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憲未法官
① 法制詩句五字四句
1. 關於法制詩句
關於法制詩句 1.關於「法制」的古詩有哪些
1.（唐） 韓愈《寄盧仝》
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
2.（宋）蘇軾《石鼓》
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
3.（宋）陸游《秋懷》
頷須白盡愈落寞，始讀法律親笞榜。訟氓滿庭鬧如市，吏牘圍坐高於城。未嫌樵唱作野哭，最怕甜酒傾稀餳。平生養氣頗自許，雖老尚可吞司並。何時擁馬橫戈去，聊為君王護北平。
4.（宋）蘇轍《送傅宏著作歸覲待觀城闕》
膠西前輩鄭康成，千載遺風及後生。舊學詩書儒術富，兼通法律吏能精。還家彩服頻為壽，得邑河壖喜有兵。民事近來多迫促，弦歌聊試武城聲。
5.（宋）並敘《次韻子瞻見寄》
矯時自信力不足，從政敢謂學已優。閉門卻掃誰與語，畫夢時作鈞天游。自從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無術。
6.（宋） 陳襄《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7.（宋）高斯得《孤憤吟上十韻》
每篇必寓憂世懷，直筆寧愁當國忤。法律森嚴信殊絕，對屬始終無齟齬。嗟予衰老才力弱，稽首名賢晨夕慕。憂來援筆偶成章，力戒負囊毋輒露。
8.（宋）毛直方《贈督師曹將軍》
泰階煌煌色已齊，祥飆為掃蚩尤旗。幅員浩盪春台熙，不遺桴鼓驚鋤犁。羽林宿衛環三陲，居安節慮忘戰危。整暇自許忘其機，司馬八法律以規。蒐苗獮狩凜弗違，碧油有幢儼軍師。
9.（宋）梅堯臣《送何濟川學士知漢州》
府胥喜君來，督責去暴抶。疾苦無不求，前人唯法律。晝錦榮既浮，康民美方溢。真為丈夫志，豈是名過實。
10.（宋）張鎡《次韻傅景夏見贈兼簡徐季益》
懶情妨勇志，闇識乖明時。昔人嗟遠矣，有夢那見之。百計諧余衷，第一證以詩。合處即券鑰，寧問渠為誰。端居逼仄胸，旦旦荊榛披。又如涸轍魴，縱漾清塘陂。宗旨要領會，法律忌脫遺。
2.關於「法制教育」詩句有哪些
1.《滿庭芳·立誓狀外戒》
年代： 元 作者： 馬鈺
專燒誓狀，謹發盟言。遵依國法為先。
但見男兒女子，父母如然。
水除氣財酒色，棄榮華、戒斷腥膻。
常清靜，更謙和恭謹，無黨無偏。
布素婪耽度日，飢寒後，須憑展手街前。
不得貪財誑語，詐做高賢。
常懷慎終如始，遇危難、轉要心堅。
如退道，願分身萬段，永鎮黃泉。
2.《送邵不疑謫邵武》
年代： 宋 作者： 梅堯臣
不嗟遷謫遠，所惜去非遲。
國法何嘗重，君恩亦已慈。
飛鴻因雨急，寒葉未霜危。
江上多新釀，肯簾亞竹籬。
3.《聞永叔出守同州寄之》
年代： 宋 作者： 梅堯臣
冕旒高拱元元上，左右無非唯唯臣。
獨以至公持國法，豈將孤直犯龍鱗。
茱萸欲把人留楚，苜蓿方枯馬入秦。
訪古尋碑可銷日，秋風原上足麒麟。
4.《辰州》
年代： 宋 作者： 陶弼
詔條符節古連今，王澤漸濡豈不深。
賦役未行中國法，謳歌猶帶遠人音。
採金戶簇青莎岸，射虎兵圍黃葉林。
寄語湖南灘上客，預將忠信待浮沉。
5.《自警詩》
年代： 唐 作者： 張齊賢
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
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
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
此個如端的，天應降吉祥。
與法制有關的句子
1、在人的潛意識里，人的性慾一直是處於壓抑的狀況，社會的道德法制等文明的規則使人的本能慾望時刻處於理性的控制之中。 ——弗洛伊德
2、法制就是力量。 ——撒貝南
3、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 ——管仲
4、要自由，就必須生活在一個法制的土地上。 ——威·默里
5、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兒之。 ——歐陽修
6、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老了就踏踏實實過幾年吧，別和人動心眼了。為什麼少不讀水滸，目無法制，從小看這個，就是培養少年犯。李逵這樣的，放今天槍斃400回了。 ——袁騰飛
7、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申子》
8、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不赦，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 ——管仲
9、己性不可任，當用逆法制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性不可拂，當用順法調之，其道在一恕字。 ——金纓
3.關於法制的古詩詞
1、《長歌行》——宋代梅堯臣
富貴拘法律，貧賤畏笞榜。生既若此苦，死當一切平。
白話譯文：富貴不應該拘束法律，貧賤的人，也不需要畏懼法律。人生下來就是這樣的痛哭，死去也應該一樣的安靜平和。
2、《自尤》——宋代 蘇洵
此雖法律所無奈，尚可仰首披蒼旻。天高鬼神不可信，後世有耳猶或聞。
白話譯文：這就是法律的無奈了，我依然可以抬頭問蒼天為什麼會這樣。天這么高，鬼神沒有辦法相信，但是後世的人們一定還是會聽聞我們現在聽見的話。
3、《寄盧仝》——唐代韓愈
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
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窮終始。
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眾謗不已。
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綠駬。
白話譯文：先生事業不可量，只有用法律自己糾正自己。春秋三傳束高閣，獨自抱著經卷徹底終結。
去年弄筆嘲笑相同，怪辭驚嚇眾人誹謗不停。最近，我從喜歡尋坦途。還上空中跨越綠色駬。
4、《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宋代 陳襄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
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
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
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白話譯文：我愛仙居好，你多天在房。憂慮百姓極其反復無常，責備自己沒有周詳。
法律行為隨手，《詩》、《書》坐滿箱子。老來要去學，多病喜平康。
5、《秋懷》——宋代陸游
頷須白盡愈落寞，始讀法律親笞榜。
訟氓滿庭鬧如市，吏牘圍坐高於城。
未嫌樵唱作野哭，最怕甜酒傾稀餳。
平生養氣頗自許，雖老尚可吞司並。
白話譯文：下巴必須在全好落寞，開始讀法律親自打榜。訴訟民滿院子鬧到市場，官吏文書圍坐高在城。
不嫌我唱作野哭，最怕甜酒傾稀糖。平時供養自己很同意，雖然我還可以吞司都。
4.關於法律的詩句
歌詩謠》之一百八十六 遵紀守法三句半
姒傳雙
引言
1.舊有《莫爭打》一詩
時閑憤怒便引拳，
招引官方在眼前。
下獄戴枷遭責罰，
更須枉費幾文錢。
2.舊有《莫應對》一詩
人來罵我逞無明，
我若還他便斗爭。
聽似不聞休應對，
一支蓮在火中生。
3.舊有《戒爭地詩》
他侵我界是無良，
我與他爭未是長。
布施與他三尺地，
休誇誰弱又誰強。
5.有關「法治」的詩詞有哪些
1.政理訟平法治天
作者：榮三金
原文：
執法嚴明善且賢，為民審案慎用權。
公私市物皆有度，政理訟平法治天。
2.法治進萬家
作者：鄒 寧
原文：
依法治國出奇葩，尚德崇儀遍中華。
黃鍾大呂風雅頌，春風伴我進萬家。
3.建設法治無錫
作者：曾壽松
原文：
塵事紛繁憑法治，潔身勤政法為先。
法規嚴峻齊遵守，社會和諧法治篇。
4.法治謠
作者：徐素娥
原文：
權言代法一帚銷，方略為綱看今朝。
法正民安神州樂，律清國治萬民昭。
5.依法治國萬年春 三首
作者：蔡棣華
原文：
改革開創新局面，國富民強巨龍騰。
建功立業須依法，無限前程旭日升。
社會和諧萬象新，城鄉錦綉四時春。
龍騰虎躍千帆疾，法制護航功業存。
創業艱辛守業難，紅旗不倒國方安。
遵循法度金湯固，華夏騰飛日可攀。
6.詠法治
作者：毛明強
原文：
常觀古與今，秩序法中尋。
國治商鞅令，家和琴瑟音。
時時依律則，處處得民心。
法治新城市，和諧勝萬金。
7.沁園春·吟無錫贊法治
作者：吳彩虹
無錫風光，千頃煙波，萬戶廠商。望波濤浩渺，連通皖浙；產銷暢旺，跨越洲洋。汽艇游湖，靈山禮佛，品茗泉邊興味長。清寧夜，看市容璀璨，滿目琳琅。 城鄉如此輝煌，幸法治英雄日夜忙。有人民法院，公平正義；公安民警，守崗巡防。檢察司法，糾紛化解，天網恢恢狐鼠慌。吟無錫，正千帆競發，追向朝陽。
8.記《無錫普法》雜志
作者：馮榮興
原文：清明盛世究原因，法治領先由此生。
銅表始終規天地，恩威到底不由人。
從來治國憑圭臬，畢竟安邦靠經綸。
法海迷航誰指引？當代韋陀點迷津。
6.關於法治的 詩句
西周 親親尊尊行五禮，（親其所親，尊其所尊；五禮：吉凶禮賓嘉） 質牛劑器貸傅別。
（買賣：牛、奴隸稱為質，器具等稱為劑；借貸關系：傅別） 六禮七出三不去，（婚姻六禮；休妻制度） 立嫡以長不以賢。（嫡長子繼承製） 聽訟斷獄表刑禮，（民刑區分；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相為表裡） 辭色氣耳目真偽。
（五聽） 官來伙反內惟過，（五過） 群臣官吏刺國人。（司法三刺） 春秋戰國 鄭鑄刑書晉鑄鼎，（名稱不同，也有先後，但都在鼎上鑄） 鄧析私殺用竹刑。
（鄧析私寫竹刑，被王殺之，但用其竹刑，諷刺） 盜賊網捕魏雜具，（魏國李悝做法經六章） 商鞅律改法治秦。（秦改法為律，有內涵） 輕罪重刑法經論，（重刑原則） 六禁雜典具總則。
（六禁規定在「雜」章；「具」為總則，具其加減） 強秦勵耕軍功獎，（井田制、軍功等制度強國） 廢卿郡縣奸誣連。（削弱地方權力，建立縣亭制，誣告反坐，株連制度） 漢 上請恤刑相首匿，（上請制度；親親得相首匿：漢宣帝） 緹縈上文廢肉刑。
（文：指漢文帝；廢肉刑是「雖有減刑之名，卻有殺戮之實」） 春秋決獄心定罪，（春秋決獄的宗旨是：以心定罪） 秋冬行刑應天人。（秋東時節，天地肅殺，好日子，以後就有了「秋審」等） 三國兩晉南北朝 魏八議，（曹魏） 南陳北魏官當始。
（官當在兩個地方開始：南朝陳國和北朝魏國，不是三國的曹魏） 齊重罪，（重罪十條） 晉齊五服以制罪。（晉律北齊，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相犯者遠近高低各不同） 北魏死刑需復奏，（死刑復核） 南北宣布廢宮刑。
（法律宣布廢，但後世還有） 北魏胡刑鞭與杖，（胡人之刑：鞭與杖） 齊律啟後又承前。（齊律地位很高，但說隋律有承前啟後也是正確的） 隋 隋文煬帝開皇律，莫要十罪要十惡。
商周黥劓剕宮辟，（舊五刑） 更得笞杖徒流死。（新五刑） 唐 高祖建唐顯武德，（唐高祖奪天下，作《武德律》） 貞觀作律加役流。
（貞觀之治） 永徽高宗唐疏議，（高宗年代作永微疏議，史稱唐疏議，） 刑統匯編政六典。（刑法匯編；行政法典） 公罪私罪吏憂喜，（公罪輕私罪重，官吏兩為難） 未舉自首揭自新。
（自首和自新的界限） 類推以明舉輕重，（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 贓殺保辜化外人。（六贓；六殺；保辜；化外人） 宋 編敕破律宋刑統，（皇權當道，一人說了算） 折杖配役常凌遲。
（但《宋刑統》沒有正式規定「凌遲」） 契約細分買典借，（商事發達） 室女分承准妻離。（女人地位提高：在室女可以繼承；妻子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提出離婚） 翻異別勘另審訴，（注意操作方式） 證據勘驗原被舉。
（講究證據調查；舉證責任明確） 南宋慶元凌遲定，（凌遲源於五代西遼） 立命繼子與絕女。（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稱命繼；女子和繼子有繼承權，但分在室女和出嫁女時候各人繼承比例不同） 明 明刑弼教朱大誥，（大誥只在朱元璋時代用，明刑弼教是對刑罰理學角度另一種解釋） 大明會典學六唐。
（行政法） 重輕兩極衛廷杖，（標榜新意，重其所重，輕其所輕；「衛」是間諜；廷杖讓老臣顏面何存？借口奸黨充軍刑。（奸黨：是為皇帝任意殺戮功臣提供法律依據；充軍是流刑以外增加） 清 大清律例集大成，（封建法律的大成者） 事成條則例統稱。
（法律形式：事例、成例、條例、則例） 大清會典仿明政，（行政法） 文字無獄類大逆。（雖無「文字罪」，但將其視為「大逆」） 晚清 現行刑律渡新律，（清楚哪個是過度性的） 首創商律和民草。
司法行政始離異，欽定憲綱挽殘局。民國 臨時約法史憲件，（第一個憲法性文件） 天壇憲草限袁賊。
（孫文限制袁世凱的法律手段：共和制） 奈何約法復辟帝，（袁世凱也作約法掃除障礙） 賄選憲法正式行。（曹琨賄賂當選，正式實行憲法） 明清會審制度 （明） 重案朝審五大宦，九卿圓審翻供皇 （清） 京師熱，笞杖快決好空牢，（笞杖等輕刑集中復核，能放則放） 清秋爽，斬絞監侯死復審，（地方上報死刑（斬絞監侯）的復審） 霜降朝，刑部嫌重附京侯。
（1、刑部判決重的；2京師附近斬絞監侯的復審）。
7.關於法律的詩句有哪些
1、
《送傅宏著作歸覲待觀城闕》
年代： 宋 作者： 蘇轍
膠西前輩鄭康成，千載遺風及後生。
舊學詩書儒術富，兼通法律吏能精。
還家彩服頻為壽，得邑河壖喜有兵。
民事近來多迫促，弦歌聊試武城聲。
2、
《送師道弟守德慶》
年代： 宋 作者： 陳宓
乃父高皇侍從臣，汝今潛邸牧疲民。
天低日近偏臨照，士曠人稀費撫循。
得暇詩書休釋手，先公法律自治身。
舟來勿寄南方物，只寄平反愜老親。
3、
《詠史上·宣帝》
年代： 宋 作者： 陳普
不將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數國囚。
4、
《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
年代： 宋 作者： 陳襄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
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
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
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5、
《次韻黃簿》
年代： 宋 作者： 陳造
先生不著惠文冠，須信論才當價難。
法律剡章真未盡，盍言粹學輩豪韓。
6、
《新作南門》
年代： 宋 作者： 蘇轍
於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
高作里門車馬通。定國精明有父風，
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侯封，
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
恥言法律羞丘戎。中年出入黃門中，
智巧不足稱愚忠，雖雲寡過亦無功。
不忮不求心粗空，舉世知我惟天工。
恃此知不累兒童，作門不庳亦不隆。
陋巷正與顏生同，勢家笑唾儻見容。
8.有關法律的詩詞
1、惟用法律自繩己
唐
韓愈
《寄盧仝》
2、法律存
***
《唐受命讖》
3、掃除詩書誦法律
宋
蘇軾
《石鼓》
4、始讀法律親笞榜
宋
陸游
《秋懷》
5、自従四方多法律
宋
蘇轍
《次韻子瞻見寄》
6、兼通法律吏能精
宋
蘇轍
《送傅宏著作歸覲待觀城闕》
7、自從四方多法律
宋
並敘
《次韻子瞻見寄》
8、先公法律自治身
宋
陳宓
《送師道弟守德慶》
9、不將法律作春秋
宋
陳普
《詠史上·宣帝》
10、法律行隨手
宋
陳襄
《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
11、法律剡章真未盡
宋
陳造
《次韻黃簿》
12、法律森嚴信殊絕
宋
高斯得
《孤憤吟上十韻》
13、法律滲商君
宋
何夢桂
《和夾谷書隱先生寄題蛟峰石峽書院三十韻》
14、司馬八法律以規
宋
毛直方
《贈督師曹將軍》
15、富貴拘法律
宋
梅堯臣
《長歌行》
16、前人唯法律
宋
梅堯臣
《送何濟川學士知漢州》
17、此雖法律所無奈
宋
蘇洵
《自尤》
18、恥言法律羞丘戎
宋
蘇轍
《新作南門》
19、法律忌脫遺
宋
張鎡
《次韻傅景夏見贈兼簡徐季益》
20、且說高王寬法律
宋
鄭剛中
《樓樞蜜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
21、法律底須存八議
明
龔詡
《甲戌鄉中民情長句寄彥文布政》
9.關於法律的詩
1、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
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
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
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2、贈督師曹將軍
泰階煌煌色已齊，祥飆為掃蚩尤旗。
幅員浩盪春台熙，不遺桴鼓驚鋤犁。
羽林宿衛環三陲，居安節慮忘戰危。
整暇自許忘其機，司馬八法律以規。
3、詠史上·宣帝
不將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數國囚。
莫道漢家雜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
4、秋懷
[宋] 陸游
少時本願守墳墓，讀書射獵畢此生。
斷蓬遇風不自覺，偶入戎幙從西征。
朝看十萬閱武罷，暮馳三百巡邊行。
馬蹄度隴雹聲急，士甲照日波光明。
興懷徒寄廣武嘆，薄福不掛雲台名。
頷須白盡愈落寞，始讀法律親笞榜。
5、次韻子瞻見寄
[宋] 蘇轍
我將西歸老故丘，長江欲濟無行舟。
宦遊已如馬受軛，衰病擬學龜藏頭。
三年學舍百不與，糜費廩粟常慚羞。
矯時自信力不足，従政敢謂學已優。
閉門卻掃誰與語，晝夢時作鈞天游。
自従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無術。
(1)曾憲未法官擴展閱讀：
1.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沒有任何行為比起法官的徇私枉法對一個社會更為有害的了.司法的腐敗，既使是局部腐敗，也是對正義的源頭活水的玷污.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大前提.每一個人都不可以成為自己事務的法官.在由意志而不是由法律行使統治的地方沒有正義可言.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美】道格拉斯
2. 在民主的國家裡，法律就是國王；在專制的國家裡，國王就是法律.——【德】馬克思
10.有關「法制」的古詩詞有哪些
有關「法制」的古詩詞有1.《石橋歌》年代： 宋 作者： 張伯端吾家本住石橋北，山鎮水關森古木。
橋下澗水徹昆侖，山下有泉香馥郁。吾居山內實堪誇，遍地均栽不謝花。
山北穴中藏猛虎，出窟哮吼生風霞。山南潭底隱蛟龍，騰雲降雨山蒙蒙。
二獸相逢鬧一場，玄味隱伏皆真祥。景堪美，吾暗喜，自斟自酌醺醺醉。
醉彈一曲無弦琴，琴里聲聲教仔細。可煞醉後沒人知，昏昏默默恰如痴。
仰觀造化工夫妙，日還西出月東歸。天是地，地是天，反覆陰陽合自然。
識得五行顛倒處，指日升霞歸洞天。黃金屋，白玉椽，玉女金童日侍前。
南辰北斗分明布，森羅萬象現無邊。無晝夜，要綿綿，聚散周天火候全。
若問金丹端的處，尋師指破水中鉛。木生火，金生水，水火須分前後隊。
要辨浮沉識主賓，鉛銀砂汞方交會。有剛柔，莫逸意，知足常足歸本位。
萬神齊賀太平年，恁時國富民歡喜。此個事，好推理，同道之人知此義。
後來一輩學修真，只說存養並行氣。在眼前，甚容易，得服之人妙難比。
先且去病更延年，用火烹煎變陽體。學道人，去思已，休問旁門小法制。
只知目下哄得人，不覺自身暗憔悴。勸後學，須猛縶，莫徒拋家住他地。
妙道不離自家身，豈在千山並萬水。莫因循，自貪鄙，火急尋師覓玄旨。
在生若不學修行，未必來生甚胎里。既有心，要終始，人生大事惟生死。
皇天若負道心人，令我三塗為下鬼。2.《古今豪逸自放之士鮮不嗜酒》年代： 宋 作者： 胡寅美祿無過酒，星泉奠兩儀。
端由皆作聖，意趣少人知。肇命惟元祀，迎春祝壽祺。
功深資葯石，力厚起疲贏。若羨千鍾美，休嫌九醞遲。
忘情惟大禹，無量乃宣尼。抔飲觴初濫，留連禍始基。
先王防以禮，後世利其資。默識人情異，參稽俗羽移。
放懷無事矣，問口縱言之。惑溺終長夜，奢殘竟作池。
包茅齊服楚，奏鼓胤征羲。大澤斬蛇後，當爐折券時。
彭城正高會，睢水已填屍。謫去憂占鵩，歸來喜受厘。
瓶盆感田父，哺餟念湘纍。壑谷中宵問，糟丘一簣虧。
怒排樊噲盾，吐卧允之頤。擊幘籠錢鳳，爭權殺魏其。
脫靴慚力士，飛燕忤楊妃。司隸要殊切，虞人獵已馳。
魏文敦信義，王猛用鈐錘。有客言雖吃，何人字識奇。
裸身荒已甚，滌器事還卑。軟飽深形頌，醒狂屈受譏。
雖將齊物我，亦合悼功緦。渭朋歌初闋，高陽伴蚤稀。
湖船回太白，水殿燕西施。薤露停杯唱，鯨魚入海騎。
緬懷七子會，悵望八仙期。瀟灑斜川影，風流曲水湄。
日斜休百拜，罍恥便三辭。頭上巾頻漉，腰間鍤自隨。
諒難操北斗，且復坐東籬。西海桃垂實，南山豆落萁。
無違商士誥，宜葺杜康祠。李脫朱溫阱，劉為石勒縻。
死生當有在，王伯豈由斯。五斗酲方解，三人影對嬉。
高談傾坐聽，痛飲亦吾師。責味曾圍魯，提筒更憶郫。
安能洗晏粉，聊復漲黃陂。章子以孝顯，酆舒因俊危。
夫妻不成屬，父母或貽罹。詎比華茵污，寧虞窟室隳。
壁懸疑角影，車載號鴟夷。口不掛臧否，醯猶和薄醨。
立苗諷鋤惡，種秫待充飢。雨落香檀注，春融綠髓脂。
雲輕浮蟻子，金嫩寫鵝兒。滴滴葡萄顆，涵涵鸚鵡卮。
胸吞九雲夢。筆走萬蛟螭。
風月江山好，賓朋笑語宜。綉簾初靜卷，銀燭已高垂。
儼雅神仙坐，紛羅水陸奇。色深迷琥珀，光溢艷琉璃。
綠笛翻羅袖，紅潮上玉肌。獻酬俱繾綣，沾洽盡融怡。
不問檐花落，惟愁畫角吹。初筵何抑抑，屢舞忽僛僛。
寒食梨花發，重陽菊蕊披。龍山猶可想，洛浦尚能追。
月滿倚瓊樹，雨余攀柳枝。高飛鴻鵠遠，左手蟹螯持。
賢聖分清濁，青齊辨等衰。市沽難共食，家釀恐成私。
算爵商壺矢，忘杯泥夾棋。資深酣道韻，端的露天倪。
翠竹沉雲色，酴醾浸玉蕤。過咽輸浩渺，赴吻重漣漪。
卷盡青荷葉，顛飄白接籬。野畦供鼓吹，幽鳥奏塤篪。
但看朱成碧，那知玉作瓷。長瓶卧荒草，山郭颭青旗。
目井欣投轄，窺門悵縶驪。提壺留客住，杜宇勸人歸。
碧嶂下紅日，飛霜點黑髭。邴原良自苦，畢卓未為痴。
處士林泉適，騷人景物悲。放臣離國恨，遷客去鄉思。
須藉杯中物，聊舒鏡里眉。暫時澆磊磈，到處吐虹霓。
但戒零霜露，無勞灑涕洟。從教禁綱密，莫遣醉鄉迷。
為沃塵生肺，應防水尅脾。破除閑病惱，斷送老頭皮。
埋玉空煩酹，揮金莫計貲。三行何法制，五齊孰官司。
喜怒或交作，陰陽因並毗。達人眇天地，曲士謹毫釐。
夜汲文園井，朝餐大谷梨。渴心便淥醑，大戶怕甘酏。
滋味將何比，經綸倘在茲。一尊常准擬，三頃要耘治。
吾道久榛莽，世途多虎貔。黃封憶內醞，絺綉念宗彝。
傅說膺新命，曹參守舊規。群生思覆護，寰海厭澆漓。
倘負膏肓疾，須憑國手醫。欲傳方漢者，把盞詠吾詩。
3.《題鹽倉壁》年代： 宋 作者： 葛立方破賊須緡錢，箕斂困郡縣。孰若嚴矩矱，溟海恣煎煉。
僚寀課惰勤，息入計虧羨。連艘走群商，金帛委神甸。
小人堪底用，吏鞅縻卑賤。怪來符似火，法制適中變。
省覽幾牛腰，十日了未遍。鳧行摘紙尾，揮掃同掣電。
盈車筆摧穎，溢匣印銷篆。壯士縛朱墨，食廢枕弗奠。
忍飢危腸吼，失睡兩眼眩。我本丘壑姿，素乏封侯面。
胡為浪自苦，剛作五斗戀。會當還此笏，歸雲送蒼弁。
4.《送許希元尉德清》年代： 宋 作者： 陳深士生天壤內，所抱者奇氣。當觀人品高，豈尚名爵貴。
子真第一流，。
② 東京審判的疑問
牛頭不對馬腳.他問的抄是總法官為什麼會擔心中國退出.而不是問中國的地位和榮譽。
很簡單拉,這個判決是很多個國家一起商量,探討,在做出決定的.當然 如果少了一個國家,會議就要終止,就不能一起探討，所以總法官不想少了個中國而誤了大局。
至少我是這樣理解的。其實不用想的太復雜，簡單，換個思維去理解。
③ 美國大法官的樹立權威的經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賦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決，正式確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一槌定音的權力和權威。 威廉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喬治城鎮的一位家財萬貫的庄園主，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國務卿。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呢？這個案子要從當時美國政壇中的黨派斗爭從頭開侃。
美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並無只言片語提及政黨和多黨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美國的天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跟黨的英明領導、黨的組織建設和多黨派合作沒啥關系。
大多數美國制憲先賢認為，政黨就是結黨營私、惡性競爭的代名詞。軍人出身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期間，對內閣中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和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首的兩派爭斗深惡痛絕。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的總統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警告後人，一定要防止黨派爭斗的弊端。
警告歸警告，現實歸現實。開國老總統一下台，說過話就被人當耳旁風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回老家種地後，美國政壇的兩大政黨終於還是正式形成了。擁護漢米爾頓的一派正式組成了聯邦黨，擁護傑弗遜的一派自稱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為第二任總統。
誰知聯邦黨好運不長，在1800年的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都遭到慘敗，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因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已喪失，聯邦黨人在下一屆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盤，只剩下了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司法權。因此，亞當斯總統在即將卸任時，任命自己內閣的國務卿、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國務卿職務。又利用聯邦黨人控制國會的最後機會，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 ，任命四十二位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園主馬伯里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馬歇爾都在任命名單之中。
參議院在亞當斯總統離職的當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須要在午夜之前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發出後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國務卿馬歇爾在權力交接之夜忙得團團轉，他在確認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簽署、蓋印後，便將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權委託給弟弟詹姆斯·馬歇爾去處理。
俗話說，朝中無小事。誰都沒想到，詹姆斯·馬歇爾竟然把這件小事給辦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時無誤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沒能及時發送，而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這十七個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傑弗遜總統早就對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極為不滿，當他聽說滯留的十七份聯邦黨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後，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令。
這樣，馬伯里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要職。此公覺得自己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遂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麥迪遜國務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立馬聘請傑弗遜總統內閣司法部長萊維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辯護律師。這位萊維。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司法部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的黨派斗爭破事。
馬歇爾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對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個合理的解釋。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麥迪遜國務卿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在當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是一個根本就沒啥權威的法院。美國的立憲先賢漢米爾頓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
1789年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規定。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立法機構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迫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這樣一來，馬歇爾便處在一種極為尷尬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強令麥迪遜發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麥迪遜背後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撐腰，他很有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命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馬歇爾大法官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麼最高法院和聯邦黨人則顏面掃地。
面臨這種無論是審理還是不審理此案都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馬歇爾苦思冥想了半個月，終於琢磨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絕妙高招，既表現出最高法院的權力高於行政當局和國會，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馬歇爾稱此判決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決」。
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判定，第一，參議院已批准了這些法官的任命，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印，從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麥迪遜拒發公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黨派斗爭的政治問題。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違法的，那麼馬伯里當然有權請求法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第三，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是一個法治政府的首要責任。因此，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獲得法官委任書。
那麼，按照這個路子推論下去，馬歇爾下一步理所當然地就該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了。誰料想，馬歇爾筆鋒突然一轉，他引證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當一個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訴訟當事人時，其初審權屬於最高法院。對於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訴審理權。如果把馬歇爾這段咬文嚼字的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一案的訴訟當事人既不是大使、領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對這種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他應當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如果案子最後從下級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司法部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狀子直接遞到了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據這款法律，最高法院對這類案子擁有初審權。
但馬歇爾斬釘截鐵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與憲法相沖突的，它實際上是非法地擴大了最高法院的許可權。馬歇爾強調：「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而「解釋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和責任」。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馬伯里一看當個法官竟然這么費勁，連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戳兒的委任狀都成了白條，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還不知要上訴到哪個猴年馬月，他只好灰心喪氣地撤回了起訴。此公後來一直不安心務農，最終改行當了一家大銀行的總裁，比當法官實惠多了。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也沒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向政府的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命令是否違反憲法，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
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實際上，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公開宣布經國會通過、總統批準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但取消這款法律實際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許可權，所以國會找不出什麼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啥特別的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法行為予以制裁，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強制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所以，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國會和行政當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那麼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司法審查權和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就這樣歷史性地確立了。司法從此真正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可以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789年的美國憲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其實這個評價有點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權大還是法大這個關鍵性問題上，1789年美國憲法並無開創性的建樹。這部憲法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美國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
由於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法律和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才使美國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並且使司法審查權成為美國政治制度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體的重大特點之一。
歷任大法官一覽 順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約翰·傑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喬治·華盛頓 2 約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3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4 約翰·馬歇爾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約翰·亞當斯 5 羅傑·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魯·傑克遜 6 薩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亞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韋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蘭特 8 梅爾維爾·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羅弗·克利夫蘭 9 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0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倫·G·哈定 11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倫·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蘭克林·D·羅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魯門 14 厄爾·沃倫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15 沃倫·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倫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羅納德·里根 17 約翰·羅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喬治·W·布希
④ 大法官的英國法官
英國大法官（英文：Lord High Chancellor of Great Britain），通稱大法官（英文：Lord Chancellor），是英國政府內一個高級和重要的官位。大法官在一眾重大國務官員（Great Officers of State）中排行第二，有關任命都由首相提出意見，再由君主委任。在1707年英國成為聯合王國以前，此職位曾分別為「英格蘭大法官」（Chancellor of England）及「蘇格蘭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of Scotland）執掌。
如果大法官沒有被委任，就可以委任掌璽大臣。掌璽大臣與大法官的職能完全一樣，不過兩者的任命方法卻有分別。另外，大法官的職務亦可以由一個由多於一位「國璽首長專員」組成的委員會行使。不過自19世紀以來，只曾有大法官的任命，而掌璽大臣與委員會則處於廢棄的狀態。大法官的其中一項重要職責，是擔任國璽的保管人。此外，他也是英國內閣的閣臣之一，依據法律，理論上他有責任維持法院有效運作，以及確保法院的獨立。在昔日，大法官負責主持上議院的會議，同時是英格蘭及威爾士地區的司法首長；但自《2005年憲制改革法案》生效後，上述兩項職能已經分別移交予上議院議長及首席法官。大法官自16世紀開始原本一直由貴族出任，而現任大法官斯特勞閣下則是近代首位以庶民身份擔任此職的人士，他現時亦兼任司法大臣一職。大法官以往曾經兼任憲制事務大臣之職，但此職已在2007年為司法大臣取代。 大法官一職最早可上溯至卡洛林王朝，當時有一名官員負責掌管皇家印璽。至於在英格蘭，此職至少源於1066年開始的諾曼征服，或者更早的時間。有部分學者認為歷史上首任大法官是埃格曼德斯（Angmens），並認為他在605年獲委任。至於其他資料則推斷出首位去委任大法官的君主是懺悔者愛德華，據聞在其任內，他首先以印璽取代親手簽署文件。總言之，自諾曼征服以後，大法官之官位一直存在。在中世紀的時候，基於教士是王國中少有受教的一群，大法官一職幾乎都是由神職人員擔任。大法官曾經有不少職責，當中包括保管國璽、擔任首席皇家祭司，以及教會和世俗事務上的顧問。因此，大法官漸漸成為政府內最重要的職位之一。大法官在政府入面，地位僅僅次於最高司法官（Justiciar）之下，不過最高司法官這個職位現今已被淘汰。
托馬斯.莫爾爵士是歷史上最有名的大法官之一，他於亨利八世在位時供職，後來被亨利八世處決。作為君主的其中一名官員，大法官會出席「御前會議」。假如大法官本身是一位主教，他在出席會議前將可獲傳訊令狀（writ of summons），但如果大法官本身僅僅是一位教士、俗人或地位更低的人士，他將不獲任何傳訊令狀。御前會議後來演化成國會，而大法官就成為了上議院的議長。亨利八世在位時曾通過一項法令，讓大法官正式有權主持上議院會議，而大法官本身更無須具備貴族身份。
大法官的司法職能亦透過「御前會議」而有所演化。以往有關於司法上的申請需要向君主及「御前會議」通報，不過在1280年時，愛德華一世就下令其法官在皇座法庭自行負責處理及審視有關的申訴。當中，重要的申訴要交由大法官作定奪，而更重要的申訴則會獲君主注意。而自愛德華三世在位開始，大法官開始有屬於自己的法庭，這個法庭後來演化成所謂的大法官高等法庭。在這個法庭內，大法官會依照公平性（或衡平法），而非具有嚴格規范原則的普通法去審理案例。由於大法官在大法官高等法庭內是代表國君施行公正仁義，因此大法官亦曾經有「皇家良心保管者」（Keeper of the Royal Conscience）之稱號。教士主導大法官一職的情況，直到16世紀才告終止。在1529年，時任大法官兼約克大主教托馬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樞機由於未能成功實現取消亨利八世的第一段婚姻，結果遭到免職。此後，俗人取代了教士，成為擔當大法官的人選。教士出任大法官的情況曾一度於瑪麗一世在位時再次出現，但此後幾乎所有大法官都是由俗人擔任。 在舊日大法官由教士出任的時候，大法官缺席或出缺時，職務會由「國璽掌官」（Keeper of the Great Seal）暫代，一旦大法官被委任，國璽掌官之職就會解除。後來在伊莉莎白一世登位後，國會通過一項法案，賦予掌璽大臣（LordKeeperoftheGreatSeal）享有與大法官「一樣的身份、地位、司法權、執行法律的權利、以及其他關稅、貴重物品及利益」。大法官與國璽大臣之唯一分別在於任命的程序；大法官透過英皇制誥獲得任命，但國璽大臣只要接收國璽，並開始作出保管，就完成任命的程序。以往在慣例上，國璽大臣由庶民出任，而大法官就由貴族出任。而一位被冊封為貴族的國璽大臣，則會在晉爵不久以後改任大法官。歷史上，迄今末任的國璽大臣是羅伯特.韓里，當他在1760年獲封男爵後不久，就在1761年轉任大法官。自此以後，庶民與貴族都會獲委任為大法官，但一直到21世紀以前，庶民獲任命為大法官後不久，即會獲冊封為貴族。
除了國璽大臣以外，大法官的職務亦曾經由多於一人組成的委員會行使。這個委員會名叫「國璽首長專員委員會」（Lords Commissioners of the Great Seal），但自1836年以來，未曾有國璽專員委員會被委任。
昔日原本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都各置有相當於大法官的職位。後來《1707年聯合法案》將英格蘭王國及蘇格蘭王國合並成大不列顛王國後，原本的英格蘭大法官及蘇格蘭大法官遂合並成大不列顛大法官。但是，當愛爾蘭與大不列顛透過《1800年聯合法案》合並以後，原屬於愛爾蘭的愛爾蘭大法官之職得以保留，結果「大不列顛大法官」之職稱至今也沒有改成「聯合王國大法官」。直到1922年愛爾蘭自由邦成立後，愛爾蘭大法官之職才告廢止，而其職權則轉移至北愛爾蘭總督，後來再轉移到北愛爾蘭大臣處。不過，現時的北愛爾蘭法院服務卻是大法官在北愛爾蘭擁有的官署。 大法官原本根據其傳統權利負責主持上議院的會議（形同議長），不過自《2005年憲制改革法案》生效後，有關職能已經移交上議院議長。
另外每當君主去任命數名首長專員以代行某些職務時（例如在國會宣布御准已經授予），大法官往往會擔任首席首長專員，至於其餘首長專員依慣例通常都是兼領樞密院顧問官銜的上議院議員。當大法官行使首席首長專員職務時，他會穿上以白鼬毛皮裝飾的國會禮袍，並會頭戴三角帽，至於其他首長專員則會戴上雙角帽。 大法官是英國樞密院及內閣的成員，其所統轄的部門自1885年至1971年稱為「大法官辦公廳」（Lord Chancellor's Office），而自1971年至2003年則稱為大法官部（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在2003年，大法官部改組為憲制事務部，而大法官則同時兼領憲制事務大臣之職。在2007年，有關部門再度改名為司法部，而職稱則改成司法大臣。大法官統轄的部門有很多職責，當中包括有憲制改革（包括大法官職位本身的改革）和法院的行政管理等等。此外，大法官在任命英格蘭及威爾士法院的法官上，亦擔當一定角色。現時的法官任命程序入面，司法任命委員會首先會提名合適的法官人選，然後由大法官委任（正式上由君主委任）；至於一些比如上議院常任上訴法官、上訴法院法官及高等法院各分庭庭長的職位，則通常由英國首相提名，但提名前多會與大法官商議。然而，基於一些歷史原因，在蘭卡斯特公爵領地內如果要提名不具法律專業資格的人士擔當裁判官，有關提名須要由蘭卡斯特公爵領地總裁提出。
值得一提，大法官昔日亦負責決定向哪一些大律師授予御用大律師資格，但現時其許可權僅止於監察提名的程序、對程序作出審視，以及提呈最終的提名，大法官亦負責向新任御用大律師授予英皇制誥。
王國國璽的保管也是由大法官負責的，而國璽一般都是在英皇制誥、令狀、及其他皇家公告上使用。雖然國璽由大法官負責保管，但每次要使用國璽時，則由皇室駐大法官署書記官（ClerkoftheCrowninChancery）負責監督，而皇室駐大法官署書記官亦同時兼任大法官的常務次官。大法官只負責保管王國國璽，而蘇格蘭國璽與北愛爾蘭國璽則分別由蘇格蘭首席部長和北愛爾蘭大臣保管。 在昔日，大法官具有相當重要的司法職能，但現時已絕大部分地被廢除或轉移。舊日干犯重罪或叛國的貴族有權在上議院內被其他貴族公審，而非庶民一樣由陪審團審訊，而在上議院內，有關的審訊會由加冕事務長，而非大法官主持。不過，由於加冕事務長一職自1421年起已處於持續懸缺的狀態，因此上議院每當審訊貴族時，大法官會被臨時委為加冕事務長。惟基於貴族受上院審判的特權已於1948年廢除，這種做法亦已被淘汰。自《2005年憲制改革法案》通過後，大法官的司法職能更被大幅移除（所謂的司法職能不應於大法官管理法院行政的行政職能混淆）。以往大法官會在上議院司法委員會（即英國本土的終審法院）擔當法官，另外也是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即昔時大英帝國，以及後來部分英聯邦國家的終審法院）的成員；除此之外，大法官也是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的主席，因此有權監管從屬的英格蘭及威爾士上訴法院、英格蘭及威爾士高等法院和英格蘭及威爾士皇室法庭，而他更是英格蘭及威爾士上訴法院內的當然法官，以及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的當然庭長。
在近代，由於大法官的職務繁重，大法官已經很少行使有關職權。現時，大法官在上議院司法委員會及樞密院司法委員會的職權已轉移予上議院首席常任上訴法官，而大法官法庭的當然庭長的職權則已移交高等法院庭長。在20世紀末，基本上歷任大法官只曾審理過移送至上議院的案件，而歷史上最後一位主持審訊的大法官是艾偉儀勛爵，他任內曾審理過上呈至上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案件。不過，艾偉儀勛爵身為內閣閭僚，但同時身兼法官，在當時已引起各界，包括司法界的關注。至於他的繼任人范克林勛爵，則即使有關權力在《2005年憲制改革法案》生效後才告廢止，但他也從沒有行使。
自1867年至1875年期間，大法官亦曾經是加拿大的首席法官，有關職務要到加拿大最高法院及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設立後，才告解除。
現時，在每個法律年度開始時，大法官仍舊在西敏寺擔任法律年度典禮的主禮嘉賓，並會在眾法官前致辭。在儀式過後，大法官會在西敏廳舉行大法官早餐會，招待諸位法官。 大法官現時仍然掌管不少與英國聖公會相關的職能。有些聖俸實質由皇室贊助的牧師，會由大法官贊助，亦需經由大法官委任。而自14世紀以來，部分實際上由皇室對教會的贊助，都是以大法官的名義進行贊助。現時有大約442個英格蘭的教區，以及12個在大教堂供職的牧職薪俸，都是以大法官名義進行贊助。另外，有157名教會人士的聖俸更完全以大法官名義進行贊助，而有份以大法官名義贊助的教會人士聖俸亦有285名。以大法官名義對教會的贊助約占總贊助額的百分之5.5。另一方面，在康沃爾公爵領地，假如擔任領主的康沃爾公爵之爵位懸缺，又或者康沃爾公爵年紀尚少的話，大法官同樣對領地內的部分聖職負起委任及贊助的職責。
依據法律，部分教會法庭的法官委任需要先咨詢大法官，這些法庭包括有坎特伯里的大法庭、約克的大法官法院、教會訴訟保留法庭及長老法庭（Consistory Courts）。此外，大法官是當然的教會專員，負責監理聖公會的財產。
在昔日，由於牽涉到英國聖公會的事務，任何羅馬天主教教徒都被認為不宜出任大法官。雖然後來英國對羅馬天主教的限制在1829年得以大幅免除，但是對於天主教徒出任大法官仍然有一定的保留。一直到1974年，英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正式容許天主教徒出任大法官，惟有關人士在任期間，大法官的宗教職能需要暫時移交至首相或其他官員。 根據《1937年攝政法案》 ，大法官、連同君主配偶、下議院議長、英格蘭及威爾士首席大法官和主事官（Master of the Rolls）一同被賦予權力，有權參與決定君主是否需要解除其皇室職責。在這五人當中，如果有三人或以上根據證據（例如醫生證明）認為君主患有心理或身理疾病，以致未能執行國家元首應有的職責，其權力就可轉移予攝政王。
大法官也是英國本土多所大學、書院、學校、醫院及其他的慈善團體的視察員（Visitor，又譯督學）。在英國，假如有團體沒有對督學作出委任，或者督學一職出缺，君主將會出任督學，但職能卻由大法官代行。另外，也有一些機構是指定由大法官出任督學的，這些機構包括有溫莎的聖喬治禮拜堂、皇家研究院、紐卡素大學、以及牛津大學的安東尼學院及大學學院。此外，大法官亦有權委任哈羅公學、拉格比公學和查特豪斯公學的校董會成員各一名。 大法官在一眾重大國務官員中排名第二，僅僅位列加冕事務長之後，不過如上所述，加冕事務長一職自15世紀開始已基本上處於懸缺，現時加冕事務長之職只會在君主加冕當日才會有人出任，因此，大法官事實上在其他時間都是地位最高的重大國務官員。另據《1351年叛國法案》，凡謀害大法官者皆可處以叛國罪，可見大法官地位之重要。雖說謀害皇室財務主管（Lord High Treasurer）同樣會被處以叛國罪，但由於現時皇室財務主管之職已長年以委員會的方式運作，因此沒有這項權利。在現時的國家排名名單（order of precedence）中，大法官亦享有超然地位，僅位列於皇室家庭及教會高級成員之後。在英格蘭地區而言，大法官則僅位列於皇室家庭及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後；至在蘇格蘭地區，其地位亦僅在皇室家庭及蘇格蘭國教會大會首長高級專員之後。盡管大法官的正式職稱是「大不列顛大法官」，大法官在北愛爾蘭也有自己的地位排名。在那裡，其地位列於皇室家庭、阿馬（Armagh）的基督教及羅馬天主教大主教、都柏林的基督教及羅馬天主教大主教、以及蘇格蘭國教會大會議長之後。
在技術上，就全英國而言，盡管首相的實權高於大法官，但大法官的地位高於首相。國璽大臣與大法官在英國享有相同的地位，但國璽首長專員的地位就要低得多。
現時大法官享有極優厚的薪金和退休金，薪金要比首相和其他公職人士都要高得多。不過，大法官為了保持政府形象，通常可以選擇自願減薪。
踏入21世紀以後，由於大法官依然集行政、立法、司法權力於一身，其角色漸漸受社會輿論非議，並有指大法官違反了三權分立的政府原則。此外也有人認為，大法官之存在與歐洲人權公約將不能互相協調，最終促使時任首相布萊爾提出廢除大法官職位的建議。然而，反對聲音隨之而起，指出大法官職位具有歷史淵源，而且內閣在司法事務上應有其代言人，所以大法官之職不應廢置。
在2003年，布萊爾選擇以其好朋友范克林勛爵為大法官兼憲制事務大臣，同時，他又宣布有意廢除大法官，以及進行其他憲制改革。不過經過一番爭論後，政府發現大法官職位不能隨便透過國會法案去廢除，結果大法官之職得以保留，但其統豁的大法官部則被改組成憲制事務部。現任大不列顛大法官兼司法大臣斯特勞。到2004年2月，政府在上議院引入一項《憲制改革草案》，再度試圖廢除大法官職位，並將其職能悉數移送至其他官員。其中，其立法職能計劃移送至上議院議長、行政職能移至憲制事務大臣，而司法職能則移至首席大法官。草案另外又包含其他憲制改革，當中包括將上議院的司法職能移送到一個最高法院。
但是到了2004年3月，上議院卻將草案送到專責委員會進行詳細審議。最初政府預計草案會以流產告終，但隨後政府與反對黨達成協議，承諾草案付諸國會的正常程序表決，不過條件是，草案要先經過專責委員會的修訂。最終在2004年7月13日，上議院完成修訂《憲制改革草案》，盡管委員會對其他改革都沒有作出修訂，但大法官的頭銜在草案中卻被保留。到2004年11月，政府接納了上議院的意見，並在上院引入一項修訂，將憲制事務大臣與大法官的改革部分結合，形同假定兩個官職將繼續由同一人出任。最終，《2005年憲制改革法案》在2005年3月24日取得御准，當中大法官主要的職能計劃在2006年年中前轉移到首席大法官及上議院議長等等的官職，不過大法官及憲制事務大臣兩職仍然具有內閣閣揆身份，並保留某些法定職能。
一般而言，大臣的職權如果需要轉移，只需由樞密院發出樞密令便可。但由於大法官的某些職能牽涉到一些法令法律，因此即使《憲制改革法案》已被制定，要轉移這類「被保護」的職能，只可以透過制定國會法案而解決。在2007年5月，憲制事務部被廢置，其職權由新置的司法部接替，同時部分來自內政部的職能亦移交到司法部。當時的大法官范克林勛爵則被委任兼領司法大臣銜。
如前文所述，過往如果有庶民獲委為大法官，有關人士會在不久以後獲晉為貴族，以便執行其主持上院的職務。然而自《2005年憲制改革法案》生效後，由於新設立的上議院議長取代了大法官在上議院的工作，大法官之職再無需要一定要由貴族擔任。到2007年6月，下院議員斯特勞獲委為大法官兼司法大臣，他遂成為了史上第一位來自下院，而不是來自上院或古時的御前會議的大法官。
⑤ 執法者與司法者的自由什麼大
我國法律體系的建立以及繼續完善的過程中，人民法院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始終以一個裁判者和中立者的身份，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各種糾紛進行審理和裁決，同時，其還以自己對法律的理解和認識，做出公正的裁決，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我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秩序，保護了廣大人民的合法權益。法院在司法中向來都是公正、透明盒不偏不倚而著稱的。但是，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使我們清楚的看到，在一些案件的裁決結果上，法院的功能到底發揮的如何，其功能到底該如何定位，法院是一個只能依法律條文進行案件裁決的「法律匠」，還是一個可以依據法律精神和法學理論進行案件判斷的司法者。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即司法自由裁量權。近年來，司法自由裁量權越來越受到廣大民眾的關心，同時也受到司法界的關注。因此，好書結合自己的理論研究和實際的司法工作經驗，對於司法自由裁量權的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以期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借鑒。
【拓展資料】
近年來，我國的司法界開始越來越關注司法自由裁量權。在一些西方的法律學家看來，認為司法自由裁量權是絕對的法官，因為其創造規則。當然這種說法也是有道理的，其從另一面說明，每一個國家或者是社會中的法律是不可能完善到密不透風的地步，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一些漏洞，然而事實也是如此，尤其在大陸法系的國家，成文法的彈性就造成了法律統治的欠缺。這就為司法實踐中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創造了可能。對我國來說，受到成文法的局限性，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權普遍的存在，我們不能對其忽視，同時也不能去消滅或者是遏制這種現象，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對司法自由裁量權進行有效的監控，保證期在司法實踐中能夠正確合理的行使，克服其存在的問題。
二.司法自由裁量權的涵義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1.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內涵
「自由裁量權」一詞是舶來品，這個詞在西方社會具有很多種意思，然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司法自由裁量權是一種選擇權。司法自由裁量權的淵源，我們可以將其追溯到英國衡平法時期。英國的衡平法，首先確立了法官擁有自由裁量權，當然，對普通法系最為重要的貢獻就是創設了司法自由裁量權，也可以說是審判自由裁量權。
自由裁量作為適用法的過程，是和司法審判活動與生俱來的[1]。自由裁量在我國的法學界以及司法實務中，多被稱為司法自由裁量權。當然司法自由裁量是司法的范疇，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主體主要有法院及其法官和檢察院及其檢察官。對於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內涵，我國和世界上許多的學者都有著很多的說法，例如有些法律學者認為司法自由裁量權就是一種選擇權，大致的意思就是說在合理合法的基礎上進行自由選擇的權利，這也就是說在司法實務中，法院或者是法官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進行自由選擇的權力。[2]
對司法自由裁量權進行該種定義，具有其合理性，關鍵是該種內涵抓住了司法自由裁量的實質內容，也就是自由的選擇。然而這種自由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即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圍之內。用我們更為通俗的語言解釋就是說，當司法人員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遇到了兩種以上可以進行選擇的處理方式時，可以根據自己對法律精神的解讀做出自由的取捨。當然，好書認為，所謂的司法自由裁量權就是司法人員在處理具體的司法案件過程中，享有在法律規定的合理范圍內，根據自己對法律的理解，自由的去選擇如何認定案件的事實、如何運用證據、如何運用法律去處理一個案件的許可權。
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司法自由裁量權並不是等同於法官的審判自由裁量權，因為司法自由裁量權還包括檢察院及檢察官在司法實務中的運用，但是本文主要是就法院及法官的司法自由裁量權進行分析的。
2.司法自由裁量權存在的必要性分析
同行政自由裁量權一樣，司法自由裁量權也是法律適用過程中的一種客觀的現象。「由於法律規則對社會生活調整的局限性，我們甚至可以說，法律的統治不可避免地蘊含了自由裁量權的存在」[3]。這更加說明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即使是法治社會也是如此。
(一)立法的不完備必然產生司法自由裁量權
國內有一些法律界的學者曾認為法官的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權是在法律未做規定或者是規定有缺失的情況下，法官根據法律的授權，同時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法律精神在合理的范圍內依據公正的原則進行刑事案件的裁判的權力[1]。由此可知，立法的不完善就要求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其實，司法活動就是認定案件事實以及適用法律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肯定存在著法官的自由裁量，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的不完善。通常來說，立法越是詳細、具體，自由裁量權就會越少，反之，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就較多。
(二)在任何事物面前，人都不是被動的，在法律的適用過程中也是如此，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就是人在發揮主觀能動性。法律的適用必須要依賴人來操作，就算是再完備詳細的法律，其實施也需要自由裁量。古語有雲：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法律條文都不可能自主的去對號入座進而處理具體的案件，必須要有辦案人員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去裁量適用。所以，不管立法者對法律的規定是多麼的詳細，只要司法者「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和做出決定的過程中擁有判斷和選擇的可能性，就存在著自由裁量權」[3]。司法者往往是根據自己的法律知識和法律精神，通過自由心證形成內心確信，進而做出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和法律的適用，案件的裁決是否公正客觀，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司法者的主觀判斷了。
(三)由於立法具有高度的概括性，這就使得法律存在很大的靈活性或者說是有一定的彈性幅度和空間，還有一些模糊的法律語言，這些彈性的條款和模糊語言體現了一種立法技術，這是立法的靈活性以及原則性的結合，這些彈性條款和模糊語言的存在就是立法者授予了司法者以司法自由裁量權。
由此可知，只要有法律或者是法律統治，司法自由裁量權就會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社會同司法自由裁量權並不是矛盾的，司法自由裁量的存在只有程度的大小問題，但是其是必然存在的。
三.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危險性分析
在我國乃至世界上，很多的法律人都對西方的司法中心主義以及司法獨立理論所折服，對於現實司法實務中的一丁點違背公平正義的裁決無法容忍，促使他們不斷的從消極的一面來認為司法自由裁量權存在的危險性。
這些學者認為所謂的司法活動就是多元的主體在多元化的話語結構中為了達成更為妥當性的結果從而對法律的含義進行自由的、民主的重構，這也就是說，法官、法律相關人員以及當事人，還包括新聞媒體等的言論自由權以案件為平台就法律規范是什麼，以及該如何解釋進行討論，在保證程序的正當性的基礎上得出具有民主意義的共識。特別是在法律不是十分完備的背景下，司法自由裁量權在正當程序所提供的空間領域和時間順序中擔當者溝通和加工機器的角色，即其在一方面將法律秩序同社會秩序以及職業道德、普通民眾融合起來，另一方面又以國家的名義主持著糾紛並得出符合法理的法律結論。
好書根據自己的研究，結合相關的理論和實踐認為，司法自由裁量權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的完美，其在實際的運用過程中存在著很大的危險性，這些危險性的存在將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礙司法自由裁量權的正確行使。根據好書的總結，司法自由裁量權主要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危險性：
1.自由裁量權和分權理論是沖突的
根據憲法以及法律的理論，立法權和司法權是嚴格分離的，法官並沒有創造法律或者法律性質的解釋的權力，應當要求法官將作出法律解釋的權力交給立法機關，由立法機關作出更加權威性的解釋，從而指導法官去處理案件。通過這種分權，就杜絕了法官造法現象的發生，預防司法專橫從而對國家的安全造成威脅，而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就和該理論存在沖突性。[4]
2.削弱對法律至上的信仰並置法院於危險之地
司法自由裁量權實質上就是將法官的個人價值觀以及對法律的理解運用到具體的案件判決中，有將自己的偏好置於法律之上的嫌疑，這將會損害法律制度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正是由於法律規則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認為法官在適用法律上採取一些比較隨心所欲的行為。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里一針見血:「霍姆斯法官曾經寫到，即便是一隻狗也知道被絆一下和被踢一腳之間的不同。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如果狗主人為同一件事情時而獎賞時而懲罰，就是一條狗也會不知所措。法律的各種儀式體現(造就)了所有法律制度(哪怕是最原始的法律制度)所共同奉行的基本前提———相同的案件應當有相同的判決。」[5]
一旦法律不能夠很好的對法官進行約束的時候，權力的正當行使就很難得到證明。自由裁量權過大使得人們認為法官不遵守規則從而對規則進行歪曲，法官的一些個人意見因為沒有參照一定的客觀標准，從而輝顯得模稜兩可，使人們感覺不到法官的中立。[6]
如果認為法官也是受規則所約束的，那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就會收到外在范圍的限制。這就會出現一個結果，那就是法官的權力是有限的，其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正當性就比較容易證明，從而對政治決策者的威脅就減輕了。[7]因此，模糊的司法自由裁量權只會威脅到司法的獨立，降低司法的權威性。因為「法院在與其他機關對抗中很少取勝。實際上，對於旨在限製法院權力的報復行動，法院往往是脆弱的。因而司法獨立可能因司法能動主義者和挑釁性的判決而受到威脅」[8]。而憲政對我們的要求是要確保法院是一個「危險性最小的部門」(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3.有損新法治理念的確立和生長
特別是在社會的變革時期，廣發人民的價值取向、道德追求呈現多元化和復雜性，人們對於安全感以及秩序感的需求要求新的法治理念的確立。林毓生在其《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一書中深刻指出「經過(五四運動)反傳統思潮的洗禮之後，我們傳統中的各項權威，在我們內心當中，不是完全崩潰，便是已經非常薄弱。當傳統的權威與實質的權威，在以自己為中心的民主社會里失去了權威性的時候，個人只相信『自己』，而『自己』常常只是外界流行的風氣的反映而已」[9]。
所以，為了能夠統一行為模式，我們需要通過規則將選擇出的新的法治理念進行明確，從而避免因為多元化的價值訴求所可能造成的社會的凝聚力降低或者是分裂。在社會的轉型期和變革期，同傳統的文化和理念相斥的新的法治理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停留在制度的層面，並沒有內化到人民的內心思維結構中。如果將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擴大，法官就會因為各種因素從而導致其裁決背離了新的法治理念，這不僅會降低新的法治理念的權威，同時還會由於法官的價值觀以及個性的差異導致法制的不統一。
一個法律制度的轉變本身就是一個十分矛盾的事情，因為法律追求的是穩定性和連續性。如果一個法律制度經歷了急劇的變化，就會隨之出現對法律權威淵源的合法性問題的討論。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就應該牢固的確立新的法治理念，防止繼續發生的危險。[10]司法自由裁量權就是造成不間斷危險的因素，因為縱然法官不能夠在短期內接受新的法治理念，自由裁量權的缺乏也不會從根本上對新的法治理念的權威性造成破壞。
四.司法自由裁量權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1.法官對於自由裁量權的認識水平較低。
我國法院的很多法官對於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認識水平較低，特別是基層法院的法官，他們很少了解什麼是司法自由裁量權、在什麼情況下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權、對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應該注意的問題以及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程度等。這主要是我國法官的法學理論水平不高，在司法實務中大多照本宣科，在案件的裁決書中沒有法官自己對於該案件的觀點。當然也存在很多法官在司法實務中，完全的司法自由裁量，而缺少對於法律的把握，以至於很多的裁決是不符合法律基本原則的。這是我國司法實務中常見的自由裁量問題，這對於司法的公信力以及司法的權威性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2.司法自由裁量權的運作不透明，主要反映在裁判文書的製作商
(一)司法裁判文書的結構簡單，不能夠完全的反映整個訴訟活動，包括從案件的起訴、立案審查、辯護、代理等這些過程，顯得過於的簡潔。
(二)司法裁判文書在很大的篇幅上就是羅列法院的觀點，講述法官的觀點，而對於當事人以及辯護人、代理人的觀點沒有做過多的表述，有的甚至不做任何錶述。即使有的法官對他們的意見進行了表述，也只是花了很少的篇幅，只是一筆帶過而已，根本無法體現出法官的專業水平和對案件的自由裁量。
(三)我國的法官在進行案件裁決的時候，特別是在製作判決書的時候，對於案件事實的敘述太過簡單，並且還帶有一定的主觀性色彩，這就顯得司法自由裁量權太過任意，無法體現司法的權威和公正。
(四)在法官製作裁決文書的時候，特別是對於證據的敘述中，大多是用「上述事實、證據確鑿」等這些比較籠統的詞語進行概括，缺少法官對於證據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證據鏈條的剖析，使得當事人及法律相關人員在閱讀裁判文書的時候，十分的不理解，這就是法官在運用證據的時候，說理不充分的表現。
(五)法官在製作裁判文書的時候，對於判決的理由部分一直文字較少，這也是我國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最大的問題。理論性較弱使得判決書不具有說服力，同時合議庭對於案件的意見和審結報告都是保密的，使得社會各界特別是當事人無法真正了解到法官的思維以及自由裁量的過程。
3.我國司法界缺乏對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導原則
我國最為基本的法律原則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但是在大多數的人看來，法律是已經明確的成文的法律規則，這就對法官在司法實務中行使自由裁量權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司法實務中，至今還沒有出現一個比較詳細的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導性原則，從而指導法官正確的行使自由裁量權。
4.在我國現行法律體制下，法官難以獨立裁量
在我國的憲法以及訴訟法中明確規定，法院依法獨立審理案件。但是，在司法實務中，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很難得到保障，其往往受到很多因素和勢力的干擾，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法官依法獨立的行使自由裁量權。
五.完善司法自由裁量權的有效監控措施分析
1.提升法官的素質，監控自由裁量權的正確行使
法律條文雖然是死的，但是運用法律條文的人是活的。司法自由裁量權能否正確的行使，關鍵要取決於人，主要是法官的職業道德，法官的專業水平以及法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在現代的中國法治社會，要求每一個法官都具有這些素質是不現實的，但是這必須要成為我們努力的方向。「能小能」是一個問題，「應小應」是另外一個問題。法官作為國家的司法執法者，必須要擔當起維護一切合法權益，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責任。對於有人擔心，一旦是法官在法律之外適用法律會很難控制的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因此，做好法官的自律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應該太高法官進入的門檻，對於想進入法官行列的人應該在程序上和條件上嚴格把關。
例如，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參照條件。同時對於那些已經是法官的人，應該建立定期的考核和淘汰機制，對他們形成一種威懾。其次就是要不斷加強法官的業務培訓，提升法官的業務水平。要充分的發揮一些大專院校在法學理論研究方面的有事，將理論研究同實踐相結合，為法官能夠科學的行使自由裁量權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2.建立重大案件審判和裁決的聽證制度，確保自由裁量權的公平行使
建立重大案件審判和裁決的聽證制度就是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反對方的意見，從而為正確的裁判創造條件。聽證會制度在我國還僅僅是在行政處罰、立法程序等領域推行，在司法審判領域還沒有出現聽證會制度。在美國等這些西方國家，其司法領域的聽證會制度已經十分的成熟了。其對於一些影響較大，案情重大的案件，通常會舉行司法聽證會。司法聽證會制度有利於法院更好的公開審判，使司法能夠更好的接受社會的監督。
但是，好書在這里需要闡明兩點，一是司法聽證會制度同我國的審判公開制度是有區別的，二者雖然都強調公開性，但是後者只是允許一小部分人對案件進行旁聽並發表一些意見，而前者則要求與會者說話，給那些持有不同意見的人提供闡明觀點的機會，換句話說，司法聽證會制度就在於讓司法者去傾聽。當然，我們還應該考慮到辦案效率的問題，因此，對於聽證會制度，只能夠適用於那些案情重大、影響較大的案件以及需要法官最大限度的運用自有裁量權方可做出裁決的案件。來自公眾的支持是法官對重大疑難案件當機立斷做出裁決的重要推動力，同時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的監督力量。
3.從司法環節上制約自由裁量權的公正行使
如何掌握司法自由裁量權行使的合理程度?對此應當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一)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要適當，司法者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或幅度內，酌情作出合理決定。「法律的適用過程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將規則適用於特定事實從而自動產生出某個具體決定的機械過程。」[3]法官決不能機械地適用法律，而應通過對個案的具體審理、法律的具體理解適用，縮小法律與現實之間的距離[2]，作出適當的選擇。適當就是合理、准確，合理是對自由裁量權加以必要的限制，使之合乎世情民意，體現司法正義;准確是對法律規則或原則的理解無誤，自由裁量的結果公正。
(二)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要出於正當目的，符合立法目的或立法本意。司法自由裁量要滿足人們追求「個體化正義」的要求，最大限度地體現法治社會的公正與正義。司法自由裁量權行使的結果越接近正義也就越接近其行使的合理程度。司法人員應出於公正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權而排除出於個人非正當目的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權，杜絕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三)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應當是有限制的，而不是無限制的自由選擇，它必須在權利的邊界以內合理行使，超出法律的限制自由裁量權就失去了正義性。大法官道格拉斯說:「當法律使人們免受某些統治者———某些官員、某些官僚無限制的自由裁量權統治之時，法律就到達了最佳狀態———無限自由裁量權是殘酷的統治。它比其它人為的統治手段對自由更具有破壞性。」[11]
六.結束語
綜上所述，司法自由裁量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對於法律的完善，對於糾紛的正確解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司法自由裁量權是法治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但是，司法裁量權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中存在著許多的問題，並且司法自由裁量權本身也存在著一定的危險性，因此，在司法實務中有必要加強對司法自由裁量權的監控和約束，這不僅僅是法治社會法治成熟的標志，同時也是也是一個國家法治健康完備的反映。司法自由裁量權同法治社會並不是矛盾的，也不是一對敵人，其完全可以通過立法的限制以及加強司法的監督來平衡二者的關系，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權適應法治社會，並進而促進法治社會的前進。相信在我國法治社會的明天，司法自由裁量權一定會得到更好的規范，推動司法權威的建立和不斷深化
⑥ 恤刑慎殺什麼意思
第一節 隋唐統治者的立法思想 隋唐時期的律令、法規，作為封建社會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充分地、集中地體現著當時統治者所代表的地主階級的意志。而隋唐皇朝法律制度及律令條文的產生、形成、完善和系統化是奠定於開國建國時期的，故其中所貫徹的主要是兩朝初期統治者的立法思想。
中國古代封建統治階級在立法思想和司法實踐上所表現出的觀念和做法主要有兩點，一是採取寧枉毋縱、嚴刑酷法的威嚇高壓主義，即所謂的「刑以止刑」；一是採取執法有準，量刑有據的罪行法定主義，即所謂的「寬刑慎殺」。這二者雖因社會時事的變化而往往交替著使用，但殊途同歸，都是要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隋初和唐初的統治者鑒於前朝覆亡的歷史教訓，在指導制定律令時都採用了後者。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 北周時，「高祖所立《刑書要制》，用法深重」，而宣帝「更峻其法」，「誅殺無度」，致使「上下愁怨」，「內外離心」。靜帝年幼，隋文帝為相，「入總朝政」，立即抓住機會，利用這種情況，「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順利地奪取了政權，建立了隋皇朝。可見，北周皇朝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定律令的深峻，所施刑法的苛酷。所以，隋文帝即位後，有鑒於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駭，莫有固志」而亡國的歷史教訓，深知完善法制對於鞏固政權的重要性，從而確立了刑罰要輕、律條要疏的原則，並直接指導了隋初律令的制定。而參預具體修訂律令的大臣也基本上貫徹了「以輕代重，化死為生」的指導思想，於開皇元年所「定新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對此，隋文帝下詔加以充分肯定：「梟首�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雲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鞭，並令去也。……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較之前代，「新律」廢除了許多酷刑，體現了隋文帝立法思想中較為開明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刑罰的野蠻性。「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壓踝杖桄之屬，楚毒備至，多所誣伏。雖文致於法，而每有枉濫，莫能自理。至是盡除苛慘之法，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而且於開皇六年特別下詔廢除孥戮相坐之法。尤其在廢除宮刑上，更顯示出隋初立法的一大進步。古代刑罰之酷者莫過於肉刑，而肉刑之酷者又莫過於宮刑，也叫腐刑。因為施行宮刑，不僅殘害人的肉體，更要殘害人的心靈，所以，曾受過宮刑的司馬遷悲憤他說：「詬（恥辱）莫大於宮刑」，刑罰中的「腐刑極矣！」隋代以前也曾有過廢除宮刑之舉，但是，「往往旋除旋復，其後蓋又行之」。至隋開皇初年，這才徹底廢除了宮刑。
隋文帝為穩定社會、緩和矛盾、籠絡人心、維護統治而「深思治術」，把「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確定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針，認為「刑可助化，不可專行」。所以，當他從審閱刑部所報獄案的數字上，發現斷獄的數量還是多達上萬件，「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於是又命令大臣本著刪繁就簡的原則，重新修定律令。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誕生了著名的《開皇律》，減少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罪一千餘條，定留只有五百條，「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不僅貫徹於律令的文字修定中，也表現在律令的實際施行上，他多次指示對犯人的定罪處決要審慎，「命諸州囚有處死，不得馳驛行決」。又曾特地下詔說：「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決。」還規定「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開皇六年，又嚴令各州擔任長史以下、行參軍以上的官吏，都要學習律文，定期到京城考試。並且給予犯人可進一步申訴聲冤的權力，下詔「申敕四方，敦理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如此按級上訴，直至朝堂之上，就可減少冤屈在濫的發生。
《舊唐書·刑法志》總結隋朝的立法情況說：「隋文帝參用周、齊舊政，以定律令，除苛慘之法，務在寬平。」因此，隋朝前期的法制是比較完善的，也較好地得以實施，這無疑對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達有很大促進。史書對此有所評論：「薄賦斂，輕刑罰」，「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雖不免有所溢美，但唐初撰修隋史的大臣如魏微等，都是隋朝舊人，曾親身經歷過，所以，在相當程度上是可信的，是真實的。《舊唐書》繼續總結說：「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隋煬帝廢棄隋文帝創立的較為完善的法制，施行酷刑濫殺之法而招致了亡國。由此可見，法制的興廢對國家的盛衰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唐代「禮法並用」「德主刑輔」的立法思想 唐初統治者及時而深刻地從這正反西方面吸取教訓，「動靜必恩隋氏，以為殷鑒」。故在立法思想上較之隋朝更為寬松，律令修定更為完善，法制建設更為進步。
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制史，始終貫穿著一種「禮法並用」、「德主刑輔」的立法思想。它的要點是以禮義教化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以刑事懲罰作為治理國家的輔助手段。就連「專任法令」、「專尚刑名」的隋文帝，也很贊同《禮記·禮運》中的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在詔令中特加引用。並說：「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要求大臣們「弘風訓俗，導德齊札」。再結合前面所引的「以德代刑」，「刑可助化」，可見，隋文帝法制思想的核心仍是「德主刑輔」。而這樣一種立法思想，自然會導致當時制定律令向寬松的方面發展。至於唐朝，更不例外。唐初統治者不但遵循了這一立法思想，而且還有所發展，並用以指導法制建設，從而取得封建社會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唐初統治者在制定律令等立法活動中所持的指導思想，在魏徵等人奉唐太宗之命修撰的《隋書·刑法志》序言中有清晰的闡述：「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遁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就是將「禮」與「刑」合而為一，統一道德規范和刑律規范，以刑律這一暴力工具，確認並推行「禮」的規范。同時，魏徵還有一段較形象的話：「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這是說，不用鞭打而能使馬跑得很快，不用刑罰而能使人很服貼，是仁義教化的功能，如果失效，就用鞭打和刑罰。換句話說，先用禮義教化使人們服從封建統治秩序，然後再對那些違法犯罪者予以鎮壓。另外，在長孫無忌等人奉唐高宗之命所修撰的《唐律疏議·名例一》篇首也有概括的說明：「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德禮為根本，刑罰為德禮的輔助，但決不可缺少，故能相輔相成。總而言之，目的都是用刑律的強制力量來確認和推行那些能體現封建禮教綱常的道德規范，反過來又用禮義道德的精神力量來加強刑律的鎮壓作用。可見，唐初統治者盡管以「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卻絲毫沒有忽視或排斥刑津的重要作用。論其實質，不外像陳子昂所說的：「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只是先後次序不同罷了。因此上，唐初統治者摒棄了以往或持禮治、或持法治以相駁難的偏見，既兼收先秦儒、法兩家的理論主張，也融和漢代以來運用禮、法兩手進行統治的經驗，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體系。
唐初，在「禮法並用」的立法思想指導下所制定的律令，主要體現著禮的兩個基本精神，一是君臣上下貴賤有等，一是長幼尊卑親疏有別。就前者而言，唐朝律令根據禮教的原則，按照當時的社會經濟關系，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並給每個等級的人規定了不同的法律地位，賦予了不同的權利和義務。例如，既定下「擅權」、「逾制」等罪名用來維護君臣名分，又對所有涉及到皇帝的犯罪都一律處以重罪；對於犯罪的貴族和官吏，原則上不處以刑罰，或通過「議」、「清」、「減」、「贖」及「官當」等措施，以減輕和改換刑罰，但又對於貴族和官吏的某些特定犯罪，則規定給予除名或免官、免所居官的特殊懲戒處分；一般良人與賤人犯罪同而處刑不同，家主與奴婢同樣犯罪而處刑不同，從本質上區別開了良賤的大限。就後者來說，表現在律令規定上的主要有：訴訟方面，規定「同居相為隱」，子孫不許告發長輩的罪行，就連奴婢也不許告發主人的罪行，否則處以刑罰：量刑方面，規定以宗法、服制的親疏尊卑為准則，對親屬之間的相互侵犯給予加重或減輕的處罰；尊長有絕對的財產權、主婚權、教令權，「尊長既在」，而卑幼私自動用家中的財物，對抗指定的婚姻，違反發出的教令，即處以刑罰。唐代統治者就是這樣地借用法律的強制力，使禮的原則和規范在實際生活中得以實現。
另外，「禮法並用」的立法思想，在對復仇殺人案件的處理上表現得更為具體而明顯。自古以來，為親人報仇而殺人的案件層出不窮，竟形成風尚，故也引起過封建統治者的注意。如北周《大律》中就有「報仇」的條款，而且後來又「除復仇之法，犯者以殺論」。但是到了唐代，仍積習不改：甚至還得到人們的同情。
例如玄宗時：張瑝張琇弟為父報仇，殺死仇人而披逮捕後，「時都城士女，皆矜琇幼稚孝烈，能復父仇」。等到兄弟倆被處死後，「士庶咸傷感之，為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並葬瑝琇北邙」。類似之事尚多，可見此風之盛。由於此類案件單從禮的角度或單從法的角度來處理都顯得很矛盾，「復仇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征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所以，唐代統治者在案件處理上大都是折衷禮、法而用之。但是，「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往往是對案件臨時進行集議決定，故在處分上依禮、依法的程度有所偏重罷了。例如武後時，徐元慶把殺父仇人趙師韞殺了，「自囚詣官，後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元慶報父仇，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仇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宜正國之典，置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又例如憲宗時，「富平縣人梁悅，為父殺仇人秦果，投縣請罪。敕：『仇復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
同時，在對孝子犯罪行為的處理上，也突出表現著唐統治者「禮法並用」的立法思想。例如穆宗時，有個叫張蒞的人，欠下康憲的「錢米」不還，康憲索要，「蒞承醉拉憲，氣息將絕」。危難時刻，康憲十四歲的兒子康買得為救其父，「遂將木鍤擊蒞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司法官員報上案件，最後以皇上的名義作出判決：「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又例如文宗時，有個叫上官興的人，因喝醉酒殺人後外逃，聽說父親受牽連被捕，於是返回自首。一部分大臣認為「其孝可獎，請免死」。文宗也認為「近於義」，下令「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州」。
不過，唐代統治者在依據「禮法並用」的原則來處理復仇殺人案件時，也有不少偏頗的事例，出入很大。如衛氏女子為父報仇，「以磚擊殺」仇人，「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又如賈氏姐弟共殺仇人，「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高宗哀之，特下制……免罪。」這是依禮不依法。另外，如張琇、張瑝的復仇殺人案發生後，「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乃殺之」。又如余常安的父親、叔父都被謝全所殺，十七年後，余常安終於殺了謝全報了仇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率抵死。」這是依法不依禮。兩種情況都是因為不辨其復仇的是非，不論其殺人的曲直，單憑帝王及大臣個人的意向所定。對此，柳宗元提出「窮理以定賞罰」的主張，因為「所謂仇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所以，先要視復仇者有無「冤抑沈痛」的情況，如果有，「復仇可也」，是有理；如果沒有，復仇便成了「仇天子之法」，是無理。然後再根據具體情況加以處理，「則合於禮矣」。韓愈也主張先用儒家經典來判斷復仇之舉是否合「宜」，如果復仇者的親人無辜被害而死，則復仇之舉合乎禮教，即可取；如果復仇者的親人罪有應得而死，則復仇之舉不合禮教，就不可取。然後，「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韓、柳二人的文章，不僅給當時的立法思想注入了新的內容，而且從中可以推斷，唐代統治者把禮的精神貫徹到律令中的作法有二，一是把禮的規定改作法律條文，二是直接引用禮義來說明立法的理由。
唐初統治者在制定律令的活動中，是較好地貫徹了「德主刑輔」的立法思想的，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立法「寬簡」。唐高祖武德初年，韓仲良任大理少卿，「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漢以來，約為五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采定《開皇律》行之」。「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說：「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唐太宗即位不久，便對大臣強調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所以，貞觀年間所定律令，「甚為寬簡」，從而「比隋代舊律」，死罪減少九十二條，流罪改為徒罪的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由此可見，「寬」是相對以往律令的嚴苛而言，「簡」是相對以往律令的繁多而言。律令嚴苛則民不堪命，因而力求做到刑罰寬平，以緩和階級矛盾；律令繁多則相互抵觸，因而力求做到簡約明白，以防止任意出入人罪。這種思想對唐代的立法活動影響深遠，直至後期修補「格」、「式」時仍遵循著。如唐文宗就曾指示：「刑法科條，頗聞繁冗，主吏縱舍，未有所征，宜擇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條流要害，重修格式，務於簡當，焚去冗長，以正刑名」。
第二個方面是保持律令的相對穩定性。唐太宗既鑒於隋末任意廢法的弊政，又認為「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即使立了寬簡之法，也會變得煩苛。所以，他很重視律令的穩定性問題，曾引經據典地對大臣們說：「詔令格式若不常（恆）定，則人 心多惑，奸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言發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為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製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議，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這是說既不要輕易地制定律令，也不要輕易地改變律令，而一旦制定了，就要保持它的連續有效性。所以，「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迄太宗世，用之無所改變」。《舊唐書·刑法志》說「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高宗對維護律令的權威性、保持律令的穩定性有高度的認識。如育人於既定律令之外又撰《法例》一書，「引以斷獄」，高宗就嚴厲批評說：「律令格式，天下通規……並是武德之際、貞觀已來，或取定宸衷，參詳眾議，條章備舉，軌躅昭然，臨事遵行，自不能盡。何為更須作例，致使觸緒多疑。」在修訂律令條文方面，高宗所命人修定的《永徽律》及其《律疏》，前者只是太宗《貞觀律》的翻版，後者只是為了加強人們理解律文的一致性而做的注釋。另外，還對修改律令條文做出嚴格的規定：「諸稱律、令、式，不便於事者，皆須申尚書省議定奏聞。若不申議，輒奏改行者，徒二年。」高宗能以身作則，其後代君主也就能遵守祖制。如《永徽律》對《貞觀律》的某一處做了一個字的改動，於是在《律疏》中便作了詳細說明。這以後，如在肅宗上元二年六月「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絞死罪，唯有四刑。每有思慮，須降死刑，不免還許斬絞。敕律互用，法理難明。……』敕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這是當肅宗所下達的敕令與以前祖上所制定的律條，在內容上發生互相抵觸後，肅宗還是收回成命而按律辦事。又如在唐憲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為《斗競》」。據《舊唐書·刑法志》的記載，以及傳世的唐律，《貞觀律》和《永徽律》第八卷的篇名都是《斗訟》。僅為改動篇名中的一個字，並不涉及內容，都得上報皇帝批准。唐文宗大和四年十二月，一部分司法官員請求修改律文中「議親」、「議貴」的有關規定，文宗指示「且仍舊」，而未獲通過。唐代君主對於唐代律令的自覺維護，使唐代律令相對穩定，這無疑對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安定，保持法律效力，能夠取信於民，都是有很大益處和重要作用的。
第三個方面是「恤刑」慎殺。唐高祖曾親自審閱囚犯的案件材料，結果發現一些犯罪事實主要是因前朝的苛政、社會的動亂等客觀情況造成的，於是下令「皆原之」。「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劫，為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為作賊？』甘羅言：『飢寒交切，所以為盜。』高祖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因命舍之。」可見高祖是不輕易動用刑法的。貞觀年間修定律令，為了以輕代重，便規定用斷趾法代替死刑，隨後卻引起一番爭論，從中可看出唐太宗很注意恤刑慎殺的問題。當時宰相房玄齡主持修定律令，而「戴胄、魏徵又言舊律令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愍其受刑之苦，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忍。』諫議大夫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為輕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設斷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獲生，刑者幸得全命，豈憚去其一足？且人之見者，甚足懲誡。』上曰：『本以為寬，故行之。然每聞惻愴，不能忘懷。』又謂蕭瑀、陳叔達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簡死罪五十條，從斷右趾。朕復念其受痛，極所不忍。』叔達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改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為寬法。』上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於時者四十餘事，太宗令參掌刪改之。弘獻於是與玄齡籌建議，以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制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為六刑。減死在於寬弘，加刑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這樣，唐太宗以流刑代替死刑，解決了因用斷右趾的刑罰，實質是恢復肉刑而由輕入重的問題，達到了恤刑慎殺的目的。其後，唐太宗在親自審閱囚犯的材料時，發現一件弟弟犯謀反罪被處死刑而牽連哥哥也要處死的案子。原來，依照舊律規定，一家兄弟中有一人犯了謀反罪，除本人要被處以死刑，而且其他兄弟也要「連坐俱死，子孫配沒」。於是，太宗以此為例對大臣們說：「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有不審其本而一概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則反逆有二，一為興師動眾，一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又命大臣們詳細評議。於是，房玄齡等人對此進行了一番引經據典的討論，得出「據禮論情，深為未愜」的結論，並議定：「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沒。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在太宗的干預下，對這條「連坐俱死」的嚴酷法令作了很大的修正。僅此一改，就「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由於連連廢除死刑，以至出現了一年裡判處死刑僅二十九人的情況，「幾致刑措」。這雖然不免有所溢美，但多少也能反映出貞觀年間推行「恤刑」政令的成效。尤其在對犯人的施刑和死刑的處決上，唐太宗的慎殺態度是很明確的，曾多次做出具體指示。如在貞觀元年親自規定：「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這在封建法制史上開創了九卿會審制度的先例。太宗曾在「盛怒」之下斬殺了罪不應死的人，十分追悔，便特別指示：「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即把原來在京城地區執行死刑之前必須履行」三覆奏」的復核程序改為「五覆奏」，以求在延長執刑時間的過程中再做「審思」，「庶免冤濫」。還指示：「決罪人不得鞭背。」因為「背」是人體上的重要部位，即使用「最輕」的鞭刑，也可能致人於死。另外，因刑具「皆有長短廣狹之制」，對施刑的程度和范圍也做了較細致的規定。高宗繼承太宗的法律思想，「務在恤刑」，具體表現在對《律疏》的有關規定中。如《律疏》規定，禁止審訊犯人時一味地用刑逼供，必須「先察其情，審其辭理，反覆案狀，參驗是非」。如果主審法官違反此規定，對案情未加區別，「不以情審察及反覆參驗」，就先用刑拷打，那麼對主審法官也要處以杖打六十的懲罰。這樣可大大減少因野蠻審訊，胡亂招供而產生的冤案。又如允許犯人在定案之後有申辯的權利，「囚若不服，聽其自理，依不服之狀，更為審詳」。主審法官要根據犯人的申辯，再為之細審，如果拒不受理，也要受到懲罰。如果他審的是流罪、徒罪，就抽打六十，如果他審的是死罪，就杖打一百。這以後，唐代除武則天一朝外，各朝君主在不破壞既定律令的整體穩定性的前提下，對一些刑罰作的修改和調整，大致體現著恤刑慎殺的基本精神。如玄宗「廢徒杖刑」；代宗糾正過去施行「痛杖」等杖刑，只說「一頓」而無數量限定的弊端；德宗廢除原來「死罪皆先決杖」六十或一百的規定；憲宗廢除「大逆及手殺人外」的其他死刑為流刑。又如文宗大和八年四月，一方面重申對犯人「不得鞭背」的舊規定，另方面又立新規定：「今年以後，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亦宜量與矜減。」這些都顯示出輕刑化的趨勢。
「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這一概括性評價，代表著前人對唐代律令的典型看法。那麼，綜上所述，再用這個觀點來總結唐代統治者的立法思想，也可說較為允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