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院長肖
❶ 原最高院肖揚己死，真的嗎
1、是假的，他實際是最後一次直接和死刑復核法官面對面談話。
2、他說，責任專重於泰山，希望法屬官們把「疑者不殺、殺者不疑」的精神堅守到底。
3、肖揚十年最高法回顧：收回死刑復核權最重要，讓民告官不再告狀難，堅持公正司法。
4、在耶魯大學談到當前中國司法現狀時，他亦直言，對正義執著追求的「理想主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須讓位於解決糾紛的「現實主義」。
❷ 關於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保證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審理行政案件，切實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制定關於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歡迎閱讀!
關於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
第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的應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
(一)被告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但以縣級人民政府名義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的案件可以除外;
(二)社會影響重大的共同訴訟、集團訴訟案件;
(三)重大涉外或者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的案件;
(四)其他重大、復雜的案件。
第二條
當事人以案件重大復雜為由或者認為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轄權，直接向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中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不同情況在7日內分別作出以下處理：
(一)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二)決定自己審理; (三)書面告知當事人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起訴。
第三條
當事人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起訴，受訴人民法院在7日內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當事人向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中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不同情況在7日內分別作出以下處理：
(一)要求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依法處理; (二)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三)決定自己審理。
第四條
基層人民法院對其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認為需要由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或者指定管轄的，可以報請中級人民法院決定。中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不同情況在7日內分別作出以下處理：
(一)決定自己審理; (二)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三)決定由報請的人民法院審理。
第五條
中級人民法院對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根據案件情況，可以決定自己審理，也可以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第六條
指定管轄裁定應當分別送達被指定管轄的人民法院及案件當事人。本規定第四條的指定管轄裁定還應當送達報請的人民法院。
第七條
對指定管轄裁定有異議的，不適用管轄異議的規定。
第八條
執行本規定的審理期限，提級管轄從決定之日起計算;指定管轄或者決定由報請的人民法院審理的，從收到指定管轄裁定或者決定之日起計算。
第九條
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需要由上一級人民法院審理或者指定管轄的，參照本規定。
第十條
本規定施行前已經立案的不適用本規定。本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釋及規范性文件，凡與本規定不一致的，按本規定執行。
《關於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理解與適用
一、《規定》的起草背景
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以來，各級人民法院積極開展行政審判工作，為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支持和促進依法行政，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形勢的發展和人民群眾對司法救濟的期待不斷增強，行政訴訟制度在一些方面已經難以滿足審判實踐的需要，其中，“原告就被告”的管轄原則，就為行政機關能夠輕而易舉地對法院施加壓力提供了某種便利，從而影響了行政審判的權威和公信力。因此，改革和完善行政訴訟管轄制度自然成為行政審判贏得社會公信力的首選和突破口。
黨中央、國務院明確要求：“積極穩妥地推進行政訴訟改革，通過探索完善行政案件管轄制度改革等 措施 ，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職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第五次全國行政審判工作會議上強調：“要積極推進行政案件管轄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通過加大指定管轄、異地審理的力度，防止和排除地方非法干預，為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審理行政案件提供製度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綱要》中也提出：“改革和完善行政案件管轄制度，從制度上排除干預行政審判的各種因素。”從去年上半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即著手進行《規定》的起草工作。在起草過程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研，認真聽取和徵求了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務院法制辦、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以及專家學者的意見。在歸納、 總結 和研究分析各種意見的基礎上，經過多次修改，形成了目前的司法解釋。
二、《規定》的指導思想
一是體現符合黨的十七大關於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不斷促進社會和諧的精神，著力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二是著眼於社會轉型加速、社會矛盾突顯的階段性特徵，適應行政審判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三是體現司法改革的方向。既堅持法律的原則和規定，又注意在法律框架內的靈活性和必要的前瞻性，以適應新情況、新形勢的需要。同時，也為將來行政訴訟法的修改積累有益的 經驗 。四是符合行政訴訟的特點。通過適當調整案件管轄，較好地體現行政訴訟的特點和保護弱者、追求實質平等的精神。五是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著眼於司法實踐的需要，對一些比較成熟的做法予以吸收固定，對一些不一致或者不明確的問題予以規范，並且注意增強可操作性。同時，考慮到我國地域廣闊，各地情況差異較大，案件的具體情況也不盡相同，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也注意體現靈活性和可選擇性。六是把握司法解釋的定位。恪守司法解釋的許可權，充分聽取和尊重立法機關的意見，力求既符合法律的規定和精神，又在現行法律的框架內有所創新。
三、在具體制度設計上，《規定》堅持的原則
一是力求做到從實際出發。針對當前我國行政訴訟的困境和現行管轄制度方面存在的缺憾，法學界和實務部門提出了幾種解決問題的方案：方案一是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方案二是對行政案件集中管轄;方案三是提高行政案件的審級;方案四是實行異地管轄。在起草調研過程中大家認為，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或者對行政案件實行集中管轄，涉及到司法體制和訴訟制度的大的改革，並不是一個現實可行的方案。在目前，只能考慮在行政訴訟法的現有框架內挖掘資源。實踐證明，行政案件管轄制度的改革，可以起到以較小的代價，解決長期困擾行政審判問題的作用，對於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審判意義重大。
二是以指定管轄為主，以提級管轄為輔。2000年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若干解釋)曾經通過對行政訴訟法相關條款的解釋，適當提高行政一審案件的審級，有些省份也做過這方面的嘗試，但實踐證明，提級管轄對行政干預有所減輕，但效果並不明顯，而且，採取“一刀切”提高審級的做法，還會產生一些負面效果，比如，中級法院和高級法院的壓力會大大增加，基層法院卻可能無案可審，審判資源的配置從而受到一定影響;基層法院處理糾紛的天然優勢無從發揮，不利於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有違“兩便原則”，增加訴訟成本;而且，由於各地情況不同，也難以在全國范圍內確定一個普適的標准等。相比之下，異地管轄無需改變現有的司法資源配置，而且改革的成本小、震動小，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這一制度還能在行政訴訟法中找到依據。因此，《規定》最終以對行政訴訟法的相關條款進行解釋為切入點，著眼於對異地管轄作出具體規定，並對若干解釋關於適當提高審級的規定略作修改，作為輔助性措施。
三是重點解決基層法院的問題。考慮到行政審判遇到干擾相對較多的還是基層人民法院。《規定》重點對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的指定管轄和級別管轄問題作出規定。同時規定，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需要由上一級人民法院審理或者指定管轄的，可以參照本《規定》辦理。
四、《規定》的主要內容
關於適當提高審級
鑒於適當提高行政案件的審級能夠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考慮到若干解釋第八條第(一)項關於“被告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層人民法院不適宜審理的案件”應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規定存在兩個方面的缺憾：一是“不適宜”的概念可操作性差，而且確定是否“不適宜”的主體不明確;二是許多以縣級人民政府的名義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的案件實際都是政府職能部門的行為，這類案件存在的干擾並不嚴重，而且由於數量較多，都提級到中級人民法院作一審並無必要，因此，《規定》第一條第(一)項對此修改為：“被告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但以縣級人民政府名義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的案件可以除外”。本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與若干解釋相比並無修改，列舉出來是為了保持體例的完整。
在理解適用《規定》第一條第(一)項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第一，本項規定是對級別管轄作出的調整，除了以縣級人民政府名義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的案件可以除外，被告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均屬於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案件，起訴人直接到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不需要任何理由。第二，規定以縣級人民政府名義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的案件可以除外，並不是必然除外，規定“可以”，是為了保留一定的靈活性，以避免將一些確實重大、復雜的案件也排除在外。也就是說，即便是以縣級人民政府名義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的案件，如果確屬重大、復雜，中級人民法院也應當作為第一審案件受理。第三，對於有些以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為被告的案件，如果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指定到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也能夠保證公正審判，也不必一律自己審理。總之，無論作出何種決定，目的都是為了既能夠排除干預，確保案件的公正審理，又能夠方便當事人訴訟，盡量把糾紛化解在基層。
□關於指定異地管轄和管轄權的轉移
指定異地管轄，是指依照法律的規定，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不適宜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經原告申請、基層人民法院提請或者中級人民法院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將案件指定到本轄區內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審理。管轄權的轉移，則是指經由上級法院決定或同意將案件管轄權由下級法院移交上級法院或由上級法院移交下級法院。指定異地管轄和管轄權的轉移在行政訴訟法中都是有立法依據的。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由於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轄權的，由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第二十三條規定：“上級人民法院有權審判下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移交下級人民法院審判。”
有人說，管轄權如何規定，不只具有引導行政訴訟程序開始的程序意義，更重要的是具有保障裁決公正的實體價值。實行異地管轄就是如此，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受訴法院和同級政府的直接、密切的聯系，法院的中立地位得以確立，法官的壓力得以有效排解，行政審判的公信力得以體現。雖然異地管轄使當事人的訴訟成本略有增加，但是，就當事人尤其是原告而言，在訴訟成本和司法公正之間，其寧願選擇司法公正而樂意承擔適當增加的訴訟成本。況且，如果堅持就近原則，這種成本的增加還尚在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內。實行異地交叉管轄，中級人民法院還可以根據本轄區內基層法院人員配置和案件受理情況掌握總體平衡。行政訴訟法盡管對指定管轄作出規定，但沒有規定具體的操作程序。
《規定》出於審判實踐的需要，通過對法律條款的解釋，以求對這種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制度進行細化，增強可操作性。關於管轄權轉移，本《規定》只規定了由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的轉移，目的同樣是為了保證司法的獨立和公正。至於上級法院把自己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移交下級人民法院審判，實踐中仍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進行，但應當從嚴掌握。除非案情簡單且不致受到干擾，一般不宜隨意向下級法院移交。即使有必要移交，原則上也應當指定到被告所在地之外的下級法院。
關於指定異地管轄和管轄權轉移，《規定》明確了三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是由當事人啟動。即當事人以案件重大復雜為由或者認為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轄權，直接向中級人民法院起訴。
在有些國家，原告對於管轄法院是擁有一定選擇權的。本《規定》考慮到現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沒有明確賦予原告對於管轄法院的選擇權，但對原告直接向上一級法院起訴或要求上一級法院指定異地管轄給予了有限承認。當事人直接向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的事由分兩種情況，一是認為案件重大復雜，即本來屬於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中級人民法院在審查時就要考慮案件是否具備行政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重大、復雜的情形;二是認為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轄權，即對於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並無異議，只是認為其不宜行使管轄權。中級人民法院在審查時就要考慮是否確實存在基層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轄權的情形。至於哪些情形屬於不宜行使管轄權，《規定》並未明確列舉。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二條曾經使用“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由於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轄權”的表述，此處的“特殊原因”包括事實方面(如不可抗力)和法律方面(如可能影響公正判決)兩個原因。《規定》關於“不宜行使管轄權”的表述，應當更側重後一方面的原因。有的法院在實踐中總結出以下幾種情形：(一)下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在當地干擾或阻力較大、依法裁判確有困難的案件;(二)下級人民法院參與當地政府或行政機關組織的聯合執法後，該政府或行政機關所作行政行為引發訴訟的案件;(三)下級人民法院先行參與土地徵收、房屋拆遷等具體行政管理活動後，因該次土地徵收、拆遷引發訴訟的案件;(四)下級人民法院違法受理非訴行政執行案件，且已裁定執行後，因該具體行政行為引發訴訟的案件。列舉難稱詳盡，但可以作為參考。適用本《規定》時還應注意，不應在“不宜行使管轄權”的舉證方面過於苛求起訴人，只要當事人存在這方面的疑慮，一般就應當予以考慮。
《規定》雖然在指定管轄和提級管轄的啟動上賦予了當事人一定選擇權，但最終是否要實行指定管轄或者提級管轄，仍然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至於中級人民法院應當作出何種處理，《規定》列舉了三種方式：一是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二是決定自己審理;三是書面告知當事人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起訴。這種順序上的安排，表明了一種取向，即中級人民法院在作出處理時，應當首選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法院管轄，確有必要的才決定自己審理，以保持管轄上的常態;如果認為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能夠保證案件審理的公正與效率，也可以書面告知起訴人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起訴。這里強調必須以書面的形式告知，是為了防止法院之間互相推諉扯皮。
還應指出一點，對於中級人民法院的決定，在起草過程中，曾經加上“符合受理條件”這一限制，考慮到本規定解決的是管轄問題，並不是起訴與受理問題，在定稿時刪除了這一表述。盡管沒有作此規定，人民法院在審查立案時當然要對是否符合受理條件進行審查。中級人民法院依照本條規定將案件指定到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或者書面告知當事人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起訴之後，相關法院如果發現起訴不符合法定條件，當然可以作出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的裁定。但是，如果發現明顯不符合受理條件，中級人民法院應當直接作出處理，不應再無謂地兜圈子，否則，不僅增加當事人的負擔，也浪費司法資源。
第二個途徑是由基層人民法院啟動。即基層人民法院對其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認為需要由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或者指定管轄的，可以報請中級人民法院決定。
這是指有管轄權的基層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後，對於可能存在影響獨立審判和公正司法情形的案件，應當主動報請上級人民法院管轄或者指定管轄。中級人民法院對基層法院的報請也採取三種處理方式：(一)報請的理由成立，且宜於由自己審理的，決定自己審理;(二)報請的理由成立，指定其他基層法院管轄就能解決問題的，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三)報請的理由不成立的，決定由報請的人民法院審理。有的省份法院對於下級法院報請上級法院審理的案件，除了考慮影響獨立審判和公正司法的因素之外，對於類型較新、具有普遍法律適用意義或者法律關系復雜，爭議較大，需要通過上級人民法院裁判來統一執法尺度的案件，也要求下級法院報請上級法院審理。意在通過管轄權的轉移，探索逐漸取消行政案件的內部請示制度。應當說，這種做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綱要》關於“改革下級人民法院就法律適用疑難問題向上級人民法院請示的做法。對於具有普遍法律適用意義的案件，下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報請上級人民法院審理。上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符合條件的，可以直接審理。”的規定精神。
第三個途徑是由中級人民法院啟動。即中級人民法院對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根據案件情況，可以決定自己審理，也可以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這是指對於基層人民法院已經受理或者正在審理的案件，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確有必要，可以主動依職權提級審理。提級以後，既可以自己審理，也可以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前一種情況屬於管轄權的轉移，後一種情況則屬於轉移之後的再轉移。
除了以上規定，《規定》還在第三條對訴權保護作出特別規定。即：當事人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起訴，受訴人民法院在7日內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當事人向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中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不同情況在7日內分別作出以下處理：(一)要求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依法處理;(二)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三)決定自己審理。此前，若干解釋第三十二條第三款曾有類似規定，這次重新規定，對中級人民法院可以將案件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作了進一步明確。
五、《規定》中的程序問題
為了便於操作，規范和統一各地的做法，《規定》還對指定管轄的方式和程序作出必要規定。
第一個程序問題，是明確了指定管轄裁定應當分別送達被指定管轄的人民法院及案件當事人;基層人民法院報請的，還應當送達報請的人民法院。
第二個程序問題，是明確了對指定管轄裁定有異議的，不適用管轄異議的規定。所謂管轄異議，是指當事人認為受訴人民法院對該案無管轄權，而向受訴人民法院提出的不服該法院管轄的意見或主張。根據若干解釋第十條的規定，當事人可以提出管轄異議，對當事人提出的管轄異議，人民法院應當進行審查。根據若干解釋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對管轄異議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但指定管轄不涉及無管轄權的問題，而是屬於管轄權在法院之間上下或橫向轉移的問題，指定管轄裁定一經送達指定管轄法院及案件當事人，即發生法律效力，因而不適用管轄權異議的規定。也就是說，當事人既不能對指定管轄提出異議，也不可以對指定管轄裁定提出上訴。
第三個程序問題，是明確了審理期限問題。執行本《規定》的審理期限，提級管轄從決定之日起計算;指定管轄或者決定由報請的人民法院審理的，從收到指定管轄裁定或者決定之日起計算。
六、貫徹執行《規定》需注意的其他問題
在執行《規定》過程中還會遇到一些具體問題，由於司法解釋的體例所限，不便一一體現，最高人民法院為此專門下發了關於認真貫徹執行《關於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知，對一些問題進行強調。比如，兼顧方便訴訟與案件平衡。指定管轄可能會給當事人帶來一定程度的不便，因此在確定管轄法院時，應當盡可能採取就近原則。地處邊遠、交通不便的地方，應當考慮當事人的困難和負擔，必要時可以徵求當事人的意見。同時，還應注意通過指定管轄，適當均衡各基層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工作量，使司法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再如，防止法院之間固定對應管轄。中級人民法院在指定管轄法院時，應當盡量避免兩個人民法院之間形成規律性的固定對應管轄，防止因此而產生負面效應，影響指定管轄作用的發揮。
通知還對立案和審判機構協同配合問題提出要求。行政案件的立案受理和管轄涉及的問題往往比較復雜，鑒於行政審判庭對受案范圍和起訴條件的把握較為熟悉，對轄區法院的司法環境、行政案件質量及行政審判力量配置等情況更為了解，在決定案件管轄問題時，立案庭和行政審判庭要加強溝通配合，對如何確定管轄法院，立案庭應當在主動徵求行政庭意見後作出決定。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要結合本地實際，對行政案件管轄工作分工和銜接問題制定相應的具體措施。此外，為了規范和統一案件管轄相關司法文書，最高人民法院在下發本通知的同時，還附發了與《規定》相關的司法文書樣式，供各級人民法院試行。
❸ 法院法官愛崗敬業比賽演講稿3篇
黨和人民把崇高的審判權賦予了法官，這是對法官的高度信任，所以法官也要用高度的責任感和敬業奉獻精神來擔負起這個使命。我為大家整理了法院法官 愛崗敬業 比賽 演講稿 3篇，歡迎大家閱讀。
法院法官愛崗敬業比賽演講稿篇1
上大學的時候，當我翻開美國著名學者德沃金的名著《法律帝國》這本書，讀到這位大師對法官形象描述的點睛之筆，“在法律鑄造的帝國里，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而法官則是帝國的王侯。”，我為此精闢之辭贊嘆不已，同時也對崇高而威嚴的法官職業油然產生了幾多神聖，幾多嚮往。
當我成為一名法學的卑微朝聖者，我決心終生用自己的辛勤跋涉，去感受法的脈動與心率，去探尋法的精神與真諦。當我們身著黑色的袍服在審判席上耐心聽訟的時候，我懂得了黑色的服飾是法官內在精神的表現，這正如一位哲人說的：“蜜蜂只在黑暗中工作，思想只在緘默中孕育，美德也只在幽居中產生”。
作為一名法官，我們清醒地知道，司法的主角是法官，司法公正的關鍵是法官，而法官客觀公正的品格則是影響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人民法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的要求，體現了對法官中立、客觀、公正品格的追求，中立的裁判地位決定了法官不能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人民法院公正與效率的目標要求法官必須嚴格自律，做一個深居簡出的“孤獨寂寞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曾經說過一句話：法官是一個由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所從事的職業。
在全國人大X次會議上，人大代表呼籲：法官不是大眾化的職業，而應當是社會的精英。說到這里，我的眼前彷彿走來了一批批優秀的法官代表，你看你看，我們法官走來了，他退休不退志，立下走百村，訪百民，作百場法律 報告 的目標，以一個老法官的法律實踐實現對法律的最好注釋。你看，全國優秀法官，市北郊法庭庭長走來了，他以辦鐵案聲名遠揚，在一次執行任務中，被被告用稀硫酸潑在了身上，燒傷面積達32%，右眼球被摘除，就在出院的第三天，就要求領導安排工作，所辦近千件案子，從未出錯一次，他出色的業績贏得了各界的高度評價。還有，迎難而上下苦功，勤奮好學斷鐵案的開封縣法院的齊愛香走來了，談泊名利，奉獻審判事業的新安縣法院審判員王聖木走來了，等等等等，這一批批法官群體，用他們的辛勤努力為我們樹立了榜樣，用他們的司法實踐向人們昭示了什麼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什麼是社會的精英。我們的審判權來源於國家和人民，作為社會各種矛盾紛爭的終局裁判者，在以法官的形象出現時，我們已遠遠超越了小我之上，法官只能成為正義的化身，公正的天使，社會的良心。忠於職守，秉公執法，弘揚正氣，是法官神聖的職責。懲惡揚善，除暴安良，為民解難，是法官義不容辭的義務。法官的胸間應當充滿正氣，法官的眼睛應當蔑視特權，法官的肩膀應當扶持弱小，法官的兩袖應當一片清風。
法官的上帝只有一個，那就是神聖的法律。法官的良心只服從一條，那就是公正與正義。做法官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利，全心全意服務於人民。作為一名法官，我深知世事繁雜，滄海桑田，但我將以法律作為終生信仰，視法律為神聖母親，奉於靈魂深處時時敬仰，以正確領會、解釋、執行法律為最高目標。探求公正與正義這一法律精髓。既然選擇了遠方，就只能風雨兼程。這就是一個法官的追求。
法院法官愛崗敬業比賽演講稿篇2
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有這樣一群人值得我們銘記，“除了法律，他們別無所崇;除了良知，他們別無指引;除了正義，他們別無追求!”從鐵面無私的包拯，到斷案如神的狄仁傑;從明察秋毫的宋慈，到“一枝一葉總關情”的鄭板橋，幾百年來，他們總被人們津津樂道。歷史車輛滾滾向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伴隨著這個時代到來的一代法官脫穎而出，他們有不計病痛、默默奉獻的金桂蘭，有公而忘私、定紛止爭的黃學軍;有盡職盡責、耐心細致的鍾蔚莉，有執法如山、融情似水的李昆侖，一位位優秀的法官，以他們對法治事業執著的追求，以他們良好的形象，在人們心中樹立起一座座豐碑，為人們所傳頌。
然而，當我們被這些優秀法官所深深震撼同時，我們也遺憾地看到，個別意志薄弱的法官在慾望中迷失了方向，在公與私、權與利的面前心理失去了平衡，背棄了法官的職業准則，一夜之間從審判席上執行法律的法官淪為了階下之囚。痛定思痛，反腐倡廉的鍾聲再一次在我們每個人的耳畔響起。我們必須時刻牢記“手莫伸，伸手必被抓”的訓誡，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腐敗對公平正義的危害。
心存不廉，就會導致行為不公，而不公的裁判是人民法官的天敵。英國哲學家培根曾經說過：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是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了。的確社會民眾違法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最可怕的，因為這個社會還有法律和司法可以彌補這些違法行為帶來的危害。但是，如果司法裁判本身腐敗，則很容易使人們對司法本身失去信心，長此以往，則沒有人再願意通過法律來實現自己的權益，而整個司法體系也將失去民心，變得軟弱不堪。可見，幹警素質的重點是清廉，司法的核心是公正。沒有公正，司法就失去了賴以生存之基、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法官通過正確履行職責，來確保司法公正。法官不僅要有較高的 文化 素質、社會經歷、專業知識、業務技能。更為重要的是他要具備較高的政治素質和道德水準，有一顆追求正義的丹心;有一雙洞悉是非曲直、不揉一絲沙粒的慧眼;有超然特立、冷靜篤定的性格;有悲天憫人、體恤眾生的情懷;有冰清玉潔、慎獨自愛的品性;有耐得住寂寞，洗盡鉛華的定力。
冰清玉潔、慎獨自愛、耐住寂寞、洗盡鉛華。歸結到一點，就是要清清白白做人。 清白是法官必須堅守的職業和道德底線。清白做人，就是要不為名利所縛，不為私慾所動，抵得住誘惑，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
抵得住誘惑，就是要在各種誘惑的考驗面前，做到“燈紅酒綠不入眼，不義之財不伸手”。請記住，擋不住今天的誘惑，將失去明天的幸福。
守得住清貧，就是要寧可清貧自樂，不可濁富多憂。“天下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這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耐得住寂寞，就是要遠離燈紅酒綠、觥籌交錯，在無數次明智的選擇中始終堅守著一份孤獨。莫怨清廉淡滋味，應愁貪婪鐵窗淚。
法官愛崗敬業演講稿3篇法官愛崗敬業演講稿3篇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使自己處於最中央，使法律的天平不致發生傾斜;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承擔守護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重任;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實現剛正不阿，如墨線過木曲也正;清正廉潔，似明礬入水濁亦清。一名清白無暇的法官，“其身正，不令而行”。
朋友們，讓我們抵住誘惑、守住清貧、耐住寂寞，用浩然正氣，昂揚銳氣去盪滌那些烏煙瘴氣，做一名無私無畏、一身正氣的執法者，做一名清廉似水的“現代包拯”;讓我們為正義和道義而戰，對法律和人民負責，讓天平永不傾斜，讓國徽永遠閃光!
法院法官愛崗敬業比賽演講稿篇3
一提到法官，人們會很自然地想到法庭，在庄嚴的國徽下，坐在高高的法椅上，身披法袍、手執法槌，代表國家裁判著社會的是是非非，那就是法官!他往往令人產生無限的崇敬感，僅這種美好的感覺，世界上還有什麼可比?這是何等的榮耀!
在中國，人們把高考的那個月稱之為“黑色七月”，因為每年的七月都決定著學子們一生的命運。歷經十年寒窗苦，而又在七月勝出的佼佼者，當他們填報志願時，又總是對法律專業情有獨鍾、趨之若騖，該有多少莘莘學子夢想成為一名法官啊!今年的統一司法考試，全國有X萬之眾竟相參加，為之拼搏，使人們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人們對法官職業是多麼地嚮往。而我們就是一名令人羨慕的法官，我們應該感到慶幸，應該感謝命運對我們的垂青和厚愛，應該感到作為一名法官的無尚光榮!
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法官都是備受尊崇的，他們都以自己是一名法官引以為榮，美國一位著名的大法官說道：“當我回頭看看世界上的各種職業時，只有法官的職業讓我心動和感激，她有智者的淵博，有上帝的仁愛，有父親的慈祥。我選擇了法官職業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這段話應該算得上法官職業光榮感最淋漓盡致、最發自肺腑的一段表述吧。
作為一名共和國的法官，一名新世紀的法官，在光榮之餘，我們更應該想到些什麼呢?做到些什麼呢?就這個問題，每位法官都應該深思。
我認為一個法官最重要的是要深刻感受法官肩上的重任和神聖的使命，樹立現代司法理念，開拓奮進，做精英化法官，努力實現公正和效率，以不負黨和人民的重託。法官對於一個國家，其作用是巨大的，近代法律大家沈家本說道：“中國政治，欲有所進步，須先從司法一門入手。司法者，全國治體命脈所系……一代之法，不徒在立法之善，而在用法之得其平”。孟子亦雲：“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這些話都說明，法律的實現是萬萬離不開司法者的，司法者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以，司法公正和效率能否實現?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最直接、最關鍵的因素取決於我們法官，法官的責任重大、使命神聖而艱巨啊!
國家建立司法制度的最大目的，就在於通過法庭這一窗口，給予每一個公民公正的關懷，對每一個人的權益給予同等的關注。而法官的使命就是要實現這一國家制度目的，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給公民以關懷。
那麼，新時期共和國法官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法官應該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呢?我認為：
第一，法官要精研法律。如果 法律知識 貧乏，對法律沒有一個全局的、精確的了解，法官在審理具體個案時，就可能不知道適用哪條法律，或適用法條錯誤，那樣何談公正?
第二，法官要有現代司法理念。法律是抽象的、相對固定和滯後的，而生活每天都是新的，司法不是簡單的按圖索驥，案件中“活”的事實與法律中“死”的法條並非一一對應，對號入座就行了，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無法可依”，此時影響法官作出不同判斷的根本因素是法官的司法觀念。現代司法觀念的核心是公平、平等、民主、效率、開放、程序正義、司法獨立等等，司法觀念是法官的靈魂，它體現著法官對法的本質、法的精神的深刻理解，現代司法觀念可使法官平衡公正與效率的沖突、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沖突等等，對法律作出一個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理解，並彌補法律缺陷和漏洞。
第三，法官要有廣博的文化科技素養：法學雖然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學科，但案件的復雜性、廣泛性又決定了法學與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哲學以及外語、科技等學科有著絲絲縷縷的聯系，美國聯邦法院法院高等法官布蘭代斯說道：“一個法律工作者如果不曾研究經濟學和社會學，那麼他就極容易成為一個社會公敵”，可見經濟學和社會學對一個法官是多麼重要啊!再比如我院實現了微機聯網和辦公自動化，這種形勢下，法官不懂科技行嗎?
第四，法官不但要實現公正，還要讓人看的見公正，感受到公正，尤其是要讓當事人感受到程序公正。訴訟可能只實現了有限的實體公正，但所有的訴訟都應該實現完全的程序公正。絕大多數當事人一生中來法院可能只一次，法官有責任確保當事人無論勝敗，都至少會認同和尊重我們的司法程序，使他們覺得受到了程序公正的待遇和合理文明的禮遇。這就要求法官時刻保持中立、慎言、穩重、理智。喋喋不休地介入當事人的爭論，往往打破當事人的平衡，這等於法官自卸法官責任，改演律師角色，這怎麼能讓一方當事人感覺公正?如果說律師是“我說故我在”，那麼法官則是“我思故我在”。法官的主要職責是傾聽和思考，然後在此基礎上將抽象的法律條文與復雜的具體案件對應起來，演繹出最令人信服的判決，寫就出折射法精神的妙文。
第五，法官應該是一個法理情交融的人。法律的基礎是理性，法官斷案也應憑借理性，法律制度的自治要求法官在穿上法袍的那一刻起放棄一切感情色彩，使自己的腦袋成為一塊無色無彩的玻璃板，但古今中外那些家喻戶曉的傑出法官無一不是法理情並重者。事實上，具有玻璃板資質的頭腦恐怕無論從事任何工作，都不會出類拔萃。理想的法官應該是心性、智性與靈性三方面都得到了高度發展的人物。一個只會援引法律規則的人可以充當一副性能良好的法律機器，但卻不能成為一名受人敬仰的優秀法官。只有實現審判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的“三統一”，才是司法之至高境界。
第六，法官應該是勤勉敬業和高效率的。訴訟的拖延使當事人長期生活在不穩定狀態，是對人的一種折磨，使當事人在訴訟的戰車上進退兩難，退則代價已付，心有不甘，進則遙遙無期，代價尚不知再付幾多。“待到草兒青青，馬兒已餓死”，不正是對司法拖延所帶來的惡果的形象比喻和無情批判嗎?法官不是歷史學家，決不能讓糾紛無限期的拖延下去，我們應該深刻理解“遲來的正義等於非正義”這句話的深刻意義，應該只爭朝夕，勤勉敬業，盡快地讓當事人在糾紛中解脫出來，開始他們新的正常生活。
第七，法官應該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和人格。法官高尚的職業道德和人格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法官失去了道德良知，正義將盪然無存，法律哪還有權威和公信力?法官的權威不僅來自法律的授權，也來自法官自身道德人格力量的支撐，法官只有執著地忠誠法律，執法如山、冰霜節操，淡泊人生，不為權、錢、情等利念所動，追求自身人格魅力的完美，才能贏得社會的尊重和仰慕，才能真正成為司法權威的化身和社會正義的最後屏障。如果說世界上有完人的話，那麼法官首先應該是完人，所以世界各國都對法官的道德人格規定了極為苛刻的要求，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便可以看到滿紙全是“應當”和“不得”句型，對法官的道德水準提出了近乎“聖人”、“完人”的標准要求，要達到這一標准，需要我們付出終生的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道德基本准則非常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為法官追求道德完美提供了努力方向和目標，必將推動法官“德化於自身、德化於本職、德化於社會”的進程。
“法興則國治，法衰則國弱”，黨中央指明了依法治國的道路，給中國帶來了繁榮昌盛和光明的未來，也給生逢盛世的法官帶來了光榮、夢想與使命。但是，做法官難，做好法官更難，一代法官的成長註定是艱辛的，正象中國法治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一樣，會有種種障礙，但我們應該響亮地宣布：我們已做好了各種准備!
共和國法官的樂趣在於為人民排憂解難，我們渴望的不是錢財，也不是虛榮，而是公正與公平;我們遠離燈紅酒綠，沉浸於思想的恬靜 清明 之中，追求的是人格的完美;我們的極樂之地不是權力，而是中國的法治化道路，實現法治是我們的夢想，我們堅信法官是法治化道路的扛鼎之人，司法公正高效和法治化道路將在我們腳下越走越寬。各位法官們，讓我們共勉和為之奮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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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最高人民法院的歷任院長分別是誰
1、沈鈞儒（1949年10月—1954年9月）
浙江嘉興人，字秉甫，號衡山。清末進士。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五四運動期間，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國會議員、廣東軍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
2、董必武（1954年9月—1959年4月）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賢琮，又名董用威，字潔畲，號壁伍。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曾任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3、謝覺哉（1959年4月—1965年1月）
謝覺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煥南，別號覺哉，亦作覺齋。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學家和教育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法學界的先導、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4、楊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楊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於直隸省（河北）遷安縣楊團堡村的一個書香門第。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教育家、法學家，我國公安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全國解放後，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長，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5、江華 （1975年1月—1975年3月）
江華（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聰，曾用名「黃琳、黃春」，瑤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大石橋鄉鷓鴣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第一書記、浙江省政協主席、浙江省軍區政委、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1975年1月-1978年3期間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6、江華 （1975年3月—1983年6月）
江華（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聰，曾用名「黃琳、黃春」，瑤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大石橋鄉鷓鴣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第一書記、浙江省政協主席、浙江省軍區政委、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庭長。1975年1月-1978年3期間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7、鄭天翔（1983年6月—1988年4月）
鄭天翔（1914.09.09～2013.10.10），男，曾用名鄭庭祥，內蒙古自治區（原綏遠省）涼城縣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8、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工作，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肄業，律師。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9、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工作，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肄業，律師。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0、肖揚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男，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2008年12月被推選為中國法官協會名譽會長。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11、肖揚 （2003年3月—2008年3月）
男，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2008年12月被推選為中國法官協會名譽會長。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12、王勝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王勝俊，男，漢族，1946年10月生，安徽宿州人，1968年9月參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合肥師范學院歷史系畢業，大學學歷。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曾任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3、周強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周強，男，漢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黃梅人，1976年8月參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院民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首席大法官。
14、周強 （2018年3月—今）
周強，男，漢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黃梅人，1976年8月參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院民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學位。現任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首席大法官。
❺ 中國人民大學出了哪些中央級人物
馬凱，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肖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全國政協副主席 張懷西
全國政協副主席 郝建秀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 劉延東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 陳錦華
全國政協秘書長 宋德敏
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盧之超
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朱作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韓啟德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劉政
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政治局委員 楊白冰
曾任中央總書記秘書、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著名政治經濟學家 鄭必堅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肖揚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現任司法部副部長 張軍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現任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 祝銘山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林准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馬原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王景榮
司法部部長 高昌禮
衛生部部長 高強
商務部黨組成員、部長助理 黃海
教育部副部長 張天保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 李元
人事部部長 程連昌
人事部副部長、國家機構編制委辦公室主任 張志堅
人事部副部長 侯建良
文化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 孟曉駟
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趙維綏
文化部副部長 陳昌本
地礦部部長、全國政協秘書長 朱訓
輕工業部部長、國家科委副主任、國家計委副主任 曾憲林
紡織部副部長 王曾敬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著名理論家 王忍之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陳喜慶
國家民委副主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江平
民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國家林業局局長 賈治邦
國家物資部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全國人大財經委主任委員 柳隨年
國家物資部副部長 馬毅民
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 錢小芊
國家發改委主任 馬凱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杜鷹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張茅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王春正
國家體改委副主任 賀光輝
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 王春正
國家計委副主任 芮杏文
國家統計局局長 張塞
國家審計署署長 崔建民
國家審計署署長 郭振乾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邵宗明
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 劉鶴
曾任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 李適時
國務院副秘書長 尤權
國務院副秘書長 白美清
國務院副秘書長 劉濟民
國務院外事辦主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協會長 齊懷遠
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 夏道生
國務院僑辦副主任 李星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陸百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 孫尚清
國務院研究室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任 韓長賦
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李容光
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王厚德
全國僑聯副主席 陳明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 保育鈞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 朱文榘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著名理論家 滕文生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理論家 沙健孫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局長 宋書聲
民進中央副主席 楚庄
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領導人絕大部分畢業於人大,人數太多,不列了^^
❻ 司法救助的對策和建議
司法救助制度是國家法律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它不僅要體現司法為民的思想，而且要體現公民、法人、其他組織訴訟權受平等保護的司法理念。從上述我國司法救助制度的現狀可見，該制度在立法上存在著諸多缺陷，人民法院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著不少問題，從而影響了司法救助作用的發揮。因此，要真正實現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於2000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向人民的承諾:「讓那些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但經濟困難、交不起訴訟費的群眾，打得起官司；讓那些確有冤情但正義難以伸張的群眾，打得贏官司」，很有必要對我國司法救助制度進行補充和發展，使其不斷完善。應當在救助的內涵上進行擴張，確定其准確的概念，在救助的對象、主體和條件上有明確、具體的內容，使其系統化。應當將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司法救助的內容囊括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中來，盡快制定統一的《中華民共和國司法救助法》。理由是：司法救助制度內容牽涉三大訴訟法，故不可能將其列入哪一部訴訟法的內容；雖為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但非實體法的權利內容規定，而是訴訟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規定，針對目前的情況單獨立法較為合適。在沒有制訂《中華民共和國司法救助法》之前，應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予以修改，加以補充和完善，以法律規范讓符合條件的當事人獲得救助，充分保障平等的基本訴訟權。對我國現行司法救助制度的充實與發展，筆者試從司法救助的概念、條件、主體、方式、范圍、程序等方面的補充和完善以及建立其他一些配套制度去作如下粗淺探討和構想： 按照《規定》第二條的定義：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對於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實行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免交。從此《規定》第二條可知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條件是當事人「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是否科學呢？當事人向法院起訴，當然堅持自己的案件符合上述要件，而最終要進行判斷、作出決定的是立案法官。然而，要求立案法官在案件受理環節就作出當事人有「充分理由」證明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判斷，顯然過於苛刻。換言之，如嚴格執行此條件，無疑會導致相當一部分應予救助的當事人無法獲得救助，從而無法全面實現司法救助保障訴權的功能，顯然是不科學的。鑒於此，對該要件進行修正是必要的。德國法關於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規定頗為適度，值得我國借鑒。我們宜將《規定》第二條中「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當事人」修改為「有勝訴的可能……的當事人」。作此修正，既有利於防止法官判斷上的恣意，又給法官以相對自由的裁量權，從而較好地實現司法救助制度保障訴權和防止訴權濫用的雙重功能。此外，《規定》第二條界定司法救助只針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
目前我國法律規定司法救助的對象採取的是例舉式，往往不能窮盡所有需要救助的當事人。但對「生活確實困難」沒有規定具體的標准，什麼是「生活確實困難」？什麼樣的情況才符合「生活確實困難」的標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帶有主觀隨意性。對於是否是「經濟確有困難」的問題？可否參照國外一些國家的做法，以當事人平均年收入或月收入低於具體數額的人民幣為標准。這樣使得標准統一，易於操作。也可以明確規定經濟困難的量化標准。香港《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所有財政資源不超過14萬4千港幣的人均可申請民事程序上的法律援助，但財政資源超過14萬4千港幣而不超過40萬港幣者可依法律輔助計劃申請因人身傷亡而提起的法律程序上的救助。香港法律援助有明確的量化標准便於操作，值得我們借鑒。同時我國確定量化標准時一定要因地制宜，因為我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不能在全國范圍內訂立統一標准，而應結合各地經濟水平確定不同標准。 司法救助的方式，即人民法院實施司法救助時所採取的措施。救助方式的多寡與實現可能性決定著司法救助實現的廣度與深度。但由於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對弱者進行的一種保護，從法院的「中間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訴訟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實質分析，法院不可能對弱者保護得面面俱到，羅列弱者可能遇到困難並針對其提出具體的救助措施，如果這樣，弱者一方由於法院這個國家權力機關的支持，倒可能變成強者，雙方當事人的地位會重新失衡。因此，我們有必要在設計司法救助的方式時把握好一個度，使本來地位失衡的當事人地位實質上接近平衡，不能「矯枉過正」。鑒於此，筆者提出以下幾種救助方式：
1、減、緩、免交訴訟費。
這是司法救助的最基本方式。訴訟權是公民應受平等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而訴訟權中的起訴權又是公民享有訴訟權的基礎，因而，保障訴訟權應從保障起訴權開始。但是，公民起訴權的行使是有條件的，我國法律規定公民提起訴訟，應當交納訴訟費用，而訴訟費用的交納實際上人為地墊高了公民起訴權行使的門檻，使得一部分人因交納不起訴訟費用而實際上不能享有起訴權，對公民訴訟權的平等保障也就成了一句空話，使其成為形式上的平等保護而實質上的不平等保護。因此，務必規定緩、減、免三種情況的不同標准。只有明確緩、減、免三種情況的不同標准才能便於法院在實踐中操作，避免法院為圖方便和穩妥只採用緩交一種方式，違背立法本意，同時也可以防止法院審查不嚴，隨意減、免訴訟費用。人民法院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給予訴訟費上的減、緩、免，使得經濟有困難的當事人也能打得起官司，從而使訴訟權的平等保障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平等保障。
2、民事、行政案件中指定訴訟代理人的作法。民事、行政訴訟中除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之外，不需要有別的司法救助措施了嗎？這顯然是不夠的。在民事、行政訴訟中，生活極端貧困，沒有生活來源的當事人往往同時是法律知識缺乏，僅僅使他們順利進入訴訟程序，可因法律知識的缺乏明明「有理」可能勝訴而打不贏官司，此時訴訟費的緩免工作已喪失了原本的意義，僅達到了形式正義的層面。而法律援助制度往往不能夠深入到現實中的每一個案件，當事人可能不求助於法律援助機構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因此，在民事、行政訴訟中亦可引入指定訴訟代理人的做法，在符合司法救助的條件下，可為當事人提供法律知識的司法救助，使其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不再匱乏。
3、在決定勝訴與否的重要決定因素——證據的取得方面，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法院依職權調取證據也是可以納入司法救助的方式。在英國的法律制度改革中有這樣的趨勢，使法律援助進一步社會化，即從單純的慈善事業向國家責任化的轉變，「法律社會主義」，如果法官有權幫助社會地位較弱的當事人，那麼就可能消除訴訟當事人的不平等。法院應從原來的消極作用中擺脫出來，積極進行調查和取證，以便更好的了解案情。
4、法官在訴訟中釋明指導。釋明是法官在審理案件時的一項重要義務，也是一項重要的民事救助形式。法官行使釋明義務，要貫穿到審理的全部程序中。釋明要規定以下程序。①立案時釋明，當事人在起訴時，立案法官要在審查訴狀後，進行如下釋明：即訴訟請求是否適當的釋明，權利義務的釋明，訴訟舉證的釋明，訴訟風險的釋明。②庭審准備階段的釋明：交換證據的釋明，舉證後果的釋明，訴訟程序、請求、事實的釋明。③庭審中的釋明：訴訟權利義務的釋明，訴訟法律後果的釋明等。但法官的釋明也要有度，要注意審判秘密的泄露。
5、人民法院建議公安機關調查取證的方式。這是針對受害人為弱勢群體的刑事自訴案件而言的。如前所述，一些刑事自訴案件的受害人由於調查取證能力差而使得案件無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權利得不到保護。本來就處於生存和發展弱勢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時再得不到及時的救助，無異於雪上加霜。對此，法律上應當賦予人民法院有權建議公安機關為弱勢群體的刑事自訴案件調查取證。 司法救助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承辦人和受援人在實施司法救助和接受司法救助過程中所應當遵循的的制度上的法律規定。總之，司法救助程序對保護一切被救助對象依法享有接受救助的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正確適用有關司法救助的法律規定，查明情況，審查條件，及時作出是否給予救助的決斷及有效防止司法救助的法律關系主體對司法救助權力的濫用具有積極的作用。它應包括以下四個步驟：
1、司法救助的申請
關於申請，一般情況下都包括書面和口頭兩種形式，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根據各地的不同實踐亦採用了書面和口頭形式。具體到司法救助，作者認為應當採用書面申請一種形式，因為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是權力機關，由其實施的救助應當具有嚴肅性和嚴格性，並應符合節約人民法院人力資源的原則。當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條件，請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時，除了應當提交書面申請並寫明申請理由外，還應提供相關證明，其中因生活困難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費用申請司法救助的，應當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經濟狀況符合當地政府有關部門規定的公民經濟困難標準的證明，此證明應有縣級以上民政部門出具。
2、司法救助的審查
人民法院對當事人司法救助的請求，由受理該案的審判人員負責審查，既要審查申請人申請救助的理由是否成立，屬不屬於應當給予救助的范圍，又要審查申請人符不符合救助的經濟條件和訴訟能力條件，並且有沒有法定證明機關的證明文件。經過審查，符合救助條件的，由審判人員提出同意意見，經庭長審核同意後，報主管副院長審批，其中申請減、緩、免交訴訟費，數額較大的，報院長審批。對申請不符合條件的，發出不予司法救助通知書。
3、司法救助的實施
人民法院對當事人司法救助的申請經審查符合條件的，應根據其申請救助的內容採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具體辦法是，由受理申請的審判人員在審查同意後，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內容製作或者減、緩、免交訴訟費的通知，或者是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事務所指派律師擔任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的通知，或者是建議公安機關調查取證的通知，經主管領導審核同意後，申請救助的當事人持該通知到相應部門辦理救助事項。
4、司法救助被拒絕的申訴
當事人接到不予司法救助的通知後，可以申訴。申訴應當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原因是，司法救助的條件一般比較明確，審判人員經審查後，大多都能做出正確判斷。也有少數審判人員可能因其他原因導致誤斷。在此情形下，給予當事人一次補救的機會也就足夠了。這樣也有利於當事人快速解決問題。
（七）規定司法救助的告知程序。法院應當把司法救助作為一項訴訟權利告知當事人，以保證符合條件的當事人在知情的前提下決定是否申請司法救助，保障自身合法權利的實現。
（八）建立訴訟費用擔保制度，防止接受司法救助的當事人無限度地擴大訴訟請求。針對目前接受司法救助的部分當事人任意擴大訴訟請求這一問題，筆者建議建立一種訴訟費用擔保制度。該制度主要適用於緩交和部分減交訴訟費用的當事人，即由該當事人就其所緩交或減交後剩餘部分的訴訟費用提供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擔保人，如果該當事人敗訴（或者是所提出的過高訴訟請求未獲支持）又無力補足訴訟費用，則轉由其擔保人承擔該責任。
（九）規定防止訴訟費用的不當流失的程序。為了防止國家財產的流失，很有必要規定如下兩種程序：
①規定司法救助的撤銷程序。在訴訟過程中，對已經決定給予司法救助的案件，人民法院一旦發現被救助人經濟狀況好轉或者存在謊報虛報財產、濫用訴訟等情形時，亦即被救助方已不屬於被救助范圍的，應即予以裁定撤銷司法救助，並責令其交納訴訟費用。我國台灣民事訴訟法第113條規定：當事人力能支出訴訟費用而受訴訟救助或其後力能支出者，法院應以裁定撤銷救助，並命令其補交暫免之費用。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84條規定：在判明受訴訟救助裁定的人欠缺本法所規定的要件或已經欠缺該要件時，存有訴訟記錄的法院，根據利害關系人的申請或依職權，可隨時作出撤銷訴訟救助的裁定，並命令其交付緩期交付的費用。因此，我國可參照台灣、日本的有關撤銷救助規定，結合我國國情規定司法救助的撤銷程序。
②增加對訴訟費用強制執行的程序性規定。由於法院強制執行訴訟費用的法律規定過於原則，不利於實踐操作，應當增加可操作的程序性規定。應這樣明確規定：在緩交的情況下，法官應要求被救助人在審理期限終結前補交訴訟費用；對有能力補交而拒不交納的，按自動撤訴處理；對確無能力補交的，可裁定減免訴訟費用。訴訟終結後，確定由對方當事人交納訴訟費用的，法官要及時填報移送執行單給執行局，便於強制執行。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防止訴訟費用的不當流失。
（十）將司法救助工作納入流程管理。應明確立案、審理和執行各階段法官在救助工作中的互相配合和分工負責。對於需要追補訴訟費用的，應在判決生效後直接移送執行局予以執行。
（十一）解決司法救助的經費保障問題。要盡快制定相關法規，確定和及時撥付相應的司法救助經費，並納入財政預算，為規范司法救助發展和解決司法救助困難提供根本保證。筆者建議，基層法院的辦案經費，應當由中央財政直撥，不受地方財政預算。因為，基層法院的辦案經費受地方財政預算，就相當於受地方政府控制，法院的審判，或多或少會受到行政干預，出現司法不公現象。因此，要真正實行司法救助，務必解決司法救助的經費保障，應由中央財政直撥，不受地方財政預算限制。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救助監督機制。建立司法救助公示制度，定期將決定司法救助的案件予以公示，接受社會各界監督。對司法救助的案件審結後，再定期評查，從制度上杜絕「人情救助」。
（十三）設立司法救助監督機關。
針對當前司法救助制度在實踐中存在的要麼過於寬泛，要麼過於嚴厲的弊端，應在實踐中確立起監督機關或者機構。大陸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在訴訟中享有廣泛的法律監督權，而公訴權只是其監督權的具體體現和延伸。以法國為例，法國最高總檢察長的主要職責是「對國家整體活動進行監督。」檢察機關不僅對偵查活動、法庭審判活動及判決的執行等有監督權，還有權「①監督司法輔助人員；②監督、檢察書記員；③監視司法救助制度的營運等」。因此，就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就應進一步確立檢察機關對同級及下級人民法院司法制度實施情況的監督職能。
綜上所述，我國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充分體現了人民司法工作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質要求，既有利於各類案件的及時解決，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保障了程序公正，為維護實體公正創造了條件。實行司法救助，是保護弱勢群體基本人權的重要措施，對於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維護社會正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備與否，在一定意義上體現著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國應當在適應我國國情的基礎上逐步完善現有的司法救助制度，並配合其他社會制度共同作用，以提高我國的司法文明水平。
❼ 肖揚 河源哪裡人
河源客家古邑，人才輩出。肖揚為老河源縣人，即現在的河源東源縣，就在目前的新豐江水庫裡面，由於建設水庫，肖揚院長的家族大部分被移民到韶關市。
❽ 最高法院院長肖揚的資料誰有啊
最高人民來法院院長。
男，自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首席大法官。
1957年至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1962年1月至8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法幹校教師。1962年至1969年廣東省曲江縣公安局幹部。1969年至1975年廣東省曲江縣委宣傳部幹事，縣委辦公室幹事、副主任。1975年至1981年廣東省曲江縣龍歸公社黨委書記，縣委常委兼辦公室主任。1981年至1983年廣東省韶關市武江區黨委書記，清遠地委副書記。1983年至1986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副書記。1986年至1990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1990年至199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成員、檢察委員會委員。1992年至199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副書記、檢察委員會委員。1993年至1998年司法部部長、黨組書記。199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2003年3月當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❾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自殺是真的嗎
假的。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對我市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進行了調研。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奕威，市委副書記、市長麥教猛以及市中級人民法院負責人等分段陪同調研。
在惠期間，肖揚先後實地考察了紅花湖、廖承志同志生平陳列室、朝京門、東江公園、羅浮山、龍門農民畫博物館、魯冰花童話園等，認為我市注重歷史人文景觀挖掘和環保工作，生態環境優、城市品位高，希望我市繼續抓好龍門農民畫等民間藝術、歷史人文的繼承和發揚工作，不斷提升城市文化內涵。
❿ 最高法院院長肖揚是怎麼死的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4月19日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同志因病於2019年4月19日4時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