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法院
對審判委員會委員、現任或曾任巡迴法庭主審法官按要求審查後，提請遴選委員會審議入額。
對審判員採取考核方式，擇優入額。
對助理審判員採取業績考核為主、考試為輔的方式擇優入額。
⑵ 宋教仁和宋氏三姐妹是什麼關系
宋教仁和宋氏三姐妹沒有直接關系。
宋教仁出生在湖南，而宋氏三姐妹是海南人，在美國長大。宋教仁游吵和他們，只是都姓宋而已陵磨扒。
宋教仁，字得尊，號遁初，一作鈍初、遯初、敦初，別號漁父，化名犟齋、宋錬、中島等，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仙瑞鄉上坊村香沖人。中國近代革命先驅者之一，被稱作為「中國憲政之父」。
(2)宋志法院擴展閱讀：
宋教仁的教育思想是在他政治活動中形成的，與其政治思想分不開。他認為「教育必須為政治革命的利益服務，用革命的教育來動員群眾同情和參加政治活動」。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宋教仁任製法院院長，頒發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並主持創辦了江漢大學。
他提出了「教育為立國之本」、「強國之要，學戰為先」的教育強國主張，以及一整套以道德建設為核心內容，以發展以「科學與民主」為主要目標的「社會改良論」。
宋教仁是近代中國報刊政論家。在整個辛亥革命時期，他始終比較重視新聞實踐工作，在籌建革命組織，開展反清武裝起義的同時，從未放棄文字宜傳的斗爭。
光緒三十年亡命日本，宋教仁組織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進行反滿尺昌的民族主義和反帝的愛國主義宜傳，以至嗣後該刊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刊物，以《民報》的面目出現，為革命搖旗吶喊。
從此，宋氏的報刊宜傳一發不可收拾。他還直接參與創辦、指導和支持其他革命報刊，成為了資產階級革命派新聞實踐工作的有力領導者和組織者。宋教仁的新聞思想始終是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情懷。
⑶ 一審原告對法院一審判決不服，怎樣寫上訴狀
一審原告對法院一審判決不服，在法定許可權內，可以上訴。上訴狀格式：
一、首部
標題，寫明文書名稱「民事上訴狀」或「上訴狀」。
二、正文
1、當事人
按上訴人、被上訴人、第三人的順序列寫他們的基本情況。填寫時應當注意：
（1）首先列寫上訴人，然後列寫被上訴人。並根據案情需要，列寫他與上訴人之間的關系。被上訴人不止一個的，依次列寫他們的基本情況。列完被上訴人之後，如有第三人的，即列寫第三人。
（2）民事上訴案件，在當事人稱謂上，應標明他們在原審的訴訟地位。如「上訴人（原審被告）」或「被上訴人（原審原告）。」
（3）當事人是自然人的，寫明其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所。住所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寫經常居住地；當事人是法人的，寫明法人名稱和住所，並另起一行寫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職務；當事人是不具備法人條件的組織或起字型大小的個人合夥的，寫明其名稱或字型大小和住所，並另起一行寫明主要負責人的姓名和職務；當事人是個體工商戶的，寫明業主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住所；起有字型大小的，在其姓名之後用括弧註明「系……（字型大小）業主」。
（4）有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的，應列項寫明其姓名、性別、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所，並在姓名後括注其與當事人的關系。
2案由
依次寫明案由、原審人民法院名稱、原判決或裁定時間、文書的字型大小以及裁判文書名稱，作上訴的表示等內容。這一段，只要把上述幾個內容表述清楚，文字通順就可以了，不一定千篇一律，一字不訛。但是，必須具有法律文書的語言特點。這一段可表述為：「上訴人因一案，不服人民法院年月日所作的（年度）字第號一審民事判決（或裁定），特向你院提起上訴。現將上訴的請求和理由分述如下：」或者是：「上訴人因 一案，對人民法院所作的（年度）字第號的一審民事判決，表示不服，現提起上訴。上訴請求理由如下：」
3．上訴請求
依次寫明三項內容：
（1）十分簡要地綜合敘述一下案情全貌，使看訴狀的人知道本案是怎麼一回事；接著全文寫明原審裁判結果（即結論）的內容。
（2）對原審裁判主文是全部不服，還是對哪一部分不服？
（3）說明具體的請求目的，是要求撤銷原審裁判，全部改變原審的處理決定，還是要求對原審裁判作部分變更。 請求目的，更要寫得明確、具體、詳盡。想達到什麼目的，就一針見血地提出來，不能含糊其辭地說：「請求上級法院俯予照顧，適當變更原判」、「請求上級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決」或者是「請求上級法院給我做主」等類的空話。同時，要把請求目的全部寫出來，有幾條就寫幾條，不要疏漏。當然，如果屬於考慮不周，在上訴審審理過程中再提出補充或變更訴訟請求，也是允許的。
4．上訴理由
民事上訴狀，在論證理由上，主要是針對原審裁判說話，而不是針對對方當事人；民事起訴狀則完全是論述對方當事人的無理之處。這就是上訴狀和起訴狀在寫法上的根本區別之點，我們必須切實加以掌握。如果上訴時，再將原審的起訴狀或答辯狀拿來，改頭換面，照抄照摘，這不僅僅是不符合上訴狀製作方法，更重要的是立論指向不明，文不對題，使上訴請求變成沒有基礎的東西，往往不能被上級人民法院所採納針對原審裁判，論證不服的理由，不外乎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對原審認定事實錯誤的論證。著重提出原審裁判所認定的事實是全部錯誤，還是部分錯誤；說明客觀事實真相究竟如何。上訴狀中提出的與原審認定的事實相對抗的客觀事實真相，必須舉出確鑿充分的證據來加以證實。人民法院處理案件，首先是「以事實為根據」的，只要能夠把原審認定的事實全部或部分推翻了，不言而喻，必然會導致其處理決定的全部或部分改變。
（2）對原審確定性質不當的論證。這要具體指出其定性不當之處。民事案件同樣存在著定性問題，也就是確定案由問題。例如同母異父兄弟，哥哥要求弟弟歸還他父親祖遺的房屋，而弟弟卻說對該項房屋享有繼承權，要求分割繼承，這就牽涉定性問題。如果定性不準，則處理上必然不當。
（3）對原判適用實體法不當的論證。這就是指原判引用有關的實體法條文，或者是與案情事實不相適應；或者是在引用有關法律條文上存在著片面性。只引用了一部分有關條款，忽視了另一部分的有關條款；或者是曲解了法律條款等等，以致造成處理不當的。要舉出有關法律條款，加以具體地分析論證。
（4）對原審適用程序法不當，因而影響正確審判的論證。這是指原審在審理案件中，違反了程序法的規定，因此造成案件處理不當的，可以據實予以提出，以作為要求改變原審裁判的理由。如果原審在案件審理中，雖有違反程序法規定之處，但處理並無不當，則不應作為惟一的上訴理由。
總之，上訴理由部分，在論證時應當注意：一是駁論要有理有據，措詞要得體，同樣要求堅持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遣詞用語切忌無限上綱；二是對原審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的正確部分，也就是沒有爭議的部分，有原審裁判可供上級人民法院審閱，因此，在上訴狀中一般無須重復敘述，也不必說明對這些部分表示同意，以免造成上訴狀文字冗長。
5．最後是結束語。通常的寫法是：「綜上所述，說明人民法院（或原審）所作的判決（或裁定）不當，特向你院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或裁定），給予依法改判（或重新處理）。」
三、尾部
1．寫明致送機關的名稱，可分三行寫為：「此致人民法院轉報中級（或高級）人民法院」；也可直接寫為：「此致中級（或高級）人民法院。」
2．正文右下方由上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註明製作本文的日期（年月日）。
3．附項寫明： 本上訴狀副本 份； 物證 （名稱） 件； 書證 （名稱） 件； 證人證言 （姓名） 住址
⑷ 古代沒有法院嗎為什麼由縣官親自審案
有的！
夏朝不可考，商朝開始有了司寇；西周有大司寇，周天子就是最大的法官，下設各小司寇；秦朝是廷尉；西漢同秦，但是出現了檢察官分權，甚至還有地方檢察官（司隸校尉）；魏晉有御史台；北齊到隋唐宋有大理寺；明清代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各司其職，重大案件還要三司會審。
但是你說縣官審案這事吧……
我問一句，假設古代我住嶺南廣州，都城在長安。我今天丟了一隻雞，我懷疑是鄰居偷的，於是我為了一隻丟掉的雞，跑了幾千公里（沒高鐵，只能坐車。你要窮苦人就走著去！），去長安呈遞訴狀。
請問我這是缺心眼還是怎的！？
所以自西周起，就已經有地方官，直接在當地行使處理地方司法了。而且自宋朝起，還出現了中央派出司法機構。
⑸ 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訴訟程序上存在哪些問題並說明
1、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的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有法定情形之一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所以被告人如果認為審判人員有法定應該迴避的情形，有權要求他們迴避。
本案中，三被告人在法庭開庭審理本案時，發現審判員李某的兒子曾被他們打過，並為此事被公安機關拘留和罰款，認為由李某參與處理本案，可能出現不公正的情況，有思想顧慮，為此向法庭提出讓審判員李某迴避的申請是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的。
而某區人民法院合議庭在法庭審理中對於三被告人提出的迴避申請不予認真考慮，也未向法院院長報請批准，即草率予以駁回的做法是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迴避制度的。其正確做法是休庭後，將三被告人的迴避申請報請院長決定是否讓審判員李某迴避。
2、根據我國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在刑事案件的審判過程中，人民檢察院具有雙重身份、承擔雙重職能：一方面，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承擔控訴犯罪的職能；
另一方面，又以法律監督者的身份擔負對審判活動進行監督的職能。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9條還特別詳細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
這里規定的是人民檢察院對審判程序是否合法而進行的監督，這種監督的主要內容是：法庭組成人員是否合法；審理案件是否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
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審理過程中就程序問題所作的決定是否合法等。本案中，某區人民檢察院出庭支持公訴的公訴人宋某發現合議庭駁回三被告人的迴避申請違反了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迴避制度，即向法庭提出糾正意見是合法的，正確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職責。合議庭對公訴人的意見不予採納，決定繼續開庭是非常錯誤的。
3、法庭工作人員拒絕接收被告人許傑的辯護人金鋒律師的辯護詞是錯誤的：
其一，辯護律師的職責，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被告人無罪、罪輕、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辯護律師依法辯護，既不受被告人意志的約束，也不受審判人員意志和觀點的左右。
合議庭組成人員不能要求辯護人的意見必須與自己的意見或觀點吻合接近。律師辯護，是被告人行使辯護權的重要方式。對於辯護律師的意見，人民法院應當給予充分考慮。
其二，根據《關於律師參加訴訟的幾項補充規定》的規定，對於律師提供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在必要時，可以自行查證核實；律師向人民法院正式提出的書面證據、辯護詞、代理詞，人民法院必須人卷。
可見，本案被告人許傑的辯護人金鋒律師向法庭提交辯護詞是依法進行，人民法院可以有理由地對辯護意見不予採納，但法庭工作人員拒收辯護詞卻是不合法的，相反，應當按規定收人案卷。
4、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規定，宣告判決，一律公開進行。當庭宣告判決的，應當在 5日以內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定期宣告判決的，應當在宣告後立即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由此可見，宣告判決可以當庭進行，也可以定期進行，但宣判後，判決書應依法送達。
本案中，某區人民法院對三被告人作出有罪處刑判決，並選擇了定期公開宣判方式，這些都是合法的。但在宣判後第3日才將判決書送達三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卻是錯誤的。因為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定期宣判的，應當立即送達。
5、某區人民法院審理本案從受理到宣判共歷時兩個月零八天，超出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審辦案期限。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8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1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1個半月。
有本法第126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准或決定，可以再延長1個月。人民法院改變管轄的案件，從改變後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計算審理期限。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的案件，補充偵查完畢移送人民法院後，人民法院重新計算審理期限。」應當指出，審判期限的計算是從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第二天算起；
改變管轄和補充偵查的公訴案件應重新計算審理期限；對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原審人民法院從收到發回案件之日起，重新計算審理期限；對被告人作精神病鑒定的期間，不計入辦案期限。
本案中某區人民法院審理三被告人的故意傷害一案，從受理到宣判共兩個月零八天，其間未經高級人民法院批准，也不屬於改變管轄和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的情況，因此，本案的審理期限不符合法律規定。
6、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上訴後，由審判員王某某、朱某某和人民陪審員李某某組成合議庭，這是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7條第4款規定：「人民法院審判上訴和抗訴案件，由審判員3人至5人組成合議庭進行。」
本案系二審案件，依法只能由審判員組成的合議庭進行審理，不適用陪審制度。因此，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由審判員與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審理上訴案件的做法是違法的。
7、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原審判決對被告人萬得勝、許傑量刑過輕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並指令原審人民法院判處加重未上訴被告人刑罰的做法違反了兩審終審制。第二審人民法院將案件發回重審後，對案件重新進行實體審理的是第一審法院，因此，對案件的判決，只能建立在依法對事實和證據進行重新審查的基礎之上，由第一審法定審判組織依法作出。
如果在此之前，第二審法院即對案件的第一審判決的具體結論作出指示，這不僅超越了職權，而且影響和干涉了第一審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使兩審終審制變成了實質上的一審終審制，從而使案件判決後的上訴或抗訴形同虛設。同時這種作法也違反了上訴不加刑原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90條第1款明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審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近親屬上訴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本案中，只有被告方單方提出上訴，人民檢察院沒有提出抗訴，在這種情況下，第二審法院以量刑過輕為由，借發回重審之名，行加重被告人刑罰之實，與第二審法院直接加刑並無本質區別。這顯然是在故意規避法律。
8、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情形只有兩種：一是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二是原判決有嚴重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情形的。這既是對第二審的要求，也是對第二審的約束。本案中，原判決並沒有出現上述兩種情形之一，而僅僅是量刑不當，則不具備發回重審的法定條件。
9、該案發回重審後，某縣人民法院由同一審判組織。
⑹ 中國國際法學會的理事成員
名譽會長
任建新（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
史久鏞（國際法院原院長）
王厚立（外交部法律顧問、外交部條法司原司長）
會長
李適時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常務副會長
饒戈平（北京大學教授）
劉振民（外交部長助理）
曲星（外交學院副院長）
兼職副會長
周忠海（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長）
尚明（商務部條法司）
黃進（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劉楠來（中國社科院法學所）
金克勝（外交學院國際法系）
李兆傑（清華大學法學院）
秘書長
秦曉程（外交學院）
常務理事
（包括上述學會會長、常務副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在內）:
趙秀文（人民大學）王傳麗（女，中國政法大學）李保東（外交部）
鍾建華（外交部領事司）高之國（國家海洋局）董世忠（復旦大學）
張勇（南開大學）董立坤（深圳大學）陳致中（中山大學）
王獻樞（中南政法學院）李金榮（西南政法學院）朱攬葉（女，華東政法大學）
曾令良（武漢大學）曾華群（廈門大學）李勇（中國貿促會法律部）
江國青（外交學院）陶正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李鳴（北京大學法學院）
朱文奇（人民大學法學院）凌兵（香港城市大學）王小耘（上海小耘律師事務所）
張緒生（北京競天律師事務所）王紅松（北京仲裁委員會）周洪鈞（華東政法大學）
周漢民（上海世博會展覽事務局）趙建文（中國社會科學院）
學會高級顧問、學會顧問
汪道涵 馬駿端木正邵天任 費宗禕
羅豪才 朱曾傑 徐鶴皋 魏家駒 潘抱存
蘭明良 許光建 梁西趙維田盛愉
陳公綽 邵津 賀其治 黃嘉華 沈韋良
吳煥寧 邵循怡 鄭成思 徐振翼 高爾森
高樹異劉文宗唐厚志范國祥畢季龍
謝啟美 陳平初 李道豫 史久鏞 任繼聖
姚壯 湯宗舜 沈達明 陳魯直 郭日齊
郭壽康 錢驊 陳安 鄭兆璜 丘日慶 歐陽楚屏
理事名單
（理事候選人均由本人所在單位根據學會提出的條件和名額推薦）
丁麗柏
女
重慶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教研室
萬鄂湘
男
武漢大學法學院國際法研究所
王玫黎
女
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教研室
劉仁山
男
中南政法學院國際經濟法系
朱崇實
男
廈門大學法學院
余勁松
男
武漢大學法學院
李仁真
女
武漢大學法學院國際法系
楊澤偉
男
中南政法學院國際經濟法系
肖永平
男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
鄒立剛
男
中南政法學院
陳治東
男
華東政法學院國際法系
周洪鈞
男
華東政法學院國際法系
徐崇利
男
廈門大學法律系
謝石松
男
中山大學法律系
慕亞平
男
中山大學法律系
王可菊
女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
陶正華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
楊力軍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
李旺
男
清華大學法學院
叢文勝
男
軍事科學院軍制部
趙少群
女
貴州大學法律系
柯良棟
男
公安部法制局
劉錦
女
海南大學
韋經建
男
吉林大學法學院
車丕照
男
清華大學法學院
呂岩峰
男
吉林大學法學院
劉世元
男
吉林大學法學院
洪莉萍
女
上海政法管理幹部學院（上海大學法學院）
浦偉良
男
上海政法管理幹部學院
秦曉程
男
外交學院
葉興平
男
深圳大學法學院
高智華
女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
邵沙平
女
武漢大學法學院
賈午光
男
司法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
何敏
女
司法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涉外涉港澳台處
劉偉民
男
中國民航管理幹部學院
王雪江
男
中國民航總局安全技術中心
夏興華
男
民航總局體改法規辦公室
李培傳
男
國務院法制辦
李建
男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政法勞動社會保障法制司
吳浩
男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財政金融法制司
回滬明
男
最高人民法院
李健
男
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庭
邵文虹
女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賀慶
男
國家法官學院
顧經儀
女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王 慧
女
北京大學法學院
龔刃韌
男
北京大學法學院
余敏友
男
武漢大學法學院
白桂梅
女
北京大學法學院
邵景春
男
北京大學法學院
黃亞英
男
西北政法學院國際法系
王浩
男
西北政法學院法學四系
劉曉蜜
女
河北大學法律系
王叔良
男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室
王生長
男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陳波
女
中國貿促會法律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
高宗澤
男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
馮秀梅
女
同上
朱洪超
男
上海市聯合律師事務所
劉大力
男
上海市通力律師事務所
戰寧
男
北京時代律師事務所
肖微
男
北京君合律師事務所
謝思敏
男
信利律師事務所
韓小京
男
北京通商律師事務所
葉蓁
男
外交部領事司
張軍
男
外交部國際司
高燕平
女
駐美使館
黃惠康
男
外交部條法司
胡志強
男
外交部條法司
王宗來
男
外交部條法司
王曉渡
女
外交部條法司
尹玉標
男
外交部條法司前司長
王淑芬
女
外交部條法司
蘇偉
男
駐聯合國代表團
馬亞歐
男
外交部條法司
徐宏
男
外交部條法司
段潔龍
男
外交部條法司
劉大群
男
外交部條法司
高風
男
外交部條法司
李燕端
女
外交部條法司
王海英
女
煙台大學法律系
吳雙全
男
蘭州大學法律系
黃瑞
女
江西南昌大學政法學院
陳立虎
男
蘇州大學法學院
劉健
男
湘潭大學法學院
徐天錫
男
上海市法學會
馬曉玲
女
安徽大學法學院
王在邦
男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政治研究室
張靈強
男
山東青島大學文學院法律系
張恆山
男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
沈秋潮
男
中央軍委法制局
趙建文
男
鄭州大學法學院
宋永新
男
浙江大學法學院
陳寒楓
男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辦公室
周衛國
男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辦公室條法處
吳慧
女
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
周建海
男
中國政法大學
劉廷吉
男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
佟連發
男
遼寧大學法學院
張文彬
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董安生
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牛文軍
男
內蒙古大學法學院
劉金科
男
東北財經大學法律系國際經濟法教研室
劉滿達
男
寧波大學法學院
周曉燕
女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條約法律司
萬國華
男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法研究所
程寶庫
男
南開大學法政學院
江國青
男
外交學院
劉慧珊
女
外交學院
盧松
男
外交學院
許軍珂
女
外交學院
許建中
男
外交學院
任超英
男
中國民航總局航空安全中心
吳高盛
男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
梁淑英
女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教研室
黃丹涵
女
中國建設銀行法律部
許衛凌
男
中國司法雜志社
張慶珍
女
山西大學法學院
湯樹梅
女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江偉鈺
女
南京審計學院
周健
男
外交部
趙永琛
男
公安大學科研處
⑺ 河北最新任免來了→
河北省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八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閉幕選舉產生新一屆省記協領導機構
6月6日下午，河北省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八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後在石家莊閉幕。會議期間，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省記協領導機構。
河北省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八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名單
主 席：桑獻凱
副主席： 董福印（專職）
(以下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運發 王洪峰 王雪漫（女） 劉唯一 李麗（女） 李社軍 錢江（女） 徐運平 韓德強 樊振宇
秘書長：董福印（兼）
衡水
衡水市人民政府關於張英軍等同志任免職的通知
市直有關部門：
經市政府研究決定：
張英軍同志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不再擔任市政府督查室主任職務；
王義朋同志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不再擔任市政府督查專員職務；
董洪斌同志任市政府副秘書長（試用期一年），不再擔任市政府辦公室副調研員職務；
宋鴻傑同志任市政府副秘書長（試用期一年）；
盧洪寬同志任市發展改革委調研員，不再擔任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職務；
孫緋同志任市財政局調研員，不再擔任市財政局副局長茄螞握職務；
徐丙安同志任市商務局調研員，不再擔任市商務局副局長職務；
谷學濤同志任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副局長（試用期一年）；
鄭彥敏同志任市醫療保障局調研員；
李秋良同志任市戒毒所所長（副處級，試用期一年）；
王建旭同志任衡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正處級，試用期一年），不再擔任衡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副調研員職務；
張百芳同志任衡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招商局局長（副處級）；
王文忠同志任衡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安全監督管理局局長（副處級，試用期一年）；
袁建軍同志任衡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綜合辦公室主任（副處級，試用期一年）；
孟九國同志任衡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改革發展局局長（副處級，試用期一年）；
提名趙縣宗同志任市建設投資集團董事長，不再擔任衡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職務；
提名李連兵同志任市供銷社理事會主任；
門保彬同志不再擔任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職務；
劉立坤同志不再擔任衡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職務；
邢廣安同志不再擔任市公安局副調研員職務；
王恩忠同志不再擔任市公安局副局長職務；
劉建武同志不再擔任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副局長職務；
支軍同志不再擔任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副調研員職務；
李保芳同志不再擔任市發展改革委調研員職務。
衡水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8日
衡水市人民政府關於紀文水等同志任職的通知
市直有關部門：
經市政府研究決定：
紀文水同志任市生態環境局副局長；
崔延斌同志任市生態環境局環境督察專員（試用期一年）；
宋愛勇同志任市生態環境局副調研員；
劉建軍同志任市生態環境局副調研員。
衡水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22日
衡水市人民政府關於袁文慧等同志任免職的通知
市直有關部門：
經市政府研究決定：
袁文慧同志任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副調研員；
季鐵庄同志任市民政局副調研員；
王忠同志任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調研員，不再擔任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副局長職務；
劉繼榮同志任市退役軍人事務局副調研員；
劉燕俠同志任市人防辦副調研員；
封寶國同志任市行政審批局副局長（試用期一年），不再擔任市行政審批局副調研員職務；
王長淼同志任市行政審批局副局長（試用期一年）；
索紅梅同志任市行政審批局副調研員；
趙志廣同志任市農業農村局調研員，不再擔任市農業農村局副局長職務；
許東升同志任市商務局調研員，不再擔任市商務局副局長職務；
杜曙光同志任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調研員，不再擔任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副局長職務；
趙振川同志任市工業和信息化局調研員，不再擔任市工業顫慶和信息化局副局長職務；
王福謙同志不再擔任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副調研員職務；
於萬選同志不再擔任市工業和信息化局副局長職務；
馬學明同志不再擔任市行政審批局副局長職務；
周愛純同志不再擔任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副調研員職務；
郝連水同志不再擔任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副調研員職務。
衡水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31日
保定盧少澤任保定市委委員、物畢常委
據保定市政府官網消息，近日，省委決定：盧少澤同志任保定市委委員、常委；郭衛東同志不再擔任保定市委常委、委員職務。
盧少澤，男，漢族，1966年3月出生，山西文水人，在職研究生學歷，1984年11月入黨，1983年9月參加工作。曾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黨務局副師職幹事，六十五集團軍裝甲第一師副政治委員，代理海軍航空兵第二師副政治委員（一年），六十五集團軍裝甲第一師副政治委員，北京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2015年6月任保定軍分區政治委員，2017年6月任保定軍分區政治委員（調整改革，重新任命），2019年5月任保定市委常委、保定軍分區政治委員。
保定市人大常委會決定任免人員名單
（2019年6月6日保定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
決定任命：
李洪強為保定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局長。
決定免去：
趙其國的保定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局長職務。
保定市人大常委會任免人員名單
（2019年6月6日保定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
任命：
楊改琴（女）為保定市監察委員會委員；
董品輝為保定市監察委員會委員；
陳曉波為保定市監察委員會委員。
免去：
楊敬新的保定市監察委員會委員職務；
劉景桂的保定市監察委員會委員職務；
段志偉的保定市監察委員會委員職務。
保定市人大常委會任免人員名單
（2019年6月6日保定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
任命：
劉克偉為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
楊晏燕（女）為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行政審判庭庭長；
呂建軍為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執行實施庭庭長；
張國安為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副庭長；
孟麗敏（女）為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副庭長。
免去：
劉克偉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副庭長職務；
楊晏燕（女）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職務；
呂建軍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實施庭副庭長職務；
張國安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副庭長職務；
孟麗敏（女）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副庭長職務；
李全和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實施庭庭長職務；
趙志宏（女）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副庭長職務；
孫欣欣（女）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副庭長職務；
陳佳（女）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副庭長、審判員職務；
周英民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員職務；
王泉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員職務；
喬永忠的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員職務。
承德傅海旺新任承德市政府黨組成員
據承德市政府官網信息顯示，傅海旺新任承德市政府黨組成員。
傅海旺簡歷
傅海旺，男，1966年10月出生，河北圍場人，滿族，1990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6年7月參加工作，河北大學自考經濟學專業畢業，大學學歷，經濟學學士。
1986.07-1986.11 圍場縣衛生局幹部
1986.11-1988.11 平泉縣社會保險所科員
1988.11-1990.05 中國銀行平泉縣支行科員
1990.05-1992.07 承德地區勞動人事局科員
1992.07-1993.08 承德地區勞動服務公司副經理
1993.08-1995.06 承德市勞動服務公司副經理
1995.06-1999.08 承德市勞動局失業保險所所長（1993.09-1996.09參加河北省委黨校函授學院經濟專業學習)
1999.08-1999.12 承德市勞動局失業保險所所長,灤平縣政府縣長助理(掛職)（1997.11-1999.11參加中國農業大學研究生課程進修班經管專業學習)
1999.12-2000.12 灤平縣人民政府副縣長(掛職)
2000.12-2002.06 灤平縣政府副縣長（1999.09-2002.06參加河北大學自考經濟學專業學習)
2002.06-2002.08 承德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
2002.08-2003.03 承德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黨組成員
2003.03-2003.07 承德市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室黨組成員
2003.07-2008.06 承德市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黨組副書記
2008.06-2008.07 寬城滿族自治縣委副書記、政府副縣長、代縣長
2008.07-2011.08 寬城滿族自治縣委副書記、政府縣長
2011.08-2013.11 寬城滿族自治縣委書記
2013.11-2016.02 豐寧滿族自治縣委書記
2016.02-2016.10 承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黨工委書記、 管委會主任
2016.10-2019.04 承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河北省科學技術廳副巡視員
2019.04- 市政府黨組成員、承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省科學技術廳副巡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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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河北新聞網微信綜合整理自河北日報、承德市政府網站、保定市政府網站等
編輯|吳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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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最高法院關於認定法官錯案的解釋
法官問責機制,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即錯案責任追究制度。這一制度始終貫穿於中國司法文化史,古代司法官責任追究制度對現今法官錯案責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歷史參考價值。
我國司法官責任制度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時代。西周時即有提出「五過之疵」。到了唐代,司法制度進一步完善,《唐律疏議》(以下簡稱《唐律》)規定的司法官責任制度完善詳備,成為後世的藍本,影響至今。研究分析傳統懲戒制度,對於我們進一步完善現行制度或許大有裨益。
中國古代「錯案」的認定與當下制度規定
對於「錯案」的釐定,我國傳統上一般從如下三方面進行。
第一,「實體」或「程序」出錯。《唐律》作為中國古代刑律制度的集大成,也是古代司法官責任制度的典型代表。其中,它不僅規范了實體裁判錯誤的責任事項,也對違反審判程序的責任作出了具體規定。例如,司法官斷罪要引律條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皇帝的敕令如果沒有成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不得在判決中引用,如隨便引用導致斷定有所出入的,要受追究,「諸違令者,笞五十。」死刑案件在執行前要經復核程序,須經三復奏或五復奏。對這些程序性規定的違反,要相應地追究司法官的罪責。《唐律》在定罪量刑、案件管轄、刑訊標准、復核制度、司法違限、判決書寫等方面做出了較為完備的程序性規定。逐級審轉復核制度,具有發現、糾正錯誤判決的作用,較為有效地實現了國家司法審查的職能。
第二,法官主觀意識存有重大「過錯」。據史料記載,秦朝第一次根據司法官的主觀心理狀態將司法責任予以區分。以故意為要件構成的為「不直」罪和「縱囚」罪。「不直」分為「罪重而故意輕判」與「罪輕而故意重判」;「縱囚」指應當入罪而不入罪,或是故意減輕情節放縱犯罪。以過失為構成要件的是「失刑」罪,即法官因過失而錯誤衡量了案件事實,如對犯罪證物的錯誤認定、贓物價值的錯誤計算等,此為失刑,亦該當罪責。根據司法官吏故意與過失的心理狀況不同,對司法官責任加以區分,確定不同的科刑標准,具有開創意義。
第三,行為與結果上的過錯並存。中國古代刑事審判中,司法官審判行為上的違法違規與司法造成嚴重危害後果(不問司法官是否存在主觀過錯),均會受到司法追責,遭到刑事或行政處罰。質言之,司法行為與嚴重危害後果只需具備其中一條,司法官便會被依法追責。《唐律疏議·斗訟》有雲:「諸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陳事實,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 《問刑條例·捕亡》曰:「各府、州、縣掌印、巡捕官,但有死罪重囚,越獄三名以上,俱往俸戴罪,勒限緝拿。」司法上的過錯或瀆職行為一旦被發現或造成惡劣後果必會受到上級追究,須為此承擔相應責任。
根據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建立法官、檢察官懲戒制度的意見(試行)》的通知,錯案可理解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案件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錯案應當是法官在審判工作中,「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的案件,對該類錯案,「依法應當承擔違法審判責任。」概言之,錯案責任追究需以法官主觀意識上存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前提,需要排除因一般過失而導致案件錯誤的情形。因一般過失導致案件錯誤,具有一定的發生概率,這種情形通常可被容忍、理解或解釋。當然,這種情形也要根據具體過錯程度和危害後果的不同,相應地接受法院內部審判監督組織的考評和處理。
《意見》提出,「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既包含了行為上積極的違法違規行為,又包括了消極的瀆職不作為行為,既表明行為上存在過錯,又突出了結果上的嚴重程度。可以說,司法責任制改革背景下的法官問責機制在錯案追究中,將司法行為與結果並重,既強調行為上存在過錯,又標明結果的嚴重性。而且,過錯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聯系,過錯行為直接促成危害後果的發生。只有具備了行為與結果上的過錯並存,才能依法對法官適用錯案責任追究。
錯案擔責的傳統規定與當下錯案追究
在中國古代司法體系中,受法家思想影響,刑罰力度一般較強,有的朝代甚至提倡嚴刑峻法。中國古代「重刑輕民」,司法機關的設置、訴訟原則的確立、訴訟制度的完善,都是以保障刑事訴訟實施為核心的。民事案件多由基層審理並作出判決,無須逐級審轉,甚至無須進入司法程序,而由鄉鄰、親族「調處息訟」。在刑事案件審理上的弊端稱為「出入人罪」,民事案件上的失輕失重稱為「按讞不實」,按讞不實也需承擔相應責任,但相比「出入人罪」的刑責而言處罰力度較輕,一般只承擔行政責任。由於「出入人罪」關繫到刑事案件的錯誤審判,直接對被告人生命健康權產生重大影響,司法官將因此承擔刑事上的牽連責任。
《唐律》中關於斷獄決罰失法有記載:「諸決罰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及杖粗細長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將司法官違法決罰的責任形式明示,告誡官員依法斷獄決罰,如若失法,將負有牽連罰則,按照「反坐」原則對其論罪處罰。《宋史·刑法志》記載,宋仁宗時,「凡集斷急按,法官與議者並書姓名,議刑有失,則皆坐之。」進一步明確了司法官與議者之間對於錯案的共同責任。陳顧遠先生指出,「法官斷獄,失出入者皆負相當之責任,此實中國訴訟史上一大特色,其他應負之責亦極繁多,俾執法者仍有法之須遵守也」。即便如此,在史籍中司法官因出入人罪而被判處刑罰的例子較少,往往最終變更為行政處罰。古代罰則中,以官抵刑較為常見,在「刑不上大夫」的階級社會,刑罰則主要是用於統治管理社會普羅大眾的法寶。
當下的司法責任制改革以「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為指導原則。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指出:「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以及「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准,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2015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了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實行辦法。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印發《關於建立法官、檢察官懲戒制度的意見(試行)》的通知,初步勾勒出法官、檢察官違法責任懲戒機制。2017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試行)》,將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改革進程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意見》第37條指出,「對應當追究違法審判責任的相關責任人,根據其應負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等有關規定處理:(1)應當給予停職、延期晉升、退出法官員額或者免職、責令辭職、辭退等處理的,由組織人事部門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和程序依法辦理;(2)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由紀檢監察部門依照有關規定和程序依法辦理;(3)涉嫌犯罪的,由紀檢監察部門將違法線索移送有關司法機關依法處理。」根據處理意見可得知,對於法官問責應區分三種情形:一是單位內部人事處分,二是單位內部紀律處分,三是司法機關違法處理。單位內部的人事和紀律處分統歸於內部行政處分,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處理則屬於刑事處分。行政處分和刑事處分便成為問責法官的兩種最重要的處罰方式,這一點與中國古代對於司法官的責任追究方式大體相當。
《關於建立法官、檢察官懲戒制度的意見(試行)》中的一個突出亮點在於「懲戒委員會」的設立。「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設立法官、檢察官懲戒委員會。」懲戒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在於審查、認定法官、檢察官有無違法違規審判、檢查責任,並據此作出審查意見。由是觀之,我國正嘗試設立追究司法責任的專門機構。此前,世界各國也陸續建立了類似的司法追責機構:1946年,法國成立「高等司法官會議」,負責對法官、檢察官在內的司法官考核任命,並對違法裁判、行為不端的司法官行使懲戒權。1960年,美國加州建立有關法官行為守則的控告委員會,1981年各州建立被授權對司法不端行為進行調查、提起訴訟和裁判宣告的司法行為審查委員會,這些機構均被特別授權。德國設立專門的問責程序,司法官在職務上或職務外違反基本法或州的憲法秩序時,按彈劾程序對司法官予以調任、辭退、罷免等。日本由參眾兩院議員組成追訴委員會,當法官有職務上或職務外的違法違規行為時,由專門的彈劾法院加以裁判懲戒。因此,建立獨立的司法責任審查機構成為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共識,這對有效審查、認定司法責任、將追責機制真正落實到位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古今錯案的道德、法律責任
據《尚書·呂刑》記載,「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者,過弊也,即因緣情實,出入人罪之謂。官者,權也,乃濫用職權為不法處斷之謂。反者,報復也,即借職權以報私情私憤之謂。內者,謁人也,即被告或家族獻媚於司法官之妻妾家人以求保護。貨者,賄賂也,即司法官索取或收受賄賂。來者,請也,即請托說情。其罪惟均,即因此而為不法裁判的法官,科以與犯人相同之刑罰。司法官員違反職業道德和紀律出現「五過之疵」,在我國歷史上從不罕見。對於法官職業道德的約束和職業操守的建立也成為自古而來的傳統。古代為官,必修官箴,官箴提倡為官清廉、剛正不阿,「惟公生明,偏則生暗」「至公至正雖有邪私亦不為媚矣」「慎刑恤民」「細審明辨」等,從公正司法、司法為民的角度奠定了為官的品德與操守。
與此相對應地,現代司法實踐對於法官職業操守和道德品行同樣看重。《意見》指出,「法官有違反職業道德准則和紀律規定,接受案件當事人及相關人員的請客送禮、與律師進行不正當交往等違紀違法行為,依照法律及有關紀律規定另行處理。」《意見》將嚴重違德違紀行為即違法違規行為釀成的錯案責任追究納入到法官責任制實施意見中,將較輕的違德違紀行為「另行處理」,實際上是著重區分了這兩種責任類型,可理解為,因較輕的違德違紀行為造成的責任交由輕微的行政處分,因嚴重違德違紀行為造成的司法責任交由行政處分或刑事處分。筆者認為,這兩種情況雖然在過錯程度上有所區分,但均屬於法官應當依法追責的情形,可統歸到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中合並處理,共同由懲戒委員會審查、認定。2001年修正的法官法第七條第五項提出「清正廉明,忠於職守,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的行為規范准則,在職業道德和紀律上對法官提出嚴格要求。《法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更是對法官入職要求、審判規范、司法禮儀和道德修養等方面作出具體制度性規定,要求法官「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清正廉潔、品德高尚」,如此,才能「確保司法公正,維護國家法治尊嚴」。
自古以來,法官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便成為司法史上有效監督司法權行使、保障當事人利益、避免冤假錯案發生的重要手段。中華法系有著數千年的司法文化傳統,其中,關於錯案的認定方式、錯案擔責形式、法官職業操守、司法道德追求等,對現今的法官責任制改革都存在可供挖掘和借鑒的精華。現代司法在繼承傳統司法中的合理因素後,又相應吸收了人類優秀法治文明的成果,多種因素交疊、碰撞、融合,逐步發展成為具有本土特色和時代特色的現代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