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黃松

A. 司法解釋與司法程序

新華網北京９月１８日電（記者田雨）自１２月１日起，公民在參與民事訴訟時，雙方當事人可以按照一致約定選擇相對普通民事訴訟程序更為經濟、方便、快捷的簡易程序。這樣做的直接效果，是使訴訟時限從過去的６個月，縮短到３個月。

這是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釋作出的規定。這個司法解釋自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表示，司法解釋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可以大大加快當事人實現自己民事權利的期限，減輕當事人的訟累，加快訴訟財產的流轉速度。黃松有介紹說，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期限為６個月，這對於諸如因交通事故和工傷事故急切需要搶救治療費用的當事人來說，顯得過於漫長。如果當事人在自願的基礎上選擇簡易程序，就可以在３個月內解決糾紛。

「程序選擇權的行使必須堅持自願原則。」黃松有強調。司法解釋對選擇簡易程序的條件、范圍等規定了３條必要的限制：必須是雙方當事人一致同意；為防止當事人雙方在民事訴訟中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當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必須經人民法院同意；如果未經當事人一致同意，人民法院不得以職權將普通程序轉化為簡易程序。

據黃松有介紹，目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占基層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總數的７１％，個別沿海發達地區已經達到９０％。而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關於民事簡易程序的規定遠遠不能適應當前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簡單民事案件的需要。黃松有說，出台這個司法解釋的目的，是為了更加方便人民群眾打官司，統一和規范各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具體做法，切實保護當事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

簡單民事案件開庭不用發傳票 可捎口信傳喚當事人

新華網北京９月１８日電（記者田雨）人民法院在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時，將不再像過去那樣每個案件都發傳票。原告起訴後，法院可採取捎口信、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簡便方式隨時傳喚當事人和證人。

這是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釋作出的規定。

「採取形式多樣的傳喚方式更符合簡易民事案件自身的特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說，我國東部沿海和西部老少邊窮地區存在很大差異，沿海地方可以採取傳真或電子郵件等現代化通訊手段傳喚，而西部和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則可以通過逢集遇會時捎話帶口信等方式傳喚。司法解釋這樣規定能夠適應當前廣大農村老百姓解決糾紛的特點，便於用簡便方式及時化解矛盾。另外，隨時傳喚可以避免傳票傳喚所產生的距離感，使老百姓的訴權與人民法院審判權的互動更加協調，共同促進民事訴訟的進程。

不過，黃松有強調，任何形式的方便和快捷絕不能以犧牲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來換取，在司法實踐中更應當防止簡便傳喚的濫用。簡便傳喚由於未採取傳票方式，所以如果沒有被傳喚人的承認或相關證明，不能讓當事人承擔傳票方式傳喚的法律後果。

為了統一和規范簡便傳喚的後果，司法解釋對簡便傳喚的後果作了明確的規定：以捎口信、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發送的開庭通知，未經當事人確認或者沒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當事人已經收到的，不得作為原告撤訴和人民法院缺席判決的根據。

「這就能夠防止法官對審判權的濫用。」黃松有說。

法院審理簡單民事案件將一次開庭當庭宣判

新華網北京９月１８日電（記者田雨）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釋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一般應當一次開庭審結，並當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表示，司法解釋把一次開庭和當庭宣判確立為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一般原則，對於減輕當事人的訟累，加快涉訟財產的流轉速度，防止「人情」等不當干擾，及時公正裁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從兩個方面闡述了司法解釋這一規定的積極意義：首先，「一次開庭」可以大大降低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出庭參加訴訟是當事人進入訴訟程序後最重要的一項訴訟活動，如果以一次開庭為原則，可以使當事人提高庭審過程中舉證、質證的主動性，同時也可以加強審判人員的責任意識，提高庭審質量。其次，「當庭宣判」將對法官自身的素質和法官的職業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訴訟外因素對審判活動的干擾，增加法庭審理的透明度。

「以一次開庭和當庭宣判為原則，絲毫不能以犧牲公正換取效率。」黃松有說，司法實踐中應當避免單純以當庭宣判率作為衡量審判工作的唯一標准，而是應當以案件裁判的質量為最重要的判斷標准。

最高法司法解釋規定：寫訴狀確有困難可口頭起訴

新華網北京９月１８日電（記者田雨）在民事訴訟中，如果原告本人不能書寫起訴狀，委託他人代寫訴狀又確有困難的，可以將自己的訴訟請求、事實與理由、相關證據等以口頭表述的方式起訴。

這是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釋作出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表示，訴訟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不能因當事人文化水平和經濟條件等原因而被剝奪和限制。當前，我國廣大農村及邊遠山區的農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有的因文化水平所限不能書寫起訴狀，有的孤寡老人以及肢體殘疾人受自身條件限制，也不能書寫訴狀，他們一般也沒有經濟能力委託他人代寫訴狀或代理訴訟。因此，司法解釋規定可以口頭訴訟是必要的，是符合我國經濟與文化發展實際情況的，也是關注弱勢群體權益的必然要求。

司法解釋規定，原告口頭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將當事人的基本情況、聯系方式、訴訟請求、事實與理由予以准確記錄，將相關證據予以登記。人民法院應當將記錄和登記的內容向原告當面宣讀，原告認為無誤後應當簽名或捺印。

司法解釋 婚姻家庭糾紛等六類民事案件應先調解

新華網北京９月１８日電（記者 田雨）最高人民法院１８日公布的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司法解釋規定，法院在開庭審理婚姻家庭糾紛等６類民事案件時，應當先行調解。

這個將於１２月１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釋規定，人民法院在開庭審理下列６類民事案件時應當先行調解：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勞務合同糾紛；交通事故和工傷事故引起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的損害賠償糾紛；宅基地和相鄰關系糾紛；合夥協議糾紛；訴訟標的額較小的糾紛。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表示，司法解釋把這６類民事案件確定為調解前置案件，是根據這６類案件自身的性質決定的。司法解釋將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列入調解前置程序，主要是這類案件內含著豐富的倫理道德內容，如果單純用法律規范去調整，用很機械的、過於程式化的方式去解決，不利於糾紛的徹底妥善處理，難以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將勞務糾紛、宅基地和相鄰關系糾紛以及合夥協議糾紛列入調解前置程序，是考慮到這些糾紛關繫到當事人最基本的生活秩序和生活環境，如果以調解方式化解矛盾，便於當事人在未來的合作與生活中和睦相處，符合「和為貴」的民族傳統。

黃松有說，司法解釋還把交通事故和工傷事故引起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的損害賠償糾紛列入調解前置程序，主要是為了使受害一方的當事人能盡快獲得賠償。他說，在司法實踐中，如果通過正常的訴訟程序解決因交通事故或工傷事故引起的損害賠償糾紛，常常涉及鑒定等問題，甚至要經過一審、二審才能了結訴訟，費時費力。如果一開始就能夠通過調解解決糾紛，既可以縮短獲得賠償的期限，又能降低訴訟成本，也有利於當事人對調解協議的自覺履行。至於將訴訟標的額較小的糾紛列入調解前置程序，是因為通過調解方式解決這類糾紛的可能性比較大，也符合國家司法資源合理配置的原則。

司法解釋規定，調解達成協議並經審判人員審核後，雙方當事人同意該調解協議經雙方簽名或捺印生效的，該調解協議自雙方簽名或捺印之日起就發生法律效力。黃松有提醒當事人，調解協議生效後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調解書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B. 黃松有的犯罪案情

檢察院的指控中稱，2005年至2008年間，黃松有利用其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職務便利和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在有關案件的審判、執行等方面為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律師陳卓倫等五人謀取利益，先後收受上述人員錢款共計摺合人民幣390餘萬元。此外，黃松有還於1997年利用擔任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的職務便利，夥同他人騙取本單位公款人民幣308萬元，其個人分得120萬元。應以受賄罪、貪污罪追究黃松有的刑事責任。
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黃松有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利用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黃松有利用職務便利，夥同他人共同騙取本單位公款的行為構成貪污罪。黃松有受賄數額巨大，雖具有在被調查期間主動坦白有關部門不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且案發後大部分贓款已追繳等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但其身為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知法犯法，進行權錢交易，收受巨額賄賂，社會影響惡劣，應依法從嚴懲處。黃松有與他人共同貪污數額巨大，情節嚴重，且系主犯，亦應依法懲處。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1997年在擔任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期間，黃松有夥同他人騙取本單位公款308萬元，其個人分得120萬元。據了解，此事涉及湛江中美化工公司破產一案，在黃松有的操縱下，粵法拍賣公司和法建拍賣公司共同對中美化工財產進行拍賣，約定傭金1540萬元。拍賣之後，湛江中院分得一半的傭金。以黃松有為首的湛江中院黨組決定，這700多萬一部分歸中院所有，308萬元交給法建拍賣公司的分支機構——粵西代辦處。但這308萬元實際上被黃松有、粵西代辦處負責人等3人瓜分，黃松有分得120萬元。

C. 黃松有的個人生活

75歲高齡的周希憲，曾擔任黃松有高中時期的語文老師，自黃松有進入當時的澄海縣東方紅中學起，教他至高中畢業。 多年後，黃松有平步青雲，並未忘記老師。逢年過節回老家，黃雖來去匆匆，但仍不忘問候老師。
當年黃榮升最高法副院長時，他為學生倍感欣慰，但他以後出事，「這是我想像不到的」，周希憲嘆息不已。 周希憲老人稱，黃松有生於三代貧農之家，在家中幾個孩子里，排行最小。黃松有在學校里勤奮好學，謙虛謹慎，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他是班裡的學習委員，語文和政治尤為突出。周希憲說，黃松有做的作文文筆流暢，常旁徵博引。在語文課上，黃松有每每回答老師的提問，既積極又准確。 周希憲回憶，在性格上，黃松有不太愛說話，每天早早到校，放學就回家。
課外之餘，黃松有的專長也開始顯露。周希憲說，黃松有經常練習毛筆字。當時學校里的校刊都是用毛筆字寫就，貼在牆上。黃松有加入校刊後，很多貼在牆上的校刊都出自他手。黃松有既會唱歌，也會唱戲。 1974年，黃松有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據說，他在自家門外貼了一副對聯，「日出鋤頭畚箕筐，夜來簫弦琵琶箏」，用以自勵。在農村勞作之餘，黃松有並未放鬆學習。1978年，高考恢復，黃松有被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錄取，其命運由此轉折。 大學同級同學彭澎證實了黃松有的貧困和刻苦。彭對他的第一印象是，黃松有當年入大學時，明顯能看出「來自不太富裕的地方」。黃給其的第二印象是，黃松有幾乎每天中午總是要用廢報紙練習毛筆字。第三個印象是，黃松有後來成了全校知名的歌星。
廣東律師叢偉華同是黃松有的大學同窗。他評價黃「雖然文藝方面很活躍，但他為人並不張揚，比較收斂」。即便是畢業後，黃松有升遷很快，但他看起來並不特別。 黃松有在廣東任職時，叢偉華曾去過其家裡，「那也是一般廣州市家庭的擺設，甚至還要差一些」。黃松有到最高法後，老同學去北京，「黃只要有時間，都盡可能出來和同學聚聚，對同學很熱情」。 多名黃松有當年的同窗表示感嘆，「不願多談，同學之間都很關注他的案子」。 一名在法院系統工作的相關人士稱，黃松有是一名學者型的法官。黃松有著述頗豐，尤其是在民事司法領域。
黃松有對其在學術領域的研究也頗為自信。他在自己的博士論文結語中談到民事審判權的研究現狀和研究難度時，自稱其「作為最高司法機關民事審判工作的一隻小『領頭羊』，對此似乎責無旁貸」。 很具諷刺意味的是，黃松有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專門列出兩個小章節，分別講述「保持清正廉潔」和「加強自身修養」。黃松有在論文中寫道，「法官穿上了法袍，就不再是一個普通的人……應盡可能與其他社會成員保持一定和適度的距離」 。 1982年，黃松有從西南政法學院畢業，進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1997年，黃松有調任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在湛江期間，他組織審理震驚中外的「9898」湛江走私案，因出色完成審判任務，獲得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授予的個人二等功表彰。
1999年，憑借在廣東的成就，黃松有離開妻兒來到北京，走進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門。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多年的司法實踐經驗，使他在北京的表現同樣出色，並據此於2002年12月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分管民事審判和執行工作。 「轉戰」北京的黃松有，曾因在全國力推執行威懾機制而受到媒體的追捧。此外，他健談、開朗的性格以及對法律業務的深入思考，也給很多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時，他在工作之餘筆耕不輟，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和多部專著。他還是清華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官學院等高校的兼職教授，在被「雙規」之前，黃松有堪稱一位出色的「學者型」官員。

D. 陽光司法有哪些積極意義

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司法日益成為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一些熱點案件往往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推進司法公開，不僅可以使公眾感受看得見的正義，而且能夠更加有效地對司法領域進行廣泛監督，從而保障司法公正，實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目標。伴隨著省高院推行裁判文書上網，老百姓足不出戶就能查閱法律文書，無論天南地北都可「旁聽」案件審理；推行公民自由聽審，則意味著老百姓不用事先預約，就能走進任何一個法庭，旁聽每一個公開審理的案件。

公開裁判文書、推行公民自由聽審，可以使公眾參與審判過程，了解法院的判決依據和審理過程，由此不僅可以敦促法官更加嚴謹細致地工作，而且可以使公眾近距離感受司法正義的產生過程，提升司法公信力。將司法權置於陽光下運行,讓司法走近民眾,讓民眾知曉司法、參與司法、監督司法,祛除司法神秘主義的過程本身，何嘗不是一堂生動的普法課。

從「網評法院」、「公眾開放日」到庭審網路直播，看得出來，省高院一直致力於拉近與公眾之間的距離。實際上，司法公開不只是一種工作姿態，其本質是努力實現司法審判的「公眾化」，從而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把規則置於陽光下，讓所有裁判都經得起公眾的檢驗與評判。伴隨著司法公開范圍的推廣和理念的深化，公平正義的陽光將普照我們身邊的每一個角落，這不僅是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司法領域改革的大勢所趨。

E.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 沈德詠，男，1954年2月出生，漢族，江西九江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專
○ 張軍，男，1956年10月出生，漢屬族，山東博興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
○ 萬鄂湘，男，1956年5月出生，漢族，湖北公安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 黃松有，男，1957年12月出生，漢族，廣東汕頭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 江必新，男，漢族，1956年9月生，湖北省枝江縣人，北京大學法學院行政法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2002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2004年任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委會委員、審判員。
○ 蘇澤林，男，1951年7月出生，漢族，四川資陽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 奚曉明，男，1954年6月出生，漢族，江蘇常州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 熊選國，男，1964年12月出生，漢族，湖南常德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

F. 實現司法公正的意義是什麼

公正司法，是現代社會政治民主、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現代國家經濟內發展和容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
呼喚司法公正，評價司法公正與否，是任何文明社會公民的正當權利，堅持公正司法是對法權的一種制約，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要求。
然而近年來，為司法的程序外監督不斷升級。程序外的監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司法不公現象。但是，由於程序外的監督大多是從普通的生活邏輯出發，主要關注的是實體結果的合乎正當，而司法的過程卻是嚴謹的和理性的，更注重的是審判過程的合乎正當性，這就使得司法人員與其他社會主體在法律思維方式上產生了差別，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監督司法與司法獨立的沖突和對立，損害了司法權威。
因此，追求和維護司法公正，在任何國家，不可能也不應當僅僅是司法機關、法院和法官們自己的事情，維護司法公正應當成為全社會公民共同的任務。它不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不僅需要培養並不斷提高全社會的法治意識，更需要維護司法公正的現代司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