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院視頻

1. 當國際法與國內法沖突時,應當如何解決

當國際法與國內法沖突時一般以簽署國家法為准。

國際貿易也就是國際民商事交易，我國是民商合一的體制，民法通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簡單的說，就是，國際條約優先於我國法律，我國法律優先於國際慣例。

(1)國際法院視頻擴展閱讀：

一、國際法的作用：

主要調整國家間相互關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總和。一定條件下和一定范圍內類似國家的政治實體以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間的關系，也受國際法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約束。

二、國際法具有如下特徵：

1、國際法的基本主體是國家，類似於國家的政治實體和國際組織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成為國際法的主體。個人不是國際法的主體。

2、國際法的主要淵源是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一般法律原則、司法判例和各國權威最高之公法學家學說也可以成為國際法的輔助淵源。

3、國際法的制定者是國家本身，國際法的效力的根據正在於此。

4、國際法沒有統一的、超越國家之上的強制執行機構。國際法院或其他國際裁判、國際仲裁法庭沒有強制管轄權。國際法的實施主要依靠國家本身單獨或集體的行動。

2. 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國際法」，指適用於主權國家之間，以及其他具有國際人格的實體之間的法律規則的總體。
國際法也與國內法截然不同。〔國內法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法律，它調整在其管轄范圍內的個人及其他法律實體的行為〕。
國際法是西方世界的三重發展過程的產物：即中世紀的歐洲社會瓦解，進入近代歐洲社會的過程；近代歐洲社會向外擴張的過程；處在發展中的世界社會里，權力逐漸集中到數量迅速減少的主要世界強國手中的過程。
國際法的造法方式《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將國際法的主要造法方式即國際法規則形成的方式歸結為三：條約、國際習慣法和為各國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這已得到幾乎是普遍一致的贊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是：各國主權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脅和使用武力，以及民族自決原則等。
條約：條約和其他經一致同意的協議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法主體可以通過它們（如果是國際習慣法不要求任何形式）宣布、修改或發展現行的國際法。它們也可以通過條約將尚未組織起來的國際社會轉變為聯合的或凌駕於國家之上的全球性或區域性的國際社會。
國際習慣法：實質上就是適用於尚未組織起來的國際社會的國際法。
國際習慣法的構成有兩個要素：
1．普遍的或區域性的國家實踐；
2．這種實踐為有關國家承認為法律。國際習慣法常常是以早期條約的某些條款為其淵源，這些條款後來就被承認為法規。但是也有個別的國際法規是由世界列強的大致相同的實踐發展而成的。
為各國所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只有在國際習慣法或條約法沒有相應的規則與之平衡的情況下才起作用，所以它的造法作用是輔助性的。這種原則必須是一般的法律原則，而不是作用范圍有限的法律規則；它還必須得到有相當多的國家（至少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法律體系）的承認。
主要規則
概括為7個基本原則：即主權、承認、同意、信實、公海自由、國際責任和自衛。
主權
依照國際法，共處的各主權國家一律平等。它們只能對在其領域內的人和事行使管轄權，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如從領海到公海的緊追權或者報復權）才被允許對在其領域外的人和事行使管轄權。各個國際法主體除受普遍適用的國際習慣法的規則約束外，不經它同意，不得令其承擔任何外加的國際義務。
承認的主要作用是，承認一個實體作為國際法主體而存在，或者承認它的首腦為該國的代表並希望與之維持外交關系。承認的主要形式是承認一個國家或政府在一塊領土上行使事實上的或法律上的管轄權，簡稱為事實上的承認和法律上的承認。承認可以是無條件的，也可以是有條件的；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承認也可能並不是全面的，而只限於承認一群人為交戰團體或叛亂團體，如果這些叛亂者事實上已經控制了該國部分領土。承認在原則上是可以自行斟酌決定的，但過早地承認別國的交戰團體或叛亂團體是和該國專有的國內管轄權不相容的，因而也是非法的。
同意
國際法主體在訂立協定時，在不損害第三者權利的情況下，可以修改和補充國際習慣法的某項規則或者為各文明國家所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遵循國際法的要求所作出的同意，為締約雙方確定了相互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經締約雙方同意所訂立的協定，其中止、修改和終止也應經締約各方的同意或默認。
信實
在國際法發展的早期階段，所謂信實主要是指不背信棄義。以後，信實的含意逐漸與公平合理、符合常識的要求一致起來。締約雙方或者應對自己的單方面行為負責的一方，必須恪守信義地解釋和執行協定。
公海自由
公海航行自由的規則不準許任何國際法主體佔用公海的任何部分。在和平時期，一個國家只能對有權懸掛該國國旗的船舶行使管轄權；而在戰爭時期，則可根據海戰規則和捕獲法規干擾敵國及中立國的航運。對於公海、公海上空和海床的利用，必須合理照顧其他國家的利益。海盜行為和販運奴隸都是對公海的非法利用。
關於國際責任的規則要有兩個前提。
1．國際法主體的下屬機構違反國際義務，構成了不法行為或國際侵權行為；
2．這種國際侵權行為引起賠償的責任。這些規則所規定的義務是獨立於任何個別的國際法主體的意志之外的，但是它們是可以經過同意和默認加以修改，它們也可以用雙方同意的規則規定類似國內刑法的那種處罰來加以強化，或者通過默認和不行使權利而予以放棄（也稱消滅時效）。
自衛
國際習慣法允許國際法主體對其他國際法主體的不法行為採取自衛措施，也可以對不受任何其他國際法主體保護的個人、船舶或飛機的行為採取自衛措施。自衛必須是迫不得已、刻不容緩的。只有為了擊退即時的、緊迫的入侵才有權採取自衛行動。
支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各項規則相互作用的結果，又規定了一些次要規則和法定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有：領土、外交法及豁免、保護國外的僑民、貿易和航行自由、引渡和政治避難、國際權利與義務的繼承。

3. 有哪幾位中國人擔任過國際法院的法官

1、王寵惠

王寵惠（1881.10.10.-1958.3.5），字亮疇，祖籍廣東省東莞市，出生於香港荷李活道75 號的道濟會堂。王寵惠是近代中國第一張新式大學文憑的獲得者，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代總理、國務總理，並為海牙國際法庭任職中國第一人。

2、鄭天錫

鄭天錫（1884－1970，Cheng Tien-Hsi），字雲程，號茀庭，廣東香山縣人（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 。中國著名法學家、外交家。 倫敦大學法學系畢業，曾任大理院大法官，多所大學法學教授，司法官次長，國際聯盟法官，民國最後一任駐英大使。

3、徐謨

徐謨（1893－1956），字叔謨，筆名平章，江蘇蘇州人，原籍江蘇吳縣人，曾任國際法院法官，是首位出任國際法院法官的中國人。

4、顧維鈞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漢族，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近現代史外交家。

1912年回國後，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內閣秘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後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國民政府駐法、英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5、倪征燠

倪征燠[yù]（1906年7月—2003年9月2日），中國第一位國際大法官，我國著名的法學家。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資深的閱歷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國際司法界最高榮譽的國際法官。

6、史久鏞

史久鏞，男，著名國際法學家。1926年10月9日生於浙江寧波。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修法學，獲國際法學碩士學位，1951年畢業後留校從事國際法學研究。

1994年2月6日，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2000年2月至2003年2月任國際法院副院長，2004年2月6日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這也是自聯合國國際法院1946年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法官擔任院長。

7、薛捍勤

薛捍勤，女，中國山東省人，資深外交官和國際法專家，2010年5月12日當選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主席，2010年6月29日當選國際法院法官。

4. 沿海國在爭議海域執法中使用武力行為的國際法剖析

沿海國在爭議海域執法中使用武力行為的國際法剖析海上執法武力和國際法所禁止的武力的區別是復雜的，而當強制行為發生在爭議海域時，執法武力與國際關系中禁止的武力之區分是沿海國遇到的難題之一。對於爭議海域執法武力使用的問題尚沒有明確的國際法規則，但是部分國際實踐已經對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的探討。目前，我國與周邊國家在相關海域有著復雜的主權爭議。因此，明確在爭議海域執法行為的合法性依據，避免執法中違反相關的國際法規則對於我國海洋秩序的維護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海上執法使用武力與《聯合國憲章》 （以下稱《憲章》）所禁止的武力之間的區別是判斷一國海上強制行為合法性的根本依據，但二者之間的區分也是相當復雜的。當海洋劃界爭議懸而未決時，爭議海域執法中的武力使用將會引起更大的海上沖突。目前，我國周邊海域與其他沿海國有著復雜的管轄權糾紛，部分國家在爭議海域動作頻頻，如何確保我國海上執法尤其是在爭議海域執法的合法性對於我國海洋秩序的維護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目前，雖已有對海上執法中的武力使用問題的研究，也有對於爭議海域執法、軍事行動的問題研究，但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爭議海域執法活動中的武力使用的合法性依舊是值得探究的話題。
一、海上執法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來源
（一）國際條約對執法武力合法性的規定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稱《公約》）沒有明確肯定海上執法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但其中的部分條款對執法武力持肯定的態度。例如《公約》允許沿海國在一定區域內對外國船舶進行緊追。《公約》第七十三條規定了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可採取登臨、檢查、逮捕等強制行為。《公約》對沿海國在海上執法中實施緊追、登臨、檢查、逮捕等行為的許可，均暗示了沿海國在海上執法過程中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另外，作為《公約》重要補充協議的《執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管理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遊魚類種群的規定的協定》規定檢查員在必要條件下可以使用必要程度的武力。《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為公約》2005議定書中也有類似的規定，但所使用的武力要以最小程度為限。1979年《執法人員行為守則》和1990年《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明確允許各國海上執法人員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使用武力。以上條約的相關規定均體現出國際條約允許沿海國在海上執法中使用合理的武力。
（二）部分國內立法允許海上執法武力 各沿海國海上執法相關的立法一般均允許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合法使用武力。例如美國《美國法典》第十四篇允許美海岸警衛隊為保障其執法目的的實現而使用武力;《關於俄羅斯大陸架的聯邦法律》第四十三條規定聯邦執行機關的軍艦和飛機可以在海上執法中使用武力，但是規定了使用武力的前提條件;《加拿大沿海漁業保護法》第十九節規定在安全距離內進行一次以上的警告後可以使用武力;我國2007年頒布的《公安機關海上執法工作規定》第九條規定公安邊防海警可以使用警械和武器。
（三）國際案例實踐對海上執法使用武力合法性的肯定 一些國際案例的裁決也表明，沿海國在海上執法中使用符合條件的武力是合法的。1933年「孤獨號案」的聯合委員會宣稱：沿海國可以「為實現登臨、檢查、扣留和將嫌疑船隻帶回港口之目的，使用必要且合理的武力」;國際法院在1995年「漁業管轄權案」中認為：「根據對執行養護和管理概念的『正常和合理的』解釋，出於這些目的的登臨、檢查、逮捕和最低限度地使用武力的手段都被涵蓋在這一概念之內」;1962年「紅十字軍戰士號案」的調查委員會，1999年「賽加號」的國際海洋法法庭以及「蓋亞那訴蘇利南案」的海洋法法庭也認可沿海國執法人員執法中可以使用武力，但是要有一定的限度要求。 由此可見，海上執法中合法使用武力已經構成《國際法規約》第三十八條所規定的國際習慣。以上國際組織條約的規定、各國國內法規定以及國際實踐中的情況證明，其具備了「國家實踐」和「法律確信」兩個要素。
二、執法中的武力與國際法禁止的武力之區分要件 《憲章》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繫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
《公約》規定：「締約國在根據本公約行使其權利和履行其義務時，應不對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任何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與《憲章》所載國際法原則不符的方式進行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
。」
雖然上文分析海上執法使用合法武力是國際法所允許的，但是沿海國在海上執法過程中使用武力與《憲章》及《公約》上所禁止的武力是完全不同的。
（一）行動的根本目的 根據對沿海國海上執法權的
來源分析可知，其執法活動必須依據國際法有效的管轄權和自己國內法。因此，沿海國為了行使其管轄權、確保其國內法的有效實施而採取的強制行為都應當被認為是執法活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沿海國的強制行動所依據的國內法不符合《公約》的規定，也不會改變行動的性質，判斷的關鍵仍然是行動是否是_了實施其國內法。例如在「賽加號」案中，幾內亞巡邏艇依據《幾內亞海關法》的規定從其專屬經濟區開始對郵輪「賽加號」進行緊追並在獅子山專屬經濟區內將其逮捕。雖然按照《公約》的規定，沿海國的管制行為至遠可以延伸到毗連區以及專屬經濟區內的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而《幾內亞海關法》規定可以在專屬經濟區的所有海域內對外國船舶進行緊追。國際海洋法法庭裁定該強制行動所依據的國內法違反了《公約》，幾內亞行使緊追並沒有合法的國際法基礎，卻沒有將幾內亞的行動視為使用國際關系中所禁止的武力。 在蓋亞那訴蘇利南案中，仲裁庭主要根據證人的證詞判斷蘇利南行動的性質。根據石油平台鑽機監督員的證言，蘇利南海軍發出的命令意思為：如果鑽井平台及其支援船在12個小時內沒有離開該地區，那麼炮艇將不受限制地打擊其鑽井平台。蘇利南提供了采礦法令作為其行動目的是維護執行國內法的證明，該法令第二款第六條規定：「未經許可從事采礦活動的人，可處以最高兩年的監禁或最多10萬蘇利南盾的罰款
。」
但是由於含糊不清的警告，以及蘇利南軍方在行動中認為該國的主權受到該案中鑽井平台活動的威脅以及總統的密切參與等原因，仲裁庭認定蘇利南的行動目的並非是為了執行其國內采礦法令，而是超越了單純的海上執法性質的武力使用，該行動的性質更接近《憲章》規定的使用武力威脅。由此可見，在判斷執法中的武力與國際法禁止使用的武力時，行動的目的是重要的判斷標准。在對行動目的進行考察的過程中，並不僅僅是考察行動是否有法律依據，還會結合沿海國執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所體現出的執法目的來考察是否是為了維護其國內法。例如在本案中，蘇利南海軍命令的內容並沒有體現武力使用是為了實施其國內采礦法令。
來源：西部學刊

5. 簡述國際法院的管轄權

國際法院的職權有訴訟管轄權和咨詢管轄權。
（1）訴訟管轄權
只有國家才可以是向法院提交案件的當事方，任何國際組織、個人(自然人和法人)和團體、地方政府及非主權的政治實體，均不能成為法院的訴訟當事方。可以在法院進行訴訟的當事國包括：

聯合國會員國即法院規約的當然當事國；
非聯合國會員國但依憲章第93條之規定而成為規約當事國者；
既非聯合國會員國亦非規約當事國，但依規約第35條第2款之規定而成為訴訟當事國。
法院受理案件的類型，參見課本內容。
由於當事國可以任意選擇是否發表這樣的聲明、在何時以及何種條件下發表這樣的聲明，也就是說這類管轄是當事國自願承擔的，所以它是「任意的」；同時，一旦當事國發表了這樣的聲明，在該聲明的范圍內，就使法院具有了強制管轄權，所以它又是「強制的」。故它被稱為「任意強制管轄」，該條款亦被稱為「任擇條款」。目前，約有五、六十個國家聲明接受這種管轄但其中多附有保留。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聲明接受該任擇條款。
（2）咨詢管轄權
只有聯合國大會、安理會以及由聯合國大會授權的聯合國其他機關或專門機構才能請求法院提供咨詢意見，各會員國無權請求亦無權反對法院發表咨詢意見，僅有對於咨詢問題能供給情報的國家有權在咨詢案中出庭。
根據法院規約第65條，「法院於任何法律問題如經任何團體由聯合國憲章授權而請求或依照聯合國憲章而請求時，得發表咨詢意見。」憲章第96條規定：

大會或安理會對於任何法律問題得請求國際法院發表咨詢意見。
聯合國其他機關及各種專門機關，對於其工作范圍內的任何法律問題，得隨時以大會的授權，請求國際法院發表咨詢意見。
此即法院的咨詢管轄權。

法院在行使咨詢管轄權時，得參照規約有關訴訟管轄權的規定進行，但這兩種管轄權在當事方、案件范圍、效力和作用等諸方面均有明顯差別。咨詢管轄的目的，主要是法院作為聯合國之司法機關對於法律問題提供權威性的參考意見，以便幫助聯合國機構更好地遵照憲章進行活動。咨詢意見沒有法律拘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