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法官

㈠ 法官與當事人見面規定

法律分析：法官不得私下接觸當事人。

為了從源頭上構築起防止人情干擾的「隔離牆」，《規定》進一步細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關於法官不得私下會見案件當事人的規定，明確要求「法院工作人員不得私下接觸本人審理案件的案件當事人及其親屬、代理人、辯護人或者其他關系人」，同時要求法院工作人員「因不明情況或者其他原因接觸上述人員並可能引起社會公眾及案件當事人合理懷疑的，應當自行申請迴避」。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 第四十六條 法官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應當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 （二）隱瞞、偽造、變造、故意損毀證據、案件材料的； （三）泄露國家秘密、審判工作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 （四）故意違反法律法規辦理案件的； （五）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結果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 （六）拖延辦案，貽誤工作的； （七）利用職權為自己或者他人謀取私利的； （八）接受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利益輸送，或者違反有關規定會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的； （九）違反有關規定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的； （十）有其他違紀違法行為的。 法官的處分按照有關規定辦理。

㈡ 法官在開庭前的二十分鍾還給當事人打電話開完庭後給律師打電話這是不是串通

如果樓主確定是法官在開庭前的20分鍾有了頻繁的打電話的舉動，那麼這個確實可能有損版公平公正權公開，但是樓主在不肯定的情況下也不能夠亂說話。。
至少說樓主應該在調查清楚之後再去把這個發言權說明白，如果法國真的在開庭前經常性的給他的當時或者是其他的人打電話的話，露出至少應該想辦法去錄音。
或者說是知道它的內容才能夠有一個更好的解釋，當然不排除還可能說出了嫌疑人的賄賂，然後進行分通。
但是也不排除這個法官是清白的，沒有任何的問題，因為他有打電話的權利，所以樓主還是咨詢一下具體的一個律師，然後好好的去看一下你的下一步怎麼去解決你的案子如何去打官司的問題。。

㈢ 律師怎樣處理與法官的關系

法官與律師都是司法工作的從業人員，是國家法治建設的兩支隊伍，盡管他們工作的內容不同，但工作的目標是一致的。近年來，隨著司法改革的深入，律師已從國家公職人員序列中退出，市場化的經營運作，使律師不得不為自已生計而採用各種各樣的競爭手段。法官成了律師拉攏、腐蝕的對象，乃至於少數法官甚至成了他們挖空心思進行誣告、陷害的犧牲品。從最高法院，到基層各級人民法院，都相繼出台和制定了規范法官與律師關系的規定。不難看出，這些規定和措施的初衷是好的，對阻斷法官與律師的不良交往具有積極意義。但也應看到, 少數法院在規范法官與律師關系的同時，矯枉過正，把一些應該正常交往的同志關系、同學關系、親友、戰友關系都規定在禁止之列。
律師與法官之間種種不正常關系是客觀存在的。究其原因，律師與法官的看法各執一詞。大部分律師認為，這都是無奈的選擇，有些律師請客送禮並非為謀取非法利益，只是希望法官能夠依法辦案、公正審案、盡快結案。律師的不正常行為是被法官、被社會環境逼出來的。而一些法官卻認為，這樣的律師不讀書、不學習、不鑽研業務，欺騙當事人，充當掮客，這是投懷送抱，拉人下水。兩種說法各執一詞，貌似有理，但均為表面現象，並各有偏頗和片面。綜合客觀地分析，之所以產生這些不正常關系，則有其更深刻的社會原因。
1、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
「朝里有人好做官」、「衙門有人好辦事」，這是中國幾千年「人情社會」封建傳統思想的真實寫照。這種觀念至今依然固執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法官與律師的關系自然難以擺脫這種影響。
2、司法獨立在現實中遭遇尷尬。
「依法治國」作為憲法原則寫進我國憲法。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司法獨立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現實中，一些政府領導卻把法院看做是政府的職能機關，法院與法官也無法擺脫在人、財、物上對政府的依賴。面對政府對具體案件審判的干涉，法官更是處於無奈之中。司法不獨立現象的存在，導致當事人或者律師去分析、挖掘、利用能夠影響法官裁判的各種社會因素。使法官與律師原本正常的關系變得不正常。
3、法官較低生活待遇，讓法官難守清規。
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也食人間煙火，也有妻兒老小，也要供孩子上學，也要購車買房。但面對這些高額的消費支出，法官的低收入讓其捉襟見肘。面對物慾橫流的現實、商品經濟的熏風，一些法官心態難免失衡，難守清規。手中的審判權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訴訟掮客」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法官與律師的不正常關系，從某個角度上可以理解，但絕不允許。既然選擇了法官職業，就應當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規戒律。
在當今我國司法實踐中，面對已出現了法官與律師相互關系不規范的問題。例如，一些案件當事人及其委託的律師，為了尋求有利於對自己一方的裁判結果，違法對法官進行拉攏、賄賂、腐蝕；也有少數法官利用手中的審判權力，貪贓枉法、徇私舞弊，辦「關系案」、「人情案」和「金錢案」；也有少數法官與律師相互串通，利用各自的職業優勢，形成了經濟利益共同體，違反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損害當事人的利益等等。這種現象已成為社會生活中議論的熱點和關注的焦點，人民群眾對此也是深惡痛絕的。這種現象的存在，直接導致了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司法權威產生懷疑，敗壞了法官和律師的公眾形象，嚴重地影響了司法公正，損害了司法權威，有的已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已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
針對當今我國司法實踐中，法官和律師存在這種不適當關系的實際情況，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解決：
1、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法官職業的崇高感和自豪感。美國法學家亨利•梅利曼對普通法系國家法官職業這樣說過，「生活在普通法系國家中的人們，對於法官是熟悉的。在我們看來，法官是有修養的偉人，甚至是有父親般的慈嚴。
普通法系中有許多偉大的名字屬於法官。普通法系的最初創建、形成和發展，正是出自他們的貢獻。」英美法系國家法官的崇高地位，也不是一夜鑄就的，而是一代又一代法官不懈努力的結果。大陸法系的法官，尤其是現代中國的法官（人民的公僕、機關的職員）的地位與英美法系的法官雖不可同日而語，但我們也應有一個崇高的奮斗目標，並為了這個目標而培養自己獨立、中立、誠信的法官人格，並以自己獨特的人格和獨特的法律文化來詮釋自己的價值理念：人類社會離不開醫生和法官，醫生為人類治病，法官為社會治病。對於法官職業，只有有崇高感，才會有使命感，只有有自豪感，才會去珍惜。
2、對自己和家人負責，樹立反對司法腐敗是對自己及家人平安、幸福的有效保障的思想。反腐敗問題年年喊，但收效不大，前車之鑒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視，沒有引起多大的關注，總認為事不關己。原因是什麼？其中的一條就是倡導者沒有在成效上下功夫，講大道理多，沒提起大家的興趣，大家都彷彿置身事外，不是反腐敗的主體。我認為這個問題，從小道理講起，從自身的利益說起，成效可能會好一些。人非聖賢，走錯路是很有可能的，一旦你走錯了路，受害的不是自己一個人，而是一群人跟著受牽連，你的家人永遠抬不起頭，甚至失去唯一的生活來源和精神支柱，妻兒孤苦伶仃，老人晚景悲涼，親戚朋友說不起話。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這個錯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面對誘惑的候只要稍加聯想，後果就會出現在腦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的風險是不值得冒的。我們都辦過案件，同被告打過交道，有多少人是因一時的僥幸而釀成千古恨，有多少人在我們面前悔恨交加。如果不守住最後一道防線，說不定有一天懺悔的就是自己。稍有不慎，別人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3、自覺擺正與律師的工作關系，尊重律師的勞動，樹立公正的形象。法官工作時沒有朋友，面對的只是當事人，律師只是當事人的代言人，律師的職責法律有明文規定，擺正與律師的關系就是嚴格依法辦事，不逾越「隔離帶」，不碰撞「高壓錢」，常念「緊箍咒」，自守本份，與律師的交往以工作關系為限。
4、謹慎吃請，處理好同學、朋友、親戚與律師之間的關系。中國人講求民以食為天，而且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吃請的事少不了，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吃請也免不了。但吃請一定要看對象，一定不能吃當事人的，即使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請了，也要及時表明態度，消除影響。
5、自覺抵制各種誘惑，規范八小時之外的行為。我國正處於變革時期，社會心態相對浮躁，各種利益格局也在不斷地調整之中，法官工資待遇不高，各種誘惑肯定不少。面對誘惑，頭腦一定要清醒，非份之財不要想，意外之財不要伸手。我們要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社會發展了，我們的待遇自然會提高。抵制誘惑也好，規范8小時之外的行為也好，關鍵要靠自律，自己把握好自己，自己管理好自己。當你獨自一人的時候要把周圍想像為到處都是盯著你的目光，到處都有警繩。事實證明，世界上沒有別人發現不了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㈣ 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關系是領導關系對嗎為什麼

我國法院上下級之間是一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而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法院內的上下級的這種級容別不是行政上級別，而是一種審判級別。因為我國實行的是兩審終審制，以刑事案件為例，第一審法院審判後作出的判決或裁定，如果被告人不服可以上訴，檢察院認為判決或裁定有誤，可以抗訴，上訴或抗訴後，引起第二審審判。所以法院上下級之間通常規定審判級別，就容易確定案件的管轄和審判級別。當然，最主要的是，為了保證審判的獨立進行，保證司法的公正，法院在審判案件時不能有任何的干擾，如果法院上下級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那麼上級法院就有權指揮、命令下級法院，下級法院就得服從上級法院的指揮與命令。這樣一來，就無法保證審判的獨立，也就無法保證司法的公正。實踐中，有的下級法院為了確保自己做出的判決不會在二審時被上一級法院改變，就在作出判決前向上一級法院進行所謂的「請示」，則一些上級法院的法官也以「上級領導」自居，對這種請示進行「指示」，從而使兩審終審制變成了事實上的一審終審，這是嚴重違反我國訴訟法的行為，是必須得到制止的！

㈤ 關於美國三權分立的迷思 I 司法迷思

關於美國的三權分立，存在著一些普遍的誤解。首先，有人認為最高法院應將權力退還給各個州，但這忽略了憲法存在的核心價值——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防止多數人的暴政。憲法修正案如第十四修正案，最初是為保障黑人權利，其後擴展到保護所有人的自由，而非單純地讓州政府自行其是。

另一個迷思是，最高法院不應干涉由民主方式決定的法律，但實際上，憲法是為了防止民主可能帶來的多數人暴政，確保某些基本權利不受立法侵犯。法庭的角色在於保護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即使法律看似合理，若對特定群體有不公平影響，也需質疑其合法性。

有人主張最高法院只應保障憲法明文規定的權利，但憲法的解釋並非靜止不變，而是隨著時代發展而動態調整。例如，墮胎權雖然在憲法中未明確提及，但通過歷史和理念，法院將其視為個人自由的一部分。

面對社會變化，最高法院的判決不能僅僅基於原始理解，而是需要運用憲法的精神和原則來處理新問題。例如，種族隔離的判決並非簡單地遵循早期法律，而是對「隔離但平等」原則的挑戰，展示了法院在推動社會進步中的角色。

關於原典主義與司法克制，它們並非絕對的教條。法律並非靜態的，而是需要法官根據時代發展做出判斷和權衡。大法官們在判決中既是法律的解釋者，也是價值判斷者，他們必須在法律原則與現實考量之間尋求平衡。

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在某些決定中被贊譽為堅守程序正義，但他們實際上是在詮釋憲法，而非簡單地順應民意。如Brown案和Loving案，雖然與當時民意相悖，但法院依據憲法進行的審查是維護民主程序和實體正義的必要行動。

最後，有人擔心通過憲法解決問題會削弱民主，但公共討論和觀念變遷是民主社會的基石，法院的判決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取代民主進程。隨著時間推移，觀念的轉變可能源於各種因素，包括法院判決在內的社會力量共同塑造著社會共識。

㈥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隨著司法改革的縱深發展，法官職業化、精英化建設業已提到議事日程，而法官助理制度的實施是法官職業化建設的一個突破口和關鍵點。因為，切實解決程序不嚴、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問題僅僅靠審判方式改革是不夠的，必須啟動審判管理體制改革。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設立法官助理制度的構想，以此全面推進法官精英化進程，使審判權真正掌握在政治堅定、思想過硬、具有深厚法學功底、豐富審判經驗和廣泛社會閱歷的法官手中，確保司法公正、廉潔高效。為此，大東法院在法官職業化建設改革方式上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在民二庭進行了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試點工作，實行審判活動的主輔分離，案件的繁簡分流，使主審法官從大量繁雜、瑣碎的輔助性、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專司審判，將送達、排期、接收訴訟材料、庭前調解等輔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完成。經過一年的運行，法官助理試點工作凸現成效，主審法官人均結案409件，最高達440 件，正確裁判率達99.3％，調解率高達51.5％。大東法院的法官助理試點工作引起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在全市法院經驗交流會上做了經驗介紹，受到充分肯定，被譽為「大東模式」，要求在全市法院推廣。 一、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法官助理制度的歷史淵源。國外法官助理制度歷史久遠，制度完善，以美國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根據美國法律規定，法官助理其主要職責是協助法官查閱卷宗，根據起訴書和答辯狀中的請求和反駁找出雙方爭議的焦點，給法官提供一份案件基本情況和審理要點的備忘錄；為法官草擬法律意見書，編輯、校對判決和裁定；為法官提供學術界有關法律問題上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動態，是「不享有審判權的法官助手，在法官的指導下，協助法官完成判決以外的法律性任務」，被稱為「不穿法袍的法官」。基於國情和文化差異，各國法官助理雖然承擔的工作內容不盡相同，但就其基本性質來說都是法官的助手，承擔判決以外的法律事務。國外法官助理制度成為其司法高效的保證，也為我們的推行提供了可靠論據和可行借鑒。 2、現實的社會要求。公平和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追求，要維護公平和正義，必須確保審判權的正確行使，保障審判工作的公正、高效和權威。而要實現上述目的，走法官職業化、精英化，使審判權真正掌握在精英法官手中是必由之路。目前，現行的過於龐雜的法官職責使法官的角色呈現了「政治化、行政化和非職業化」的特點，法官不僅承擔著案件的「審」與「判」，還承擔著審前准備階段大量的輔助性、事務性工作。此外，法官還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精力進行理論研究和實務探索，從而能夠更好地理解和執行法律。此外，法官還需要擔負起法制宣傳、指導書記員工作等職責。這種管理模式顯然與現代以分工精細、層次清晰、職責明確為要求的科學的人事管理制度不相符合。同時，法官所面臨的審判工作形勢日益嚴峻，收案數量大幅增加，疑難案件層出不窮，而法官依然維持著十幾年前的數量，審判工作的壓力達到極限，在這種狀態下，審判效率和質量很難保障。因此，審判工作應實行主輔分離是審判管理機制改革的必須。 3、推行的內在要求。基於上述因素，黨組經過反復研究論證考察，決定在民二庭率先進行法官助理制度的試點工作。這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一是該庭主要負責審理房地產和勞動爭議糾紛案件，這兩個類型的案件涉及法律紛繁復雜，且以往上訴率及上訪率高，更審改判率也是居高不下，以該庭作為試點，可以充分檢驗這項改革的成果；二是鑒於目前人們理念、司法體制和機制等方面的原因，不宜在全院推行，先在一個庭試點更為穩妥。 二、法官助理制度實施的基本思路與發展設想 實行法官助理的基本思路：以主審法官的裁判工作為中心，按照裁判工作以及裁判輔助工作特點和內在規律的要求，合理配置法官助理，建立起分工明確、密切配合、高效協調、符合審判工作規律的審判單元運作機制。因此，改革試點工作我們主要基於以下原則和模式進行的： 1、從人員配置上，突出體現走精英法官之路。根據民二庭審判工作特點及收、結案情況，為充分調動主審法官的主觀能動性及內在潛力，把原有的三個合議庭的九名法官減少為三名主審法官，每名主審法官配備一名法官助理、一名書記員。主審法官從長期從事民商事審判工作、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現職優秀審判長中選任或競聘產生。法官助理本著自願原則，由主審法官在具有審判職稱的審判員或助理審判員中選聘。 2、從職責劃分上，突出體現「主輔分離」的原則。使主審法官集中精力專司庭審和案件裁判，重點把握查清事實、證據認證、法律適用；將審判工作中的一些輔助性事務工作剝離出來，交由法官助理具體承擔，保證法官專心於「審」和「判」，審判流程將會更加科學、規范，大大地促進了審判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3、從廉政建設上，突出體現法官中立的原則。負責案件審理和裁判的法官不與當事人直接接觸，同當事人接觸的法官助理則不會參與案件的審理與裁判，只是完成大量的程序性工作，這就在主審法官和當事人之間形成「隔離帶」，減少可能發生的不廉潔行為，有助於維護司法的獨立和公正。 4、從業績考核上看，突出體現「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主審法官和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是一個三位一體的統一體。主審法官要對所審理的全部案件負全責，對結案率、上訴率、改發率、調解率、信訪率、督辦率等審判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標實行進行量化考核，完不成既定任務的，年終自動辭職。法官助理工作的好壞、主審法官與助理之間配合是否默契，直接影響主審法官的工作業績，使主審法官與助理之間形成一個榮辱共同體，擰成一股繩，有利於調動二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互動性。 5、從主審法官司法理念上看，突出強化調解意識。不拘一格開展調解，建立庭前、庭中、庭後三維立體調解制度，讓調解不再是「一次性工作」。轉變服務理念，變當事人請求調解為法官主動調解，力爭庭審前息訴止爭。大力推行主管院長、庭長參與案件調解制，對某些影響面廣、難於調成的案件，主管院長或庭長親自出面協調化解。積極尋求幫助，對某些特殊案件爭取人大、政府、政協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以加大調解力度。注重判後釋明工作，強化說服疏導工作，力爭做到「案結事了」。 三、法官助理制度顯著成效 由於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法官助理試點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後，訴訟的公正性與效率性均因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取得了明顯成效。 1、審判效率大幅提高。民二庭實行法官助理制以來，在法官數量減少三分之二，受理案件同比上升50%的情況下，審結案件973件，比上年上升47.6％，主審法官人均結案409件，最高達440 件。 2、審判質量更有保證。由於法官助理的積極工作，使主審法官從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主審法官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研究案件審判，學習業務知識，庭審及法律文書質量得到全面提升。更審改判率由去年同期的2.7％下降到0.7％，正確裁判率達到99.3％的嶄新高度。 3、審判程序更加規范。按照法官助理與主審法官的職責分工，助理具體負責案件的程序審查，實踐證明由具有相當法律專業水準的法官助理來專門負責案件的程序管理，無論是案件的送達，排期開庭還是宣判、歸檔都更加及時規范，案件的審限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主審法官的開庭排期更加科學有序。三名主審法官的簡易程序適用率達到85％，卷宗歸檔也達到了100％。前不久，市法院法官績效考評小組來院檢查時，對民二庭的案件質量，特別是案件審理周期、卷宗裝訂質量等給予了高度評價。 4、法官助理制度的設立大大提高審判的公正性。法官助理的設立使主審法官在庭前不接觸當事人，也不接觸案件具體材料，一切案情必須通過庭審查明，排除了主審法官庭前與當事人接觸的機會，避免其庭前先入為主的弊端。保證了主審法官中立、超然地行使審判權，公正裁判。 5、審判社會效果更加突出。民二庭堅持從維護穩定和促進和諧出發，本著應調盡調的原則，把法官助理的庭前調解、主審法官的當庭調解、主管院長和庭長的協調解決以及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協調處理有機結合起來，全方位地開展調解工作，妥善調解了一批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勞動爭議、拖欠職工工資、物業管理糾紛等社會關注的焦點案件、集團性案件。某有機玻璃廠由於長期拖欠職工工資及醫療、養老保險等福利待遇，引起職工積怨，多次聚眾上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後，我們摒棄過去「一判了之」的簡單做法，採取多方調解、軟化矛盾的辦案原則，分別找到80位原告和被訴企業，站在公正中立的角度幫助當事人分析案情，釋明法律，多次從中調解，終於促使職工和企業互諒互讓，握手言和，一起涉案人數達百人之多的群體性勞動爭議糾紛案件圓滿解決。該庭調解率由上年的19.7％上升到51.5％。為我院開創調解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突出貢獻。民事案件調解工作的經驗和做法被市委政法委在全市政法系統予以轉發，特別是在處理群體性勞動爭議及房地產糾紛案件中積累了寶貴經驗，人民法院報以《為勞動者營造和諧的環境》為題，對民二庭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中重視調解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做法予以報道。 6、法官助理制度將推動法官精英化的進程。推行法官助理制度，裁判權不再掌握在大多數法官手中，而是由少數精英法官掌握，必然導致主審法官地位的上升。用發展的眼光看，實現精英化後的法官階層必然在社會上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政治待遇與經濟待遇，成為無數法律精英嚮往的地方。正如當代美國的主審法官，由於具有崇高的地位，無數家資百萬的律師均將成為法官視為自身登上事業巔峰之標志。 四、法官助理工作制度的再思考 目前，雖然法官助理試點工作運行態勢良好。但是，依然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需要我們總結、探討和反思。 1、法官助理的選拔機制有待完善。目前，受諸多原因的局限，審判隊伍中一些法官無論從法律學識、審判經驗以及年齡狀況等多方面都不具備精英法官的條件，而讓這些同志從事法官助理工作還存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障礙，長遠來看有可能造成法官助理的人員缺乏。 2、法官助理的精英化亟待解決。審判輔助性事務盡管不像裁判工作那樣屬於審判工作的核心，但卻是裁判權行使的基礎，當事人的法律主張需要從審判輔助性工作的法官助理的過濾，他們的工作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主審法官的裁判質量。因此，我們在倡導法官精英化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法官助理的精英化，加大強化法官助理隊伍的整體素質，以適應審判方式改革的需求， 3、法官助理的考核缺乏量化的標准。法官助理的工作往往是由主審法官根據需要安排，即法官助理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對主審法官負責，法官助理時常感覺不到自己的獨立存在，加之從辦案責任上，對法官助理無明確具體工作的量化考核標准，就算完成得好，也只能在主審法官的工作上體現，法官助理更多在扮演著「無名英雄」角色，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法官助理工作主動性不強，責任意識淡薄的不良後果。 4、要明確法官助理的工作待遇和獎懲。在設定主審法官時，一般來說對主審法官的待遇都會給出明確交待，而對法官助理的待遇則考慮得較少或考慮滯後。從主審法官落選成為法官助理者，雖感覺有些失落卻也感到輕松，既然技不如人，待遇不如人，工作就不必那麼投入了，這種心理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法官助理的待遇和獎懲需要明確，要讓法官助理充分感覺到獨立人格的存在和本職工作的神聖，從而充滿自信地去做好每一項「台下」的工作，真正當好主審法官的助手，如果做不到盡職盡責必然受到相應的處罰。 5、法官助理制下的如何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的作用。主審法官既然是精英法官，必然數量相對較少，為了緩解主審法官的工作壓力，同時，促使審判公正、公開、透明，如何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的積極性，更加合理科學高效的使用人民陪審員是我們今後要積極思考的問題。法官助理制度的設置，是我國在審判管理機制改革與完善進程中所採取的重要舉措，關於法官助理制度的任何思考都應圍繞如何促進法官職業化、精英化來進行，都要圍繞「以人為本」的人本管理模式開展。我們相信，隨著我院法官助理制度的不斷完善，對法官助理管理的日益科學，必將有力地推動司法公正性與效率性，推動審判工作向更高層次發展。

㈦ 請問三個規定的剖析怎麼寫

司法不能受權力干擾，不能受金錢、人情、關系干擾，三個規定是防範這些干擾的制度保障。
「三個規定」，為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提供了制度遵循。
司法機關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法官行使國家賦予的審判權，承擔著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大職責。
司法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法官應當與社會人員適當的「隔離」。在此意義上講，法官是「孤獨的職業」。
法官的形象不僅關涉個人，更與司法公信力乃至公眾的法治信仰息息相關。身為法官意味著私人生活受到更多限制，要謹慎出入社交場合，甚至與親友也要保持適當距離。法官要主動避免可能引發合理懷疑的言行。
如果被人發現法官與當事人、律師有私下接觸等不正當交往，即便法官對案件作出公正裁判，也會引起人們對司法公正的質疑，動搖人們對司法的信任。法官職業的屬性要求法官必須時刻保持廉潔自律。

㈧ 證人的隔離、退庭和對質規則

證人的隔離即指證人在作證時或接受法官、當事人的詢問時，其他證人不得在場的制度，這是為了保證證人可信性的重要措施，是為了防止證人在作證之間聽到了其他證人的證言，而對自己的證言進行裁剪。證人的退庭則是指所有證人不得旁聽法庭審理，僅在法庭傳喚作證時才出席法庭的制度，這也是為了保證證人可信性的措施。如讓證人參加了庭審，則會讓人考慮自己作證時對某方當事人的利弊，而影響其證言的可信性，也會喪失對證言可信性進一步考慮的機會。以往司法實踐中法院是這么做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作了明確的規定，使我們行之有法可依，以後我們一定要切實貫徹執行。《規定》還規定了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可以讓證人進行相互對質，目的是通過對質進一步暴露矛盾並解決該矛盾，從而幫助裁判者就對質陳述的真實性和證言的證明力做出准確的判斷。當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也是會需要相關的材料以及案件的人證和物證，那麼在收集相關的證據時也是需要按照實際情況來確定，如果在收集證據如果有任何偽造或者虛構的情形時，也是屬於嚴重的違法行為的，那麼司法機關會對偽造以及虛假證據的當事人進行處罰。

㈨ 美國的司法體系

美國的法院體系和司法原則

一、雙重的法律體系和司法體系
在美國打官司，首先得知道哪些案件應該向州法院起訴，哪些案件應該向聯邦法院起訴。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有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州憲法和州法律兩個法律體系，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具有最高地位。法院同樣存在聯邦法院系統和州法院系統，聯邦有最高法院，各州也有州的最高法院（有的州稱為州最高上訴法院或上訴法院）。州法院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門，聯邦法院則是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門，這兩套法院之間沒有上下級關系，但在司法管轄的范圍上有所分工。絕大多數的案件，既可向州法院起訴，也可以向聯邦法院起訴。但州法院審判案件時，在適用法律方面不僅受州憲法和州法律的限制，也要受聯邦憲法和法律以及聯邦所簽定條約的約束，「即使州的憲法和法律的任何條款與之相抵觸」。
聯邦法院的管轄權受聯邦憲法和法律的限制，只能行使由聯邦憲法賦予和由國會立法規定的聯邦司法權力。根據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合眾國司法權適用於以下范圍的案件：①合眾國作為訴訟的一方的案件；②涉及到州的案件，具體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州之間的訴訟案件、一個州與另一個州的公民之間的爭執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間的訴訟、同一個州的公民之間關於不同州的土地的所有權的訴訟；③涉及大使、公使和領事的一切案件；一州或其公民與外國或外國公民或屬民之間的訴訟；④所有涉及到聯邦憲法、國會通過的法律和根據聯邦權力締結的條約的一切案件，以及關於通航水域的法律一切案件。
憲法讓聯邦法院有權審理上述案件，但並沒有禁止州法院審理這些案件。但是，美國國會可以規定某些案件由聯邦法院獨自行使管轄權，如反對合眾國的犯罪所引起的案件，以州為訴訟當事人的案件，涉及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員的案件等。這樣，在任何一個州里，都既有州法院系統，也有聯邦法院系統。對有些案件，兩種法院都可以受理；另一些案件，只有州法院才能受理；還有些案件，只有聯邦法院才能受理。事實上，聯邦法院審判涉及聯邦法律的一切案件，但憲法對初審管轄權和上訴管轄權作了區別，如聯邦最高法院只擁有有限的初審管轄權，但最高法院擁有廣泛的上訴管轄權。因此，在美國，一場官司可能從州法院開始，但如果涉及到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就可以從州最高法院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二、司法獨立原則
司法獨立是法治原則在司法領域的體現。司法機關的基本任務和職責，就是根據憲法和法律裁決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國家機關之間的各類糾紛和爭執，法官做出裁決，只服從憲法和法律，必須獨立進行審判。司法獨立，首先是指獨立於行政機關，法院和法官行使司法權，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不接受行政機關的領導和指示，行政機關不得因法官的判決不符合其意願而將法官撤職。但在美國，由於實行所謂「嚴格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還強調法院獨立於立法機關。由於獨立後的13國普遍奉行「立法至上」的原則，一段時間里，議會任意侵佔侵佔行政和司法部門的權力，議會甚至宣布法院關於財產爭議的裁決無效。因此，制憲會議有意讓聯邦政府的三個部門相互獨立，相互平行，國會也不能幹涉和干擾法院的審判活動，法官如果認為國會制定的法律違反憲法，就可以拒絕執行。
為了保證司法獨立，保證法官不會因為做出某項裁決而受到政府或國會的報復，美國在憲法和法律上採取如下一些措施：
⒈法官如無過失得終身任職。第三條第一款中就明確規定，「最高法院和下級法院的法官在行為良好期間得繼續任職」，這就意味著聯邦法院的法官實行終身制。現在，美國聯邦法官在年滿70歲且任職滿十年的情況下可以退休。美國有些州法院的法官是由選舉產生並實行任期制，但在任期屆滿之前，除非經過彈劾不得被免職或令其提前退休。無論實行終身制還是任期制，在退休前或任期屆滿之前，法官的職務都是有保障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法官應受彈劾的監督，即法官如犯有「叛國、賄賂或其他重罪和輕罪」，經彈劾應被免職。不過，也有人主張對法官的彈劾與總統及其他文職官員應有所不同，如違反「行為良好」的原則也應受到彈劾。事實上美國歷史上對法官的彈劾也多一些。
⒉不相容原則和政治中立。不相容原則也適用於法官，即法官不得同時擔任政府職務，不得兼任議員，不得兼任其他盈利性職務。政治中立則要求法官不得以政黨身分從事政治活動。
⒊待遇保障。法官享有高薪待遇和退休保障，憲法第三條第一款還規定，聯邦法官「應在規定的時間得到服務報酬，此項報酬在他們繼續任職期間不得減少」。這條規定的目的，是使法官任職期間免遭報復和刁難。因此，法官任職時，他的薪金可以增加，但不能減少。現在，合眾國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的年薪與副總統相同。年滿70歲並擔任聯邦法官10年以上，或年滿65歲並擔任聯邦法官15年以上，可以領全薪退休。為了確定聯邦公職人員的薪金標准，建立了一個由九名「不擔任公職的人員」組成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員薪金委員會」，由總統任命的三人（並指定一人擔任主席）和參議院議長、眾議院議長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各任命二人組成。該委員會的職責是對包括國會議員在內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員的薪金標准進行審查，並向總統提出報告和建議，總統再根據此報告向國會提出建議，建議在提出30天後自動生效，除非參眾兩院在30天期限內以聯合決議否決此建議。

三、遵守先例原則
美國屬於英美法系，其重要特點就是存在判例法。所謂判例法，不是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而是產生於法官的判決，即可以從法官判決中推導出來的法律原則。法官判決不僅是根據制定法，也具有宣示法律原則、解釋制定法的作用。因此，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實行「遵守先例」的原則。法官的判決不僅適用於所判決的案件本身，而且成為一種先例。法官們在判決時，都要考慮所有的判例，其中不僅包括遵守上級法院的所有判決，也要遵守他們自己法院先前的判決。因此，一個判決一旦做出，這個判決就對做出判決的法官本人也有了約束力。當然，先例並非絕對不能改變，但應該有「明顯的理由」。但是，在先例面前，法官們也仍然有他們的主動性，因為在同樣的問題上，總會存在可供法官挑選的許多相互沖突的先例。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可以根據社會情況的變化來撤消它不再願意遵循的先前的判例。如1954年，由沃倫擔任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中的判決，就推翻了普萊西訴弗格森案確立的「隔離但平等」的原則，裁決隔離使用教育設施的作法本身即為不平等。

四、法官的挑選和任命中的政治與法官的「政治中立」原則
由於聯邦法院的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兩黨主要是通過影響對法官的任命來影響司法過程。根據法治原則，司法系統應嚴守公正、中立的准則，超越於黨派政治之上，但「實際上在選擇最高法院或聯邦法院法官時，政黨傾向或司法哲學是其中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曾經試圖通過任命有本黨背景的法官改變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黨派構成，目的就是使之更有利於「新政」的實施。後來，盡管對司法任命的非政治化作了努力，使司法決策更多來自法官個人而非黨派傾向，但是「法官並未完全擺脫政治性考慮，他們仍然和行政、立法機關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保持著鬆散的聯系，他們必須依靠政黨的立法者為其制定預算」。
在各州，州法院法官的挑選辦法有較大差別，大多數州實行選舉產生的辦法，而選舉又有黨派選舉和超黨派選舉之分。
具體情況如下：在黨派選舉中產生法官的有13個州；實行超黨派選舉的10個州；有4個州由州議會選舉產生；由州長任命的有7個州；另外有16個州實行功績制。
但是，法官不論是選舉產生還是任命產生，也不論他在擔任法官之前有何黨派背景，不論曾經擔任過什麼公職，一旦成為法官，他就不得再參與黨派活動，而應保持「政治中立」。因此，行政首腦（總統和州長）實際上不可能控制由他們任命的法官。例如，1952年，最高法院在「楊斯頓鋼鐵和鋼管公司訴索耶案」中拒絕了杜魯門總統接管鋼鐵廠的理由，裁決總統的接管違反憲法，而當時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五名是由羅斯福總統任命，四名是由杜魯門總統任命的。又如，尼克松總統在他的任期內有機會任命了四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包括首席法官沃倫·伯格，然而，正是這個包括四名由尼克松本人任命的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合眾國訴尼克松」案中全體一致通過，拒絕了尼克松所提出的理由，裁決尼克松總統應該交出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賈沃斯基所要求的錄音帶。而播放這些錄音帶揭露了尼克松曾參與掩蓋水門事件，導致尼克松面臨必然被彈劾的結局，他因而只好選擇辭職。這一事件說明，「通過法官的任命來控制最高法院是極為困難的」。

美國的聯邦法院

一、1789年司法條例
美國憲法第三條規定，「合眾國的司法權，屬於一個最高法院和國會隨時規定和設立的下級法院」，這意味著制憲會議共同同意的是要建立一個最高法院作為聯邦司法系統的最高審判庭，但對於聯邦司法系統如何組成，是由各州法院組成還是由聯邦下級法院組成，對於是否需要設立聯邦下級法院等問題，未能達成一致，因此把所個問題留給國會去決定。
第一屆國會開始工作不久就通過了1789年司法條例，建立了聯邦法院體系，確定了聯邦法院的組織和各類法院的管轄范圍。當時規定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5名大法官共6人組成，建立的下級法院包括13個地區法院，每個州為一個聯邦司法區，每個地區法院設一名法官，三個巡迴法院，每個巡迴法院由兩名最高法院法官和一名地區法院法官組成，從而構成了聯邦法院體系。不過，自那以後，美國的司法條例經國會做過多次修訂，增設和撤消各類法院、改變各類法院的管轄權、制定和修改程序規則、為各類法院設置官員和雇員的職位等。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有兩次，一是1891年通過的司法條例，為減輕最高法院的負擔建立了上訴法院，在此之前各巡迴區的上訴案件是由最高法院法官承擔審理的。二是1925年的條例賦予最高法院調閱下級法院案卷的裁處權。
1789年的司法條例及後來的修訂，顯示了美國的國會擁有規定包括最高法院在內的聯邦法院的組織結構、管轄許可權和辦案程序的權力，體現了立法部門對司法部門的制衡。但反過來，最高法院是由憲法直接設立，它的存在不以國會的意願為轉移，並擁有憲法所規定的初審管轄權，正是最高法院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裁定1789年司法條例的某些條款違憲，確定了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
1789年司法條例第25條明確把州法院置於聯邦法院的上訴管轄權之下，規定州法院所判決的以下幾種案件可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州法院的判決違反了合眾國憲法、法律和條約；州法院的判決所維護的州法律與合眾國憲法、條約、或法律相抵觸；州法院的判決否定了聯邦憲法和法律所肯定的權利和特權。這樣，就把聯邦至上條款所體現的原則貫徹到了司法制度中，使得凡是被認為違反了憲法第六條關於聯邦憲法、法律和條約為全國最高法原則的案件都可以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賦予了聯邦法院復審州法院判決的權力，並使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各州成為憲法最後解釋者，從而「解決了州和聯邦權力的范圍之爭問題」。

二、聯邦法院的體制
現在，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由94個聯邦地區法院、13個聯邦上訴法院和一個最高法院組成。

1、聯邦地區法院
每個州至少有一個地區法院，較大的州可能設立2至4個地區法院。現加利福尼亞州設有四個地區法院，辦公地點分別在舊金山、薩克拉門托、洛杉磯和聖迭戈。紐約州和得克薩斯州也有四個地區法院。美國全國50州共設有89個地區法院，另外哥倫比亞特區和波多黎各領地各有一個地區法院。每個地區法院至少有一名法官，共有576名地區法官。設在紐約市的紐約州南部地區法院法官最多，有27名法官。聯邦地區法院法官都是由總統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終身任職。地區法院是初審管轄法院，也是聯邦司法系統中「工作最重的」的法院。這91個聯邦地區法院只有聯邦的司法管轄權。但聯邦地區法官審理的案件可能涉及不同州的公民，這時，他們也要應用有關州的法律。經聯邦地區法院判決的案件，大多數可以上訴到聯邦上訴法院，有少數幾種可以直接上訴到最高法院。
地區法官可以任命書記官、法警、法律書記員、法庭報告發布官、法庭記錄員等協助他的工作。但最重要的角色是聯邦執法官。聯邦執法官分專職和兼職兩種，全國現共有287名專職執法官和168名兼職執法官。他們也是由地區法官任命，但需要經聯邦司法地區的居民組成的陪審員小組審查。執法官任期八年，其職責是發布逮捕狀、決定被捕者是否應由大陪審團起訴。每個地區法院還有一名聯邦執行官，他由總統任命並受聯邦司法部長的監督，他的主要職責是維持法庭秩序、實施逮捕、執行法院命令，傳喚證人等。

2、聯邦上訴法院
美國全國50州劃分為11個司法巡迴區，此外，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作為一個巡迴區，每個巡迴區設立一個聯邦上訴法院，共12個上訴法院。每個巡迴區所管轄的范圍大小不同，如第二巡迴區只轄紐約和康涅狄格兩州，第九巡迴區則轄加利福尼亞等太平洋沿岸及夏威夷、阿拉斯加九個州並加上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聯邦巡迴區」，其上訴法院稱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由12名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的法官組成，辦公地點也設在哥倫比亞特區。該上訴法院與其他12個上訴法院地位相同，但其管轄的地理范圍涉及全國，而管轄的案件限於審理由各聯邦地區法院及有關聯邦獨立管理機構轉來的涉及專利、商標、版權、合同、國內稅收的案件，以及索賠法院和國際貿易法院的判決。因此，在哥倫比亞特區有兩個上訴法院，一個為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一個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兩者是不同的。
每個聯邦上訴法院有6至28名法官，也都是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皆為終身職。上訴法院審理案件，一般由三名法官組成法庭，但特別重要和有爭議的案件要求全體法官出席。上訴法院只有上訴管轄權，受理經轄區內聯邦地區法院判決的案件的上訴，也審查聯邦貿易委員會之類的獨立管理機構的行動。
最高法院、聯邦上訴法院、聯邦地區法院是根據憲法第三條設立的，因此被稱為「憲法性法院」，又稱「憲法第三條法院」，但它們都屬於一般管轄權的法院。另外，還有國會設立的特別憲法性法院，如合眾國國際貿易法院、合眾國索賠法院。
此外，還有一類不是根據憲法的第三條設立而是由國會為某些特別的目的而設立的法院，或者說是由國會為行使憲法第一條所賦予的立法權而設立的法院，被稱為「立法性法院」，或者「憲法第一條法院」。立法性法院的法官一般由國會規定了明確的任期，並被授予非司法的職能，其挑選和任命程序也與憲法性法院的法官不同。如合眾國軍事上訴法院審判案件應用軍事法，由三名文職法官組成，由總統經參議院同意任命，但任期為15年；破產法院專門審理有關破產的案件，法官由聯邦上訴法院任命，作為聯邦地區法院的附屬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