三月十五。應試者為貢士。貢士在殿試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試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時務策一道。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錄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稱狀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稱三鼎甲。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稱傳臚。一、二、三甲通稱進士。進士榜稱甲榜，或稱甲科。進士榜用黃紙書寫，故叫黃甲，也稱金榜，中進士稱金榜題名。
鄉試第一名叫解元，會試第一名叫會元，加上殿試一甲第一名的狀元，合稱三元。連中三元，是科舉場中的佳話。明代連中三元者僅洪武年間的許觀和正統年間的商輅二人而已。
殿試之後，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其餘進士經過考試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考試合格者，分別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其餘分發各部任主事等職，或以知縣優先委用，稱為散館。庶吉士出身的人升遷很快，英宗以後，朝廷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局面。
明代鄉試、會試頭場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決於八股文的優劣。所以，一般讀書人往往把畢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書、五經中的文句做題目，只能依照題義闡述其中的義理。措詞要用古人語氣，即所謂代聖賢立言。格式也很死。結構有一定程式，字數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對偶。八股文也稱制義、制藝、時文、時藝、八比文、四書文。八股文即用八個排偶組成的文章，一般分為六段。以首句破題，兩句承題，然後闡述為什麼，謂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個段落，每個段落各有兩段。篇末用大結，稱復收大結。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經義演變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極大，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是維護封建專制治的工具，同進也把科舉考試制度本身引向絕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憤慨地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又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滅亡
清代的科舉制度與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貫徹的是民族歧視政策。滿人享有種種特權，做官不必經過科舉途徑。清代科舉在雍正前分滿漢兩榜取士，旗人在鄉試、會試中享有特殊的優特，只考翻譯一篇，稱翻譯科。以後，雖然改為滿人、漢人同試，但參加考試的仍以漢人為最多。
科舉制發展到清代，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於科舉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於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