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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8000字關於法律的論文

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之重構 [ 馬乾龍 ]——(2010-2-21) / 已閱次

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之重構

馬乾龍

引言：

作為繼環境污染、毒品泛濫之後的第三大社會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發了世界各國與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康樹華：《青少年犯罪與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形勢日趨嚴竣並不斷呈現低齡化趨勢。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統計資料顯示，從1998年—2003年，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齡下降了2歲，2005年青少年犯罪佔全國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總數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頁。]因此有效預防與矯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為當前保障人權、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縱觀我國刑事法律，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為基點稍作調整而設置的，必然使得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矯治過分強調刑罰的作用，只看到刑罰的懲罰性與嚴厲性而忽視了未成年人由於生理、心理發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罰的功能，以求盡快實現刑罰預防的目的，卻殊不知這種適用於成年犯罪人的刑罰對於未成年人而言實質是從更深層面剝奪了其合法權益，並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與預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對人權的挑釁。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現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進行重構，強調未成年人犯罪刑罰配置的節儉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維護未成年人權益，實現社會利益與未成年人利益的雙豐收。
借鑒國外立法和司法實踐，順應世界潮流，對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輕緩化是我國當前唯一的選擇。但我們所謂的輕緩化並不是一味的強調「輕罰」，而是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指導下進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人類理性在刑事領域的產物，是社會法制文明程度的體現，它強調刑罰的謙抑性和人道性，其具體內容體現在寬和嚴兩個方面，所謂「寬」是指寬大、寬容、寬緩，也就是說對於某些輕微的罪行，我們應該處以較輕的刑罰；對於某些該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減輕從輕處罰情節的，也應以寬緩態度對待。所謂「嚴」是指嚴格、嚴厲、嚴肅，即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處罰，有罪必罰。強調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貫徹罪刑法定、罪責刑相均衡以及適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則，堅持「寬」的總體趨勢，對某些規定從嚴；針對不同的犯罪事實，區別對待，該寬就寬，該嚴就嚴，以寬為主，寬嚴適中。
具體到未成年人犯罪，針對其生理、心理發育尚不成熟，辨別是非與控制自我的能力較弱，必然要求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實行較為輕緩化的刑罰，尤其強調對於非刑罰處置措施的運用，以有效的預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概述

隨著未成年人犯罪形勢的不斷嚴竣，它已為國際社會普遍重視。由於未成年人自身有著獨特的身心特點，原本以成年人為基點構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必然存在較大流弊。因此構建符合未成年人特點的刑罰制度成為有效預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當前刑事立法與司法面臨的一大法律難題。但首先需要明確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針對未成年人犯罪設置的適合主體特殊性的刑罰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重構的前提基礎。

一、未成年人刑罰制度的內涵

（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為未成年人犯罪？各個國家根據本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傳統而作出了不同的定義。英美法系國家首先創制了現代少年法制，[ 朱勝群：《少年事件處理法新論》，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頁。]它們認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應受刑罰處罰和有罪傾向的行為，既包括未成年人實施的觸犯刑事法律的行為，又包括有犯罪傾向但未觸犯刑事法律、只是違反少年法且與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關的違法行為，即「身份犯罪」。如英國《青少年法》第一條規定：「本法所稱的青少年是指那些違法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人」[ 張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美國《青少年犯教養法》第四十章也規定：「本章所稱『少年』是指未滿18周歲的人」[ 謝彤：《未成年人的犯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美國《世界大網路全書》對少年犯罪解釋為「一般地說，所謂少年罪錯，它包括諸如盜竊汽車和盜竊財物這樣一些行為，但這些行為如果是成年人實施的，則被認為是犯罪。也包括諸如宵禁後呆在外邊或酗酒這樣一些行為，但這些行為對男女少年來說是非法行為。少年罪錯也包括少年反對社會規范，不論這種行為是合法還是非法的。」[ 謝彤：《未成年人的犯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義少年犯，根源在於他們對少年犯著眼於預防，而非懲罰，淡化對其的制裁而更為強調矯治與教育。以德、俄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則認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實施的違反刑事法律、嚴重危害社會從而應受懲罰的行為，排除了英法法系國家主張的違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聯邦德國《青少年刑法》第4條規定「少年的違法行為看做是犯罪還是過錯以及時效問題，皆依照一般刑法規定處理。」[ 張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也就是說何為未成年人犯罪嚴格按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處理，而不考慮「身份犯罪」。《俄羅斯刑法典》第87條第2款也規定「對實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處刑罰，或者對他們適用教育感化性強制措施。」[ 張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對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德、俄都規定為14周歲，即在這兩個國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處罰刑事法律的行為。
我國港澳台地區由於歷史傳統以及現行的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國台灣地區《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歲以上18歲以下的人實施的處罰刑事法律的行為。我國香港的法律制度由於深受英國的影響，其規定7歲以上14歲以下為相對刑事責任年齡，具體而言，此年齡階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為的危害性而有意實施具有較為明顯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即為犯罪。也就是說香港刑法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7周歲未滿14周歲的兒童實施的觸犯刑律的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趙秉志主編：《香港刑法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頁。]根據《澳門刑法典》18條關於「未滿16歲的人，不可歸責」可以看出澳門地區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犯罪行為。
我國內地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確規定，只是將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14周歲以下、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16周歲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國負刑事責任的起點年齡為14周歲。綜合我國憲法關於「未成年人是指未滿十八周歲的人」的規定，可以得出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實施的違法刑事法律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依法應當受到刑事處罰的行為。具體而言，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實施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又包括已滿16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為。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定義

刑罰作為刑法理論的奠基石，與犯罪共同構成刑法的基本范疇，也是刑法之所以較其他法律制裁更為嚴厲的根本所在。犯罪論只是規定哪些行為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為可能如罪。但如何懲罰與防治犯罪行為，歸根結底在於刑罰的威懾力，即通過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個過程，打擊犯罪，從而實現刑罰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制定法律、設置刑種的靜態立法過程；求刑是指在對被告人做出有罪認定之後，公訴機關綜合案情提出對罪犯的具體的、較為確定的量刑意見；量刑是指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在認定犯罪的基礎上，對犯罪人是否判處刑罰，判處何種刑罰以及判處多重刑罰的確定與裁量；行刑，又稱刑罰執行，是指依法將生效的刑事裁判對犯罪分子確定的刑罰付諸實施。這四個階段由於所處的時間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區別，相互獨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體適用時又相互銜接，缺一不可。
因此，筆者認為所謂的刑罰制度是指關於刑罰的種類、刑罰裁量、刑罰執行的制度。具體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是指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的種類、刑罰裁量、刑罰執行的制度。結合上文關於我國內地將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實施的處罰刑律的行為定義為未成年人犯罪，我們可以將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界定為對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處罰刑律的行為予以定罪、量刑及執行處罰的法律制度，具體而言包括刑罰措施和非刑罰措施。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淵源與發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並非隨著刑事法律的出現而產生，只是當未成年人犯罪日趨嚴重才逐漸引起社會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學界以及社會學界的廣泛重視，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因此而產生、發展，並根據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變化不斷豐富。
聯合國自1945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全球少年兒童的保護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先後制定通過了一系列有關少年兒童權益保護公約，尤其是195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宣言》確認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為保護兒童權利的一項國際性指導原則。此後又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北京規則》）、《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准則》（《利雅得准則》）等規則，為聯合國少年司法准則的進一步規范奠定了基礎。
聯合國少年司法准則中關於少年犯的處置內容十分豐富，主要強調「在考慮少年的案件時，應把其福祉看作為主導因素」（《北京規則》17.1d），以實現「兒童最大利益」。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面：（1）強調盡量少用監禁：「把少年投入監禁機關始終應是萬不得已的處理辦法，其期限應是盡可能最短的必要時間」（《北京規則》19.1），從數量上和時間上對監禁作出限制，很好的體現了第六屆聯合國大會第4號決議關於「除非在別無任何其他適當辦法時，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監獄」的基本原則。「除非判決少年犯有涉及對他人行使暴力的嚴重行為，或屢犯其他嚴重罪行，並且不能對其採取其他合適的對策，否則不得剝奪其人身自由」（《北京規則》17.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規則》17.2）。「不得對少年施行體罰」（《北京規則》17.3）。「只有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才能對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並應盡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規則》17.1B）。「任何兒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對未滿18歲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的無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剝奪任何兒童的自由。對兒童的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律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期限應為最短的適當時間」（《兒童權利公約》37A.B）。（3）強調非刑罰處罰。「不應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離開父母的監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這樣做」（《北京規則》18.2），依靠和求助於社區有效執行監外教養辦法，逐漸完善以社區為基礎的改造。「應發動志願人員、自願組織、當地機構以及其他社區資源在社區范圍內並且盡可能在家庭內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貢獻。」（《北京規則》25.2）。《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明確了國際社會關於矯治未成年犯罪人最為基本的處遇原則和限制規定，指出應更多的適用非監禁刑、個別化處遇。（4）保障兒童訴訟過程中的合法權益。「每一案件從一開始就應迅速處理，不應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規則》20.1）。「應做出努力在訴訟的各個階段為少年提供諸如住宿、教育或職業培訓，就業或其他任何有幫助的實際援助，以便有利推動改造的過程」（《北京規則》24.1）。「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均有權迅速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援助，並有權向法院或其他獨立公正的主管當局就其被剝奪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異議，並有權迅速就任何此類行動得到裁定」（《兒童權利公約》37D）。(5)保障兒童隱私。「其隱私在訴訟的所有階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兒童權利公約》40.2A）。
在聯合國的大力協調與指導下，國際社會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逐步趨向輕緩化，擯棄了對未成年人犯罪一貫強調刑罰、懲罰的處置辦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體的特殊性，在處理該類案件時「採取的反應不僅應當與犯罪的情況和嚴重性相稱，而且應當與少年情況和需要以及社會的需要相稱」（《北京規則》17.1） ， 強調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理手段的非刑罰化、非監禁化，而將刑罰處罰作為萬不得已情況下的無奈之舉。上述很多規定都被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所吸收。
我國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的建立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古代也有一些關於未成年人犯罪刑罰的規定，如西周規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 http://www.sysfw.gov.cn/sfw/shownews.asp?NewsID=9580]即7歲以下兒童、80歲、90歲以上的人犯罪，不處以刑罰。《唐律疏議》規定： 8歲以上，未滿11歲，如果犯有謀反大逆、殺人等死罪，可以「上請」皇帝減輕處罰，犯強盜或盜竊以及殺人等罪可以收贖，對其他犯罪一概不負刑事責任；未滿8歲的為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但並未形成系統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我國現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從初具雛形到日臻豐富，其間經歷了曲折復雜的發展歷程。1979年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宣傳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勞動總局、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共同做出的《關於提請全黨重視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報告》中提及到的「對違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實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針」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確立了基本的原則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國第一個專門審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組織——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內部成立，[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編：《中國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1987年7月，該區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礎上成立了第一個審判業務一級建制的少年刑事審判庭，隨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廣，截止2004年，全國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個。[ 參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統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華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最後訪問時間：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設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4條明確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現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再次重申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指導思想，其實質就是「要求政法機關把教育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轉變他們的思想作為根本任務，要滿懷熱情地教育、感化、挽救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讓他們沿著犯罪的道路繼續滑下去」。[ 謝望原等：《中國刑事政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頁。]《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條規定：「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並根據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點和犯罪的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制教育。對於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未成年學生，在人民法院判決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學籍」，[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3-01/21/content_699658.htm
]涉及到了預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問題。《刑事訴訟法》第14條關於「對於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訊時，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的規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審判過程中的合法權益。《監獄法》在第六章也強調了對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為主的原則，並規定了矯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體辦法。2003年、2004年我國陸續出台的《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將未成年犯罪人作為社區矯正適用的重點對象予以關注和重視。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再次表明了關於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進一步規范和推動了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程序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體系。
縱觀我國立法和司法現狀，關於未成年人犯罪刑罰的法律頗多，總體趨勢符合國際社會關於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輕緩化的潮流，然而遺憾的是，相關規定零散，迄今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體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樹，以解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日趨嚴竣的的社會問題。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價值取向

㈡ 法律論文範文8000字

法律與人們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法律是維護秩序，規范、調整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法律論文 範文 8000字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法律論文範文8000字篇1

淺析憲法在依法治國中的重要作用

論文摘要：依法治國就是依完治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規定了整個國家的基本制度和法律運行機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加強憲法的實施，必須改進全社會的憲法觀念，加強憲法的宣傳，憲法實施的監督，憲法的司法化等工作。

黨的十七大 報告 強調“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深入落實，全社會法制觀念進一步增強，法治政府建設取得新成效。”依法治國，概括而言，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就是依憲治國。這是因為以憲法為最高法的完備而優良的法律體系是依法治國的基礎。

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

(一)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藉助於國家權力所具有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它的高低、大小是衡量一部法律在法律體系中地位的重要標志。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已為世界上各成文憲法國家所公認和接受。如日本國憲法規定，憲法為國家最高法律，凡與憲法條款相沖突的法律、法令、詔敕等一律無效。這說明：第一，憲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據和立法基礎，沒有憲法依據和憲法授權，則不能制定法律;第二，即使其他法律有憲法上的立法依據，但其內容和精神也不得與憲法的原則和條文相抵觸，否則無效或部分無效;第三，憲法是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公民的最高行為准則。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准則，並且負有維護、遵守、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我國現行憲法也規定了自身最高的法律地位。

(二)憲法規定了法治匡f家的基本制度。

憲法規定的內容是國家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例如我國現行憲法包括四個修正案

(1)全面、准確地體現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規定：“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雜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

(2)規定了我國的國家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的國體，它確定了我們國家的性質和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還有其他勞動人民，把國體確定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更加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3)規定了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們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定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規定：“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從中體現出我們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4)規定了我們國家在政治、經濟、 文化 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再如美國1789年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了代議制度，其中包括美國國會的組成、職權、活動原則及其與總統、聯邦法院的分權制衡關系等等。

(三)憲法規定了整個國家的法律運行機制。

憲法規定了憲法和法律的監督、解釋體制。我國憲法在 總結 建國以來的實施 經驗 和吸收各國憲政發展長處的基礎上，確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憲法的實施，這既保證了“議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貫徹執行，又兼取特設專門機關監督的優勢，使憲法實施的監督真正落到實處。國家立法機關所制定的一般法律以及其他國家機關頒布的規范性文件必須遵循憲法，同憲法的原則精神相符合，否則勢必會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影響國家的法治建設，因此，各國憲法對於憲法實施的監督都做了規定。如，我國憲法就明確規定由立法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監督憲法實施。

(四)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基本權利表明了公民在—個國家中的憲法地位，是公民行為合法性的依據。自憲法產生以來，公民的基本權利就是憲法的一項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現行憲法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對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作了廣泛的、充分的規定。首先強調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我國公民的一項權利，也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一條基本原則。還規定了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人身權利和自由，社會經濟權利，監督權，老人、婦女和 兒童 等特定主體的權利等等。

我們不但在憲法中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且在許多方面還有保障：(1)物質保障。我們國家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廣大勞動人民直接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為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2)政治保障。我們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決定了全力維護廣大勞動人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核心職能之一。(3)法律保障。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是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體現，因而它不僅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而且通過依法制裁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為，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實現。

憲法所規定的這些制度，不僅為法制的統一奠定了基礎，而且也為法制的完整提供了保證。如果沒有憲法，各種法律和法律制度就沒有統一的依據，法制的內部一致性就沒有了根本保證;同時，也只有在憲法制定和頒布之後，其他法律以及整個法律制度才能獲得賴以產生的基礎，有關立法、執法、司法和監督憲法等機關的組織，才能根據憲法的知道原則而被確立下來。

二、改進憲法觀念，加強憲法實施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但是只有把紙上的憲法轉化為社會主體的行動指南，憲法才能真正成為物質力量，立憲的目的、憲法價值才能實現。因此我們需要在全社會進一步普及憲法知識，提高憲法意識，培植憲法信仰，使憲法銘刻在公民的心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首先，加強憲法的宣傳工作

我國憲政建設缺乏先天的內在因素，憲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或政府推動的，是通過國家或政府來組織實施的。加強憲法的宣傳工作，重要的是要對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幹部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憲法的普及、宣傳。目前，在相當多的黨政幹部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頭腦中，並沒有憲法至上的觀念。人民主權是憲法的原則之一，其核心思想就是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政府的權力來自於人民，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國家機關的黨政幹部、工作人員具備了較高的憲法意識，憲法在實施過程中就不會因遇到法盲而侵犯公民權益。加強憲法的宣傳工作，還必須向公民宣傳憲法知識。讓公民了解憲法最根本的精神就是限制權利、保護權利，國家機關只是受人民委託，為人民服務的機構，應該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國家權力應該時刻以保護公民權利為己任。不懂憲法，就意味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很好地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其次，加強憲法實施的監督工作

一個國家法治狀7兄和法治水平如何，與該國憲法的規定在實際中得到實現的程度密切相關。如果憲法得不到有效地實施，就不可能實現法治，至多隻能造就人治形式下的法治，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所以，保證憲法的實施就成為一國法治建設最重要的任務。加強憲法實施的監督，就要加強監督機構監督憲法實施活動的法律效力。通過法律和規范性法律文件將違憲的概念和含義確定下來，注重違憲與法律責任制度的銜接和關聯，同時設立違憲責任形式和違憲責任所對應的法律制裁 措施 。對於此類工作，如能持之以恆，如能制度化，就可以極大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樹立憲法的權威地位。還要加強社會公眾對憲法實施的監督。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社會公眾對憲法的監督是人民對國家進行監督，對憲法進行監督的一種重要方式。一是通過憲法賦予公民的批評、建議和申訴、控告和檢舉權，通過制度的手段對違憲的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監督。二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也就是社會輿論和新聞批評的方式來實行對憲法的監督。

最後，加強憲法的司法化

長期以來，一些同志認為憲法作為根本法的作用，不是通過憲法條文的規定直接實現的，而是通過其他部門法來實現的，所以，憲法規范對人們的行為沒有直接的法律約束力。這種錯誤認識是憲法在實施過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調控手段造成的。加強憲法的實施關鍵還在於加強憲法的權威性，最突出的就是憲法的司法化。為此，必須賦予憲法的可訴性，使憲法直接進入司法活動當中，人們從自己周圍發生的各種案例中體驗到憲法的價值，在利益關系中實現憲法規范。公開取締、撤銷違憲立法，禁止、杜絕違憲行為，依法追究各種違憲責任。建立、健全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強化全國人大及其會的機構建設，強化普通法院的行政庭建沒，規定審查違憲案件的許可權，撤銷同憲法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以及地方性法規等，對違憲法律、法規宣告無效或者拒絕適用。通過彈劾、罷免等方式追究違憲行為的責任，直至追究法律責任。我們欣喜地看到2001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山東“齊玉苓案”的批復，開創了將憲法引入司法訴訟的先河，這意味著任何公民的權利都會受到憲法的保護，從而使公民從心理上產生了對憲法的神聖感與崇敬感。

法律論文範文8000字篇2

淺析輿論對刑事審判的影響及規制

一、輿論影響刑事審判的形式

法院是刑事裁判的唯一主體和權力行使者，但由於媒體報道產生的社會效應，使其在刑事審判中掌握了主動權，成為引領刑事判決的風向標。目前，我國輿論影響審判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由於傳媒報道了具有爭議性的司法案件，引起了民眾大規模的熱議，然後傳媒以公共討論平台的身份發布這些爭議，致使形成了輿論與法院之間觀點的對峙;[1]另一種是網民為引起廣泛關注，在網路媒介上發布了爭議性的案件，導致了大量的評論和轉載，各家媒體也開始聞風爭相報道，輿論在所謂情理的參與下帶有明顯的傾向性，給法院帶來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媒體在對進入司法程序中的司法案件進行報道時，搶先對案件進行討論、分析，甚至攻擊、侮辱與案件有關的法官、當事人及 其它 訴訟參與人，得出預測性結論，令受眾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造成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法院審判的現象。[2]

二、輿論影響刑事案件的特徵

(一)當事人身份特殊。

涉案當事人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社會名人往往是媒體吸睛尋求關注的出發點，為了防止具有特殊身份的涉案人員獲得特殊法律待遇，對案情進行大肆報道，引起民眾的廣泛監督。法官在民眾的監督下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會威嚴掃地。

(二)具有間接性和代理人效應。

輿論以其明顯的傾向性引導大眾，生成了一種足以影響法院獨立審判的輿論氛圍，從而使得審判在不同程度上喪失了其應有的公正性。[3]而另一方面，一方當事人為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試圖從輿論方向影響司法審判，主動要求媒體介入報道，媒體對當事人的一面之詞先入為主作出傾向性的報道，引起社會大眾關注，形成輿論觀點，對法院的審判評論和干預，法院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脅，被傾向性觀點開始引領，大大影響了司法審判公正度的最大化。

(三)影響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我國刑法為實現量刑的合理合法化，針對不同的案件性質和事實，規定了不同的量刑情節。在實踐中由於媒體等輿論的傾向性報道和評論，使得一些本應具有減輕，從輕量刑的被告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受到限制，法院在權衡下，選擇了妥協民憤，舍棄了司法審判原則，犧牲了被告人的利益。

(四)影響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隨著輿論對審判影響的日益嚴重，使人們不得不懷疑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公平正義是法律追求的重要價值，是人們信服司法和法律的根本，司法的權威性才能牢樹於民心，然而，政府部門為了平息民憤對司法進行大肆干預，嚴重威脅司法的獨立性，使法官妥協於社會輿論，致使本已明確審判方向的在審案件被迫改變初衷，作出迎合輿論的裁判，已經生效的判決也再次被掀起再審風波。司法的權威性盪然無存，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人們不再信賴和尊重司法，反而遇事直接訴諸輿論或信訪，司法名存實亡。

三、輿論影響刑事審判的規制

(一)提高媒體素質。

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中，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往往具有很嚴重的傾向性和針對性，無法以法律的角度作出客觀的評論，經常以道德的名義對案件情況進行傾向性報道，在案件沒有作出判決前，提前給涉案人員定罪量刑，扣上犯罪的帽子。所以，媒體應首先做到對案件的相關情況做到保密，尤其是被告人的隱私。其次要時刻維護司法尊嚴，客觀評價司法行為，充分考慮報道的時機和場合，適時適度的對案件進行報道，正確引領輿論方向，同時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豐富 法律知識 ，培養法律思維，從法律角度出發，與司法部門進行溝通，避免觀點分歧。

(二)推動司法公開。

輿論之所以相悖於司法，正是由於司法的不公開透明，才會引起民眾對司法正義性的質疑，對法院產生誤解。司法公開是人民真正理解司法活動公正性，避免誤解性輿論泛濫的有效途徑。建立健全司法公開 渠道 和機制 [本文由WWw.lw54.com提供，第 一論 文網進行論文代寫和論文發表服務，歡迎光lw54.com 聯系方式QQ 712086966]，使人民大眾時刻能夠了解和掌握自己所關心案件的進程，全程見證司法活動的公正性，如完善人民陪審制度，推廣司法文書公開和庭審公開渠道，及時答疑解惑，澄清有關事實真相。使人民大眾信服司法，揚威司法，依賴司法。

(三)提高法官水平。

法官是裁量權的最終行使者，其裁判結果是否令人信服，不僅僅是依法裁判，更是取決於其判決理由的充分性和邏輯嚴密性，民眾主要通過判決理由對案件提出評判，所以法官需要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向民眾就裁判結果作出解釋說明，而這最終要求法官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能夠站在法律思維的角度，向社會作出普遍接受性的發言。

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向來是情、理、法的並重結構，所以說，規制輿論影響刑事審判的任務仍艱巨曲折。

參考文獻：

[1]周福興.新時期“媒介審判”現象的深層機制[J].新聞窗，2009，(2)：18

[2]付松聚.我國“媒介審判”現象研究[D].河南：鄭州大學，2009.

[3]魏永征.新聞傳播法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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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法律的完善日益體現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2017年法律本科 畢業 論文 範文 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篇1
論法學 教育 的困境與改革

一、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現狀

中國法學教育源遠流長，據歷史記載，中國最早的法學教育起源於春秋。近代意義上的法學教育始於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所法學教育專門機構——直隸法政學堂。從1952年開始“司法改革”運動，各大學原先設置的法律系撤銷或合並，這一過程被稱“院系調整”。從“院系調整”之後，“政法教育”代替了傳統意義上的法學教育，大學法學系的任務是培養從事政法理論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機構與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進入司法系統，造成了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體制化。這種體制化一方面導致了法學教育主要局限於高等院校內部法學學科體系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職業未能走上職業化的發展軌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眾化的傾向，至今還深深影響著我國的法學教育改革和發展。

改革開放後，法學教育開始復甦，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極大地促進了法學教育的發展。短短的30年，法學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1977年恢復招生時，全國只有3所法學院系，100多個大學法學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學專業學生76萬人，其中碩士生8萬人，博士生1萬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學教育為主體的、成人高等法學教育和中等法律職業教育為補充的法律教育體制，建立了包括法學學士、碩士、博士和法律碩士在內的較為完善的學位制度。但是，應當看到在我國法學教育繁榮發展的同時，其背後隱藏的深層次問題。

二、中國法學教育的困境

(一)從社會層面上看法學教育問題

我國的法學教育發展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法律職業與法學教育分離是20世紀50年代法律革命的產物。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體制，中國的法學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法學人才培養的多元化和層次化，造成了國家教育管理的混亂和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

當年大量農民、工人和轉業軍人經過簡單的培訓進入司法機關，對他們的大規模在職教育催生了法學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多元化和層次化，這一法學教育體制一直延續至今。目前，我國的法學教育從教育層次上有中專、大專、本科、雙學位、研究生教育;從教育 渠道 上有正規普通高校法學教育，有法律函授、廣播電大、夜大等非正規法學教育;從法學教育的招生類別來看，我國法學本科教育有公費生、自費生和委託培養生，法學研究生教育也分計劃內招生和計劃外招生等。這些導致法學教育培養目標和人才標准口徑不一，同時沖擊了正規法學教育，影響了教育質量。

2.盲目擴大招生規模造成教學質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壓力。

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各類教育機構不顧自身的辦學條件，在師資、圖書資料等教育設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招生，導致法學人才培養質量難以保證，現在的法學專業畢業生普遍存在法學基礎不牢、實踐能力差、法律思維能力低等問題。這樣的畢業生無法處理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日益復雜、新型的社會關系，不能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

3.司法考試制度給我國法學教育帶來了機遇與挑戰，處理不好會影響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在我國，不僅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資格之間是分離的，就是法律職業各個行業本身也是相互獨立的，我國最早有律師資格考試作為律師的准入條件。法院和檢察院從20個世紀80年代末起也開始在系統內部進行相應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檢察官資格考試。但是難度要小於律師資格考試，很大一部分轉業幹部或復轉軍人並不需要參加此類考試便可以直接當上相應級別的法官或檢察官。鑒於此，從2002年開始，國家推行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作為取得法律執業資格的條件，這就為我國法律職業精英化、同質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現行司法考試制度並不完善，其中主要體現在沒有將法學專業作為唯一的報名專業資格，這與西 方法 治發達國家的法律職業准入做法不同，與其他行業(如醫學)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國法律職業精英化、同質化面臨挑戰和不確定性。

(二)從法學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國法學教育的不足

法學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才，涉及法學教育培養目標和如何培養兩個基本問題，即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和培養模式。法治發達的西方國家將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為培養“精英型”法律人才，綜合理論素質、實際職業技能以及職業道德水平都達到了一定高度。而從我國法學教育的發展來看，原有的人才培養目標和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法治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學教育出現了許多問題。

1.教學內容上，我國的課程設置不合理。開設的課程主要是以部門法學科的劃分或國家頒布的主要法律為主，重在講授原理和條文，忽視對原理、條文背後所蘊涵的價值取向、社會觀念的講解;培養和訓練學生實際操作能力的課程很少;忽視對學生法律職業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論，輕實踐。教師在課堂上過多地講授理論知識，課堂討論、案例分析教學、啟發式教育等 教學方法 運用過少。這種教學方式很難調動起學生學習積極性，不利於學生法律思維的訓練和培養。同時，很多學校的教學資源嚴重不足，沒有先進的技術設備，多媒體、模擬法庭、實習場所等硬體設施都不到位，嚴重影響教學效果。

3.師資水平上，我國的教師來源單一。大多數教師都是法學院高學歷的應屆畢業生，他們沒有任何法律職業實務 經驗 ，這樣的教師教學只能是理論的思辨，無法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技能。同時，學校重科研、輕教學的情況嚴重，許多教師為了評職稱，關注學術研究，忽視教學工作，這也不利於高素質法學人才的培養。

三、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

面對如此眾多的問題，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應該向什麼方向發展，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律人才，怎樣解決中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問題，怎樣培養出適合社會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現實問題擺在我們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確法學教育培養模式

法學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必須定位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上，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民主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國際經濟、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趨頻繁，各種復雜、新型的社會關系不斷出現，社會對法學人才的法律認知、法律職業的 思維方式 和處理法律事務的綜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識教育的培養模式已不適應社會對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須更新教育理念，以培養應用型、復合型的法律人才為目標。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使學生掌握深厚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廣泛的科學人文知識;具備嚴密的法律 邏輯思維 能力和突出的語言表達能力;同時注重對學生職業道德的教育、職業技能訓練以及創新能力的培養。

(二)規范辦學層次，優化教育結構，改善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的狀況

1.取消法學專科教育和非正規法學教育。

我國目前法學人才培養分為三類：專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從各國法學教育來看，法學專業的最低層次是法學本科，這是法學專業的學科性質決定的。我國法學專科教育起點過低，容易造成法學人才素質低下，因此應當取消法學專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為主的法學教育層次體系，本科階段以培養從事司法實務的實踐型人才為主，研究生階段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主。

2.規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學教育，優化法學教育結構。

應當明確規定普通高等學校是法學學歷教育的唯一合法主體，禁止司法系統和行政系統興辦的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行政學院、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公安院校、司法學校、培訓中心以及各種廣播電視大學、夜大等各種非普通高校開辦法學學歷教育，將這些學校的法律教育定位為法律職業培訓教育或者法學繼續教育。

3.完善司法考試制度，改善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的狀況。

施行司法考試制度有利於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立，對我國的法學教育發展大有裨益，能夠提升法學教育的學歷層次;促使學校改進教學，提高教學質量。要真正實現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同一性必須完善司法考試制度，確定法學本科是報考司法考試的唯一準入資格。

(三)改革人才培養方式，提高法學教育的教學質量

1.完善法學教育內容，培養應用型、復合型人才。

除了法學專業的專業主幹課程和基本課程外，應該開設交叉學科，如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開拓學生的視野;為適應中國和世界接軌的要求，應努力培養熟悉WTO規則、國際條約和其主要成員國相關法律的法學人才。我國法學教育最大的問題是與法律職業相分離，法學人才實踐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課，包括司法文書寫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寫作技巧、實用偵破技術、司法口才技能(如詢問技術、辯護的技術等)。

2.轉變教學方式，重點培養法科學生的司法實踐技能。

首先，淡化理論的講授，採用實踐性教學方法，如案例教學法、診所法律教學法、模擬法庭教學法、法庭旁聽等，讓學生身臨其境地學習、體會法律職業者的工作，學會用法律職業者的法學思維去思考和解決問題。其次，加大對法學教育的基礎性投入，引進先進的科技設備和技術手段，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和互聯網開展教學，實現教學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學教育實習基地，強化與法律職業團體的聯系，讓學生參與到法律實踐中去。

3.加強師資隊伍建設，落實法學教育培養目標。

法學教師是培養法學人才的關鍵，教師的素質直接影響到法學人才的培養。現階段，我國的高校法學教師法律職業水平不高，因此，大學法學教師，特別是講授實務性非常強的課程的教師要定期參與相關法律實務部門的工作或參與辦理案件。同時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選任教師，聘請法律實際工作部門的優秀人才來校兼職客座教授，彌補高校教師實踐能力的不足。高素質師資隊伍的構建還有賴於提高教師的待遇，鼓勵教師探索教學改革和實踐，而不是僅僅將科研成果作為評價教師水平的決定性指標。

我國現代法學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歷史進程上看，還屬於剛剛起步的探索階段，存在問題在所難免。雖然法學教育的改革千頭萬緒、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們立足國情，對未來法學教育的發展有科學的判斷和穩步推進改革的具體方案，實現法學教育現代化將指日可待。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篇2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

摘要：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的實質是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之間的範式對話，環境法與民法二者之間在內容上存在著很大的沖突，其原因在於民法所採取的是個人主義範式理論，而環境法所採取的是整體主義範式理論，因此二者之間自然就會存在著差異性。由於當前環境問題的突出，致使法學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此實現法學與民法學的對話尤為重要，與此同時環境法學與民法學自身的範式危機也是構成當前實現二者對話必要性的深層因素。基於此，本文首先闡述了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產生的動因，然後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研究了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目的與功能，再次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內容與現狀進行了探討，最後為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與重構提出對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整合與重構二者之路。

關鍵詞：環境法學;民法學;範式整合;個人主義範式;整體主義範式

前言：當前，環境法與民法之間的互動性成為了法學研究界所關注的一大焦點，民法學關注此問題的原因在於當前“綠色”民法典的呼聲日益高漲，而環境法關注這一問題的原因在於當前很多關於環境法的基本問題都與此研究相關，而關於存在爭議性強的問題通過法學的分析，也會歸結到這一互動研究上。盡管當前關於此議題的探究已經上升到理論層次，但是還是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層意義，從而為二者之間的對話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框架，並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在范圍上分界線的確定奠定基礎。

一、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產生的動因

(一)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

當前，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相關學術界一直為探索解決途徑而努力，加上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面對日益復雜的環境問題，促使跨學術研究更加的活躍。因此，基於社會這股強大的政治氛圍與理論氛圍，環境法與民法之間對話得以實現。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瀾

隨著民法典立法進程的推進，民法學界為了進一步捋清環境問題對民法學的影響，因而需要與環境法學之間建立對話，以順應對民法典立法這一項重任所帶來的挑戰。在民法的立法中，關於物權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資源方面的立法問題，關於侵權行為的相關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環境侵權救濟的問題，因此，民法必然會尋求與環境法實現對話的途徑。

(三)環境法學探索者的推波助瀾

針對當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決途徑成為環境法學者當前所面臨的一大挑戰，而民法中的相關內容正符合了環境法學者的需求，因而構建二者之間的對話，也成為了環境法學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環境法以解決環境問題為先導，因而突破傳統的束縛，實現跨專業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諸多部門法於一身的法學理論“儲備庫”，順利成章的成為環境法學者尋求溝通的對象。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一)環境法與民法對話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屬中國的法律系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共存於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內，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中國法律體系的構成，其立法的本質屬性、目的以及意義等在大體上所呈現出的共性特徵，因此，環境法學與民法學之間是以共性為基礎的，因此，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的對話，只是基於學科設置不同而進行的分領域研究。

2.二者的歷史淵源

二者的歷史淵源表現在環境問題最開始的解決途徑：在我國尚未出台環境法時，關於環境的相關法律問題都是通過民法來解決的。因此，從根本上講，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有著內在的關系，從某種層面上講，環境法學是民法學的繼承者與進化者。而這種關聯性就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也存在著沖突，其區別與獨特屬性使其構成了不同的法律學科，這在當前的法學研究學科的劃分中也已經給予判定。因此，在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探討共同理論問題時，需要給予明確的界分。

3.二者之間的沖突的實質是選擇

針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的沖突問題，其根源並不屬於正確與否的判定，而僅僅是在二者中的選擇問題。構建二者之間的對話的根本在於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決當前社會環境問題所帶來的困難與挑戰，從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環境問題。因此，在解決問題時所面對的是民法與環境法，解決時所面臨的是選擇誰的問題，是到底以何種法律手段來確定解決問題方案的抉擇。

(二)環境法與民法對話的必要性

二者實現對話的必要性總體來講是為了更好的應對當前“挑戰與危機”，其挑戰是來自當前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形勢，而其危機則是來自於民法學危機與環境法學危機。對於其所應對的挑戰是實現二者對話的根本動因，而關於二者所存在的危機的本質為理論研究範式危機。

1.理論範式概念

所謂的範式指的是：由從事某一特定學科研的學者們在這一領域內所達成的共識以及基本觀點，是一個學科的共同體在研究准則、概念體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約定[1]。當前，在國內學術界對於範式的應用非常廣泛，因而其內涵已經遠遠的超出最初庫恩所賦予的定義，具體來講，當前範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個學術共同體時，學者們所構建的共有知識假設、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價值標准，還包括了人們理解世界的知識體系。

2.環境法學範式危機

理論範式概念的誕生來衡量我國法學理論學科，能夠充分的反映出當前其尚未建立屬於自身的理論研究範式，這就證明了環境法學範式危機的存在。之所以說當前中國環境法學尚未構建自身的理論研究模式，可從以下實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調整論”在環境法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對整個中國的法學界的影響也非常大。此理論的提出就充分的證明了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形成理論範式體系。但是，並不能因為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論範式，就片面的認為中國的環境法學就是弱勢學科，事實上，範式危機存在於當前中國各法律學科中。 3.民法學範式危機

中國的民法是繼承於大陸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陸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個人主觀觀念為基礎建立的，在20世紀的私法公法化的呼聲中，此觀念的危機凸顯，因而，民法由此開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過程中又不斷的承受著來自各新法律部門的挑戰，進而危機四伏。中國民法在繼承大陸民法制度的同時，也相應的繼承成了大陸民法的理論體系，而這種民法法律體系的繼承，使其陷入被動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論範式來恆定我國的民法學，在當今的改革階段，顯然其所承擔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遠。但是，不能因為當前我國的民法體系的不規范，就認為其要將其作為全部任務與使命，全身心的致力於此，這並不屬於我國民法學的主要任務。因此，作為我國法律全局性的範式危機，只能說明我國的法律還過於“年輕”，只要一定的時間其必將能夠茁壯成長。

4.範式的整合

實踐作為理論存在的根本，是理論得以存在與發展的根本動力因素。因此，不管對範式危機承認與否，都應該使理論還原於實踐，通過實踐來驗證，並通過實踐來使其“羽翼豐滿”，只有直接的應對社會真實問題的挑戰，才能促使理論體系的日趨成熟。環境問題當前就是社會中的一大問題與挑戰，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存在才成就了環境法學的誕生，而同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日趨加劇，致使法學“綠化革命”的出現，這就充分的顯現出傳統的範式理論無法滿足當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論範式正在發展過程中。因此，構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是理論打破重重危機並構建全新範式理論的最好方式。實現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使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的觀念、立場等問題進行明確的界定，從而實現二者理論重構的目標，也就是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與重構。

三、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與功能

(一)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在於：使二者能夠明確界定自身的觀念、價值等，從而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各自的理論範式的整合與重構。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功能

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功能為：拓展雙方的視野、轉換雙方當前的傳統思維模式、更新雙方的方法、實現各自價值的重構。在二者對話的過程中，各自將原有秉持己見的思想意識進行轉變，從而更新自身甚是問題的立場與角度，協調二者之間的對話，進而以對話互動的形式來促進各自的發展與完善。也就是在對話中，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實現了換位思考，通過轉變自身原有思維來實現對原有未知問題的發現與解決，從而也就形成了環境問題上的理論範式重構。此外，在實現對話的過程中，能夠有效的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觀念、立場以及價值等的重新認識與界定，從而在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過程中，也就實現了對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

四、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內容與現狀

(一)環境法學――以民法力量實現對環境問題的解決

環境法的形成與發展的理論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環境法學中，其所用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法律依據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對環境法的重要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當環境法面臨著某些環境難題時，以環境法的思維方式很難尋找到解決的途徑，而轉換到民法上，很多時候會“另有一番天地”，這就是民法學對環境學的影響。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政府強調自身的主導作用，因此，促使環境法也具備了相應的行政法特點，因此，其在表現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規定或者強制性的規范為主，從而使自身局限於其中，因此，“行政主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立法模式成為當前中國乃至全世界環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聲。而其中關於引進市場機制的觀念，就是在環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將民法的思維理念引入，以藉助民法學的個人主義理論來實現環境法學理論範式的重構。

(二)民法學――環境問題給民法以及民法學理論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環境問題給民法學所帶來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其理論上的個人主義，而在民法典制制定過程中，“綠色民法典”的呼聲致使此挑戰也成為了民法發展的機遇。因此，當前加強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推進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學理論構建的進程。當前，民法學理論已經踏上了重構之路，只是尚需時間來實現深入研究與匯總。比如民法中關於物權法與合同法的理論：當前，在民法中關於物權法領域，如何實現物權法理論的生態化，成為了當前民法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由於物權的社會化，致使將公法的支配與公法的義務融於物權概念中，從而展現了當前物權對社會群體利益的充分重視。因而，如果以此為思維意識出發點，就有學者提出了將環境保護融於物權理論中，從而構建生態物權;也有學者在研究農林牧副漁權的基礎上，提出准物權理論的構建思想。在合同法領域中，同樣存在著將合同法生態化的思想理論，即所謂的“環境合同”。

五、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範式整合的途徑――公序良俗原則

“公序良俗原則”在當前民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於修正並限制“私法自治原則”。當前關於公共安全秩序原則，相關學者對其進行了 總結 ，大致分為十種，其中關於“危害國家工序的行為”的原則需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概念解釋。事實上，這一原則的實質便是個人主義理論範式接受整體主義範式觀念修正的鏈接，因此，環境法與民法的關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則中得以體現。為了更好的適應當前的發展形勢，民法學理論也自覺的承擔起社會化、生態化的重任，結合自身理論框架的實際，最大程度的來實現對社會化與生態化的理論實踐。

而當社會化與生態化在民法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會出現民法無法再調整現象，因此，這也是環境法學產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於以上原因，環境法等法學理論從誕生起便以社會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強調對社會的公益性。基於此，民法與此類“社會法”之間不但在理論上、還在實際規范性上存在許多必然的關聯性，而且其在調整的過程中在內容上也呈現出一定的承接關系，也正是基於這一意義，民法學者梅格庫斯提出了經濟法、勞動法與傳統的商法等是一樣的，都是“特別司法”。先忽視此種斷論的正確與否，其觀點已經表明了所謂的“社會法”―環境法，在內容的調整上與民法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與承接關系。事實上，將“公序良俗原則”作為民法與“社會法”的內容調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將其視為當前法律體系的一種新的思路。

六、總結

綜上所述，本文基於民法學與環境法學的整合進行了研究研究探討，從而為二者之間的對話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框架，並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在范圍上分界線的確定奠定基礎。通過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產生動因、可行性與必要性、目的與功能、內容與現狀的探討，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整合與重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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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俊榮.環境問題的制度因應―環境法律與政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3]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㈣ 法院學術論文範文

法院主要通過審判活動懲治犯罪分子，解決社會矛盾和糾紛，維護公平正義。這是我為大家整理的法院學術論文，僅供參考!
法院學術論文篇一
基層法院功能探究

摘 要 自2010年以來，全國已有600餘家基層法院開設了官方微博。基層法院官微的預設功能包括但不限於信息公開、釋案普法、自我宣傳、新聞發布、回應 熱點 、轉發微博、主題交流、業務探討等內容。但在實踐中，功能定位不當、內容創新不夠、互動溝通不暢、專業素養不足成為法院應有功能實現的障礙。

關鍵詞 基層法院 功能 官方微博

基金項目：2013年度江蘇省 教育 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層法院的功能釐定與管理創新研究」(項目編號2013SJB820015)。

作者簡介：徐駿，法學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法律系講師;華震，法學碩士，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

中圖分類號：D926.2文獻標識碼：A 文章 編號：1009-0592(2013)12-115-02

2010年是中國的微博元年，從這一年起微博開始影響並深刻地改變著每一位國人的日常生活。開通微博、與網民進行密切互動也成為國家機構改變工作作風，實現權力公開運行的有效方式。彼時急需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法院，正著力於通過制度創新，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提高司法的社會認知度和認同度。微博的興盛恰恰為司法公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互動式平台。

2010年10月，湖北恩施州中級人民法院成為全國第一家認證的法院官微。迄今已有600餘家法院開設了官微。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河南省法院系統：高院於2011年11月10日開通@豫法陽光微博，至2012年該省三級183家法院全部開通官微。上述600餘家開通官微的法院，絕大多數為基層法院。以這些法院的官微為考察對象，可以從一個側面探究當前我國基層法院的日常工作和實際功能。

一、基層法院官微主要的功能

(一)信息公開

官微成為法院與公眾進行溝通的新型平台，發布案件的開庭公告以及對熱點案件進行庭審直播成為法院官微的一個基本功能。在實踐中，基層法院會通過官微發布本轄區內典型、重大或影響力較大案件的開庭公告，北海中院、廣州中院等兩廣地區的法院還經常藉助微博直播個案的庭審。

(二)釋案普法

隨著社會生活的快速發展，一些新型的社會矛盾涌現出來，法院在裁判新型案件時，往往需要在立法原旨的指導下，能動地適用法律，這就不可避免地引發一些猜測和爭議。此外，一些關繫到婚姻、繼承、住房、環境等具有普遍性和民生性案件的裁判，對公眾也具有較強的指引作用。法院往往通過官微，對於這類案件的法律適用、裁判理由和結果，結合個案進行普法宣傳、法制教育及法律風險提示。

(三)自我宣傳

法院官微的低成本彌補了基層法院建設官網人力物力不足的缺陷，一些基層法院把官微作為法院工作宣傳的重要工具和對外窗口。在這些法院的微博上，經常曬出法院或法官所獲得的各種榮譽、領導視察、對外交流、重要會議、重大活動、工作創新等信息。

(四)新聞發布

官微也是法院重大活動新聞發布的重要 渠道 。2013年知識產權日到來之際，順德法院於4月23日召開順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新聞發布會，發布了《順德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08-2012年)》白皮書和十大典型案例。當天官微對該發布會進行了全程直播，並在微博上發布了白皮書的主要內容以及十大典型案例的概要。@京法網事在2013年9月26日李某某等人強奸案宣判後，即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回答了網友的提問。

(五)回應熱點

2013年9月，各地法院審理了多起大案要案以及社會影響廣泛的案件，如王書金、__、李某某、夏俊峰等案，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為體現司法公開，主動占據輿論高地，受理法院採用了包括微博在內的各種媒介回應了外界的關注。這也促成了一些法院認識和運用到微博的力量， 取得了良好的回應效果。

(六)轉發微博

當前基層法院發布的大多數微博仍為轉發微博。轉發的類型包括時事新聞、上級法院微博、同地區其他政法單位微博等內容。廣州中院則別出心裁，每天第一條微博發布的內容是法律警句格言。還有一些法院則會發布一些生活常識、養生之道。北京晚報的記者在各區縣的官方微博中各隨機選取100條連續發布的博文，經統計分析後發現，涉及商業活動、旅遊景點等宣傳推介類微博佔24.2%，養生、生活竅門、天氣預報微博佔11.9%。

(七)主題交流

在最高人民法院「完善司法為民 措施 ，在立案、審判、執行、信訪各個環節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使群眾更方便地參與訴訟，更好地維護人民權益」思想的指導下，微博成為法院與社會公眾進行實時互動、無縫對接的有效渠道。如廣東省高院於2013年5月17日上午10點，聯合廣州白雲法院與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共同在線，並邀請兩位來自基層刑事審判一線的法官，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相關的問題與社會公眾進行了一場微訪談。

(八)業務探討

作為主要業務專業性強，且與社會公眾並無直接的、日常性聯系的法院，其微博的關注者主要集中在行業內部，基層法院的關注者數量就更少。也正因此，有些法院的官微拓展了小眾的業務探討的功能。廣東高院在2013年4月3日首次對外界公開發布了奇虎訴騰訊的判決書，全文長達5萬字。該條專業性極強的微博獲得了遠超過其他微博的評論和轉發量，評論和轉發者多為法律人士。

二、基層法院官微存在的問題

(一)功能定位不當

為數不少的基層法院官微把自己定位為官網或官網的補充，所發的微博中充斥著官方語言，發布的內容也是四平八穩的領導視察、 總結 匯報、工作紀要等流水賬，雖難言面目可憎、令人生厭，至少難以使網友產生與之溝通交流的興趣和慾望，甚至無法吸引網友閱讀微博內容，更不要說自願成為其粉絲。大量的基層法院官微因為缺少關注而逐漸成為死微博。

與高級法院不同，基層法院處理了全國絕大多數的法律糾紛，其所作所為直接影響到法院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作為與當事人直接接觸的機構，基層法院的口碑直接折射出社會公眾對法院的觀感。在法院日常工作中，已有機關報刊、傳統媒體、官方網站等多種渠道對法院的工作、成績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如果把官微作為另一個法院宣傳的陣地，實屬多餘，且效果亦不及傳統做法。 (二)內容創新不夠

基層法院普遍陷入案多人少的困境之中。在審判業務尚無法自如應對的情況下，要求基層法院開設官微必然會給其造成人力和物力方面的負擔。目前基層法院的做法多是由法官來兼任微博管理員，或外聘人員進行管理。因為法院官微並非專職法官專門打理，也沒有合適的考核和評價手段，管理人員發布微博時就缺乏內容創新的動力。轉發時事新聞和上級法院的微博就成為最簡單省事，也是最安全的辦法。以2013年4月24日為例，在五分鍾內，某縣法院轉發了58條微博;另一個縣法院在十多分鍾內轉發了37條微博。轉發的內容則大多來自@豫法陽光。

雖然缺少全國性普遍性的關注，但在所屬區域內，基層法院是社會矛盾最集中，群眾關注程度最高的國家機關之一。一些法院能夠積極地利用官微，通過個案分析的方式，回應社會對熱點、敏感案件的追問，提示涉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法律風險，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司法建議，普及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法律適用等常識，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互動溝通不暢

微博是一個基於用戶關系信息分享、傳播以及獲取的社交平台，最大的特徵在於互動性。微博等新媒體的出現革新了輿論表達的固有模式，打破了傳統媒體的話語霸權，實現了弱勢群體的媒體接近權，發揮了日益強大的輿論引導與社會監督作用。法院官微的勃興，理應順應WEB2.0時代的互動特質，助推司法公開，提升司法公信。

但是，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基層法院把發布微博作為單向宣傳的工具，以及上級交辦的任務，因此忽視與網友的互動交流。筆者以普通網友的身份向105家基層法院官微提出疑問和建議，約半數官微能夠進行簡單的回復，只有十餘家能夠與筆者進行充分的交流和坦誠的溝通。最令人驚訝的是河南某縣的一家法院，對於筆者提出其缺少原創性內容、隨意轉發微博的委婉批評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將筆者設置到禁止評論的黑名單。

(四)專業素養不足

相較於高級法院，基層法院工作人員的法律素養有一定的差距。加上基層法院對官方微博重視程度遠不及高級法院，人力物力也難有保障，因此發布的微博中就難免會出現一些差錯。一類差錯屬於新聞傳播理念和素養的不足，如重慶某縣法院官微在轉發周克華女友張貴英受審的相關新聞時，仍使用早已被證實為盜用他人的照片作為配圖。經筆者提醒後，其及時進行了刪除，並未造成不良影響。但另一類差錯屬於法律理解和適用的錯誤，這就足以對法院的公信力形成不利的影響。2013年7月12日，湘西34億集資案主犯曾成傑被長沙市中級法院執行死刑。曾成傑之女發微博質疑稱，其父被執行死刑前，家屬連最後一面也沒見到。長沙市中級法院官微對此先是回應稱，「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對犯人執行死刑時，犯人必須跟親人見面」。該微博迅速引起網友質疑，隨後該微博被刪除。隨即，長沙中院官微又發布微博稱，曾成傑臨刑前並沒有提出會見家屬的要求，在其遺言中也沒有提出。就該條被刪除的微博，長沙中院發佈道歉聲明稱：由於微博管理人員對刑事法律學習鑽研不夠，想當然辦事，導致發出了一條錯誤信息並在領導發現後刪除。

三、結語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新形勢下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指出，基層法院應牢固樹立司法為民思想，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始終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工作出發點、落腳點，確保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工作牢牢紮根於人民群眾之中。基層法院是貫徹司法為民的主要載體，其應努力通過轉變觀念、准確定位、提升素養，以充分實現司法的應有功能，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注釋：

如河北高院為審理王書金案，特在2013年6月20日開通新浪微博。6月25日庭審當天，粉絲達到了2萬。濟南中院2013年8月22日開審__案，於8月18日開通微博，粉絲高達3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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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長沙中院回應未會見親屬質疑：曾成傑未要求.南方都市報.2013-7-14.
法院學術論文篇二
淺議法院執行工作

摘 要 本文旨在討論民事執行問題，首先闡述當前法院在執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接著就法院執行中形成問題進行原因分析，最後提出一些相關的解決 方法 和措施。

關鍵詞 執行 執行難 措施

作者簡介：王麗、王啟銳，四川省古藺縣人民法院。

中圖分類號：D9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12-133-02

法院執行案件指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仲裁案件通過法院判決，裁定或仲裁機構仲仲裁，被告沒有履行，經當事人申請後，法院依法應進行的工作。執行是法院受理案件的最後一個階段，但它是生效的裁判文書得以實現的保障，故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本文著重討論民事執行問題。強制執行是行使法律已經規定的強制執行措施，債務人必須服從，這是實現司法公正和維護當事人權利的要求。強制執行有專門的法定機關進行執行，任何單位和個人不能對他人的財產採取強制執行措施，不得強制他人履行一定的義務。當事人的糾紛已經解決，法院已經有明確的判定結果且已生效，但是一方還不履行義務，另一方就可以向原審人民法院申請，由人民法院執行局作出執行通知開始執行。執行是民事法律程序的最後階段，在民事法律程序中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當事人通過選擇打官司，是因為相信法律能夠維護自己的權利，這種維護不僅是打法律白條，而是要讓權利最終得以實現，如果僅有法律白條，無法實現當事人通過法律實現權利的目的，反而增加當事人訴累，從而會降低公眾對法律的信賴，法律的權威、法治也就無從談起;只有人民法院的執行機構強制拒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才能實現民事法律程序的任務，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尊嚴、法制的統一和人民法院的威信。正如列寧所說：「如果沒有一個能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范的機構，法權也就等於零。」

一、當前法院執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主要是執行難問題。執行難，是困擾著人民法院工作，並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一個問題，也是人們對我國審判機關裁判執行狀況的公認評價。造成當前法院執行難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既與法院執行機構運做有關，又與當前的社會法律環境有關。目前，執行難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被執行人無力履行。某些地區經濟發展落後，自然人收入偏低，被執行人確實無履行能力，被執行人被迫的逃、廢、賴債。現在涉及民間借貸件較多。由於民間借貸是自發行為，不是任何部門的監督和約束，所以使其具有金融機構不能享受的政策上的競爭優勢，在競爭環境下，容易誘發金融機構經營違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農村金融秩序。被執行人在無力償還借款後舉家外出，無法聯系被執行人，被執行人也無財產可供執行，使得案件不能執行終結。

2.被執行人抗拒執行。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這種情況在現實中交往常見。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無視已經生效的裁判，個別當事人素質低，法律觀念非常薄弱，認為只要他堅持不履行法律並不能把它怎麼樣，藐視法律權威;二是故意折騰，有的當事人即使輸了官司也會故意拖延履行義務，給對方或者法院玩貓著老鼠的游戲或者製造各種障礙，給執行造成主客觀的難度;三是僥幸心理，認為通過故意拖延，轉移財產等辦法能夠逃脫履行責任，或者逼迫對方做出讓步;四是暴力抗拒執行，因為當事人之間存在過往恩怨等，個別當事人受情緒影響走極端，與執行人員對抗，不惜暴力抗拒執行。

3.協助義務人拒不協助執行。協助執行人民法院根據相關法律規定要求與執行標的有關的單位協作、幫助執行的一項制度。協助執行人的作用是協助法院完成執行任務，應該是以義務為本位的概念，所以，協助執行人的權利應該是普通的權利，如當受到違法執行和當事人損害其合法利益的情況下，有權要求賠償。協助執行人務是根據法院的協助通知及時高效的配合，並且盡誠實信用義務全面提供相關信息，為保證執行達到理想的效果，保證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院的司法權威。強制執行權是法律賦予人民法院的執行權利，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可代替法院行使;但是，有的執行標的物或執行財產不在被執行人手中，由有些單位和個人佔有、保管，有的與標的物密切相關的財產權證照須由有關單位辦理轉移手續，這就需要有關單位和個人配合才能完成人民法院的執行行為，當事人的權利才能得以實現。

4.外界干擾。地方政府出於各種目的，往往會做出一些指示，干擾執行。比如，為了保護地方經濟，可能就會干擾對一些地方企業的執行;出於安撫當事人情緒，維護地區社會穩定，往往也會干預執行。由於信訪維穩考核的不科學等因素，導致地方出於政績或者維穩壓力，造成有關部門不顧事實真相和法院判決，對執行進行干預。另外，社會各界出於自身的一些利益，往往也會為執行設置障礙，配合、協助的少。

二、執行難形成的原因

(一)被執行人 文化 素質問題

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一些被執行人欠缺最基本的 法律知識 ，認為拒不執行也無法將他怎麼樣，藐視法院裁判的權威，甚至還會糾集親朋好友、左鄰右舍阻擾執法、暴力抗拒執法，辱罵、毆打執法人員。二是許多倍執行人抱有僥幸心理，認為通過隱匿、變賣、轉移財產等方式，或者完躲貓貓的游戲就能夠逃避執行，或者以此逼迫對方跟自己再次協商和妥協，從而獲得更多利益。三是故意拖延，有些被執行人本身知道無法逃避執行，但是抱有折騰對方的心理，故意借口收賬、時間太忙等忽悠當事人或者執行人員，不及時兌現履行，增大對方當事人的權利實現成本和法院的執行成本。

(二)法院裁判自身問題

一是裁判質量問題。不可否認，當前在基層法院審理案件的審判人員隊伍中，有一些專業知識和業務能力有所欠缺，加之近年來案件數量急劇上升，法院辦案人員比較緊缺，讓審判人員應接不暇，故造成案件審理質量不高等問題，從而導致了當事人對裁判的不服和抵觸。其次是過分強調調解。當前基層法院的調解撤訴率往往達到80%以上，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對審判工作不科學的考核外，主要是因為調解本身的特點。調解程序相對簡化、靈便，能夠節省辦案時間喝經歷，另外調解結案的不能上述，減少辦案風險，降低上訴率、改判率和發回重審率等。 (三)執行環境問題

一是有關單位和部門從自身利益出發不予協助執行。法院民事強制執行工作並不是僅僅依靠法律部門就可以解決，它涉及很多部門和行業，需要多個不同部門的配合，這就加大了執行的難度。比如，經常涉及協助履行的金融部門，當法院要求協助履行查詢、凍結、扣押、劃撥時，往往嫌麻煩或者怕影響業務而拖延履行，或者不予協助履行。同樣，要求國土部門、房管等部門協助辦理過戶手續也相當難，往往延誤執行時機，影響了案件執行。二是地方保護主義對執行的干擾。當被執行對象為黨政部門，或者一些在當地具有影響力的企業單位時，地方黨政部門為了部門利益或者地方經濟發展、稅收等目的，可能會要求從大局出發，為大局服務，從而對執行行為進行干預。

(四)執行機構之間缺少合力

由於我國目前執行案件管轄多以財產所在地為聯結點，對於人財分離，財產分散各地、財產不在本法院管轄區域內的案件，委託執行必不可少。而委託執行往往因無考核要求，且增大自身辦案壓力，或者因地方利益保護等原因，受委託法院不予積極配合。而上級法院也無有效協調和監督措施，從而不能形成合力。

(五)執行工作缺乏強硬手段

一是執行方面法律規定多為程序性規定，懲戒性規定少，可採取的拘留、罰款等措施的適用條件高、要求嚴，且在司法實踐中往往需要院長審批，程序復雜。據不履行生效裁判罪因為條件高、要求嚴等更是極少適用。二是出於維穩等壓力，法院在執行時盡量避免適用強制性措施，久之縱容了當事人暴力抗拒執行，極大影響了執行威懾和法律權威。

三、解決執行難的辦法和措施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要推進司法體制改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探討法治中國建設，當前應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導，深入推進行政、司法等領域改革，以解決執行難等問題，促進司法權威和提升司法公信力。

1.加大法律宣傳，提升當事人法律素質。要藉助法律七進等，拓展法律宣傳的廣度和深度;藉助巡迴審判和公開審判等，審結一案、教育一片;構建和完善法院公開平台，完善裁判文書公開、裁判流程公開等程序，增強群眾對法院審案的認知和支持;完善訴訟服務機制，及時為當事人提供便捷的法律咨詢等服務，促進當事人知法、守法、用法。

2.改變不科學的考核指標，堅持依法調解。按照法律規定，調解應以基本事實為依據，以尊重當事人意願為前提，故應改變對法院調解率的強制要求，和改變和完善對上訴率、改判率、發回重審率等考慮指標，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體系，避免對調解的過分依賴從而導致以判壓調等損害當事人合法權益行為發生，減少和稀泥式判決引起的當事人的不滿和抵觸。

3.加強培訓和監督，提升司法能力。增加對法院審判人員和執行人員的學習和培訓，豐富法律知識，提升審判、執行能力，提高裁判文書質量。通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民監督員制度等，完善裁判文書公開、審判流程公開等，以公開促監督，以監督促審判，完善促進司法公信。

4.加快改革審判權運行機制，避免司法行政化。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減少裁判文書的審簽程序，完善合議庭評議制度和法官聯席會議等，堅持合議庭獨立辦案和法官學習交流制度。

5. 推進改革，減少司法地方化。除著眼於長遠，實行法院人、財物由省直管，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還要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

6.完善執行組織，形成執行合力。一是加強上級執行機構對下級執行機構的指揮協調能力，構建強有力的層級執行體系。執行組織不同於審判組織，各級法院審判組織之間是相對獨立的，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有監督和指導作用，但是執行工作強調配合協作，不同於審判組織，因此要加起上級組織對下級組織的指揮協調，從而形成合力，強化執行力量。二是要探索執行體制改革，推動實行執行權和審判權相分離的體制，避免執審互相影響，實現執行工作的專門化。三是完善委託執行的程序，完善約束機制，將辦理委託執行納入考核，科學限定執行期限，增強各地法院對執行工作的協作。

7.完善強制措施。對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堅決依法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扣劃、拍賣、變賣等強制執行措施，加強對失信被執行人的懲治力度，將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依法對其進行信用懲戒。對故意隱匿、變賣、轉移財產的，故意拖延執行、態度惡劣的，或者暴力抗拒執法的，應該完善司法解釋，細化適用情形，依法採取罰款、拘留等措施。還應完善司法解釋，擴大和明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決、裁定罪的適用范圍，增強刑罰的威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