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調解制度

⑴ 論述人民法院調解制度

調解是我國司法制度的優良傳統之一，在民事訴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長期以來，我國極為重視且大力倡導法院調解，審判實務中的大多數民事、經濟糾紛也是以調解結案的，法院調解已成為我國民事審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發端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並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間不斷得到鞏固和強化，符合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實際，它與當時經濟計劃化、利益單一化、法律簡約化、權利淡漠化的社會生活條件相適應，對於及時、有效地解決民事、經濟糾紛，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會秩序都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的轉軌以及民事、經濟法律的不斷頒行，並經過了 「調解為主——著重調解——自願合法調解」三步曲變化發展，現行法院調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漸暴露出來。
一、人民法院調解制度之積極因素
(一) 法院調解結案較之於判決結案更為省時、省力。調解書的製作也較為簡單，不必象判決書那樣對所認定的證據、事實作出分析及需要談出判決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對案件的定性、證據的判斷、法律的適用、規則的解釋等復雜的專業問題作出回答，這在當前法官的業務素質普遍偏低、某些法官習慣於依經驗辦案的情況下，無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對較為復雜的案件，調解結案方式十分簡便和方便。
(二) 法院調解結案有利於案件的執行。從實踐來看，調解結案較之於判決結案，確實更能減少法院的強制執行，對調解書申請強制執行的的確少於判決。尤其是通過調解解決糾紛，可以避免當事人之間因訴訟而大傷和氣，增加當事人之間的和睦團結。
(三) 法院調解結案對法官而言風險很小。調解結案以後不發生上訴問題，而且調解結案後很難適用審判監督程序，當事人也很難針對調解的結果提出申訴，因此調解對法官而言是風險很小的結案方式。
二、法院調解制度的消極因素
(一）調解制度削弱了實體法對法官的約束
在民事訴訟中，調解協議的達成以訴訟當事人的自願為基礎，這其中包含了訴訟當事人對其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的處分。故調解的合法性要求僅體現在「調解協議的內容必須不違反法律」。也就是說，只要調解協議的內容不違反實體法的禁止性規定就是允許的，即使其並未嚴格遵循實體法的規范。因而,在實體法的適用上，調解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調解協議的合法需要滿足的只是以下兩個條件：1.內容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2.調解協議的達成系出於當事人自願。然而，從表面上看，當事人在調解中作出的讓步是對其民事權利自願作出的處分，因而無懈可擊。實際上，這一處分行為往往並非出於當事人自願，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誘導甚或是別有用心的壓制下做出的，從而使得訴訟的結果可能被實體法規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說，調解弱化了實體法對訴訟活動應有的約束。
（二） 調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對法官的約束
審判權基於其「居中裁判」的特質又使得司法獨立成為法制基本原則，強調程序正義，以細致、嚴整的強行性程序規范來約束法官，是防止審判權的濫用的最有效的辦法。而當法官採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時，由於糾紛的解決是以當事人合意為基礎的，所以調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點。例如，法官可以主動地決定訴訟進入調解程序，可以隨意選擇「背靠背式」調解或「面對面式」調解，這種權力的隨意性實質上是以對當事人的部分訴訟權利進行限制為代價的使得法官可因調解而脫離程序法的規范和約束，造成其行為失范和訴訟活動的無序，並進而導致實體上的不公。
（三）調解制度削弱了審判監督機制對司法不公的防範作用
雖然民訴法允許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申請再審，但對申請再審的理由作了嚴格限制：即民訴法第一百八十條所規定的「調解違反自願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並且，要求當事人就此負舉證責任。實際上，由於調解過程的非程式化和隨意性特點，當事人很難在事後將調解的具體過程予以再現，因而也就無法舉證證明法官在調解中違反了自願原則。所以申請再審成功的可能性相當小。這就使審判監督機制難以啟動。在監督機制被極大弱化的情況下，很難想像司法公正能僅依靠執法者的內在約束而得以實現。
（四）調解制度對當事人的權利配置不合理
我國民訴法對當事人權利有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對當事人應承擔的法律義務卻未作規定。民訴法還規定達成調解協議後調解書送達前一方有權反悔。這對反悔的一方權利保護得充分，但對另一方的權利卻沒有保護到。這使當事人之間權利的配置不合理，積極參加調解的一方的權利得不到保護和相應的司法救助，隨意反悔的一方卻得不到任何相應的法律制裁，使法律無法做到公平。
由以上對比可以發現，民事訴訟中調解制度的消極影響甚於其積極影響，極可能導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調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國法院調解制度之構想
針對我國法院在立法及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重構我國的調解制度已勢在必行，理論上已經出現以下幾種建議。
(一) 建立審前准備程序，使調、審分離
審前准備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後進入開庭前所進行的一系列訴訟活動。審前准備程序與開庭審理程序明顯分開，形成相對獨立的兩部分。它使有關訴訟的諸多問題於開庭審理前一次性得到解決，防止當事人在開庭時搞突然襲擊，保證開庭審理時雙方處於平等對抗地位，使雙方無爭議部分不再進入法庭，簡化法庭審理。經審前程序，事實已暴露無遺，雙方對所持信息和證據相互了解，勝敗之結果顯而易見，故法官稍加推動，糾紛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決。而我國民訴法第113條至第119條盡管也屬審前准備程序，它偏重於法官的實體審查，忽視了當事人的積極參與，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既未在理論上也未在實踐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統的審前准備程序。隨著審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審前准備程序的構置已初見成效。美國發現程序的功能、證據開示制度已在全國部分法院推廣，各法院已初步設立庭前交換證據制度、證據開示制度。證據交換的主持人與案件的主審人並非一人，分屬兩個獨立業務庭。即審前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相分離。這已日益成為各國改革的基本走向。
調解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程序可隨機應變。調解的正當性源於當事人自願，調解追求實質之正義，法律適用並非調解主要目的，所有調解書均沒有引用法律條文。調解顯著特點是調解人憑借生活閱歷，而非法律知識，故為合理配置司法資源，完善大立案機制，調解應設置在審前准備程序，在審前准備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離、退休資歷較深法官或聘請人民調解員主持。為合理構置審前准備程序，首先從法院內部要效率、效益。因為我國法官隊伍雖然龐大，但審判人員並非太多，問題主要在於法院內部人員配備及分工極不合理。法官所佔比例太大，輔助人員過少，法官承擔了許多司法輔助性工作，鑒於這一現狀。由於大立案機制的建立，立、審、執分離，法院可對多餘的法官實行就地轉崗，擔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輔助人員，由這些人組成審前准備法官，僅有程序審查權，不進行實體審查，有助於防止法官先入為主，庭審流於形式的弊端。這些人主要從事調解、調查、送達管轄權異議等輔助性司法工作，從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協助辦案的局面。禁止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之間交換意見，禁止法院行政首長在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之間進行協調溝通。
調解本身不屬於訴訟程序，不以事實清楚、法律適用准確為要件，屬於非訴程序，可由法官監督而無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離、退休法官或書記員或其他人員在審前准備程序進行；那些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法律知識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轉任法官助理或專職調解員。由於這些人不掌握審判權，就不存在「以拖壓調、以調壓判」等現象。此外，將調解置於審前准備程序中可以實現「在准備中調解，在調解中准備」的機制，使訴訟效率極大化。由於准備程序雙方所持有的證據、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實已明確，和解機率極大。調解不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員進行，還可借鑒台灣、日本等國做法，由法院將轄區內具有一定學識身份和威望的人員聘請為調解委員，並將名單公布。法官可根據個案情況決定將案件交付給某一位或幾位調解員調解，雙方可指定調解員。這一制度建立的實質是讓民間調解員在法官的監督下進行調解，將民間調解這一非正式解紛機制與司法審判這種正式的解紛機制溶為一體，互為補充。民間調解得以規范化，法院僵硬的訴訟得以適當軟化。這種制度設立既可通過調解制度來追求實質正義，同時也可有效防止民間調解放任自流，過於隨意。可以說這是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相結合的有效機制，其與國外的訴前強制仲裁、強制調解等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 以訴訟和解重塑法院調解，加重和解弱化調解
另外還有學者提出了訴訟各解制度來對調解制度進行替換。訴訟和解是指當事人在訴訟中，經協商和讓步而達成的、以終結訴訟為目的的合意的訴訟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關聯性,訴訟系屬即屬司法解決范疇，已進入訴訟程序和法院管轄；2.主體間合意性,屬於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行為，是一方或雙方讓步結果；3.終端性,和解的結果意味紛爭的解決和訴訟的終結，即產生訴訟終止和既判力的結果。對當事人及法院都具約束力。有學者認為：訴訟和解與法院調解有很多共同之處，兩者都以當事人的合意解訟，兩者均由法官和當事人實施，協議形成都是法院訴訟行為與當事人訴訟行為交互作用的結果，兩者成立後與判決有同等效力。這些共同點表明，兩者在民事訴訟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兩者實質上是同一事物。這一本質相同、名稱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為兩種不同的制度，是因為人們在構建訴訟制度時是從不同側面來認識定位的。和解是立足於當事人說明以合意解決爭訴，調解則是以法院為基點解釋以合意解決爭訴。兩種制度功能上的統一性是訴訟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調解的基礎。訴訟和解替代法院調解既可以繼續發揮其優勢又不致因改革幅度過大而引起震盪。因法院調解省時、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終於一審，減輕了二審法院壓力。有學者稱這是調解保持高度穩定的原因之一。如將法院調解制度全盤否定，根據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員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員總數裁減10％，那麼，大量案件如何解決？後果可想而知。訴訟和解在功能價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調解。訴訟和解貫徹於訴訟任何階段，民訴法第51條審判程序，第211條執行程序。隨著訴訟程序推進案件事實逐漸清楚，雙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經過當事人理性的協商和妥協，可能得到雙贏結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訴訟和解的內在價值。另外，訴訟和解取代法院調解，可推動審判方式由「調解刑」向「判決型」角色的轉換。訴訟和解能做到這一點是由其靈活性、隨意性和輔助性特點決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啟動是隨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讓法官試行和解，是由訴訟主體雙方當事人操縱的，完全取決於雙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試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進行交流、協商、傳話以及是否接受和解這樣一個過程，這一過程是靈活多樣的，不帶任何強制性，時間短暫，和解不成，轉入審判程序，不影響訴訟推進，因此和解程序必然處於輔助地位，輔助審判程序，這一定位使訴訟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審判程序結構的基本性格的潛在功能，不管其結案率多高，永遠不能主導民事審判模式結構，進而更不會成為審判模式由「調解型」向「判決型」轉換的障礙性力量。審判是法院骨髓。公正與效率是法院內在價值，是審判的血液，審判的價值構成將永遠決定民事訴訟結構，故借鑒國外立法，對我國民訴法訴訟和解制度予以重構。
1.訴訟和解時間，和解時間應從起訴後至判決前，此間任何階段當事人均可自行和解。
2.訴訟和解方式。訴訟任何階段當事人可自行和解達成協議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國。當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經法院主持或核準的和解法國、日本、德國。此種情形法院應具備有主持和解人員名單，人員配置同審前准備程序，以備當事人選擇。當事人不願選擇或放棄選擇的，法院為其指定。
3.訴訟和解效力。當事人自行和解的協議，經申請必須記入筆錄。記入筆錄和解協議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終結訴訟效力；一是與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具有執行文書效力)。
4.瑕疵和解的救濟。和解協議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當事人不是上訴，不得以該法律關系為標的再行起訴。對和解協議不得抗訴，但和解協議有無效或可撤銷的原因時，比照提起再審之訴的方法，對於該和解提起再審之訴。
(三)構建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縮寫ADR)。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我國加入WTO之後，現代型糾紛和訴訟在社會和法院大量涌現，改革中的政策變化如土地承包權，國企職工下崗，企業產權分離、轉讓、海事、海商、票據、破產等引發的特殊類型的糾紛更是層出不窮；而由於法制尚不夠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質等原因，社會在通過司法訴訟方式處理這些糾紛方面能力也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價值的沖突對糾紛解決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顯迫切。可見訴訟並非解決爭紛唯一途徑。ADR式的「公眾司法」應用的土壤已形成。這一點《工人日報》1999年11月20日報道提出，「中國需要法制，不過是不是凡事皆斷於法，這是令人深思的問題」。方流芳教授指出：「在進入21世紀前夕，中國比任何時期都需要開拓非訴訟解決爭議的途徑，需要鼓勵�而不是限制當事人通過協議創造多種形式的民間調解，需要更為多樣化、更加靈活，更加經濟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徑」。
正視這種發展趨勢及其所揭示的意義和價值，對於我們重新審視和調整民事訴訟程序及審判方式改革不無裨益。我們應充分利用我國本土資源，將被西方各國譽為「東方經驗」的人民調解功能發揚光大；信訪、民間權威的調解都應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別是擴大行政機關的糾紛解決功能，普及我國已經建立起的仲裁製度，加強仲裁機構的建設，將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廣普及，鼓勵創建多層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業性糾紛解決機制。並逐步將訴訟程序與ADR程序協調起來，形成多網路的解紛機制。同時在法院內部據案件復雜程序和標的大小及性質實行繁簡分流，並發揮普及非訴訟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對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證據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擴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圍，基層、中級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這類程序的有效利用。將能夠極大地提高法院處理糾紛的效率和效益，減少訴累，實現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

⑵ 法院的民調是什麼意思

民事調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過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根據自願和合法的原則，主持並促使當事人雙方達成協議協商解決的制度。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在審判中佔有重要地位。
調解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西周在銅器銘文中就有調處的記載，秦漢以來，調解成為司訴的原則，兩宋時期，隨著民事糾紛的增加，調處呈現制度化的趨勢。明清時期，調處已是臻完善，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先生大力引進西方法制，建立西方法制體系，但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沒有中國實行開來。建國初期，審判方式一直沿用抗戰時期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強調審判與調解緊密結合，直到1979年中國起草《民事訴訟法（試行）》時，將「調解為主」改為「著重調解」，1991年中國開始修訂《民事訴訟法（試行）》，明確了調解的原則為「自願和合法」，適用范圍包括一、二審、再審，使調解原則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調解的審判實踐，糾正了調解與判決販關系。近年來，隨著審判方式的改革，「調解為主，調判結合」，大量簡易審理的案件所佔比例逐年提高，如黑龍江省孫吳縣人民法院2003年收案996件，審結983件，其中調解結案413件，占結案數的42%，2004年收案871件，結案856件，其中調解結案436件，占結案數的50.93%，而兩個基層法庭所審理的民事案件有七成為調解結案，由此可見，民事調解制度在人民法院解決糾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⑶ 開庭前法院是不是都要調解

一般民事糾紛，現在都進行調解。不僅起訴前調解，起訴後開庭前調解，開庭後還可以調專解。即使到執行階段，屬也能進行執行和解。案件進入二審程序，進入再審程序，還可以調解。簡單說，調解貫穿民事糾紛的始終。訴訟中間的調解是人民法院和當事人進行的訴訟行為，調解協議一旦雙方簽字，並經法院依法確認，與法院判決具有同等效力。針對案件的難易程度和不同情況，在實踐中，人民法院一般採用以下幾種方式進行調解：1、訴前調解。2、立案調解。立案調解是人民法院在立案時，及早介入，對案件進行調解，是對訴前調解的一種有效補充。3、庭前調解。庭前調解指在訴訟程序啟動後，開庭審理之前，由法院組織糾紛當事人進行和解，並促使當事人達成合意從而解決紛爭的訴訟活動。4、書信(網路、簡訊)方式調解。5、社會化調解。6、開庭調解。開庭調解是指在開庭審理時，對當事人進行調解，是開庭審理的組成部分。7、庭後調解。庭後調解是指庭審結束後，判決下發前法院組織當事人進行調解。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條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願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

⑷ 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區別

法律分析：人民調解：人民調解是指在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主持下，依照法律、政策及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對糾紛當事人進行說服規勸，促其彼此互諒互讓，在自主自願情況下，達成協議，消除紛爭的活動。行政調解：是指由我國行政機關主持，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民事糾紛或輕微刑事案件當事人自願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一種調解制度，通常稱為政府調解。司法調解：亦稱法院調解，是指對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審判組織主持下，訴訟雙方當事人平等協商，達成協議，經人民法院認可，以終結訴訟活動的一種結案方式。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人民調解，悄褲是指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願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圓運拍的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六十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但是，行政賠償、補償以及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的案件可以調解。調解應當遵循自願、合法原則，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橘羨益。

⑸ 民事訴訟立案後多長時間開始調解

民事訴訟立案後，法院在雙方發生立案之日起的五日內，將准備的起訴狀副本傳送到被告方，而收到的被告方需要在收到起算的十五日內，提出答辯狀。調解在答辯期滿後裁判作出前可以進行調解。如經雙方的同意，法院可以在答辯期滿前作出調解。雙方可以自行提出調解方案，法院也可以作出。普通程序十五天內，簡易程序是七天內。
法律分析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民事訴訟調解制度又稱法院調解，是指按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在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發生爭議的民事權利義務自願進行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訴訟活動。法院調解應當遵守自願原則，查明事實_分清事非原則_合法原則。法院調解制度是建立在當事人處分權基礎上的，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和法院行使審判權相結合的產物。法院調解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人民法院審判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對當事人進行法制教育思想疏導工作的活動。二是指人民法院審判人員在辦案過程中，主持和引導當事人用平等協商的辦法解決糾紛，達成協議，終結訴訟的一種方式。當地的人民法院需要在雙方發生立案之日起的五日內，也就是期限為五天，將准備的起訴狀副本傳送到被告方，而收到的被告方應該按照法律規定，需要在收到起算的十五日內，提出答辯狀示為完成。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二十五條 人民法院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內將起訴狀副本發送被告，被告應當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內提出答辯狀。答辯狀應當記明被告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聯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聯系方式。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答辯狀之日起五日內將答辯狀副本發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辯狀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審理。

⑹ 我國法院調解制度與其他類型的調解制度有何區別

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與人民法院的調解的區別主要在於調解的效力不同。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對雙方當事人有約束力，當事人應當自覺履行，但沒有強制執行力。如果一方當事人在達成調解協議後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在人民法院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只要調解書送達雙方當事人後或者對不需要製作調解書的調解協議當庭宣讀後，即同生效判決書一樣具有法律效力，一方當事人不履行調解所確定的義務，對方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法院調解有這樣的一些特點：
1、法院調解發生在訴訟過程中。
因此，當事人在此過程人所進行的行為，屬訴訟行為，對當事人產生訴訟上的約束力;訴訟外的調解發生在訴訟之外，當事人的行為無訴訟上的意義。
2、法院調解是在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進行的。
人民法院進行該活動，依據的是其審判職權，所進行的活動屬於審判活動，具有審判上的意義，具有司法的性質;後者的主持者是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委員、行政機關的官員、仲裁機構的仲裁員，所進行的活動不具有審判性，不具有司法的性質。
應當注意的是，在訴訟中經各方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或者與案件有一定聯系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和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社會經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的個人對案件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後，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確認。
3、法院調解要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則和程序。
在我國，根據民事訴訟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法院調解要遵循當事人自願和合法的原則，應當在事實清楚、責任分明的基礎上進行，法院組織調解還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訴訟外的調解雖然也要求要當事人自願和合法，但這對它們而言不是法律規定的原則，在查清事實和分清責任的問題上也不像法院調解那樣嚴格，在程序上，訴訟外調解也不如法院調解規范。
4、法院調解如果成功，其所形成的調解協議或調解書生效後與生效的判決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法院調解當事人達成協議並簽收了送達的調解書的，訴訟結束。具有給付內容的調解書具有執行力。訴訟外的調解，除仲裁機構製作的調解書對當事人有拘束力外，其他機構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而形成的調解書，均無拘束力，而只有一定的見證力，當事人反悔的，可以就該爭議問題向人民法院起訴。
我國的調解制度主要有訴訟內調解和訴訟外調解兩大類。訴訟內調解特指司法調解，也即法院調解，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人民法院主持，依法說服教育使訴訟雙方當事人互諒互讓，解決糾紛的一種訴訟活動。訴訟外調解主要包括人民調解和行政調解。人民調解是指由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對民間糾紛進行調解的活動。行政調解是現代社會行政主體管理社會公共事務，及時化解矛盾和糾紛不可缺少的行政手段，是行政主體作出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事實行為。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和行政調解都是解決糾紛當事人的紛爭的一種重要方式。採用的方法都是通過說服教育、宣傳法律政策，促使當事人互相諒解達成和解協議，消除紛爭。適用的原則基本上都是「自願原則」、「合法原則」、「查明事實、分清責任原則」。但是，三種調解制度之間也有所區別：
(1)調解機構性質不同。行使人民調解職能的機關是人民調解委員會，它是基層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民主自治組織。司法調解是由國家審判機關即人民法院來行使。行政調解是國家行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行政領導及其工作人員，對其管轄范圍內或所屬單位的成員之間，或者所屬成員與其他單位成員之間發生的糾紛進行調解，調解機構具有行政管理職能。
(2)調解的性質不同。人民調解是不具有訴訟性質的訴訟外民間調解，是一種群眾性自治行為。行政調解是一種行政管理行為。
(3)調解權的來源和性質不同。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調解是基層群眾直接授予的民主自治權利，調解人員代表的是人民調解委員會，它與被調解人員之間是群眾與群眾自治組織之間的民主平等關系。人民法院主持調解，是國家賦予人民法院審判權的一種表現形式，調解人員是代表人民法院，依法與被調解人員發生訴訟法律關系。而行政調解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國家賦予的職能。
(4)調解的范圍不同。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是公民與公民之間的民間糾紛。人民法院調解所有符合法院受案條件的民事糾紛以及刑事自訴案件。行政調解既可以調解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糾紛，也可以調解公民與法人、法人與法人之間的民事、經濟等糾紛。
(5)調解協議的效力不同。人民調解達成的協議是一種群眾自治組織調解民間糾紛結果的記錄和一般文書，不是法律文書，沒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人民法院調解達成的協議和製作的調解書，是國家審判機關行使審判權的司法文書，調解書一經送達當事人，立即發生法律效力，與法院製作的判決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法院強制執行的根據。行政調解協議具有行政上的強制力，某些行政調解協議生效後即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如逾期不履行協議，行政調解機關可以採取行政手段強制履行，權利人可以把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作為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根據。行政調解是國家行政機關處理行政糾紛的一種方法。國家行政機關根據法律規定，對屬於國家行政機關職權管轄范圍內的行政糾紛，通過耐心的說服教育，使糾紛的雙方當事人互相諒解，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達成一致協議，從而合理地、徹底地解決糾紛矛盾。人民調解又稱訴訟外調解。是指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以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社會公德規范為依據，對民間糾紛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勸說，促使他們互相諒解、平等協商，自願達成協議，消除紛爭的活動。司法調解亦稱訴訟調解，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是當事人雙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過處分自己的權益來解決糾紛的一種重要方式。司法調解以當事人之間私權沖突為基礎，以當事人一方的訴訟請求為依據，以司法審判權的介入和審查為特徵，以當事人處分自己的權益為內容，實際上是公權力主導下對私權利的一種處分和讓與。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
第一條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請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或者與案件有一定聯系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和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社會經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並有利於促成調解的個人協助調解工作。
經各方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託前款規定的單位或者個人對案件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後，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