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美國書
《法官能為法治做什麼》一書，全方位展示了美國法官精英對一些司法熱點問題的見解，雖出自域外司法視角，正如譯者何帆所言，「司法領域畢竟有許多共通規律」，書中許多觀點於中國司法問題亦多有呼應，讀之啟發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啟示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絕對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為其職業生活必定驚心動魄、精彩絕倫。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卻被約翰·哈倫二世、鮑威爾大法官形象比喻為「九家小型律師事務所」，並特別強調「小型」和「獨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擁有獨立的辦公室、配備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獨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無法保證任期內都去過其他大法官辦公室「串門」。作為頂層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卻達60小時。
驚詫之餘，又略有所悟。「小型、獨立」兩個關鍵詞蘊含的「法官獨立」、「團隊機制」精神，與當前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嗎。
1、「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
論及關鍵詞「獨立」，大法官強調的是為確保公正，法官個人在案件審理中做到獨立思考，獨自決斷，不受他人的干擾與阻礙。當然，法官獨立並非排除審判輔助人員的支持。審判獨立，是不爭的共識，而「法院獨立還是法官獨立」，卻是獨具特色的中國式命題。西方分權制衡理論視野下，法院獨立是三權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實，其更關注的是法官是否獨立。而在中國語境中，「法院獨立」抑或「法官獨立」之爭卻延續長久。
我國立法界定和審判實踐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獨立」觀點。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憲法是在機構獨立的角度界定審判獨立。審判實踐中，法官參照公務員管理形成科層化，裁判文書層層簽署、層層負責，文書簽署法院印章對外生效，形成了飽受詬病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非正常現象，法官獨立審判是沒有實現的，辦案責任制也因此陷入尷尬。應當說，在此次司法體制改革的理論設計中，「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至此可以終結。新一輪司法改革倡導法官角色回歸本位，「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清晰劃分案件裁判權和司法行政管理權的界限，正是法官審判獨立精神的回歸和強調。可以說，強調法官獨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領。法官裁判的獨立性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線。這一要旨正如哈倫大法官論及審判獨立時所提醒的，「與律所的法律意見和企業的政策決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決不是機構作為整體的處理結果，只是合議後個人投票的結果。個人負責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內部備受尊重並被小心呵護的慣例。」
2、審判組織之構成
論及關鍵詞「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書、信使等人員在內，可以獨立完成審判職責，規模不大但功能完備的團隊。
就此關鍵詞，聯想到我國此次司法改革的審判組織形式調整。長久以來，參照行政機關管理模式，我國法院以業務庭作為基本管理單元，各業務庭再組成數量不等的合議庭或獨任法官作為基本辦案單元。行政化的科層級審判組織形式，其弊端是明顯的：裁判權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議庭、庭長、院長等主體手中，審判分離，辦案責任落實虛化；院庭長忙於管理性事務，往往脫離審判一線，造成優秀審判資源的極大浪費；「鏈條狀」的審判管理，制約了審判效率的提高。就審判組織變革而言，此次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實現「扁平化」和「團隊化」。這在結構形式上與美國大法官「小型團隊」的運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將合議庭或獨任庭作為直接的審判單元，通過減少審判管理中間環節，建立緊湊的扁平組織結構以提高效率；將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的業務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團隊，通過資源優化組合，實現團隊作戰效能的最大化。多個試點法院組建「審判團隊」的經驗佐證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審判長，1至2名見習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錄員等）組建獨任制審判團隊，以「1+2+3+4」模式（即1名審判長，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輔助人員）組建合議制審判團隊。
二、「法官員額」的考量
1、聯邦法院規模之爭
與我們受「案多人少」困擾一樣，美國法院也正經歷「案件數量危機」。為應對危機，美國的做法是審判輔助人員不斷增長以減輕法官負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數、壯大法官隊伍，「1950年至2011年間，聯邦下級法院法官數量增至原來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應該增加法官員額，美國法官的意見是分化的，存在「聯邦法院規模之爭」。以斯蒂芬·萊因哈特為代表的法官堅決支持擴大法官員額，理由是沒有足夠多的法官，很難為公眾提供高水準的審判服務，難以確保個人權利免受侵害；以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為代表的法官卻主張控製法官員額，對聯邦法官規模的擴張倍感憂慮和遺憾，認為這將對司法程序、聯邦制度與聯邦法院產生負面影響，其主張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義」。當然，在萊因哈特法官看來，反對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思維作祟。
2、我國法官員額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員額制是當下我國司法領域的熱詞。應當說，美國「擴大還是限縮法官員額」的爭議在我國已有定論。法官員額制是在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輪司法體制改革的關鍵一環。與美國主張控製法官員額的理由一致，確定法官員額隱含著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於，通過提高任職門檻以確保法官質量，以優秀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最終保障案件質量。同時，通過法官群體精英化，為提升法官職業保障創造條件，以法官的減量提質，提升社會對法官職業的認同感，進一步強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員額制改革有效銜接配套實施的法官助理制度、書記員單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學合理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體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頑疾，實現法院管理的專業化。
當然，與美國的情形一樣，對實施法官員額制改革並非沒有任何質疑和隱憂，這些是當前改革推進中絕不能忽視的「異議之言」。按照不超過39%的比例實施法官員額限制，必將導致法官數量的大幅減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現實考驗中，少數精英法官如何確保審判任務的完成？法官數量的減少會否導致案件質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員額制動的更多是年輕法官的「乳酪」，他們感受的沖擊將會最大，法官身份喪失後，如何確保隊伍的凝聚力和他們對法官職業的持續夢想？以上憂慮的存在，需要法官員額制改革保持足夠的審慎，將眾多的因素納入改革考量。科學合理地測算完成案件審理所需要的法官數量，確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於以犧牲審判任務和案件質量為代價；盡量合理解決未入額法官的過渡性安排，為落選者後續入額保留足夠的彈性空間，為其法官夢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執業的動力。隱憂或許是多慮，但盡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為改革減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審判輔助人員的價值認識
在中美司法系統運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審判輔助人員」的身影。他們是以法官為核心的審判團隊不可或缺的組成，扮演著法官「賢內助」的角色。
從價值上說，法官精英化後，包含法官助理、書記員在內的審判輔助人員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絕非無足輕重的「小卒」。正如書中所言，「不可否認的是，法官助理在審判過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當案件持續增加，法官人數與案件數不成比例時，法官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審判輔助人員。受限於法官員額的限制，審判輔助人員的增長必將是法院應對受案高壓的有效手段之一。從審判組織功能性構成看，審判輔助人員是審判組織不可或缺的人員組成。精英化的法官將集中精力於「審」與「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務性工作將由審判輔助人員完成，沒有他們的工作，審判組織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難以想像的。
價值已無需多言，而審判輔助人員的現實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審判輔助人員位於科層結構的底層，其地位不過是法官的附庸。受限於僵化的編制管理，大量審判輔助人員採取勞務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門檻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務壓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審判輔助人員隊伍流動性較大。在此想表達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見到了該修正的時候，審判輔助人員絕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價值遠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切，改革的視野應加重對審判輔助人員的關注份量。探索創新審判輔助人員管理模式，積極拓寬其職業發展空間，科學劃分其職責范圍，注重強化職業保障，確保隊伍整體活力以發揮審判團隊的整體效能等等，以上命題都是改革路徑中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改革者需要以足夠的重視讓審判輔助人員改革跟上法官員額制改革的步伐。
② 美國首席大法官的相關書籍
《美國首抄席大法官》
作者:劉文濤主編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定價: 32.00
裝幀: 平裝
ISBN: 9787513301145
內容簡介
本書詳細記述了美國最高法院歷任十六位首席大法官的成長歷程、工作經歷和他們所審理過的深遠影響美國社會發展的經典案例。在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下，美國總統和國會雖然能在政治舞台亡呼風喚雨、風光無限，但是掌握司法權、維護憲法尊嚴和社會穩定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才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才是真正左右美國國家命運和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第一人。 前言
約翰·傑伊
約翰·拉特利奇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約翰·馬歇爾
羅傑·布魯克·坦尼
西蒙·波特蘭·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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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哈蘭·菲斯克·斯通
弗雷德·穆爾·文森
厄爾·沃倫 是他們見證了美國成長為超級大國的整個過程，樹立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希望，維護了美國民主制度下的人人平等的信念，確立了真理與正義是衡量事實的唯一標准，使憲法和法律成為保護美國人民利益最有利的武器。 ——比爾·柯林頓(美國第42任總統)
