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對司法改革的看法
《法官能為法治做什麼》一書，全方位展示了美國法官精英對一些司法熱點問題的見解，雖出自域外司法視角，正如譯者何帆所言，「司法領域畢竟有許多共通規律」，書中許多觀點於中國司法問題亦多有呼應，讀之啟發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啟示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絕對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為其職業生活必定驚心動魄、精彩絕倫。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卻被約翰·哈倫二世、鮑威爾大法官形象比喻為「九家小型律師事務所」，並特別強調「小型」和「獨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擁有獨立的辦公室、配備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獨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無法保證任期內都去過其他大法官辦公室「串門」。作為頂層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卻達60小時。
驚詫之餘，又略有所悟。「小型、獨立」兩個關鍵詞蘊含的「法官獨立」、「團隊機制」精神，與當前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嗎。
1、「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
論及關鍵詞「獨立」，大法官強調的是為確保公正，法官個人在案件審理中做到獨立思考，獨自決斷，不受他人的干擾與阻礙。當然，法官獨立並非排除審判輔助人員的支持。審判獨立，是不爭的共識，而「法院獨立還是法官獨立」，卻是獨具特色的中國式命題。西方分權制衡理論視野下，法院獨立是三權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實，其更關注的是法官是否獨立。而在中國語境中，「法院獨立」抑或「法官獨立」之爭卻延續長久。
我國立法界定和審判實踐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獨立」觀點。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憲法是在機構獨立的角度界定審判獨立。審判實踐中，法官參照公務員管理形成科層化，裁判文書層層簽署、層層負責，文書簽署法院印章對外生效，形成了飽受詬病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非正常現象，法官獨立審判是沒有實現的，辦案責任制也因此陷入尷尬。應當說，在此次司法體制改革的理論設計中，「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至此可以終結。新一輪司法改革倡導法官角色回歸本位，「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清晰劃分案件裁判權和司法行政管理權的界限，正是法官審判獨立精神的回歸和強調。可以說，強調法官獨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領。法官裁判的獨立性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線。這一要旨正如哈倫大法官論及審判獨立時所提醒的，「與律所的法律意見和企業的政策決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決不是機構作為整體的處理結果，只是合議後個人投票的結果。個人負責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內部備受尊重並被小心呵護的慣例。」
2、審判組織之構成
論及關鍵詞「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書、信使等人員在內，可以獨立完成審判職責，規模不大但功能完備的團隊。
就此關鍵詞，聯想到我國此次司法改革的審判組織形式調整。長久以來，參照行政機關管理模式，我國法院以業務庭作為基本管理單元，各業務庭再組成數量不等的合議庭或獨任法官作為基本辦案單元。行政化的科層級審判組織形式，其弊端是明顯的：裁判權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議庭、庭長、院長等主體手中，審判分離，辦案責任落實虛化；院庭長忙於管理性事務，往往脫離審判一線，造成優秀審判資源的極大浪費；「鏈條狀」的審判管理，制約了審判效率的提高。就審判組織變革而言，此次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實現「扁平化」和「團隊化」。這在結構形式上與美國大法官「小型團隊」的運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將合議庭或獨任庭作為直接的審判單元，通過減少審判管理中間環節，建立緊湊的扁平組織結構以提高效率；將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的業務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團隊，通過資源優化組合，實現團隊作戰效能的最大化。多個試點法院組建「審判團隊」的經驗佐證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審判長，1至2名見習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錄員等）組建獨任制審判團隊，以「1+2+3+4」模式（即1名審判長，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輔助人員）組建合議制審判團隊。
二、「法官員額」的考量
1、聯邦法院規模之爭
與我們受「案多人少」困擾一樣，美國法院也正經歷「案件數量危機」。為應對危機，美國的做法是審判輔助人員不斷增長以減輕法官負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數、壯大法官隊伍，「1950年至2011年間，聯邦下級法院法官數量增至原來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應該增加法官員額，美國法官的意見是分化的，存在「聯邦法院規模之爭」。以斯蒂芬·萊因哈特為代表的法官堅決支持擴大法官員額，理由是沒有足夠多的法官，很難為公眾提供高水準的審判服務，難以確保個人權利免受侵害；以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為代表的法官卻主張控製法官員額，對聯邦法官規模的擴張倍感憂慮和遺憾，認為這將對司法程序、聯邦制度與聯邦法院產生負面影響，其主張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義」。當然，在萊因哈特法官看來，反對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思維作祟。
2、我國法官員額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員額制是當下我國司法領域的熱詞。應當說，美國「擴大還是限縮法官員額」的爭議在我國已有定論。法官員額制是在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輪司法體制改革的關鍵一環。與美國主張控製法官員額的理由一致，確定法官員額隱含著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於，通過提高任職門檻以確保法官質量，以優秀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最終保障案件質量。同時，通過法官群體精英化，為提升法官職業保障創造條件，以法官的減量提質，提升社會對法官職業的認同感，進一步強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員額制改革有效銜接配套實施的法官助理制度、書記員單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學合理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體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頑疾，實現法院管理的專業化。
當然，與美國的情形一樣，對實施法官員額制改革並非沒有任何質疑和隱憂，這些是當前改革推進中絕不能忽視的「異議之言」。按照不超過39%的比例實施法官員額限制，必將導致法官數量的大幅減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現實考驗中，少數精英法官如何確保審判任務的完成？法官數量的減少會否導致案件質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員額制動的更多是年輕法官的「乳酪」，他們感受的沖擊將會最大，法官身份喪失後，如何確保隊伍的凝聚力和他們對法官職業的持續夢想？以上憂慮的存在，需要法官員額制改革保持足夠的審慎，將眾多的因素納入改革考量。科學合理地測算完成案件審理所需要的法官數量，確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於以犧牲審判任務和案件質量為代價；盡量合理解決未入額法官的過渡性安排，為落選者後續入額保留足夠的彈性空間，為其法官夢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執業的動力。隱憂或許是多慮，但盡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為改革減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審判輔助人員的價值認識
在中美司法系統運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審判輔助人員」的身影。他們是以法官為核心的審判團隊不可或缺的組成，扮演著法官「賢內助」的角色。
從價值上說，法官精英化後，包含法官助理、書記員在內的審判輔助人員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絕非無足輕重的「小卒」。正如書中所言，「不可否認的是，法官助理在審判過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當案件持續增加，法官人數與案件數不成比例時，法官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審判輔助人員。受限於法官員額的限制，審判輔助人員的增長必將是法院應對受案高壓的有效手段之一。從審判組織功能性構成看，審判輔助人員是審判組織不可或缺的人員組成。精英化的法官將集中精力於「審」與「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務性工作將由審判輔助人員完成，沒有他們的工作，審判組織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難以想像的。
價值已無需多言，而審判輔助人員的現實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審判輔助人員位於科層結構的底層，其地位不過是法官的附庸。受限於僵化的編制管理，大量審判輔助人員採取勞務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門檻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務壓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審判輔助人員隊伍流動性較大。在此想表達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見到了該修正的時候，審判輔助人員絕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價值遠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切，改革的視野應加重對審判輔助人員的關注份量。探索創新審判輔助人員管理模式，積極拓寬其職業發展空間，科學劃分其職責范圍，注重強化職業保障，確保隊伍整體活力以發揮審判團隊的整體效能等等，以上命題都是改革路徑中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改革者需要以足夠的重視讓審判輔助人員改革跟上法官員額制改革的步伐。
Ⅱ 為什麼要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現行的司法制度，是適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2006年黨中央做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決定》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所肩負的重要使命；
對發揮審判和檢察職能作用、加強法官和檢察官隊伍建設等提出了新的要求。黨中央專門就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做出決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與深入貫徹好《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結合起來，推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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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相關延伸：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繪就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藍圖，現在的關鍵是要以求真務實、真抓實乾的作風，有重點、有步驟、有秩序地抓好推進和落實工作，統籌兼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把藍圖變成方案、把方案變成現實。
Ⅲ 如何看待司法體制改革
您好，
第一，對本輪司法改革的態度問題。我認為，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依然應該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輪司法改革。中央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學界的預期，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是應該對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問題上，學界是有共識的，黨中央也有共識。當然，完全的共識可能還沒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環境和氛圍已經良好，因此，我們應該從各個方面積極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這次機遇。
第二，應充分認識到司法改革的艱巨性。我參與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所進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參加了廣東省司法改革試點方案的調研、座談，等等。從自己的親身體會而言，從實際出發，我認為，對於司法改革不應過於樂觀，而必須充分認識到其艱巨性。僅以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試點的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來說，每一項試點工作的實現其實都很難，困難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為例說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為例。這項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單列法官員額，精簡法官隊伍，提高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水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方案將法官在司法隊伍中的比例確定為33％，這給中央很大的信心，覺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實際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現有全體人員總數而不是單以中央政法編法官人員總數為基數計算的。深圳的員額制改革，力度比上海還大，在我看來，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並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難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如何妥善處理現有人員。如果大量現有人員超出改革方案確定的人員分類比例，如何安置這些需要轉崗的人，顯然就會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同時，伴隨著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長期不辦案的法院領導轉為法官，那麼，現在正在一線辦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轉為法官助理等，辦案質量誰來保證？不會辦案的成為一線法官，會辦案的成為法官助理，這種情況如何避免？對於人員分流，我們的慣例就是論資排輩，這種辦法阻力最小，但與改革的目的直接沖突。如果不允許法院領導迴流辦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員通過職務升遷而認可改革的動力不復存在，就可能成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個單位工作，管著法官的待遇低於法官的待遇，他們的積極性如何調動？
其次，完善司法責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權責統一、責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明確法官辦案的權力和責任，要求法官對所辦案件終身負責，嚴格錯案責任追究，對於提高案件質量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主觀上沒有任何問題。但完善司法責任制，需要釐清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關系。比如，如何在主審法官與合議庭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在合議庭與審委會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處理好法官與法院院長、主管副院長、庭長、主管副庭長的關系，切實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面臨諸多體制性難題，涉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規劃。而且，法院的領導是法官的行政上級，即使他們不再享有審批案件的權力，但作為領導，他們對法官的影響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不允許審批案件，法官獨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負責？同時，有些案件，法院領導都決定不了，這是我國的實際情況，辦案必須講政治，一個法官，能負起責任嗎？另外，完善司法責任制，還面臨如何平衡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偏重責任忽視權力，最終很可能導致法官在重壓之下以消極怠工逃避責任，無法實現提高審判質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獨立上同時推進，這項改革也很難到位。
再次，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現對人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統一由省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二是實現對財物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由省級政府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機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標的針對性很強，就是要切實解決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財物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政府而無法實現審判獨立的問題，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國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財物方面不再受制於地方黨委政府，也仍然難以完全擺脫其影響。像建設規劃、家屬安置等，很難不受地方控制。特別是，在我國現有體制下，離開了地方黨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級黨委政府的支持，法院開展工作比如執行判決就會面臨不少困難，甚至寸步難行。因此，如何在擺脫地方黨委政府幹預的情況下，獲得其對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進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實現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後，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對省以下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預，也是需要繼續認真考量的問題。從實際情況看，上級對下級的干預，實際上並不比同級黨委政府的干預少，甚至還要更多。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最後，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目的是通過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動司法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建設，使法官們能夠安於工作，獨立判斷，獨立負責。對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對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懲戒、免職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特殊規定。應當說，這種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符合司法職業的特點。問題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如果對法官的退休年齡、薪酬待遇做出優於公務員的規定，如何讓全社會尤其是行政部門理解並接受這種改革而不致產生新的矛盾？畢竟，每個部門都會認為他們工作的責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質更重要，例如紀委、組織部、發改委、編辦等等，還有主導本輪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統。從目前已經出台的試點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實很有限，但責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則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員是否可以承受這種改革？之前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貴陽市法院系統借調來一批法官幫助辦案。工作結束後，廣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優秀法官可以留下來工作，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留下。貴陽的法官普遍認為，在廣州工作，工資待遇雖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則多出了數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當年求職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想分配到廣州工作來不了，現在有機會，他們卻不願意來。這種心理，應該不是個別的，需要我們重視。
第三，我認為司法改革應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需要進一步明確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認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終是解放生產力，是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進一步提高法官檢察官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能夠在工作中切實忠於憲法法律，有條件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處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設與改革。體制改革只是保證他們切實做到依法辦案的一種方式。不能把體制改革本身當成目的，而應把通過體制改革解放司法官當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僅僅是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對如何更好地達致改革目的缺乏考慮，甚至缺少熱情，聽取一線法官、檢察官、律師意見不夠，針對性需要加強。
第二個問題是需要進一步釐清司法改革的動力來源。司法改革依靠誰進行？由誰來推動？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領導體制問題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幹部管理體制和工作體制。在體制不改的情況下，由上級發動進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懲戒有錯誤的法官。但懲戒委員會能代替紀委嗎？是代替不了紀委的。懲戒有懲戒委員會，違紀有紀委，違法還有司法機關。懲戒委員會能做違紀違法查處工作嗎？還有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能代替組織部，能代替人事部門嗎？現在，法官檢察官通過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提名，由組織部門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長、檢察長則是組織提名，包括上級法院、檢察院與下級法院、檢察院的同級黨委協商後提名，但提名後，也要到組織部門去考察，然後要提交人大去通過，而且是地方人大通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目前的法律體系格局下，如何發揮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個問題。況且，我國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僅考慮上級來推動改革，不認真發揮下級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難做好，而且還涉及我們的政權組織形式這一根本問題。所以，依靠誰去進行改革？不去充分發揮地方的作用，不去動員人民群眾，僅僅靠這種方式改，我覺得可能有點問題。還是應該要調動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領導與群眾，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頂層設計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頂層設計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當年中國之所以進行改革開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頂層設計出了問題。在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並取得了巨大成功。現在，情況好了，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棄摸著石頭過河，改為頂層設計？我覺得需要慎重考慮。目前，加強頂層設計是必要的，但是，我認為，不應過分強調、依賴頂層設計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還是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提法，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觀點，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國情復雜，地區差異巨大，對此，頂層設計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在各個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頂層設計，在具體實踐中放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盡如人意。中央的政策當然很重要，有利於減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給法官漲工資，一開始，組織、人事、財政部門都有不同意見，但是因為一來中央有政策，二來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大力支持，法院與有關黨委政府部門也進行了充分溝通與協商，獲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後還是實現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實踐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寶劍，還必須依靠自己主動去探索、打拚，與同級黨委政府認真協商，這樣，才能根據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解決本地區的具體問題，走出一條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這是目前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Ⅳ 法官獨立審判對司法公正的影響和意義
同意樓上的。法官抄審判不獨立，法院審判獨立，不受其他法院，包括中院、高院、最高院以及行政機關的干涉。法官獨立審判對公正當然有很大的影響，不過目前我國的政治體制和長期以來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法院審判獨立和法官審判獨立都為時過早。我國的國情是，法院、檢察院的開支包括法官的工資都是由當地財政提供的，人事調整也是受當地政府控制的，必然要受當地政府或者人際關系的干涉。但是，國家也已經認識了這些問題，法院有可能會提一級，財政和人事部再受到當地政府的提供和控制，而由上一級政府提供和控制。也就是，基層法院歸市政府提供財政開支和人事調整。中級法院歸省提供政府開支和人事調整。慢慢解決吧，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Ⅳ 司法改革的面臨問題
基層法官檢察官感到壓力大、保障差、晉升慢、職業尊榮感不強
「一會兒座談會開完了，我們還要上街開展創建全國衛生城市宣傳。」2014年5月，記者跟隨中央某考察團調研司法體制改革時，一位基層法官說。
長期以來，中國對司法人員實行與普通公務員相同的管理模式，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常常把法院、檢察院等同於普通黨政機關對待。「招商引資、拆遷、創衛等黨政機關的任務常常被分配到法院檢察院，不僅牽扯了辦案精力，分散了辦案力量，還常常給當事人造成法院、檢察院與政府是一家的錯覺，影響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法官檢察官也更看重其行政級別的晉升，而非專業等級的提升。「工作17年了，我還是一名普通科員。如果能當上副庭長，評為副科，工資能上調不少。但中國法官等級提高一級，工資也就漲幾十塊錢。」一名西部省份基層法官說。根據2007年人事部、財政部確定的法官津貼標准，首席大法官340元，五級法官180元，最高與最低的津貼也只差160元。
但行政職數畢竟有限，導致法官檢察官晉升緩慢，影響他們的工作積極性。2008年至2012年間，廣東省各級人民法院調離或者辭職的法官超過1600人，其中不乏擁有多年審判經驗的法官。壓力大、保障差、晉升慢、職業尊榮感不強被歸結為主要原因。
由於歷史遺留原因，法院檢察院內部，許多行政、後勤人員未通過司法考試，也從不辦案，卻有法官檢察官的頭銜，而一些具有法律職業資格的年輕幹警常常連續兩三年干著打字、裝訂、收發的活兒。
「在許多法院、檢察院，行政、後勤部門數和人員數遠遠超過了業務部門數和人員數，投入一線辦案的人數嚴重不足，案多人少壓力不斷增大。」
受行政化的影響，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庭長承擔了大量行政事務，很難再親自審理案件，於是形成了「提拔一位庭室領導，就少一名好法官」的怪現象。留在審判一線的法官，審判資歷稚嫩。以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為例，真正辦案的法官審判資歷平均才8年，其中有41.6%的法官任命不滿5年。這對於靠大量審判經驗才能作出科學、縝密判決的法院而言，並非好事。
在檢察系統，行政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檢察權以「處、科、組」為基本單位運轉，案件辦理三級審批模式廣泛適用，弱化了檢察官的主導地位，影響辦案獨立性，也有違司法的「親歷性」。 還經驗豐富、能力突出、專業精深的法官以「應有位置」
「由於沒有建立科學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導致法官人數龐大，而輔助人員稀少，大量與行使判斷權無關的輔助事務也需要法官去辦理，造成司法效率低下，最終形成案多人少與忙閑不均現象並存的結構性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主任賀小榮說。
為改變現有司法人員管理模式的弊端，近年來，一些地方進行了改革嘗試。
2013年12月20日，一場特別的選拔考試在廣東佛山中院拉開帷幕——從全市法官中挑選出35名審判長。「只有還經驗豐富、能力突出、專業精深的法官以『應有位置』，讓他們重掌法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公信力不強、權威性不夠等問題。」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陳陟雲說。
在這次選拔中，有25名原來各庭室、部門的正副職勝出，與其他10名始終奮戰在一線的優秀資深法官一同，按照「1名審判長+2至3名合議法官+2至3名書記員」的模式組建相對固定的審判團隊，獨立行使審判權。
為了讓院長、庭長們心無旁騖地專司審判，佛山中院還專門為3名管理審判事務的副院長分別配置1名助理，集中管理副院長所管庭室的黨務工作、隊伍建設、廉政建設、聯絡會務等行政性事務。
「做個純粹的法官是我的職業目標。以前當民一庭庭長要管50多號人和幾千宗案件，而且行政性會議又多，確實不易。相較而言，現在更輕松更專業」，競選成功的佛山中院民一庭庭長吳健南說。
改革後，在一線真正辦案的法官平均審判資歷大幅提升，審判質量迅速改觀：僅今年第一季度，群眾來信來訪同比下降10.5%。
除佛山外，深圳、珠海橫琴新區也進行了探索。根據《深圳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法官直接作為第四類別公務人員，單獨按照法官職務序列進行管理，以法官等級定待遇。珠海橫琴新區檢察院將檢察人員分成檢察官、檢察輔助人員和檢察行政人員三類進行管理，實行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
Ⅵ 談談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改革的認識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五）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3.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