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大行動

㈠ 刑訊逼供的預防防治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刑訊逼供的產生和久禁不止既有歷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現實方面的原因，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實踐方面的原因。雖然說刑訊逼供的存在固然有上述的一些不可忽視的客觀因素，但這些因素不能成為刑訊逼供合理存在的藉口和理由。為了保障刑事追訴者和無辜公民的合法權益，為了維護司法機關的形象和法律的尊嚴，不僅從法律上要嚴禁刑訊逼供，從其他相關制度上、體制上也要消滅刑訊逼供的生存土壤和環境。
如何才能減少、最終杜絕刑訊逼供，以往很多學者們提出過諸多的意見。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幾項對策，力求為我國從思想、制度、實踐層面預防和消除刑訊逼供提供些許借鑒。
（一） 從觀念層面矯正刑訊逼供產生的思想根源
首先要清除刑訊逼供產生的歷史根源。要使公安司法工作人員認識到，刑訊逼供是封建司法特權的產物，是與封建糾問式訴訟有罪推定相伴生的一種副產品。刑訊逼供是違反現代刑事訴訟所奉行的無罪推定的基本理念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前，從法律上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無罪的，公安司法機關完全無權對其施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
其次要想減少、杜絕刑事訴訟中的刑訊逼供現象，就必須清除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的程序工具主義觀念，把程序看成是有其自成體系的程序組成要素，自身的價值判斷標准，獨立的程序權利義務和程序法律後果。即程序特別是現代程序除具有工具性價值外，它自身還有一種具有獨立價值的實體，具有獨立的作為目的的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內在優秀品質。也就是應該樹立起程序和實體並重的法律價值體系，沒有程序就不能談實體的正義。
再次要消除長期左傾思想的殘余。法律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我國的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不僅要打擊犯罪，同時要保障人權。要讓公安司法人員認識到，絕大多數犯罪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刑法、刑事訴訟法更是保障公民權利（當然應包括犯罪人）的規則。因此，一切刑事訴訟活動都必須依法進行，採取刑訊的方法逼取口供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二）進行相關的法律制度改革
首先基於保障人權、與國際刑事訴訟法發展潮流相符合的需要，我國刑事訴訟法應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同時我國刑事訴訟法應廢除「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我國政府繼1997年10月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後，於1998年10月又簽署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中所確認的權利中涉及刑事訴訟內容的在整個公約中占很大比重，他們構成了有關刑事訴訟的基本的國際准則，其中有一項即為沉默權制度。《公民權利公約》第14條第32項規定：「如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被強迫承認犯罪。」當然由於我國偵查技術還是比較落後的，確立沉默權將給犯罪調查帶來難以承受到的沖擊，但這不能成為我們否定沉默權的理由，只要我們加大對刑事訴訟的司法投入，提高刑事偵查的技術含量，我們就可將沉默權可能給刑事偵查帶來的沖擊降到最低限度，並且這也是我們邁向法制民主、文明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其次確立無罪推定的制度。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此項規定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主要精神，但不能說是完整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因為我國官方一直未明確承認無罪推定原則，因而在未經法院生效判決確定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無罪的理念在廣大公安司法人員心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確立，這就為現實中有罪推定的盛行打開了方便之門，從而也為刑訊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隱患。因此我們必須在法律中明確規定無罪推定的原則，以次來教育司法工作人員，並在實踐中確實貫徹這一原則。
再次，在法律上應該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上文已介紹過，我國最高司法機關的一文件雖然已確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不得作為定案的證據，但它還沒有作為刑事訴訟法中一項原則得以採用。並且，它也是僅僅涉及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而對於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的實物證據，我國並沒有排除它的證據效力，在實踐中它也一直被作為證據來使用的。在美國，有一種「毒樹之果」理論――對用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一律予以排除。這可以給我們提供借鑒。我國不應再為了追求案件的實體真實而迴避這一問題，而應該從法律上完善我國的證據排除規則。 建國後，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刑訊逼供。1953 年1 月30 日，公安部一份反映有兩個縣公安局長刑訊逼供、違法亂紀的情況簡報送呈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親自作了批示，並指示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同志收集關於刑訊逼供的例證，編印成冊，發給各省市公安廳局長閱讀，並於各省召開公安局長會議時當作教材，對全國所有公安局長進行一次教育。隨後，包括16個案例和導言的《反對刑訊逼供 反對違法亂紀》小冊子印發，全國公安系統內開展了反對刑訊逼供、反對違法亂紀的檢查和斗爭。1956年，彭真在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再次強調了反對刑訊逼供，禁止肉刑。1958年，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第九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通過《公安人員八大紀律十項注意》，明確把「不準刑訊逼供」列為紀律之一。依靠我黨領導人的高瞻遠矚和公安機關的自律教育，反對刑訊逼供運動似乎已經初具成效。可惜好景不長，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審判組織名存實亡，革命委員會和群眾組織代行使了預審職能，訊問成為鎮壓異己力量的一個途徑。刑訊逼供現象在當時非常嚴重。文革時期的專案組還總結了一些刑訊方面的經驗：一人供聽，二人供信，棍棒底下出材料，後半夜裡出成果……並在公安機關全國性會議上加以介紹，結果流害全國。文革結束後，公安機關的工作步入正軌。但是，刑訊逼供卻如影形隨。根據統計，僅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刑訊逼供案件，1979年至1989年達4000多件。而1990年全國公安系統嚴重刑訊逼供案件發案起數和涉及幹警人數分別比1989年年上升28.6%和42.5%，1991年1至9月的發案起數又與1990年同期持平，居高不下。這引起了最高公安部門的警覺。為此，公安部在92《決定》中對遏制刑訊逼供作出了如下規定：
各級公安機關要……結合普法教育，對幹警深入進行增強法制觀念、禁止刑訊逼供的教育。各公安院校和有關的培訓班，要把依法辦案、文明辦案、嚴禁刑訊逼供列為教育訓練的重要內容。公安部刑偵、治安和預審等部門要根據辦案實際，編寫實用性、針對性強的辦案基本知識材料和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案例，供幹警學習。有條件的要製作錄像帶，運用形象教育，以增強效果。新幹警都必須經過辦案程序、辦案基本知識和嚴禁刑訊逼供的教育方能上崗。要在執法辦案的幹警中積極開展群眾性的邊干邊學活動，認真總結交流偵查、審訊工作中好的做法，請有豐富實踐經驗的辦案人員具體傳授偵查、審訊方法，不斷提高幹警的辦案能力和工作效率。
1992年《決定》還對如何制止刑訊逼供作出了以下部署：「整頓的重點是派出所、刑警隊、治安隊、收審所、拘留所、看守所和預審部門。要在深入教育、提高認識的基礎上，聯系本單位的實際，查出存在的問題，就事論理，議後果，論危害，並針對存在問題，採取切實有效的整改措施。對幹警中發生的一般刑訊逼供行為，要通過自我檢查、自我教育，自覺糾正；對造成嚴重後果、群眾反映強烈的重大刑訊逼供案件，要領導負責，組織專人，限期查處。對問題較多、自身又不認真檢查、糾正的單位，上級公安機關要幫助整頓。」由此可以把公安機關遏制刑訊逼供的主要措施納為教育警察、整頓部門、自我檢查、領導負責，這是一種通過自律來遏制刑訊逼供的路徑。此項運動進行三年後，由於「刑訊逼供問題仍比較嚴重」，公安部又發布了《關於集中開展制止刑訊逼供專項教育整頓的通知》（以下簡稱95《通知》）把教育活動又提到一個更重要的地位。這次活動專門就刑訊逼供開展了分階段式教育，並要求組織領導，「一把手親自過問」，甚至規定於1996年3月底向公安部寫出專題報告。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後，公安部先後制定了《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1998）和《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2003），對禁止刑訊逼供進行了強調。在2002年1月的全國公安廳局紀委書記會議上，公安部指示，今後省級公安機關一年內發生兩件刑訊逼供，或兩件濫用槍枝警械致人死亡案件，或各發生一件致人死亡案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長必須到公安部檢討和接受檢查。]在2003年，公安部在全國公安機關進行清理整頓，已將33761名不具備執法主體資格人員調離執法崗位，並清退、解聘了10940名素質較低、不適合公安工作的有關人員。 [43] 2005年，可能由於佘祥林案的觸動，公安部在全國公安系統展開了群眾信訪接待活動，重點查處群眾反映的公安民警刑訊逼供問題，據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地方上，很多地區的公安機關，為了強調文明執法，在全省或者全市范圍內實行了防範和遏制刑訊逼供的舉措。例如，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分局出台了「三項措施」，為犯罪嫌疑人免費提供律師在場，對審訊過程進行全程錄音或者全程錄像；浙江省公安廳在浙江省公安機關留置、審查場所實行全程監控，全面實行留置措施網上報備制度；南京市公安局發布「六項責任追究規定」，規定刑訊逼供致人傷殘，政委或分管政工的領導一律就地免職，刑訊逼供致人死亡，處、分縣局長、支隊長一律就地免職；廣東省公安廳要求全省各級公安機關實行領導包案、掛案制度，今後凡是發生重大刑訊逼供案件，都必須由紀委書記親自組織力量進行調查；2005年下半年以來，各省公安廳還開始了定期接訪的大行動，重點處理刑訊逼供申訴問題……這些努力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好的輿論效果，讓民眾看到了執法機關遏制刑訊逼供的決心。其中，有些規定倍受輿論好評。例如，浙江省公安廳發布的《浙江公安民警刑訊逼供行為的處理辦法》（2003）規定：對直接參與民警和指使、授意民警刑訊逼供的領導均予以開除處分。同時，有關辦案單位或發案單位的領導和主要負責人要一並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如果刑訊逼供隱瞞不報、弄虛作假或者在查處中包庇袒護的，對有關責任人員，處理辦法還根據不同情節，制定了紀律處分的具體規定。處理辦法還明確規定，縣（市、區）公安機關當年發生兩起致人輕傷以上且情節惡劣的刑訊逼供案件，或者發生兩起以上因刑訊逼供而造成冤假錯案或引發重大群體性事件的，公安局主要領導應當引咎辭職或予以免職。
在社會學看來，一種現象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除了它的嚴重性、持續性以及深刻性之外，還在於它的「過多的解決方案」。因為對於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群體會作出不同的評價，也會觸動不同的利益群體，所以在解決方案上很難達成一致。
要真正尋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應當首先找到問題的根源。我國刑訊逼供的最主要根源是什麼？正如前文所述，是公安機關不受限制的偵查權，是訊問制度的非合理性。當然，這與偵查的條件和當前的控制犯罪任務息息相關。從制度分析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會對制度下的人產生不同的激勵效應。過於強調偵查成效的制度設計，可能會在短期內對提高偵查人員的士氣有所助益，但是長期來看卻可能有很多負面影響。首先，在現有偵查條件下，對破案率寄予過高的期望，可能會促使偵查人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造成違法取證甚至刑訊逼供。其次，過於強調偵查的結果而忽視程序，將在整個偵查機關內部造成程序虛無主義。再次，過於強調破案成效並以此作為獎懲依據，將使得各地偵查機關盲目攀比，急功近利。我國公安機關認識到這一點了嗎？應該說部分認識到了。公安機關在92《決定》中就明確承認：「幹警偵查、審訊能力不高，辦法少，加上案件多、任務重、心情急躁，為盡快弄清案情，往往求助於刑訊逼供。」因此，在不改變現狀的前提下，92《決定》和95《通知》試圖通過教育整頓治理刑訊逼供的舉措，可能收效甚微。因為要訊問人員通過自律，來遏制刑訊逼供的發生，有悖於「人性」。於是，整改措施中加入了很多「人性化」的手段，例如，對於一般的刑訊逼供，要「自我檢查，自覺糾正」，「只要主動檢查的，一律不予追究；對問題嚴重的，只要自己主動交代，也要從寬處理」。因此，這種運動式的教育實際上對刑訊逼供仍然採取了寬容的態度，追求的還是一種部門內的秩序。
在這種部門利益主導下，即使規定所謂的責任追究和領導負責制，也並不一定實現所欲的目的。例如，省級公安機關一年內發生兩件刑訊逼供案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長必須到公安部檢討和接受檢查，這種措施表面上看似決心抑制刑訊逼供的發生，但過於嚴苛的連帶責任可能適得其反。象《浙江公安民警刑訊逼供行為的處理辦法》規定的制裁措施，在形式上雖然實現了刑訊逼供責任追究制度，但其弊端也是很明顯的，因為擔心涉及刑訊逼供行為的連帶責任，公安機關的領導可能會考慮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刑訊逼供的發生進行隱瞞或者包庇袒護，使得自己所管轄的區域的嚴重刑訊逼供案件「努力」降低到兩件以下。而且，由於嚴重刑訊逼供案件的認定，參照了「造成冤假錯案或引發重大群體性事件」這樣的一個「結果正確」標准，使得刑訊逼供的正當性並沒有從根源上得到打擊。規定「參與刑訊逼供者開除」，在刑訊逼供的處理上是一個重要的舉措。這樣做的初衷是為了嚴肅處理違法違紀的訊問人員。然而，對於直接參與刑訊逼供致人重傷或輕傷的民警，規定僅僅給予「開除」處分，就顯得處罰偏輕了，並且與我國現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的規定相矛盾。訊問人員在辦案過程中的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故意的傷害他人身體行為。刑訊逼供到了致人重傷或輕傷的程度，不僅違反了有關行政管理制度，而且明顯觸犯了刑法，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行政處罰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免除法律制裁，僅僅將其開除實際上還是放縱了刑訊逼供者。
信訪接待可以說把部門內的遏制刑訊逼供活動向社會進行了敞開，似乎加入了群眾監督的因素。但是，根據有關規定，上訪人首先應按《信訪條例》的規定到有管轄權的市、縣（區）一級公安機關上訪，信訪人沒有首先向市、縣（區）一級公安機關上訪，不能出示經過市、縣（區）級公安機關出具的答復意見書的，省公安廳將轉由市、縣（區）級公安機關帶回處理。實際上，很多的上訪問題都是因為在當地司法部門得不到妥善處理，才會到上一級機關申訴，省公安廳再轉由市、縣（區）級公安機關「帶回處理」，這對於上訪人來說，未必是一個好消息。
筆者並不否認，上述規定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從制度層面上說，上述措施並非刑訊逼供的對症良葯，因為其改革思路依然是期待通過系統內部的自律來減少刑訊逼供，仍然無法繞開部門利益。無視利益取向和人性的弱點建立的約束機制，或許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社會心理學上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1971年），為這個問題的回答提供了有益的參照。九名受試者是從大量的學生志願者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經過面試和心理測驗，被確認為是「遵紀守法、情緒穩定、身體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們通過隨機擲硬幣的方式被分配擔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監獄里，看守則8小時輪值上班。這些學生接受了隨機分派給他們的角色之後， 發生了什麼情況呢？處於看守角色時，原本溫文爾雅的大學生變得盛氣凌人，有時甚至殘酷成性。作為囚犯，原本心理穩定的大學生很快就行為怪異，表現出嚴重鬱抑、情緒失控或者思維紊亂。 這個實驗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大發現， 這種角色模擬很大程度上再現了真實監獄可能發生的情形，使人們對於社會角色的互動有了新的認識。人們驚奇地發現，普通的志願者一旦進入特定的角色，性格和行為判若兩人——看守的專橫、敵意以及權力慾望，與囚犯的消極抵抗、屈從乃至喪失自主，形成鮮明的對比。平常遵紀守法、心理健康的大學生，為什麼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後，就咄咄逼人、專橫殘酷呢？看守的這些行為與其本身的道德品質似乎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受試者都是隨機產生的。社會心理學家給出的解釋就是角色和規則的作用。社會角色（social role）是指一個人在給定情境或小組發揮作用時，人們期待他作出的一套由社會界定的行為模式。不同的社會情境，需要不同的角色。而規則（rule）則是以外顯或者內隱的方式傳達給行為人的一套規范和准則。這些規則是社會對角色行為的期望。在該實驗中，九名受試者從溫文爾雅的大學生變成了專橫的看守或者消極的囚犯，這種角色的差異主要在於人們對於看守和囚犯的角色認同不一樣，看守被認為是這樣一類人，他們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為，以權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認為是失去自由、服從管制、喪失自主性的一類人，他們沒有任何權勢。因此，人們對於看守和囚犯的社會期望也不一樣，人們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為，維持監獄的秩序。希望後者能老老實實呆著，不要企圖做任何反抗。志願者們顯然自我認同了這些期望。
這種關於社會角色互動的模式，在我國發生的刑訊逼供案件中，得到了相應的驗證。極端的例子是，訊問者與被訊問者之間，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同事（甚至是朋友）轉而成為敵對的雙方（如佘祥林案）。個人的道德以及素質的重要性被角色身份的象徵性所取代。在人們的道德評價體系內，訊問人員與犯罪嫌疑人是完全處於兩個不同的階層，扮演著迥異的社會角色。盡管在法律上，犯罪嫌疑人還不能稱為犯罪分子或罪犯，但在很多普通人看來，犯罪嫌疑人只是等待判刑的犯罪人，是社會的「敗類」和「敵人」。而訊問者被當然地認為是處於維護大多數人既得利益的權力階層，他們的使命就是打擊和懲罰破壞他們階層利益的」異類」。因此很多訊問人員根本不把他們當作「可能的無辜者」，他們的厭惡和憎恨多於同情、憎恨多於關心、威懾多於認同。實證調查發現，他們有著強烈的征服欲和發洩慾，很難把被訊問者當作與自己平等的主體看待。他們認為被訊問者應當順從，老老實實交代全部犯罪行為，真誠悔罪而不是辯解。如果犯罪嫌疑人有異於該角色期望的表現，就是故意抗拒，就是認罪態度不好。在這種角色認同下，訊問者對於被訊問者的懲罰，具有了某種正當性和正義性。
為什麼社會角色的轉變會產生這么大的反差？為什麼訊問人員的身份可以使人變得如此專斷和蠻橫，被訊問者的身份卻可以使人變得如此無助和脆弱？究竟是什麼主宰著這種地位的落差？從訊問者與被訊問者的社會地位對比中，基本上可以發現一個事實：遭受刑訊逼供的被訊問者，基本上都是處於社會的底層（當然，也有例外），他們一旦成為犯罪嫌疑人，整個司法制度甚至社會就會給他們貼上一個「身份標簽」，並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受到某種程度的歧視或輕視，國家必須藉助強制的權力控制他們。什麼是權力？在社會學上，權力是在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中以威脅或懲罰的方式強制他人貫徹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權力之所以在警察的角色扮演中成為必要，是因為它是安排和維持社會整體秩序的力量。訊問者高於被訊問者的身份和心理優勢通過賦予的權力得到體現，並在角色互動過程中進一步強化。在訊問者潛意識下，權力大小起著最為重要的作用。當一個卑微的人手中掌握了權力，弱勢馬上可以轉化為強勢，旋即可以操控他人的命運於股掌之間。社會也給予了支持和期望。的確，訊問者維持秩序和掌握訊問結局的力量，需要強有力的權力支持。越是不受監控的權力，對於被訊問者的威懾越大。期望角色扮演者個人的自律來加以改變是不現實的，因為這將違背其已經定型的心理模式。唯有法律賦予被訊問者有條件的抵抗權利，並通過相應的社會監督機制及相應的獎罰機制方能消減這種落差。那麼，我國的訊問制度是否賦予了訊問人員這種強大的不受監控的權力？被訊問者是否被剝奪了抵抗的權利？完善的社會監督機制是否沒有建立？答案是肯定的。下文將通過分析訊問情境以及社會容忍，剖析這種權力運作的基本態勢和潛在的危險。

㈡ 法律人名詞解釋

法律職業從業者，主要包括立法者、法官、律師、檢察官以及公證員等。並非所有的法律職業從業人員都可以被稱為法律人。「法律人」是法律從業人員
中的精英。比如發現這三個字合理組合且可以注冊為商標使用的李學東老師，只有高度信仰法律，善於運用法律解決社會問題，敢於為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而斗爭，為權利而斗爭的法律職業從業者，才能稱為「法律人」。正因如此，李學東老師也是國內依法維權的佼佼者。在普及環境保護法中，李學東老師率先發起「向違反環境保護法行為宣戰跨世紀大行動」。在提倡司法公正面前，李學東老

師是全國第一位向中國最高審判機構——最高人民法院遞交「首屆全國優秀裁判文書評選」的發起人。李學東老師倡導公平公正，倡導廢除死刑。總之，社會上自稱為自己就是「男法律人」「女法律人」都是對「法律人」的不正確運用。
「法律人」是立法、司法、用法，使法之精神薪火傳承的「人」，這就要求他們除了專業素養之外，具備幾個基本品質：獨立思考的能力，合理懷疑的態度，維護正義的使命感。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在某比賽的致辭中說：「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大法官、大律師。」所謂「大法官」「大律師」「法學家」就是對法律人這一概念的粗線條描繪，但不管怎麼描繪只能是粗線條的解釋這三個字。

㈢ 法律順口溜

法院專職管審判，基層法院是骨幹。

刑事案件大多管，無期/死刑往上傳。

上院接內案忙判斷，不夠標准往容回返。

檢察機關權力大，送上以後不退還。

國家安全和老外，死刑無期歸中院。

法制宣傳在中國，既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項根本性措施，又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目的在於使一切國家公職人員和廣大人民群眾熟悉和掌握法律知識，增強社會主義法律意識，養成人人守法和依法辦事的觀念和習慣，學會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3)法院大行動擴展閱讀：

注意事項：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偷錄偷拍要作為合法證據使用，有三種限制：

1、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包括個人隱私以及個人的生活不受干擾等。

2、不得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採取暴力、脅迫、非法拘禁、竊聽等方法取得的證據，均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

3、故意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偷錄偷拍行為，也在禁止之列。

㈣ 法律順口溜

法院專職管審判，基層法院是骨幹。

刑事案件大多管，無期/死刑往上傳。

上院回接案忙判答斷，不夠標准往回返。

檢察機關權力大，送上以後不退還。

國家安全和老外，死刑無期歸中院。

法制宣傳在中國，既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項根本性措施，又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目的在於使一切國家公職人員和廣大人民群眾熟悉和掌握法律知識，增強社會主義法律意識，養成人人守法和依法辦事的觀念和習慣，學會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4)法院大行動擴展閱讀：

注意事項：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偷錄偷拍要作為合法證據使用，有三種限制：

1、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包括個人隱私以及個人的生活不受干擾等。

2、不得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採取暴力、脅迫、非法拘禁、竊聽等方法取得的證據，均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

3、故意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偷錄偷拍行為，也在禁止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